徐艳玲 |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世界向度

作者简介

徐艳玲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5期，引用 / 转发等请据原文并注明出处。参考注释请参见原文。

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交锋是全球化进程中的必然现象，保持开放的文化交流姿态是适应全球化历史潮流的必然选择。确保在全球化过程中民族文化不致凋零，在资本挟持的全球化进程中文化主权不受侵犯、意识形态主导地位不被威胁，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战略考量。习近平基于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深刻认知与主动揭示、对中国共产党文化使命的始终坚守与自觉践行，制定了一系列适应客观全球化、警惕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文化发展战略，形成了以捍卫自身文化、尊重他者文化、反对霸权文化、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的整体图式，实现了民族立场与世界眼光的兼顾、文化开放与文化安全的平衡，从而打开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世界向度。

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具言之，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全面解密了文化民族性的历史生成与世界呈现，特别是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理论与资本运行逻辑的深刻认知，揭示了全球化时代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与资本主义文化发展的特殊需求，阐明了文化民族性与世界性的逻辑证成。质言之，马克思主义为理解世界文化现象、探究世界文化规律、解答世界文化课题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这也成为习近平文化思想世界向度的重要理据来源。

(一)文化民族性的历史生成与世界呈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一方面，文化的物质性基础及其承继性取向孕育了民族性特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作为文化表现形式的“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等是在“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特定时代具体民族现实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且这种经济发展阶段或现实生活过程是“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的。在人类社会早期，这种延续性的历史实践因主客观因素制约长期局限于相对固定的地域空间之内、相对稳定的交往范围之中。基于此，特定地域的人们以相对孤立的生存环境为前提、以共同生活的历史实践为基础，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生产生活方式。这种具有群体内部共性的独特性表现在物质产品、行为规范及表征符号等客体方面，也内蕴于群体成员的意识、观念等主观世界领域。至此，文化民族性的物质基础与主观世界同向形塑。但此时的文化民族性尚处于自发的无意识状态，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得以涵化、在时间演进中逐渐得到强化，并最终成为根深蒂固的群体潜意识——自发的民族性认同。

另一方面，文化的民族性特质造就了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景观。文化民族性的衍生方式扩展至世界，便彰显为文化的多样性。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异性和它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并且通过人所处的自然环境的变化，促使他们自己的需要、能力、劳动资料和劳动方式趋于多样化”。由此可见，不同地域内人与环境的双向改变会逐渐形成独属于特定地域特殊群体的生产生活方式，在此过程中外化的物质产品与内化的思想观念具有了鲜明的民族性特征。而不同地域内部文化民族性的形成，意味着不同地域之间文化差异性的彰显，进而造成世界舞台上文化多样性的景观。质言之，所谓“世界文化多样性”是以文化民族性为基础的差异性呈现。在资本主义史前史，不同地域的人们虽不乏相互交流，但更多限于简短、简单的物质交换，尚未进行长期深入的生产方式交锋。这使得作为客观存在的地域文化民族性的特质更为明显、世界文化多样性的种类更加丰富。同样也因缺乏外部关照与“他者”比较，使个体民族性与世界多样性难以在观念领域实现意识觉醒、在认知范畴进行思维辨析。

(二)文化世界性对民族性的唤醒与侵蚀是资本扩张带来的逻辑悖论

不同地域大规模的交流互动始于地理大发现、兴于工业革命，根本动力是资本的全球扩张。这种交流互动在促成文化世界性的同时也唤醒了文化民族性的自觉意识，而资本所固有的排他性又会在进一步扩张的过程中打压甚至消解异质性的民族文化，使世界性逐渐失去本真。质言之，资本主义历史进步性与局限性在空间维度表现为全球联系紧密与全球关系紧张，在文化发展维度则彰显为世界性对民族性的唤醒与侵蚀。

从历史进步性看，“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也挖掉了文化认知的民族界限，促进了民族性的觉醒。资本为寻求最大增殖，不惜把世界各地当做可以便捷地掠夺资源的“大自然”，又以各种手段将商品销往世界各地，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不同民族的文化逐渐突破局域性眼光，在相互交流中使“各民族的精神产品”变成“公共财产”、“地方文学”成为“世界文学”。在此过程中，文化民族性的自觉意识逐渐苏醒，因为陌生的他者会激起对熟悉的自我的认知，认识他者同时也在认清自我。按照这一逻辑，世界联系越紧密、相互交流越深入，不同民族文化之间差异就会越明显、自我认知也就越清晰。由此可见，世界性的深化与民族性的强化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也正是双方相反相成的关系揭示了文化世界性的本质，即以民族性为基础，以多样性为表征。

从历史局限性看，资产阶级在客观上使“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在主观上却又努力将这种“片面性和局限性”发挥到极致，造成了文化民族性的危机。文化作为上层建筑建基于经济基础之上、熔铸在具体的历史实践之中。近代资本主义开拓世界市场，必然伴随着生产方式的全球扩散与思想文化的全球传播，这是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然而，资本内蕴的极致利己排他性不可能只满足于简单的物质交换与文化交流，而是将自身先发优势打造成绝对优势与持久优势，将自身生产方式伪装成代表人类唯一进步方向的现代文明形态，在对外扩张中“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为此，资产阶级以市场化、民主化与自由化等名义上对世界大势与人类潮流的顺应，施行经济剥削、政治霸权与媒体垄断，进行所谓的“文明教化”。由此，拒斥“西方文明”或“资本主义文明”就意味着拒斥现代发展与文明进步，其他各地域的发展变成了向西方的单线演进。从文化维度看，资本主义文明具有强烈的种族中心主义，坚持以文明优越自居，不允许其他文化以平等地位进行交流，将独特的文化样态包装成先进的文明形态，以推进文明进步的名义进行单向文化输出，通过话语内容与传播过程的垄断进行文化同化，使其他民族文化处于“屈服”“从属”地位，甚至消失殆尽，造成了严重的民族文化危机。由此观之，民族文化进入到资本创造的“世界历史”时代，不可避免地遇到资本主义文化的侵蚀与同化，强大的资本力量以世界性面孔与文明性姿态不断遮蔽文化的民族性特征。

二、习近平文化思想世界向度的意涵

从世界视域看，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理论产物与行动指南，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与问题导向，其世界向度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复兴的征程中、在百年变局的环境下处理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文化映射，主要表现为文化开放的历史趋势与文化安全的战略考量之间的动态平衡。习近平在制定世界层面的文化战略时，致力与世界的全面接洽、注重对资本的妥善驾驭，在适应现实世界的同时建构着理想世界。

(一)基于文化发展规律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

以人的实践活动为基础的历史与文化相辅相成，历时性积淀的民族文化在全球化时代得到共时性呈现，意味着文化多样性从客观存在走向思想自觉，这必然在观念上涉及自我与他者的认知，在行动上关涉相互之间关系的处理。习近平始终坚持自我与他者的兼顾，以自身文化的捍卫与他者文化的尊重，维护着世界多样性的文化生态。

1.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自身文化发展诉求

如前所述，文化民族性与世界文化多样性是双向互塑的。一方面，文化民族性造就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另一方面，世界文化多样性促发了民族文化的自觉意识与世界眼光。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成为全球化时代任何一种民族文化延续生命的首要诉求，这需要明晰不同于“他者”的“自我”身份标识，进而捍卫“多样”中的“一样”。习近平不断以独特文化样态的打造、坚定文化心态的培养以及明确文化形态的引领，确保中华文化在世界民族之林“立得住”“站得稳”“行得远”。

首先，深入挖掘独特的文化内容。习近平基于在世界舞台立身正名的战略考量，在大历史观与大文化观的统一中论述文化独特性，始终聚焦“谁的独特性”“什么样的独特性”这一根本问题。从独特性的主体看，习近平将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与中华文明概念交叉使用，突出三者共同且独特的“中华”标识。这是因为三者具有密切关联——民族在创造文化的同时，文化也在滋养着民族，两者在相互哺育中形塑着文明，而民族实践化育的文化特质与文明精髓又会熔铸成民族禀赋。所以，独特性必然在民族、文化与文明的相互促进中协同演进。从独特性的展示看，中华民族绵延千年的实践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独特的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及“独特的价值体系”，映射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中，成为“独特的精神标识”。尤其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文化独特性历史之维的强大载体、现实之维的肥沃土壤。“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为此，习近平高度重视并强力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赓续，不仅从多层面传承文化内容——以考古工作的推进与文化遗产的保护“盘活”物质文化，以民族精神、传统美德与文明精髓的弘扬“激活”精神文化，以传统治国理政智慧的挖掘“用活”制度文化;还在多维度凝练文化精髓——明确了中华文明连续、创新、统一、包容以及和平的突出特性。这是历史之根塑造的独特之魂，源自于历史独有又彰显于世界独到，是“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从这一意义上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不仅要跨越时空、更要超越国度，助力中国在变动不居的世界中安身立命、在动荡不安的世界中立己达人。

其次，努力培育坚定的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概念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原创性贡献之一，作为一种心理素养，它主要指对自身文化建设内容、文化发展道路的清醒笃定，并伴随文化发展全过程、渗透文化建设各领域。在世界舞台上，“有文化自信的民族，才能立得住、站得稳、行得远”。在全球化时代，“只有充满自信的文明”，才能“保持自己民族特色”，才会“包容、借鉴、吸收各种不同文明”，展现出强大定力与开放气度。习近平不断以历史载体、文化本体与实践母体的促动与联动推动文化自信的生发与汇聚。第一，悠久的历史是文化自信的时间根源。“坚定文化自信，离不开对中华民族历史的认知和运用”，而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则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坚实基础。第二，独特的文化是文化自信的内容根本。交相辉映的各族文化与历久弥新的中华文化是文化自信的根源，其“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增添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自信和自豪”。第三，优越的道路是文化自信的实践根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文化领域的体现，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及其彰显的理论与制度优势，为文化自信平添了多重动力。由此，文化自信在与历史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交融中相互增益，促使其在感性与理性、理论与实践等多层次聚合，有利于中国在世界舞台提文化自信心、增民族自豪感、圆文明复兴梦。

最后，适时更新自主的文化目标。中国共产党拥有深沉的文化情怀与高远的文化理想，在不同时期表现为具体的文化目标。近代以来，中外侵略与反侵略的关系状态，使文化目标呈现出鲜明的世界性意蕴与自主性诉求。革命时期，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的“民族性”特征彰显了鲜明的民族立场，即对外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殖民文化，对内反对“一切包含奴化思想的文化”。新中国建立前夕，毛泽东明确表示:经济建设的高潮必将引发文化建设的高潮，这意味着中国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改革开放以来，内外高频互动与高度互联使文化发展目标具有更为自觉的世界性，提出了“三个面向”即“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发展原则与提高文化软实力、增强国际竞争力的发展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基于民族复兴与强国建设的需求，提出了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新愿景，并于党的二十大后明确了“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使命。其中，“文化强国”的标准须放到世界格局横向比对中去制定，“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具体样态，所指的“现代”不仅是中国的时态，也是世界的尺度，应放到人类视野中去理解。由此可见，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目标具有深刻的国际背景与深远的世界意蕴，其适时更新反映了文化发展的历史性进阶，也折射出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渐进性主动。

2.善待世界他者文化的对外文化交流姿态

深度全球化的时代，“应对共同挑战、迈向美好未来，既需要经济科技力量，也需要文化文明力量”。习近平文化思想具有建设融洽文化关系、维护健康文化生态的世界追求，能够为不同文明文化间关系的处理提供重要指导。

一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明确了不同文化间交流的必然趋势。一种文化的成型必然具有某种同一性，但这种同一只有处于开放状态之下、生成过程之中才会生生不息，否则将会进入历史的“博物馆”。习近平总书记曾明确指出，“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只有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取长补短，才能保持旺盛生命活力”。反之，必将导致文化凋零或衰败。特别是进入近代后，人类无法终止全球化发展的趋势，民族国家也不能拒斥对外开放的时代潮流，更不应阻隔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从这一意义上说，中华文明的形塑及发展史就是一部文化交流史。对内而言，作为统一的中华文明是“由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是“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的产物;对外而言，“中华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体系”，具有“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无论古代佛教东传与鉴真东渡，还是近代“西学东源”与“西学东渐”，都体现着中华文明对其他文明的吸纳与向其他文明的传播。简言之，文化交流是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是世界历史潮流塑造的文化现实，也是中国历史实践孕育的民族基因。中华文化和他者文化在开放中交流是遵循规律、适应潮流、传承基因的必然选择。

另一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阐释了不同文化间相处的基本要求。由于文化交流的主体与载体——人，存在着阶级立场与利益追求的差异，交流过程必然受到政治、经济等各种复杂因素的制约。习近平在推进文化交流中，始终强调既要有“物之不齐，物之情也”的客观认知，又要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主体胸怀，更要有取长补短、兼收并蓄的现实关照。为此，一要秉持平等性原则，维护文化多样。“人类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因为平等交流而变得丰富多彩。”平等的核心是相互尊重，关键是推己及人，即不仅要珍惜、维护、认同本民族文化，还要承认、尊重、欣赏其他民族文化。“文明交流互鉴不应该以独尊某一种文明或者贬损某一种文明为前提。”二要保持包容性心态，促进文化共生。如果说平等性原则强调的是主客二分的文化交流，是自我与他者的对等;那么，包容性心态突出的则是主客一体的文化交融，要求自我视野中能容得下他者。唯有如此，不同文化间才能打破交往壁垒、消除心理阻碍、化释精神隔阂，进而得以和睦共存、和谐共生。三要坚持互鉴性功用，推动文化发展。文化交流的终极目标是文化发展，主要通过交流双方的相互激励来实现。外域文化的到来，不仅会在本能上激发本土文化的忧患意识，促进本土文化奋发图强;也能在客观上为本土文化注入新鲜血液、带来丰富给养，促进本土文化在吸纳、摄取外来文化有益成果中不断整合、优化、更新，最终实现“在交流互鉴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前进”。由此可见，“多样带来交流，交流孕育融合，融合产生进步”是习近平关于文化交流论述的衍生逻辑，这反映了宽容的文化交流胸怀、宽广的文化建设视野，以及由此塑造的宽松的文化发展环境。

(二)基于文化安全考量，牢筑中华文化主体性

理想状态下，文化发展主体会伴随全球化的深入推进，越发察觉自己与他者的根本差异，更加自觉、主动地认识自我、坚定自我甚至超越自我。现实环境中，资本迄今为止仍左右着世界格局，不仅在物质生产中努力维持其主导地位，还在精神生产中试图建立其垄断地位，有意无意地吞噬着其他文化，造成了非资本主义文化的生存危机。习近平总书记在顺应全球化、利用资本的过程中深刻剖析了资本对文化发展造成的现实危机与潜在威胁，不仅始终警觉资本腐蚀中国人民精神独立性的常规性危害，而且高度警惕资本侵害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的独有性威胁，以此主动捍卫着文化主权与安全。

1.始终警觉资本腐蚀中国人民精神独立性的常规性危害

近代世界，资本之所以具有强大吸引力，一个重要原因是能够实现即时的物欲满足。当所有人行为都被吸引其中，就形成了马克思所言的“商品拜物教”，即人的各种关系被物及其关系所统摄。资本的这种反客为主使人的内在本质“表现为完全的空虚化……全面的异化”。其中，精神作为人的内在本质以物化的形式呈现出“异化”现象。这既表现为占统治地位的少数人的精神追求被物质挟持、精神需求被资本塑造，导致物的所有权的拥有群体精神画像的“腐化”与物的所有权被剥夺的群体精神世界的“荒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引进外资、利用市场的政策，使资本随全球化大潮涌入中国，其内在的文化发展弊病也不可避免地在中国有所折射和反映。

基于此，习近平不仅在全局上注意引导资本“服从和服务于人民和国家利益”，还在文化领域以文化事业属性的坚守与文化产业方向的引领对资本进行有效规约，进而以人的主体性恢复与人民主体地位夯实推动“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一方面，坚持文化事业的公共属性。文化事业是“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保障人民文化权益的基本途径”，要始终坚持以标准化、均等化的要求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努力提高其覆盖面与适用性，不断增强文化惠民的广度与力度，为人民“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促进人民群众精神世界的丰盈。另一方面，坚守文化产业的社会效益。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许多文化产品要通过市场实现价值”，但举旗帜、育民心的文化功能定位决定了“经济效益要服从社会效益，市场价值要服从社会价值”。习近平将人民文化需求的满足与精神力量的增强作为文化产业发展质量和水平的评价标准，避免了文化产业发展“见物不见人”“有量没有质”的资本歧途。特别是“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理想的提出，不仅以精神生活的领域单列凸显了精神作为人的类本质的相对独立性，也通过共同富裕的价值引航科学解答了文化领域“资本和利益分配问题”，有利于化解文化发展群体与领域的不平衡、不充分，为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提供了更为明晰的方向引领，促使其不断以高质量的文化供给满足人民群众更高品位的精神需求。这种文化发展在主体维度对全体中国人民的范围锁定与内容维度向上向善、更优更强的方向把持，捍卫了作为整体的中国人民的精神独立，有利于实现“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满足人民精神需求”的有机统一。

2.高度警惕资本侵害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的独有性威胁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存在阶级立场与价值观的根本对立。中国社会主义的救国方案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富国、强国之路必然招致资本主义国家的持续颠覆与联合抵制。特别是苏东剧变后“一枝独秀”的中国成为其主要攻击对象，新世纪以来“风景这边独好”的中国更成为其全面遏制重点。而迅猛发展的全球化潮流与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又迫使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采取和平演变策略，企图让时间成为最有力的武器、让文化成为最隐蔽的手段，通过渐进地精神殖民与文化渗透进行“西化”“分化”，最终使中国沦为资本主义附庸。

面对更趋复杂的意识形态环境，习近平提出“必须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例如，针对西方宣扬的“新闻自由”，强调要坚持党性原则。“任何新闻舆论都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资本主义国家所宣扬的“新闻自由”不过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自由，具有明确的政治目的，一旦与之相冲突便会遭到封锁、封杀。为此，习近平把“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放在了新闻舆论工作的首位，强调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以党性原则为遵循、以正面宣传为导向。针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所谓“客观中立”，强调要坚守中国立场。现代化时间上的“后发性”与助力上的“外源性”，使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受到西方影响。西方理论固然有可取之处，相互交流也是促进发展的必要途径，但若将其奉为圭臬便会不自觉地成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吹鼓手”。为此，习近平强调要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转化为科研教学过程中“清醒的理论自觉、坚定的政治信念、科学的思维方法”，“把研究回答新时代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为主攻方向”，推动建设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针对西方宣扬的所谓“普世价值”，强调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资产阶级宣扬“普世价值”，目的是“要同我们争夺阵地、争夺人心、争夺群众”。如若不加甄别，很容易被其虚伪性所迷惑、普遍性所蒙蔽，“盲目地成为西方道德价值的应声虫”。鉴于此，新时代的中国凝练出反映中国特色、民族特性、时代特征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引领“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发展方向”，夯实“生而为中国人的独特精神支柱”。针对西方所谓网络信息发展“共享论”，强调要捍卫虚拟空间的主权、安全。技术是人类发展进步的动力与表征，但其资本属性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也加剧了发展鸿沟、带来了安全隐忧。网络信息技术本应有共享功能，但因受资本挟持产生了独享倾向，企图借此进行思想观念的强制“分享”，即以资本强势与技术优势打造话语攻势，为资本扩张及其意识形态扩散开辟新领地。由此，习近平将网络作为当前意识形态斗争的最前沿，强调以网络内容建设与核心技术突破的协同推进，“掌控网络意识形态主导权”“守护国家的主权和政权”，确保“在互联网这个战场上……顶得住、打得赢”。

质言之，文化内容的广延性与资本侵蚀的全面性决定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复杂性与艰巨性，文化作用的缓释性与资本作用的渗透性决定了意识形态领导权、管理权与话语权建设要有见微知著的敏锐性与持之以恒的坚韧性。习近平基于对资本与文化特性的全面剖析，面对资本扩张可能造成的精神世界腐化、精神家园虚化、价值观同化、意识形态极化，以及可能引发的历史虚无、文化虚无，进而诱发的民族虚无、国家虚无等风险，始终坚守中华文化主体性，将鲜明的“中国性”展现于世界舞台，从而有效防止了资本主义对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与当代中国文化主体性的蓄意破坏。

三、习近平文化思想世界向度的实践要求

思想的生命力需要用其指导实践的效用来衡量，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习近平文化思想具有鲜明的实践导向，其世界向度表现为在全球化场域内，围绕民族文化主体性与世界文化多样性关系的实践议题，推动自我关注、他者关照及人类关怀有机统一的实践过程。由此，民族性立场与世界性眼光的兼顾成为习近平文化思想世界向度的实践要求。

(一)以“两个结合”筑中国之魂

在世界文化舞台立身，需以思想上的主体性形成形神兼备的坚定“自我”，这种主体性源自于人的主观意识、体现在人的实践活动中。“两个结合”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经验总结与未来行动指南，具有鲜明的主体性。正如习近平指出的，中国特色的关键就在于“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本身就反映了文化主体性意识，推进之又进一步巩固了文化主体性。

首先，“两个结合”共同彰显了主体性意识。“两个结合”是中国人民在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过程中探索出来的思想结晶，更准确地说，“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的”主体性意识。它指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内容广度与行动维度，是本体论与方法论的统一。如果说，“第一个结合”侧重解决中国现实的迫切性问题，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问题导向与实践取向，反映的是作为工具理性的“主体性”;那么，“第二个结合”突出强调的则是“结合”双方的价值观契合与文明融合，使得“结合”不只停留在政治、经济等层面，更深入到人的深层文化心理层面，凸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文化向度与思维深度，体现的是作为价值理性的“主体性”。所以，“两个结合”的结合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两者相互促发共同强化了主体性意识。

其次，“第二个结合”具有独特的思想解放意义。习近平指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这一方面是从具体的文化意义上说的。“第二个结合”原寓于“第一个结合”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原属于“中国具体实际”之内。“第二个结合”的提出意在强调文化主体性，希望通过外来文化本土化与传统文化时代化造就一个彰显当代中国特性的文化生命体，推动民族的主体性从“塑中国之形”向“筑中国之魂”延展。由此，“第二个结合”让我们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另一方面是从更为宏阔的文明意义上说的，这种“解放”发生于中国，也影响于世界。“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这就强有力地打破了“现代文明就是西方文明”“西方文明已经终结历史”的文明垄断与霸权。这种对西式文明形态的“祛魅”破除了现代化探索的主体性束缚，为积极能动地开拓创新打开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最后，从更广阔的意义上说，“第二个结合”还是文化交流的典范、文化交融的样本。从“结合”的内容上看，这实质是两种文化间的交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身就是文化全球化的产物，“第二个结合”“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从“结合”的过程上看，这是一种“以我为主”的文化交流，主体性贯穿全程，即以保持“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鲜明文化特性”为前提，以推动“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为目标。

(二)以全球文明倡议行天下之道

全球化时代，国际秩序是各民族文化生存的重要环境支撑。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国际秩序与全球治理很大程度上由资本逻辑驱动、受冷战思维影响，霸权霸道霸凌大行其道，“文明冲突”“历史终结”与“修昔底德陷阱”论调不绝于耳，对世界和平稳定、全球繁荣发展、文化交流交融造成了极大阻碍。新时代以来，习近平在总体方向上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致力于变革被资本俘获的不公正国际秩序;在文化领域以全球文明倡议消解文化间交流的障碍，致力于创设文化发展的理想生态。

首先，确保“异”与“同”的兼顾。这个“同”是“共同”而非“全同”，是存在于世界之中多样性运动的结果。全球文明倡议既“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又“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习近平指出:“不同历史和国情，不同民族和习俗，孕育了不同文明，使世界更加丰富多彩。”这揭示了文明多样性的历史基因与实践基础，也间接描绘了多样文明共生的自然生态。但强调“多样”并不意味着否认“共同”，命运与共的生存环境和休戚相关的生活状态孕育了共通的美好愿景、普遍的诉求期待。全人类共同价值就是站在人类立场，对不同文明“共同性”的彰显，并以此为基础推动文明间的协商、增进文明间的共识。反观西方倡导的“普世价值”，因“普世”而“普渡”的面孔反映了文明优越的姿态，以“全同”排除异己的推行方式更显示出自我中心的傲慢，其结果必将是文明多样性的丧失与发展动力的枯竭。

其次，坚持“群”与“己”的公正。对于任何一个主权国家来说，立足国家利益是必须也是必要的，但追求国家利益应适度，不能过度强调本国优先。这需要个体有“推己及人”的思维方式与“立己达人”的宽广胸襟，更需要国际社会有相互之间地位平等、交流过程公平公正的权利政治氛围。在文化交流领域表现为不做文明优劣对比、不施文明独裁霸权、不塑文明依附格局。不同文化与文明之间只存在差异不存在差等，不能将差别作为党同伐异的标尺，而应成为相互欣赏的亮点、相互交流的重点、相互借鉴的关键点。全球文明倡议之所以将“文明传承和创新”这一具有内向性的主张纳入其中，表明了其鲜明的世界意蕴，即推动自身文明传承与创新是国家发展的应尽之责，尊重他国文明传承与创新也是国际交流的应有之义，这无形中维护了世界文明的多样性。

最后，推进“道”与“术”的统一。文明关系理念与文化交流原则都需通过国际社会中人与人的交往贯彻下去、体现出来，全球文明倡议的落实需要“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通过文化的“引进来”与“走出去”建构高频、稳定、持续的文明交流与对话网络。对于中国而言，“引进来”在资本推力、政策拉力及技术助力的综合作用下呈繁荣之势，但“走出去”受到“西强东弱”的国际舆论环境与传播格局的束缚。由此，当务之急是“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让属于中国的民族性内容“走出去”，使中国成为落实全球文明倡议的示范者;让源自中国的世界性内容“走出去”，提高全球文明倡议的覆盖面及感召力，使中国成为推广全球文明倡议的贡献者。

质言之，全球文明倡议的提出具有内在必然性，即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与和平性在连续性中铸成了历史基因，中国共产党的天下情怀与社会主义的公正理想塑造了政治引领，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潮流与国际社会动荡变革的环境交织激发了时代诉求。这一倡议谋人类之利、立世界之域、行天下之道，通过多样性、公正性、共同性相互促发与相互保证，为民族文化发展营造了环境、激发了动力，为不同文明交流提供了规范、引领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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