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刘青海,北京语言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教授。
本文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 年第4期,引用 / 转发等请据原文并注明出处。参考注释请参见原文。
论黄庭坚《竹枝词》的创作及其《竹枝词》史的建构
摘 要:北宋诗人黄庭坚对《竹枝词》有特别嗜好,先后创作四组《竹枝词》,虽然仍可歌,但就艺术风格而言,则奇变横生,已经由乐章体转变为徒诗体。黄氏《竹枝词》仍然继承唐代《竹枝词》抒情激越的特点,与后世专写方俗、主观抒情性弱化、风格多趋平顺的《竹枝词》很不一样。从评论方面来看,黄庭坚对《竹枝词》有较多的叙述与评论,尤其是他对刘禹锡《竹枝词九首》创作时地、词史地位、审美价值的相关论述,实可视作《竹枝词》史的第一篇专论。
关键词:黄庭坚;刘禹锡;《竹枝词》;《竹枝词》史
阅 读 导 引
一、元祐《竹枝歌》与《竹枝》传统
二、绍圣《竹枝词》的艺术创变
三、黄庭坚之论《竹枝词》与唐宋《竹枝词》史的建构
《竹枝词》原是巴渝一带的民间歌曲,又称《竹枝》《竹枝曲》《竹枝歌》《竹枝子》《巴渝曲》等。中唐以降,顾况、白居易、刘禹锡、李涉等诗家,都有《竹枝词》的创作。因为唐代的《竹枝词》写作,具有从一种曲调衍生众多歌词的性质,所以词史家将其作为唐五代倚曲填词的一种。“宋元以降,作者寝多,形式与七言绝句无异,内容则以咏风土为主,举凡通都大邑或穷乡僻壤,人物风流,百业民情,岁时风俗,皆可抒写。”(唐圭璋《〈竹枝纪事诗〉序》)
北宋诗人黄庭坚对《竹枝词》有特别嗜好,他的几组《竹枝词》,风格奇变横生,实际已经由乐章体变为徒诗体,虽然继承唐代《竹枝词》抒情激越的特点,但与后世专写方俗、主观抒情性弱化、风格多趋平顺的《竹枝词》很不一样;其绍圣《竹枝词》更是变乐府代言体为文人的自我抒写,体现出独特的审美追求和鲜明的创作个性,在唐宋诸家中独树一帜。从评论方面来看,黄庭坚对《竹枝词》有较多的叙述与评论,尤其是他对刘禹锡《竹枝词九首》的激赏之论,实可视作《竹枝词》史的第一篇专论。所以,无论是从《竹枝词》的创作历史,还是从《竹枝词》这一特殊诗歌品种的诗史建构方面,黄庭坚都有重要的位置。世之论黄诗及论《竹枝词》者,多未深加讨论。因作此文,试加探讨。
一、元祐《竹枝歌》与《竹枝》传统
黄庭坚先后创作过四组《竹枝》。绍圣年间在黔中所作三组《竹枝词》最著名。在此之前,黄庭坚于元祐三年(1088)作《考试局与孙元忠博士竹间对窗夜闻元忠诵书声调悲壮戏作竹枝歌三章和之》(下文简称元祐《竹枝歌》)。从元祐《竹枝歌》到绍圣《竹枝词》,前后间隔七年,可见黄庭坚对《竹枝词》体特别的兴趣与关注。元祐《竹枝歌》是集中最早的一组《竹枝词》,也是绍圣《竹枝词》创作的基础:
南窗读书声吾伊,北窗见月歌竹枝。我家白发问乌鹊,他家红妆占蛛丝。
屋山啼乌儿当归,玉钗罥蛛郎马嘶。去时灯火正月半,阶前雪消萱草齐。
勃姑夫妇喜相唤,街头雪泥即渐干。已放游丝高百尺,不应桃李尚春寒。
孙元忠在考试院点检试卷,与家人暌隔已有月余。故诗人以打趣的口吻,写其老母和妻子的盼归之情。“屋山啼乌”“红妆占蛛丝”“勃姑夫妇喜相唤”,皆民间俚俗之语。就风格论,本于“刘禹锡《竹枝词》,但亦庄亦谐,与刘氏一味作哀怨之词不同”。
从现存唐人的《竹枝词》写作来看,多有地域的因素在内,且与巴山蜀水的经历与见闻相关,如刘禹锡在夔州作《竹枝歌九首》以及黄庭坚后来创作黔州竹枝词等,正属此种情形。但黄庭坚和孙元忠皆非巴山蜀水之人,黄庭坚创作时,又身在京城秘书省,何以会想到采取“竹枝词”的形式呢?据他在题中说,乃是因窗前竹枝而联想到蜀中《竹枝》,且孙元忠“诵”声之“悲”与《竹枝》之愁怨凄清相近,故作此《竹枝歌》。当然更重要的原因,则是他嗜好《竹枝词》且谙熟其传统。自中唐以来,文人提到《竹枝》,多言其怨,如刘禹锡“《桃叶》传情《竹枝》怨”(《隄上行三首》其二)、白居易“巴童巫女竹枝歌,懊恼何人怨咽多”(《听〈竹枝〉赠李侍御》)、“竹枝怨苦怨何人”(《竹枝词四首》其二)、李群玉“水寒巴字急,歌迥《竹枝》愁”(《云安》)、苏辙“路迷乡思渺何极,长怨歌声苦凄凄”(《竹枝歌》)、晁补之“怪《竹枝歌》,声声怨,为谁苦”(《迷神引》)、“《竹枝》苦怨,琵琶多泪,新年鬓换”(《水龙吟》),等等,所以吴熊和称《竹枝词》“其声怨咽,是个凄苦的曲调”。又月下听《竹枝》,唐人诗中亦常有,如殷尧藩“暮烟葵叶屋,秋月《竹枝歌》”(《送沈亚之尉南康》)、王周“独有凄清难改处,月明闻唱《竹枝歌》”(《再经秭归二首》其二)、蒋吉“巡堤听唱《竹枝词》,正是月高风静时”(《闻歌竹枝》)。黄庭坚绍圣元年陈留俟命时就有“何时燕爵贺新屋,唤取《竹枝歌》月明”(《题大云仓达观台二首》其一)之句,此时“北窗见月”,又有竹枝当窗,无怪乎有创作《竹枝词》的冲动。而自中唐以来,抒写乡思之怨就是《竹枝词》的重要主题之一,如李益《送人南归》“无奈孤舟夕,山歌闻《竹枝》”、顾况《早春思归有唱竹枝歌者坐中下泪》“与君皆是思归客,拭泪看花奈老何”、刘商《秋夜听严绅巴童唱竹枝歌》“曲中历历叙乡土,乡思绵绵楚词古”、武元衡《送李正字之蜀》“无穷别离思,遥寄《竹枝歌》”、刘禹锡《竹枝歌九首》其一“南人上来歌一曲,北人莫上动乡情”等等,可谓举不胜举。黄庭坚作《竹枝歌》,以戏笔抒写孙元忠老母、发妻的相思愁怨,是深合《竹枝》歌的体调的。
黄庭坚对《竹枝词》的嗜好,与他对民间歌曲的浓厚兴趣有关。元丰三年(1080)入京改官时,黄庭坚曾作《王稚川既待官都下,有所盼未归,予戏作〈林夫人欸乃歌〉二章与之。〈竹枝歌〉本出三巴,其流在湖湘耳,〈欸乃〉乃湖南歌也》:
花上盈盈人不归,枣下纂纂实已垂。腊雪在时听马嘶,长安城中花片飞。
从师学道鱼千里,盖世成功黍一炊。日日倚门人不见,看尽林乌反哺儿。
按照黄庭坚的说法,湖南《欸乃》歌乃巴蜀《竹枝歌》之流亚,也是当时流行的民歌曲调。也许正因此,这两首《欸乃歌》在艺术上和元祐《竹枝歌》的风格有相近之处,都是情词,也都采用代言体的形式,借民歌俚俗之调写家人盼归之情,并且是用一种戏谑的语调。就句法而言,开头两句隐《花下盈盈》《枣下》二曲名,而以流水对出之,且兼兴象之美,充分体现了黄氏对语言艺术的独特追求。和元祐《竹枝歌》相比,不仅主题和风格相近,而且声调亦近,都是平韵,但不合粘对律,所谓“拗体”也。黄庭坚在创作《竹枝歌》《欸乃歌》时,并未到过湖湘、蜀中,故其咏歌,主要是模拟已有的文人之作,属于文人拟乐府的性质。黄庭坚另有《次韵王稚川客舍二首》,与《欸乃歌》作于同时,主题和风调也相似:
五湖归梦常苦短,一寸客愁无奈多。慈母每占乌鹊喜,闺人应赋扊扅歌。
身如病鹤翅翎短,心似乱丝头绪多。此曲朱门歌不得,湖南湖北竹枝歌。
“闺人”句语带戏谑,用百里奚之妻援琴而歌的典故,打趣王稚川久客不归,妻子怀疑他因富贵而忘旧。次首将《欸乃曲》比作《竹枝歌》,正以其多相思/乡思之情。
在黄庭坚创作《竹枝歌》之前,苏辙在嘉祐四年(1059)冬路过忠州(今重庆忠县)时,曾作《竹枝歌》九章,咏其“山川风俗鄙野勤苦之态”,苏轼和之九章,多咏史怀古之辞。苏轼兄弟名满天下,这两组《竹枝歌》,黄庭坚想必也读过。但从写法来看,黄氏更多的还是取法唐人《竹枝词》的传统,新变的特征并不十分突出。黄庭坚《竹枝》艺术的奇变,主要体现于在黔中作的三组绍圣《竹枝》。
二、绍圣《竹枝词》的艺术创变
绍圣是黄庭坚艺术创作的变创期。黄氏自言“绍圣以前不知作文章斧斤,取旧所作读之,皆可笑。绍圣以后,始知作文章。”(《答洪驹父书三首》其二)黄庭坚在黔中先后创作的三组《竹枝词》,艺术上同样具有鲜明的求变倾向。
《竹枝词》本为民间风谣,文人拟作,其内容以歌咏地方风土、男女相思和思乡之情为主,多采用乐府代言体。唐人《竹枝词》具有风谣的特点,抒情性比较强。黄庭坚称赞刘禹锡《竹枝词九首》“道风俗而不俚,追古昔而不愧”(《跋刘梦得〈竹枝歌〉》),就是认为它能够远绍风诗的抒情艺术。黄庭坚自己的竹枝词写作,也是体现这种特点的。但与唐人通过写风俗而抒情不同,黄庭坚竹枝词具有突出的个人抒情的特点。绍圣二年(1095),黄庭坚贬赴黔州(今重庆彭水),从夔州到黔州途中所作的《竹枝词二首》突破传统,在吟咏黔中风土的同时,将乐府代言体一变为文人的自我抒情:
撑崖拄谷蝮蛇愁,入箐攀天猿掉头。鬼门关外莫言远,五十三驿是皇州。
浮云一百八盘萦,落日四十八渡明。鬼门关外莫言远,四海一家皆弟兄。
古乐府有“巴东三峡巫峡长,猿啼三声泪沾裳”,但以抑怨之音,和为数叠,惜其声今不传。予自荆州上峡入黔中,备尝山川险阻,因作二叠,传与巴娘,令以《竹枝》歌之。前一叠可和云:鬼门关外莫言远,五十三驿是皇州。后一叠可和云:鬼门关外莫言远,四海一家皆弟兄。或各用四句入《阳关》《小秦王》,亦可歌也。
诗中多用像“一百八盘”“四十八渡”“鬼门关”这样带有蛮荒色彩的地名,体现出《竹枝》吟咏地方风土的特点。通篇音调高亢,“直抒其情,有怨抑之思”,同时也表现出黄氏独有的兀傲之态,后者非山谷本人不能有。这种在吟咏风土时寄托个人感慨的写法,刘禹锡《竹枝词九首》已有,如“懊恼人心不如石,少时东去复西来”。但还只是一般的感慨,并不像黄庭坚这样紧紧贴合着诗人此时此地的境遇来写,是完全个人化的一种抒写。这是作为诗人的黄庭坚对于民间《竹枝》的一种改造,也因此最为后世所传诵。他将其“与巴娘,令以《竹枝》歌之”,不但是借以自广,也兼有激励、教化之意。三年后他在戎州作《送曹黔南口号》“竹枝歌是去思谣”,即包含此意。
就章法而言,《竹枝词二首》于传统的文人《竹枝》也是一大变。首先,一章之内,文人《竹枝》往往顺流而下,没有明显的起承转合,鲜有如黄庭坚这样突兀硬折而又夭矫如龙的。其次,自中唐以来,文人《竹枝》多联章之体,然章与章之间,大抵自然凑泊,并不刻意安排。黄庭坚这两首则不同,不仅章法相似,皆在第三句一转,并且两章之间,皆以“鬼门关外莫言远”勾连,从前一章结句到后一章结句,意思上有明显的递进:从“皇州”不远到天下一家,从地理上的“五十三驿”到心理上的远近无别(四海一家),前、后两章既彼此独立,又相互映带,这样精巧的辞章艺术,即便是在典型的文人绝句组诗中,也是极为罕见的。这是黄氏将徒诗体绝句的辞章艺术成功地应用于《竹枝》的结果。“四海一家皆弟兄”语本《论语》“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及《荀子》“四海之内若一家”,是黄氏“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答洪驹父书三首》其三)之理论主张在创作上的成功实践。虽似“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然以歌调出之,无损其自然豪放,此正是其于刘禹锡《竹枝词九首》深造有得的体现。
作《竹枝词二首》的当晚,黄庭坚又作《竹枝词》组诗,题为《予既作〈竹枝词〉,夜宿歌罗驿,梦李白相见于山间,曰:“予往谪夜郎,于此闻杜鹃,作〈竹枝词〉三叠,世传之不?”予细忆,集中无有,请三诵,乃得之》(以下简称《竹枝词三叠》):
一声望帝花片飞,万里明妃雪打围。马上胡儿哪解听,琵琶应道不如归。
竹竿坡面蛇倒退,摩围山腰胡孙愁。杜鹃无血可续泪,何日金鸡赦九州。
命轻人鲊甕头船,日瘦鬼门关外天。北人堕泪南人笑,青壁无梯闻杜鹃。
既然“集中无有”,李白“三诵”云云,自是诗人狡狯之言,“其实固涪翁语也”(毛贵铭《黔苗竹枝词引》)。《竹枝词三叠》实乃黄氏代李白抒写其“往谪夜郎,于此闻杜鹃”的恋阙盼归之情,亦多点化太白诗境,故岳珂《桯史》以为颇似太白,谓“音响节奏似矣,而不能掩其真”。黄庭坚推重李白诗,尤重太白乐府,其在黔中《答黎晦叔》云:“李白歌诗度越当代,与汉魏乐府争衡,岂不肖之所敢望?”到黔州后不久,即“书彻李白《秋浦歌》十五篇”(《书自草秋浦歌后》),又曾“书李太白《白头吟》”(《论黔州时字》)。《题大云仓达观台二首》其二有“白鸟去尽青天回”之句,惠洪指出乃从李白“鸟飞不到碧天暮”“青天尽处没孤鸿”化出,此所谓“换骨法”。且李白本蜀人,善于向民歌学习,“在渝中时曾学习当地民歌作五绝《巴女词》,五律《上三峡》显然也受到民歌的影响”,其《峨眉山月歌》二十八字中含五地名,刘辰翁以为“含情凄婉,有《竹枝》缥渺之音”。李白闻杜鹃而作《竹枝词》,确实有这样的可能。太白七绝,有唐一代,唯王昌龄能与其颉颃。这样看来,黄庭坚借梦太白为言,不仅包含此种推测,而且对这组《竹枝词三叠》也很得意,多少有几分“梦得池塘生春草,使我长价登楼诗”的隐秘欢喜。
《竹枝词三叠》用民歌的笔法,直抒胸臆,写李盼归、盼赦之情,这又何尝不是黄庭坚本人被贬黔中,一路上盼归、盼赦之心的曲折表达呢?相较于“四海一家皆弟兄”这样从人格修养而来的豪迈,《竹枝词三叠》更近于自然的抒发,是诗歌“吟咏情性”的表现。但黄庭坚的诗学,尤其是他后期的诗学,是强调“合道不怨”的,相比《楚辞》愤世疾邪之“怨”,他是以《国风》之兴托高远、含蓄委婉的不怨之怨为审美理想的。所以他不肯直接抒写此种在逆境之中自然发生的“怨”情,而是采取一种更为曲折的方式,借李白之口来抒写,从创作论的角度来说,这也是一种寄托,所谓“寓言之流”(岳珂《桯史》)。而从黄氏“以言语得罪”(《答阆州鱼仲修使君》)、万里遭贬、动辄得咎的处境来说,托言李白所作,又能保护自己免于文字之祸。虽然,这一组《竹枝词》仍保持了传统《竹枝词》吟咏地理风土的特色,尤其是“竹竿坡面蛇倒退,摩围山腰胡孙愁”两句,嵌入“竹竿坡”“蛇倒退”“摩围山”“胡孙愁”四个地名。其中“胡孙愁”“蛇倒退”,初读以为只是一种形容,后读范成大蜀中诗,知道“蛇倒退”“胡孙愁”亦地名,方悟黄庭坚炉锤之妙。后世《竹枝词》吟咏风土,多将富于特色的地名嵌入诗句,成为一种特色。由此可以窥见黄庭坚《竹枝词》艺术对后世的影响。
第三组《竹枝》咏“夔州《竹枝》”,应该也作于赴黔州途中,题作《竹枝词二首》:
三峡猿声泪欲流,夔州《竹枝》解人愁。渠侬自有回天力,不学垂杨绕指柔。
塞上柳枝切莫歌,夔州《竹枝》奈愁何。虚心相待莫相误,岁寒望君一来过。
《竹枝》和《柳枝》(或《折杨柳枝》《折杨柳》)都是民歌曲调,《竹枝》流行于西南巴蜀之地,《柳枝》则属北朝横吹曲,唐人边塞诗常用,如王之涣《出塞》“羌笛何须怨杨柳,春光不度玉门关”即是。黄庭坚这两首《竹枝词》,全用对照之法,夔州《竹枝》与塞上《柳枝》,绕指柔、望秋先陨的垂杨(柳枝)与自有回天力、能经岁寒的竹枝,两两相照。就写法而言,三峡猿声、夔州《竹枝》云云,属于吟咏风土;但诗的主意并不在此,而是就题面“竹枝”来构思,就写法而言,属于典型的乐府“赋题法”,即“采用专就古题曲名的题面之意来赋写的作法”。这种写法,在唐人《杨柳枝》《浪淘沙》中常见,如:
一树春风千万枝,嫩如金色软于丝。永丰西角荒园里,尽日无人属阿谁?
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
黄庭坚熟谙上述文人乐府的经典作品。他在戎州时,曾为峨眉史庆崇草刘禹锡《浪淘沙》《竹枝歌》《杨柳枝》词共二十七章(《书刘禹锡〈浪淘沙〉〈竹枝歌〉〈杨柳枝〉词》各九首因跋其后》)。但以赋题法写《竹枝词》,黄庭坚是第一位。这是第一层创新。《竹枝》历来被视作“抑怨之音”,诗人却巧妙地利用“竹枝”兼自然意象和曲调名这双重含义,发为“夔州《竹枝》解人愁”这样的新论。“绕指柔”语本刘琨《重赠卢谌诗》“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和“回天力”一样,都带有很明显的道德的指向。诗人赞美《竹枝》可以解愁,也正是要用竹枝虚心及岁寒后凋的品性来激励自己。如此看来,这两首诗又是托物言志之作,是有寄托的。这是第二层创新。论其渊源,黄庭坚这两首《竹枝词》应该是学习刘禹锡《浪淘沙》的,但更多地体现了“因难以见巧”(黄庭坚《跋子瞻醉翁操》)的特点,是锤炼之极后的自然。和前面两组《竹枝》一样,虽然渊源和取法不同,但都体现出高度的辞章艺术。
三、黄庭坚之论《竹枝词》与唐宋《竹枝词》史的建构
中唐刘禹锡、白居易等人创作《竹枝词》,是《竹枝词》由民间歌谣向文人词发展的关键。其中刘禹锡《竹枝词九首》影响尤大。黄庭坚《竹枝》诸组诗,取法刘禹锡《竹枝词九首》之处甚多,这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他深入领会刘禹锡《竹枝词》诗歌艺术的产物。黄庭坚对刘禹锡《竹枝歌九首》之风格和在诗史上的价值的论述,主要见于其《跋刘梦得〈竹枝歌〉》:
刘梦得竹枝九章,词意高妙,元和间诚可以独步。道风俗而不俚,追古昔而不愧,比之杜子美《夔州歌》,所谓同工而异曲也。昔东坡尝闻余咏第一篇,叹曰“此奔轶绝尘,不可追也”。
此《跋》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是历来研究刘禹锡乃至唐人《竹枝》词时必定会征引的文献,具有丰富的内涵。
第一,论定了刘禹锡《竹枝词九首》在文人《竹枝》词史上空前绝后的地位:在当代,“元和间诚可以独步”;较前人,与杜甫《夔州歌》“同工而异曲”;在后世,“奔轶绝尘,不可追也”。这个评价,基本上一直为后世沿用。强调“元和间诚可独步”,并非泛泛而言,应该是将其与白居易《竹枝词四首》比较的结果。黄庭坚绍圣四年(1097)《忠州复古记》曾论及白居易在忠州刺史任上“会竹枝歌女”之事:
乐天由江州司马除刺史,为稍迁,故为郡最豫暇,有声迹,又其在州时诗见传。东楼以宴宾佐,西楼以瞰鸣玉溪,登龙昌上寺以望江南诸山,张乐巴子台以会竹枝歌女,东坡种花,东涧种柳,皆相传识其处所。于是一花一竹,皆考于诗。
白居易贬忠州,在元和十三年(818)。黄庭坚对白居易忠州生活的叙述,皆“考于诗”,一一有据:“东楼以宴宾佐”,本于白居易《东楼晓》“脉脉复脉脉,东楼无宿客”,《东楼竹》“空城绝宾客,向夕弥幽独”;“西楼以瞰鸣玉溪”,本于长诗《木莲树生巴峡山谷间,巴民亦呼为黄心树……忠州西北十里,有鸣玉溪,生者秾茂尤异……》;“张乐巴子台以会竹枝歌女”,本于《九日登巴台》“黍香酒初熟,菊暖花未开。闲听《竹枝曲》,浅酌茱萸杯”。其实白居易在忠州,处处闻《竹枝》,何止巴台,其《江楼偶宴,赠同座》有“江果尝卢橘,山歌听《竹枝》”之句,并且他自己也创作了《竹枝词四首》。黄庭坚在黔州,多读乐天诗,曾“书乐天忠州得意诗”赠送给忠州太守王圣徒,又“摘乐天句”作《谪居黔南十首》五绝组诗。但黄庭坚认为其《竹枝词四首》艺术成就不能与刘禹锡相比,其《又书自草〈竹枝歌〉后》云:“刘梦得《竹枝》九篇,盖诗人中工道得人心中事。使白居易、张籍为之,未必能也。”
第二,以“道风俗而不俚,追古昔而不愧”论定刘禹锡《竹枝词》的艺术特色。黄庭坚《跋〈竹枝歌〉》也强调其善于写夔州当地风俗:“刘梦得作《竹枝歌》九章,予从容夔州,歌之,风声气俗,皆可想见。”可见这是他一贯的看法。他还强调刘禹锡《竹枝词》“不俚”,前引苏轼“奔轶绝尘”之论,也包含不俗之意。揆之以黄氏自己的创作,其元祐《竹枝歌》尚有俚俗之风,至绍圣时所作三组《竹枝》,对《竹枝词》《杨柳枝》《浪淘沙》等乐府艺术以及徒诗体七绝艺术多所取法,同样具有“道风俗而不俚”的特点,也是黄氏绍圣以后诗歌理想的一种体现。黄庭坚在黔州所作《木兰花令》中曾提及当地《竹枝歌》的盛行:
黔中士女游晴昼,花信轻寒罗绮透。争寻穿石道宜男,更买江鱼双贯柳。 竹枝歌好移船就,依倚风光垂翠袖。满倾芦酒指摩围,相守与郎如许寿。(辑香堂本《正集》卷一三)
“竹枝歌好移船就”,应该不仅是因其歌声之悦耳,还应该兼因其歌词之悦心,善于写男女之情,所以才会移船相就,海誓山盟,“满倾芦酒指摩围,相守与郎如许寿”。诗写当地风俗,颇为生动,同样体现了“道风俗而不俚”的特点。
第三,黄庭坚对刘禹锡《竹枝词九首》具体的创作时地,也有自己的看法。关于刘禹锡《竹枝词》创作的时地,历来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是夔州说。这主要是根据刘禹锡《竹枝词九首》序:
四方之歌,异音而同乐。岁正月,余来建平,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睢舞,以曲多为贤。聆其音,中黄钟之羽。其卒章激讦如吴声,虽伧儜不可分,而含思宛转,有淇、濮之艳。昔屈原居沅、湘间,其民迎神,词多鄙陋,乃为作《九歌》,到于今,荆、楚鼓舞之。故余亦作《竹枝词》九篇,俾善歌者飏之,附于末。后之聆巴歈,知变风之自焉。
建平乃古郡名,三国时吴置,隋初废郡,改称巫山县,唐代属夔州。诗中“白帝城”“蜀江”“瀼西”“万里桥”“永安宫”“瞿唐”“巫峡”,皆夔州地名,也可印证。刘禹锡曾任夔州刺史,则《竹枝词九首》当作于始到夔州的长庆二年(822)正月。二是朗州说。此说最早见于《新唐书·刘禹锡传》:
宪宗立,叔文等败,禹锡贬连州刺史,未至,斥朗州司马。州接夜郎诸夷,风俗陋甚,家喜巫鬼,每祠,歌《竹枝》,鼓吹裴回,其声伧儜。禹锡谓屈原居沅、湘间作《九歌》,使楚人以迎送神,乃倚其声,作《竹枝辞》十余篇。于是武陵夷俚悉歌之。
刘禹锡在宪宗即位之初贬朗州司马,“居十年,召至京师”。则《竹枝词九首》当作于宪宗元和元年至元和九年(806—815)朗州司马任上。这一观点影响甚大。黄庭坚跋中虽未明确说到刘禹锡《竹枝词九首》创作于何时何地,但根据“元和间诚可独步”的评价,可以推论他是赞同元和年间作于朗州这一说法的。与黄庭坚同时稍后的郭茂倩首次提出“《竹枝》本出于巴渝”,又说“唐贞元中,刘禹锡在湘沅,以俚歌鄙陋,乃依骚人《九歌》作《竹枝》新辞九章,教里中儿歌之,由是盛于贞元、元和之间”。仍以刘禹锡《竹枝》作于朗州(湘沅)。这种看法,直到葛立方才有改变:“刘梦得《竹枝》九篇……皆夔州事,乃梦得为夔州刺史时所作,而史称梦得为武陵司马作《竹枝词》,误矣。……茂倩亦以为武陵所作,当是从史所书也。”葛立方之论出,夔州说才渐渐占了上风。不过,直到现在,也仍有学者支持朗州说的,可见这一说法影响之大。其实,这两种说法实有可调和之处,刘氏《竹枝词九首》作于夔州无疑,然其《竹枝词》的创作,或许在朗州就已经开始了。
第四,首次提出杜甫《夔州歌十绝句》的性质是文人《竹枝》词。黄氏谓刘禹锡《竹枝词九首》与杜甫《夔州歌》“同工而异曲”,实际上是将《夔州歌》视作是文人拟《竹枝》之作。这一点似乎学界鲜有瞩目。后来明代杨伦《杜诗镜铨》也以《夔州歌》为“竹枝词体”,王嗣奭以杜甫在成都浣花草堂所作《绝句漫兴九首》《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为《竹枝》之“变体”“变调”,也都没有提到黄氏此说。
黄庭坚对于刘禹锡的拟乐府创作有着浓厚的兴趣。他不仅关心刘禹锡《竹枝词九首》的创作,还推许刘禹锡《柳枝词》为“齐梁乐府之将帅”(《跋〈柳枝词〉书纸扇》)。根据其《题牧护歌后》,他还注意到刘禹锡在夔州刺史时创作过《牧护歌》,并试图加以研究:
向尝问南方衲子曰:“《牧护歌》是何等语?”皆不能说。后见刘梦得作夔州刺史时乐府有《牧护歌》,似是赛神曲,亦不可解。及在黔中,闻赛神者夜歌,乃云“听说侬家牧户”,末云“奠酒烧钱归去”。虽长短不同,要皆自叙致五七之语。乃至苏傒嘉州人,故作此歌,学巴人曲,犹石头学魏伯阳作《参同契》也。
但这些民间歌调中,唯有《竹枝词》是黄庭坚大量创作且深自有得的,对后世有深远影响。黄庭坚在《竹枝词》史上的地位,可以说是刘禹锡之后,一人而已。黄氏《竹枝》七绝戛戛独造之艺术造诣的造成,及其对后世《竹枝》乃至七绝艺术的影响,还没有得到学界的充分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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