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中国与世界之三 | 曾祥波 | 论“文本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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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祥波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本文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 年第3期，引用 / 转发等请据原文并注明出处。参考注释请参见原文。

文献由载体物质形态与承载的文本内容组成。文献研究传统上更重视载体物质形态，以刊刻时间、产地来源、主事者身份、技术手段、行款格式等物质性因素为标准考察载体性质与源流关系，称为版本研究。总结版本研究结果的描述框架，称为“版本系统”(形象表示为版本源流图)。版本研究是文献学(包括目录、辑佚、收藏、版本、校勘、辨伪等分支研究)的重点，被公认为文学研究的前提基础。然而文学研究更关心的是文献的文本内容，为什么要求文学研究关注文献的载体物质形态呢?传统上认为载体物质形态会对承载的文本产生影响，造成文本内容差异。这一理由过于笼统，试举一例。同一文献的两种版本，一部存在湮泐痕迹，另一部没有此类痕迹，版本研究确认没有痕迹者是初刊本，有湮泐痕迹者是使用磨损旧版的再印本，两者仅存在微不足道的文本差异(因湮泐造成的个别误读或因补板造成的个别误刻)，这一结论除了说明该书刊印数量较多之外，对文学研究影响不大。版本研究面临异常丰富、变化多端的载体因素，需要作出针对性回应、归纳、演绎，自然会沿着物质形态研究之路渐行渐远，与文本内容的相关性逐渐疏离，当然可以理解。然而“版本——文本——文学研究”逻辑链条中的“文本”环节一旦缺席，“版本研究是文学研究的前提基础”命题将被架空。有鉴于此，可以考虑在“版本系统”描述框架之外，建立一种强调文本内容的文献描述新框架，更有效地回答文学研究提出的“文献之问”。

以文本内容为标准建立的文献描述框架可以称为“文本系统”。文献的文本内容差异体现在篇章、字句两个层级。由于传统版本研究的“异文校勘”手段正是着眼于字句层级差异，因此“文本系统”不能以字句层级文本差异为标准。试想，如果“文本系统”以字句层级差异为标准建立框架，那么考虑到几乎不存在文本内容完全一致的不同版本，同一文献的不同版本之间至少会出现个别字句差异，结果将是以字句层级文本差异标准建立的“文本系统”与已有的“版本系统”完全重合，从而丧失“文本系统”的特殊性以及建立在这种特殊性上的价值。因此，建立“文本系统”应以篇章层级文本差异为标准。

以篇章层级文本差异为标准建立“文本系统”，不但可以与“版本系统”区别，还回应了版本研究偏重字句层级的传统没有充分注意到的、写本时代与刻本时代不同写作态度以及文献载体物质形态差异影响不同文本层级的两种新变化。第一点变化是，写本时代与刻本时代不同写作态度造成的文本质量与数量层级的不同对应关系。写本时代文献生成与传播的物质条件不易，造成文献数量少，加上处于文化概念生成与表述的开端时期，字句层级的细微区别蕴含着较大意义差异，所谓“唐前书一字千金”的传统论断指出写本时代文献的一字之异都不可忽视，字句层级的异文校勘正好适应这一情况。与之相反，刻本时代文献生成与传播容易，书写与编纂态度相对松弛，文献数量大幅度增加，质量泥沙俱下，字句层级异文蕴含的实质意义低于写本时代，需要提高文本的数量层级才能传达更有效、精准的意义，聚焦于字句层级的异文校勘相对滞后、效率偏低。第二点变化是，写本、刻本时代的文献物质载体差异对不同文本层级的影响程度不同。写本时代的文献传播态度审慎，传播过程形成的文本差异多属于受到书写材料物质形态因素影响的无意被动行为，如口耳相传造成的同音字、转相抄写造成的形近字等，文本差异集中在字句层级。当然，写本时代文献并非不存在篇章层级问题，如余嘉锡指出书写材料限制造成大量“单篇别行”现象，刘向校书时既要处理字句层级的“字误”，还要面对“章乱布在诸篇中”，需要“除重复”若干篇、“定著”若干篇之后才能杀青缮写成书的情况，都指向篇章层级文本差异。但除了发现出土简帛或域外藏写本等源头性材料的少数情况之外，写本时代文献绝大部分都通过刻本时代生成的“二手”文献形态存世，文本基本凝定，篇章层级差异很小，因此建立在传世文献基础上的版本研究对写本时代文献文本的关注主要体现在字句层级的异文校勘(如《经典释文》)。进入刻本时代，文献生成传播方式变化显著，日趋整齐标准的出版流程使得新生成著述的字句层级文本被动地受到载体物质形态影响的程度减轻，文本变化更多集中在篇章层级，与作者、编纂者的主观意图更为密切，属于有意的编纂行为(既包括再版时良性的补充剔除修订，也包括出于商业盈利考虑的鱼目混珠或偷工减料等)。刻本时代出现的篇章层级文本变化新情况在集部文献上表现得最为明显，这是因为经、史、子部文献来源早、文本相对固定，集部是汉代才开始逐渐出现的后起文献类型，承载的历史包袱少，写作与编纂过程包含了更充分的个人主观意图。特别需要指出，由于汉魏六朝集部文献生成于写本时代，源头性旧本存世极少，现存文献绝大多数是进入刻本时代之后由后人重新辑佚编定的新本，沿刻本之流以溯写本之源的研究空间较小;唐宋集部文献处于刻本时代开端，既有相当数量的源头“坐标性”版本存世，又有若干代表文献变化关键环节的重要版本散佚，给文献研究留下了充分发挥空间。因此，根据“文本系统”的篇章层级文本差异标准进行研究，宜从唐宋集部文献开始。

“文本系统”的篇章层级文本差异标准可以进一步细化为两方面:一方面是篇章内部文本差异，即同一篇章出现在同一文献的不同版本或者不同文献中，因分合拼拆、删削增补等因素产生超过字句层级的段落体量内容差异。另一方面是篇章间关联性差异，既包括同一文献不同版本的篇目编次差异，也包含相同作品按照不同体例编纂形成的不同文献之间的篇目编次差异，还包括不同文献的篇目重合、互补等对应关系等情况。篇章内部文本分合拼拆、删削增补对内容意义造成影响容易理解，这里有必要强调篇章间关联性差异对意义的影响。如从篇目编次角度判断文本系年、意义至少在汉代《诗》学就已存在，毛《传》郑《笺》对小雅《十月之交》《雨无正》《小旻》《小宛》四篇编次意见不同，毛《传》编次系于幽王时期，郑《笺》认为原始的篇目编次应系于厉王时期，现存编次是毛公改动旧次形成的。编次差异导致诗义不同，郑玄系于厉王意味着此后还有宣王中兴，政局犹可补救，诗义指向小惩，毛《传》系于幽王意味着西周崩坏，政局难以挽回，诗义指向大变。相较于直接改动篇章内部文本，篇目编次调整属于隐性表达，但两者都会影响对文本内涵的理解。

“文本系统”是在充分掌握文献“版本系统”的基础上，以篇章层级文本差异为标准，重新建立的一种新的文献描述框架，因此“文本系统”的建立与运用根据“版本系统”前提的不同，存在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相对简单，由于“版本系统”体系完备、成果充分，但因聚焦于类型众多的物质形态因素，描述过于繁杂琐碎，因此只需要以篇章层级文本差异的新标准重新审视、归并版本研究成果，建立“文本系统”描述框架，便于文学研究简捷使用。这是“文本系统”建立的多数情况与主要功能。第二种情况比较复杂，由于版本研究传统上往往止步于一种文献，无法解决某些需要同时涉及多种文献的疑难问题，或者受限于文献实物不足，留下有待填补的环节，这些情况都会导致“版本系统”体系不完备，这时需要依靠篇章层级文本差异标准的特殊角度解决疑难问题，消解对文本而言无关紧要的版本空白环节，建立“文本系统”。当然，“文本系统”的特殊角度并非万能，只能在条件适合时解决疑难问题，因此这是“文本系统”建立的少数情况与次要功能。根据上述两种情况，接下来分为“建立新框架”与“解决旧难题”两方面加以说明。

1.简明便捷:“文本系统”的优势

“版本系统”以各种物质形态因素为多重标准，通常较为烦琐，而且多关注物质形态之间的线性关系，几乎不关注文本层级与结构差异，尽管有时也会说明不同版本间的文本差异，但很少将其作为重点，而“文本系统”以篇章层级文本差异为唯一标准，更能直接针对文学研究目的，具有简明性优势。以南宋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为例，“版本系统”按时间标准划分为宋本、宋椠元修本、元本、“古逸丛书”本，按刊地标准划分为建安刊本、高丽刊本、和刻本、翻和刻本，按行款标准划分为十一行初刻本、十二行坊刻本，是杜集宋注本中最复杂的文献。洪业已经觉得上述划分过于繁杂，因此另起炉灶，将各本重新划分为甲、乙、丙、丁、戊五种，判断“乙出于甲，而丁又出于乙”，但头绪仍多，而且亦未厘清。如果以“文本系统”的篇章间关联性差异标准(这里具体而言即篇目编次)划分，只有两个子系统:第一个是五十卷系统(包括宋本、十一行本、十二行本)，全部一千四百五十余首杜诗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系年编次体系。第二个是四十卷加补遗十卷系统(包括元本、“古逸丛书”本、高丽本、和刻本、翻和刻本、十二行本)，包括一个一千余首杜诗的断裂零散系年编次体系(四十卷)，以及另一个四百余首杜诗的断裂零散系年编次体系(补遗十卷)，两个体系相对独立，难以衔接。《杜工部草堂诗笺》划分为“五十卷”“四十卷加补遗十卷”两个“文本子系统”之后，文本源流情况可以简明呈现如下:“五十卷”系统文本是最初面貌，“四十卷加补遗十卷”系统是“五十卷”散逸后，书贾先以残存部分拼接为“四十卷”刊刻，后来得到剩余部分又拼接为“补遗十卷”刊刻，最后将“四十卷”与“补遗十卷”合并行世。由此可知，《杜工部草堂诗笺》“五十卷”系统才能正常使用，“四十卷加补遗十卷”系统难以卒读。“文本系统”省并版本物质形态因素、直接呈现文本差异的实质意义是，由于《杜工部草堂诗笺》是编年本，篇目编次意味着诗篇系年，先后顺序不能被打断，也不能穿插杂糅，否则时间顺序被扰乱，严重影响对杜诗“诗史”属性的理解。过去围绕《杜工部草堂诗笺》的文献研究总是以物质形态标准将“五十卷”与“四十卷加补遗十卷”两种文本子系统不加区分地杂糅在一起，掩盖了“五十卷”系统的文本价值，加上和刻本进入“古逸丛书”等偶然因素，使得“四十卷加补遗十卷”系统的版本最为流行，导致对本来具有宋代杜集注本集大成地位的《杜工部草堂诗笺》的整体价值评价偏低。如今以篇目编次标准建立“文本系统”之后，“五十卷”系统的编次优势彰显，杜诗及其注文呈现在清晰系年语境下，获得了最佳的文学研究条件，《杜工部草堂诗笺》在杜诗文献中的价值、在杜诗学史上的地位因此极大提高，宋代杜注的价值与地位也被重新认识。

便捷性指“文本系统”描述框架的简明性带来的建构“文本系统”的效率优势。在传统文献研究中，异文校勘是版本辨识的重要手段。“文本系统”以篇章层级文本为单位区分版本差异，相较于异文校勘从字句层级文本单位区分版本差异，能够将工作量呈数量级地缩小，从而迅速发现差异。仍以《杜工部草堂诗笺》为例，在篇章层级进行比较，很容易发现所有版本可以根据篇目编次差异分为“五十卷”与“四十卷加补遗十卷”两种系统。如果以字句层级进行异文校勘，《杜工部草堂诗笺》宋本、元本、“古逸丛书”本注文差异存在三种基本情况:第一，注文完全不同，这种情况很少，第二，元本、“古逸丛书”本对宋本注文有大量删削，这种情况并不多。第三，“古逸丛书”本以元本为底本，大凡元本与宋本同、而“古逸丛书”本改字者，往往出于元本字迹漫漶之故，“古逸丛书”本编纂者无法持有宋本比对，勉强辨认，因而出错，这种情况也不多。综上所述，宋本(“五十卷”系统)字句层级异文自成一类，元本、“古逸丛书”本(“四十卷加补遗十卷”系统)字句层级文字相似度高，也可合为一类，结论与根据篇目编次差异得到的认识一致。但是必须指出，根据笔者的整理经验，《杜工部草堂诗笺》白文近七十万字，异文校勘达到这样的规律性认识，至少需要建立在对全书校勘过半的基础上，而“文本系统”通过篇目编次比对辨识能很快达到这一认识，两种方法的迅捷程度相去甚远。

2.底本选择新思路

尽管根据“文本系统”的篇章层级文本差异标准可以较快确定文献的不同文本类型，但落实到古籍具体整理过程，仍需要进行字句层级的异文校勘，以便从面到点、全方位地向文学研究提供最优文本。但需要注意的是，在唐宋集部文献整理具体过程中，也还可以根据“文本系统”优先考虑篇章层级文本的理念，提出选择底本的一种新思路，即“文本层级优先原则”。所谓文本层级优先，指文本差异按照内容体量大小具有不同重要性，大体量内容差异的重要性高于小体量内容差异，即篇章层级文本差异的重要性高于字句层级文本差异。

一般而言，古籍整理底本选择更重视版本刊刻时间，背后的逻辑是默认“更早的实物”代表“更早的文本”，因为一种版本代表对文本的一次复制，对文本的复制次数越多(版本时间越靠后)，意味着出现讹误的概率增加，所以更早的版本因其具备更少的复制次数从而代表更少讹误的文本。但是需要注意，这种“实物变化——文本变化”的逻辑对应关系主要在字句层级有效，在篇章层级并不按照这一逻辑发生效力。因为多次复制导致的文本讹误属于受迫被动的无意疏忽(如音近或形近)，它们基本上出现在字句层级，字句讹误既容易产生，又不易被发现，异文校勘主要针对字句讹误。与之相反，篇章层级文本差异很少属于受迫被动的无意疏忽，基本上是有意、主动的编纂行为，原因在于:从篇章内部内容看，文本差异体量大，难以出现无意失误，即使出现也容易被发现改正;从篇章间关联性看，篇目编次在任何环节出现错误，如果是无意失误，一定会进一步发生诸如“重出”“漏收”之类很容易被发现的后续问题，最终被编纂者发现;如果篇目编次有变化，而又没有出现“重出”“漏收”等后续情况，说明必然经过了编纂者全面重新梳理，既然如此，已经属于主观故意的编纂改动行为，而非无意疏忽。换言之，除非出现编纂者有意改动的情况，否则各版本之间篇章层级(而非字句层级)文本稳定性很高。因此，古籍整理底本选择思路可以根据以上两种不同的文献“实物——文本”对应关系作出调整:第一，如果一种文献的各版本只存在字句层级的文本差异，那么应该遵循版本研究的传统思路，选择刊刻时间最早的版本为底本。第二，如果一种文献的各版本存在着篇章层级文本差异，可以根据“文本层级优先原则”，选择“文本系统”中出现时间最早的“文本子系统”(代表作者与最初编者本意的源头文本)中的最早版本作为底本。

通常情况下，古籍整理底本选择遇到内容完整的后出版本与内容残缺的早期版本时，往往会选择内容完整的后出版本为底本，以内容残缺的早期版本为校本，这一选择说明篇章层级完整比字句层级准确更为重要，其实已经隐含了“文本层级优先”的思路，只是尚未形成自觉认识。不具备自觉认识的新思路在遇到障碍时很难被坚持，容易退回保守却安全的旧思路，因此当遇到早期版本与晚期版本内容皆完整无缺、只存在篇章层级文本差异的情况，即代表该文献早期“文本子系统”的现存版本可能是刊刻时间较晚的版本，而代表该文献晚期、后出“文本子系统”的版本可能是现存刊印时间最早的版本，目前的古籍整理往往还是回到旧思路，以现存刊印时间最早、却代表后出“文本子系统”的版本作为底本。其实，可以按照“文本系统”文本层级优先原则，以刊刻虽然较晚、却代表早期“文本子系统”的版本为底本，以保存大体量(篇章层级)文本的早期形态，而以刊刻虽然较早、却代表后出“文本子系统”的版本为校本，通过异文校勘以校记形式留存小体量(字句层级)文本的早期形态。

以李白集为例，今存各版本从“文本系统”篇目编次标准可以分为两个子系统:一为咸平年间乐史编次诗二十卷(《李翰林集》)、文十卷(《李翰林别集》)本。咸淳年间戴觉民重刻本属于该子系统。清末刘世珩玉海堂《景宋咸淳本李翰林集》以咸淳本为底本，成为这一子系统仅存的版本实物。一为熙宁年间宋敏求重编本，包括序碑(卷一)、诗(二至二四卷)、文(二五至三十卷)，曾巩又在各类之下以时序编次，由晏知止刊行。静嘉堂藏宋刊本、国图藏宋刊本、康熙吴门缪曰芑刊本属于这一子系统。尽管从今存各版本刊刻时间看，最早的是静嘉堂藏原皕宋楼藏宋刊本，最晚的是清末玉海堂《景宋咸淳本李翰林集》;但根据文献著录，乐史本最接近已经散佚、代表唐人旧次的李阳冰《草堂集》十卷本面貌，玉海堂《景宋咸淳本李翰林集》在篇章层级直接承袭乐史本，成为最能反映李阳冰《草堂集》十卷本面貌的唯一版本。但目前的李白集整理本仍遵循强调刊刻时间因素的版本研究传统，皆以刊印时间最早的宋刊本为底本，尚未充分注意清末玉海堂《景宋咸淳本李翰林集》代表的早期“文本子系统”意义。根据“文本系统”文本层级优先原则，可以以刊刻时间最晚的玉海堂《景宋咸淳本李翰林集》为底本，以保存乐史本代表的唐人编集以内容分类为主的十四种旧次(古风、乐府、赠、寄赠、饯送、酬答、留别、杂拟、怀、登览、歌咏、游宴、杂咏、闺情)，而以刊刻时间最早的静嘉堂藏原皕宋楼藏宋刊本、国图藏宋刊本为校本，以保存字句层级的早期异文，从而为李白研究提供一种体现唐人文体分类观念的源头性文献面貌。

1.系联性

系联性可以与简明性对应理解，简明性指以一种文献为对象建构的“文本系统”的优势，系联性指以具有篇章关联性的多种文献为对象建构的“文本系统”的优势。版本研究传统上往往限于研究一种文献，所以“文本系统”的系联性可以解决版本研究限于自身框架体例无法同时涉及多种文献而留下的疑难问题。

以东坡集为例，东坡集版本数量庞大、源流复杂，在宋代作家著述中首屈一指。版本研究根据编纂者身份、刊刻时间、产地来源等角度将东坡著述分为“东坡七集”与“东坡大全集”两种“版本子系统”，两者关系一直不清楚，背后隐含的文本差异也没有引起充分关注。苏轼研究在东坡集源头问题晦暗不明的状况下，只能或不加说明地使用“七集”“大全集”中的一种，或杂糅使用两种子系统，很少自觉区分、辨识两种版本子系统的文本优劣。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文献《东坡外集》仅存明万历三十六年康丕扬淮扬府署刻本，刊刻时间不但距离宋代晚，又与现存最早“东坡大全集”(万历刻本)、茅维新编《苏文忠公全集》(万历三十四年初刻本)、现存最早《东坡志林》五卷本(明万历二十三年赵开美初刻本)等文献的刊刻时间相去不远，这些文献内容与《东坡外集》部分重合，颇使人怀疑《东坡外集》是明人根据这些文献裁剪拼凑形成。被视为明代后出文献的《东坡外集》在“版本系统”中从来没有获得与宋代东坡文献“七集”“大全集”比对研究的机会，这就是苏轼著述源流问题难以解决的原因。如果以“文本系统”篇章间关联性角度比对《东坡外集》与“东坡七集”文本，“七集”《前集》《后集》诗歌部分共25卷1960首，以编年形式编纂，《外集》收录补遗诗10卷355首，同样以编年形式编纂，与《前集》《后集》形成显著互补关系(仅因诗题差异较大未能辨认出正文相同导致“重出”两首);“七集”未收录词，《外集》以编年形态收录东坡词162首;“七集”未收录尺牍，《外集》以编年形态收录东坡全部尺牍约800通，全面呈现《东坡外集》精准补遗“东坡七集”(尤其是“七集”主体《前集》《后集》)的编纂意图。再从篇章内部文本差异角度比对《东坡外集》与“东坡大全集”万历刻本、《东坡志林》万历二十三年赵开美五卷初刻本，《东坡外集》文本无不具有精确符合写作时地背景、准确表达苏轼写作本意的压倒性优势。《东坡外集》文本从篇章整体关联性到篇章内部文本的全面优势，不可能是距宋代较远的明人所能伪造，这意味着《外集序》自述其编纂成书来源于东坡孙辈家藏手稿及友朋保存手迹的说法可靠。因此，从篇章间关联性以及篇章内部文本差异的角度可以勾勒出“‘七集’结合《外集》形成‘大全集’”的基本线索，从而首次建立全面涵盖东坡著述的“文本系统”:“七集”子系统(主体文本)、《外集》子系统(补遗文本)、“大全集”子系统(结合主体与补遗的后出文本)。苏轼著述文献的正源、支流、合流变得清晰，苏轼研究具备了可靠性层级次序明确的文献基础。苏轼研究在使用东坡著述文献时，首先看该文献属于“文本系统”的哪一种子系统，由此掂量使用该文献的有效限度，不至于一开始就纠缠于涉及文本层级低的具体版本问题而不能脱身。以《仇池笔记》为例，《仇池笔记》成书后随即被南宋初曾慥《类说》收录，《类说》成为现存所有《仇池笔记》版本的源头，《类说》有两种“版本子系统”(一种是宋刻残本，另一种包括明刊本与清钞宋本)，而两种“子系统”形成时间孰先孰后迄今难以定论，成为使用《仇池笔记》无法解决的隐疾。如果从“文本系统”角度审视问题，将《仇池笔记》与《东坡外集》联系起来，可以发现苏轼亲自编定或寓目认可的“七集”之外的零散手稿在他去世后约二十年间被补遗“六集”的《东坡外集》收录，这些手稿同时也成为《仇池笔记》的文献来源。比对《东坡外集》与《仇池笔记》的相似篇章，可以发现它们存在重出省并、删削拼拆等篇章层级文本差异，《东坡外集》文本在语意正确性、信息丰富性上全面胜过《仇池笔记》，《仇池笔记》编纂者对写作时地、行文格式文本的省并删削，意图在于消解篇章的札记随笔“手稿”属性，宣称《仇池笔记》是苏轼专门立意撰写、具有著述体例的笔记，从而提高此书身价，但事实上《仇池笔记》只是后人据苏轼手稿的若干零散片段集缀编为“笔记”体裁的“二手”文献。既然《东坡外集》保存了苏轼手稿原貌，《仇池笔记》是被编纂者任意改动的后出文本，其重要性大为降低，苏轼研究今后利用这些篇章时当然应该首选《东坡外集》而非《仇池笔记》，这样一来就将无法解决的《仇池笔记》版本问题转化为东坡著述“文本系统”问题，追溯到了文本源头，后出版本的重要性被消解。《仇池笔记》与《东坡外集》文本比对无关于载体物质形态，又属于表面不相关的两种文献，“版本系统”几乎不会涉及，只能通过“文本系统”的篇章系联性关系以及对具有系联关系的篇章内部文本差异的分析解决问题。

再以杜诗宋注本为例，署名王十朋《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编年本)、佚名《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分类本)、黄希、黄鹤《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分体本)是物质形态截然不同的三种杜集宋注文献，版本研究只能单独分析每一种文献的版本源流变化，但从“文本系统”篇章内部文本角度看，则会发现三种文献的每一篇诗歌注文存在高度相似性，即《分门集注》是对《杜陵诗史》注文进行删削后，按照类别将篇目重新编次成书，而黄氏《补注杜诗》注文与《分门集注》高度吻合，只增加了黄希、黄鹤补注内容，同时篇目编次没有采用《分门集注》分类编次，而是回归杜集祖本(王洙本)的分体编次。由此可以勾勒出宋代杜集注本的一条重要传承线索:

不通过以篇章层级文本为标准的“文本系统”视野，仅从版本研究关注一种文献物质形态变化的角度，很难发现这条系联多种杜集注本文献源流关系的线索。

进而言之，“文本系统”的篇章层级文本标准还可以涉及别集与选本、别集与总集等问题，这些问题本来在物质形态因素方面相关性就比较弱，又横跨多种文献，版本研究讨论有限，“版本系统”偶尔描述也总要“另起一段”，游离于整体框架之外，按照“文本系统”标准可以合理地建立系联性，成为研究的主要对象。

2.逻辑合理性

逻辑合理性是指版本研究方法受到实物条件限制，在逻辑上已经走到尽头，不能解决问题，但使用“文本系统”标准却具有逻辑合理性，可以从特殊角度解决问题。以“《钱注杜诗》底本是否为吴若本”的杜诗学史悬案为例，吴若本刊刻于绍兴三年(1133)建康府学，是仅次杜集祖本王洙本之后的“第二祖本”，今存所谓吴若本仅有一种，即上海图书馆藏《宋本杜工部集》二十卷中的五卷(卷10至14)，但这五卷很可能只是绍兴三年初刻本的重刊本。既然现存的五卷吴若本可能只是重刊本，就存在着宋人重刊时无意疏忽导致字句讹误、从而在字句层级与初刻本有所不同的可能性。因此，即使将《钱注杜诗》与现存五卷吴若本进行对勘发现存在异文，也不能排除《钱注杜诗》以吴若本为底本的可能性，毕竟或许存在如下情况，即《钱注杜诗》忠实地保存了吴若本初刻本原文，而五卷重刊本重刊时自身出现讹误，同样会形成校勘异文。总之，由于版本实物条件限制，已经无法通过异文校勘解决“《钱注杜诗》底本是否为吴若本”的问题。换句话说，版本研究针对字句层级的异文校勘手段由于实物条件限制已经丧失了合法性，能够解决问题的只有“文本系统”的篇章间关联性差异标准，它在解决《钱注杜诗》底本问题的合法性表现为两点:第一，在篇目编次上，吴若本初刻本与重刊本之间不存在讹误。原因在于杜集篇目编次有分体、编年、分类、分韵四种，历代杜集分体本皆遵循王洙祖本旧次不变，吴若本为分体本，编次与王洙本一致。《宋本杜工部集》包含了十五卷王洙本与五卷吴若本重刊本，两种版本衲配状态由文献存佚情况随机形成，不带有人为配置因素，而衲配之后的《宋本杜工部集》篇目编次整饬完备，说明吴若本重刊本与初刻本在篇目编次上完全一致，否则必然会出现“重出”或“漏收”情况。也就是说，在字句层级“异文校勘”上丧失了合法性的重刊本，由于可以在篇章层级篇目编次上被证明与初刻本并无差异，因此使用篇目编次具有完全的合法性。第二，篇目编次具有篇章间关联性相互制约的特点，可以最大程度排除经过重新刊刻带来的无意疏忽。钱谦益自称《钱注杜诗》以吴若本为底本，然而全书篇目编次与历代杜集分体本共同一致的篇目编次截然不同，如果这是《钱注杜诗》编纂刊刻时的个别无意疏忽，那么后续一定会发生与之对应的个别“重出”或“漏收”情况，但《钱注杜诗》全书完全不存在“重出”或“漏收”情况，这说明《钱注杜诗》篇目编次经过了全面地梳理整合，由此可以判断其编次与历代杜集分体本编次不同是主观刻意的编纂行为。因此，姑且不论《钱注杜诗》是否在字句层级遵循了吴若本，至少可以确认《钱注杜诗》在篇章层级主观故意改动了吴若本篇目编次。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钱注杜诗》改动吴若本编次的来源有三点，即宋人鲁訔编次、黄氏《补注杜诗》系年以及钱谦益的原创系年，但钱谦益对此缄口不言。那么，从保存文献原貌的基本原则以及钱谦益对改动编次讳莫如深的隐瞒态度两方面看，《钱注杜诗》已经丧失了自称以吴若本为底本、也因此被视为清刊杜集第一善本的资格。在传统版本研究聚焦于字句层级的异文校勘手段受限于版本实物保存情况停滞不前之处，“文本系统”通过篇章间关联性差异的角度以“合法”途径获取了能够被逻辑法庭认可的新证据，自《钱注杜诗》问世以来直至张元济、洪业等前辈学人聚讼纷纭的“《钱注杜诗》底本是否为吴若本”的文献疑案因此得到终审判决。

从本质上看，版本概念的起点和归宿是文本差异。对版本校勘的最早描述“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冤家相对”(《文选·魏都赋》李善注引刘向《别录》)，透露出版本概念的产生(“本”与“书”)以及对这一概念的实践应用(“校”)都指向文本差异(“谬误”)。文本一旦通过不同载体传播，就很难保证完全准确，或多或少总会出现差异，这才使得承载文本的不同版本引起本来只关注文本的读者注意。试想，如果各种版本承载的文本完全一致，版本不对文本产生任何影响，那么版本概念将失去“文学”研究意义而只剩下“工艺”欣赏效果，正是文本差异造就了版本研究对文学研究的核心价值。尽管已经形成了传统与体系的版本研究完全可以沿着固有路径继续延伸，版本研究成果仍然会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影响文学研究，但是面对版本研究日益增强的独立性以及由此产生与文本差异起点之间逐渐拉开距离的现实情况，以及“版本系统”描述框架未能充分反映从写本时代进入刻本时代之后集部文献从载体到内容的新变化趋势，有必要提出以篇章层级文本差异为标准的“文本系统”这一补充性概念，将版本研究成果更加简明便捷地呈现给文学研究，同时解决“版本系统”描述框架局限性遗留的某些疑难问题，让本来就是以文本差异为起点的版本研究在经历了漫长的载体物质形态探索旅程之后，通过“文本系统”的“再描述”，最终回归关注文本差异的初衷。

“文本系统”与“版本系统”在逻辑层次上是并列关系，是建立在不同标准上的描述框架，但在操作层次上是递进关系，只有在全面掌握文献“版本系统”的前提下，才能建立文献的“文本系统”。“文本系统”的核心特点是强调以篇章层级文本单位为标准建立框架。因此，如果一种文献的各版本不存在篇章层级文本差异，只存在字句层级文本差异，那么该文献沿用传统的“版本系统”描述框架就可以了，这可能是文献研究的多数情况。只有在出现篇章层级文本差异(篇章内部文本差异、篇章间关联性差异)的前提条件下，才需要在“版本系统”基础上进一步建立“文本系统”;处于刻本时代开端、写作编纂自由度较大、版本实物保存较多的唐宋集部文献是建立“文本系统”的最早适宜对象。“文本系统”强调篇章层级文本差异标准的深层意义，是相对于版本研究关注物质形态因素导致人在字句层级文本的被动、无意行为而言，更加重视人的主观、有意的写作编纂行为。“版本系统”尚处于纯粹的文献领域，“文本系统”已经涉入文献与文学的交叉地带。从“版本系统”到“文本系统”，实质上是从强调“物的因素”转向强调“人的因素”，抓住“人的因素”也就抓住了沟通文献与文学的核心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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