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月 | 论江淹对左思《咏史》的模拟与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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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月

澳门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澳门大学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研究员

本文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 年第3期，引用 / 转发等请据原文并注明出处。参考注释请参见原文。

六朝时期，拟诗已成为一种比较成熟的诗歌文体。拟诗按题目构成可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总括式题目，泛称‘拟古’‘仿古’‘效古’‘依古’等。第二种是分拟式题目，即在题目中点明其所拟诗人名字或诗篇名称。……第三种则是以谢灵运《拟邺中集》八首和江淹《杂体诗三十首》为代表，从题目上即可以看出，这是内部结构更为密切、系统性更强的拟古组诗，其命题也显示更强的独立性。”作为六朝时期值得关注的文学现象，拟诗在六朝诗歌发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

作为拟诗名作，江淹的《杂体诗三十首》常被后人称道，但是其中模拟左思的一首诗却备受诟病。为什么后代文人对这三十首拟诗的整体评价较高，却唯独认为江淹对左思的诗歌模拟得不好?本文将重新分析这首拟诗，并将该诗与左思的《咏史》八首作互文性对比，进而考察江淹对左思总体思想的把握，为江淹拟诗的研究提供新的角度。江淹抓住了左思《咏史》在表达方式、主题、思想等方面的特点，因此他的拟诗虽形不甚似，但神似。另外，江淹的诗歌在咏史诗接受史及发展史中都具有重要意义。江淹的《杂体诗三十首》模仿了唐前具有代表性的三十家诗，包括从无名氏《古诗十九首》的离别主题到汤惠休的怨别主题。根据曹道衡的观点，这组诗歌写作于江淹晚年，正逢他被齐武帝萧赜重用之时;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则认为这组诗可能写于五世纪末。江淹在《杂体诗三十首》的序言中，阐释了这组拟诗的写作动机:

夫楚谣汉风，既非一骨;魏制晋造，固亦二体。……至于世之诸贤，各滞所迷，莫不论甘而忌辛，好丹而非素，岂所谓通方广恕，好远兼爱者哉?……又贵远贱近，人之常情;重耳轻目，俗之恒弊。是以邯郸托曲于李奇，士季假论于嗣宗，此其效也。然五言之兴，谅非敻古。但关西、邺下，既已罕同;河外、江南，颇为异法。故玄黄经纬之辨，金碧沉浮之殊，仆以为亦合其美并善而已。今作三十首诗，敩其文体，虽不足品藻渊流，庶亦无乖商榷云尔。

序言表达了江淹不满于当时文坛只重视个人喜爱的作家而排斥其他作家的做法。另外，他还批评了同时代的文人忽视质朴而有价值的文学，只崇尚绮丽文风的审美偏好。江淹认为时人不应盲目地推崇前代诗歌，希望能建立一套独立且具有现实意义的文学批评标准:对于不同时代和地区的作品，文人不该“贵远贱近”，而应“合其美并善”。这里的“美”主要指的是文学作品的外在表现形式，而“善”则为作品中呈现的道德价值与思想内涵。

江淹通过拟诗提供了五言诗可资借鉴的典范，并展现了其认可的不同作家的写作风格。《左记室思咏史》是现存最早模拟左思《咏史》的作品，标题即点出了“咏史”二字。可见，江淹不仅将左思的《咏史》八首当作左思诗歌的代表，同时也视其为咏史诗的典范。全诗如下:

韩公沦卖药，梅生隐市门。百年信荏苒，何用苦心魂!当学卫霍将，建功在河源。珪组贤君眄，青紫明主恩。终军才始达，贾谊位方尊。金张服貂冕，许史乘华轩。王侯贵片议，公卿重一言。太平多欢娱，飞盖东都门。顾念张仲蔚，蓬蒿满中园。

古今学者对这首拟诗的负面评价居多。清代何焯提到:“(《杂体诗·左记室咏史》)左之《咏史》，大抵宾主相形。此作既以卫、霍诸公形容仲蔚，乃复以韩、梅发端，不已赘乎?太冲本诗虽用事错杂，而指趣了然。此则徒仿其体，不复能文从字顺矣。”何焯受到清初八股文重视“起承转合”形式的影响，注重作品的结构，因此认为左思用典虽多，但主题明确、结构清晰，江淹拟作则显得冗余，在表达与主题方面都达不到原诗的文学境界。他的点评忽略了韩、梅与仲蔚是正对，而卫、霍与韩、梅则相反。江淹运用正话反说的策略，看似贬低韩、梅，实则颂扬其精神(详见下文阐发)。又，清代潘德舆《养一斋诗话》说道:“吾取江诗，反覆细读，如《拟左记室》诗，只是数史中典故。”潘德舆评诗，注重作品饱满的情感与教化意义，力求直寻，反对藻饰与用典，因此认为江淹拟诗在形式上用典过多且密，给人以堆砌之感。现当代学者也大多对江淹此诗评价不高，并常将其不足归因于两位作家生活经历的整体差异。此外，他们认为左思侧重吟咏有限的历史人物，而江淹的拟作则涉典过多，缺少自然意象。

诚如这些学者所言，拟诗与原作的差异是存在的，主要在于两点:首先，江淹用典过多且密，气势不如左思《咏史》激越。其次，江淹拟作较少采用具有左思《咏史》特色的意象、语言。拟诗只有第十一、十二句明显运用左思《咏史》中的典故:“金张服貂冕，许史乘华轩”。这与左思《咏史》第二首和第四首中出现的典故相同:“金张籍旧业，七叶珥汉貂”(《咏史》其二)，“朝集金张馆，暮宿许史庐”(《咏史》其四)。相较于原诗，江淹拟诗并未出现自然意象，也未采用起兴等诗歌表现手法，而左思《咏史》其二开篇即用了自然意象起兴:“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最后，在语言方面，江淹的拟诗也不如原诗豪迈，左思《咏史》语言慷慨激昂，主观情感突出，如其七:“英雄有迍邅，由来自古昔。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学者对江淹《左记室思咏史》的上述评价也可能受以下原因的影响:其一，《文选》历代注释和《江文通集》笺注都未详细论述江淹拟诗与左思原诗的相同之处，二者并未被紧密关联起来，这影响了后代文人对此诗的认可度。其二，江淹使用了反问、对比、正话反说等文学手法，导致读者产生误解。例如，何焯片面理解了韩、梅典故在拟诗中的作用，由此认为拟诗用典冗余、表达不顺。其三，江淹在拟作的最后还模拟了其他诗人的作品，给人以模拟左思“不纯正”之感。正是这些原因影响了后世对江淹《左记室思咏史》与左思原作相似点的理解和分析。

尽管江淹拟诗与左思原作之间存在上述差异，但是二者在表现方式、主题和思想方面是相近的。在现存材料中，严羽对江淹拟诗的评价较高:“拟古惟江文通最长，拟渊明似渊明，拟康乐似康乐，拟左思似左思，拟郭璞似郭璞。独拟李都尉一首，不似西汉耳。”然而，严羽虽称颂江淹的模拟，却没有提及具体原因。

(一)表现方式和主题方面的相似之处

六朝时期诸多著名文人如陆机、陶渊明、谢灵运、鲍照等都写作拟古诗，其留存数量较多。拟诗根据内容和功能大体可分为两类:一是与原作内容相近的拟诗，如陆机的《拟古诗》;二是与原作内容没有必然联系的拟诗，仅借拟古以咏怀，如陶渊明的《拟古诗》。第一类拟古诗的功能在于学习借鉴优秀诗作的写作方式和特点。例如，陆机的《拟古诗》模拟《古诗十九首》中的十二首，与原作相比呈现如下特点:“语言由朴素古直趋向华丽藻饰;描写由简单趋向繁复;句式由散行趋向骈偶。”第二类拟古诗的功能在于借拟古来抒怀。例如，陶渊明的《拟古诗》没有模拟此前的具体文学作品，仅是借古喻今，表达自己在晋宋易代之际的复杂心态。针对这两类拟诗的功能，其评价标准也应运而生。总体而言，拟诗的好坏不在于是否“逼真”地模拟原诗，关键在于能否传神地体现原作精神。好的拟诗应注重模拟原作精神面貌、风格等核心要素。

就江淹模拟左思《咏史》而言，二者在表现方式上均多次运用对比来勾连全篇。例如，左思《咏史》第二首出现了金张与冯唐的对比:“金张藉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又如，第四首对比了奢侈的贵胄与清贫的扬雄:“朝集金张馆，暮宿许史庐。南邻击钟磬，北里吹笙竽。寂寂杨子宅，门无卿相舆。寥寥空宇中，所讲在玄虚。”再如，第六首在咏荆轲时，将贵者与贱者进行对比:“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埃尘。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另外还有第七首中描述四贤“得时”前后的对比:“四贤岂不伟?遗烈光篇籍。当其未遇时，忧在填沟壑。”最后，第八首对比了苏秦与李斯前后期的政治生涯:“苏秦北游说，李斯西上书。俯仰生荣华，咄嗟复彫枯。”这些对比使诗歌结构易于辨析，情感表达更加充沛。江淹同样运用了多重对比的表现方式。例如，开篇运用了韩康、梅福与卫青、霍去病的典故，呈现了“隐居避世”与“积极入世”两种不同的人生选择。另外，拟诗提到终军、贾谊为了仕途上的追求不幸英年早逝，而以金张、许史为代表的贵胄无需太多努力便可世代为官，两种不同的人生境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最后，娄敬和田千秋因为抓住历史机遇而备受重用、仕途通达，这又与隐居修德、远离俗世的张仲蔚形成了对比。

其次，在主题方面，江淹拟作和左思原诗皆运用对比手法来突出主题。葛晓音总结出三个层次的对比结构，即“寒士不遇与战功显赫的将帅对比、因才而进的人物与世族贵戚的对比、历史人物荣耀与寂寞的对比”。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发掘这些对比之间的逻辑和思想关系，这也正体现了寒士在不同人生阶段的追求与发展轨迹。从该角度来看，江淹拟诗抓住了左思诗歌的主题核心，即通过列举历史人物和事件来对比寒士年轻时的理想主义与成熟后的现实主义。左思《咏史》八首呈现了其人生轨迹的变迁，即左思在青年时期渴望成为文武全才建功立业，有“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的人生宣言。后来他遭遇政治上的坎坷，厌倦了都城的生活，也放弃了儿时的政治理想，认为“自非攀龙客，何为欻来游”，于是决定离开都城、隐居山林。直至晚年，他希望通过著述来传播自己的思想，使声名流传后世。

江淹的拟诗也同样表现了对声名的态度转变。江淹拟诗的最大贡献在于以一首的篇幅呈现出了左思《咏史》八首所反映的不同阶段的人生理想。在拟诗的前八句，江淹展示了士人建功立业的理想，第九至十二句则侧重描写历史际遇对个人政治仕途的影响。江淹将这种人生转折的经历融入诗句之中。年轻人以卫青和霍去病为榜样，渴望功成名就;而历经人生的磨练后，加之政治的不确定性，他们逐渐怀疑先前理想的可行性，如娄敬和田千秋。最后，江淹模拟左思的口吻来赞扬隐居，将张仲蔚奉为隐逸的代表人物。可见，江淹的拟诗敏锐地把握了左思原诗的主题思想，呼应其核心内容。

值得注意的是，江淹的拟诗看似与左思观点相反，实则运用了一种正话反说的表达策略，即从反面来肯定左思的观点。如首二句，江淹貌似在批评韩康和梅福的隐逸行为，史籍中有关二者的记载如下:

韩康字伯休，一名恬休，京兆霸陵人。家世著姓。常采药名山，卖于长安市，口不二价，三十余年。时有女子从康买药，康守价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韩伯休那?乃不二价乎?”康叹曰:“我本欲避名，今小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药为?”乃遁入霸陵山中。

梅福字子真，九江寿春人也。少学长安，明《尚书》《谷梁春秋》，为郡文学，补南昌尉。……至元始中，王莽颛政，福一朝弃妻子，去九江，至今传以为仙。其后，人有见福于会稽者，变名姓，为吴市门卒云。

韩康因在卖药时被女子认出而隐居山林。拟诗首句单用“沦”字，写出韩康沦落到社会底层。即使后来受皇帝征召，韩康也选择隐居。梅福在王凤等奸臣当道以及王莽篡汉后，为了不与佞臣同流合污而离开家人，做了门卒。左思虽然没有吟咏这两位人物，但他所咏的扬雄与韩康、梅福具有共同点:他们都德才兼备，不愿为佞臣当权的朝廷献力，宁愿以隐居来保持高尚节操。左思高度赞颂扬雄，认为他虽然过着清贫的生活，却能不断提升自己的文学和道德修养。而江淹在拟诗的第五、六句，直接宣扬应效仿卫青、霍去病为国家多做贡献，不要关心身后之名。从拟诗前四句来看，江淹采用了戏谑的方式模拟左思的诗歌，表面上似乎否定了韩、梅的人生观。然而，江淹真正想要表达的内容在第九、十句，其中引用了终军和贾谊的例子:他们都为自己的政治生涯尽心竭力，但都英年早逝。这句是全诗的转折点:从位置上看，全诗共十八句，该句位处中间;从内容上看，该句把全诗分成两部分，体现了江淹对个人在政治方面的努力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和评价。结合最后四句来看，这首诗的写作目的与左思相同，即对怀才不遇者感到痛惜以及为寒士指明出路。

(二)思想方面的相似之处

在思想上，左思和江淹的诗歌也有许多相同之处。其一，二者都着重表现由于政治追求中的不确定性而造成的负面影响。左思点评了苏秦和李斯的例子:“苏秦北游说，李斯西上书。俯仰生荣华，咄嗟复彫枯。”这两联提及苏秦、李斯的政治追求及其后果。两人在很短的时间内位极人臣，但是他们也为政治追求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左思认为，如果沉溺于对声望的追求，往往会迷失自我，甚至丧命。江淹用终军和贾谊的例子与之呼应，二者在早年间得到君主赏识，但又英年早逝，与苏秦、李斯的经历颇为相像。江淹本人对于从政的危险与不确定性也深有同感，他在三朝乱世中身居要职，仕宦经历颇为起伏。左思对终军、贾谊并不陌生，他在《白发赋》中也提及二人，借此证明世人皆想年少成名。在赋作中，主人公想拔除白发，而白发为了反抗这一厄运，据理力争，二者由此进行了对话。作品以主人公的口吻自辩:“咨尔白发，观世之途。靡不追荣，贵华贱枯。赫赫阊阖，蔼蔼紫庐。弱冠来仕，童髫献谟。甘罗乘轸，子奇剖符。英英终贾，高论云衢。拔白就黑，此自在吾。”左思看似在颂扬世人趁年轻追逐荣贵、攀登仕途，否认了长者的价值，实则以诙谐、幽默的口吻来批评年轻人争名逐利、不重视年长智者的现象。江淹的拟诗也就同样的社会现象进行点评，“终军才始达，贾谊位方尊”，结合江淹在此联之前看似对韩康和梅福隐逸行为的否定，实则将其肯定的人生观以反面的形式进行叙述;此联同理，表面上说终、贾二人年少有为，实则用“才”“方”等修饰语感叹贾谊、终军有政治追求却英年早逝，突出了政治仕途的不确定性。

拟诗的第九句到第十四句，江淹考察了终军、贾谊、金张、许史、娄敬、田千秋等人的不同境遇，在最后呼应左思的思想赞扬了张仲蔚的高蹈绝俗。皇甫谧《高士传》载:“张仲蔚者，平陵人也。与同郡魏景卿俱修道德，隐身不仕。明天官博物，善属文，好诗赋，所处蓬蒿没人。闭门养性，不治荣名。时人莫识，唯刘龚知之。”江淹在此处模拟的是左思《咏史》其八中提到的寒士出路:“饮河期满腹，贵足不愿馀。巢林栖一枝，可为达士模。”左思引用《庄子》中的典故来表达自我满足是更高的价值体现。左思和江淹皆认为政治上的不确定性是建功立业的负面因素，因此他们强调人们应该珍惜生命，不要因政治上的冒进而牺牲自己。

其二，左思和江淹的诗歌都强调历史机遇在仕宦生涯中的重要性。拟诗在第十三、十四句提到了娄敬、田千秋的例子。刘邦周围有颇多贤才辅佐其成就帝业，娄敬便是其中一位，他的贡献集中在四个方面:建议高祖定都长安;劝谏高祖不要征讨气势日盛的匈奴;促成高祖与匈奴实行和亲政策;建议高祖迁民于关中。虽然娄敬建议高祖不要贸然出兵征讨匈奴，但是高祖并未听取，而后遭遇“白登之围”。高祖悔恨当初的行为，因而重赏娄敬:“乃封敬二千户，为关内侯，号为建信侯。”班固在评点娄敬的事迹时便认为其遇良时:“高祖以征伐定天下，而缙绅之徒聘其知辩，并成大业。语曰‘廊庙之材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信哉!刘敬脱輓辂而建金城之安，叔孙通舍枹鼓而立一王之仪，遇其时也。”

除了娄敬，江淹还提到另一位抓住历史机遇的汉代人物田千秋。他本是为高祖守陵之人，因替太子辩护而得到武帝赏识，数月之间从高寝郎升为丞相，成就了仕途，江淹由此生发“公卿重一言”的感慨。左思也在《咏史》其七中提到汉代四位贤人在抓住历史机遇前后的对比:“四贤岂不伟?遗烈光篇籍。当其未遇时，忧在填沟壑。”汉代的陈平、朱买臣、主父偃、司马相如在抓住机遇前后的境遇截然不同，足见机遇在成就历史人物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以朱买臣为例，他早年十分困顿，后来在严助的帮助下，得以面见汉武帝，从而被重用。正是朱买臣把握住了面圣的机会，从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其三，江淹拟诗和左思原作都表达出功成身退的思想。左思在《咏史》第一、三首中都明确表达出功成身退的思想，“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以及“功成不受赏，高节卓不群”。而江淹拟诗借用疏广、疏受的例子表达了对功成身退这一人生理想的褒扬。疏广、疏受是汉宣帝时期的重臣，在朝野上下深受爱戴，但是疏广却在此时提出辞官，并得到疏受的认同。二疏辞官前后，朝廷发生了重大的政治变化。当代学者汪春泓就二疏辞官背后的原因作了分析:“二疏辞职，当在元康三年或稍后，他们见证了霍氏的覆灭。二疏隐约感觉到危险，身为名儒，疏广脑中涌现的不是儒家豪言壮语，而是《老子》哲言，为自家如何脱离是非之地，寻找退出之路，其办法就是借口年老多病，主动告退。”朝廷的政治斗争风云诡谲，二疏在适当的时机抽身，得以保全性命、终老一生，足见他们对世事变化的敏锐洞察力。六朝诗人张协、陶渊明也写作了吟咏二疏的诗歌。张协高度赞扬二疏的事迹:“清风激万代，名与天壤俱。咄此蝉冕客，君绅宜见书。”陶渊明则提到他们在后世的接受:“谁云其人亡，久而道弥著!”江淹拟诗中“太平多欢娱，飞盖东都门”化用张协“昔在西京时，朝野多欢娱。蔼蔼东都门，群公祖二疏”的成句。“多欢娱”“东都门”都是直接引用张协的诗歌。在这里，江淹提及二疏事迹，也可看出此事迹流传之广泛。另外，江淹晚年对家中子弟的谈话也流露出其功成身退的思想:“吾功名既立，正欲归身草莱耳。”在此之后，江淹便以身体不适为由辞官。

以上的分析揭示了江淹拟诗与左思原作在文学表现方式、主题及思想上的关联。这些关联缘于江淹在政治仕途、人格理想以及对历史人物评价等方面与左思有诸多相近之处。首先，二者都深谙政治仕途的复杂性与曲折性。左思随妹妹左棻进入都城洛阳，名列贾谧“二十四友”之中，这燃起了他大展宏图的志向，然而左思一生所担任的官职品级都较低，与其预期不符。加之其妹又在“八王之乱”中殒命，这些遭遇沉重打击了左思的政治追求与抱负，令其感叹“自非攀龙客，何为歘来游”，并反思政治生涯的不确定性，“英雄有屯邅，由来自古昔”。与此相比，江淹虽然仕途总体通达，但其早年生活困苦，政治生涯也非一帆风顺，对仕途的不稳定性也深有感触。当被污蔑而遭受牢狱之灾时，他发出了“信而见疑，贞而为戮，是以壮夫义士伏死而不顾者以此也”的感慨。其次，左思和江淹都以杰出的文学家司马相如为榜样，且二人的作品都突出了“怨”。左思在《咏史》其一和其四中分别提到要学习司马相如:“著论准过秦，作赋拟子虚”“言论准宣尼，辞赋拟相如”。江淹本传中提及其早年的榜样:“淹少孤贫，常慕司马长卿、梁伯鸾之为人，不事章句之学，留情于文章。”司马相如是江淹的文学榜样，而梁鸿则是其道德榜样。此外，左思的《咏史》八首与江淹的《恨赋》《别赋》都以“怨”而著称于世。其三，左思和江淹都高度认可和敬仰隐士。左思在《咏史》八首中对隐逸人物大加赞颂，如其四吟咏扬雄“悠悠百世后，英名擅八区”，其五以许由为榜样“被褐出阊阖，高步追许由”。在生活困顿、仕途坎坷之际，扬雄和许由成为左思的精神榜样，给予他心灵上的慰藉。而江淹在感慨人生时也提到:“下官虽乏乡曲之誉，然尝闻君子之行矣:其上则隐于帘肆之间，卧于岩石之下。”江淹认为名垂千古的行为中最上者就是隐逸，其代表是严君平和郑子真。前者隐居成都，熟读道家经典;后者则隐居僻壤，以耕作为乐。江淹列举了道德高尚的隐逸人士及其代表性事件来印证自己的良苦用心和清白。

虽然江淹与左思的生平和创作有以上相似之处，且这有可能是促成江淹模拟左思的因素之一，但事实上，拟作者的经历是否与原作者相似，并不构成拟作成功与否的重要参考标准。拟作者是在充分理解原诗的基础上进行模拟，因而个人的情感常不能被直接感知。在这个意义上，不妨将拟诗看成一种较特殊的接受形态。一般而言，接受研究聚焦于接受主体的生平经历、主观能动性以及该时代文学、社会思潮对接受主体的影响。然而，不论拟作者与原作者是否经历相似，基于拟诗的特殊性质，拟作者都会主动贴近原作者及其作品。当然，如果拟作者和原作者恰好有相似的生活经历、人格理想、价值取向，拟诗就能更传神地表达出原作的特点，达到“神似”。

张月：《异域回声——晚近海外汉学之文史互动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

以上是从微观的、互文性的角度来考察江淹拟诗与左思原作之间的关系。虽然江淹的模拟存在一定的不足，但是总体上抓住了原作的精髓和中心思想。下文将把《左记室思咏史》置于左思、张协、陶渊明、江淹作品的源流脉络中考察其价值。

左思的作品在江淹之前经历了多元的接受。左思的《三都赋》起初反响不佳，而经张华、皇甫谧作序推荐，张载、刘逵、卫权作注后，出现了“洛阳纸贵”的现象。至于诗歌方面，《世说新语》记载王子猷雪夜吟咏左思《招隐诗》，昭明太子萧统也吟咏过该诗。左思的《咏史》还影响了陶渊明的诗歌创作。陶渊明诗歌中不乏豪放之作，如《咏荆轲》等诗就很可能受到了左思的影响。另外，当代学者范子烨通过对左思《杂诗》《招隐诗》与陶渊明《和郭主簿》《己酉岁九月九日》《杂诗》其二、其五等作品的互文性分析，详细阐释了左思在诗歌语言、选题谋篇、风格特征等方面对陶渊明的影响。谢灵运《述祖德诗》也引用了左思《咏史》其三的内容。鲍照吟咏严君平的《咏史》与左思吟咏扬雄的《咏史》其四在结构与主题方面相似度较高。此外，鲍照《瓜步山揭文》对“才”与“势”的论述也与左思《咏史》其二如出一辙。

然而，从接受史的角度而言，江淹却是左思《咏史》八首的“第一读者”。虽然江淹并非是最早阅读或评论左思《咏史》的文人，但他却是在其接受史中较早评论、模拟且对该作品的流传具有重要奠基意义的文人。江淹的拟诗在模拟左思《咏史》的题目之下，不仅模拟左思，还模拟了张协、陶渊明的咏史诗，这些诗人与左思的文学创作与思想均有关联。这种在拟某位诗人代表性作品的题名之下模拟同类其他作品的情况，在江淹《杂体诗三十首》中较为常见。例如，江淹拟王粲的诗也模拟了曹操、曹丕的诗，拟嵇康的诗也包括拟阮籍的诗，拟张华的诗也同时拟了张协的诗。江淹在序言中提倡对不同作品“合其美并善”，因此其在拟诗中模拟同类的不同作品，正是对这一理念的体现，有其合理性。

江淹《左记室思咏史》的第十五、十六句即模拟了张协《咏史》中的内容。张协在诗中吟咏二疏事迹，表现他们功成身退的思想，左思在《咏史》第一、三首中也表达出同样的想法。张协与左思写作咏史诗的方式不同，前者总括历史事件，将评论置于末尾，后者则更注重情感的抒发。尽管如此，张协所强调的也正是左思《咏史》的核心主题之一，即功成身退。另外，张协和左思晚年都选择隐居并以著述为业。两位是同时代的文人，所处的政治和社会环境较接近，人生选择也颇为相似。《晋书》记载了张协的晚年生活:“于时天下已乱，所在寇盗，协遂弃绝人事，屏居草泽，守道不竞，以属咏自娱。……永嘉初，复征为黄门侍郎，托疾不就，终于家。”《晋书》也记载了左思晚年时的社会状况及其抉择:“秘书监贾谧请讲《汉书》，谧诛，退居宜春里，专意典籍。齐王冏命为记室督，辞疾，不就。及张方纵暴都邑，举家适冀州。数岁，以疾终。”在“八王之乱”中，左思和张协都曾被征召，但是他们对天下形势有着敏锐的研判，因此决定放弃仕途，选择通过读书、著述使自己的思想和作品流传后世。这与他们的功成身退思想密切相关。作为拟诗的作者，江淹历经宋、齐、梁三朝，在遭遇了政治上的起伏后，对时局变动感触颇深。《梁书》中记载他的失势:“会南东海太守陆澄丁艰，淹自谓郡丞应行郡事，景素用司马柳世隆。淹固求之，景素大怒，言于选部，黜为建安吴兴令。”江淹到晚年不仅自身认同功成身退的范式，而且将此思想传达给家人。《梁书》提到江淹教育其子弟时说:“吾本素宦，不求富贵，今之忝窃，遂至于此。平生言止足之事，亦以备矣。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吾功名既立，正欲归身草莱耳。”江淹的认知与二疏的行为相似，因此，在模拟左思的诗歌中，江淹受功成身退思想的影响，既模拟了左思《咏史》中的一个核心主题，又借此抒发自己明哲保身的政治理想，巧妙地将自己与前代诗人左思、张协联系在一起。

江淹在拟诗的最后提到“顾念张仲蔚，蓬蒿满中园”，可见他还模拟了陶渊明《咏贫士》其六，后者提到张仲蔚“仲蔚爱穷居，绕宅生蒿蓬”。江淹对陶渊明其人其作都极为熟悉，他的拟陶诗极其逼真，甚至一度被认为是陶渊明本人的作品，这也成为了一个流传广泛的文坛掌故。左思《咏史》八首与陶渊明《咏贫士》都是借咏史以咏怀的典范之作，其中不乏相似之处:他们都欣赏淡泊名利的历史人物，认同通过隐居提高人格修养的做法。例如，左思《咏史》其三赞扬了段干木和鲁仲连功成身退、淡泊名利的行为:“临组不肯绁，对珪不肯分。连玺曜前庭，比之犹浮云。”其五借称赞许由来肯定隐逸的取向:“被褐出阊阖，高步追许由。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左思开创了诗歌中吟咏寒士的传统，“协左思风力”的陶渊明进一步完善了该传统的主题和内容。陶渊明在《咏贫士》其四中提到淡泊名利的黔娄:“安贫守贱者，自古有黔娄。好爵吾不荣，厚馈吾不酬。”又在《咏贫士》其六提到隐居的典范张仲蔚:“仲蔚爱穷居，绕宅生蒿蓬。翳然绝交游，赋诗颇能工。”江淹抓住了左思《咏史》八首中所认同的寒士人生归属，即通过隐逸来著书立说，提高自己的修养，进而达道。江淹呼应左思的思想来肯定张仲蔚的人格，也与陶渊明《咏贫士》其六所表达的思想相合。左思、陶渊明、江淹的思想可谓一脉相承，为天下寒士指明了一条出路，即隐居山林，以著述为业，将自己的人格理想通过作品流传后世。

在拟诗中，江淹模拟左思、张协和陶渊明的诗歌，为六朝咏史诗的创作提供了典范。此外，在这一时期，文学中各文体的发展、文学作品的编辑、选集的编纂以及文学批评都非常活跃。江淹三朝为官，品秩较高，不难想到，江淹不仅通过模拟试图建立文学创作的典范，也想凭借自己的地位和权威影响当时士人的文学品鉴，为后世写作和品评提供范式与榜样。

张月、陈引驰编：《中古文学中的诗与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

江淹在拟左思时还模拟了张协和陶渊明，而且其所拟内容与左思的风格一致，拟诗的思想在左思作品中也可以找到对应之处。因此，江淹拟诗的实质仍是拟左思，并将其置于六朝咏史诗的发展脉络之中。这是江淹模拟的巧妙之处，也足见其对咏史诗的发展史颇有见地。江淹在标题中指明左思的咏史诗是其模拟对象，并将其看作是这一类作品的代表，这无疑提升了左思《咏史》的文学地位。在拟诗中，江淹还通过模拟受到左思影响的其他诗人的同类作品，建立了一个微型的左思咏史诗接受史，并大致梳理了咏史诗的发展过程，树立了左思在咏史诗发展中的中心地位，为左思《咏史》经典化做出重要贡献。

从影响史的角度来看，江淹在文坛地位颇高，他的模拟推动了左思《咏史》的流传，而且很可能影响了锺嵘《诗品》对左思《咏史》的接受。首先，《诗品》的序言与江淹《杂体诗三十首》的序言都提到了几乎相同的作家与作品，包括左思《咏史》八首。江淹拟诗的标题为《左记室思咏史》，“咏史”第一次作为左思诗歌的代表被标举，而锺嵘《诗品》在列举五言咏史诗的代表时，也以左思《咏史》为例。《诗品》序言提到:“叔源离宴，鲍照戍边，太冲《咏史》，颜延入洛，陶公咏贫之制，惠连《捣衣》之作:斯皆五言之警策者也。所以谓篇章之珠泽，文彩之邓林。”锺嵘将左思《咏史》连同其他六朝时期的大家名作奉为五言诗的代表。

其次，江淹的拟诗和锺嵘品评的作品均为五言诗，江淹对左思的模拟可能引导了锺嵘对左思的高度评价。锺嵘对左思的评价如下:“其源出于公干。文典以怨，颇为清切，得讽谕之致。虽浅于陆机，而深于潘岳。谢康乐尝言:‘左太冲诗，潘安仁诗，古今难比。’”锺嵘在左思评语中指出的“典”“怨”“讽谕”等特点在江淹拟诗及如《恨赋》《别赋》等作品中都有体现。关于江淹对锺嵘的影响，还可以“怨”为核心进行阐释。《诗品》所提到的“怨”是中国文论史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从孔子“诗可以怨”到司马迁“发愤著书”，再到锺嵘多次运用该理念来评价上品诗人，“怨”的内涵得到了不断的丰富和完善;而锺嵘提到的“怨”主要指对社会现实的批判，诗人借此表达自身的愤懑之情，使情感得以直接抒发，起到舒缓、安慰心灵的作用。钱锺书在谈到《诗品》序言中“怨”的特点时提到，其“差不多是锺嵘同时人江淹那两篇名文——《别赋》和《恨赋》——的提纲。锺嵘不讲‘兴’和‘观’，虽讲起‘群’，而所举压倒多数的事例是‘怨’”。钱锺书认为锺嵘之所以在“兴观群怨”中侧重“怨”，可能受到了江淹的影响。江淹在《恨赋》中引用秦始皇、赵王、李陵、王昭君、冯衍、嵇康等典故来表现“怨”，如“置酒欲饮，悲来填膺。千秋万岁，为怨难胜”“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声”;《别赋》中描述贵族、刺客、侠士、军人、夫妻、方士等不同的离别情形，强调“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的观点，突出了离别中的“怨”，称“有别必怨，有怨必盈。使人意夺神骇，心折骨惊”。另外，江淹在狱中遭受不平待遇时，也想起了司马迁之“怨”:“此少卿所以仰天搥心，泣尽而继之以血者也。”并认为自己被诬告，迫切希望官府还其清白:“下官抱痛圜门，含愤狱户，一物之微，有足悲者。”“典”“怨”“讽谕”等左思《咏史》中呈现出的特点正是江淹与锺嵘共同重视的文学要素。

最后，锺嵘在国子学读书时，江淹正在国子学任职。《南史》记载锺嵘在永明中期曾求学于国子学:“嵘与兄岏、弟屿并好学，有思理。嵘齐永明中为国子生，明《周易》。卫将军王俭领祭酒，颇赏接之。建武初，为南康王侍郎。”《梁书》记载锺嵘在国子学时，江淹“领国子博士”:“又为骠骑豫章王记室，带东武令，参掌诏册，并典国史。寻迁中书侍郎。永明初，迁骁骑将军，掌国史。出为建武将军、庐陵内史。视事三年，还为骁骑将军，兼尚书左丞，寻复以本官领国子博士。”可见锺嵘与江淹确有交集，那么江淹的观点很可能影响了锺嵘。锺嵘《诗品》在点评江淹时提到，后者的五言诗特点在于“诗体总杂，善于摹拟”，抓住了江淹诗歌的特点。虽然锺嵘将江淹列为中品，但在齐梁作家之中已是很高的评价，中品对于锺嵘同时代文人而言可算最高一档。同时，锺嵘还将江淹与同时期的作家相比，称赞其五言诗的成就。对此，当代学者陈庆元结合《诗品》的评诗标准，认为锺嵘“首先推崇的是有一定思想内容而又古朴遒劲的诗篇，而不是讲求声律、‘清新宛转’‘点缀映媚’之作”，并指出江淹五言诗的成就高于同时期的其他诗人。上述材料都显示锺嵘与江淹不仅有交集，而且锺嵘对其为人和作品都比较熟悉。这些因素均可能影响到锺嵘对诗歌的评价，因此对于他在《诗品》中给予左思上品地位的评价，也就有迹可循了。

除了《诗品》对左思《咏史》的好评受到江淹拟诗的影响外，萧统也将江淹的《杂体诗三十首》全部收录于其主编的《文选》之《杂拟类》。关于江淹《杂体诗》与《文选》编纂之间的关系，当代学者傅刚做了详细分析:“在江淹所拟三十位诗人中，《文选》录入二十六人。江淹三十首诗可明确推定所拟的原作有二十二首，《文选》录入二十首。……至于江淹所拟三十类题材，《文选》归纳为十类。”可见江淹拟诗之于《文选》编纂的影响力。江淹在《左记室思咏史》中明确点出“咏史”这一诗歌题材是左思的代表作，而萧统《文选》卷二十一便是“咏史”，一共选录了二十一首诗歌，左思的《咏史》八首均被选入，约占该类诗歌的百分之四十。另外，江淹拟诗所提到的人物或相关联的诗人也被《文选·咏史》选入。例如，江淹拟诗提到“当学卫霍将，建功在河源”，虞羲《咏霍将军北伐诗》正是以霍去病为主角，而该诗被选入《文选·咏史》。另如，江淹《左记室诗咏史》中“太平多欢娱，飞盖东都门”化用张协《咏史》“昔在西京时，朝野多欢娱。蔼蔼东都门，群公祖二疏”，而张协的诗歌也被《文选·咏史》选录。从上述分析可见，江淹拟诗很可能为左思《咏史》的接受带来了连锁反应:锺嵘《诗品》将其置于上品，萧统《文选》对其整体选录。六朝后期对左思《咏史》的肯定，无疑奠定了该组诗歌在咏史诗中的核心地位。通过考察锺嵘和萧统的接受现象，我们可以推知江淹引领了对前代作家的评价体系。

古今学者对江淹的《杂体诗三十首》青眼有加，但是对《左记室思咏史》颇有诟病。诚然，江淹在这首拟诗中存在用典多且密、运用原诗意象少的问题，在形式上也与左思的原诗存在一些距离，但是江淹在整体上抓住了左思运用的文学表现方式及其表达的主题与核心思想，并以一首诗的篇幅模拟了左思《咏史》八首。在左思《咏史》八首中，第一首谈到其年少时的理想，第二首到第七首分别谈及门阀社会中的仕途成功需要具备家庭出身、历史机遇等因素，并反思其在京城遇到的困难，而后决定离开京城。第八首提到通过隐逸来提高自己的文学和道德修养。江淹拟诗的结构也与此对应。前八句谈论人在年少时像卫青、霍去病那样追求功名，而不会像韩康和梅福那样选择隐居，但是步入仕途以后，政治的不确定性、家庭出身和历史机遇等因素起到了重要作用。有人可能一步登天，如娄敬、田千秋;也有人可能迅速登上高位而后又为政治付出生命代价，如贾谊、终军。有些人可以靠家庭出身而飞黄腾达，如金张、许史家族成员;也有人安贫乐道，如张仲蔚。江淹模拟左思的口吻，表达其所认可的最终归宿也是隐逸。由此而言，拟诗做到了“神似”。

此外，江淹拟作在模拟某位诗人、某种题材的标题之下也会模拟其他同类作品。他在模拟左思的题目之下，又模拟了张协和陶渊明的咏史诗，这形塑了左思《咏史》的微观接受史以及咏史诗的发展史。江淹选取的张协与陶渊明的咏史诗又与左思《咏史》在主题与思想倾向上一致，足见其模拟的精巧之处。江淹是现存可考的第一位明确模拟左思的作家，同时也是第一位将《咏史》视为左思代表作的文人，因此他的拟作在左思《咏史》的接受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江淹这种以一首来模拟多首的情况在其《杂体诗三十首》中也有类似的例子，比如他的《陆平原机羁官》模拟了陆机数首赴洛之作及后来表现坎坷心路历程的诗歌，包括《赴洛道中作》《赠尚书郎顾彦先》《吴王郎中时从梁陈作诗》《答张士然诗》。

此外，江淹试图构建一套文学批评标准与经典作品范式。在《隋书·经籍志》中，《杂体诗三十首》被列入总集，这也反映了时人的理解和接受。不仅如此，江淹还试图通过自己在政坛和文坛上的地位，借模拟诗歌来树立文学赏析标准，影响了同时代及后世的文学批评，其中包括左思《咏史》在六朝的好评和接受，这些因素都有益于左思《咏史》之传播。《诗品》和《文选》与江淹的选诗和评价标准颇为相似，它们对左思及其《咏史》的评价就是很好的例证。素来被诟病没有原创性的模拟，在江淹的笔下，却产生了数种功用:其一，通过模拟选取文学典范;其二，通过拟作表达对前贤文人的尊敬;其三，凭借自己的政坛地位，通过拟诗来建立文学品评标准，并推进模拟对象的经典化。江淹的拟作实现了这些功用，这也是后代文人不断提及和评论包括《左记室思咏史》在内的《杂体诗三十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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