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既是“记”的前提，也是“记”的内容。古往今来，游记成为众多文人墨客、迁客骚人游历山水、记感抒情的重要形式。虽然早在先秦时代便有众多描摹山水、登临游览的文学作品，但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尤其是东晋以后，江左偏安的政治局势、玄学佛教思想的熏陶以及士人避世南迁后江南明秀山水对心灵的慰藉与精神上的超越，成就了以山水游记为代表的东晋山水文学的全面兴起。其中，东晋士族聚居的会稽、东阳、永嘉等钱塘江流域的山水游记作品在歌咏山水的同时又寄情山水，借景抒情又兼具理趣，不仅成为山水游记繁荣的起点，也成就了东晋独特的山水文学，为后世山水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人类早期面对神秘自然，更多会产生一种对于神灵般的敬畏，正如《徐霞客游记》中曾记叙“自古名山大泽，秩祀所先”，描摹山水被认为是“冒犯神灵”的行为，因此也缺少描绘山水的文学作品。
游记与山水具有密切的联系。从敬畏山水到观照山水，这是溯源山水游记文学产生的必要条件。伴随生产力的发展，人们越来越需要取材于自然，也在长期的劳作中寻求精神上的充实与富足。人们从敬畏山水转为观照山水，进而拥抱山水，如我们非常熟悉的“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等诗句，便是较早地在文学作品中出现了景色。
但并非带有山水描摹便可称为游记，例如《诗经》中的山水更多借用比兴手法，以自然山水渲染胸臆抒发；《楚辞》以及汉赋多承袭铺陈、夸张之风，未能真实、直观地表达对于山水的审美。《石遗室论文》评东汉马第伯《封禅仪记》“记光武封泰山事，为古今杂记中奇伟之作”，一改周秦诸子、两汉散文论事记事之作，以其在山水描摹方面的出色表现被誉为最早的山水游记。大体观之，自先秦到两汉，山水大多以自然崇拜、比兴之法存在，即使《封禅仪记》也带有强烈的记事与政治色彩，对于山水的审美意识还未确立，因此早期山水文学处在萌芽阶段。
1. 游历山水：当山水成为审美，当游历成为精神寄托
东晋山水游记文学的兴起与发展，与其特殊的社会环境、思想文化联系密切。西晋末年五胡乱华的政治乱象和对汉人政权的冲击，带来士族南迁、江南避世的地理迁移，也让士族文人面对胡人政权产生巨大的思想转变。这种山水文学，便是诞生在地理大交流与思想文化转变的双重作用下。
相较两汉先秦等对于山水的描摹，政权更迭后的东晋是山水审美意识崛起的起步阶段。山水逐渐成为直观的审美对象，游历也成为迁客骚人的精神寄托。继三国、西晋冲破了汉朝大一统政权，西晋末年五胡乱华的胡人政权更是对儒家汉文化造成了强烈的冲击。一方面，以会稽、东阳、永嘉等钱塘江流域为代表的东晋士族聚居区具有典型的、迥异于中原的山水风光；另一方面，这种避世境遇与精神危机让东晋士族文人迫切寻求精神支柱与心灵慰藉，在江左狭小之地颇有寄情山水、及时行乐、避世自娱的隐士之风。这种游历山水、寄情山水不仅成为东晋士人的避世选择，也逐渐成为一种象征汉族士人的独有生活方式。
如果说寄情山水成为了东晋士人的精神支撑，那么放游山水便成为了东晋山水游记产生的具体形式。六朝士人贵游尚隐，与山水相交甚多，众多关于山水游历的作品竞相出现。以东晋南朝文人创作的游记为例，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桓玄的《南游衡山诗序》与释慧远所著《庐山略记》等，其多在游历的进程中加入对山水的描摹。桓玄曾这样记述，“岁次降娄夹钟之初，理辑将游于衡岭。涉湘千里，林阜相属。清川穷澄映之流，涯涘无纤埃之秽。修途途迈，未见其极。穷日所径，莫非奇趣”。从中不难看出作者通过文字正式记述自己的游览活动，并介绍众多的山水风景，成为山水游记的典型特点。“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诸如大家耳熟能详的《兰亭集序》所记述王羲之与友人的兰亭雅集、谢灵运担任永嘉太守期间踏遍江南山水的山水诗风，这种结伴而游、寄情山水恰是孔淳之笔下“性好山水，每有所游，必穷其幽峻，或旬日忘归”的东晋士人、文人、佛道徒性好山水、游历山水的生活日常。
如果说在“寄情山水”的语境下，山水游历成为外在形式，那么所寄何情便成为文章要探讨的问题。玄学、佛家等思想所带来的审美旨趣与胸臆抒发成为山水文学在东晋兴起成熟的重要条件。五胡乱华等政治事件的发生不仅带来政局变动和地理大迁移，也动摇了传统的文化根基。传统儒学和士大夫所建立的政治秩序与思想框架被摧毁，眼见复兴无望的士大夫选择偏居一隅，玄道与佛学思想则逐步熏陶其中。
玄学、道家思想在东晋面临着一个重要转变，即在此时《庄子》代替《老子》成为玄学、道家所讨论、追求的主题。相比于老子虽“无为而治”但仍属于“治”的政治哲学，庄子所主张“游于四海之外”的超然洒脱恰恰成为了彼时东晋文人、士人的精神寄托与追求。《庄子》首篇即为《逍遥游》，而这里的游不同于“出游”的本意，在那时便表达出了有关内心的快感与享受，在精神的层面更增添了一丝传统哲学的意义和理趣。
在玄学、道教思想的影响下，游记也不止于对山水的记述和描摹。他们在游山玩水中探讨交流玄学思想，也在写景记游中说理写意，将对于山水的观照和对于玄学的体验结合，将山水等自然现象赋予哲理思考，让游记在记游的同时也继而抒情、达意，形成了游记中的“理趣山水”。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便是理趣山水游记的典型代表。“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作为与道教相交甚深的东晋士族，王羲之在游记上半部分记述会稽山阴之景以及同友人于兰亭的举杯换盏，但在下半部分将对于山水的赞美与游踪的记述与其生命体验融为一体，在游记中抒发对于人生变化无常的忧患和时光易逝的感叹，透出直面生命、看透人生的哲思。此外，孙绰《游天台山赋》“浑万象以冥观，兀同体于自然”以及众多游记作品，在写景记游的基础上都表达出对于自然的思考以及由此联想的对于生命的阐释，追求人与自然同体、超越形骸桎梏的精神满足，这与《庄子》将“游”置于精神上的逃离与满足的理念一脉相承，充满理趣与玄学色彩。
孙昌武先生认为，作为文人接受佛教契机的，是魏晋玄学的兴起与流行。玄学是儒学的老庄化，其理论与人生观都与佛教般若学有相通之处。同时，佛教与山水游记的连接还有其行为串联。一方面，魏晋名士同僧人道人的交游交往已成常态；另一方面，僧人大多居于天下名山或山水秀丽之处，这都为山水游记同佛学的串联创造了条件。
将佛理寓于山水之间，而又于山水之中感悟佛法渊源，成为该类山水游记的主要特征。在其中，慧远等人所著为首的《庐山游记》不仅是山水与佛理融为一体的代表，也几乎是东晋山水游记的成熟体。其中的代表便是古代山水游记的名篇《庐山诸道人游石门诗序》。
“于是拥胜倚岩，详观其下，始知七岭之美，蕴奇于此。双阙对峙其前，重岩映带其后。峦阜周回以为障，崇岩四营而开字。……乃喟然叹宇宙虽遐，古今一契。灵鹫邈矣，荒途日隔；不有哲人，风迹谁存。应深悟远，慨焉长怀。各欣一遇之同欢，感良辰之难再，情发于中，遂共咏之云尔”。
该篇游记在文末用佛理阐释了庐山景色优美、令人心旷神怡的原因，也即佛门中人能够洞察山水之间的神趣。慧远的游记赋予山川以人格境界，又将山水自然、人生变幻至于佛理之中，显示出佛家独特的美感与深远的意境。从山水游记的形式上而言，慧远之前鲜有游记，无论是记录还是表达，其都将山水游记带到了较为成熟的境地；从山水游记的内容而言，继慧远之后，庐山也成为众多山水游记的落笔之处，而带有佛理玄学的思考也为后世游记的内容深度与哲理高度打下基础。
山水游记在形式上大抵分为舆地性和文学性2类，在东晋呈现出地方志、舆图志的文学化转变。记述珍奇物产和地理要素古来有之，最早可以追溯到《山海经》与《尚书》中的《禹贡》，自秦汉以来，众多官方或专业性地理志，如《汉书·地理志》《水经》等，多集中对地理要素的介绍，缺少对于山川景物的描摹，更不用说文学的审美色彩。
尤其东晋以来，从南到北的空间迁徙让晋人多愿意记录并描摹山水；而带来的思想变动则助推地志的文学化。江南山水除了给予士人视觉上的新鲜感外，也带来了审美愉悦与精神满足。东晋以后，记录山水成为了地志的主要内容，在这其中尤以袁崧的《宜都山川记》和盛弘之的《荆州记》最为出名。
“其叠崿秀峰，奇构异形，固难以词叙，林木萧森，离离蔚蔚，乃在霞气之表，仰瞩俯映，弥习弥佳。流连信宿，不觉忘返，目所履瞩，未尝有也，既自欣得此奇观，山水有灵，亦当惊知己于千古”，在袁崧笔下，不仅用生动优美的笔触在记录地点方位之外描摹了山水风景，也讲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与实际感受，融合了山水描绘与情感抒发的文学化表达；盛弘之在《荆州记》中对于三峡的描摹被《水经注》所引，即我们脍炙人口的“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文章对于三峡美景进行了立体化表达，体现了在文学艺术方面的审美追求，被认为是魏晋以来对于山水景物描摹的文学化高峰。
带有地志化特征的山水游记，以郦道元笔下的《水经注》最为出名。全书在总结华夏南北地记的基础上，记录了中华大地的山川美景和地理风貌。其旁征博引也重文学表达，综合南北文风，突破了地志文学的距离感和客体的局限性。
如若对“游记”进行定义，“游”说明文章需围绕记游等内容展开，“记”则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该类著作的文体。在东晋以前，文人作家对于记游之作的形式多元，经历了赋、序、书等文体的创作，东晋以后便逐渐形成以“记”为文体的山水游记正宗。
记行之作由来以久，例如我们熟悉的赋体代表《离骚》就有较早的游踪记述。《文心雕龙》所言，“赋者，铺也；铺采擒文，体物写志也”，因为赋体能更详细地铺叙、再现游山玩水的过程及所见山水。山水赋的内容主要有两类，一是纪行之赋，沿袭楚辞一脉纪行抒情的特点，以谢灵运《归途赋》较为突出，专记离任永嘉的风景，赋中“林承风而飘落，水鉴月而含辉”不仅写景，也抒发了物是人非的境地。另一类为记游之赋，如谢灵运的《山居赋》和顾恺之的《观涛赋》。自魏晋伊始，及至东晋，山水赋一改汉大赋铺陈渲染之风，而愈发亲近自然、篇幅短小，成为东晋山水游记的重要文体。
以书信记游成为书札山水游记产生的重要条件。魏晋时期，曹丕的《与吴质书》便带有记游的成分。及至晋宋，传递于友人、亲人的信件中，留下了众多的游记名篇。被刘师培先生称为“游记正宗”的四封书札：包括南朝梁吴均的《与朱元思书》、赵至的《与嵇茂齐书》、陆云的《答车茂安书》和鲍照的《登大雷岸与妹书》均诞生于此朝。《登大雷岸与妹书》是鲍照于赴任离家所作，不仅详细记录了自己赴任途中的经历，在山水描写上也开启了我国山水散文雄奇派的风格。
作为山水游记的重要文体，序的产生发展与山水诗的创作密切相关。序多诞生于文人士人的交友聚会中，座席间吟诗作对也是交游聚会的重要内容。序被称为文人聚会时赋诗结集的序言，除点明时间、地点和人物外，其多以对山水的描绘来匹配文人风格或增添文章的文学性表达。例如我们熟悉的《兰亭集序》又名《三月三日兰亭诗序》，即王羲之为此番“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的文人雅集所作；《庐山诸道人游石门山序》也为慧远、竺道生等同游石门山并赋诗记游所做。从同期序体游记看，其大多以山水诗作品结集的序言形式出现，而序体游记同山水诗也相辅相成，对于魏晋以来山水诗体的创作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自两晋南朝以来，“记”的形式逐渐成熟，并成为后世游记创作的主要文体。王立群先生认为第一篇以“游记”为题的游记作品是王羲之的《游四郡记》。慧远所著以《庐山略记》为代表的庐山游记被认为几乎是东晋山水游记的成熟体。东晋以来，以“记”为主要形式的游记作品大抵有《游四郡记》、《庐山略记》及带有浓郁地志特色的《宜都山川记》《荆州记》等，虽然数量较少，但其代表的地志文学化和游记体例的形成对后世影响深远。
吴熊和先生认为，中国山水诗并非从北地移植而来，而是孳生于江南，孕育于浙江的永嘉山水与会稽山水。
西晋东晋之交，士族南迁避世的地理迁移也带动了文学中心的迁移，士族门阀多聚居于会稽等长江钱塘流域。当东晋世家游历山水的避世之举和寻求解放的精神逃避遇上了风格迥异于中原的江南山水，山水文学的地理源头便应运而生。
会稽与永嘉在初期诞生了众多的游记作品。以会稽为例，最出名的当属王羲之及其兰亭集会。这场集会不仅让《兰亭集序》成为耳熟能详的游记作品，其《三月三日兰亭诗序》及孙绰的《兰亭后序》也描摹了会稽山阴王羲之等友人吟诗作对、推杯换盏的日常。兰亭集会也不只是王羲之一人的名篇吟诵，彼时谢安、孙绰、孙统等41位文人在此推杯换盏，共作山水诗30余首。
永嘉则因谢灵运奠定了山水文学的开山之处。永初三年，谢灵运赴任永嘉太守由钱塘、富春一带入永嘉郡，期间创作的诗歌记录沿途溯流而上的风光之余也重行程、旅途的记述，被钱志熙教授认为是谢灵运诗歌由拟古型乐府诗向山水诗转型、以及由玄雅之咏到山水之吟的士族诗歌转型的开端，而这在其游记作品中也有突出体现。据历史所考，谢灵运除众多优秀的山水诗作品外，也著有《岭表赋》、《长溪赋》、《归途赋》、《山居赋》和《游名山志》等游记作品，其中以《游名山志》知名度较高。
《游名山志》为谢灵运在永嘉登山赏景所作，不仅记录了名山风景，也突出了谢灵运在山居期间的游历经历，更是借此抒发对于乱世的不满及对自然的崇敬，在记景的同时记游，在直抒胸臆的同时又阐发哲思，具有鲜明的山水游记特点和文学艺术价值。此外，中学课本中收录的南朝文人陶弘景所著《答谢中书书》便是向友人描述其隐居永嘉十二峰时的风景，“山川之美，古来共谈。高峰入云，清流见底。……自康乐以来，未复有能与其奇者”，其隐居的大若岩石室山洞现名“陶公洞”，现为观赏永嘉山水风景的重要旅游目的地。
从旅游的视角，钱塘江流域的核心吸引物便是以钱塘江及支流串联起来的山水风光。东晋以来，以富春江、钱塘江为主题的山水游记成为钱塘江游记的主流。南朝吴均《与朱元思书》、《与顾章书》和《与施从事书》被称为山水短札中的代表之作，其中尤以《与朱元思书》为佳。作品记录了作者沿富春江从桐庐至富阳所见到的山光水色，“风烟俱净，天山共色。从流飘荡，任意东西。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奇山异水，天下独绝”，展现富春江天下独绝的山水风光。
直写钱江大潮成为钱塘游记的重要内容。两晋之交曹毗所作《观涛赋》将自然现象描摹与历史典故伍子胥联系在一起；而较为被人熟知的是晋代著名文学家、画家顾恺之的《观涛赋》，以“临浙江以北眷，壮沧海之宏流”统笔，细写水拍山岸、激扬波涛的大潮胜景。晋代以来，钱塘江成为我国山水游记的重要描摹对象，较为知名的有宋代吴儆《钱塘观潮记》、周密《观潮》及近代周天放《富春江游记》和丰子恺《钱塘观潮记》等。此外，骆宾王《钓矶应诘文》、范仲淹《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虽并未直写钱塘江景，却也借严子陵之典与流域风光寓情于景、借景述理抒发登临怀古之情。
总结而言，东晋山水游记文学的形成，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江左偏安、玄学佛理构成了山水游记的思想萌芽，消极避世、游山玩水构成了山水游记的实践支撑，文学蓬勃、寄情于文构成了山水游记的文学底色；而偏安一隅、风采俊秀的江南钱塘风光则构成了游记文学的地理源头。历史变迁与地理迁移交汇，写景、抒情、说理与记游相结合。学者多将“游踪”“景色”“情感”的齐备作为游记文学成熟的标志，东晋士族聚居的会稽、东阳、永嘉等钱塘江流域的山水游记作品在歌咏山水的同时又记录游踪，借景抒情又兼具理趣，不仅成为山水游记繁荣的起点，也成就了东晋独特的山水文学，为后世山水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作者：郭怡冰，复旦大学旅游系；沈涵，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复旦大学旅游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原文刊载于《中国生态旅游》2024年第3期，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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