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照阳 | 昭义军刘从谏擅位与晚唐藩镇秩序

本文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5期，引用 / 转发等请据原文并注明出处。参考注释请参见原文。

唐穆宗长庆年间(821—824)的河朔复叛表面上终结了宪宗的中兴之业，但对朝廷与藩镇关系的影响可能并不剧烈。此后朝廷权威较宪宗时代有所下降，但绝非杜牧所说的“反修大历、贞元故事，而行姑息之政”。何况朝廷与藩镇的关系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或者线性变化的，而是在双方的互动甚至冲突中不断重塑的。值得注意的是，受到河朔复叛的影响，长庆二年武宁王智兴、宣武李以及浙西王国清等先后试图逐帅自立，但在李逢吉平定宣武李的叛乱后，穆宗时代就再也不见藩镇擅位的举动，朝廷与藩镇之间进入了相对平静期。但过去的研究要么有意无意地忽略穆宗、敬宗时期，要么将其置于“反修大历、贞元故事”的粗略框架下进行反思，很少会对其间的藩镇动乱进行有说服力的分析。

要想对这一过程有更准确的理解，既需克服现存史料的种种限制获得整体把握，还要从中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案例进行详细解读。宝历元年(825)昭义军节度使刘悟去世后，其子刘从谏的擅位就是个值得重视的事件。日野开三郎很早就指出这是晚唐朝廷威令确立地域里唯一“世袭化”的例子，其实从很多方面看刘从谏都不具备自立成功的可能。不过由于史书记载的疏略，过去通常将这起擅位置于藩镇易代之际“父死子继”的模式下轻轻带过，或者径直接受史乘的叙事，认为二千随来中军的支持或者贿赂权臣起到决定性作用。考诸各种材料，刘从谏的成功原因绝不止于此，行军司马贾直言及其提供的策略也起到重要作用。而这一策略并非偶然，而是广泛存在于晚唐人的认识中，其内容也和代宗、德宗时期有着明显不同，反映出晚唐藩镇秩序的某些新动向。

刘从谏的擅位始于刘悟之死。两《唐书》载刘悟是宝历元年九月壬午(十二日)去世，《资治通鉴》则记八月庚戌“暴疾薨”。按说《唐书》的记载应直接源于《敬宗实录》，日期当不会有错，并且很可能是刘悟死讯到达长安的时间。《通鉴》则另有所取，《考异》就称:“据李绛疏云:悟八月十日得病，计是日便死。故置此。”而李绛之所以“计是日便死”，是基于昭义军有“逗留掩匿，奏报已迟”的可能进而做出的推测。《刘悟墓志》载:“宝历元年龙舍乙巳……刘悟疾作……以九月三日薨于位，享年四十四。”这除了印证刘悟确于九月去世外，还提醒我们要对《通鉴》的文字保持警惕。虽然《通鉴》中的唐五代史素以考订精审著称，但取舍并非都合理。刘从谏擅位一事的疏误就体现了这一特点。

关于这一过程，《通鉴》的记载最为详细:

八月，庚戌，悟暴疾薨，子将作监主簿从谏匿其丧，与大将刘武德及亲兵谋，以悟遗表求知留后。司马贾直言入责从谏曰:“尔父提十二州地归朝廷，其功非细。祗以张汶之故，自谓不洁淋头，竟至羞死。尔孺子，何敢如此!父死不哭，何以为人!”从谏恐悚不能对，乃发丧……时李逢吉、王守澄计议已定，竟不用绛等谋。十二月，辛丑，以从谏为昭义留后。刘悟烦苛，从谏济以宽厚，众颇附之。

《考异》提示，这段文字“从杜牧书”，并非来自实录。“杜牧书”指的是《上李司徒相公论用兵书》。在9世纪前期的文人中，杜牧有着相当特殊的影响力。虽然他没有取得白居易、元稹以及韩愈等人的仕宦成就，但他的文字颇有纵横家的味道，善于使用夸张又斩截的描绘使人印象深刻，更是得到欧阳修、司马光等史家的认可，大量进入史乘之中，成为形塑历史的关键文本。其中最有影响的就是《唐故范阳卢秀才墓志》中对河朔尚攻战而不崇文教的夸张描绘。事实上，即便他未尝亲涉河朔地区，对那里的情况应该不会一无所知。同样的，他对唐代昭义军史的构建也须谨慎对待。

这篇撰于会昌三年(843)，正值武宗朝大举讨伐昭义军前夕。杜牧在文中对昭义军史以及刘从谏家族的经营进行了详细分析，作为削藩的坚定支持者，按说应不存在美化的可能。不过杜牧的文字和《通鉴》并不完全一致，其载:

刘悟卒，从谏求继，与扶同者只郓州随来中军二千耳。其副倅贾直言入责从谏曰:“尔父提十二州地，归之朝廷，其功非细。秖以张汶之故，自谓不洁淋头，竟至羞死。尔一孺子，安敢如此?”从谏恐悚不敢出言，一军闻之，皆阴然直言之说。值宝历多故，因以授之。

很明显，杜牧的“值宝历多故，因以授之”被司马光订改为“时李逢吉、王守澄计议已定”。造成改动的原因，很可能是司马光受到《敬宗实录》系统的史书的影响。比如《旧唐书》所载“宰相李逢吉、中尉王守澄受其赂，曲为奏请”，就和《敬宗实录》中的“从谏以金币赂当权者”有着明显的承继关系。唐长孺指出，《敬宗实录》修成于武宗年间，主事者李让夷等人立场靠近李德裕，对李逢吉多有污蔑之词，而李逢吉并非一味纵容藩镇者。司马温公在此亦不全取《敬宗实录》，认为“事有无难明”，遂改成上述相对模糊的记载。这些区别固然值得推敲，但相比之下，刘从谏擅位的时机、方式与地点更值得注意。

敬宗宝历年间是长庆二年以来朝廷人事相对稳定的一段时期。外朝内廷的当权者中，宰相李逢吉和枢密使王守澄等都有四年以上的执政经历，李逢吉在敬宗去世前一月才卸任宰相，可以说二人基本主导了整个敬宗政治。不同于朝局的平稳，《卜将军墓碑》称该时期“藩镇骚然”，不到两年中帝国的“顺地”里就先后有昭义刘从谏、邠宁高扶和横海李同捷等人谋图擅位。其中，高扶的擅位不见于史传，而是出自《陆逵墓志》:

其年感义王高霞寓镇邠，其子扶以军谋宏远射策不中，怒而归邠。霞寓方疾卧，署子扶为都知兵马。扶潜追四镇将士，与谋拟留后务，监军宾佐疑惕，莫之计。……公乃谕诸将与护军，谋用院印奏请追扶赴阙。洎霞寓薨，邠免扶所据之祸，公之功也。

高扶是节度使高霞寓之子。高霞寓镇邠发生在长庆元年至宝历二年，则高扶之流入邠宁当在此期间。高扶之擅位在宝历二年高霞寓归阙前，此时除了高扶任都知兵马使外，其家族成员在军内也有一定影响力，比如高霞寓之甥张侔就长年被“委以牙门之任”。按照墓志的叙述，这起擅位因没有军将、监军的支持而很快归于失败，其中知度支院的陆逵起到关键作用。和高扶相比，李同捷的擅位条件似乎更优。横海军地处河朔之隅，久染其俗，父亲李全略又早“阴结军士，潜为久计”，李同捷本人更身居“沧州长史、知州事，兼主中军兵马”有年。但他先是被敬宗朝廷“置之数月不问”，随后遭到甫上位的文宗讨伐，最终被诛。换言之，近乎一致的语境下，刘从谏是宝历年间唯一得到朝廷认可的“顺地”擅位者。

《新唐书》载刘从谏去世于会昌三年，年仅四十一岁。宝历元年刘悟去世时，刘从谏不过二十三岁，称得上相当年轻。史乘载此时他只是曾任从七品下的将作监主簿，可能并不全面，墓志明确载刘悟去世前刘从谏已“权内衙兵”。不过正如李绛所指出的，“从谏未尝久典兵马，威惠未加于人。又此道素贫，非时必无优赏”，因此这并不符合唐代藩镇擅位中“兄终弟及”或“父死子继”模式下的一般情况。此时刘悟经营昭义也不过六年，基础未必多么牢固，此前还遭到监军使刘承偕的陵侮以及内部磁州刺史张汶的谋代。尽管刘悟生涯颇为传奇，归国不久就累镇雄藩，长庆年间更是迅速迁至使相，但田弘正对他却有“何能为哉”的评价，很难想象他的个人素质能保证家族的统治延续下去。到了十几年后，杜牧仍然认为，“今才二十余岁，风俗未改，故老尚存，虽欲劫之，必不用命”。最后，刘悟去世时年仅四十四岁，几个儿子职位均低，除了前将作监主簿刘从谏外，还有“前左清道率府兵曹刘从素，前太原府仓曹参军刘从约”，都不在军内权力结构上占据重要位置。兄长刘悚长庆初年被刘悟奏请授为左骁卫将军，没有证据显示他身在昭义。这些表明刘悟生前可能没有自立的打算，或者有此打算但没来得及布置。换言之，刘悟的去世十分突然，“暴疾薨”之说并非无据。

昭义军的地理位置和政治传统也值得留意。关于昭义军的战略意义，权德舆的描绘最为精当:“泽潞素为雄镇，磁、邢、洺与数道犬牙，故欲变山东之俗，先在择昭义之帅。”朝廷对昭义军的重视程度绝不同于一般藩镇。过去即便首创昭义军的李抱真家族，一向姑息的德宗也未准许其子李缄的擅位。这次也不例外，“朝廷得刘悟遗表，议者多言上党内镇，与河朔异，不可许”。此外，自李抱真时代起，昭义军长期保持了对朝廷的忠诚，获得“一军忠顺成风”的美称。其间即或节度使有跋扈如卢从史者，也未得到主要军将的支持而最终被擒。这些距离刘悟去世也不过十五年光景。

刘从谏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擅位成功的，实现了昭义自建军以来的首次“父死子继”。也正是在他的掌握之下，昭义军的势力大大发展，成为会昌年间“养精兵十万、粮支十年”的强藩巨镇。就连杜牧也承认，“自逆党专有，仅及一世，颇闻教育，实曰精强”。这里的“一世”，指的就是刘从谏。在刘稹年幼还没有独立决策能力时，刘从谏遗留的人事安排竟然保持相当的稳定，抵抗朝廷的四面进攻达一年之久。这与情形类似的魏博田季安形成鲜明对比。以上都能说明刘从谏的不同凡响，虽然这些面相都因反叛者的标签而黯淡下去，但绝不意味着其人就应该被忽视，尤其是这起特殊的擅位。

刘从谏的成功，固然是多种因素造成的，除了李德裕所谓的“朝廷因循，姑务安靖”、及史乘载赂宰相李逢吉、中尉王守澄等因素外，两千“郓州随来中军”的支持也被认为是关键。堀敏一指出这是晚唐以官健为腹心比较成功的情况，其意义也不同于当时常见的“元从军将”，而是更接近于唐末五代藩镇跋扈时的形态。考虑到之前卢从史跋扈时组建的义儿军不过三千人之数，就已为军内和朝廷所忌惮，最终在神策中尉吐突承璀大军到达的情况下才设计擒之，那么这两千中军的作用就不能轻视。不过对于昭义军这种长期忠义稳定的大镇，即便李德裕所言“比者河朔诸镇，惟淄青变诈最多。刘悟随来旧将，皆习见此事”可信，仅仅随来旧将以及中军的支持恐怕还是不够，本地官健的立场也会产生影响。李绛就指出，“闻山东官健，已不许自畜刀兵，足明军心，殊未得一”，显示擅位之际昭义内部形势的复杂。更关键的是，军将的支持终需转化为藩镇易代中的实际程序。在此过程中，幕府其他要角的立场同样关键。

在《通鉴》的描绘中，刘从谏“与大将刘武德及亲兵谋，以悟遗表求知留后”，遭到行军司马贾直言的“入责”，“从谏恐悚不能对，乃发丧”“一军闻之，皆阴然直言之说”，似乎贾直言以及“一军”皆阴持反对立场。这种情况下，很难想象刘从谏还能继续其事。《新唐书》就提供了刘悟所聘幕僚李师诲的例子。李师诲后来“见从谏稍恣横，假言求长生术，不与事……请居涉，从谏不之疑。(刘)稹败，有为帝言者，擢伊阙令”，显示出不同寻常的政治嗅觉，之后更因此得到朝廷封赏。这种觉微避去不仅为同僚张谷等人所不及，恐怕也较韩愈笔下十年前卢从史幕府中的窦牟来得更为可信。作为这起擅位的亲历者，李师诲能继续为从谏所聘表明他至少持默许态度。这种立场应该具有代表性，只是他地位不高，影响有限。不过这一留一走，也提醒时人对擅位和跋扈的理解并不相同。

关于昭义军的幕府构成，元和十五年(820)元稹称:“曩者刘悟以全齐之地，斩叛来献。惟帝念功……命悟建行台于郑滑，得置军司马以下官属。妙选贤彦，以司谟猷。师老、行余皆以天子命为悟僚介。”刘悟自开府以来，就拥有自置行军司马以下官员的权力，其中除了刘师老、郭行余外，还有不少一路追随的“淄青故旧”，诸如贾直言、李公度、李存和郭昈等人。他们和刘武德等“随来旧将”一样，和刘悟有着更密切的私人关系，在幕府中也居于更重要的位置。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就是贾直言。《册府元龟》载:

贾直言为昭义军节度使行军司马、兼御史中丞。直言生河朔间，始以孝闻乡里，得齿士类。后为李师道宾佐，颇以逆顺之理谏正之，师道前后将加危害者数四。及师道就戮，刘悟于禁锢之所，引为上介，移镇东郡上党，皆在幕府。悟有纤毫之失，未尝缄言，于是正直之誉，颇洽群听。朝廷以谏议大夫征之，诏下之时，无不称当。悟旋上表请留，复除旧职。及悟卒，其子从谏，擅主留事。而直言乃恬然视之，无一词排遏凶计，卒使从谏坐邀符节。朝廷不得已而授之。直言之心不可测已，逮兹又为从谏宾佐，远近共惊。其处身行事，前后之不相侔也如是。

贾直言虽出身河朔，长期服务于淄青，却享有忠义盛名，还得到谏议大夫的任命。孙国栋很早就注意到唐代谏议大夫的特殊性，多由郎中迁入，但不负实际责任，故天子对于欲大用的资历较低的官员往往擢授此职。不过该职并非可以寻常授予，元和年间宪宗打算任用东宫旧人张宿为谏议大夫，就被宰相李逢吉以“谏议职重，当以能可否朝政者为之”的理由否决。而唐代幕府官与朝官之间的迁转，大体上遵循“依资改转，官资相当”的原则。就目前掌握的材料，这一时期行军司马入朝后多出任台省郎中，除了元和初年的韦丹外，很少见到从行军司马径迁谏议大夫的例子。但当“非次除谏议大夫”的诏书下达时，物议无不称当，可见直言所获的时誉之高，很可能有着和德宗时代处士阳城类似的声望。其妻董氏亦非泛泛，而是进入《新唐书·列女传》的一代女杰。不过这一任命因刘悟的挽留而没有实现。

《旧唐书》称刘悟统治昭义的晚期颇为骄横，“自是悟颇纵恣，欲效河朔三镇。朝廷失意不逞之徒，多投寄潞州以求援。往往奏章论事，辞旨不逊”。这即或不假，也绝非刘悟晚年的主要面相。不论从《刘悟墓志》的书写还是其他史料上看，刘悟晚年基本维持了忠臣的形象，否则很难想象会昌三年伐泽潞之时朝臣竟然频频称“刘悟有功，不可绝其嗣”。李德裕在上给武宗的奏状中亦未见有微词，“刘悟颇识转祸之机，乃有纳忠之效。朝廷奖其归命，宠遇渝渥，待以信臣，委之雄镇”。这种相对私人的文本显然比后来的《讨刘稹制》等公开的政治宣传更为可靠。《旧唐书》称贾直言起到关键作用，“悟用其言，终身不亏臣节”。这符合贾直言以忠顺事朝廷的一贯主张。

凡此种种，都提醒贾直言在军内有着相当影响力，恐非从谏的姻亲节度判官裴敞能比，更何况他还处在有“储帅”之称的行军司马之位上。因此，贾直言在这起擅位中的立场便十分重要。《册府元龟》等载其“恬然视之，无一词排遏凶计，卒使从谏坐邀符节”云云，仿佛被动的旁观者，应非事实，因为完全不符合他过去处身行事的风格。这点从《刘悟墓志》的书写上也能得到证明。

相对于神道碑、纪功碑等而言，墓志是更加私人化的表述，很少由皇帝授命词臣撰写。而《刘悟墓志》不仅规制庞大，放在河朔藩镇中亦属罕见瑏瑢，更是由翰林承旨学士韦处厚奉敕而作、翰林待诏曹郢奉敕书，这基本是唐后期宗王墓志书写的待遇，因此该墓志具有强烈的官方性质。从内容上看，墓志用大量篇幅表达朝廷对刘从谏的认可，显有借机为其统治树立合法性的意味。其实“奉敕撰”，往往是词臣在志主门生故吏提供的行状基础上删改增削而成。而提供行状的正是贾直言，韦处厚在墓志中明确说:“其僚谏议大夫贾君，有直声于齐鲁间，状其事云尔。其词华，而不实，而不滥，处厚不敢有加焉”。贾直言不会不清楚其书写取舍的意义，或者说由他而不是专门负责表状笺启书仪的掌书记、判官等人撰写，本身就暗示他和刘悟父子的关系非同寻常。

在此背景下，《新唐书·贾直言传》的记载就更有说服力:

悟死，从谏不发丧，召大将刘武德等矫悟遗言，与邻道使共表求袭位，直言入让曰:“父死不哭，何颜面见山东义士乎?”从谏曰:“欲反耳。”直言仰天哭曰:“尔父提十二州地归朝廷为功臣。然以张汶故，自谓不絜淋头，卒羞死。郎今日乃欲反邪?”从谏起抱直言项哭曰:“计穷而然。”直言曰:“君何忧无土地，今胁朝廷，正速死耳。若从武德谋，吾见刘氏为元济矣。”从谏拜曰:“唯大夫救之。”直言乃自摄留后，使从谏居丧。初，从谏惟郓兵二千同谋。直言既折之，军中遂安。

这段记载不仅更为全面，而且还有许多不见于他处的细节，很可能来自贾氏行状之类的材料。其中说刘从谏擅位时本打算采取矫刘悟遗言、与邻道使共同表求节钺等方式，但遭到贾直言反对。结合“朝廷得刘悟遗表”等记载，可知贾直言反对的并非擅位本身，而是“与邻道使共表求”，认为这是“胁朝廷”“欲反”和“速死”的表现，只会落得和淮西吴元济一样的下场，然后提出“居丧，使直言摄留后”的策略。而“使直言摄留后”正是遵循节帅去世后由判官或行军司马等幕僚担任留后的惯例，出任兵马留后的很可能是监军使田全操。这种做法在程序上十分合法，既没有公开挑战朝廷权威，又可传递出从谏已得昭义军内支持的讯息，朝廷若欲拒绝就势必多费周折，因此更容易得到认可。而在当时朝廷的话语里，“稍能缉绥”就是“许其承继”的重要条件。果然一切如料，十二月朝廷就任命从谏为留后，次年四月正式授旄。可以说，贾直言算是这起擅位的主要谋划者与支持者。

关于这一策略的意义，后人的理解远远不如时人来得深刻。最有说服力的证据还是来自昭义内部。会昌三年刘从谏去世，其侄刘稹等人谋划承袭时，就认为“正当如宝历年样为之，不出百日，旌节自至。但严奉监军，厚遗敕使，四境勿出兵，城中暗为备而已”。可见昭义认为刘从谏成功的关键就是擅位策略，只是其中还包括“严奉监军，厚遗敕使，四境勿出兵，城中暗为备”等内涵。他们对复刻这一策略充满信心，认为“不出百日，旌节自至”。与此同时，李商隐在代河阳节度使王茂元给刘稹的书信中亦说:“(刘从谏)事君之节已著，居丧之礼又彰。故乃奖其象贤，仍以旧服，纳职贡赋。”王茂元正任昭义招讨使，处于几乎和刘稹截然对立的位置上，也强调擅位之际恭顺的意义。这恐怕不是偶然的巧合，恰恰印证该策略确有实际功用。而朝廷准许擅位的理由，很可能如白居易在拟制中所说:“自罹悯凶，能著诚敬。恭俟朝命，靖安人心。虽在幼冲，足可嘉奖。今属元戎初丧，众望颙然。宜选亲贤，以为统帅。留府之事，俾尔专之。”这其实也是唐代朝廷维系权威的必要表达。

刘从谏的擅位成功，也提醒晚唐的藩镇秩序并非通常认为的“放弃河朔，控制其余”那样简单。即便在帝国的“顺地”，朝廷对自立的态度也不是截然拒绝，而是有相当大的弹性空间。事实上，在政治形势复杂多变的晚唐，朝廷不可能拒绝一切条件下的藩镇自立，比如“有功”就是藩镇可以自谋帅的条件。那么，朝廷与藩镇在自立问题上的默契何在，或者说晚唐朝廷构建的藩镇秩序是什么?在这个意义上，刘从谏的成功无疑能提供启示。

首先，这一擅位策略并非孤例，而是广泛存在于晚唐人的认识中。乾符二年(875)，昭义军大将刘广逐节度使高湜进行擅位，其过程和刘从谏颇有相似之处。《李裔墓志》载:“广横敛以给军士，将训卒以固封境……会有传递旧卒贡谋于广云:泽本属郡，可厚赂以招孟人出兵，掠其壁，据天井、劫河阴，以惊周郑之郊，此乃疾雷不及掩耳，则节旄可翘足而待也。广将从之，而咨于君，君曰:敛潞人财以饵他人，则师必兴怨，讵可俾其出疆以图胜捷，且留后宜恭顺以俟朝旨，安可动众以望恩荣。广遂止之。”仇鹿鸣对这起擅位进行了详尽的分析，指出李裔作为中朝子弟，对朝廷的游戏规则更为熟悉，提出的“宜恭顺以俟朝旨，安可动众以望恩荣”等主张符合当时的政治逻辑，而该策略显有贾直言之遗意。还可补充的是，咸通九年(868)军校庞勋夺取徐州后，自立为留后，同样有人建议，“留后止欲求节钺，当恭顺尽礼以事天子，外戢士卒，内抚百姓，庶几可得”。进言之，刘从谏的“宝历年样”很可能为后来的藩镇擅位者提供了参考模板。

其次，藩镇采取的擅位策略对朝廷决策有直接影响，其关键在于是否契合朝廷构建的藩镇秩序。陆扬指出，宪宗以来朝廷考察藩镇忠诚度的标准端赖其接受皇命的程度，这一标准几乎成为朝廷处理藩镇关系的基本前提，并且基本维持到黄巢之乱前为止。这在某种程度上淡化了朝廷政策的地域性差异，也对“放弃河朔，控制其余”等论述构成冲击。所谓“接受皇命的程度”，自然包括藩镇自立之际的恭顺程度。这一点从会昌三年刘稹擅位的失败上可以明显看出。

刘稹擅位非但不如他们预想那么顺利，反而很快招致朝廷的大举讨伐。《通鉴》等史乘对这起擅位过程有堪称详尽的描绘，不过更多的细节保留在李德裕《代弘敬与泽潞军将书》中。该书节录了昭义牙将梁叔乂向朝廷所上的自通状，又是针对昭义军将而作，因此具有相当高的可信度。而这个梁叔乂不是别人，很可能就是梁崇义之孙梁叔明，既属淄青故旧，也是刘从谏自立的亲历者。他向朝廷汇报说:

刘守义扶刘稹时，叔乂对都押衙郭谊向守义道，“且莫如此，若拟扶郎君，待国家处分，不可依河朔自专”。刘守义因此怀恨叔乂，诈传本使处分，令入奏谢医药方，便夺叔乂职事。

刘稹不待国家处分就自任留后，遭到梁叔乂反对。梁叔乂反对的同样不是擅位本身，而是要在恭顺的程序下进行，不可依河朔自专。巧合的是，李德裕亦认为:

只如公等本使，疾病绵惙，既以上闻，便须请监军权知兵马，以俟朝旨。岂有表章未发，邪计已萌，遽遣刘稹衙内决事，不令常侍父疾。既亏子道，深累国章，远近闻知，无不骇听。

刘稹不俟朝旨就“衙内决事”，被李德裕认为“既亏子道，深累国章”，而“请监军权知兵马，以俟朝旨”，以及不可遽“衙内决事”等正是国章所在。这也从侧面证明了贾直言的判断。

事实上，即便梁叔乂认为自专的河朔，在易代之际也日渐强调恭顺。武宗即位不久，河朔藩镇局势接连动荡。开成五年(840)，魏博节度使何进滔去世，军中推其子都知兵马使何重顺(弘敬)知留后，会昌元年，幽州节度使史元忠被杀，大将陈行泰、张绛接连谋求旌旄。在“河朔数镇，事体应同”的背景下，朝廷准许何重顺而不准陈行泰、张绛。李德裕的解释是，何重顺“竟无大将军表，终守恭顺之词，所以授之有名，不紊朝典”，而陈行泰、张绛则因幽州“悖慢之气，与镇魏不同”，以及“不俟朝旨，专自树置”，所以不可授节。不久后雄武军使张仲武遣使入朝请讨张绛，李德裕就应允，“仲武先布款诚，候朝廷指挥。因此拔用，必能尽节，加之恩宠，亦似有名”。

也就是说，晚唐河朔藩镇固然可以自择节帅，但也须注意程序上的恭顺。这并非李德裕当权时的特有现象，表明朝廷构建的藩镇秩序的核心就是恭顺。咸通六年(865)魏博节度使何弘敬去世，朝廷遣使册封其子何全曍为留后。在迎接礼仪上，双方曾有博弈。时任册使的卢告后来撰写墓志时回忆道:

初，册使至魏，且以出军迎。使问其例，军吏对曰:“昔我太师居先太师丧，是时册使先公不迎，盖以寝枕饰凶，不敢渎吉仪也。请安往制，不遽使改易，以夺其守。”告喻之曰:“起复命官知节度留后，君命召，不俟驾而行。况金革之事，不可以丧礼自居也。册使明日去府城十里降马，留后迎于郊，乃可受册。不迎而入，是辱君命，非所能也。”始建是议，军人有忧色，夜半，走大校传呼曰:“留后来日迎使。”人犹疑畏忷忷。及迓于郊，大军翼入，军情甚欢，尽知其尊朝廷盛事也。

何全曍最初依旧例不出郊迎，但在册使“不迎而入，是辱君命”的要求下，一改过去做法，以军礼郊迎，远较何弘敬时恭顺。从卢告后面的文字看，懿宗对此颇为满意，发出“如此少年，便知奉朝廷，显其父矣”的感叹。这就更不用说以“上忠朝廷，下和邻藩”自期的成德镇了，甚至得到文宗之女寿安公主出降之荣，这在晚唐的河朔藩镇中是相当罕见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大中四年(850)中朝子弟崔沆称，“河朔帅皆崛起世袭，几于危邦……今者藩臣之节一与他藩等然”，并非无据。

最后，整体来看晚唐藩镇的擅位策略明显恭顺化，甚至对于同样的举措，时人的认识已迥异于过去。张国刚曾指出唐代藩镇动乱中具有“封闭性”的特征，即动乱集中于藩镇内部，没有邻镇的参与。这种情况恐怕是就晚唐而言，之前并不如此，代宗、德宗时期联合或者出兵邻道往往是更为有效的擅位策略。贞元八年(792)宣武军刘玄佐去世后，其子刘士宁自立，宰相窦参就以“汴人挟李纳以邀命，若不许，惧合于纳”而同意。贞元十六年，徐州节度使张建封之子张愔的继位就因得到成德节度使王武俊的支持。“(武俊)即以表闻，由是朝廷赐愔节钺。”即便在全力削藩的宪宗时代，淮西吴少阳去世后，其子吴元济仍然想效“加兵于四境”等故智迫使朝廷授节。不过至晚从刘从谏时起，该举措就被认为是威胁朝廷和欲反的表现。藩镇在擅位中往往避免同邻镇的接触，更强调和朝廷的单线且直接的互动。会昌伐昭义期间，刘稹就拒绝与河东叛将杨弁联合，理由是:“我求承袭，彼叛卒，若与之，是与反者。”刘稹完全不将自己的擅位视为造反，反而出兵攻之。这一举动看似不智，但大体符合时人的擅位观念。正是这个过程中，“四境勿出兵”和“恭顺以俟朝旨”等观念逐渐深入人心。这种观念上的变化，可以说是晚唐朝廷权威增强的具体体现。

晚唐的藩镇擅位中，昭义军刘从谏的成功可谓相当特殊。无论从时机、资历还是昭义军的特性看，刘从谏似乎都不太具备成功的可能，但这起擅位却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就完成，不可谓不顺利。其中，行军司马贾直言起到重要作用，尤其他提供的以恭顺为主的擅位策略，在不少时人看来正是成功的关键。刘从谏在得到二千中军的支持后，并未立刻自任留后处理政事，而是遵循节帅去世后由幕府要职和监军使等担任留后的惯例。他本人则居丧以俟朝旨，同时缉绥军内的形势。这种做法既没有公开挑战朝廷权威，又传递出从谏已得昭义军内支持的讯息，契合了晚唐朝廷构建的藩镇秩序，因此更容易取得成功。而晚唐的藩镇秩序，并非杜绝一切条件下的藩镇自立，亦非简单的“放弃河朔，控制其余”的地域差异，而是更强调藩镇和朝廷互动中的恭顺程度。在晚唐朝廷权威增强的背景下，无论河朔藩镇等“反侧之地”还是其他“顺地”，其擅位策略普遍更为恭顺，其中一些过去常见的擅位举措也被视作反叛朝廷的表现。

有必要补充的是，刘从谏的擅位固然顺利，但并不意味着其统治就此稳固。《通鉴》虽称“刘悟烦苛，从谏济以宽厚，众颇附之”，但对于年轻且缺乏历练的刘从谏而言，能否顺利掌握昭义这个军事强藩还有待观察。次年七月，刘从谏奏大将程光晟谋反，将其诛杀，人颇疑其冤。这恰好发生在他亟须强化军内权威的背景下。而擅位中的关键人物贾直言，其名声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得到“心不可测”“处身行事，前后之不相侔也如是”的评价。不久后，他也离开昭义军，就任寿州团练使，直到大和九年三月去世。

文宗即位后，帝国政治的走向愈加呈现出不确定性，刘从谏的命运也经历了过山车似的转变。无论是应诏出兵讨伐横海李同捷、魏博亓元绍等人，还是交接朝廷要员，刘从谏在当时藩帅中表现得相当突出，很快就成为这一时期最年轻的使相，甚至和当时地位最崇的李晟家族建立起婚姻关系，“自谓河朔近无比伦”之语可能并不夸张。就在贾直言去世的大和九年，甘露之变爆发，刘从谏持同情王涯等人的立场，上书直斥仇士良，甚至“妄言清君侧”。尽管这对朝廷秩序的维持起到重要作用，但他毕竟站在朝廷的对立面。自此，刘氏家族以及昭义军的命运进入难以逆料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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