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术臻 | 《文心雕龙》版本源流考论

阅 读 导 引

《文心雕龙》版本流变及分期

《文心雕龙》版本系统的总体特征

前辈学者在叙录《文心雕龙》(以下简称“《雕龙》”)版本时,对于各版本之间的源流关系间有揭示,但不全面,也不系统,而且对版本来源的判断时有失当;再者,前人对于某些重要的版本尚未寓目,来不及作更细的分类,这就为后人进一步讨论《雕龙》版本问题留下了余地。笔者最近十几年以来从事《雕龙》校勘,实际使用的主校本由前人的二三十种扩大到了四十余种。下面即以四十三种最有校勘价值的版本作为研究对象,结合校勘实践经验,以版本文字的变异为主要依据,采用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方式,对各版本的不同形态进行细化分类,对其历史衍变进行通盘梳理,并对诸本的得失优劣及校勘价值作出评判,期望能为今后的《雕龙》版本研究及文本校理提供线索和借鉴。

《文心雕龙》版本流变及分期

依据诸本之间文字系统的变异程度以及版本自身发展的阶段性特点,我们将唐代至清代《雕龙》版本的演化分成五期。

(一)唐宋期:唐写本、《御览》引本的文字系统

我们可以从避讳字入手探查唐宋两本之间的关系。唐写本《铭箴》篇“楚子训人”,《檄移》篇“令往而人随”,两“人”字,元至正本等作“民”,于义自通,唐写本作“人”,当是避太宗名讳,而这两处文字在《御览》引本中也均作“人”;又《明诗》篇“近世之所竞”之“世”,唐写本缺笔,《御览》引本作“代”,而元至正本等作“世”,可知“代”字原本也是唐人因避讳而改者,这说明唐人所改的某些避讳字在《御览》引本中仍然保留着。由此推断,《御览》所依据的并非南北朝至隋时期的本子,而是唐代的写卷或刻本。又,元至正本《铭箴》篇“张昶”,本无误,而唐写本、《御览》引本均讹作“张旭”,证明两本或源出于同一祖本。

从异文看,这两个版本的文字重合之处很多,而又与元以后诸本差别较大,很能体现早期《雕龙》的文本面貌。以《宗经》篇为例,“言经”之“言”,众本中唯此二本作“曰”;“咸耀”之“咸”,唯此二本作“启”;“而吐纳自深”,唯此二本无“而”;“生言”之“生”,唯此二本作“片”;“六鹢”之“鹢”,唯此二本作“鶂”;“谅以邃矣”之“以”,唯此二本作“已”;“圣人之殊致”之“人”,唯此二本作“文”,等等,这种情况在我们出校的条目中多达七八十处,占比不小。

这两个唐宋古本虽非完书,但校勘价值极高。唐写本晚出,明清人校勘《雕龙》时均没有机会见到,20世纪20年代赵万里、铃木虎雄等学者始充分利用此本,极大地推动了“龙学”校勘事业,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通行本黄叔琳辑注本的许多疑难幸赖此本而得以解决,例如,《正纬》篇“深瑕”,众本中唯此本作“浮假”;《辨骚》篇“风雅于战国”之“雅”,唯此本作“杂”,等等,均当为正字。当然,由于唐写本是抄本,其中有一些文字显然属于误写,不如今本,如《正纬》篇“荣河”之“荣”误作“采”,《辨骚》篇“讽味”之“味”误作“谈”,等等,此本虽古,不可过信。

宋人辛处信有《文心雕龙注》十卷,明人阮华山、许子洽也曾见过宋本《雕龙》,可惜今均不传,因此采自唐人所传本子的《御览》引文,就显得弥足珍贵。此本许多异文优于元明诸本,因而徐㶿、冯舒等明清人往往用它来校正《雕龙》,例如,《原道》篇“金镂之实”之“实”,众本中唯此本作“宝”;《宗经》篇“极乎性情”之“极”,唯此本作“埏”;《诠赋》篇“无贵风轨”之“贵”,唯此本作“贯”,等等,均当为正字。但此本明显的讹误较唐写本更多,以《原道》篇为例,“洛书”之“洛”误作“络”,“缉颂”之“缉”误作“缛”,“问数”之“问”误作“间”,“经纬”之“经”误作“缠”,等等,自然削弱了其版本价值。

(二)元代以迄明万历二十年何本出现以前

主要是以元至正本为代表的文字系统,包括元至正本、冯抄元本、黄传元本、伦明传元本、弘治本、汪本、佘本、隆庆本、张本、两京本、胡本、何本一系,以及清代荟要本、文渊本、文溯本、文津本、文澜本一系。

元代《雕龙》今传单刻本一种,传抄本一种,校录本两种。元至正十五年嘉兴郡学刻本是现存最早的单刻本,可惜其文字似乎未经系统的校勘订正,加上新的写刻疏谬,故明显的讹误较多。例如,此本《宗经》篇“礼季”之“季”,当为“记”之音讹,“非晓”之“晓”,当为“晚”之形讹;《乐府》篇“兆上”之“兆”,当为“北”之形讹;《书记》篇“不及交”之“交”,当为“文”之形讹,等等。事实上,至正本自身单独可用来订正黄本之误的文字几乎没有,它往往是与明代弘治本等集体发挥作用,这是因为至正本的种种讹误大都为后起的版本所订正(如上述误字何本、梅本已分别予以改正),《雕龙》文字系统越来越趋向完密,同唐宋两本一样,此本虽古,却非尽善。

明末冯班抄有一本子,行间主要过录《御览》引本等异文,未过录冯舒校的异文,眉端无冯舒的校语。此本卷末有冯班跋语:“余从钱牧斋得是书,前有元人一叙,极为可嗤,因去之,而重加缮写。”而至正本卷首正有元人钱惟善的序,冯班所谓的“元人一叙”,当即指此;又此本每卷首叶大题下署“梁通事舍人刘勰彦和述”,也与至正本相同,可知此本与至正本当同出一源。再以篇中异文验之,此本与至正本大同,而与谢恒钞、冯舒校本差异较大,例如,至正本《檄移》篇“天罚”之“罚”,此本同,而谢钞本作“讨”;《章表》篇“陈谢可见”之“可”,此本同,而谢钞本作“自”;《议对》篇“文骨”之“文”,此本同,而谢钞本作“风”,等等,这说明冯舒、冯班所传的两种本子来源并不相同,从冯班抄本更加接近至正本来看,此本要早于冯舒校本。又,上述《宗经》篇“季”字冯抄本已改为“记”,“晓”字已改为“晚”,等等,可知此本对至正本的讹误有所订正,或当晚于至正本。

清人黄丕烈曾校录过一种元本,底本为覆刻黄氏养素堂辑注本,目录首叶上方有眉批:“元本每叶二十行,行二十字。”可知此元本与上图藏至正本行款相同。然两本文字却有差异,如《明诗》篇“腾踊”之“踊”,此本同,上图藏至正本作“踴”;《诠赋》篇“遂客主”之“客主”,此本同,上图藏至正本作“各至”,等等,可知两本并非同刻。

近人伦明也校录过一种元本,底本为芸香堂刻黄氏辑注纪昀评本,卷一首叶题:“元至正嘉兴郡学刊本,每半叶九行,行十七字。”刊刻时间、地点与上图藏至正本相同,但行款不同,说明元至正中所刻《雕龙》非止一版。此本文字与上图藏至正本颇有不同,例如,上图藏至正本《诠赋》篇“短韵”之“”,此本作“撷”;《谐讔》篇“有足观者”,此本作“有定称者”;《诏策》篇“贵博士”,此本作“责太守”;《书记》篇“故以为术”之“以”,为一墨钉,此本作“称”,等等。此本与黄传元本也间有不同,如《封禅》篇“文理顺序”之“顺”,上图藏至正本、黄传元本作“烦”,而此本作“颇”,等等。由于黄、伦所依据的两种元本今已不可见,所以它们与上图藏至正本孰先孰后,难以断定。

下面考察至正本的衍生情况。从黄、伦所传录的元本看,元代所刻《雕龙》当不止一版,然而明人都穆说:“元至正间,尝刻于嘉兴郡学,历岁既久,板亦漫灭,弘治甲子,(冯公)为重刻以传。”(弘治本卷末跋)钱允治也说:“此书至正乙未刻于嘉禾,弘治甲子刻于吴门。”(谢钞本卷末附叶),均只提至正十五年嘉兴郡学刻本而不及其他元刻本,可见明弘治、万历间所传的元本当即至正嘉兴刻本。事实上,上述自弘治本至何本的八种明代本子,虽然彼此之间也存在文字差异,但基本上是以至正本为宗而产生变异。

至正本《序志》篇有“则常梦索源”一语,弘治本、汪本、隆庆本、两京本、胡本、张本均与之同;“图风势”下,弘治本、汪本、隆庆本、两京本、胡本、何本均有“幽远”二字,而今传至正本“图风势”与“于时序”之间残缺十字(空十格),依弘治本等,当补“幽远包会遍阅声字崇替”,方能填满十格,可证至正本也当有“幽远”二字。这两处文字实为讹误,而上述明代诸本均沿袭至正本而不改。又《乐府》篇“北上”之“北”,至正本误作“兆”,弘治本、汪本、佘本、隆庆本、张本、两京本、胡本均沿袭不改。如此等处,均可以作为上述明代八本源出于至正本之明证。

弘治本卷末有都穆跋,明言冯允中重刻《雕龙》是以元至正嘉兴郡学刻本为本,可为此本出于至正本之确证。此后,弘治本又衍生出汪本、隆庆本,如《哀弔》篇“霍子侯暴亡”,众本中唯弘治本、汪本“霍”“暴”之间为一墨钉,可为二本同源之显证;隆庆本卷首朱颐堀序说:“《文心雕龙》……先御史郴阳冯君已序之矣,予读而爱之,命工翻刻。”明言此本乃翻刻弘治间冯允中刻本。而汪本又衍生出佘本,佘本版心下栏记有汪氏私淑轩原刻刻工姓名黄琏、黄瑄等,可证此本出于汪氏原刻。另外,清乾隆年间的荟要本也由汪本出,《四库全书荟要》总目五集部四诗文评一《雕龙》提要明言:“今依内府所藏明汪一元刻本缮录。”知其底本为汪本;文渊本卷首抄汪本原有的方元祯序,知此本也依汪本缮录,文溯本、文津本、文澜本的关键异文均与汪本同,可知三本也同出汪本。而佘本又衍生出何本,何本卷首有佘诲序,可为显证。

张本(初刻或原刻)与至正本的“常梦索源”讹误相同,可为二本同源之一证;又《原道》篇“陈谟”之“谟”,至正本、弘治本、汪本、佘本、张本均作“谋”;“振其徽烈”之“振”,上述五本均作“褥”;《辨骚》篇“体慢”之“慢”,上述五本均作“宪”,等等,也可证张本与至正本等一脉相承。

两京本也源出于至正本,例如,《原道》篇“雕琢情性”之“情性”,众本中唯至正本、两京本作“性情”;《辨骚》篇“称汤武”之“汤武”,唯此二本作“汤禹”;《才略》篇“凌云”之“凌”,唯此二本作“陵”,等等,可为明证。而胡本又与两京本同源,或即由两京本出,例如,《正纬》篇“糅其雕蔚”之“糅”,两本同作“揉”;《祝盟》篇“获佑”之“佑”,两本同作“祐”;《议对》篇“祖述”之“述”,两本同作“术”,等等,均有别于他本,足见两本关系之密切。

(三)何本出现以后以迄万历三十七年梅本出现以前

主要包括何本、王批本、训故本、谢钞本四个彼此独立的文字系统。

一是何本的文字系统。何本虽然由佘本出,但其文字系统与其他源出于至正本的上述明七本差异很大,例如,此本将至正本《诸子》篇“每环其义”之“其”改为“奥”,《诏策》篇“体虑”之“虑”改为“宪”,《镕裁》篇“献赞”之“赞”改为“替”,《序志》篇“散悉”之“悉”改为“采”,等等,均与上述明七本不同,且大都较至正本为可取,因此,何本可以视为《雕龙》版本史上的第一次较大变异。此本有一显著标志,即《风骨》篇“骨髓峻”之“峻”作“骏”,符合此一特征的本子有:明代的凌本、合刻本、梁本、别解本,以及清代的集成本、尚古本、冈本、王本、崇文本,此九本即均由何本而出。

凌本刻于万历四十年之后(据卷首曹学佺序),底本来源情况较为复杂。此本卷首凡例说:“元本字句多脱误,惟梅子庾本考订甚备,因全依之。”明言此本据梅本写刻,但实际并非如此。此本虽然采录了梅庆生的音注和校语,正文也有不少地方符合万历梅本的特征(如《声律》篇同作“响有□□”),但其正文文字整体上与万历、天启年间的诸种梅本存在较大差异。例如,凌本《养气》篇“学业在勤,功庸弗怠;故有椎骨自厉,和熊以苦之人”,万历梅本无“功庸”句、“和熊”句,等等,可知凌本非出于万历梅本;凌本《议对》篇“仲瑗”之“瑗”,天启梅本和重修天启梅本均作“远”,等等,可知此本也非出于天启二梅本。

细加对勘,知凌本正文文字当主要出自何本。例如,《杂文》篇“义暌”之“暌”,何本作“揆”;《风骨》篇“骨髓峻”之“峻”,何本作“骏”;《章句》篇“告劳”之“告”,何本作“言”;《知音》篇“观千剑”之“剑”,何本作“仞”,等等,均为何本所独有,与梅本不同,却为凌本所继承。又,凌本《序志》篇“图风势”下有“幽远”二字,也为诸种梅本所无,当袭自何本。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凌本中的“揆”“骏”“言”“仞”,为明显的讹误字,由此可以推断这些异文乃底本何本原有,并非写刻者依他本所作的有意校改,所以凌本与何本存在的不一致之处(如何本《论说》篇“谗势”之“谗”,凌本作“讬”),当是写刻者以何本为底本而据梅本等所作的校改,而不是相反。由于凌本是采梅氏音注评校以配何本正文,导致杨明照先生对凌本的底本来源感到疑惑,他先是断定凌本“非以梅氏万历三十七年所刻者为底本”,继而推测凌本可能出于万历梅本之后的某次重校改刻本。实际上,凌本与诸种梅本并非同一文字系统,它不可能是万历梅本的改刻本。正因为凌本文字具有杂糅性,故其可取之处主要不在《雕龙》正文,而在其所采辑的明人批校。

梁本的注解和音注虽然因袭梅氏,但其底本却是凌本,如上述凌本中的“揆”“骏”“言”“仞”,梁本均与之相同,可为明证。杨明照先生将梁本置于天启梅本、重修天启梅本、陈长卿覆刻天启梅本之后,抱青阁本(本于万历梅本)之前,似是认为此本源出于梅本,不确。

合刻本虽然于每卷备录梅庆生的注解,但正文文字却主要出自何本,情形与凌本相同。如上文所列何本的关键文字“揆”“骏”,合刻本均与之相同;又《论说》篇“徘说”之“徘”,合刻本作“排”;《诏策》篇“涣其”之“涣”,合刻本作“焕”,等等,均与诸梅本异而与何本同,可以为证。杨明照先生未言合刻本出自何种版本,仅断言“此本刻于万历之季”。

上述其余明清六本也均由何本出。例如,《时序》篇“傲雅”之“傲”,何本作“俊”,《序志》篇“图风势”下,何本有“幽远”,等等,别解本、集成本均与之同,可证二本源出何本。尚古本也由何本出,如《论说》篇“讬势”之“讬”,众本中唯此二本作“谗”,可为显证。而尚古本又衍生出冈本,如《徵圣》篇“鉴周”之“周”,众本中唯此二本作“同”;《正纬》篇“撰谶”之“撰”,唯此二本作“制”,《明诗》篇“咸怨”之“咸”,唯此二本作“成”,等等,足可为证。王本也由何本出。王本卷首虽有佘诲序,但《情采》篇“设谟”之“谟”,此本作“模”;《序志》篇“图风势”下,此本有“幽遠”,等等,均与佘本异而与何本同,杨明照先生已指出王本由何本出,判断可谓精当。对于崇文本,杨明照先生说“未审原据何本开雕,非出黄本”,实则此本也出自何本,例如,此本《杂文》篇作“义揆”,《风骨》篇作“骨髓骏”,等等,均与诸梅本异而与何本同,可以为证。

二是王批本的文字系统。此本与至正本一系、梅本一系、黄本一系的各本颇有差异,自成一文字系统。例如,《辨骚》篇“皆合经术”之“皆”,众本中唯此本作“旨”;《诠赋》篇“迭致文契”,唯此本作“写送文契”;《封禅》篇“骨掣”之“掣”,唯此本作“彻”;《物色》篇“棠华”之“棠”,唯此本作“裳”,等等,均能显示其独特性。可贵的是,王批本的文字与唐写本、《御览》引本多有重合,例如,《原道》篇“圣因文而明道”之“而”,众本中唯此本、《御览》引本作“以”;《诠赋》篇“夫京殿”,“夫”上,唯此本、唐写本、《御览》引本有“若”;《颂讚》“事兼变正,……义必纯美”,“事”上、“义”上,唯此本、唐写本、《御览》引本并有“故”;《铭箴》篇“戒铭”之“戒”,唯此本、唐写本作“武”,等等。正因王批本更加接近唐宋古本,故其许多异文可以订正黄本之误,校勘价值要略高于至正本一系的各本。

三是训故本的文字系统。与至正本一系、梅本一系、黄本一系的各本相较,训故本的异文比王批本更多,版本渊源显然不同。训故本主要有两种:每半叶十行本、每半叶九行本,两本除字体方面存在差异之外(如“韦”字及“韦”字符),正文文字也不尽相同,如十行本《辨骚》篇“乘翳”之“翳”,九行本作“鹥”;《养气》篇“盛疾”之“盛”,九行本作“成”;《附会》篇“次雎”之“雎”,九行本作“且”,等等,可知两本并非同版开雕,当有原刻与覆刻之别。由十行本每卷之末标明写刻人姓名来看,此本当为原刻,而九行本每卷末无写刻人姓名,与覆刻汪本版心上无原刻本“私淑轩”字样及刻工姓名情形相同,张少康先生认为九行本可能是十行本的覆刻本,当为合理的推断。杨明照先生只叙录了十行本,未论及九行本以及两本的差异。

王惟俭对《雕龙》下过校勘工夫(据卷首凡例),此本许多文字较黄本为胜,例如,《诏策》篇“制诰”之“诰”,众本中唯此本作“诏”;《情采》篇“五情发”之“情”,唯此本作“性”;《练字》篇“昭精”之“精”,唯此本作“情”,等等,均可信从。训故本在明代卓然不群,对于校勘《雕龙》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

四是谢钞本的文字系统。此本许多文字不仅与至正本及明前期的弘治本等七本不同,而且也不见于梅本以后的各本,实则自成一系统。例如,《史传》篇“鸮鸟”之“鸮”,众本中唯此本作“枭”;《议对》篇“文骨”之“文”,唯此本作“风”;《镕裁》篇“丛至”之“至”,唯此本作“生”;《夸饰》篇“风格”之“格”,唯此本作“俗”,等等,均能显示其独特性。其中某些异文可用以订正黄本之误,如上述“风俗”之“俗”即是。

此本原为钱允治(功甫)所传,内有钱氏据阮华山本(宋本)所钞补的《隐秀》篇阙文,后归钱谦益,天启七年冯舒从钱谦益借得此本,请友人谢恒(行甫)抄录,能得到藏书家如此珍视,可见它并非寻常可得者(如梅本)。冯舒用以校勘此本所用的版本有元至正本、弘治本、佘本、谢兆申校本、钱允治本、梅庆生音注万历四十年复校本(由《通变》篇“乘机无怯”之“怯”推知),而他称此本为“钱本”“功甫原本”(见谢钞本卷末跋),可知此本是上述六种校本之外的另一个本子,其来源或当早于梅本,因为冯舒既已得梅本,假如此本属于万历天启梅本之一种或由梅本而出者,则冯氏就无须请人再将全书抄录。

(四)梅本出现以后以迄清乾隆六年黄本出现以前

主要是以梅本为代表的文字系统,包括万历初刻梅本、万历复校梅本、天启梅本(第六次校定本)、重修天启梅本(第六次校定后重修本)、秘书本、汇编本一系,以及抱青阁本、黄本、张松孙本一系。

梅庆生音注本初刻于万历己酉(三十七)年,所用的底本实与至正本同源,如《乐府》篇“乐盲”梅校:“(盲)元作‘育’,许改。”而此字唯至正本作“育”,足可为证。又《颂讚》篇“鲁国”梅校:“(国)元脱,曹补。”而至正本即无“国”;《祝盟》篇“群神”梅校:“(神)元作‘臣’,朱改。”而至正本即作“臣”;“诰咎”梅校:“(咎)元脱,曹补。”而至正本即无“咎”,等等,均可证梅氏是以至正本为底本进行校改。梅氏一方面吸收了谢兆申、朱郁仪等众多学人的成果,另一方面他本人对《雕龙》文字也下过一番补阙订疑的工夫,例如,《颂讚》篇“《西巡》”梅校:“‘逝’疑作‘巡’。”《诔碑》“事光于诔”梅校:“‘光’当作‘先’。”等等,均精审不苟。经过梅庆生等人的不断校订,《雕龙》面貌焕然一新,文字比何本更为完善,梅本的出现在《雕龙》学史上是一个重大转折。

从版本形态看,梅本至少有八种。其中属于万历己酉本(初刻本)系统的有四种:第一种藏于复旦大学图书馆,顾起元序首叶版心下方刻有“吉安刘云刊”字样,钱允治说《雕龙》“万历己酉刻于南昌”(谢钞本卷末附叶),而此本刻工即为江西人刘云,可证钱说不误,故此本当为原刻。第二种藏于国家图书馆,自顾序至目录版心下刻有乙、二、三……十三字样。第三种藏于上海图书馆,顾序首叶版心下为空白,无叶数。第四种藏于复旦大学图书馆,为天启六年姜午生覆刻万历己酉本,最为晚出。杨明照先生对前两种万历梅本未作叙录。

梅氏于万历三十七年刻成音注本以后,又进行了至少七次校改,现存四种本子:刻于万历四十年、封面题“复校音释文心雕龙”者,当为最早的校改本,藏于台北“中央图书馆”。其他三种本子卷一首叶版心下均刻有“天启二年梅子庾第六次校定藏板”字样,第一种为金陵聚锦堂刻本,藏于上海图书馆,可称“天启梅本”,第二种为古吴陈长卿刻本,藏于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第三种为有《隐秀》篇补文者,藏于国家图书馆,可称“重修天启梅本”。前两种正文文字全同,但徐说:“此本吾辛丑年较雠极详,梅子庾刻于金陵,……后吾得金陵善本。”(徐兴公校本第一册卷首附叶)明言天启梅本的刊刻地为金陵,故可断定聚锦堂本在先,陈长卿本为覆刻本。第三种本子首次增补《隐秀》篇脱文四百余字,当在第六次校定本之后,最为晚出。

万历复校梅本是以初刻梅本为底本进行校改。例如,初刻梅本《诏策》篇“并称曰令”之“令”,此本改为“命”;“敕戒州邦”之“邦”,此本改为“部”;《声律》篇“摘文”之“摘”,此本改为“摛”;《总术》篇“槬桍”,此本剜去“桍”,等等。不过此本校改范围不大(不足二十处),梅氏天启二本所校改的,此本大都未作校改,因而它可以视为万历己酉初刻本与天启二年第六次校定本之间的一个过渡性的版本。

天启梅本是梅氏所作的第六次校改。例如,万历初刻本《宗经》篇“敢最附深衷矣”,此本改作“故附深衷”;“生言”之“生”,此本改作“王”;《明诗》篇“亡机”之“亡”,此本改作“忘”,等等,虽不尽确当,但总体上较初刻本为胜。重修天启梅本是对第六次校定本所作的重修,文字与天启梅本颇有不同,例如,天启梅本《明诗》篇“清曲”之“曲”,此本改作“典”;《奏启》篇“诟病为切”之“切”,此本改作“功”,等等。此本订讹补漏,多有可取,但也有重修不当者,如万历梅本及天启梅本《隐秀》篇“非研虑之所果”之“果”,义本可通,而重修天启梅本改为“求”,如此等处,均不可从。

梅本作为汇聚万历、天启间学者们校勘成果的集大成之本,一经问世,就对明清的《雕龙》版本刊刻及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方面是梅庆生的音注被广泛采用,如凌本、合刻本、梁本均用梅注(见上文),一方面是梅氏精心校订的文字系统被刊刻者所继承,衍生出多个版本。

秘书本的正文文字主要依据万历梅本。例如,万历梅本《颂讚》篇“树义”之“义”,天启梅本剜改为“仪”,而此本仍作“义”;《杂文》篇“珠仲”之“珠”,天启梅本改为“朱”,而此本仍作“珠”,等等,均可为证。同时此本也参考了天启梅本,例如,万历梅本《封禅》篇“文理顺(元作烦)”,天启梅本剜改作“文理颇(曹改)”,此本同;《指瑕》篇“数筌(一作首)”,天启梅本改作“数首(元作筌)”,此本同,等等。由此本《隐秀》篇仍有阙文推知,校改者未参考重修天启梅本,所以此本《序志》篇“图风势”后有“幽远”,“笼圈”上有“必”,当是据何本增补,而非重修天启梅本。杨明照先生认为秘书本“盖出梅庆生万历三十七年后重校改刻者”,不确。

汇编本和抱青阁本也均由万历梅本出。例如,《养气》篇“敬通”之“敬”,汇编本作“叔”;《程器》篇“狠愎”之“狠”,汇编本作“狼”,等等,均与万历梅本同。抱青阁本是就姜午生本原书上板,而姜本又是覆刻万历梅本。

张松孙本则是由天启梅本出。此本卷首凡例说“杨用修间有评语,今照梅本全录”,等等,已标明底本来源。初刻梅本《原道》篇“为五行之秀人实天地之心生”,此本无“人”“生”;《颂讚》篇“昭灼以送文”,此本改“送文”为“述义”,等等,均与天启梅本同。又,此本凡例说《隐秀》篇是据黄本补足,可知张氏并未参考有《隐秀》篇补文的重修天启梅本。

对后世影响深远的黄本也出自梅本。此本序中“明代梅子庚氏为之疏通证明,……虽子庚自谓校正之功五倍于杨用修氏”云云,已标明底本来源。以《宗经》篇为例,黄本“剬范”之“剬”,万历梅本同,天启梅本作“制”;“生言”之“生”,万历梅本同,天启梅本作“王”;“前修文用”之“文”,万历梅本同,天启梅本作“运”,等等,可证黄氏主要依据万历梅本。然黄本《附会》篇“如琴”下有“并驾齐驱,而一毂统辐”,“振楫”下有“会词切理,如引辔以挥鞭”,又是依据天启梅本。至于黄本《隐秀》篇补有“始正”至“朔风”之间四百余字阙文,依据的却是何焯校汪本(日本静嘉堂文库藏),而非重修天启梅本,一是因为黄本《隐秀》篇末所载识语即采自何校本,二是因为补文中的不少异文与何校本同而与重修天启梅本异,例如,黄本“翫之者”之“翫”,何校本同,而重修天启梅本作“玩”;“若篇中”之“若”,何校本同,而重修天启梅本作“故”,等等,足见黄氏并未参考重修天启梅本。

(五)黄本出现以后

主要是以黄本为代表的文字系统,包括黄氏养素堂初刻本及改刻本、文渊辑注本、芸香堂本、翰墨园本一系。

黄本虽然由梅本出,但文字与梅本存在很大差异,已非梅本之旧,显然是因为黄氏吸收了冯舒等人的校勘成果以及他本精华,经过精心校订。黄氏主要从两个方面对《雕龙》本文进行校正:一是于行间增补校语,约计一百八十余条,其中有据他本作增补者(主要据《御览》引本、汪本、张本、训故本、冯舒校本、何焯校本),有无所依傍、自出己意而作增补者;二是校订底本正文文字,包括改字、增字、删字、乙正字,约计二百六十余处。黄本后出转精,《雕龙》的文字系统再次发生巨大变化。

对于黄氏养素堂本,前辈学人只注意到了有原刻与覆刻之别,实际上此本有初刻本、改刻本和覆刻本三种不同的形态。卷首例言有五条,元校姓氏有三十三人者,为初刻本(上图藏本)。例言有六条,元校姓氏有三十四人者(增王惟俭字损仲),为改刻本(国图藏清陈鳣藏本、侯长松藏本),无论是《雕龙》正文,还是辑注、校语、眉批,均有全面校改,质量远胜于初刻本。以改刻本为母本的覆刻本很多,今见四种:第一种本子《原道》篇眉端黄评“解(刻作‘觧’)《易》者未发此义”每行四字,其余眉批均为每行五字;第二种本子眉端黄评全为每行三字,且置于框内,《原道》篇眉端黄评“解《易》者未发此义”作“○九者未发此义”,正文有明显的误刻字(如《檄移》篇“金革”误作“金章”,《时序》篇“诚哉”误作“诚裁”,等等);第三种本子《封禅》篇“首胤”之“胤”不缺笔,《情采》篇“吟咏”之“吟”作“今”;第四种本子《隐秀》篇末附何焯识语之“辛巳”误作“卒已”。各覆刻本刊刻质量优劣不均,第二种本子最为常见,但质量最次。总之,以养素堂初刻本为原本的覆刻本迄今未见,养素堂本是以后出的改刻本形式流传于世。

由养素堂本衍生的本子有文渊辑注本、芸香堂本、翰墨园本,三本依据的均为改刻本,例如,《指瑕》篇“若排人美辞”之“排”下,初刻本黄校作“疑作‘採’”,而改刻本作“王本作‘掠’”;初刻本《史传》篇辑注“诠评”条“谢丞”之“丞”,改刻本作“承”,等等,上三本均与改刻本同。《四库全书》所收《文心雕龙辑注》今存四种:文渊阁本、文溯阁本、文津阁本、文澜阁本,也均以养素堂改刻本为底本进行缮录,其中文渊辑注本改正了原本的多处讹误,质量有所提高,胜于其他三本。纪昀评本是以养素堂改刻本为底本重新开雕,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本子书牌题“道光十三年冬刊于两广节署”,左下方有“粤东双门底芸香堂承刊”字样,是为芸香堂原刻本;第二种本子书牌左下方题有“粤东省城翰墨园藏板”字样,为芸香堂本的覆刻本,正文有两处明显的误刻:《风骨》篇“骨髓畯”之“畯”,《通变》篇“睎阳”之“睎”,质量较原刻本有所下降。

《文心雕龙》版本系统的总体特征

《雕龙》版本从唐写本演化到清代诸本,其间的传承流变有迹可循。唐写本和《御览》引本同出一源,体现了唐代甚至更早的《雕龙》面貌。明弘治本、汪本、佘本、张本、两京本、胡本等六本墨守元至正本,文字无太大的变化,可以视为明前期版本。何本、王批本、训故本、谢钞本等四种本子与上述元明七本明显不同,可以视为明中期版本,其中万历二十年出现的何本虽然源出于至正本,文字却发生了较大的变异,可以视为《雕龙》版本流变中的第一次转折。万历、天启间,梅庆生集众家之力对《雕龙》进行反复校订,《雕龙》的文字系统才真正有了巨大改观,深刻影响了后世对《雕龙》的接受,可以视为版本流变中的第二次转折。梅本以及后来的凌本、合刻本、梁本、秘书本、汇编本、别解本,可以视为明后期版本。到了清雍正、乾隆年间,黄叔琳又进而校订了梅本,推出辑注本,左右了乾隆中叶以后《雕龙》传播的格局,成为最通行的本子,可以视为版本史上的第三次转折。

从版本系统生成的总体特征看,《雕龙》版本的流传一方面存在多元系统,多个源头,如元至正本与唐宋两本显然不同源,明代的王批本、训故本、谢钞本也难以纳入元至正本系统,或当源于宋本或其他元本;一方面又有同源祖本,单线衍生,如至正本、何本、梅本、黄本均各自衍生出众多版本,构成复杂的系统。

从传播路径看,明代的《雕龙》版本发展大致有三条路线:一是承至正本,如弘治本、汪本、佘本、隆庆本、张本、两京本、胡本、何本;二是承何本,如凌本、合刻本、梁本、别解本;三是承梅本,如秘书本、汇编本。清代的《雕龙》版本发展大致有四条路线:一是承汪本,如荟要本、文渊本、文溯本、文津本、文澜本;二是承何本,如集成本、尚古本、冈本、王本、崇文本;三是承梅本,如抱青阁本、黄本、张松孙本;四是承黄本,如文渊辑注本、芸香堂本、翰墨园本。

从传承规模看,至正本、何本、梅本和黄本分别代表了元、明、清三代的《雕龙》版本学的最高成就,可视为四个分水岭,其他一些处于边缘状态的本子尤其是各种覆刻本,大致可以纳入到这四个系列中,构成四个较大的版本传承体系,而王批本、训故本、谢钞本在后世则不见有承传。

从影响力看,至正本对明代影响很大,弘治本至何本等八本乃至梅本皆由此本出。但何本、梅本之前的明代诸本基本还处于对至正本的因循阶段,何本则订正了至正本的很多讹误,质量明显有所提高,在明代衍生出凌本等四本,在清代则衍生出集成本等五本,影响显著。梅本则集明代学者校勘成果之大成,终能超越旧本,衍生出秘书本、黄本等明清五本。而黄本又订正了梅本的讹误,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一经问世,就成为清中叶以迄近现代流传最广的版本。从至正本发端,经过墨守阶段,由何本实现校改的突破,发展到梅本校勘的集成,最后归到黄本订补的完善,《雕龙》版本发展总体上呈现出校订越精影响越大的特点。

黄氏养素堂本之后,《雕龙》版本再无发生大的变异。道光年间的纪昀评本墨守养素堂本,即使间有校改,也不如文渊辑注本全面,而此本自芸香堂原刻就存在的诸多写刻疏谬(含正文与辑注),反而使其文字质量比养素堂本有所下降。纪评本问世之后,覆刻甚多,流传极广,几乎取代了养素堂本,同时它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负面作用,比如后来最为通行的范文澜注本的底本是民国印行的扫叶山房本和四部备要本,而这两个本子依据的却是翰墨园本,此本不仅与养素堂原刻本差距较大,连纪评原刻本都不如,这就导致范注本的《雕龙》正文文字出现了不少问题,淆乱了养素堂本的文字系统,这是需要格外注意的。

(上海师范大学曹旭先生为本文写作提供了多种珍贵版本,贡献良多,特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