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梧 |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人学意蕴

阅 读 导 引

一、新时代文化建设与人的发展的双向互动

二、新时代文化建设应立足人的生活世界

三、新时代文化建设应创造新的人民文化

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习近平文化思想立足人的全面发展的原则高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系统筹划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深刻回答了为了谁、依靠谁、成果由谁共享、成效由谁评价等重大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在此意义上，习近平文化思想具有深刻的人学意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在阐述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时，既要求“聚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也要求聚焦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与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二者都旨在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推动人的全面发展，这也就构成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人学向度。

习近平文化思想之所以具有深刻的人学意蕴，这是由文化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从理论上讲，文化究其本质而言就是“人化”。与自然领域不同，文化领域完全是由人的对象性活动所构建起来的，充分体现了人的本质性力量，具有深刻的人为性和属人性。所以，文化与“人化”具有内在联系。正如有学者指出:“文化就是人按照自己的方式和意愿去改变环境和外部世界，创造出属人的存在。就此而言，文化完全是人的创造物。但是，文化一经创造出来，又对人的生存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以致人又成为文化的创造物”。也就是说，文化不仅表现为“人化”，同时也要“化人”，即用人所创造的文化成果、所构建的文化环境，进一步去熏陶人、引导人、教育人，最终实现人的自我提升。从“化人”的角度看，文化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对此，恩格斯曾经这样概括文化发展对人的发展的积极意义，“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既然文化作为“人化”与“化人”的统一，那么文化建设必然具有人学向度。

更重要的是，习近平文化思想不仅是一个关乎文化本质的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关乎人的发展的实践问题。习近平文化思想之所以具有深刻的人学意蕴，是由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所决定的。从实践上来看，习近平文化思想之所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因为文化建设是新时代、新征程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的关键环节;反过来说，人的发展又构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内在动力，因此文化建设必须要以人民为中心，必须依靠人民主体力量，必须满足人民文化需求。此即新时代文化建设与人的发展的双向互动关系。

一方面，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推动我国人的全面发展的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迈向新征程，人的全面发展不仅需要坚实充足的物质基础，也需要高度文明的精神生活。从需求端来看，随着我国持续不断的迅猛发展，人们的基本物质需求已经普遍得到满足，关键在于精神需求能否得到满足。从供给端来看，我国则迫切需要解决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的“滞差”问题。有学者指出，“之所以会出现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的失衡现象，这是由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的各自特点所决定的。一般来说，经济建设随着体制转换而能够快速启动，尤其是通过市场经济的利益机制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因而经济建设往往具有发力迅猛的特点。……与之相比，文化建设必须经过长时间的文化积累过程，没有长时间的文化积淀，就不可能形成相对稳定的价值体系”。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的不同特点和节奏，也就形成了精神文明滞后于物质文明的“滞差”现象。这就在客观上要求我们在继续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也要花更大的力气投入到文化建设，实现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

值得注意的是，对人的发展而言，文化建设具有其他领域所无法代替的重要功能。现代经济越是高度发达，社会竞争越是普遍展开，生活节奏越是日益加速，人们就越容易陷入紧张焦虑的心理状态，就越是产生出滋养心灵、稳定情绪、慰藉灵魂的巨大精神需求。“现代生活、城市生活中竞争的激烈、变化的剧烈、工作强度的增大都会给人带来心理问题，像焦虑症、抑郁症这类心理疾患会增多，只有凭借强大的精神文化力量、凭借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才能自我疗治。从这个意义上看，发展文化也是一种特殊的人道主义。”文化建设之所以是“特殊的人道主义”，就是因为文化建设能够抚慰人心、安顿精神，这也是当前我国人的全面发展的重大课题。

另一方面，人的全面发展构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内在动力。与其他领域相比，文化发展具有自身鲜明的特征，即文化发展的路径更多表现为“内涵式发展”，而非“外延式发展”。如果一味靠经济的投入、资本的涌进、资源的堆集，那么文化领域必将出现“虚假繁荣”:“一方面，文化生产如火如荼，文化产业空前繁荣，文化产品层出不穷;另一方面，人们的精神生活却在大众文化的泛滥中日益贫乏，文化发展陷入‘无深度的平面化’状态。”究其根源，就是因为文化发展偏离了“内涵式发展”的良性道路。而文化的“内涵式发展”则在根本上依托人的全面发展。换言之，没有人的全面发展，就没有文化的内涵式发展。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而言，人的发展所具有的动力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首先，人民是文化生活的创造者，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离不开人的主体力量。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文化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在于人的本质性力量。“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正因为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类的本质，所以“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文化便是人们依据自由自觉的类本质，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的产物。在此意义上，人是文化建设的主体性力量。这就意味着，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只有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主体作用，才能凝聚起全体人民共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磅礴伟力。

其次，人民是文化成果的共享者，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离不开人的精神需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深刻的转化，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美好生活需要同时也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正如马克思所说:“对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就是说，为了人并且通过人对人的本质和人的生命、对象性的人和人的产品的感性的占有，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直接的、片面的享受，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占有、拥有。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这意味着，美好生活需要不仅是物质需要，更是包含精神需要在内的全面需要。在此意义上，新时代的美好生活需求是引领文化建设的根本动力，人们的全面发展需求推动着文化的进步与发展。

最后，人民是文化发展的评判者，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离不开人的合理调节。文化建设为了谁、依靠谁，不是空洞抽象的口号，而要看文化成果由谁共享，更要看文化发展由谁评判。正如文化经典必须经受时间的考验一样，文化发展也要经受人民的评判。人民之所以是文化发展的评判者，“在于文化以其丰富多彩而又鲜活醇厚的形态无处不在于人民之中，在于文化对人心的影响能够有如水润万物细腻无声而又无不浸透其里;在于这种精神的力量内含着人们判别是非曲直、善恶美丑的基本价值尺度、蕴纳着人们追求幸福生活、美好理想的激情、坚韧和勇毅。”经由人民的评判与筛选，便能检验出文化价值的取向是否积极向上、文化产品的供给是否满足需要、文化建设的步伐是否符合期待。这在客观上便起到了文化发展的调节机制，确保文化建设的目标和方向健康合理。

总的来看，文化建设与人的发展双向互动、同向奔赴。一方面，文化建设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由之路和关键环节，直接关系到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另一方面，人的全面发展同时也是文化建设的内在动力和价值旨归，人是文化建设的主体，也是文化建设的目标，因此文化建设离不开人的全面发展。最终，文化建设与人的发展，在“以文化人”的系统工程中得到了有机统一。

立足人的发展审视文化建设，文化不是脱离人民群众的“空中楼阁”，更不是脱离人们生活世界的“无人身的理性”。文化发展史表明，文化发展的立足点已经从抽象的理性原则转向感性的生活世界。在前现代社会，文化发展主要依赖传统的共同体而缺乏理性精神的反思，从而更多地停留在自在状态;进入现代社会后，文化发展在理性原则的推动下，形成了以形而上学为主导的一元化文化形态，精英文化和经典文化成为文化发展的主流形态;但是随着理性原则的过度膨胀以及对感性基础的敌视与排斥，于是“敌视人”的形而上学文化开始解体，文化发展开始转向基于感性实践的生活世界。

原先，高度理性的西方形而上学曾被视为人类文化的“皇冠”。然而，“20世纪初，许多深刻的思想家在目睹现代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巨大发展所带来的物质世界的繁荣的同时，敏锐地感受到技术以及文化的普遍异化的问题，他们许多人从物化或异化的角度对现代西方的文化精神开始了反思。”这一文化反思的结果便是推动了文化形态从形而上学向生活世界的转型。其中，现象学家胡塞尔提出，现代文化危机的根源在于“生活世界的遗忘”，“最为重要的值得重视的世界，是早在伽利略那里就以数学的方式构成的理念存有的世界开始偷偷摸摸地取代了作为唯一实在的，通过知觉实际地被给予的、被经验到并能被经验到的世界，即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

在从形而上学向生活世界的文化转型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无疑占据了重要地位。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要想从形而上学的理性王国回归到感性现实，其决定性的一步便是前提性地反思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意识［das bewuäte Sein］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das Bewuätsein］，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马克思、恩格斯由此确立了生活世界在文化意识中的基础地位。

马克思对黑格尔思辨哲学的哲学变革同时也是深刻的文化变革，马克思立足于感性实践，通过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决定性颠倒，将感性世界从黑格尔的理性统治中拯救出来，从而为20世纪文化发展的“生活世界转向”开辟了道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作为一个“后形而上学”思想家，与其他反形而上学的文化思潮分享了共同的文化前提。但是，这还不足以标识出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同样旨在回归生活世界的文化哲学流派的实质性差异。更重要的是，仅把文化发展的重心从形而上学转向生活世界是远远不够的。生活世界固然是形而上学乃至一切文化的感性根基，然而生活世界并非是原初意义上“未经污染”的感性世界，恰恰相反，生活世界本身也处于分裂与矛盾状态，有待人们的反思。正如马克思所说，“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并“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因此生活世界本身也要经受“无情的批判”，如此才能在文化建设中“发现新世界”。生活世界的如下矛盾向人们提出了新的文化课题:

第一，日常生活的均质化与碎片化。一般认为，日常生活应当是丰富多彩的，人们可以选择充满个性的多元生活方式。但是，20世纪的文化哲学家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现代日常生活究其本质而言竟然是千篇一律的生活方式，这被海德格尔描述为非本真的日常生活，而“常人”正沉沦其中。“常人怎样享乐，我们就怎样享乐;常人对文学艺术怎样判断，我们就怎样阅读怎样判断;竟至常人怎样从‘大众’中抽象，我们就怎样抽象;常人对什么东西愤怒，我们就对什么东西‘愤怒’。这个常人不是任何确定的人，而且一切人(却不是作为总和)都是这个常人，就是这个常人指定着日常生活的存在方式。”也就是说，现时代的日常生活高度趋同，用均质化的生活方式抹杀了自由而多元的个性，将“现实的个人”都夷平为面貌相似的“常人”，可谓泯然于众人。这种日常生活不仅是同质性的，也是孤独的。“互相关心、互相反对，互不相照、望望然去之，互不关涉，都是烦神的可能的方式。”海德格尔指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共在状态并未使他们之间发生有机的交往联系，反而陷入到了原子化个体的孤独境地，以至于日常生活呈现出碎片化的状态。

第二，消费休闲的庸俗化与虚无化。马克思曾指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满足物质生存需求的劳动时间大大压缩，而用于人的发展的自由时间空前增加。在科技创新的推动下，“资本唤起科学和自然界的一切力量，同样也唤起社会结合和社会交往的一切力量，以便使财富的创造不取决于(相对地)耗费在这种创造上的劳动时间。”这种劳动时间的节约，同时也就是人的自由发展时间的增长。正如马克思所说，“个性得到自由发展，因此，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然而悖谬的是，这些用于自由发展的时间却变成了庸俗的消费休闲，闲暇时间虽然大为增加，但是人们在闲暇中并没有感到自由所带来的充实，而是虚无，这种情况就是消费社会中所出现的“闲暇的异化”。其实质在于，把工作之外的时间都让渡到消费领域，从而完成了资本逻辑对于消费领域的支配，因此异化从生产领域扩大到了整个日常生活领域。最终，在人们的现代日常生活中形成了“闲暇的悖论”:人们的闲暇时间越多，似乎人们就越是要消费;越是消费，就越是陷入自己欲望的满足;欲望越是得到满足，人们越是不知足。于是人们成了欲望的俘虏，而非闲暇的主人。

第三，感性现实的虚伪化与符号化。照理说来，感性现实是外在于人的思维的直接给定的东西。然而，在现代生活世界中，感性现实却可以在信息技术的条件下成为人为建构的产物，由此产生了感性现实的虚伪化。正如美国学者卡斯特所说:“现实本身(亦即人们的物质和象征存在)完全陷入且侵淫于虚拟意象的情境之中，那是个‘假装’的世界，在其中的表象不仅出现于屏幕中以便沟通经验，表现本身便成为经验”。感性现实已经变成了由符号所建构的“伪感性现实”。不仅感性现实如此，而且人的感性需求也可以被制造出来，这正是马尔库塞所说的“虚假需求”。这种“需要”不再是自然和合理的需要，而是虚假的需要，是被生产出来的无节制的欲望。人们的消费并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自然需求，而是为了满足被制造出来的欲望。一旦欲望在资本逻辑中形成了自我循环的生产机制，那么欲望就不会停留下自己的脚步。感性需求与感性现实的共同虚拟化与符号化，则使得生活世界不再是感性现实意义上的生活世界，而是充满了魔幻现实主义的伪感性世界。这意味着，生活世界不再是批判形而上学的感性基础，而是成为重新生产形而上学的符号世界。

从生活世界暴露出的这些问题来看，正如列斐伏尔所说:“现代世界中的日常生活已经不再是有着丰富主观性内涵的‘主体’，它已经沦为了社会组织的一个‘客体’”。至此，文化发展的重点不再是用生活世界对抗形而上学，而是重新审视生活世界，在生活世界的合理重建中实现文化的健康发展。既然现代文化已经从日常生活之外的精神消遣逐步转变为人们的生活方式，那么，作为生活方式的文化必然要在拯救生活世界中完成自我救赎与更新，而这正是当下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从形而上学到生活世界，这不仅使文化发展的立足点与重心发生了重大转向，同时也使现代文化的结构形态发生了变化:在形而上学时代，文化产品往往具有高度的同一性，以哲学为文化内核和最高表现形式，其他文化产品往往从属于最高文化样态，在这一阶段，文化形态主要表现为精英文化、高端文化和经典文化。在后形而上学时代，随着文化生产开始进入到民主化时代，文化形态逐步分化，文化发展呈现出多元化趋势，精英文化不再一枝独秀，大众文化开始崛起，甚至成为当代文化主导形态。

大众文化与生活世界的关系密切相关。正如有学者指出，“大众文化在形式上并不一味崇尚创新，而是偏爱惯例，如重复的结构(大团圆、因果报应等)，重复的母题(永恒超越的爱情、安全和秩序的最终回归)，重复的角色设定(常常是善恶分明的)。……大众文化表达的是普通人的常态经验，而不是精英们推崇的非常态经验(精英经验)，它是日常生活的文化，而不是否定日常生活的文化”。按照传统的文化研究，文化被划分为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而且精英文化居于主导地位，大众文化处于附属地位。但是，现代生活世界在媒介方式的巨大变革下，大众文化开始勃兴，成为影响力极大的主流文化形态。

然而，如何看待大众文化，成为文化研究领域极富争议的话题，存在着截然相反的两种对立观点。以往的文化理论基于精英主义立场而批判大众文化，认为大众文化是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的产物，是文化商品化、庸俗化、泡沫化的体现，是取悦大众、嘲笑崇高、媚俗丑陋的文化形式。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批判即是对这种大众文化的抵抗。然而，在英国文化唯物主义看来，“民众并不是大众文化产品的消极接受终端，而是可以主动地发挥自己的选择性与创造性”。由此出发，大众文化并非只有消极功能，也具有积极意义，应当予以肯定和重视。

随之而来的问题便是，究竟如何来看待大众文化?虽然大众文化发展确实存在着鱼龙混杂、良莠难分的问题，但是客观地说，大众文化的兴起具有一定的必然性，这是由文化发展的民主化和扁平化趋势所决定的。在传统社会，文化精英垄断了文化话语权，大众要么被动接受精英文化，要么干脆被排斥在文化发展之外。而到了现代社会，首先是文化传媒技术高度发达，冲破了文化精英的垄断地位;其次，社会经济结构不断扁平化，“大众社会”得以塑形，文化重心必然下沉到每个个体;最后，由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随着科技发展而不断压缩，普通劳动者的闲暇时间大幅增多，这为大众文化的集体消费创造了时间与需求两大必要条件。最终的结果必然是大众文化的强势出场。换言之，大众文化的勃兴本身是现代生活世界转型的必然体现。正如有学者指出，“大众文化可以说是现代科学和民主相伴随发展的产物，具备其他任何文化形式都无法比拟的广泛性、普及性和平等性”。而这也正是大众文化在现代文化中无法被精英文化所涵盖和取代的独特特性。面对大众文化，人们固然应当正视大众文化的种种弊端，尤其是商品化、庸俗化、新奇化、虚无化等问题，但是抵抗大众文化乃至放弃大众文化的做法也不可取，一旦社会价值观的主旋律脱离了大众文化这个主阵地，那么就会孤掌难鸣，反之则能一呼百应。

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可否认，大众文化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特别是大众文化作为“随着现代大众社会的兴起而形成的，与当代大工业生产密切相关，以大众传媒为主要传播手段，进行大批量文化生产的商业化的当代文化形态”，必然存在着大众文化被资本逻辑支配的严峻问题。这就需要从“大众文化”升级为“人民文化”。也就是说，面对大众文化的弊端，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要不要大众文化，而在于当代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大众文化。对此，有关研究提出了不同于“大众文化”的“人民文化实践”的概念。“‘人民文化实践’是指广大人民群众在历史、传统和社会经验的基础上，在日常生活中开展的文化创造、传承和交流等实践活动。其中包括各种传统文艺、民间艺术、手工艺、节庆活动、习俗、传统食品、口头传统、自媒体以及其他与民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文化表达形式。这种实践反映了人民的生活方式、价值观、态度和情感，也是他们与外部世界互动和展开自我认知的途径。‘人民文化实践’中的‘实践’特别强调了文化不仅是一种抽象的观念或制度，更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真实体验和活动。”应当说，“人民文化”是“大众文化”的转化和提升。

事实上，与“大众文化”相比，“人民文化”不仅是形态的变化，更是原则的跃升:由于大众文化更多地遵循商业逻辑，因而不可避免地具有“以资本为逻辑”的问题;而“人民文化”则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衡量文化产业发展质量和水平，最重要的不是看经济效益，而是看能不能提供更多既能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又能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文化产品”。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对此加以机制化，明确提出“优化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机制。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立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特别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出成果和出人才相结合、抓作品和抓环境相贯通，改进文艺创作生产服务、引导、组织工作机制”。这充分表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是践行人民至上价值理念的发展道路，是丰富人民精神生活、满足人民精神需求、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发展道路，是充分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满足人民多样化和高质量精神文化需求的发展道路。

从新中国前30年蔚然成风的群众文化，到改革开放后逐渐蓬勃发展的大众文化，再到新时代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人民文化”作为当代中国文化新形态正在呼之欲出、逐渐成型。与新中国前三十年的“群众文化”相比，“人民文化”不再是高度同质化的文化样态，而是分众化、多元化、精细化的文化新样态;与改革开放后的“大众文化”相比，“人民文化”不是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商业文化，而是旨在反映人民精神面貌、提升人民文化素养的公共文化。在此意义上，“人民文化”将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生活需要的落脚点，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生长点，是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的突破点，是文化建设与人的发展的交汇点，也必将成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创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