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剑 | 夏承焘的放翁情缘——以诗词创作与学术著述为例

本文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 年第3期，引用 / 转发等请据原文并注明出处。参考注释请参见原文。

引 言

著名词学家夏承焘(1900—1986)在其《天风阁诗集》前言中，曾自叙学诗历程:

予自幼爱好诗词。十四岁考入温州师范以前，已学作五、七言诗，然而尚未入门。逮入温师，与同学李骧晨夕共处，日以诗词韵语相研讨，乃稍稍得识门径。同时从李骧、梅冷生诸诗友处假阅《随园诗话》、李义山、黄仲则、龚定庵、王渔洋诸家诗，寝馈其间四五年。……予早年诵诗，颇喜黄仲则，尝手录其《两当轩集》。……中年以后，亦曾喜学陈后山律体。久之嫌其苦涩，始稍稍诵习简斋，期得其宽廓高旷之致。于古诗，则好昌黎、东坡、山谷，于昌黎取其炼韵，于东坡取其波澜，于山谷取其造句。

可知从唐代的李商隐到清代王士禛、袁枚、黄景仁、龚自珍，皆其早年学习对象;中年则喜宋代陈师道、陈与义。古体诗则师法唐韩愈以及宋苏轼、黄庭坚。

无独有偶，《天风阁词集》前言中，夏氏也自叙学词历程:

早年妄意合稼轩、白石、遗山、碧山为一家，终仅差近蒋竹山而已。

可知早年其词学辛弃疾、姜夔、元好问、王沂孙，后来词风渐效蒋捷。

《天风阁诗集》前言作于1980年，夏氏时年81岁;《天风阁词集》前言作于其84岁时，虽云系检1942年所作“学词经历旧稿”为之，然既未改易，亦可看作其晚年定评。一般研究者也多据此言其诗词。但是，梳理近年出版的《夏承焘日记全编》，却发现夏氏似遗漏了一位在自己诗词乃至人生中都很有影响的人物，那就是陆游。

现存《日记》最早开始于1916年，但只存少量的摘录稿;较为完整的记录始于1917年。那一年，他尚在温州师范学校求学，即颇喜读抄陆游诗歌:

坐窗下读陆放翁诗集数本。……灯下抄录陆放翁诗数十首。(二月十四日)

该年十一月二日，夏氏看到倪健秋《闲居》诗，指出“甚佳，句似剑南”;可见斯时他对陆游诗歌已经较为熟悉。之后陆游更频繁出现在《日记》中，贯穿在其文学创作、学术研究、教学活动、社会交际及其他日常生活诸方面，可谓无处不在。本文仅以夏氏的诗词创作和学术著述为例，讨论陆游以怎样的方式进入其中，构成夏氏名山事业的重要一环。

1919年四月十三日，《日记》载“窗下展读年来旧作，每嫌诗境卑卑，无元龙百尺气概，未知是否学力未到或境遇所致。要之，哀易入靡，非少年所当作也。作六绝句以自警”，其二云:“铁骑散关豪语工，诗人面目本英雄。九千篇在无卑格，合爇瓣香奉放翁。”夏氏对旧作的哀婉卑靡深致不满，对陆游其人其诗的英雄气概顶礼膜拜。

1921年底，夏承焘入陕西，次年就任西安中华圣公会中学国文教员兼陕西第一中学教员，陕西险要的地理和丰厚的人文，使夏氏真切体会到“铁马秋风大散关”的意境，也使他更亲近了陆游的作品。

1924年3月27日，夏氏赋《病起》诗:“初消残雪日迟迟，药碗虫声沸响时。小病自愁豪气减，晴窗起展剑南诗。”即要借陆游豪壮诗来破除卑靡，鼓舞英雄志气。数年后，夏氏在日记中回忆了自己由喜爱黄景仁转到喜爱陆游的历程:

灯下读《两当轩诗》，二十岁时笃嗜此集，所作小诗，友人谓有肖黄君处，后以戒作苦语，乃屏绝之。是书转借于冷生许，曾携之客陕，不展卷四五年矣。重摩陈篇，如逢旧友。少时有自负如仲则者数首云:……近三四年来，厌作此等衰颓语，拟一切删之。游秦以后所作，似较有壮语、典重语，益视此等为浮薄。……在秦时喜读陆渭南集，尝有论诗一绝云:“数子词坛共角雄，黄生苦语漫偁工。谁知羯鼓铜琶畔，自有瓣香拜放翁。”拉杂书此，以志数年来学诗经历。(1926年1月11日)

他此期在陕西创作的诗歌，如《过潼关》《秦中杂诗》《西安寒食》等，风格的确更接近陆游。友人亦谓其出关诸作“气魄雄健，可与潮州‘潼关’之句、放翁‘铁骑’一首并轨争驱”(1922年10月31日)。这段入陕经历令夏氏十分难忘，1929年11月25日，他回忆当年过潼关遇雨，作《十三年过潼关遇雨，忆放翁“衣上征尘”之句》:

一诗哦就出长安，得句还堪傲长官。风雨潼关驴背上，此身谁当放翁看。

此诗明显从陆游《剑门道中遇微雨》脱胎而出，夏氏在这里仿佛成为陆游的当代化身。

不过，夏氏对陆游诗歌的接受并非只偏于豪壮诗，对于陆游其他风格的诗，他也同样喜欢化入己作。1926年2月8日的日记载有《遣闲效剑南》，是所见夏氏最早一首在诗题中标示模仿放翁的作品:

收拾江船马足身，偶来赁庑作归人。梦忘如忆前生事，花落犹思昨日春。不饮无心期独醒，读书有味是清贫。安仁枉作《闲居赋》，愧汝劳劳拜路尘。

此诗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其言在旧作基础之上增改而成，证明此前已经开始仿作;二是既然是“遣闲”中仿效放翁体，说明夏氏对放翁诗接受的多元性，不仅爱其豪，而且亦得其闲，夏氏在这里欣赏的是陆游那份在生活中的闲适之趣和安贫乐道的胸襟气度。

1926年2月20日，《日记》记载永嘉地方审判厅厅长曹昌麟(民父)来访之事:“曹民父厅长来，尚未早饭，久谈至十时半去。谓放翁以理学境界入诗，近人惟王静安效之最工，且能融入哲理。又谓放翁有意气语，无牢骚语，胸襟之广，为渊明后第一人。”夏承焘随之予以评价:“此语甚惬鄙怀。近读剑南诗，觉放翁气象不可及，能恬人神智。”

曹氏言王国维诗对陆诗“效之最工”，在当时是一种共识，王诗确有不少化用陆诗处。但以“理学境界入诗”一语今天看来稍令人费解，不过联系到陆诗接受史中重要一脉是从陆游主体人格的修养出发，再联系到曹氏后面所言“胸襟之广，为渊明后第一人”以及夏承焘所言“恬人神智”，即可明白此处主要指陆游诗歌多修身养性、恬淡无欲之语。放翁此类诗有一种超拔不俗之气，即使写日常，也常有一种哲理和安然，夏氏谓为“能恬人神智”，并将之概括为放翁气象，《遣闲效剑南》“效”的即是这种气象。

《日记》1926年7月2日所记《自春徂夏迻居妆楼下漫成楼居杂诗十截》，也是夏氏极力摹仿陆诗绝句的例子，他甚至在其十的末句中直接承认:“脱手新诗似放翁。”该年11月8日所作《小极中报笑拈丈并柬民父厅长》，爱国以及嗜诗的精神风貌更酷肖放翁:

细细荼潮日脚迟，薄凉秋与病相宜。万缘将寂尚忧国，一事最难惟戒诗。人羡君卿宦兼学，世忘方朔老长饥。过从二叟玄谈永，暂信闲中岁月奇。

夏氏有时还直接将放翁诗歌的成句直接挪入诗中，如1926年11月11日所录《病起登籀园楼眺晴，归得笑丈诗，即用其韵》挪用陆游《初秋书怀》七律末句“此手惟堪把蟹螯”;11月13日所录《答笑丈、明父三叠前韵》挪用陆游《初到蜀州寄成都诸友》七律次句“年来用短始能奇”等。至于诗中化用陆诗语言、意境或以陆诗为典实者更是不胜枚举。如《日记》1928年6月13日有诗《游仇池坞，是日闻国军下北京》:“早岁吟诗学放翁，怜翁不见九州同。乌龙山下翁游处，万里中原落照红。”这是他在严州九中任教时为学生题写纪念册时所作，陆游终身遗恨不见中原恢复，而今日时势喜人，国民革命军北伐已下北京，国家统一指日可待，此诗可视为与陆游《示儿》的对话。1928年7月29日《严州杂诗》其二“野沤不唤放翁还，天遣工吟薄宦间”，其典出自《宋史》:“(陆游)起知严州，过阙陛辞，上谕曰:‘严陵山水胜处，职事之暇，可以赋咏自适。’”8月27日“忆放翁‘小楼春雨’句，成二诗”:

客严州，从端妘借放翁诗

儿时学诗好豪语，坐卧挂口翁佳句。十年身世落江湖，题诗半是翁游处。西行来看钓台云，一竿风月两平分。某山某水过翁眼，欲携高咏问桐君。一竿昨乞子陵还，想见耽吟薄宦间。身后子云吾岂敢，同看数桁水南山。乌龙压窗青如洗，太华三峰在眼底。怜翁头白望中原，不到函关与渭水。咄咄山城过一夏，作草分茶遣百咤。故人意重不可忘，一编合当荆州借。(翁守严州诗云:“名酒过于求赵璧，异书浑似借荆州。”)水村清绝城东路，明年准共移家去。待赁小楼杏花时，招翁吟魂听春雨。(“小楼听雨”句翁自临安来严时作。)

夜闻风雨作，因忆放翁、钟隐句

杏花初放二分红，便觉春愁写欠工。身在两重吟境里，小楼夜夜雨兼风。

前诗自注何句化自陆诗，直谓“儿时学诗好豪语，坐卧挂口翁佳句。十年身世落江湖，题诗半是翁游处”。后诗“雨兼风”当出自李煜(钟隐)《乌夜啼》“昨夜风兼雨，帘帏飒飒秋声”，又化用陆游《临安春雨初霁》的意境。可见陆诗对夏氏的影响，不仅在字句，而且深入到诗境。

再如1933年1月15日的诗作《十一年冬闻辽东战讯不眠作》中，“瓜洲”“大雪”“安得楼船共放翁”等语明显化用陆游《书愤》“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1937年10月16日的诗作:“诸君何至泣新亭，我老犹能大漠行。唤起放翁同愧死，曹蜍李志鬓青青。”直接致敬陆游《夜泊水村》“老子犹堪绝大漠，诸君何至泣新亭。”1938年7月17日《夏日杂咏》“不是花时也不晴”反用放翁诗《春雨绝句》“端忧不用占龟兆，坏尽花时自解晴。”1942年4月22日《胸次一首别古津》“胸次几人收华山”，明显化自陆游《过灵石三峰二首》其二“胸次先收一华山”。可谓形式多样。

直至垂暮之年，夏氏诗歌中对陆游仍难忘情。如1974年2月13日《食蟹》“把得一螯思着句，灯前八堡壮潮来”。自注:“放翁诗‘潮壮知多蟹’，近年须往八堡乃见大潮。”4月30日作《尻轮行》，写自己与陆游皆晚年病足，“乃诧痼疾同放翁”，而自己以臀为轮以神为马，虽不良于行，仍可随心所欲遨游太空，梦中说不定还能与陆游相会，“放翁梦路如相逢，诗成欬唾随天风”，天风浩荡中美妙的诗篇也随之而成。此诗颇能反映夏氏幽默乐观的天性。夏氏八十一岁时，脑力已衰，但看到海棠盛开，仍想仿作陆游的《海棠诗》。1980年4月29日:“上午与树淼游北海，海棠正盛，低徊不能去，欲作一诗学放翁《海棠颠歌》。”诗虽未成，痴心可见。

夏氏倾慕放翁气象，故从诗境到字句都对陆诗多有效仿，由1917年的少年时代直至1980年的耄耋之岁，放翁诗歌对其影响绵绵不绝，可谓既深且久。

夏氏词与陆游的关系不如诗歌明显，而且夏氏自言不擅填词。1931年7月3日曾记:“自审才性，似宜于七古诗，而不宜于词。”尽管如此，由于夏氏词风总体上刚健清奇，善化宋诗笔法于词中，故有些词作也常用陆诗意境。如1947年1月4日自记:

予早年既尽力治《白石集》，去岁在龙泉，好读放翁诗，为重制年谱。间为小词，往往融入放翁诗境。

其实之前他在词作中就曾化用陆诗。如1937年的《减字木兰花·过绍兴沈园》:“小词拂拭，听角湖山寻禹迹。白雁南来，莫作惊鸿照影猜。   云门归魄，夜夜光芒瞻太白。梦路防秋，枕底南山虎髑髅。”上阕用陆诗《禹迹寺南有沈氏小园，四十年前尝题小阕壁间，偶复一到，而园已易主，刻小阕于石，读之怅然》和《沈园》中的“曾是惊鸿照影来”，下阕用陆诗《陇头水》“夜视太白收光芒，报国欲死无战场”和《醉歌》中的“犹枕当年虎髑髅”等。全词类于集句，每句皆从陆诗中变化而出，巧妙妥帖。

1943年12月18日所作《玉楼春·读放翁诗，忆桐江旧游》尤具代表性:“一竿丝外山无数。容我扁舟来又去。不愁伸脚动星辰，何用浮鸥知出处。年年山枕听秋雨。苦忆绿蓑江上路。空囊一卷剑南诗，只有滩声堪共语。”陆游有不少诗词歌咏严光，如《杂题六首》其三“羊裘老人只念归，安用星辰动紫微”、《鹊桥仙》(一竿风月)等，但夏词更重意境的相似，“伸脚动星辰”，一下就把严光高洁伟岸的形象活画出来，完全不在字句的模拟。

1944年所作《鹧鸪天》，词序更明言效陆游晚年诗体:“龙泉山居，读放翁晚年诗，效其体为小词。”词云:

醉竹贞松共起居。漫愁岁晏孰华予。空棂不碍云来去，高枕都忘梦有无。   容闭户，且摊书。涂泥没髁不成沽。阴阳燮理非吾事，过雨村村唱鹁鸪。

放翁晚年有许多高枕无忧、沽酒醉卧、踏泥寻景、闭户读书的诗作，夏词对其字句的因袭是明显的，然夏氏言“效其体”，即不止个别字句的摹拟，而是重在摹仿陆游村居诗的诗境，一种山村生活的总体感觉。辛弃疾的村居词与陆游的村居诗也有类似之处，故夏氏此词亦有稼轩的味道。

夏氏暮年词与诗歌一样，亦不乏以陆游为典实。如1964年9月28日作《减字木兰花·沈园放翁纪念馆》:“剑南万首，岂但乡邦推泰斗。旷代相望，濯锦江头一草堂。   此翁天放，穷老高吟神更王，梦想防秋，枕底南山虎髑髅。”不仅对陆游的人格和诗才做出高度评价，而且末两句挪用1937年的己作，并自注:“末句用放翁《醉歌》绝句。”又如1974年4月4日所作《菩萨蛮·淳斋教授斋头见归玄恭赠顾亭林画竹小幅，题小阕请正》“个个矮笺头”句，自注出陆诗《春日》“矮笺移入放翁诗”。

1979年中华书局出版夏氏的《髯翁论词绝句》，以八十余首绝句论词，后于1983年出增订版，增加至百首，品评词史各阶段的代表人物，论陆游之词曰:

许国千篇百涕零，孤村僵卧若为情。放翁梦境我能说，大散关头铁骑声。

这与其说是评陆词，不如说是评陆诗，更不如说是在评陆游其人，陆游文如其人，多感慨国事、梦想恢复，爱国热忱至死不衰。夏氏为写定此诗，曾反复删削易稿，他论陆词的绝句原为两首，其中“函关莲岳恸胡尘，老爱花间彩笔新。唤起温韦问心事，陆沉身世六朝人”一首最后被删落。即使被选入的这首，也经多次修改，这恰恰反映出夏氏对陆游及其诗词的重视。

夏承焘诗词创作与学术研究并重，不仅创作自成一家，而且他还是博闻多识、成就卓著的学者。就陆游研究而言，他曾为陆游编制年谱，还发心并实际推动了陆游诗歌的笺注，即使对存词百馀首且成就亦不及苏辛周姜的陆词，他也与学生合作了编年笺注。在夏氏漫长的学术生涯中，陆游占据了重要位置。

《放翁年谱》系夏氏用力甚勤，但终未脱稿的一部著述。

1927年10月，夏氏由治经史转攻词学，著成《唐宋词人年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5年版)，辑入韦庄、冯延巳、李璟、李煜、张先、晏殊、晏几道、贺铸、周密、温庭筠、姜夔、吴文英等十二家年谱，第一次成规模地将史学中的谱牒之学运用于词学。唐宋词人年谱外，夏氏又欲著《唐宋诗人年谱》，1955年5月11日记:

发新文艺出版社函……告三年内拟写出《唐宋诗人年谱》十种。……拟撰《唐宋诗人年谱》目:陈子昂、李白、白居易(附元稹)、张籍(附王建)、陈师道、杨万里、陆游、谢翱、郑思肖。(《李白杜甫年谱》《元白年谱》《苏黄年谱》《杨万里陆游年谱》)。前人已制简谱者，皆再详补。予为《陆游谱》较钱大昕所作，羡出十倍以上。此书如写成，可与《词人谱》并行，并另著《唐宋诗词系年总表》一书。拟目未定，又思曹植、陶潜诸人谱，亦须改制为详谱。

可惜《唐宋诗人年谱》没有完成，其中提到的“予为《陆游谱》较钱大昕所作，羡出十倍以上”，最后也是半成品，此事可回溯至十年前，夏氏日记1944年1月6日:

阅放翁诗完，仍须再阅一过，拟为《广放翁年谱》《放翁诗事》二书。

此为所见夏氏欲为放翁作年谱的最早时间。该年2月5日，夏氏向朋友梅冷生写信借钱大昕《放翁年谱》，并于“午后订纸簿，着手为《广陆放翁年谱》，期于暑假前成之”。自2月6日至18日，每天都在全力写作，既有“作《放翁谱》，颇有发明”(2月10日)的愉悦，亦有“作《放翁谱》，伏案过久，殊厌之”(2月15日)的困倦，至2月17日，“札放翁集过劳，夕眠不安，精力不济，当从容不迫为之”。之后虽非日课，但也抽暇即做。3月8日，好友王季思送来钱大昕《陆放翁先生年谱》，夏氏感觉“甚简略，不注出处，且多详约失宜处。决于一月内写成《广谱》”。于是又恢复到几乎每日都写的力度。3月11日，任铭善提出“《放翁年谱》，不必加‘广’字”，于是日记从3月15日开始改称《放翁年谱》:

始着手为《放翁年谱》，仅写一页，觉用思殊劳，体力太弱之故。心叔谓不必加“广”字，亦不必顾竹汀旧谱。

3月20日认为年谱“须高一层看，深一层做”，3月22日“写《放翁谱》。放翁自记年代，多不免误。作事要有手挥五弦、目送飞鸿之趣。作《放翁谱》，借此温《宋史》最好”。3月28日:“欲于五月底写成《放翁年谱》，意切心急，遂成烦瞀。”虽然全力以赴，然到4月28日放翁谱“才至三十七岁”。5月8日“作《放翁谱》，殊厌倦，又不欲中断。拟稍阁几时，伫兴再作”。5月9日“为《放翁谱》一页，目的在温《宋史》，成书否，可勿问也”，此时对能否最终成谱稍失信心。5月16日“作放翁三十九岁谱”。5月27日“写《放翁谱》四十岁”，5月28日“写放翁四十岁谱。此翁归乡，予省笔墨许多矣”。虽然可“省笔墨许多”，但五月底前完成年谱的计划显然无法达成。因为至该年6月5日，他还在“写放翁四十八岁谱”。

1942年冬夏氏赴浙江大学龙泉分校任教，1944年6月12日启程返温州，至1945年9月26日始返回龙泉分校，其间年谱之事遂告中辍。日记再次出现放翁年谱时已是1947年:

1月3日:慕骞、李絜非来，送到竺同桂林师范学院笺，问杭州讲席，并寄《广西石刻展览特刊》一册。……册中谓桂林水月洞有陆放翁手札石刻，隐山有放翁为方信孺书“诗境”二字。当作书托竺同求之，可入《放翁谱》也。

1月4日:予早年既尽力治《白石集》，去岁在龙泉，好读放翁诗，为重制年谱。

“去岁”当为夏氏误记，实指1944年在龙泉事。1947年虽然编制《放翁年谱》旧事重提，但进展迟缓:

2月16日:早过孟晋，为梦苕索《文芸阁年谱》跋，因同诣马湛翁。翁……谓叶左文尝著《陆放翁年谱》，考证甚详，劫中其家被炸，此稿不知在否。

7月25日:札《南湖集》入《放翁年谱》。在龙泉时属笔为此谱至放翁四五十岁，匆匆去龙，遂不遑成书。后于马湛翁处知龙游叶左文先生亦有此作。左文治宋史甚勤，为此必胜予，因弃置不复措意。前月遇左文同乡某君，谓左文所著书尽毁于龙游被炸时，不知此稿如何。他日有机缘当去书询之。

先是2月16日夏氏找孙诒让之子孙延钊(孟晋)，为钱仲联(梦苕)找资料，然后同去拜访马一浮，听其讲善治宋史的叶左文曾著《陆放翁年谱》，自忖己之作不能胜出，遂暂停。后来又听叶左文同乡讲叶之书稿尽毁于日寇战机轰炸，始有7月25日“札《南湖集》入《放翁年谱》”之举;亦有前举1955年拟撰《唐宋诗人年谱》收入《放翁年谱》之构想。其后夏氏日记中每年偶尔会出现关于《放翁年谱》之记载，想法也在不断变化:

1956年1月7日:晚与慕骞谈香山、放翁年谱，颇思扩大年谱体裁，成《香山诗史》《放翁诗史》二书，融诗笺入年谱中，别开生面。

9月15日:思扩大《放翁年谱》为《放翁诗笺》。(眉批:《放翁诗笺》。可仿《苏诗总案》体，为《白陆诗总案》及《唐宋词总案》。)

1957年3月21日:夕偶翻旧作《放翁年谱》，仅一半，思以数旬力写完。

1958年12月31日:枕上思先写完旧作《陆放翁年谱》，再作《放翁全集总案》。

1959年3月1日:以《放翁年谱》示施华滋君，拟合陈龙川、叶水心及放翁为一谱。

3月26日:今年有暇，当续成《放翁年谱》，先写《陆放翁在四川》一篇。

不过随着1961年于北山所著四五十万字的《陆游年谱》在中华书局出版，夏氏也终于打消了续成年谱的计划，该年1月13日有记:“于北山自南京寄来其新著《陆游年谱》，煌煌四十万言，甚详赡。”从此夏氏日记里再也没有续成《放翁年谱》的记载，写作计划中也删除了此项。

目前所存夏氏《放翁年谱》手稿，四十八岁之后字迹潦草，留白甚多，属尚待补充完善的未完成状态，似也可以表明夏氏无意将之加工成书。虽然时过境迁，以今天搜集文献之便利，即使于北山的《陆游年谱》也不无可议之处，夏氏未成之《放翁年谱》的利用价值更是大打折扣。不过从学术史的发展看，前辈为此所做的工作不容忘记。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年出版《夏承焘全集·唐宋词人年谱续编》时，将《放翁年谱》手稿影印收入，这应该是对夏先生一生致力陆游研究的恰当纪念。

关于陆游作品的整理，《放翁词编年笺注》是夏氏生前唯一公开出版的著作，是书初版于1981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署名“夏承焘、吴熊和笺注”，夏氏还作有一篇简短的《后记》:

四十年前，予讲诵杭州之江大学，属苏州彭重熙为《放翁词笺》，尝刊布于《之江中国文学报》。二十年前，四川刘遗贤来从予于杭州大学，别去时，成《放翁词注》。一九六三年复属上海吴熊和增删写定为此编，其致力尤勤于彭、刘，故所获亦特多。然不可没二君前导之功，爰记之如此。重熙工词善书，不通音问数十年矣。一九八〇年八月夏承焘。

知参与此事者先后有彭重熙、刘遗贤和吴熊和，但具体情形如何，尚待进一步探讨。通过《日记》，可将当时场景部分复原。

夏氏为陆游词作笺注，发心动念于20世纪30年代任教之江大学时，当时诸生多美才，如朱生豪、彭重熙、宋清如、张荃、任铭善等，还曾成立之江诗社，由夏氏任社长。夏氏日记1932年11月19日载:“命女生张荃取《后村大全集》注《后村长短句》。后村外，若石林、放翁、须溪、遗山，皆可命学生仿此例为之。学生中彭重熙、林衢，可从事于是。”此时夏氏已有为刘克庄、叶梦得、陆游、刘辰翁、元好问诸人词作笺注的系统计划。据其日记，先后成文者有张荃《后村长短句考证》《山谷词考证》、彭重熙《放翁词考证》、某君《遗山词考证》(任铭善亦曾欲做《须溪词考证》，未成);至1944年1月20日，夏氏欲自己作《放翁词笺》:

札放翁诗，拟为《放翁词笺》，因细读放翁词一过。在杭州时尝属彭重熙为此，不知有遗漏否。明后年可作《十名家词笺》，须溪、后村、少游，皆已具稿。

但此时是欲合成《十名家词笺》，尚无将《放翁词笺》单独成书的计划。其后日记陆续出现有关笺注陆词的记载。如1944年1月21日:“札放翁词一过，口舌为干。每用心过劳辄如此，阴亏之故。”1945年7月11日:“阅《吹网录》，得宇文卷臣即衮臣一事，可入《放翁词注》，甚喜。”然人事鞅掌，定稿殊非易事。检夏氏20世纪50年代日记，有如下数条:

1955年12月7日:检旧稿，拟整理《放翁词校笺》《同甫词校笺》二种。

1957年9月27日:西南师范学院助教刘遗贤来，从予进修唐宋词，南川人。

1959年5月8日:刘遗贤送来《放翁词注》，尚须修改。属牟家宽为《龙川词注》。

6月23日:吕贞白、陈向平、胡尧芳自上海中华编辑所来组稿，属予写出龙川、放翁词笺注及《词人事辑》。

8月23日:晨与仲浦谒一浮翁小谈……予请翁写下列各书封面:《词林系年》《陈龙川词发微》《陆放翁词笺注》《陆放翁年谱》《苏辛词系》《八家词论》。九时微昭诸君自杭来山，为予携到各函件。中华书局八月十五日发《放翁词笺注》《龙川词笺注》《唐宋词研究资料》三书合同。

9月2日:发上海中华书局复，寄去约稿合同三纸。《陈龙川词笺注》今年十二月交稿，《陆放翁词笺》及《唐宋词研究资料》明后年交稿。

知1959年5月8日，夏氏指导刘遗贤完成《放翁词注》，但尚需修改;8月23日夏氏请马一浮题写书签，9月2日与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签订包括《陆放翁词笺》在内的三书约稿合同，可谓紧锣密鼓。但《龙川词笺注》延至1961年上半年始竣事(1961年2月2日:“午后粘贴《龙川词笺注》，至夕毕”)，《放翁词笺注》则于1964年下半年始成初稿(1964年7月3日:“札《放翁词》完”)，《唐宋词研究资料》则始终未能完成。可惜1962年4月7日至1964年2月12日夏氏日记佚失，我们无从获知夏氏《放翁词编年笺注·后记》中所言“一九六三年复属上海吴熊和增删写定为此编”的详情。按1955年吴熊和已经跟随夏氏做研究生，两人曾合著《怎样读唐宋词》《读词常识》等，夏氏对吴颇为赏识，1957年4月28日，夏氏“枕上思《东坡词笺注》与吴熊和同作”，1959年3月17日，“约吴熊和合写《辛弃疾及其词》”，俱能见出夏对吴的信任。

之后日记中相关记载较为重要者尚有:

1964年7月1日:上海中华书局寄来《陆游词笺注》，谓明年度可出版，嘱早修改。

7月3日:札《放翁词》完。

7月4日:接上海中华书局函，问《词辞典》及《宋词研究资料》稿，谓《放翁词笺》可不与《龙川词笺》合印。

7月5日:发上海中华复，告《龙川词笺》应与《放翁词笺》合印。

9月16日:属汤生发《陆游词笺》与上海中华。

1965年11月18日:昨发沈文焯函，托取上海中华书局《放翁词笺注》《龙川词笺(词)［注］》及《词人年谱》三种订正稿来。

知1964年7月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已经排出《放翁词笺注》校样，1965年底又出订正校样。中间夏氏与出版社还曾就《放翁词笺》是否与《龙川词笺》合印有过商量。可惜随之而来的“十年浩劫”，使此书面世机会一再延宕。

1979年10月27日:上海古籍出版社李国章来……嘱予寻找《放翁词笺校》旧稿。

10月30日:午李国章来看《陆游词笺校》稿。

11月13日:李国章来，取去《陆游词笺校》和《域外词简介》。

12月21日:吴熊和来信，附来《放翁词笺注》及《美芹十论作年考》。

上海古籍出版社即当时的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前身为成立于1956年11月的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6月改组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78年1月易为今名。估计订正稿已经佚失，故李国章才嘱夏氏寻找旧稿，幸好夏氏和吴熊和处均有保存，《放翁词编年笺注》才终于在1981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付梓问世。

对于这种合作著书的方式，吴蓓曾予评价:“作为一位年老体弱又积累甚多的学问家，不借力已很难完成他的学术心愿，因而开启合作机制似乎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夏承焘晚年出版的著作中，与人合作者甚多，除了无闻先生，还有《放翁词编年笺注》(增订本)与吴熊和、《金元明清词选》与张璋等。但合作而共治大词学的理念对夏承焘来说，并非到京城休养后才有。50年代还在杭大时，他便将课题、资料、思路提供给学生，与他们合作，指导他们完成。……这或许也是夏承焘合作机制的初心，而不仅是他晚年被动的一种选择。”夏氏抱有“学术者天下之公器”的理念，从不自秘其说，早年即乐意与他人合作分享学术信息，晚年力衰，更愿共襄词学盛业，吴蓓的评价是中肯的。

夏氏对陆游诗歌予以笺注的想法是从劝自己的学生沈茂彰开始的。1938年，原校址在杭州的之江大学因日寇进逼，搬到上海租界复课。夏氏日记当年11月12日载:“夜沈茂彰送《词律》来，并示论放翁文一首。予劝其为《放翁诗笺》，专笺大事，可借此熟读《宋史》。”该日上还有眉批:“《放翁诗笺》。”但显然沈生没有进行此项工作。至1944年，夏氏仍难忘怀此事，该年2月18日又记:

札放翁第一卷诗，紬《宋史》考之，思刺出集中有关史事为注。心叔谓无多意思。……早年有意治《宋史》，恐绵力不能成。如能尽读南宋各家诗集为一编，亦可聊尽夙愿也。

原来夏氏欲以诗证史，故欲以《宋史》注陆诗中史事，借了早年治《宋史》之心愿，这和他做《放翁年谱》时的心理相当一致。也许因为任铭善认为意义不大，故夏氏没有很快投入此项工作。至1947年1月30日，他再申前愿:

读放翁诗，思笺其全集。……前日见瞿兑之著《中国社会史料》甲集。念若尽辑历代诗集为之，亦一大著作。拟从放翁诗着手，先成赵宋一代，以偿早年治宋史之夙愿。

不过由于国事、校事、家事等诸事羁绊，为陆诗作笺注仍只停留于计划阶段。一晃又是近十年，至1956年1月8日，夏氏与徐朔方谈论应如何整理白居易《香山集》时，夏氏认为可加“编年校笺”四字，“全书体裁拟分两部，前部扩大王文诰《苏诗总案》之规模，分年合编，每年详考香山行实，每一作品作提要，重要者详考内容，即以诗文校笺之体，融入年谱之中。”延伸而及，“《放翁全集》《稼轩全集》亦可依此作。后编为作品编年校勘。前后编可独立单行”。夏氏此时是想模仿王文诰的《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既以编年的形式对陆诗作全面的笺释，又可做为一部详备的“年谱”。这种想法是此前以史学方式“思笺其全集”的加详版和升级版，一经萌生，不可自拔，之后屡屡提及:1956年9月15日，“思扩大《放翁年谱》为《放翁诗笺》。”该日又眉批:“《放翁诗笺》。”1957年3月21日:“夕偶翻旧作《放翁年谱》，仅一半，思以数旬力写完。枕上又思作《放翁诗系年要笺》，遂不得安睡。”1958年10月21日:“检阅旧作《白居易讽谕诗本事》札记，思抽暇写出。《陆放翁诗笺》亦搁置久久矣。”12月31日:“枕上思先写完旧作《陆放翁年谱》，再作《放翁全集总案》。仿《苏诗总案》例。”1959年5月28日:“发朱东润复旦大学信……并告十年前为《放翁谱》，不敢示人，近欲为其全集作笺，迟疑不敢下笔。”同时向学界友人征询意见，收获了不少积极回应:

1957年3月24日:晨姜亮夫过谈，谓欧人编《莫里哀集》，依年月编作品，尽汇原文，我国陶、杜诸大家集，亦应如此编。劝予于放翁集亦依此体例作，可名《陆放翁全集编年总案》。予意尽录原文篇幅太大，或尽登目录，而选录其重要作品，并加笺注。

1958年10月22日:(陆)微昭来，与谈近有意整理香山、放翁二家全集笺注旧稿，微昭怂恿早着手，谓此二家将来打不倒者。

11月21日:刘君谓前夕同学闻予欲为《放翁集编年笺要》，皆甚欢喜。

11月25日:刘乃昌、牟家宽欲参加予所作《放翁诗笺》工作。

刘君指刘乃昌，时为山东大学来此的进修生，后成为著名词学家;牟家宽时为南充师专进修生，后为西华师范大学教授。该年12月19日，夏氏“复北京人民出版社，告近经营为《放翁诗笺》及辛词研究”，很快收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回复，1959年1月11日:“得人民文学出版社一月八日函，属寄《陆放翁诗笺》及《辛弃疾研究》。”夏氏也积极准备起来，2月4日:“刘遗贤来，取去《放翁年谱》二册、《放翁集》十册，属作人名索引，为《放翁诗笺》初步工作。”6月12日:“发止水函……告欲为《放翁全集笺注》，他日望能合作。”

然而夏氏年近花甲，思想改造、教学任务和社会活动不断，此事遂又耽搁下来。至1960年8月2日夏氏填写作品调查表时，笺注仍在计划中:“拟于两年内写成《词史》，三年内整理《辛弃疾全集笺注》，五年内整理陆游全部诗词笺及《词林系年》，本年内写成《词史论丛》。”可见夏氏一直心念此事。当1961年1月28日，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总编辑李俊民和编辑杨友仁、郑家治来谈组稿时，夏氏终于找到了合适的合作者。1月30日记:

晨过招待所看李、郑、杨三君，坚嘱予任《陆游全集》整理事。予允作笺，介钱仲联作注。

钱氏国学功底深厚，之前已出版有《韩昌黎诗系年集释》，李俊民等人欣然同意。夏氏遂于1月31日“发钱仲联江苏师院函，言分作放翁诗文词笺注事，期限三五年，以俊民嘱也”。2月2日:“得仲联苏州函，肯担任《剑南集》作注，谓近成梅村、牧斋二集补注，中华书局不为出版，意殊抑抑。发上海中华书局函，告仲联事，并告已约陈耀宗作《放翁集人名索引》《放翁诗话》，将来可为标点校勘工作。”李俊民等人工作效率也很高，1961年2月22日即寄来约稿合同:

中华上海编辑所寄来《陆游集》《唐宋词辞典》《唐宋二十名家词集提要》《词史》约稿合同，《陆游集》由予与钱仲联合作笺注(诗、文、《老学庵笔记》三部分)，如何分工二人自商决。予任词、《陆游词历》及前言，由予介孙孟晋任校勘、分段标点。

次日夏氏想法又有变化，由自己分任词之笺注改为全部笺注皆由钱仲联完成。2月23日:“作仲联复，寄去中华《陆游集》约稿，笺注皆请仲联作，免得体裁不一。”钱氏则表示如自己兼作笺注，恐怕得迟至1968年才能交稿，而且这还是建立在不给陆文作注的基础之上:

2月28日:得仲联复，谓教课甚忙，《放翁集》如兼作笺注，须迟至六八年交稿，谓陆文可只校不注，或请孟晋、瑗仲注。

之后陆集笺注步入快车道，相关记载如下:

1961年3月27日:得中华上海编辑所书，属写《陆游集》编注计划。

3月28日:得仲联函，言整理《剑南诗稿》计划，属予写前言及诗历二者。夕即复，并寄计划与中华。

3月30日:发中华函，寄去仲联放翁诗计划。

3月31日:发仲联复，请邀柴德赓注放翁文及笔记。

4月4日:发中华书局函，请寄柴德赓合同。

知钱仲联最后只承担了放翁诗笺注的任务，陆文及笔记则拟请柴德庚任之，也许由于其他缘故，后来柴德赓似未竟此事，夏氏的放翁词笺注也未如期完成，只有钱仲联的陆诗笺注提前杀青。夏氏日记1965年7月1日记:

得钱仲联苏州廿九日函，谓《剑南诗》全部注已脱稿，不久可向中华缴稿。人物方面未解决者十分之二，地理未解决者百分之一，用事未详者不过数千分之一。放翁在杭任礼部郎中时寓旱河，查初白以为即断头河，今人谓放翁寓所在孩儿巷，即旱河否?嘱查六一年四月廿六日《浙江日报》。仲联注此书，引用古今地志不下二百种，其精力可佩，当作书告中华书局。前日接严古津函，赠仲联诗有“龟堂诗万首，笺注喜初成”句，闻之不胜羡慕。

不过次年一切搁置，因此钱仲联的《剑南诗稿校注》八巨册迟至1985年始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夏氏素有推美让贤之风，有了好的选题或机缘，自己无暇分身或感到他人更合适时，他常乐于推荐或鼓励他人去做。如1929年他即有给辛弃疾词做注的想法，然1937年他在《国闻周报》看到邓广铭关于辛弃疾的文章，甚感佩服，之后了解到邓已在做辛词注和年谱，遂搁笔，并提供了自己所做的《稼轩事辑》。《全宋词》他也早有编纂的打算，并做了不少准备，后来知道唐圭璋亦有此愿，夏氏便很高兴地提供资料和意见，玉成此事。关于陆游诗歌的笺注，夏氏也可说是发起者和推动者，只不过最后由于各种原因抽身而退，甘为人梯，这也反映出那一代学者热心学术、成人之美的道德风范。

类似陆游这样，对夏氏产生影响却未出现在其诗词集自序中的人物还有很多，但论影响之深广，陆游最有代表性。如果我们能以陆游为例示和起点，将之一一揭示出来，更能见出夏氏的转益多师与渊蓄云萃，领略其学问之博大精深，精神之丰沛富美。本文虽然以《夏承焘日记全编》为中心，想要尽量全面地勾勒出夏氏诗词创作、学术著述与陆游及其作品之间的关系，但由于诸种原因，无法将有价值的材料全部消化吸收。如夏氏刊于《文学评论》1963年第2期的《陆游的词》，较为全面地总结和分析了陆游对于词的态度以及陆词创作的特色，在学界影响颇大，但限于篇幅和行文脉络，这里只能简单提上一笔。类似遗珠，所在多有，且待以后再论。

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关于陆游对夏氏诗词创作之影响，为什么夏氏晚年自我总结时会全无提及?而其他研究者亦少关注。前者我们可以提供一种解释思路:即夏氏诗词虽然总体上显得伉爽高亮、清空豪放，但善于融新于故，机趣活泼，能够破门户之见，接受上趋于多元化，其自述学习对象时，往往仅举某一风格最具代表性的作家。夏氏在诗学上提到宋四家，其实已有相当代表性，也兼顾南北宋，其余未必需要尽列;夏氏对于陆游的欣赏，主要是那种豪迈不俗、超旷安然的放翁气象，这种气象，诗有东坡，词有稼轩已可代表，故不必再将陆游附入。夏氏论豪放常将辛弃疾与陈亮并举，并且还著有《龙川词校笺》，但自言创作上的学习对象时却未及陈亮，这和不提陆游或许是一个道理。

至于研究者为何鲜少关注到夏氏与陆游之关系，恐怕是既因为被《天风阁诗集》《天风阁词集》中夏氏前言所诱导，以致对其他方面有所忽略，也因为对夏氏日记阅读不细、利用不够所致。

1984年，浙江古籍出版社推出夏氏的《天风阁学词日记》第一部，随之风靡学界，被视为研治词学的宝库。如今新出的《夏承焘日记全编》近500万字，收存1916年至1985年间已知的夏氏全部日记，时间长度达七十年，篇幅比《天风阁学词日记》扩充了约两倍多，其蕴含的丰富价值更有待读者多层次、多角度地不断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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