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年来，伴随国内外环境的显著变化，旅游业的发展环境、趋势格局、市场需求、企业策略、公共政策等均呈现出新的趋势，也面临新的变革。日前，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主任宋瑞研究员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张琴悦博士生合著的《与时偕行：中国旅游业的新趋势与新格局》一书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该书围绕旅游业的多维变化以及如何根据新的发展形势重构旅游业的发展格局并实现其高质量发展做出学理性分析和系统性解答。我们将摘取该书部分内容陆续推送，以飨读者。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旅游是现代生活方式的重要体现，旅游业是现代服务业的组成部分，承担着实现人的现代化、经济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的重要使命，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和有力支撑。“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乘势而上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而奋斗的第一个五年。从长期和短期、目标和现实、旅游业自身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整体进程等维度来看，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旅游新发展格局，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使旅游发展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挥应有作用，是值得研究的重要命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现代化思想发展的最新成果，也是对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理论表达。既有研究大致可分为四类。一是“阶段”导向的历时性研究。如石建勋、杨璐柳婷将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划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等四个阶段。二是“特征”导向的阐释性研究。多数研究以“中国式”作为立论基点，从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等五个方面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殊性，部分学者还从时空视角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叠加发展的“并联”特征。三是“维度”导向的实践性研究。袁红英从观念层、器物层、技术层、产业层、制度层、主体层等六个维度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实施方案进行全面分解；于洋洋则从价值、历史、实践、过程和时空等五个维度对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进行分析；王慧娟、张琳从本质、主体、历史、现实、战略与价值六个维度厘清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现实依托和未来指向。四是“逻辑”导向的理论性研究。相关研究主要从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价值逻辑、时代逻辑、制度逻辑、系统逻辑、发轫逻辑和运行逻辑等方面进行探讨。学者们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阶段、鲜明特征、多维范式、多重逻辑所做的讨论为凝聚社会共识提供了学理依据。不过，囿于研究时间的有限性，现有文献存在一定雷同。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解读和特征描述，多为“大写意”式研究，至于中国式现代化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各方面、各领域的关系，仍未充分展开，“工笔画”式探究尚不多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兼具经济属性、文化属性和社会属性且与生态文明、国家软实力等密切相关的文化和旅游发展，尚未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的关注重点。
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发展阶段，旅游作为现代生活方式的重要体现，承担着实现人的现代化的重要使命；旅游业作为现代服务业的组成部分，在推动经济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等方面应发挥更大作用。概言之，现代化的旅游发展既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在旅游领域的具体体现，还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和有力支撑。因此，有必要从中国式现代化角度对旅游发展做出系统分析。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上述特征也是新时代我国旅游发展的基础背景和核心追求。
（1）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中国旅游发展的基本国情
人口规模巨大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客观实际和基本国情。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我国总人口数为14.43亿。如此大规模的人口基数，既是巨大优势，也是创造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面临的重大难题。从旅游发展角度看，人口规模巨大这一基本国情至少有三层含义。
其一，人口规模巨大意味着更大规模的基础市场。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和休假制度的完善，旅游不再是过去“仓廪实、衣食足”之后的奢侈消费，而成为人民群众的普通消费品，成为人民美好生活的重要选项和刚性需求。2019年我国国内旅游人数达60.06亿人次，出境旅游人数达1.55亿人次，均列全球首位。“十四五”时期，我国全面进入大众旅游时代，人民群众的旅游动机和消费能力将被进一步激发和提升，旅游正由“少数人高频次”向“多数人高覆盖”过渡，客源市场由大中型城市向中小型城镇梯度下沉。在此背景下，旅游发展必须关注旅游产品和服务的覆盖率，以满足巨大规模人口的旅游需求为前提；不仅要服务于少数可支配收入较高、闲暇时间充足的高频次旅游者，更要关注普通大众，特别是农民、老年人、残疾人、儿童等群体的旅游需求。
其二，人口规模巨大意味着更加优化的市场结构。由于人们在年龄性别、社会职业、文化素养、审美情趣、消费观念、消费能力等方面存在差异，旅游消费呈现多元化、多样化、多层次的格局。在旅游消费倾向上，由注重观光向兼顾观光和休闲度假转变，出现“度假化”“本地化”的倾向；在旅游产品选择上，不再满足于单一的、标准化的旅游产品，出现“多样化”“特色化”的趋势；在旅游出行方式上，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拘泥于传统的跟团游，出现“定制化”“自主化”的态势。在此背景下，旅游发展必须关注旅游产品和服务的丰富度，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的旅游需求为己任，实现旅游产品多样、服务品质更高、基础配套完善、个性特色突出。
其三，人口规模巨大意味着更具品质的旅游需求。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由“求速”向“求质”阶段转化，人民群众对品质生活的需要日益增长。旅游作为品质生活的必备品，正随着人们需求层次的提升而呈现出质量上的新变化。全面进入大众旅游时代后，旺盛而多元的旅游消费需求不断升级，高品质的旅游产品和个性化的旅游服务不断显现，休闲度假旅游、主题品质旅游、专项定制旅游等中高端旅游消费需求持续增加，多元市场、个性定制、内容创造成为旅游消费升级的方向。在此背景下，旅游发展必须关注产品和服务品质，全面完成从“有没有”向“好不好”的转变，以便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升级的旅游消费需求。
（2）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中国旅游发展的基本目标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追求和现实任务。中国式现代化所要达到的共同富裕，不是平均主义，也不是劫富济贫，而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其目标是积极主动地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和收入差距问题，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旅游业作为综合性产业，具有天然的富民属性和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在“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一方面，旅游业可通过经济增长效应“做大蛋糕”，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物质基础。共同富裕的前提是富裕，发展旅游可刺激消费、增加投资、促进就业、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从而发挥其经济增长和带动功能。在经济增长效应方面，2019年我国全年旅游总收入达6.63万亿元，旅游业对GDP的综合贡献为10.94万亿元，占GDP总量的11.05%；旅游直接就业为2825万人，旅游直接和间接就业7989万人，占全国就业总人数的10.31%。在经济带动效应方面，旅游业与超过110个行业有着密切联系，可通过延伸产业链来发挥乘数效应。据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测算，旅游收入每增加1元，可带动相关行业增收4.3元；旅游业每增加1个就业岗位，可间接带动7人就业。旅游业是经济增长和吸纳就业的重要力量，可为共同富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另一方面，旅游业可通过空间流动效应“分好蛋糕”，为实现共同富裕缩小财富差距。旅游业在“民间转移支付、均衡社会财富”方面具有调节作用。这是因为，旅游业是以旅游者的空间移动为基本前提的生活性服务业，旅游者的空间流动及其带动的资金流、资源流、信息流、技术流等各类要素的空间流动会对经济社会资源在空间上、主体上形成再配置，从而有效解决地区、城乡和群体收入的不均衡问题。其具体路径有三。
其一，旅游发展缩小地区收入差距。研究表明，旅游业作为跨区域的异地流动性产业，可减少地区收入不平等。我国中西部以及老少边穷等欠发达地区拥有大量优质旅游资源，通过挖掘利用其自然生态、民族民俗、边境风光等资源，可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并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提升欠发达地区经济硬实力和文化软实力。与此同时，旅游业的异地消费属性会促使东部等发达地区的资金、人才、技术、信息等资源要素向中西部等欠发达地区的空间转移，促进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就业增加和减贫致富，逐渐缩小地区差距。
其二，旅游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发展旅游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已成为普遍共识，也成为统筹城乡发展、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中国旅游研究院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乡村旅游收入达8500亿元，接待游客超30亿人次。发展旅游，特别是乡村旅游，既可以促使规模庞大的旅游消费沉淀到乡村地区，打破乡村传统单一的生产格局，拓宽乡村居民的增收渠道；又可以加速城市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资源要素流向乡村，以更频繁的城乡联动打破城乡空间界限，破解城乡二元化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
其三，旅游发展缩小群体收入差距。“扩中”和“提低”是缩小群体收入差距的重要手段。“扩中”方面，旅游发展可以通过增加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等方式，扩大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和质量。如旅游业的市场主体多为中小微企业，适合中青年人创新创业，有助于培养和造就更大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提低”方面，旅游作为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其就业门槛低、市场容量大、包容性较强、岗位层次丰富，可吸纳大量被传统产业边缘化的劳动力，通过发展旅游可逐步提升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和收入韧性。
（3）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中国旅游发展的作用领域
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本质内涵和根本要求。中国式现代化不仅要求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家家仓廪实衣食足，而且要求精神文化生活丰富、人人知礼节明荣辱。旅游业既具有经济功能，可夯实人民幸福生活的物质条件，也可以通过文化、认知和审美功能，给予人们精神滋养和价值引领。
物质文明发展进步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维度，符合现代化的一般规律。旅游发展可以夯实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一方面，旅游业通过产业发展、经济带动、促进就业等方式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另一方面，旅游业通过引导居民消费、丰富居民消费类别促进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从而提升经济增长能力、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福利水平。
相比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是中国式现代化更高层次的要求，体现了其特殊性。“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不断增强”是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主要目标任务之一。围绕这一目标，旅游发展在如下两个方面有其独特作用。
一方面，发展旅游能够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旅游作为高层次精神消费活动，可以让人们在领略自然之美中感悟文化之美、陶冶心灵之美，是人们获取独特精神体验、丰富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工具。通过游览祖国的名山大川、感受大自然的雄伟壮丽、体会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人们可以增广视野、陶冶情操、愉悦身心、发挥健全人格、丰富精神世界，实现自我认知的回归和精神境界的提升。发展旅游可以在推进自然和文化资源有形化、可视化、体验化和故事化的过程中，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另一方面，发展旅游能够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没有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旅游资源，尤其是红色资源，是文化自信和国家认同的精神高地，是加强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平台，能够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凝心聚力的精神力量。红色旅游资源中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次的精神追求，具有强大的历史穿透力、文化感染力和精神感召力，其承载的红船精神、长征精神、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等民族革命精神以及“两弹一星”精神、大庆精神等时代创新精神蕴含着深刻的时代内涵和综合价值，可以巩固和强化人们对于革命先辈、民族命运、国家建设形成的认同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4）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中国旅游发展的时代要求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和时代特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关键是处理好经济迅速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旅游业作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产业，在协调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方面具有独特优势。
一方面，旅游业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领域。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之中，并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进行了生动诠释。旅游业作为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可循环再生的现代化产业，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日益发挥着更大的作用。旅游发展依托于以山水林田湖草为代表的生态服务系统和冰天雪地、海浪沙滩、蓝天白云等纯粹的自然生态资源，顺应新发展阶段旅游消费需求的生态化趋势，充分发挥生态系统服务和自然生态资源的观赏、娱乐、文化、教育等功能，通过市场化开发和利用为人民群众提供生态旅游、乡村旅游、山地旅游等体验类、康养类、研学类旅游产品，产生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最终实现绿水青山、冰天雪地向金山银山的转化。
另一方面，旅游业是推动绿色发展的重要产业。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将“绿色发展”作为中国发展的“五大理念”之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重大战略决策。旅游业作为天然的“绿色产业”，在需求端、供给端和政策端均具有明显的绿色发展优势。从需求端来看，旅游消费属于环境损耗较低的绿色消费行为，是在充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前提下开展的人类活动，其绿色消费主要表现为低碳和环保。从供给端来看，旅游供给可在发展理念、场所设计、设施建设、资源开发、服务提供和项目运营等环节秉持绿色发展理念，并通过直接和间接影响目的地生态环境，最终驱动区域绿色发展。从政策端来看，旅游业是碳排放洼地，具有显著的降碳减排效应，其产生的规模化碳减排效果能够带动多产业协同共治。
（5）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旅游发展的世界意涵
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和战略要求。不同于西方的扩张主义和殖民主义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坚持马克思主义对人类整体未来的关怀，遵循和平的文明发展观，是合作共赢、共建共享的和平发展道路。旅游作为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和增强人们亲近感的最好方式，在商贸往来、国家外交和文化交流等方面具有特殊优势。
首先，旅游发展可促进国家间商贸往来。新冠疫情突袭而至前，中国已连续多年成为全球第一大出境旅游客源国和第四大入境旅游接待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2019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出境旅游人数为15463万人次，出境游客境外消费超过1338亿美元，入境旅游人数达14531万人次，全年实现入境旅游收入1313亿美元。中国旅游发展依托于强大的市场优势和资源优势，已经成为国际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主要推动力量，对全球旅游业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与此同时，国际旅游加强了世界联系，为商贸企业提供了良好的交流互信渠道。
其次，旅游发展有助于促进民间交往。旅游业被誉为“和平的使者”和“友谊的桥梁”，其民间交往属性和游客互动基础在对外交流合作中具有独特优势，其融官方、半官方和民间外交于一体的特性使其拥有更多着力点，是新时期我国加强与世界联系的重要平台，也是我国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体系的重要环节。研究表明，旅游业可有效促进地区和平，增进友谊和交流。在双边关系顺畅时，旅游可以加速两国行政主管部门和企业间的交流，起到催化剂和助推器的作用；在双边关系堵塞时，旅游可以通过民间外交的形式缓和双边政治关系，起到稳定剂和润滑剂的作用。
最后，旅游发展有益于国际文化交流。接触假设理论表明，国际旅游使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和不同信仰的人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和交流，外来游客通过身临其境的走访和体验对旅游地产生真实感知，当地居民通过与游客的接触互动而对客源国形成初步印象。主客双方通过真实的旅游接触增进彼此的文化联系，建构起对异国文化和民众的认知。中国旅游发展通过全方位、多层次、多渠道的文化传播模式，可以向世界立体式地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筑牢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强国建设的坚强柱石。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旅游消费呈现出规模稳步扩大、结构日益多元、需求不断升级的发展态势，因此需要广覆盖、多样化和品质化的旅游产品和服务供给与之相匹配。然而，我国旅游发展中供需的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主要表现为旅游供给结构、供给质量和公共服务与需求的适配性不强。
其一，旅游供给结构与旅游需求的矛盾。对于拥有14亿人口的中国而言，人们在出游动机、出游经验和消费能力等方面差别很大。尽管旅游业已初步构建了包含观光旅游、度假旅游和特种旅游等在内的旅游产品供给体系，但是同质化、单一化、低水平的旅游产品和服务供给仍然难以满足旅游者对多样化、特色化旅游产品的消费需求。此外，既有产品主题和盈利模式仍以观光型产品和一次性消费为主，新产品开发也难以摆脱“人海战术”“门票经济”的窠臼，难以适应常态化、度假化的旅游消费倾向。
其二，旅游供给质量与旅游需求的矛盾。在旅游需求拉动下，我国旅游产品开发数量和规模大幅提升，但在质量效益方面还有很大提升空间，旅游供给与注重细节和品质的旅游消费需求不甚匹配，部分地区还存在旅游产能过剩和供给短板并存、有效供给能力不足的问题。一方面，基础性旅游产品普遍存在低层次、同质化产品开发现象，不能满足旅游者对于自然风光、文化品位、健康生活、服务体验和科技效率等优质产品的需求；另一方面，中高端旅游产品的有效供给不足，高档次的休闲度假项目与改善型、享受型旅游消费需求的协同度不高。
其三，旅游公共服务与旅游需求的矛盾。全面进入大众旅游时代后，旅游者参与旅游活动的自主性、灵活性和多样性更强，旅游公共服务的重要性更加凸显。然而，我国旅游公共服务供给体系仍存在供给主体单一、有效供给不足、运行机制不畅、供给效率低下、建设资金短缺、供给质量有待提升等问题，旅游公共服务在数量、质量、形式和布局等方面与旅游需求尚有不小差距。
在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发展旅游具有“增收”“均富”的双重作用，能够通过经济增长效应和空间流动效应有效增加社会财富并缩小地区、城乡和收入差距。然而，值得关注的是，目前仍然存在一些基础性障碍、体制性障碍、市场性障碍和利益联结性障碍，使得旅游难以有效发挥其促进共同富裕的作用。
一是基础性障碍。尽管近年来我国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明显进展，但仍存在智慧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微交通循环体系尚未打通、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推进较慢等问题。除上述硬件条件之外，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健全、营商环境有待优化等一系列软环境问题也形成了制约。
二是体制性障碍。我国旅游发展在区域协调机制、要素共建共享机制等方面尚不完善，影响了旅游业在区域协同、城乡互动中作用的有效发挥。各层级的地方保护和条块分割等体制性障碍，制约了不同区域之间旅游发展协同度，并造成旅游产品和服务的同质化问题，导致资源利用效率低且整体竞争力较弱；旅游要素资源市场中存在的产业分割、地区分割、城乡分割等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旅游业在缩小发展差距中的作用。
三是市场性障碍。目前我国尚未建立起全国统一的旅游大市场，在各级行政区域之间依然存在不同程度的市场分割问题，包括自然的市场分割和人为的市场分割。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旅游要素资源在地区之间的有序流动，也影响了旅游业市场竞争的公平性和充分性。另外，资本要素市场发展不规范、数据要素市场发展滞后、旅游产品价格形成机制不完善等问题也较为突出。
四是利益联结性障碍。旅游发展涉及游客、企业、居民、政府等诸多利益相关者，各方利益联结关系尤其是旅游企业与目的地居民的利益联结关系，决定了旅游发展的利益分配是否公平。由于社会信用体系尚不健全，对紧密型利益联结的风险担保机制尚不完善，目的地居民的权益保障还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从而导致目的地居民大多以收租金等相对松散的利益联结方式与旅游企业合作。
旅游活动作为一种精神消费过程，是人们享受美好生活、感悟优秀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实现精神富有的重要载体，有益于满足人们的文化需要和精神需要。然而，我国旅游业在“文明其精神”方面的作用体现不够，在满足人们更多的文化感受和精神享受需求方面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一方面，文化和旅游的融合深度较浅、融合质量不高。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是旅游业丰富人们精神世界的核心要素。目前文化和旅游融合仍存在政策融合表面化、产品融合表象化等问题，文化和旅游真融合、深融合和广融合依然任重道远。在旅游资源开发和建设过程中，旅游资源和文化资源尚未找到真正的契合点，旅游项目的文化内涵挖掘和阐释不到位，文化和旅游融合的产品形式同质化严重，文化和旅游产品的开发模式较为单一，产品特色和创新性不足。以红色旅游为例，尽管社会各界兴起了到革命老区进行学习教育的热潮，2019年纳入统计的370家红色景区接待了4882.14万人次，但消费市场相对单一，对自助游、青年旅游群体的吸引力不足。这主要是因为红色旅游发展中存在产品开发层次普遍不高、文化内涵挖掘深度不足、文化资源转化力度不够、革命文化活化利用较低、革命精神时代彰显不足、宣传推广教育相对刻板等问题。
另一方面，旅游的事业功能相对较弱。受历史惯性和现实条件影响，目前旅游发展中对效率的追求更加突出，而对公平的兼顾尚且不足，旅游的产业属性更强，而事业属性相对较弱。旅游发展偏向于单一经济导向和增长主义导向，在满足美好生活需要、创造社会就业、促进社会和谐、改善民生福祉、保护生态环境、助力国家外交、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等方面的功能尚未得到充分体现，政府在保障公民休假权利和旅游权益等方面的职责也有待进一步加强。
旅游业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效载体，是推动经济绿色转型的重要抓手，是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的重要范本。然而，旅游业长期以粗放式生产模式为主导，故实现可持续旅游发展还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主要体现在资源保护和碳排放两个方面。
一方面，旅游发展的资源保护力度不足。从发展观念来看，旅游发展的经济效益长期被置于首要位置，人们的环境保护动机和意识相对较弱，无序规划、盲目开发行为依然存在，人造景观和旅游设施大规模建设造成自然景观和环境退化或破坏的情况仍有发生。从资源管理体制来看，我国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多头管理问题，加大了以一体化和整体性为目标的可持续旅游发展难度，不同层级和不同系统的政府部门之间管理权、受益权的冲突和争夺并不鲜见。从管理层面来看，管理组织不健全和管理监督机制缺失等问题，导致难以对旅游经营主体进行有效监管。
另一方面，旅游业碳排放问题未受到足够重视。长期以来，旅游业被视作“无烟产业”，其能源消耗和碳排放的规模和增速并未受到足够重视。实际上，旅游供给的全链条和旅游消费的全过程均会产生碳排放。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和环境规划署的数据显示，2005年全球旅游活动引致的碳排放占全球二氧化碳总排放的4.9%，并预计直至2035年，旅游业碳排放将以年均2.5%的速度进行增长。可见，旅游业碳排放量不容小觑。然而，当前旅游企业仍存在低碳发展理念不强、能源结构仍以煤炭为主、能源利用效率相对较低、缺乏促进节能减排的相关技术和经费支持等问题。另外，目前对旅游低碳消费的引导仍然仅限于公约和倡议等形式，宣传推广方式相对单一刻板，且缺乏明确的行动标准和约束机制，旅游者未普遍将低碳旅游消费意识转化为绿色消费行为。
依托于庞大的出入境旅游市场，我国旅游业在国际经济往来、政治合作和文化交流等方面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我国将在世界旅游体系中发挥关键作用，但也同样面临新的难题。
首先，新冠疫情影响国际旅游发展。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后，绝大多数国家在不同程度上采取了限制入境、减少人员流动、关闭公共场所和旅游景点等防控措施，使国际旅游遭受前所未有的重创。目前，随着各国出入境政策的放开，国际旅游市场逐步有序恢复，但也依然面临新的不确定性。如何积极稳妥地系统谋划国际旅游业重启工作，如何发挥旅游业在经济合作中的先导作用，是当前我国国际旅游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
其次，国际旅游话语体系有待完善。尽管我国积极推动双边旅游年、实施亚洲旅游促进计划、促进“一带一路”人文交流、开展文化和旅游领域对外援助与支持，但在参与旅游国际事务、主动设置话题和制定发展战略等方面仍有很大提升空间。例如，在国际旅游事务参与方面，必要的政策储备和创新性的平台建设不足；面对国际重大事件，我国在评估旅游影响、设定国际性议题、制定旅游对策、引导国际话语权等方面的能力还有待提升；国际旅游合作中还存在长远战略不清晰、应急预案缺失等问题。
最后，国际旅游素质水平亟待提升。在国际旅游活动中，每个中国人都是中华文明传播的移动平台，是对外交往的使者和桥梁。以往我国公民的出境旅游活动中还存在一些不文明行为，影响了国际形象。入境旅游产品和服务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其中既包括旅游接待设施、旅游资源开发、人文资源挖掘，也包括导游讲解、人文关怀和旅游服务衔接等。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旅游在讲好中国故事、展示美丽中国形象等方面的作用。
（1）价值逻辑：以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旅游发展的价值引领
一方面，要全面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与特征。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长期实践取得的重大成果，既是现代化思想的最新发展，也是百年实践探索的凝练表达。目前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解，更多侧重于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五个特征，并将其简单套用于文化和旅游领域。实际上，中国式现代化包含多重逻辑意蕴，是一个涵盖时代价值、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等多维度、多层次、系统化、立体化的伟大实践和理论体系。就其核心内容而言，除上述五个特征之外，至少还涉及发展主体、价值导向、发展特征、发展战略和发展进程等方面。其一，从发展主体来看，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党的领导和以人民为中心，依托有机社会，发挥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作用，是“有力政党—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机社会”共同推动的现代化。其二，从价值导向来看，中国式现代化针对“为什么人”、人与自然关系、人与世界关系做出了不同于西方的回答。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根本目标；在如何认识“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理念；在“人与世界”关系问题上，弘扬和平发展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其三，从发展特征来看，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显著的“并联式”特征，表现为发展任务的多重叠加性、发展时间的高度压缩性、发展要求的多重协调性和发展战略的后发赶超性。这与西方发达国家“串联式”现代化道路截然不同。其四，从发展战略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与“四化同步”发展路径相结合，强调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全面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其五，从发展进程来看，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经历多个历史时期，实现了从“外源被动型”到“内生自主型”的转型，目前正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因此，从多维度、系统化的角度全面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与特征，方能更好地指导旅游发展。
另一方面，要深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与旅游发展的内在关系。现代化是从一种社会类型向另一种社会类型的全面转变。中国式现代化是各领域全产业的现代化。就旅游发展而言，要结合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从发展主体、价值导向、发展战略和发展进程等方面系统思考二者之间的内在关系，全面梳理中国式现代化对旅游发展的系统要求，深入剖析旅游发展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独特作用。
（2）实践逻辑：结合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特征推进旅游发展
一方面，要准确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特征。中国式现代化是以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为根基、结合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中不断探索和总结得出的重要结晶。从实践特征来看，现代化的“并联式”过程是中国与西方国家在现代化发展实践上的显著区别。这一特征决定了我国在现代化实践中的发展任务、发展周期、发展要求和发展战略等变量。总体来看，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发展任务的高度叠加性、发展时间的高度压缩性、发展要求的多重协调性和发展战略的后发赶超性。发展任务的高度叠加性是指，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过程中，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信息化是相互叠加、同步发展的任务。发展时间的高度压缩性，意味着我们要用100年的时间走完西方国家300年的道路。发展要求的多重协调性，意味着发展必须摒弃物质文明“单兵突进”的模式，要很好地统筹物质文明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关系，按照“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全面推动社会进步。发展战略的后发赶超性，意味着我们要具备内生的赶超型能力、战略和相应的制度安排。
另一方面，要结合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特征推进旅游发展。文化和旅游的发展思路、发展战略和发展重点应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进程相契合。要充分认识中国式现代化在发展任务上的高度叠加性、发展时间上的高度压缩性、发展要求上的多重协调性和发展战略上的后发赶超性，将其与旅游发展的特点、阶段和功能相结合，结合“四化同步”“五位一体”的整体布局推进旅游发展以及二者的深度融合。与此同时，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中，工业化和城镇化等领域的融通、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等均是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有效途径，而城乡融合、区域融合、虚实经济融合等重要领域的理念、机制、规律不仅可为文化和旅游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而且对其产生深刻影响。相关研究显示，上述重大领域的融合发展均显示了一定的规律性：构建共同的价值网络（新价值体系）、形成共同的市场体系（新的市场体系）、打造技术革新的发展底座（新的共有技术）、融入社会结构的变化趋势（新的社会结构）、推动生产服务机制融合（新的内容生产和服务体系）、实现治理机制贯通（新的治理体系）等。因此，旅游发展需与上述领域紧密结合，并从中借鉴宝贵经验。
改革开放至今，我国旅游业经历了在探索中快速起步（1978～1991年）、加快产业化发展（1992～2001年）、支柱产业地位逐步确立（2002~2011年）、全面深化改革（2012～2018年）以及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2018年至今）五个发展阶段。经过40多年发展，旅游业实现了诸多转变。最突出地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产业定位上，从一般性产业到战略性支柱产业；二是发展模式上，从数量增长到优质旅游；三是管理体制上，从部门管理到现代治理体系探索；四是市场主体上，从国有主导到多元并进；五是发展主体上，从政府主导到全社会参与；六是市场基础上，从小众旅游到大众旅游；七是供给体系上，从碎片化建设到体系化发展；八是旅游功能上，从单一经济功能到综合功能；九是服务贸易上，从旅游服务贸易顺差国到逆差国。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大背景下，旅游业形成了较为雄厚的产业基础、市场基础和发展基础，也初步探索出兼具一般规律和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从历史逻辑出发，未来的旅游发展，需要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要求，基于已有的发展基础，围绕旅游业存在的突出问题，加大改革力度，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旅游强国。
一方面，要着力构建现代化的旅游发展体系。现代化是高度系统性和复杂性的过程，是社会体系联动效应推动现代化各要素互动的结果。文化和旅游的现代化发展亦是如此。它既是中国式现代化多重逻辑在文化和旅游领域的演化过程，也是文化和旅游领域各要素全方位互动的发展过程。要全面认识旅游发展以及二者深度融合发展的系统性，从发展主体、各类要素、产业事业、产品业态、重要载体、技术支撑、结构体系、功能效应等方面构建旅游发展体系。特别是，要发挥多重主体的作用，面向群众消费需求，建立现代市场体系，利用资源、资本、技术、人才、土地、数据等关键要素，借助技术层面的科技创新应用和制度层面的治理能力提升，建设以国家文化公园等为代表的重要载体，促进文化和旅游在产品、产业、公共服务等方面的提升和融合。
另一方面，在构建现代化旅游发展体系的基础上，要特别关注以下四个关键问题。
其一，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消费需求与旅游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规模巨大的国内市场是旅游发展的重要基础。消费需求扩大和消费结构升级可为旅游发展提供可持续的增长动力。更好地促进和满足消费需求，对提振经济、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具有重要牵引作用，也是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因此，需根据消费需求的特征变化，消除各种制约和障碍，加强需求侧管理，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完善商业和公共性供给，发挥文化和旅游在推动消费需求扩容升级方面的重要作用。
其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现代化：现代市场体系与旅游发展。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在旅游发展方面，我国已初步形成包括产业体系、业态体系、要素体系等在内的体系相对完整、功能较为完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但距离高标准仍有较大差距。在一些地方、领域和环节，仍存在市场失灵问题，特别是促进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的市场体系尚不健全，导致市场主体融合动力不足，创新发展不力，竞争机制不完善，运行秩序不规范。因此，亟须明确现代市场体系在推进旅游发展中的作用，进一步高标准推进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制度完备、治理完善的现代市场体系建设，解决旅游发展面临的深层次问题。
其三，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的现代化：科技创新应用与旅游发展。以数字科技为代表的科技创新已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也是加速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信息科技、生命科学、新材料、新能源等领域的全面进步，使科技创新全方位、立体化地影响旅游发展。科技不仅推动了消费需求升级、产品形态创新、业务流程再造、管理模式升级、商业模式换代、生产方式更新和治理体系创新，而且改变了文化在旅游消费中的展示方式，改变了产品的供求匹配效率，改变了信息的沟通传递方式。因此，要密切关注科技创新影响旅游发展的内在机理、现实约束和解决对策。
其四，“有力政党—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机社会”共同推进的现代化：治理现代化与旅游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呈现“有力政党+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序社会”的总体局面。在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文化和旅游亟须形成“政党坚强有力、引领创变，政府积极进取、开明有为，市场创新开放、灵活有效，社会多元参与、和谐有序”的发展格局，推进治理主体民主化、治理决策科学化、治理方式法治化、治理手段信息化、治理过程高效化，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
（5）理论逻辑：形成系统的分析框架、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
既有研究提供了一定基础。目前围绕中国式现代化已大体形成四类研究。一是阶段导向的历时性研究，即将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划分为不同阶段。二是特征导向的阐释性研究。多数研究分别从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方面阐释其独特性，少数研究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并联式”特征展开。三是逻辑导向的思辨性研究。学者分别探讨了其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价值逻辑、时代逻辑、制度逻辑、发轫逻辑和运行逻辑。四是维度导向的实践性研究。研究者分别从观念层、器物层、技术层、产业层、制度层、主体层等维度论证中国式现代化的实施方案；从价值、历史、实践、过程和时空等维度分析中国式现代化的新道路；从本质、主体、历史、现实、战略与价值等维度厘清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现实依托和未来指向。上述研究为凝聚社会共识提供了学理依据。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囿于研究时间的有限性，现有文献仍存在一定雷同。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解读和特征描述，多为“大写意”式研究，着眼于分析其发轫发展、现实特征、框架体系、内在逻辑、实践路径和世界意义等。至于中国式现代化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各方面、各领域的关系，仍未充分展开，“工笔画”式探究尚不多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兼具经济属性、文化属性和社会属性且与生态文明、国家软实力等密切相关的旅游发展，尚未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的关注重点。而文化和旅游领域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也仅停留于直接套用其五个特征，分析文化和旅游在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等方面的作用，尚未实现内在逻辑和更深层次的结合。
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未来在内容和成果方面均应有较大拓展和提升。
在内容上，要关注四个问题。一是在理论体系层面，要围绕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和旅游、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等梳理出内在关联紧密、逻辑层层递进的理论脉络，对术语间的异同、因果等学理关系和层次框架进行系统论证，而不是简单套用或者堆砌。二是在内在机理层面，要结合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和本质特征，围绕文化和旅游的独特作用以及二者融合的内在机理，重点关注“旅游的文化性”特征和“文化的旅游化”特征，探究不同层级的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与物质文化，显性文化与隐性文化）对旅游各组成部分（旅游主体、旅游客体、旅游媒介）的作用机制，分析旅游参与文化生产、传播和消费的多种途径，准确把握并不断创新文化和旅游的融合点。三是在指标度量层面，要结合现代化发展的共性，并充分体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殊性，将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研究与建立文化和旅游现代化以及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增强对发展现实和未来趋势的评价与预测能力。四是在话语体系层面，要努力形成既能有效解释和推动中国旅游发展实践，又能为世界所理解和接受的学术概念、学术范畴和研究命题，形成既能有效与国际对话，又富有独特价值的理论逻辑，创新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传播的形式和媒介平台，提升对外表达的精确性和可接受性。
就方法和成果而言，要关注三个方面。一是以辩证唯物史观为指引，形成原创性研究成果。基于中国的具体国情与发展实践，思考并回答“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为何以及如何推进旅游发展以及二者的深度融合”，从而形成原创性的研究成果，构建文化和旅游研究的中国学派。二是以综合性方法论为支撑，形成科学性研究成果。基于定性与定量相结合、诠释主义与实证主义相结合的方法论，将“实践问题”转化为“科学问题”，用严密的逻辑和规范的方法对现实问题加以抽象化、理论化和体系化，从而形成既能有效解释和推动我国发展实践，又能为世界所理解的学术概念、学术范畴和研究命题。三是以两类研究相融合为特点，形成综合性研究成果。扎实、深厚的基础理论研究是应用对策研究具备前瞻性、战略性和精准度的前提。要以雄厚的基础理论研究为支撑，开展建立在基础理论研究之上的应用对策研究，形成兼具理论深度和实践效度的综合性研究成果。
如何引导和满足人民群众的旅游需求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旅游发展面临的关键问题。要充分利用人口规模巨大所具备的旅游市场基础和潜力优势，通过高质量发展，有效发挥国内旅游需求对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支撑作用，实现旅游产品供给和旅游消费需求的相互匹配和相互适应。为此，要特别关注以下三个问题。
其一，合理布局旅游产品结构。立足旅游消费需求，加强需求侧管理，深入挖掘并准确把握旅游者的需求趋势，科学研判城市和农村居民的旅游需求及其变化，充分考虑旅游者的年龄结构、身体状况、群体特征和旅游偏好等因素，为旅游者提供更加多元化、个性化的选择。在发展传统的吃、住、行、游、购、娱等旅游要素基础上，加快推动“旅游+”和“+旅游”，形成多产业融合发展的新局面，推进旅游与体育、文化、养老、教育、健康、科技、工业、农业、林草、中医药等领域相加相融、协同发展，催生旅游新业态，进一步满足旅游者的多样化需求。
其二，增加优质旅游产品供给。优质的旅游供给是赢得旅游者认可的关键，要把提供优质旅游产品和服务放在首要位置，以质量提升代替数量增长。一方面，旅游企业要加大优质旅游产品供给力度，准确把握旅游者的品质化消费需求趋势，开发更具品质、更具特色的旅游产品，打造更多体现文化内涵、人文精神的旅游精品，不断提升旅游服务质量，形成现代化旅游高水平供给。另一方面，旅游企业要依靠创新引领旅游者的消费需求，把时尚的创意理念、文化内涵、生态理念、健康理念、科技理念融入旅游产品中，提高产品附加值。
其三，完善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以供给侧改革统筹推进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改变旅游公共服务单一由政府供给的局面，建立多元化供给机制，引导各类市场主体参与其中，在整合“食住行游购娱”等服务要素的基础上，进一步整合“信息、环境、契约、安全、支付方式、地方友好”等新的供给要素，促进旅游公共服务与旅游需求有效对接；改变旅游公共服务部门缺乏合作、多头管理的局面，建立健全旅游运行机制和治理机制，激励相关部门积极参与其中，提高旅游公共服务的运行效率和供给效率；改变旅游公共服务供给数量不足、质量较低的困境，给予充足的政策和资金支持，持续推进旅游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建设，以更加完善、便捷和高效的旅游公共服务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
要充分发挥旅游业在实现共同富裕方面的作用，需特别关注以下三个问题。
其一，提供适当的政策倾斜和保障。坚持问题导向，相关政策向欠发达地区、农村地区、困难群众倾斜，着力解决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群体之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一要进一步推进区域重大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并以旅游业为政策工具引导区域之间加强互动、对口支援和帮扶，推动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共同发展，实现区域发展再平衡。二要积极探索构建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政策，深化农村宅基地改革试点工作，盘活农村闲置住房和土地等资源，增加农村居民的土地经营性收入，实现城乡发展再平衡。三要建立旅游业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的长效机制，并构建与灵活就业等新型就业方式配套的薪酬体系和政策保障体系。
其二，构建完善的现代市场体系。市场体系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础。加快构建和完善包含高标准的市场基础制度、高效率的要素市场配置机制、高质量的市场发展环境、高水平的市场开放制度和高效能的市场监管机制在内的高标准市场体系。一要夯实旅游市场基础制度，健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和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确保乡村居民在旅游发展中的相关权益能够有效实现。二要促进要素资源高效配置，建立统一开放的旅游大市场，进一步打破行政壁垒、区域壁垒，推动旅游发展要素在区域间流动，发挥相邻地区间的溢出效应。三要优化提升市场环境，构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其三，健全完善的社会参与机制。坚持以共享发展理念引领旅游发展，构建“全社会共建+全社会共享”的人人参与发展、人人共享发展的模式，并在旅游企业、当地政府和目的地居民各利益相关方之间构筑起健康、稳定、长效的利益联结机制和高效协同的旅游业共建机制。尤其是在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要鼓励农民以土地、劳动力、资金等有形或无形资产入股参与旅游开发和建设中，并加大旅游企业和目的地居民之间紧密型利益联结机制的激励和补偿力度，以保障乡村居民在旅游发展过程中获得应有的利益。
如何发挥旅游业在促进物质富足和精神富有方面的积极作用，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旅游发展面临的现实任务。为确保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需要重视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实现深度融合，同时重视旅游的事业功能。
其一，要重视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顺应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的大趋势，坚持以文塑旅，深入挖掘旅游资源的独特文化价值，把历史文化和现代文明融入旅游发展的全过程和各环节，有效拓展旅游资源的表现力和影响力，开发更多内容健康、特色鲜明、体验性强的旅游产品，不断以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旅游产品拓展人们的精神文化空间、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
其二，就红色旅游发展来看，要充分发挥红色资源作为场景化的“历史教科书”的作用。一要在追根溯源中准确解读革命文化的精神内涵、理论特质和深层内涵；二要基于新发展阶段的具体实践和时代内涵，发挥革命文化的时代价值，传承历史智慧和革命经验解决现实难题；三要用创新的话语解读方式把革命话语转化为现代话语和大众话语，让革命文化和红色精神得以合理彰显和顺畅表达。
其三，要重视旅游发展的事业功能。从政治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福利经济学出发，对旅游领域的事业与产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及其分工、组合进行系统研究，明确哪些是公益型的旅游事业属性，哪些是市场型的旅游产业属性。对于旅游事业部分，重点发挥“有形之手”的作用，强化政府的引导和扶持作用，采取多种方式将文化渗透到旅游的全过程和各环节，不断增强旅游的文化教育和价值引领功能，推动旅游业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有机统一。
旅游业作为对生态环境和生态资源依赖性较强的产业，其发展绝不能以牺牲生态为代价。深入推进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是提升旅游资源综合效益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的内在要求。为此，要特别关注以下三个问题。
其一，要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自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新发展理念以来，绿色发展成为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旅游业的持续健康发展需要凸显绿色发展理念，牢固树立保护生态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就是改善生产力的理念，由政府、企业和公众共同参与建立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政府层面，要加强政策引导，制定旅游业绿色发展的政策体系，如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加强财税和金融支持等；完善旅游业绿色转型的顶层设计，明确其总体战略、基本原则和主要目标；出台法规标准和政策机制破解旅游业绿色转型中的难点问题。企业层面，要强化市场主体地位，构建旅游业绿色发展的产业体系，鼓励旅游开发和从业人员树立绿色发展理念，引导企业加大绿色环保技术的利用和研发，加强对旅游项目的管理和生态评价。公众层面，要推动宣传教育，倡导绿色发展的旅游消费方式，将低碳环保教育融入旅游产品中，提高旅游环保宣传的教育性、娱乐性和互动性，加深人们对生态环保和绿色消费方式的理解和认同。
其二，要推进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一是结合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要求和我国旅游业的发展现状，研究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可持续旅游发展条例、相关细则以及配套的标准和认证体系。二是在全国和地方层面，建立可持续旅游发展账户系统，制定可持续旅游发展评价与考核办法，按照新的考核办法对重点旅游地及其负责人进行考核。三是以市、县层级为主，将完整的行政区划为旅游功能区，将其作为推动全域旅游的有效载体，并在该主体功能区内进行以可持续旅游发展为主导的“多规合一”，划定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明确开发边界和开发方式。四是按照《环境保护督察方案（试行）》的要求，明确旅游地党委和政府履行环境保护和可持续旅游发展的主体责任，实行“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建立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机制。
其三，要加强绿色生态技术应用。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离不开科技创新，尤其是在“双碳”目标下，有必要将绿色生态技术融入旅游发展的全链条和全过程。一方面，要推动绿色生态技术在旅游业的广泛应用，基于低碳科技、固碳封存技术、新兴储能技术等深化旅游重点领域的节能减排。例如，在旅游交通工具上，利用氢能、电能等新能源汽车实现旅游交通的能源替代；在旅游住宿上，使用低碳材料、零碳材料进行建筑物搭建，运用太阳能、风能进行采光和发电。另一方面，鼓励旅游企业优先采用国际先进技术成果，加快旅游业全链条、全过程改造升级。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把旅游作为一种对外交往的重要手段融入世界和平发展之中。这将是一项复杂艰难、充满挑战的系统工程，为此需要关注以下三个问题。
其一，在旅游消费和投资领域贡献中国力量。旅游消费方面，放宽人员往来限制，谋划和部署出入境旅游新方略，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成员之间的客源互送、市场共享。旅游投资方面，通过拓展国际化业务布局、拓宽国际并购渠道等方式推动我国旅游企业“走出去”，同时进一步扩大我国旅游业的开放范围，将外国的旅行服务商、酒店管理公司和专业人士等“引进来”。
其二，在全球旅游治理体系中贡献中国智慧。随着我国在世界旅游格局中话语权的日益增强，有必要加强与世界旅游组织、世界旅游及旅行理事会、亚太旅游协会等国际旅游组织的合作，并在世界旅游联盟、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国际山地旅游联盟等主要旅游平台中发挥主导作用，借助“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议等平台探索旅游常态化合作机制，实现从现有的全球旅游规则和旅游标准的“跟随者”到“推动者”再到“引领者”的转变。
其三，在旅游业可持续发展中贡献中国方案。我国旅游业用40多年时间走完了欧美旅游发达国家180多年的路程，成为全球最大的国内旅游和出境旅游国，在世界旅游业中脱颖而出。我国旅游业发展过程中，积累了诸多有益经验，如旅游扶贫、文化和旅游融合、生态文明建设等，可为其他国家的旅游发展提供借鉴。本文节选自《与时偕行：中国旅游业的新趋势与新格局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出版
作者：宋瑞，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张琴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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