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彭玉平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本文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 年第3期,引用 / 转发等请据原文并注明出处。参考注释请参见原文。
王国维沪上七年(1916—1923)
生计考论
摘 要:王国维一生致力学术,而无心无力旁顾,以至于生计时或拮据甚至陷于困顿之中。1916年初王国维从日本京都回到上海,一直到1923年5月北上应溥仪南书房行走之召,沪上七年是王国维奠定其重要学术地位的时期,也是其门户渐大、经济压力倍增的时期。他主事广仓学宭《学术丛编》,出任仓圣明智大学经学教授,编纂《密韵楼藏书目》,分纂《浙江通志》,兼任北京大学通讯导师等,以此获得一定报酬以应付日常生活所需。他以于学术、生活两有裨益为择业原则,努力在学术的空间里赢得生活之资,既不失学术之尊严,又为最低的生活保障提供了基础。关注这一时期王国维的生计,也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关注其学术发展之路。
关键词:王国维;生计;《学术丛编》;《密韵楼藏书目》
阅 读 导 引
引 论
一、从《学术丛编》主编到仓圣明智大学经学教授
二、《密韵楼藏书目》之编纂
三、分纂《浙江通志》与兼任北京大学国学门通讯导师
四、卖文为活与兼营股票
五、与商务印书馆之浅缘及若干拟作而未成之事
余 论:择业原则:于生计、学术两有裨益
引 论
作为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的天赋和兴趣更多地体现在读书治学上,对于生计问题则基本不暇用心,故其一生经济并不富裕,有时且陷于拮据甚至贫困之中。即王国维在临终投湖前所撰遗书,也对三子王贞明说“无财产分文遗汝等”。其实,在一定程度上,经济的贫困也影响到王国维治学的状态和心境。生计与治学在王国维而言是一体之两面。
王国维早年家境一般,自述一岁所入,略副衣食之需而已。1898年从海宁到上海,入职《时务报》任书记,月薪不过十二元。此后虽先后任教通州师范学堂与江苏师范学堂,俸禄亦微薄,勉强维持一家之生计。1906年随罗振玉入职清朝学部图书编译局,收入与支出也只是大体平衡而已。辛亥革命之后,王国维偕家人随罗振玉东渡日本京都,虽也通过为《盛京时报》撰稿、撰写《宋元戏曲史》、主编《国学丛刊》等获取一定的收入,但异国生计,谋取为难,还是只能在一定程度上依赖罗振玉的资助。1915年,原本主要靠销售中国书画等谋取生活之资的罗振玉,因为日本文物市场疲软,也遇到了经济上的困难。1915年12月,乡人邹安从上海驰书时在京都的王国维,言及沪上哈同之夫人罗氏拟创办学术杂志,邀请王国维任其主事。王国维以其存古之雅意与自己素来之志趣相合,体例与《国学丛刊》也略同,故在当月即复函允之(《书信日记》第734页)。也藉此减少在经济上对罗振玉的拖累。从1916年初回沪,一直到1923年受召为南书房行走,王国维在上海生活了七年多。这七年多的生计总体较京都时期略好,但因为素无积储,也大致是一年一年设法解决的。
丙辰(1916)元月初七,王国维抵沪,初寓友人樊炳清处,元月十九日移居大通路吴兴里392号,自二月开始,月租29元。“沪上初到,用费甚大”,租房、购买书架及基本生活用品等,所费实多(《书信日记》第98页)。兼之王国维门户虽立在上海,家眷却在海宁,初期尚需在上海、海宁两处开销,两地所费略等,经济的压力可想而知(《书信日记》第90页)。1920年6月中,王国维一度想搬往白克路池滨桥东路南,其地有新建尚未成之屋数栋,盖房屋比较抢手,故请蒋汝藻先为挂号(《书信日记》第510页)。后因新房子月租索价66元,王国维最终并未搬迁过去(《书信日记》第511页)。其实,大通路的房租也不断攀升,至1922年7月,已升至月50元(《书信日记》第54页)。其实,早在1905年,王乃誉即有意让王国维在沪借款购地建屋,屋子建成再以租金和俸禄偿还借款,但知子莫若父,他了解王国维在经济上其实是缺乏这种经营头脑的。若果然听从王乃誉之安排,王国维丙辰后在沪生活就轻松很多了。
王国维回上海最初两年的收入主要来自编校《学术丛编》,稍后则有为仓圣明智大学教授经学课程、编校图书等俸禄。哈同花园虽然奢华过人,如许家惺《游哈同花园》诗云:“不上箕山揖许由,游骢如水入迷楼。兰姨琼姊牵罗袂,鞋印香泥浣凤头。”“涉趣园林许自由,听风亭畔望云楼。”但就是这样一座让“亿万苍生尽仰头”的豪华庄园,其经济的运转并不顺畅,且其主人思虑多变,故在园中从事者也时有无所适从之感。
王国维主编《学术丛编》的月薪,似乎说法不一。刘蕙孙说:“静安先生在哈同花园的工资我不清楚,模糊记得听老人说过是一百二十元。”这是模糊听说的数字,即便不一定准确,但总是比较接近了。而按此前双方所议,王国维的月薪应该是一百五十元。1916年2月17日,王国维致信邹安云:“弟认定经学、字学二门……既担任二门,则但受二门之薪(来书云每门月五十元),第二次来书所云一百五十元之数不必拘定。”(《书信日记》第464页)邹安既是第二次主动提出月一百五十元,当是与园方商量后的月脩。《学术丛编》在重印古书之外,大要分经学(含礼学)、小学(即字学)、史学三类,王国维虽说认定经学、字学二门,实际上也必然涉及诸多史学文章,故领受月薪一百五十元,应是彼此都能接受的结果。
王国维自己在丛编上刊文,就不再另取稿酬。王国维曾与姬觉弥商定:“外间征文每页五六百字者,页酬三元,或千字五元。”(《书信日记》第90页)既是说的“外间征文”,自然不包括王国维自己了。但此征文酬金之事,似乎并未落实,至今也未检读到相关酬金支付的记载。若第一期刊罗振玉之书,酬劳便只是二十册杂志(《书信日记》第125页)。因此初期《学术丛编》八十页,除了王国维自撰三十页左右,其余五十页皆以古书充数了。第一期至1916年6月初始装成,王国维所得十本,其中六本寄日本罗振玉,请其分赠藤田、内藤、林博士等;而自存四本,分赠沈曾植、樊炳清各一,实际自存仅二本而已(《书信日记》第123页)。
王国维从京都回到上海,一切便需重新开始,从租房、搬家、家用到子女教育,哈同酬金显然并不宽裕,收入与生活用度也只是大致平衡而已。1916年是王国维回到上海任事的第一年,他在10月3日致信罗振玉说:“今年用费虽不必定及所入之数,然以有此馆之故,故恐亦适如其数。盖食住零用等项,月虽不过百元左右,而不虞之费与衣服器用亦颇不赀,故上半年仅余百元,至付下半年学费而尽。”(《书信日记》第174—175页)用费与所入,大体“适如其数”,半年所余也仅百元而已,则王国维沪上生计仍是拮据的。更重要的问题是哈园薪水并非总能按时发放,如1916年二月的薪酬便至三月初二始发下(《书信日记》第103页)。上海时期的王国维,门户渐大,交游渐广,除了日常生活开支之外,还有一些亲友来往礼金、孩子学费、购书等,按照王国维的估计,一年所费在一千五百元左右,则其月入大致在150元左右,才敷所用。当然在哈同花园所支付酬金之外,王国维也通过兼职他事而获得一定的报酬。
王国维月编一期《学术丛编》,从1916年四月创刊,到1918年三月辍刊,总共编了24期。因为种种原因,如纸张、经费拖延,实际出刊则往往延后数月,如第一期六月初才装成(《书信日记》第123页),第二期七月中印成(《书信日记》第138页),第三期至九月底方钉成样本。又因为《学术丛编》多刊王国维与罗振玉之著述或藏本,故一时也有谰言,大意杂志乃为王国维个人扬名、替罗振玉印书(《书信日记》第172—173页)。连薪水也基本上上月延至下月上旬才能发放。出刊不及时,薪水延迟,谰言也多,王国维对于是否能与哈园完成一年之约也渐失信心。
大约是王国维在致罗振玉信中屡屡吐槽哈园之事,诸事不顺,心情委顿,学术研究也远不如在东时之从容与丰硕,因此罗振玉回信屡请其往东再作寓公。王国维似乎是愿意的,只是在赴东的方式上颇为踟蹰,盖此时王国维家事渐多,二子上学等诸问题必须考虑,无法一任其心(《书信日记》第180页)。大概是王国维拟再赴东之事惊动到了姬觉弥,先是邹安也略有隐退之意,继而将王国维对干涉文稿之不满与经费支绌之隐虑相告,王国维与邹安之事便自然成了牵连之局。姬觉弥因丛编声誉上佳,影响日增,更有日本人来购此刊,略知王国维任事丛编的不可替代性,所以坚留(《书信日记》第205—206页)。但到了1917年10月,次年拟停办《学术丛编》的消息还是由邹安传给了王国维,而王国维的第一感觉倒不是丛编是否继续,而是停办之后,“明年生事又成一问题”(《书信日记》第276页)。1917年12月《学术丛编》第20期出刊,1918年3月停刊,1918年3月24日托刘季英将丛编第廿二、廿三各六册赠罗振玉(《书信日记》第318页)。此后只是为哈园印《四库未收书》而提供若干底本。期间虽偶有《学术丛编》可能“复活”之说(《书信日记》第331页),但终究只是一种传闻而已。
《学术丛编》停刊,王国维编辑此刊的薪水自然也就终止。从目前所掌握的材料来看,王国维依然留在哈园编辑所,从事一些书籍的编订,但薪水是否如前,就不清楚了。1924年9月,哈园有意聘请沪上藏书名家王秉恩(1845-1928),月薪也才百元(《书信日记》第604页)。自是经济来源便成了问题,借债又成为王国维的生活日常了。1918年3月6日,王国维致信罗振玉云:
近来物价日贵,人口益增,去岁所入仅能勉敷所出,而冬间因内人等患病,将前年预备之不动费尽行用罄,今月遂不能不借债。今日由荛芗代借百元,利率二分有半。因思由东汇款现百元须少卅元左右,然如此利率亦不合算。看来此亏空数月间不易弥补,亦尚须稍有储藏以为后备。将来公至沪时,请于前款中携来百元或二百元以了此事。(《书信日记》第314页)
能够出入相敷,大概是王国维可以接受的经济状况了,但到了1918年3月,因为《学术从编》停刊,所以王国维借债要考虑利率,汇款要注意汇率,不能不精打细算着生活。“稍有储藏以为后备”,再次成为王国维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1919年大致是因为筹办长子婚礼,还曾向罗振玉借款一百元,后分两次各五十元分请刘季英和长媳罗孝纯还清(《书信日记》第506页)。
1919年初,王国维应邀担任仓圣明智大学经学教授,一时舒缓了全家的生计问题。从《学术丛编》主事到经学教授,王国维对此兼职似甚热心,盖经学乃自己所长,又能增多一份薪酬。1919年1月20日,王国维致信罗振玉云,哈同花园姬觉弥拟在春节后开办预科,初请王国维物色经学教员,继而觉得毋庸外请,王国维就是经学教授的最佳人选,而王国维则“亟允之”,只是要求把课排在上午,并备车接送而已。盖有此教职,次年的生计即有了保障矣。可见王国维对于一份与自己专业相关的职业的期待。大概从1919年2月始,王国维开始讲授经学。费行简曾任仓圣明智大学教务长,他说在“己未”年与王国维同教授仓圣明智大学,持续了五年时间。他说:
当岁己未,予居上海,同教授于英人哈同所立学……若是者几五年,始别去。
己未年即1919年。王国维初至哈园,因为对哈园主事姬觉弥的不认同,即决定“学堂事决不问,哈君屋决不住”(《书信日记》第84页),这当然是情绪化的语言,也与当时哈园延聘教习,月脩均在35元以下的情况有关(《书信日记》第90页)。实际上从长远考虑,学报或是一时,而学堂方能长久。1916年2月19日,罗振玉致信王国维说:
弟意公仍以守初志,专意办报(学报内容仍愿闻),能兼教科更佳。弟所以以此相劝者,办学报与公平日学术有益无损,学堂则是长局。
很显然,王国维当初的意气在数年后即须重新面对现实。“学堂则是长局”,罗振玉此语确实深通世道。王国维从1919年开始走上仓圣明智大学讲台,所上课程似不止经学一门。1920年2月19日(农历除夕),王国维致信长子王潜明说:“哈园账房娄某亏空各处三四万元,此次逃走,谅无可踪迹。其学堂尚无变动,至编辑处则裁人极多,唯存章、邹及我三四个人。然我则明年学校功课须加增,势不能为编辑事矣。”(《书信日记》第504页)因为不是编《学术丛编》,王国维对编辑之事兴趣也日渐淡薄,而对加增授课则并不抗拒。1920年3月28日王国维致信王潜明云:“哈园钟点仍加,因君楚所寄但一班之功课单,此外尚有一班也。”(《书信日记》第506页)所谓“钟点仍加”,就是在哈园加至“每日二时”的教学。加增课时后的月脩如何?一时尚莫考焉。但堪加对比的是,1907年,沈曾植在安徽筹办高等学堂,计划从日本聘请文科、理科教员各一人,当时拟付的月脩是200—300元,而且这个数字,沈曾植还明显觉得偏低。王国维是本国教员,月脩容或稍低,但也不至于过于悬殊。
王国维北上京城之后,按此前哈园本于交情的承诺,续送三个月薪水,至1923年6月止。1923年5月9日王国维致信罗振玉云:“此间一二月家用谅可得之哈园,惟姬君赴杭久,须于二三日后返申,此事与辞馆事尚未谈及也。”(《书信日记》第431页)1923年7月末,王国维致信蒋汝藻云:“顷接沪上家信,知哈园五月份薪水至此月十三四尚未送至敝寓……此款固是交情上事,未便催询,但弟行时已计入预算中……如送薪至六月之说并未改变,则请其早送早好。”(《书信日记》第577—578页)一周后,王国维即得知哈园将五六两个月的薪水送至(《书信日记》第578页),则沪上家用问题暂时得解矣。哈同学校解散于1923年5月,则从交情言,哈同花园确实诚意可感。王国维在1923年3月7日致信罗振玉云:“维今岁在哈园无所事事,现为编所藏书目,并闻。”(《书信日记》第428页)则1923年的薪水当与王国维为哈园编藏书目有关,此书目今未获见。
王国维寓居上海期间,还有另外三笔兼职收入:其一是为蒋汝藻编纂藏书目,月得五十元。此事起于1918年6月26日,当日王国维致信罗振玉云:
今日访孙益庵,谈及吴门曹君为蒋孟蘋编藏书目(月脩五十元),去岁不成只字,今年重申明约束,约每月至少作跋二篇,而至今仍无只字交卷。孟蘋宋本无多,然明刻善本及钞校诸本约在千部以上,即使某君能每月交二篇,至十年后亦不过成四分之一。某君之事,明年断不能连续,即使连续,意多增一人于孟蘋甚为有益,且工作能快意,薪水亦可增多。永意俟哈园明年事揭晓,当与益庵谋之。好在我辈做事不肯素餐,此事在上海亦有人知之,此或有四五分成就也。(《书信日记》第338页)
王国维对于每一份职业都是尽心尽力,其职务信誉度也得到周边人的共同认可,所以取酬也心安理得。编藏书目工作快意、薪水增多,这是王国维愿意接手此事的主要原因。王国维的这一想法也得到了罗振玉的支持。1918年7月3日,罗振玉致信王国维云:“蒋处事,舍弟甚赞鄙意,不必俟哈园事定,姑拟一函致彼,投否请公酌之。弟拟即投为佳。”同日罗振玉致信蒋汝藻云:
前在沪闻友人言,尊藏拟编书目,已聘君直舍人任之。君直目录之学至深,必得佳制。惟弟跂足以待成书,想海内学者咸同此志。敝意莫如添聘一人,以为君直之助。敝友王静安征君学术至邃。彼终岁闭门颇有暇日,若公聘以相助,定得早日观成。此有数善焉:尊目早成得厌海内学者之望,一也;静公愿读异书,因此得遍观清秘,二也;静公任事至勇,然诺必信,所学至深,必得良果,且其人品行狷介,必不苟取,三也。
从人品、学问、性格各方面荐举王国维,相形之下,王国维与曹元忠的差异乃是不言而喻的。其实,罗振玉在此前就已经知道曹元忠(字君直)受蒋汝藻月脩五十而终年未成一字,但罗振玉依旧未臧否君直一字,且对其目录之学予以高度评价,只是建议“添聘”王国维而已。盖任由君直拖延,则蒋目必无成就之日;而添聘王国维,则书目可成,生计也得以补充。他对王国维学术之深邃以及重然诺之性格十分了解,并希望由此影响到蒋汝藻的相关决定。
罗振玉的这封信在促使蒋汝藻聘请王国维之事上,应该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918年7月9日,王国维致信罗振玉云:
蒋处有公函绝佳,但稍俟之,则某君必有定夺。孙君虽言某君办事之懒令人无可为力,然实与某君甚厚,而孙、蒋亦甚厚,此事遽投公函,则孙君恐不免介意。若俟秋后某君事解决,以先生一函发起于外,而与孙图其内,则四面圆满,事亦易成。如某君仍旧,则助之亦佳。好在此事蒋君鉴于某君,现决无聘人之事也。谨以详情奉闻,未知公观之如何?(《书信日记》第343页)
王国维为得到为蒋汝藻编纂藏书目录的机会,用心亦堪称深细矣。“蒋”即蒋汝藻,“某君”即曹君直,“孙君”即孙德谦。从王国维对受聘蒋汝藻的策略,可见王国维办事实至为谨慎,既讲究人事关系,也考虑成功率,非仓促言事者可比。这与他入直南书房后,面对罗振玉一再的上折犹豫,其实源于同一种心态。王国维学术能力和诚信人格当然是周边人所共知的,后来因为考虑与曹君直的关系,而将这一进程放缓,最终目的是希望各方圆满,顺利获得这一机会(《书信日记》第343页)。
王国维最终顺利接手曹元直搁置之事,为撰《密韵楼藏书目》,从1919年7月至1923年末,历前后四年余而成。1919年7月30日,罗振玉致信王国维:“阿苌书来,言公就蒋聘,此事至佳,既可疗贫,且得观异书。”(《书信日记》第465页)则就聘蒋编纂书目当在七月间。起初罗振玉以为二三年间可毕其事,1920年2月7日罗振玉致信王国维云:“蒋氏书目,明年方可告成,此事于我辈研究学术最宜,不厌其久也。”(《书信日记》第489页)1920年2月16日罗振玉致信王国维云:“新岁想为蒋编书目外,不能营他事,明岁蒋氏书目当可卒业也。”(《书信日记》第491页)1922年1月26日,王国维致信内藤虎次郎云:“近年为友人编纂书目,虽见闻较广,而研钻鲜暇。”(《书信日记》第80页)生计对学术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
虽然在1923年5月7日王国维致信罗振玉即云:“此间蒋《目》已结束。”(《书信日记》第430页)实际上并未完全结束,部分工作在王国维入京为南书房行走后仍在继续,故蒋汝藻的月俸也一直持续到王国维进京之后。1923年5月19日,王国维致信蒋汝藻云:“银币贰百番奉缴,仍请于每月送伍拾番至舍下,因行资已充足,不需此也。”(《书信日记》第572页)但四个月后,因王国维家眷赴京,临行用款甚多,虽哈园、浙江通志馆与蒋汝藻三处送款,也尚不敷周用。王国维乃临时由他处通融,但毕竟须还此款,故1923年9月19日王国维致信蒋汝藻,嘱其将余款150元托人转交给自己,这应该是王国维为蒋汝藻编藏书目的最后一笔款项。
编订藏书目之所以持续时间较长,也与初稿后不断修订有关。据考证,1920年4月上旬,经部书即已录毕。王国维致信蒋榖孙云:“弟处经部书业已录毕,望饬车将史部书送下,并将经部书取回。”(《书信日记》第615页)其送书取书之事,大率有蒋汝藻之子蒋榖孙为之。大概从1921年6月开始录集部(《书信日记》第624页),1922年9月1日录毕总集,继录诗文评、词曲二类书。持续数年,王国维也致信蒋榖孙,希望“早日毕事”(《书信日记》第630页)。陈乃乾《上海书林梦忆录》:
静庵为传书堂编藏书目录,甫成经史子三部及集部迄元末,忽奉宣统南书房之召,遂弃而北行。
其实当时集部的剩余部分,王国维也编有目录,只是未及整理成册而已,并非“弃”而未编。
1923年8月23日王国维致信蒋汝藻云:“公之书目(现已得《明进士录》,可以定稿)并作序跋,大约公北来时必可告竣,其目可携归矣。”(《书信日记》第581页)今本《传书堂藏善本书志》即由《密韵楼藏书目》易名而来,王国维之序署期为“壬戌六月”,则时为1922年,当是初稿撰定时间。1923年9月26日致信蒋汝藻:“公之书目大致已修改完竣,惟宋元本诸种前在摘抄清本尚已改一过,须两本参合,将来可将彼本所改者录入稿本,乃完全耳。”(《书信日记》第584页)1924年2月6日致信蒋汝藻:“兄之书目去岁已修改一次,本俟兄去冬至都面交,兄如知有妥便可寄,望示知。”(《书信日记》第596页)可见初稿后的修订持续了一年时间。蒋汝藻致信王国维云:“敝藏书目决计截止,先行付刻,乞从容整理之,三五年后如成绩可观,当不难再续编录。”蒋汝藻署日期为六月初三日,当在王国维入直南书房之后,即1923年7月16日。
藏书目修订粗成,蒋汝藻就拟进行续编。既有续编在望,则前编也就随时可以终止了。1923年8月20日(七月初九),蒋汝藻致信王国维云:“弟决计预备《续录》,约以千种为断,不知若干时日始得有成也。全目都在兄处,暇乞核计若干种若干卷,并乞大序一篇,为弟作一跋尾,略道二十年来苦心孤诣。人家藏书有钱便可办到,弟则深好笃嗜,全以节缩衣食而来,故成绩不如人而艰难则甚于人百倍。”蒋汝藻藏书与刘承幹藏书,确实是不同的两种方式,论经济实力,刘承幹远在蒋汝藻之上。王国维序今存,但蒋汝藻跋文未见。王国维之序不仅梳理了蒋汝藻三代聚书之精神,更结合清以来江南特别是南浔藏书之雅事,予以特别表彰。
经过修订后完整的藏书目,王国维直到1924年7月下旬方寄给蒋汝藻,王国维致信时在京城的蒋汝藻云:“书目二大包奉上……奉充邺架。”(《书信日记》第603页)1924年8月13日又致信时在上海的蒋汝藻云:“《雪岩吟草》//一跋,此次兄带去之目业加修改,但尚须请榖孙兄将宋本与潘氏所钞三卷本一校篇数多寡写示(否则将钞本目录写示亦可),乃可定稿。”(《书信日记》第604页)说明即便寄了定稿,仍有少量的补充与调整,此足见王国维对书目编撰之认真负责。1925年7月10日,王国维致信蒋毂孙:“今晨适复览前编书目草稿,乃知再竭数十年之力,未必能再得此数。”(《书信日记》第634页)一直到王国维入职清华,这份藏书目的草稿仍被他时时翻阅,并横生难以穷尽之感。
但蒋汝藻苦心经营多年的密韵楼,最终因商业失败而悉归商务印书馆,王国维为之叹息不已。1924年11月17日,蒋汝藻致信王国维,一方面担心溥仪被逐出紫禁城后王国维的生计问题;另一方面将因商业失败而藏书易人之事也直接相告。1926年7月28日,王国维致信神田喜一郎云:“蒋氏密韵楼之书,因商业失败,现归商务印书馆。弟与蒋君多年旧交,亦代为惋惜也。”(《书信日记》第700页)其书流失的过程似颇多人为因素,但蒋汝藻只能面对藏书易人的结果。1926年农历二月二十五日,蒋汝藻致信王国维云:
弟半年以来所历都非人境,不知曾造何孽,致有此酷报。藏书之去出于欺骗,更为弟一生不能忍受之痛史……卅年心血付诸流水,已可痛哭,况将祖父所遗即历年费尽心力陆续收回者亦复一并攘夺,此而可忍孰不可忍。言念及此,心痛欲狂。即以菊生论,当时彼出《四部丛刊》时来商借,弟无书不允,绝无条件,不沾丝毫之利,不博尺寸之名,自问对于涵芬,可告无罪。乃竟朋比为奸,不通一消息,闻彼董会反对,亦悍然不顾,急急承受。论情论理,公道何存,友谊何存?然犹可诿为见利而动也。彼主谋者宁非曾共患难之人乎?而蓄心若此,尚可恕也?
这真是一段无比沉痛且夹杂着愤怒的文字。蒋汝藻用了“欺骗”“攘夺”“朋比为奸”等颇为激烈的情感词汇,可见对此事之痛惜与愤恨。主谋者乃曾共患难之人,而承接藏书的商务印书馆张元济也曾交谊不错,尤其是商务出版《四部丛刊》时,时时向密韵楼借书,而蒋汝藻从来都是无条件奉上。蒋汝藻失书之痛,当然主要在辛苦搜罗几十年的藏书易主,也与合谋掠夺其书的人有关。王国维致神田喜一郎信中虽仅以惋惜出之,其实他对商务印书馆及张元济也素无好感,故其对蒋汝藻的同情也因此就更加深一层。
对于王国维来说,编纂藏书目的意义确如罗振玉所云“既可疗贫,且得观异书”。密韵楼藏书中四部版本珍异者多,王国维因此得见不少异书,对其学术研究自然多有帮助,再加上四年多每月50元的薪金,对于缓解王国维的经济情况显然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受沈曾植之请,王国维为沈曾植主持之《浙江通志》分纂“杂记”一门,月脩初为40元,后增为80元。早在1915年秋,王国维时在日本,沈曾植即驰书邀请王国维参与通志撰写,以光湖山之色。而沈曾植最初拟的规定是“凭卷发薪”,无卷者则暂扣留薪资,成卷后再行补发,与王国维屡相通问通志体例,力邀王国维参与“杂识”一门撰述,异日单行,或近乎《梦溪笔谈》《中吴纪闻》一类著作。1915年底,王国维已为通志撰有文稿,只是其时尚非“分纂”而已。大概在1916年11月前,沈曾植力邀王国维为《浙江通志》之分纂,此事也得到了罗振玉的大力支持。虽然沈曾植允诺“为月薪而非计字取酬”,王国维则因对此素无研究兼范围太广而尚存犹豫,令沈曾植深感不快。但沈曾植的邀请,王国维其实也不便拒绝,而且增多一份薪酬,正可贴补家用。故大概从1917年初,浙江通志局即开始按月支付酬金,其初月俸四十元,时间至少持续到1920年上半年,此后则增至月脩八十元。如王国维1923年北上出任南书房行走之后,浙江通志局即将当年六七八三个月的月脩共240元一并请张尔田送至王国维沪寓。
若《两浙旧刊本考》二册便是王国维为“杂记”一门所撰稿。王国维分纂的似不止“杂记”一门,也有补遗、考异等门。相对于1919年夏秋间的收入,王国维对1920年的经济状况颇感满意,除了长子、次子的工作稳定,连三子王贞明也被录为电报生,月薪廿二元。但收入增多,花费亦多,接下来次子王高明的婚礼、三子的订婚以及在海宁修屋等事项,都是一笔笔不小的开销,王国维储蓄之愿因此愈加强烈(《书信日记》第505、513页)。
为了筹备次子王高明的婚礼,王国维甚费心思。王国维估计至1920年底,可存500元,次年于蒋汝藻处支300元薪水,便可大体应付,故原定1921年二月十八日在海宁举办之婚礼不必因经济问题而改期(《书信日记》第519页)。在一定程度上,蒋汝藻给了王国维许多经济的信心。
这一时期,王国维还兼任北京大学国学门通讯导师,月脩一百元。从1922年6月至1923年6月,合计王国维从北大所得共12个月,得款1200元左右。1924年8月10日,王国维因故要求取消北京大学国学门导师称号。1922年8月1日,王国维致信马衡云:
昨日张君嘉甫见访,交到手书并大学脩金二百元,阅之无甚惶悚……窃以导师本无常职,弟又在千里之外,丝毫不能有所贡献,无事而食,深所不安;况大学又在仰屋之际,任事诸公尚不能无所空匮,弟以何劳,敢贪此赐,故已将脩金交张君带还。(《书信日记》第648页)
1922年8月8日王国维致信罗振玉云:“大学竟送来两月薪水二百元,即令其人携归,并作书致叔平婉谢之(以不宜无事而食为辞)。”(《书信日记》第419页)虽然当时王国维的经济亏累大,但不该得的金钱则拒之,当然最后还是没有办法收下了(《书信日记》第420页)。1922年8月24日,王国维致信马衡云:“前日张嘉甫携交手书并大学脩金二百元,诸公词意殷拳,敢不暂存,惟受之滋愧耳。”(《书信日记》第649页)1923年2月8日(农历),马衡致信王国维:“大学薪脩发至十月,今代取八九十三个月薪脩,计洋三百元。”其实在此之前,王国维就大略知道北大发薪往往一拖再拖,时在北大任教的张尔田就曾经在给王国维信中言及“校中薪水至今无着”“都中财政奇窘,此间校薪已积欠至三个月”之事。王国维一开始的拒收,也可能包含着这样的原因。1923年6月,王国维北上后,便要求北大停发薪水,因为原本受之就是以“通讯”指导需要邮资的名义,而今已在京城,不必再须邮资了。至1924年8月10日,王国维致信沈兼士、马衡,要求取消研究所国学门导师名义(《书信日记》第692页),此事话长,在此不赘。
除了以上较为稳定且持续一定时间的酬金。此外,王国维至少还有两种谋利方式:
其一,以代做文章的方式,获得一些报酬。1917年10月28日,王国维致信罗振玉:“今日以三时间作克鼎、曾伯簠二跋,为况夔笙代笔。夔笙盖为人捉刀以易米者,而永又为代之。二跋共得千字(贾文者以多为贵),随笔写出,亦有数语道着,可笑也。”(《书信日记》第284页)况周颐为人捉刀,王国维再为况周颐捉刀,因为买文者以字数计价,所以王国维下笔稍为恣肆,未加收敛。又如《东方杂志》屡请樊抗父作文,因樊多病,遂转请王国维为之,王国维“思为有用之文则甚费斟酌,若为无聊之文则又不知所以下笔”,所以屡次捉笔而屡次搁笔,但为了“儿辈学费补助”,仍是努力为之(《书信日记》第345、346页)。有时困于家庭经济之窘迫,也使王国维不得不去作一些未必愿意写的文字。
其二,以购买商务印书馆股票的方式盈利。清末民初,商务股票走势喜人,士人争购也一时成风,若罗振玉则不仅自购,也代亲家购买。其实,早在1902年十二月,王国维尊人王乃誉即有意让其购买股票,以获更大利益。《王乃誉日记》1902年十二月七日记云:“余意欲令静市招商股十。前人以百两而得六十两利,一反覆去之九十两,吾以七十两拚之,若即改章则数倍利也。苦静无真见,恐无买股处,且不能暂移七百两之款,错此机缘何。”但王乃誉对王国维买股票的能力还是深表怀疑。后来很可能在周边多人购买股票的风气之下,王国维才步入炒股者之列。作为王国维初回上海时期的生活补贴,商务股票一度发挥了重要作用。1916年8月上旬,商务股票更是一路飘红,王国维因此果断将股票清仓,获利接近一倍。以此作为本金,王国维想效仿罗振玉,购置书画书件,“以作将来预备”。当然在具体的购买和销售上,还是倚重罗振玉,如在罗振玉提议下购置方壶画,以及自己对唐六如小卷发生兴趣并最终买下等,皆赖罗振玉一锤定音。王国维说:“售画之事,不独售事须由公力,即购时亦须公决定,此与公分惠何异。公既以此自任,而复假维以可处之名,则所以酬公者,亦唯有推公上为学术、下为私交之心,以此自励而已。”(《书信日记》第174—175页)可见在书画交易市场中或许偶有迷茫的王国维,背后站着目光精准锐利的罗振玉。此外,1920年7月,王国维把海宁西门老屋费资六十元左右稍加整缮后也成功出租,这应该也可以带来一笔生计补贴(《书信日记》第511页)。
此外,王国维对于自己感兴趣之事,也颇愿兼职以谋取薪水。他还曾有意通过编纂《海宁县志》来获取生活补贴,只是最终未能付诸实施而已。又如刘澄如所撰《续皇朝文献通考》尚待续补,曾有人推荐章钰为之,但章钰开价月二百元,刘承幹只能搁置。而孙德谦则希望王国维能接手此事,月脩不能过五十元,王国维则“告以今岁明年正需此补助”(《书信日记》第361页)。可见对于自己学术范围内的事情,能取酬以补贴家用,王国维还是愿意的。只是刘承幹请孙德谦转告王国维,编纂《续皇朝文献通考》中《乐记》一门,月脩只有二十元,如此苛刻,不容王国维拒绝,孙德谦即直接回绝,此事遂无下文矣(《书信日记》第378页)。又王国维回沪一年后,与哈园合作意兴阑珊,罗振玉也曾向刘承幹推荐王国维“司纂辑校讐之事,俾不至困乏”,因罗振玉与刘承幹交谊尚浅,担心推荐乏力,故另信缪荃孙请其同为推荐,但似也无下文。相比蒋汝藻,在看待王国维的眼光上,刘承幹确实稍逊一筹。
此外,也有一些拟作而未成之事。罗振玉从1916年上半年即开始邀请王国维重回京都,可能担心再度在经济上拖累罗振玉,王国维一直比较消极。一年后,哈园传出《学术丛编》可能停刊,罗振玉因将日本两所大学的延聘之意转达。1917年8月16日,罗振玉致信王国维云:
此间东西两大学皆托弟转聘公任嘱托教授,一教支那文学史,一教韵学小学,岁俸皆三千元,每星期钟点甚少,大约两点钟。
两间大学的邀请早于罗振玉写信时间,只是因为王国维当时在上海诸事尚安,所以没有及时告知王国维。在罗振玉写信前一日,东京林泰再询延聘王国维之事,且若应聘须在年内到岗,加上哈园也传出停刊之事,所以罗振玉才急忙将此事奉告。岁俸三千元在当时已经相当不菲了。不过因为哈园传闻稍后也得以平息,加上其他接手的事情也在渐次展开,王国维遂不克日本大学之请了。
丁巳复辟之后,哈园编刊之事也一直传闻杂出,停刊之说更是甚嚣尘上,王国维的生计似乎又成了问题。1917年10月7日,王国维致信罗振玉云:
渠(引者按,指邹安)言哈园《学术丛编》明年拟停办,此事自在意中,渠辈对此兴味已倦。又云明年欲令永办《四库》书事,而渠尚无下文。又此公乃无常之人,明年再办《丛编》亦未可知,现在有此微闻,大约即此而止,无所谓下文也。明年生事又成一问题。(《书信日记》第276页)
如此或办或停,没有定数,令王国维对哈园之事也“兴味已倦”,只是生计问题令他稍感为难,故去信罗振玉一吐衷肠。1917年10月28日,王国维致信罗振玉云:“哈园事尚无下文,盖渠决不言,永亦不询之。”(《书信日记》第284页)这就是王国维的态度。1917年10月31日,罗振玉致信王国维云:“哈园事,想不日可得邹复书,公之生计,早定乃妥。此事定,乃可从容撰著,勉成千秋绝业也。”罗振玉考虑的永远是尽快解决生计,然后从容撰著。1917年11月2日,王国维致信罗振玉:“哈园事,前夕姬君于开会后,席上言及欲印《四库》未收书事(属永选定校理)……则明年停出学报之说殆信。”(《书信日记》第285页)姬觉弥的主张有点其来无端,通过这一年多来的接触,王国维已经认识到姬觉弥属于好说壮语但轻行动的性格,所以本能地带有怀疑的态度。譬如姬觉弥主张先征书,而王国维主张不如多联系藏书家。
其实王国维对校印书籍是感兴趣的,相对于著述,也是一种放松,但姬觉弥只是随口说说,若制定方法,他也未必循此进行。这才是王国维觉得姬觉弥不靠谱的原因所在(《书信日记》第285页)。后来在专刻小学书,还是一般意义上的四库未收书,是用石印、铅印,还是刻板?其实意见也不一致(《书信日记》第288页)。1917年12月10日,罗振玉致信王国维云:“哈园刻书事必不能遂我辈素志,然先生明岁当可敷衍一年,以后事但可待诸后来,亦不能预计也。”1917年12月18日,罗振玉致信王国维云:“明岁哈园刻书事,今年须部署妥当,景叔无办事才也。”关于丛编是否续办,若停刊后改印四库书如何进行,王国维其实都有点意兴阑珊。只是生计问题时时缠绕心中,一时难以放下而已。
罗振玉也觉得哈园确实非常局,考虑到王国维的心性和特长,有意推荐其入职商务印书馆,兼取学术与生计之益。1917年10月15日,罗振玉致信王国维云:“商务之局,尊意云何?舍此外,无他处可安贤者,在彼处尚有书可读,不入工厂,想公尚可强诺。”1917年10月18日,罗振玉致信王国维云:
哈园知非常局,公明岁之计,宜早为筹画。弟意万不得已,仍是商务权行托足,但不入工厂。菊生前印《愙斋集古录》,函来索序,昨已应之。此君鄙则有之,尚非全盲于知人(亦非恶人)。若公有意,弟愿为曹邱;若不得同意,则宁肯再至神山耳。
罗振玉对张元济的评价相当不高,仅在非“恶人”而已。罗振玉的推荐一开始就没有把王国维到商务任事作为长久之计,“权行托足”四字足见其态度,大体是迫于现实之而已。
王国维对商务印书馆的印象也欠佳。1917年12月31日,他在致罗振玉的信中说:“若商务印书馆者,其中办事督责可谓认真矣,乃终年孜孜矻矻作无用有害之物,非徒于世无益,即以其公司之经济言,亦失计之至。”(《书信日记》第293页)王国维对商务办事的认真是认同的,但对他们办事的对象和结果却不认同,觉得他们于世道、学术与经济皆失其计。1917年10月20日,王国维致信罗振玉云:
尊函言商务事,与永意正同。前日往访菊笙,拟借其北宋本《广韵》一校,伊约明晨亲送至寓,亦言及求公作《愙斋集古录》序事。公致书时或竟以《名物字典》(实《图考》)为言,则于生计、学术两有裨益。(《书信日记》第279页)
菊笙送书之事最后失约了,王国维很快反应过来,应该是顾惜此书,不愿外借,故王国维复致书菊笙,请其置于上午涵芬楼,彼往观之(《书信日记》第282页)。1917年10月26日,罗振玉致信王国维云:“至若《名物字典》,事能举办,则不但于学术有益,亦可偿我辈之夙志。此事我辈决不能成,非借彼等之力不可也。”如果要编纂一部理想的《名物字典》,必然是一项牵涉多方的浩大工程,王国维与罗振玉当然是有力的主持者,但要全面完善和提升这一工程,需要如商务印书馆一样有能力有实力的机构予以人事、材料和经费上的支持。很显然,王国维拟入职商务并非上选,只是为生计而作的备选之一。“不入工厂”是底线,而上线则是王国维提出的为商务编纂《名物字典》(即《名物图考》)一书。王国维考虑生计,必以学术为先,这已成为其基本的择业模式。
因为有编纂《名物字典》的愿望,罗振玉一直带着委曲求全的心态,试图与张元济沟通。1918年5月26日,罗振玉致信张元济云:“尊处印行古籍,弟所深佩,惟闻尚无专主其事者。静安征君在沪,盍就近约渠主之?此君淡泊远世,然以此等事请相助,当无不谐也。”罗振玉的推荐当然得人,但张元济似乎对王国维无感。1918年6月11日,罗振玉致信王国维云:“菊笙复书已来,附览。此人卒不可与为善,颇悔前函为多事也。”其实,此前罗振玉即有预感。1918年5月25日,罗振玉致信王国维云:“前菊生之局,以历见诸人戛然而止,此中究非我辈所能插足也。”后来的事实也印证了罗振玉的感觉。1918年6月17日,王国维致信罗振玉云:“菊生回书读悉,此君见解只不过如此。现在无论何方面皆喜向断港进行,无可挽也。”(《书信日记》第334页)张元济终究不能认识到王国维的独特价值,婉拒了罗振玉之请,这直接导致原本可能出现的一本名著《名物字典》夭折在最初的计划之中。经过此事,他们原本对张元济保留的一点不多的好感,差不多也烟消云散了。
但偶检民国九年(1920)十二月廿一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国文部部长、编译所所长高梦旦(1870—1936)致信王国维云:“谨自阳历明年一月起,谨致月脩五十元,区区之敬只以将一,想勿麾斥。”就现存材料来看,商务似乎并未聘用王国维,也未请其编纂《名物字典》等,则商务这一份月脩源自何故,持续多久,一时尚难明究竟。
在王国维的学术转型中,其专研文字、音韵、金石和上古史以沪上七年最为集中,这也是奠定王国维史学家的关键时期,在1922年编定《观堂集林》时,入编的一些重要成果正产生于这一时期。同时这一时期,也是王国维经济花费最大的时期,门户渐大,交游日广,人情应酬,子女读书,长子次子先后结婚,购置重要典籍如《四部丛刊》等,花费甚巨。这迫使王国维在致力学术研究的同时,也不得不兼顾谋生,而于生计、学术两有裨益成为其择业的基本原则。无论是主事《学术丛编》,还是编纂《密韵楼藏书目》等,皆是如此。即便拟暂托足商务印书馆,也是以编纂《名物字典》的名义斡旋其中。再伟大的学者也需要生活,即便王国维缺乏谋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但面对整个家庭的生存和发展,也不得不寻找一条以学术谋生活之路。这是我们在关注王国维学术的同时,也不能忽略其生计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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