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亦冰 | 财赋与民生:宋代明州广德湖田的利权纠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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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亦冰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讲师

本文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5期，引用 / 转发等请据原文并注明出处。参考注释请参见原文。

一、引  言

唐宋时期，明州(庆元府)的城市地位经历了蜕变，由越州治下僻处四明山之东的县城，逐渐独立置州，进而成为联结浙东运河与东北亚海域贸易的交通枢纽。明州区域开发的快速推进，除受益于政局变动带来的人口南迁，更同水利设施的兴造、修缮密不可分。宋人谓“四明，泽国也，大湖漫其西南，大江带其东北”，位于宋代明州治所鄞县西南部的广德湖，即是明州最为重要的水利设施。此湖初名莺脰湖，自唐大历八年(773)鄮县令褚仙舟主持整治湖体，更名“广德”，后经历任官府修浚，成为北宋浙东一大湖泊，其水体面积超过东钱湖，不但收排涝防旱之效，更为鄞西诸乡及中唐以降移治三江口的明州城市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灌溉与生活水源。至北宋熙宁年间，已形成东钱湖、广德湖分溉鄞县十四乡之局面，所谓“东七乡之田，(东)钱湖溉之;西七乡之田，水之注者，则此湖(广德湖)也”。

但在宋徽宗政和七年(1117)，宋廷因明州士人楼异奏请废湖，遂命其为知州，负责将广德湖湮塞为田，自此再未复湖。此事在历史上遭致诸多批评，宋亡后不久，鄞县士大夫王应麟作《四明七观》，以楼异比西汉翟方进，同为毁废本乡水利事业的反面典型。17世纪，出身鄞西的万斯同作《鄮西竹枝词》，对这桩五百年前旧事大加慨叹:“湖开鹦脰匹东钱，谁把长陂决作田。却怅宣和楼太守，屡教西土失丰年”;又批评丰惠庙祠祀楼异:“楼公本意媚权臣，遂使千秋义迹湮。何事还留丰惠庙，高墙大屋坐称神”;康熙八年(1669)，鄞县士人李邺嗣于旱季行经鄞县东西二乡，亲见西乡“河水久竭”，甚至连“枯鱼渴雁，腐茭折苇”亦不得见，农户“篝持担负，汗背生盐”;东乡则“河水沵沵然，所乘舟可载粟五十石”，“鱼游凫漾，茭肥蕅鲜”，一派水乡景象。李邺嗣认为，同属一县，“一日所见，一江之分，二三里之隔，其不同有如此”，正因“西乡之湖久废，而东乡之湖在，得泄水以注于河也”。

上述言论，反映了数百年间诸多鄞县士民的态度，即将“西乡”相对“东乡”农业凋敝，归咎于广德湖水利的罢废。但细绎万氏两诗，除了对比东钱、广德二湖兴废带来的失落，我们还能隐约体会到废湖为田背后的复杂纠葛:楼异作为废湖“始作俑者”，却能数百年获享祠祀，说明广德湖田兴废，牵涉乡里、州县乃至朝廷“权臣”多方利益，不同群体评价未必一致。事实上，浙东明州、越州分布着大量湖泊，如鉴湖、湘湖、东钱湖等，同农田水利灌溉关涉密切。这些湖泊多为沿海浅湾形成的潟湖，水浅坡缓，周边泥沙易淤塞，但也便于围田开垦。历史上，浙东湖泊多次面临是否堙废为田的争议。早在刘宋时期，朝廷即诏令自会稽移民鄞、鄮、余姚三县，垦湖为田;唐宋两朝，随着浙东移民大量涌入，人口密度增大，沿湖居民为扩展耕地，往往填湖辟田。然而，各湖的“命运”可谓天殊地别:如萧山湘湖、上虞夏盖湖、鄞县东钱湖等，虽不乏废湖之议，但在地方士民与官府争取下，终未完全淤填，保留了相当大的水体面积;但如广德湖、鉴湖，堙废为田后再未复湖，空留历史地名。由此可见，不同时期、不同区域，湖田存废背后牵涉的利益主体与利害关系颇为复杂。考虑到宋代明州(庆元府)不但为士人渊薮，官僚家族集聚，更为海防要地、畿辅重镇，王朝政治、军事力量对当地社会的辐射与资源汲取，势必影响地方权利秩序，本文将着力分析广德湖田兴废之争中各方的具体言行，进而理解朝廷、州县官府及地方士民的考量与互动。

宋朝官府的政策导向，是影响广德湖田存废与否的主要因素。寺地遵首先注意到南宋初湖田罢废论与朝廷政治博弈的关系，认为南宋初浙东罢废湖田、兴复诸湖的主张，主要由李光为代表的江南地主阶层联合地方官员提出，其言论蕴含着涵养江南民力以图“自治”的意图，目的是维护一般地主的田产利益与水利秩序;而其对立面，则是以朱勔、郑居中、秦桧等为代表，汲汲于攫取江南财赋的所谓“特权官僚层”。事实上，湖田存废之争乃是自北宋延续而来，但各方论述方式曾发生微妙变化，反映出宋廷关注点的转移。

北宋地方官员与士大夫多反对废湖，其理由主要是湖泊淤塞对防旱排涝甚有危害。但除宋太宗曾下诏申禁湖田，朝廷甚少直接干预此事。宋徽宗诏堙广德湖为田，其背景乃是宋廷与高丽外交关系的升温，提升使节接待规格，而湖田多达近两万石的田租，得以应付明州接待高丽使臣及出使造船费用，主事者楼异也因此受到奖擢。宣和元年(1119)，楼异奏报湖田产出瑞稻，获徽宗御笔，宣付史馆，进一步巩固朝廷的支持。但时隔不久，宣和三年二月，宋廷诏令明、越州整顿湖田引发的社会问题，其中特别强调“越州鉴湖、明州广德湖自措置为田，下流堙塞，有妨灌溉，致失陷常赋”，并指出请佃者多“亲旧权势之家，广占顷亩，公肆请求”，导致两州被害民户流散。由此观之，广德湖填垦为田，影响下游灌溉，加之权势之家包占湖田，确实对当地水利秩序与社会关系造成极大冲击，成为当地矛盾的焦点，宋廷不得不遣使调查，调整湖田管理方式。但相关问题之所以引发朝廷重视，实因特殊缘由。宣和二年十月方腊起兵建德，十二月至三年正月，先后陷睦、歙、杭、婺、衢州，威胁明州，宋廷遂命淮南发运使陈遘(亨伯)经制七路，总领进剿事宜。当时，明州“土著无赖，阴欲啸聚为盗应”，楼异作为知州，也曾参与平叛。此时宋廷诏令陈遘针对浙东湖田问题“体究诣实”，减少过重田租，修缮水利设施，显然意在安抚浙东士民，属权宜之计。

宋钦宗即位后更张徽宗朝制度，又对浙东湖田问题加以关注。时任御史台检法官王庭秀，曾以唐代知州修广德湖诗作及本朝曾巩修湖记文“示同列”，计划动员台官上章奏请复湖，但因“虏骑围城”未果。王氏为越州慈溪人，由同乡御史中丞李光推荐入御史台，后者亦主张复湖，声言“自政和以来，楼异知明州，王仲嶷知越州，内交权臣，专务应奉，将两郡陂湖废为田”。所谓“权臣”，乃是政和七年时任宰相郑居中，以及负责高丽外交事务的宦官邓忠仁，王仲嶷为王珪之子，郑居中则为王珪之婿。由此观之，靖康复湖议不但关乎浙东利害，其矛头更指向徽宗朝中枢大臣及其政策。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复湖主张，由时任知鄞县李文渊动议，“得唐大和中复湖事迹，及熙宁曾舍人巩所为修湖记以请于朝，丐以还民”。王庭秀论证复湖的逻辑，与李文渊完全一致，落脚点在于效法唐宋地方官员修缮湖泊水利，并未提及湖田与国家财计的关系。在御史台与州县官的配合下，复湖奏议一度为朝廷接受，靖康元年三月，钦宗“内降指挥，尽罢东南废湖为田者，复以为湖，令逐路转运等司同共相度利害闻奏”，但不久东京陷落，诏令未曾施行。此后，和战存亡成为宋廷核心关切，无暇顾及湖田议题。

宋室南迁过程中，浙东成为密迩行在的畿辅重地。建炎四年(1130)至绍兴元年(1131)，宋廷驻跸越州(绍兴府)，亟需笼络浙东士人，对当地财计、民生问题有所关注。当战局稍有缓和，废田复湖这类地方性议题，又被摆上桌面。相比靖康年间，这一时期复湖派论调有所调整，主要立足于核算收益与代价，认为民田正税损失与湖田收入相较得不偿失。建炎四年，出身越州余姚县的刑部侍郎陈槖致书知越州傅崧卿，称本州湖田租原系御前钱物，“不许他司奏请”，“与省计自分两家”，户部及各级官府不得挪用，也不应过问，但自靖康年间，湖田租既已充户部经费，州县官应仔细核算其得失。据陈氏估计，浙东湖田影响水利，有碍灌溉，导致农户抗灾能力下降，越州靖康元年、建炎元年两年间因灾伤减放损失22500余石两税收入，远超5400余石湖田租，“计司常赋所失尤多，虽尽得湖田租课，十不补其三四”，因此，应废田复湖以维持“省计”。陈氏将田租与国计密切关联，得到不少响应。绍兴元年，吏部侍郎李光奏请东南湖田复湖，称湖田租米原本“悉属御前”，但造成“民失水利，而官失省税，不可胜计”，建议宋廷“下转运司比较自兴湖以来所失常赋，与湖田所得孰多孰少”;绍兴三年三月，上虞县令赵不摇进奏，称本县夏盖湖田租虽有“数千硕之利”，但因水利受损“检放省税，岁乃至万硕”;当年五月，知绍兴府张守奉命调查湖田利害，“其减放之数以湖田所收补折外，官中已暗失米计四千二百余硕，民间所失当复数倍”，建议先将余姚、上虞湖田复湖。至绍兴五年，李光于知湖州任上奏请尽废湖田，再次强调湖泊水利对于两浙财赋的重要性:“每岁秋租，大数不下百五十万斛，苏、湖、明、越其数太半，朝廷经费之源，实本于此”，建议命漕司官员“遍行郡邑”，明查湖田对两税造成的损失。

由此观之，两宋之际的浙东湖田复湖议，多由当地士大夫建言，州县官进奏，经出身本地的朝廷高官推动并与国家大政挂钩，从而得到宋廷关注，成为庙堂议题。但随着政治环境变化，宋廷对不同窠名钱物的重视程度亦有区别。湖田租在徽宗朝属御前钱物，系君主禁脔，明州地方官府与士人很难批评其财赋得失，只得引述贤宦事迹，关照水利与民生问题。宋室南渡后，随着宋廷对浙东社会经济更为关注，加之湖田租已不具御前钱物性质，尽归户部，主张复湖的士人遂孜孜核算民田两税与湖田租损益，冀以论证废湖田有利国计。绍兴元年至九年，浙东废湖田一度成为朝廷瞩目的议题，特别是上虞夏盖湖田，在各方共同努力下终得复湖。但宋廷复湖政策的“窗口期”并不长，绍兴九年李光罢相，秦桧逐渐专权，其为王珪孙女婿，又与四明楼氏关系密切，并不支持罢废浙东湖田;宋廷甚至于绍兴十三年下令，将广德湖废田为湖的部分土地重新堙塞为田。值得注意的是，绍兴二十五年秦桧去世后，浙东其他湖田复湖之议不绝如缕，但明州地方官府始终未推动广德湖田复湖，此事也不再受朝廷关注，原因何在?

南宋广德湖之所以长期未得恢复，首要因素在于湖田租归属。靖康元年(1126)五月五日，宋廷罢应奉钱物，诏令发运使翁彦国将鉴湖、广德湖、练湖田租拘收，“专充籴、转般、代发斛斗本钱”，这部分湖田原本“皆系常平司所管田产，始者取充应奉，次取充漕计”，至此遂折纳钱帛，充发运司籴本。建炎元年(1127)，翁彦国一度欲以发运司籴本充行在支费;次年，宋廷又计划恢复提举常平司，并将广德湖田租“追还常平司桩管，以待朝廷缓急移用”，但二事均不了了之，湖田租仍系发运司籴本，禁止挪用。至绍兴二年三月，宋廷罢江淮发运司，“以其钱帛赴行在”，广德湖田租也在其列，“岁起发上供”。总而言之，南宋初广德湖田租已不再是专供高丽使臣的“御前钱物”，但须起发行在，计司专款专用，难以如夏盖湖田租一般罢除。

至于绍兴以后广德湖复湖议长期沉寂，则与湖田租供给定海水军粮有关，嘉定七年浙东提刑程覃摄庆元府事，奏请兴复鄞县水利设施，称广德湖“久已成田，饷水军，不敢复议”。湖田租供水军粮，人们多归因于绍兴七年知明州仇悆增官租为四万五千石一事，如全祖望言“湖之累始于(楼)异而成于(仇)悆也，故始不过以充高丽使臣贡道之费，而其后遂以养军”，并批评其“为聚敛之臣如此”“但欲增国课以固位耳，无暇为民”。但此事未成定制，绍兴十一年宋廷罢沿海制置司，所属水军“兵随司罢”。直到绍兴三十一年完颜亮南侵，宋廷才于明州重建水军，且于隆兴、乾道年间，先后调拨殿前司军、福州水军及新募水军共4000人驻扎明州，确定水军员额。湖田租米拨供军粮亦自此制度化，“自水军驻扎定海、江东两寨，朝廷科拨专充粮米，糙米四万六千二百七硕六升五合四勺”;淳熙年间吕祖俭任官明州，谓“广德湖在西门外，今废为田，以其租入赡水军”。直到南宋晚期，知庆元府、沿海制置使吴潜称水军“衣取给于本府，米取给于本府”，并言宝庆四年(1228)水军3365人每月帮放米2865.31石，满额4000水军年支粮米40872.2石，可见4.5万余石湖田租米，绝大部分用于供给水军。由于湖田租同军资关系密切，兼任沿海制置使的知府催征之职颇为紧要，甚至“自催自给”。除供军外，剩余湖田租还被用于赡学田粮与其他地方济贫事业，孝宗朝，明州学校“益以湖田米一千五百四十九石”，至元代，已“拨下等田一千七百余石，归于学宫以养士”;晚宋开庆年间，吴潜立广惠院赈济鳏寡贫穷，其经费亦拨自湖田178亩，租米97.1石。要之，南宋广德湖田租米几乎完全用于供军及州府开支，而孝宗以后明州(庆元府)长官例兼掌沿海制置司，湖田租米与其职掌密切关联，自然缺乏倡议复湖的动力，如知府胡榘即言“惟湖已变为田，必不可复为湖”。蒙元灭宋后，广德湖田租成为海运漕粮的重要组成部分，“四明岁石不下十万，湖田居四之一”，约大半湖田租“以海运赴津门”，其余田租除供给“定海屯军校官廪给，圭田”，大德三年(1299)还拨赐昌国县宝陀寺官田20顷，粮米877.796石，用度甚广。考虑到宝庆年间鄞县两税苗米不过43121石，湖田租米高达4.5万石，又同供军与地方财计关系如此密切，更难议罢废。

综上，广德湖田乃至整个浙东湖田兴废之争，体现出不同时期朝廷、州县官府、地方士人财计关切的演变与张力。北宋后期至南宋，复湖主张多由浙东士大夫提出，通过州县官府进奏，影响朝廷决策，但其论述方式有所变化:北宋末湖田租属御前钱物，专供高丽使臣，不得挪用，士人复湖主张主要聚焦民生而非财计问题;至两宋之际，浙东湖田租不再作为御前钱物，复湖议者遂着眼于比较田租与“省计”得失，以此说服朝廷废田为湖。但广德湖田租仍归发运司、户部专款专用，终究未得罢除。自宋孝宗以后，湖田租成为定海水军军粮主要来源，又充作地方学校、赈济经费，入元后更为朝廷漕粮筹措所须，当地职田、官廪给及寺院亦取资于此。在此过程中，湖田租利权主体渐趋多元化、复杂化，其收入不仅对朝廷具有意义，且对地方钱物开支、财赋筹措影响深刻，遂为州县官无法割舍之利源，复湖之议也趋于消沉。需要注意的是，士人主张复湖，除言国计损益，还多以湖田民生为由;那么，湖田的开垦者与佃种者主要为哪些群体?湖田存废对其生计与赋役负担有何影响呢?

广德湖垦湖为田问题始于唐代，官府虽屡加申禁，仍难断绝。对于广德湖滨士民对于废湖为田的基本态度，学界已有所关注。小野泰分析了宋代广德湖罢废争论中各派身份背景，认为主张复湖者，多为出身鄞东诸乡或明、越二州其他县分的“乡党”士人(余姚、慈溪);居于鄞西湖滨者，则多为“废湖派”，其联结主要基于姻亲关系。芦扬也曾考察主张“废湖”“守湖”士人的各自出身，认为请求废湖为田之“民”并非滨湖农民，而是“离湖较远，无法享受到灌溉利益，想通过填湖获得土地的人群”。上述研究颇具启发性，但对滨湖民户生计及其开垦、请佃湖田的实际收益与负担，分析尚不深入，难以充分理解其言行动因。

首先考察北宋滨湖民户对湖田开垦的态度。北宋前期，滨湖民户对广德湖水体的利用，主要包括两种形式，其一为淤填、围垦湖域以开田亩，其二为利用湖泊水产资源，两种方式存在矛盾。州县官府虽多次整修广德湖水利，并于淳化年间禁垦湖田，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其与垦湖为田者存在共同利益。天禧年间，知明州李夷庚修筑湖堤，时广德湖周边“旧为官职田之所。废穿百三十穴，盗泄四注，中不涵潴。耨之为畎亩之地，蹂之为刍牧之场”，而盗湖为田原因，在于“官占民侵”;绍兴五年李光论罢广德湖田，亦言“州县官往往利为圭田，顽猾之民因而献计，侵耕盗种，上下相蒙”。湖田周边田土既为职田，除田租外可免除大量赋役差科，故垦田民户热衷扩大耕种面积，州县官员也乐于获得更多职田收入，史称广德湖西岸有明州职田百顷，已远超明州及鄞县官员职田标准。此外，浙东湖田开垦过程中，县乡吏人往往与湖田民户串通，纵容超额占田，少报开垦亩数、租额以规利，如夏盖湖田“有请数亩为名，而侵估蔓延至百十亩，此湖之所以尽为田也……官中差人打量，只是刻木及牙人乞觅，租课只仍原额，未尝增也”。相比之下，以广德湖水产为生者，多为不事农耕之民，天禧元年规定“明州城外濠地及慈溪、鄞县陂湖所纳课额永除之，许民溉田畴，采菱芡”，官吏无从获得课利，故对该群体关注不多，相关意见也很难得到重视。

北宋主张废湖，积极开垦湖田的滨湖民户，多来自唐宋之际迁徙于此之家族。如元祐间向知州叶棣乃至都省“陈废湖之议”，却在蔡京处碰壁的鄞人俞襄，出身“桂林俞氏”，始迁祖俞鼎，世居吴兴蠡山，宋初为明州录事参军，遂迁居位于鄞西二十里广德湖南岸的“桂林”之地，至其孙俞伸移居奉化;俞襄系俞伸子，生于嘉祐八年，卒于靖康元年，曾监台州在城商税务、常州宜兴县主簿。至于曾作《废湖辨》，支持废湖为田的王正己，系楼异之婿，出身桃源王氏，为鄞西重要士人家族。据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周保撰《王氏家谱序》，言桃源王氏“世为睦之桐庐人，始于鄞之林末者，桃源先生之祖仁镐也”。该家族迁鄞始祖为王仁镐，系王正己六世祖，据其墓志，曾为节帅署为明州衙推，因仕宦入鄞，“郊外闲居，桃源怡性”，于乾德四年四月在鄞县“林村溪北之私第”去世，故王氏始迁入地名“林末”，当与林村有关，或即曾巩所言宋初民户冒请盗种最多的滨湖土地“林村沙末”，其地位于广德湖西，咸平后为职田，故桃源王氏亦称“职田王”。元祐年间，舒亶退居鄞县，曾以“邑人”身份作《水利记》，反驳时人“废湖之说”，批评主张废湖者“徒见其沙沫浅淀，乃欲议以为田，独不知沙沫为田，则湖遂废矣”，“沙沫地才四十顷，参天下顾少四十顷田哉”，并“纪其事于林村资寿院缘云亭壁间”，针对对象，当即冒请盗耕湖滨沙末地的林村民户。此外，如西谢氏，其祖谢森，字秀实，“唐开元中避地鄞之桃源乡职田”，亦居林村一带，是载籍所见较早迁居于此者，至南宋其家族迁往西岙、凤岙;另如桃源水氏，其始迁祖水震，字敬则，宋初迁至湖西桃源乡“官庄之墅，义仓之基”，均属此类。这些外来家族涌入鄞县，土地资源趋于紧张，这或许是垦种湖田的重要动力。况逵表彰楼异功业，称其废湖为田系“因民所利而利之”，诚为谀词，但也说明垦湖为田多起于民户自发，楼异奏请废湖，反映了部分滨湖民的利益与主张。

接下来考察承佃湖田者的身份及其赋役负担。据前引宣和三年诏，请佃湖田者“多是亲旧权势之家，广占顷亩，公肆请求”，甚至湮塞河渠，阻碍灌溉，造成了极大社会矛盾。这提示我们，早期迁居湖田者不但为滨湖居民，且多为同官府联系密切的地方权势者。其中典型，仍为桃源王氏。据万历年间杜思所作桃源王氏宗谱序，楼异废湖为田后，“募民佃田，众方鼠首”，其婿王正己“慨然徙自林末，为齐民望”，其所迁之地得名“官田头”，“相传十世祖太府公(王正己)自桃源乡迁居于此，罂湖之田初系官田，民间不得卖买，故至今犹称‘官湖田’，‘官田头’者，谓迁居官田者为头一家也”。此后，王正己祔祀丰惠庙，王氏后裔直到晚清，仍为轮流供奉祭祀丰惠庙的“十堡”之一。

两宋之际“权势之家”之所以热衷请佃湖田，首要原因在于其性质为官田，无两税额，也不必摊派差徭、科配等负担。隆兴元年，宋廷曾一度打算将广德湖田尽数出卖为民田，但因牵涉利益范围太广，恐民间有所妨碍，最终命知州“讨论利害”后不了了之。除了免除差科，湖田较低的官租亦是一大利好。为便于管理，保证收益，宋代官田大多采用定额租形式，广德湖田也是如此。绍兴二年七月，枢密院计议官薛徽言奉旨调查广德湖田利害，据其所述，湖田开垦之初，按土地质量分为三等，每亩田租均为米三斗二升，“不问肥瘠、高仰、深葑，一等出租”。另据南宋初鄞西农户所言，未废湖时田土亩产量约为“谷六七硕”，纵使湖田“所收不及前日之半”，仍可得谷3—4石，折米1.5—2石，如此则田租率仅为16%—20%，较之当时普遍采用的主佃各半“分种”模式，显然颇为优厚，王庭秀即言湖田“岁入米近二万石，佃户所得数倍”，因此，当地“权势之家”热衷请佃土壤条件好且租额较低的上、中等田。至于下等湖田质量显然较差，如“望春、白鹤二山，河渠墪堑不可田者，概在算中”，难以达到亩租3.2斗之租额，故无人请佃，官府只得强行差派贫民佃种，租佃模式也为分成租(“分种”)，负担显然较重。薛徽言认为，广德湖田作为官田，本来“别无二税、和买”，上等田租如此之低，“委是太优”，必须整顿。他建议中田租额不变，上等田亩增租额8升，增收租米从下等田租额中减除;对于下等田土，则根据土地特点调整其功能:部分地势过低，不堪耕种的下等田“废为湖泺，依旧积水灌溉”，另有部分田土系“边湖深葑，可以植茭，即为茭地，量立租钱”;至于上等田增租后仍无法抵偿的原下等田租464.64石，则摊入剩余尚堪耕种的下等田，以“补足元数”。此奏议得到知明州陈戬及浙东提刑司支持，遂定上田租4斗/亩，中田租3.2斗/亩。

湖田租等则确定后，租额又有所调整。绍兴七年，知明州仇悆“令见种之人不输田主，径纳官租，增为四万五千余硕”，总租额增加一倍多。此举为全祖望诟病，认为民户开辟湖田投入成本甚多，如此增租过于刻剥。但仇悆此次知明州官声甚佳，高宗甚至奖掖其为“循吏”，并未引发尖锐社会矛盾。事实上，广德湖官田原本多为“权势之家”包佃，并不亲自耕种而转佃他人，冀以赚取低官租与高私租间的差额;而仇悆所谓“增租”，则意在改变田租在包佃者、实际佃种者与国家间的田租分配关系，变私租为官租，并非直接增加佃种者负担，故史称仇氏知明州“以挫豪强、奖善良为理”。绍兴十三年，明州进奏:“广德湖下等田亩缘既已为田，即无复可为湖之理，不免私自冒种，非惟每年暗失官租三千余硕，而元佃人户词讼终无由止息。又因缘有争占讼，愈见生事”，据此，已废为湖的下等田原有官租3000石，且复湖后又出现盗种现象，宋廷遂命重垦为田以足官租，但三等田亩租额此后调整不多。开庆年间，知庆元府吴潜立广惠院，租米拨自湖田者共178亩，租米97石1斗，为陈萃、陈安国、汤耜、陈子四户承佃，其平均租额约为每亩5.5斗，但陈萃(4.7斗)、陈安国(12.2斗)二户湖田亩均正租加花利相差一倍多，可见湖田租仍存在明显等则。此外，广德湖亩均租额远低于鄞县乃至明州其他类型官田，甚至不及水田(12.5斗)及淘湖田(11.7斗)的一半。此外，据至元三年(1337)况逵追述，宋代广德湖田“七万余亩，界于清道、桃源二乡七甲，岁得谷三十余万斛”，湖田产米总数15万石，亩均约2.1石，相当于太湖地区水田亩产较高水平;其租额则自南宋初1.9万石提升至4.6万石，租率自约12.7%提升至约30.7%，依然低于主佃对分的民田租率。由此观之，即使经过仇悆增租，广德湖租额与租率仍较周边其他类型官、民田低，因此，南宋仍有不少外乡乃至其他州县民户移居湖田。

综上，宋代盗垦广德湖，并主张废湖为田者，多是唐宋之际迁居湖滨之民户;而北宋末堙湖为田后，请佃、迁居湖田者，亦不乏湖滨权势之家，其与当地官僚、士大夫交游密切，甚至结为姻亲。在南宋，广德湖始终为官田，其田租率虽有所提高，但仍低于周边官、民田，且无其他差役科配摊派，因此吸引了不少请佃者，外县乃至外州民户亦多迁居湖田。直到明代以降，湖田租偏低的情况才发生变化。如李邺嗣所论，在湖田民田化的过程中，权势之家为占田计，往往高立田赋额，但“横取者每不能长有，数十年后，固复转贸于所不可知之人”，加之湖田肥力下降，“所收仅比乡田，而输税倍之”，遂为佃户大害。

在唐宋浙东区域开发过程中，当地湖泊为农业与城市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水利资源;随着社会经济勃兴，人口大量迁入，人地关系紧张，民户往往堙湖为田以供生计，但这又难免影响当地水利资源分配。宋代浙东湖田存废问题争讼纷纭，几经反复，其主要影响因素，便是民户、官府与朝廷围绕水利秩序、田产利权展开的长期博弈。

相比浙东其他湖泊，广德湖之所以改湖为田且始终未得复湖，首先是由于明州在王朝政治版图中具有独特地位，造成湖田租与王朝财赋高度关联:政和七年宋廷诏废广德湖为田，主要由宰相郑居中主导，意图汲取财赋以供御前钱物，而湖田租也成为供给高丽使节接待、造船的专项开支;南宋乾道以降，明州作为定海水军驻地，知州兼沿海制置使，供军压力增大，而广德湖田租作为水军军粮主要来源，自然无法割舍。此后，湖田租更被充作明州学校、赈济机构经费，入元后又供给海运漕粮乃至寺院开支。百余年间，广德湖田租不但同朝廷利害攸关，更与州县财计密切关联，不论中枢朝臣抑或州县官司，均难以舍弃这一财赋利源。除此之外，湖田周边民户的利权诉求，也是复湖的重要阻碍。政和年间楼异奏议废湖为田，不但迎合了中枢政策，更代表相当一部分滨湖民户立场;南宋广德湖田作为官田，无差科负担，且田租相对明州其他官、民田低，更吸引了大量权势之家以及外地移民前来请佃垦殖，这一群体以湖田为既得利益，并不支持复湖主张。

由此观之，南宋广德湖田民户、州县官府乃至朝廷中枢，围绕湖田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其具体关切虽有差异，但均自湖田租入获取不菲收益:一方面，当地新兴士人家族多参与滨湖土地开垦，其产业利益多与湖田密切关联;另一方面，随着明州在全国政治、财政版图中地位逐渐重要，成为海防要害、水运枢纽、畿辅重地，湖田租入不仅牵涉当地民户收益，更与州府、驻军乃至朝廷利害密切关联。在此情况下，动摇广德湖田利权秩序的复湖议，自然难以得到有效施行，甚至长期沉寂，无人倡议。这一情形，相比越州上虞、余姚乃至鄞东乡党士夫、地方官府彼此联结，相互配合，推进朝廷复湖决策，差异甚大。由此可见，广德湖田与国计民生的利害纠葛，以及其最终未能复湖的结局，正反映了唐宋经济中心南移过程中，东南各区域发展的阶段性特点:相比开发较早的越州，作为浙东后发区域的明州，其政治、经济地位的快速提升，既为当地社会发展带来了机遇与挑战，也造成了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复杂纠葛;围绕财赋、国防新目标，面对由此带来的政治、经济乃至自然资源，如何对其加以开发、利用与合理分配，不同层次官府、不同身份群体的利益关注点多有差异，各方长期合作，反复博弈，最终在朝廷政策主导下，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权利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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