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 霖 | 孔子思想的先世渊源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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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  霖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本文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 年第4期，引用 / 转发等请据原文并注明出处。参考注释请参见原文。

周代贵族以血缘为纽带,实行世卿世禄制度,形成世族。迨至春秋晚期,世族虽有衰落,但仍占主导地位。孔子为殷商王室、宋国公室之后,其思想必然受到先世的影响,《论语》中的诸多观念,即与其先世的“言”“行”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关于孔子先世的可靠记载,集中于《左传》,《国语》《孟子》和《史记》等文献的相关材料可作补充,《孔子家语》《孔丛子》中的个别材料亦可为参考。由于年代久远,相比历史的本来面貌,文献留下的记载仅是片鳞半爪,本文试图以历史和逻辑相结合的方法,对相关材料进行细致分析,使前后的线索呈现一定程度的有机联系,以增进对孔子思想全貌的认识。

一、孔子先世概说

世族社会中人,家世是定义其社会身份的重要标志。《韩诗外传》载有鲁定公任命孔子为司寇的命辞:“宋公之子弗甫何孙鲁孔丘,命尔为司寇。”命辞明述孔子家世渊源,很能说明这个问题。“宋公之子弗甫何孙”,指孔子是宋湣公的儿子弗甫何的后裔(弗甫何是孔子的十世祖)。出自宋国公室,不仅是一种标签,也是一种资格,是孔子以士的身份被任命为仅次于鲁国三卿的司寇之职的必要条件之一。这就是所谓“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王应麟解释说:“古重世族,故命必以祖。”

除世代相袭的身份地位外,世族往往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与一脉相承的家学传统。孔子出生时,家道中落,但潜移默化的教养仍然存在。《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孔子从小就对礼乐感兴趣,似乎出于天性。《论语·八佾》描述道:“子入太庙,每事问。”是说年少时的孔子勤奋学习礼乐,“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不是虚语。究其实,孔子的家学渊源,有自来也。

《国语》载鲁大夫闵马父之言:“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正考父是孔子的七世祖,“商之名《颂》”,就是后世《诗经》的《商颂》,那时尚存十二篇。郑司农云:“自考父至孔子,又亡其七篇,故余五耳。”《论语》记孔子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子罕》)此可为孔子有家学之一证。

孔子自称“信而好古”,又说“好古敏以求之”(《述而》)。现在看来,孔子所好之“古”,既包括通常所说的《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古代“六艺”之学,以及诸如“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卫灵公》)等三代礼乐制度,也应包括少有人论及的孔子源远流长的家族传统。下面就孔子祖先世系作简要梳理。

孔子的先世可追溯到殷商王室。《左传》鲁昭公七年(前535)载鲁国大夫孟僖子之言,云:“吾闻将有达者曰孔丘,圣人之后也。”杜预注:“圣人,殷汤。”汤为商王朝的建立者。《史记·孔子世家》“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下《索隐》引《家语》:“孔子,宋微子之后。”宋微子就是宋国的开国君主微子启,他是商王纣的庶兄。不过,《论语》极少涉及商王,只有孔子弟子提到过汤和纣。关于汤,弟子子夏说:“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颜渊》)这是将汤与当时为世所推崇的古代最伟大的君主之一舜,相提并论。关于纣,弟子子贡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子张》)这句话通过揭示名声归集现象,指出纣的实际形象并非像流行的描述那样不堪。子夏、子贡的话,反映了孔子的态度,即对汤固然要高度颂扬,对纣也要客观评价。《孔丛子》中有一条材料涉及孔子对商王太甲的评价。弟子公西赤就《尚书·无逸》“其在祖甲,不义惟王”向孔子发问:“闻诸晏子:‘汤及太甲、祖乙、武丁,天下之大君。’夫太甲为王,居丧行不义,同称君,何也?”太甲作为商王居丧不义,凭什么能与祖乙、武丁并称呢?孔子曰:“君子之于人,计功以除过。太甲即位,不明居丧之礼,而干冢宰之政,伊尹放之于桐,忧思三年,追悔前愆,起而复位,谓之明王。以此观之,虽四于三王,不亦可乎?”“计功以除过”是孔子评价太甲的根本精神,这与孔子对人“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述而》)的态度是一贯的。

当时的人们,已经将尧、舜、禹、汤及周文、武,作为古代的圣王,一并称颂。《论语》记孔子说到尧4次、舜5次、禹3次、文3次、武3次,唯独不及汤。当时的人们,也已经将桀、纣并列,作为古代暴君的典型,一起批判。可是《论语》中除上引子贡的话提及纣并为纣有所辩护之外,不曾提及桀。这种情况,应该不是由于失载,而是孔子基于殷、周两族之间被征服者和征服者的关系,以及基于自身对先祖的天然感情,既不颂汤,也不论纣,连带不说桀(可能有类似“桀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的看法)。

孔子明确提到的商王室先祖有三位,一位是微子启,另两位是纣王的叔父箕子和比干;所述事迹也很简单:“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并给予很高的评价:“殷有三仁焉”(《微子》)据《史记·殷本纪》,商末年,纣王越来越荒淫,“微子数谏不听,乃与太师、少师谋,遂去”;比干“强谏纣”,纣王大为愤怒,“剖比干,观其心”;微子去、比干被杀后,“箕子惧,乃详狂为奴,纣又囚之”。周经武王伐纣灭商,又经周公东征,镇压纣子武庚联合管叔、蔡叔的叛乱,于是封微子启于宋,以“代殷后,奉其先祀”。至此,孔子的先世,由王室变为诸侯。

微子启之后,至孔子的十世祖弗父何(即上文“弗甫何”),宋国公室发生巨变。宋湣公去世,他的弟弟继位为炀公。湣公的庶子鲋祀杀炀公,拥立湣公的太子、其兄弗父何继位。弗父何不接受,鲋祀遂自立,是为宋厉公,以弗父何为辅佐。这就是《左传》昭公七年孟僖子所说的“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厉公”一事。杜预注云:“何适嗣当立,以让厉公。”至此,孔子的先世,由诸侯变为公卿。

弗父何之后,至孔子的六世祖孔父嘉,宋国公室又发生一次巨变。大司马孔父嘉的妻子很美,太宰华督欲夺之,就利用宋殇公与夷在位期间频繁发动对外战争,致使国人疲敝的矛盾,杀了孔父嘉和宋殇公。华氏替代孔氏执掌了宋国的政权。这就是《春秋》桓公二年所说的“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一事。这是孔子家族在宋国地位的转折点,孟僖子所云“孔丘圣人之后也,而灭于宋”即指此事。“灭于宋”,指孔氏宋国世卿的地位从此失去。杜预注云:“孔子六代祖孔父嘉,为宋督(即华督)所杀,其子奔鲁。”至此,孔子的先世,由公卿变为士族,而且被迫离开世居之地,迁居他国。

孔子的先世,由王室而诸侯,由诸侯而公卿,由公卿而士族,一步步走下坡路;并伴随着殷周交替、西周灭亡、天下礼坏乐崩的世事变迁。可以想象,孔子的思想感情,受到家、国、天下事变何等样的刺激。如傅斯年说:“(孔子)称殷三仁,尤有余音绕梁之趣,颇可使人疑其有‘故国旧墟’‘王孙芳草’之感。”孔子的许多言论,要结合这一背景才能理解透彻。比如他对春秋时代“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形势总结说:“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季氏》)刘逢禄以齐、晋、鲁诸侯十世而失、大夫五世而失、陪臣三世而失的例子,证明孔子所言为实指。若为实指,孔子的这种判断,也许与其家族史不无关系:从其十世祖弗父何始为宋国公卿,中经九世祖宋父周、八世祖世子胜、七世祖正考父,至六世祖孔父嘉被杀,孔氏失去公卿地位,恰好经历五世。

总而言之,孔子先世由殷商王室降至士族的历程,对孔子的人生遭遇和思想感情及其观念的形成,无疑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下面重点谈谈孔子的先人中对其影响至深的四个人,以及带给他的或使之强化的特定观念。这四个人为远祖微子启、十世祖弗父何、七世祖正考父,以及他的父亲叔梁纥。他们带给孔子的或使之强化的特定观念,分别是“隐”“让”“恭”“勇”。

二、微子启的影响:“隐”的观念

孔子对人的评价,最高的评语是“圣”,即圣人。但在他看来,这是连古代伟大的帝王尧和舜都难以达到的:“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雍也》)“仁”的标准次之,但他也不轻易许人以“仁”。如他评价最得意的弟子颜回,“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他的弟子,“日月至焉而已矣”(《雍也》)。在他品评过的历史人物中,尧、舜、禹和周文、武,是介乎“仁”与“圣”之间而接近“圣”的人物,除此之外,最高的评价赋予了殷末微子、箕子和比干“三仁”。在孔子看来,对待暴君,劝谏不听,去之、为之奴、谏而死,都是值得赞赏的,而从顺序上看,微子的“去之”行为似乎更为可取。

《史记·宋微子世家》记微子启“去之”之前说:“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义属。故父有过,子三谏不听,则随而号之;人臣三谏不听,则其义可以去矣。”这是他对父和子、君和臣两种关系不同性质的认识,也是他之所以“去之”的理由:父子是骨肉关系,彼此合不来,儿子无论如何不能抛弃父亲而离开;君臣是非骨肉关系,彼此合不来,臣子在对君主尽到自己的义务(“三谏”)之后就可以离开了。

孔子直接继承了微子启的思想。如他说:“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里仁》)意思是说,做子女的侍奉父母,若父母有过错,当委婉地劝止;看到自己的意见不被接受,仍然保持恭敬态度,不去触犯他们,再找机会劝说;即使反反复复这样做,操心劳神,也不怨恨。这与微子启所持对待父子关系的态度是完全一致的。俗话说,“打断骨头连着筋”,父子的骨肉之情决定了彼此关系的性质。又如他说:“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先进》)意思是说,真正的大臣,是根据道义原则服务国君,如果做不到就应当辞职不干。这与微子启对待君臣关系的态度也是完全一致的。孔子在回答子贡关于朋友相处原则的问题时说:“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也。”(《颜渊》)从性质上说,孔子是把君臣关系视为朋友关系,把“毋自辱”即维护个人尊严不受伤害作为重要底线。这与后世片面强调臣子无条件服从君主有着本质的不同。

这样的观念扩而大之,就变成“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政治主张和处世之道。他说:“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泰伯》)意思是说,自己的国家政治清明,若安于贫贱,无所作为,是一种耻辱;政治昏暗,若耽于富贵,助桀为虐,也是一种耻辱。这是他对于天下有道和天下无道两种情况下,决定能否出仕的政治原则。

孔子在评价史鱼和蘧伯玉两人的处世之道时说:“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卫灵公》)在孔子看来,史鱼无论处于有道的还是无道的环境,都保持如箭矢一般的正直,是值得钦佩的;但蘧伯玉有道则仕、无道则隐的君子之风,更值得赞赏。所谓“卷而怀之”,指在无道之世,就要将史鱼那样如箭矢一般的作风敛藏起来。除了“毋自辱”之外,“免于刑戮”(《公冶长》),应该是重要考量。后面这一条,可能是对“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的深切反思。

那么,如何做到“无道则隐”呢?孔子有“四辟(避)”的主张,即“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宪问》)。这“四辟(避)”,孔子自己除“辟世”外,其他三种方式都做到了。比如卫灵公问军旅之事,孔子回答说:“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卫灵公》)第二天孔子就离开了卫国。这是“辟言”。显然,“辟言”并非仅仅因为言语不合,而是主张不同。又比如齐景公对待孔子,先是说安排一个仅次于正卿的职位,随后以“吾老矣,不能用也”为托辞,否定了既定的安排,孔子马上就离开了齐国(《微子》)。这是“辟色”。显然,“辟色”也并非仅仅因为对方脸色不好,而是政治态度不对。至于孔子明确主张“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公冶长》),就是“辟地”。而贵族中人完全脱离上层社会,遁入平民之中,甚而至于“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公冶长》),就是“辟世”。这最后一种方式,孔子做不到。他自解说,“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微子》),即是说,正因为天下无道,自己才不得不努力去改变。

在周游列国的路途上,孔子碰到不少以各种方式避世隐居的人。如说孔子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者”的“晨门”(《宪问》),顾名思义,这位隐者是做门卫的;批评他“硁硁乎!莫己知也”的“荷蒉者”(《宪问》),“蒉”是一种草器,这位隐者可能是以编草器售卖为生;讽劝他“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的“楚狂接舆”(《微子》),似是一位变身特立独行流浪汉的隐者;召唤他做“辟世之士”的桀溺,是和另一位隐士长沮“耦而耕”的种田人(《微子》),等等。孔子虽然自己做不到避世隐居,却对这样做的人抱着理解和同情的态度。所以只见“隐者”批评孔子,未见孔子批评“隐者”。

三、弗父何的影响:“让”的观念

“圣”和“仁”,是孔子高尚其人的总体评价。“至德”,则是孔子对某种具体道德行为的最高评语。这个词在《论语》中一共出现两次。一是出自孔子对周太伯的评价:“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泰伯》)“泰伯”即周太伯。据《史记·周本纪》和《吴太伯世家》,太伯因为父亲古公亶父看好弟弟季历的儿子昌(即后来的周文王),认为周取得天下的希望在他的身上,于是就和另外一个弟弟虞仲出走到南方去了。所谓“三以天下让”,郑玄注云:“太伯没而不返,季历为丧主,一让;季历赴之,不来奔丧,二让也;勉(免)丧之后,遂断发文身,倮以为饰,三让。”顾炎武云:“当其时,以国让也,而自后日言之,则‘以天下让’也。当其时,让王季也,而自后日言之,则让于文王、武王也。”由于太伯作为长子,主动让国,古公亶父的君位遂能顺利传给季历,再传给昌。在周人看来,这是后来文王受命、武王灭商的重要前提。

还有一次就用在周文王的身上:“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泰伯》)周文王的“至德”,表现为他在赢得了天下多数诸侯拥戴(“三分天下有其二”)的有利形势下,并没有趁机夺取商的政权,而是继续维持与商纣王的君臣关系(“以服事殷”)。

这两次“至德”的评价,都体现出孔子对“让”这种德行的推崇。孔子这样做,当与其十世祖弗父何不无关系。前面已经提到《左传》的记载:“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厉公。”《宋微子世家》对这件事的说法有所不同:“鲋祀弑炀公而自立。”《诗·商颂·那》疏引服虔云:“以‘有宋’言,湣公之适嗣,当有宋国,而让与弟厉公也。”又云:“《宋世家》称厉公杀炀公而自立,《传》言弗父何授之者,何是湣公世子,父卒当立,而炀公篡之。盖厉公既杀炀公,将立弗父何,而何让与厉公也。”《孔子家语·本姓解》记齐太史子与之言,云:“今孔子,先圣之嗣,自弗父何以来,世有德让,天所祚也。”《孔子家语》一书虽为魏晋时人杂采古书、参以己意编纂而成,但这条材料所反映的孔子受到弗父何“德让”的影响,应是于古有据的一种看法。弗父何本当继位而为什么不愿意继位?钱穆先生解释说:“兄终弟及本是商代的制度。但当时已盛行父子相传,鲋祀弑其叔父炀公,欲其兄弗父何为君。但弗父何若为君,当治其弟弑君之罪,在家庭间又增悲剧,因此弗父何让不受。”

孔子说过:“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学而》)弗父何的做法,既体现了“让”的思想,又树立了“和为贵”的典范。

孔子所讲的“让”,首先有通常所谓礼貌上的谦让之意,如“温、良、恭、俭、让”之“让”,就是这个意思。但孔子思想的重点,不在此一方面,而在政治上的礼让。他说:“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里仁》)意思是说,如以礼让的精神治国,治国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不能以礼让的精神治国,礼乐秩序就无法建立和维持。有一次,孔子与弟子聊起从政的志向,子路率先发言,被孔子微微地嘲笑了一下,曾皙问老师“何哂由也”,孔子说:“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先进》)在孔子看来,说到治国的事情,必须礼让为先,子路的话及其表达方式不大符合这个要求。

是否能“让”,是孔子评价政治人物的重要标准。根据《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继位几年后,率师攻占商都,纣王“自燔于火而死”。武王来到商纣王自焚的地方,“自射之,三发而后下车,以轻剑击之，以黄钺斩纣头,县（悬）大白之旗”。商纣王的这个结局是悲惨的,前引子贡对纣王有所辩护的话,折射出孔子对这个“先王”是有“哀其不幸”的隐衷的。他对周文王和周武王的评价也因此有了细微的差异,并曲折地表达出来。如评价舜时的《韶》乐,他说:“尽美矣,又尽善也。”而评价武王时的《武》乐,却说:“尽美矣,未尽善也。”(《八佾》)一般认为,孔子说《韶》乐尽善又尽美,是因为舜的天子之位是由尧“禅让”来的,是以和平的方式取得的;而说《武》乐尽美未尽善,则因为周武王取代商纣王的政权,毕竟是通过使用暴力实现的。后世习称的“文武之道”,孔子本人并没有这个提法,《论语》中只有子贡说过(《子张》),实未谙老师的用心。

四、正考父的影响:“恭”的观念

正考父曾为宋国戴公、武公、宣公三朝的上卿,以“恭”知名。《左传》昭公七年载孟僖子的话,说他“三命兹益共”:“故其鼎铭云: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饘于是,鬻于是,以糊余口。”“共”即“恭”。鼎,杜预注谓“考父庙之鼎”。盖此鼎孔子时犹存,故鼎铭得为人知。贾逵云:“俯恭于伛,伛恭于偻。”正考父三次被任命为执政大臣,一次比一次“恭”,这是他能够为三任国君信任的根本原因。

“恭”之义,并不仅仅指仪表方面。服虔云:“偻、伛、俯,皆恭敬之貌。”可见“恭”不仅指为人谦恭,还有对待职责郑重其事、严肃认真的意思。我们可以用大致同时代的句例以作印证。《左传》宣公二年记赵宣子对晋灵公“骤谏”,若得灵公恼怒,遂派一个叫麑的杀手去刺杀他。“晨往,寝门辟矣。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叹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触槐而死。”赵宣子“盛服将朝”,麑视为“不忘恭敬”,即时刻保持“恭敬”的状态,这是成为国家栋梁、人民主心骨的一种要素。而基于“忠”“信”的信条,麑只好选择自杀。于此可见当时“恭敬”的重要性。

也许是物极必反,正考父的儿子孔父嘉虽继其位却没有谨守其作风,遭致家国剧变。《左传》桓公二年记载:“宋殇公立,十年十一战,民不堪命。”作为顾命大臣,孔父嘉对宋殇公的好战行为负有重要责任。宋督敢于发动政变,就是利用了这一点。杜预注云:“孔父……内不能治其闺门,外取怨于民,身死而祸及其君。”说的不是冤枉话。

鉴于这两代先祖正反两方面的教训,孔子在个人行为和思想观念上,“恭”的特点都表现得极其鲜明。

个人行为方面,《乡党》有生动的描述:“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耳。”恂恂,王肃注云:“温恭之貌。”便便,俞樾云:“是‘便便’以貌言,正与上文‘恂恂如也’其义一律。”这段话意思是说,孔子在乡里头,对人总是客客气气的,好像不太会说话的样子。在宗庙和朝堂之上,恭恭敬敬的,话也说的不多。类似的描写,在《乡党》中还有很多。如“君命召,不俟驾行矣”,是说国君有令召见,孔子不等车套好,就急急忙忙先步行赶去。又如“虽疏食、菜羹、瓜,祭,必齐如也”,是说虽然只是粗粮、菜羹、瓜果,用来祭祀鬼神,孔子也一定恭恭敬敬的,等等。这样的“恭”,属于孔子所说的君子“九思”之一,“貌思恭”,即举止要常思谦恭(对人)、恭敬(对上)、庄重(对下),是个人修养的重要一环。

思想观念方面,孔子认为“恭”是治理天下的首要因素。子张问何以为仁,孔子回答说,能够将五种德行“恭、宽、信、敏、惠”实行于天下,就称得上实现仁道了。这五种德行的功用是:“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阳货》)意思是说,庄重就不会受到怠慢,宽厚就能获得人们的拥护,诚实就会为人所信赖,勤敏就能取得成就,慈惠就足以让人听你差遣。“恭则不侮”,不啻考父鼎铭“循墙而走,亦莫敢余侮”的翻版。这可谓君之“五德”。而其效果如何,要看民众的道德状况是否与之相应。孔子到了一个诸侯国,总是比较了解这个国家的政治状况,弟子子禽感到纳闷,问子贡老师是如何做到的,子贡回答说:“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学而》)通常的理解,是说孔子以温、良、恭、俭、让的态度向别人了解,别人乐意告诉他。另一种解释可能更合理,如皇侃引梁冀的话说:“夫子所至之国,入其境观察风俗,以知其政教。”这可谓民之“五德”。此民之“五德”虽不必与君之“五德”一一对应,但大体一致,即能说明问题。孔子还说:“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子路》)他强调即使到了边远落后的地方,也必须保持包括“恭”在内的应有的礼节。这是华夏国家必须时时处处坚守的特性。

孔子亦将“恭”这种政治观念,引申为治理天下的体制要素。他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卫灵公》)“恭己”,指“修己以敬”(《宪问》);“正南面”,何晏注云:“言任官得其人,故无为而治。”这是说,天子的责任,首在保持自身的庄重,余则任贤使能而已。他又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恭己”的内涵正是“为政以德”,“正南面”的效果则是“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这是儒家的君主无为而治论。荀子主张“人主者,以官人为能者也”,并阐述道:“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劝,士大夫分职而听,建国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总方而议,则天子共己而已。”可为孔子此一思想的注脚。

五、叔梁纥的影响:“勇”的观念

孔子的父亲叔梁纥,又称“鄹人纥”“鄹叔纥”。《左传》中有两段生动的描述,充分彰显其勇力和勇气。其一,《左传》鲁襄公十年(前563)载,在晋、楚竞霸中,鲁国参加以晋人为首的诸侯联军,攻打附楚的妘姓小国偪阳,《传》文言:“偪阳人启门,诸侯之士门焉,县(悬)门发,鄹人纥抉之,以出门者。”叔梁纥将城门举起来,使被困城中的诸侯之士得以脱险。这是记叔梁纥的勇力。其二,鲁襄公十七年(前556),在齐、鲁争战中,齐军围困鲁将臧纥于防城,鲁国的援军至于旅松,《传》文言:“鄹叔纥、臧畴、臧贾帅甲三百,宵犯齐师,送之而复。”是说叔梁纥等人率军连夜冲破齐师的包围圈,将臧纥送至旅松,又返回防城守卫。这是记叔梁纥的勇气。《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在谈到孔子弟子秦商时,提及秦商之父堇父,云:“其父堇父,与孔子父叔梁纥俱力闻。”可见叔梁纥是当时非常有名的勇士。

孔子被人称作“鄹人之子”(《八佾》),父亲的影响在他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孔子虽未必一定有其父的勇力,但他继承了父亲的勇气,并将这种基于血气的勇气升华为一种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意志。他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子罕》)这里所说的“志”,是“志于道”之“志”,所以这里的“匹夫”,是指有使命感的个体。孔子以实行仁道于天下为己任,“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这是当为之事,称为“义”,“君子义以为上”(《阳货》),“见义不为,无勇也”(《为政》)。孔子主张的这种“勇”,弟子曾子称之为“大勇”:“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曾子这段话的意思是,我曾经从先生(孔子)那里听过关于大勇的说法:反躬自问,正义不在我这一边,对方纵是一个普通人,我也不去吓唬他;反躬自问,正义在我这一边,对方纵是千军万马,我也一往无前。

孔子不仅看重“大勇”观念,更是将之付诸实践。他周游列国,屡遭困厄而始终不改其志,便是“大勇”的某种体现。在他的政治活动中,也有过“大勇”的精彩表现。《左传》定公十年,齐、鲁两国国君在一个叫夹谷的地方相会,孔子为鲁君相礼。孔子一向以知礼闻名,齐人遂以为“孔丘知礼而无勇”,计划以莱人的武力劫持鲁侯,以便实现齐国的意图。孔子则早有准备,命令鲁士兵还击莱人,并对齐侯晓以大义,“齐侯闻之,遽辟之”,一场危机得以化解。在两国订立盟约时,孔子又随机应变,使齐国归还了本属鲁国的汶阳之田。孔子在夹谷应对危机的表现,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概。于此,我们可以体悟《论语》里那些极富使命感的话,如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泰伯》),以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泰伯》)等,殆有受于夫子。这不仅是对别人的寄语,更体现孔子及其门徒知行合一的志气和追求。

相比“大勇”,孔子论“勇”的另一个方面,可称之为“小勇”,即基于脾性、血气和利益而具有的勇气。对这一类的“勇”,孔子主张用礼加以调节,否则不足为训。他说君子有“三戒”,其中之一就是:“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季氏》)好斗的结果,往往导致违法乱纪,甚至犯上作乱。他说:“勇而无礼则乱。”(《泰伯》)又说:“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阳货》)必须通过学习,才能解决无礼、无义的问题,做到勇而有礼、勇而有义。

子路曾经问老师:“子行三军,则谁与?”(《述而》)意思是说如果您率领三军,会找谁一起干呢?子路问这个问题,是有他自己的期待的,因为他的志向是统帅千乘之国的军队,抵抗大国的侵略,“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先进》)。但孔子回答说:“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述而》)意思是徒手跟老虎搏斗、不用船只就过河,这样死了都不后悔的人,他是不想让他一起干的。孔子要找的是什么人呢?他说:“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述而》)一定是那种事到临头十分谨慎,善于谋划而志在成功的人。

结  语

本文所论,有助于认识孔子思想的多种来源、多重面向。

(一)多种来源。一个思想家的思想,不可能凭空创造,必定前有所承。但因为孔子在中国古代长期被尊为至圣先师,他本人的思想便被认为是中国传统思想的源头。在他之前,极端的说法,是“万古如长夜”。近代以来,尊孔一度变为批孔,而且延续很长时间,探寻孔子思想来源的工作便没有成为学术研究的着力点。有见于此,李学勤先生特别指出:“孔子以前的学术传统问题,应该是整个中国学术史的一个大问题。”他认为,在孔子以前,有一个很长的学术传统,不光是《诗》《书》《礼》《乐》,甚至是《易》《春秋》,都已经有了深厚的基础,而孔子以他的天作之才,在各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而且开创私人讲学,所以孟子说他是“集大成”者。本文所论孔子思想的先世渊源,包括与先世相联系的四种观念,并不属于学术史范畴,却是重要的学术研究对象,涉及重要的思想来源问题。此外,孔子思想应该还有其他来源,如他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八佾》)又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说明三代礼乐制度也是他的思想来源。多种来源,都应包含在孟子所说的“集大成”里面。

(二)多重面向。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艺”指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多属于礼的范畴。通观孔子的思想,道、德、仁、礼,比较突出,也是历代学者重点研究的内容。而隐、让、恭、勇,相对不那么突出,历来人们关注不多。但如上所论,这四种观念,决不是孔子思想中无足轻重的部分,《论语》中所载相关言论并不少,对于全面认识孔子的思想乃至人生,不可或缺。如“隐”的观念,孔子主张“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他不但这样说,而且也这样做,了解这一点,就会对流行的所谓“孔子三月无君,惶惶如也”的说法,不以为然。“让”的观念,孔子认为是礼的本质属性,他盛赞太伯和文王,而将周文、武有所区分,良有以也。“恭”的观念,人们一般视之为待人处世态度,殊不知其中蕴含孔子关于“无为而治”的政治设想。“勇”的观念,本是孔子所看重的“君子道者三”(《宪问》)之一,与仁、知并列,《中庸》称之为“三达德”,但为后世所有意无意地忽略或遮蔽了。发现和认识这些观念,就会对孔子的人生追求、历史哲学、政治主张和美德理论有不同于以往的新认识,孔子的思想就会变得更加多样和丰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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