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二十大报告”的主要任务及目标之一，而乡村旅游发展耦合了乡村社会-生态系统要素及结构变化，能够系统性地促进乡村全面振兴。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极村考察时指出，发展旅游业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为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动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国家层面发布了中国美丽休闲乡村推介活动、乡村旅游重点村名录建设等一系列政策文件。然而，在乡村旅游嬗变过程中，乡村旅游地产生了主体缺场、利益冲突、社会分化、文化胁迫等社会问题，以及公共资源消耗过大，生态污染、退化与破坏等生态问题，严重阻碍其高质量发展与全面振兴。这些问题既涉及社会因素，又涉及自然因素，且彼此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作用，是否存在一定的规律和特征，产生的原因又是什么？亟需综合社会、生态视角，系统阐释乡村旅游地高质量发展过程及其驱动机制。旅游地演化是旅游地理学的经典命题与研究热点，自20世纪初提出以来，一直受到国内外众多学者关注。然而，学者们基于不同背景、不同学科、不同理论来探究旅游地演化，关于其理论认识尚有较大争议。源于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的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是探究旅游地演进规律中应用最广泛的理论，但存在阶段划分不一、阶段识别不清等问题，且以旅游地来比喻某一（或一系列）产品亦不够准确；同时学界对于采用供需均衡模型、单线叙事逻辑等研究范式的质疑与日俱增。在经济地理学“演化转向”背景下，以生物进化理论、复杂性理论和路径依赖理论为基础的演化经济地理学理论为旅游地演化研究提供了一个超越单线叙述逻辑的研究范式而得到了较多应用，但缺乏考虑社会情境的多尺度性与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在全球化进程中，空间生产理论对将空间作为容器或“场”的观点的深刻批判，以及行动者网络理论主张的广义对称性的观点引发了地理学等学科对以人类为中心的二元论的再思考。但在旅游地演化研究的应用中，空间生产理论仅将生态空间作为分析背景，忽略了生态子系统的服务功能及其与社会子系统的交互关系；而行动者网络理论将生态空间等非人类行动者等同于人类行动者，过分夸大了非人类行动者的主观能动性。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起源于生态学，是在人地关系的跨学科研究中最有影响力的理论之一，侧重揭示系统要素及其要素结构非线性演化的过程及形态，为旅游地这类特殊的地域系统演化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和新思路。而已有研究较多关注高原、滨海、岛屿等中观尺度的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鲜少关注微观尺度的乡村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相关乡村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的研究主要探讨了乡村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韧性（或恢复力）等属性，以及乡村社会-生态系统在旅游扰动下的适应性演化过程及机制，或基于社会-生态系统探析乡村旅游发展下农户的脆弱性或适应性。可见已有研究缺少从历时性、整体性视角深入分析乡村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演化过程、特征及机制，且对发展主体及其实践活动与社会、生态环境交互作用的关注不足，而压力-状态-响应作为人地关系互动分析的经典框架，能够全面分析系统在不同发展阶段所面临的压力及其适应情况。随着乡村旅游高质量体验从体验对象向体验场域的深化拓展，亟需结合中国式乡村旅游现代化的具体实践深入探究乡村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高质量发展过程及其驱动机制。因此，本研究拟综合社会-生态系统和压力-状态-响应的理论主张，阐明乡村旅游地高质量发展内涵，并以发展主体及其实践活动为理论分析起点，从内部协调与压力适应两方面构建乡村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演化的理论分析框架，进而探究仙潭村在乡村旅游嬗变过程中，其社会-生态系统高质量发展的过程及其驱动机制，理论上丰富了乡村高质量发展及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的研究内容，实践上为仙潭村及其他乡村旅游地高质量发展提供经验借鉴，有助于加深新时期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促进乡村全面振兴与共同富裕等方面的理解和认识。一般认为，社会-生态系统是人与自然紧密联系的复杂适应系统，由多个子系统所组成。关于社会-生态系统结构的认知经历了从二元“社会-生态”结构，到三元“社会-经济-生态”结构，再到四元“社会-经济-文化-生态”结构的发展过程。系统要素及结构之间相互作用、相互适应，在应对压力（冲击）时会发生适应性变化，可能依次进入“开发-保护-释放-重组”不同适应循环阶段，也可能陷入赌博陷阱、僵化陷阱、锁定陷阱、贫困陷阱，甚至未知陷阱等病态陷阱状态。而且，某一子系统的高速发展会影响其他子系统。在社会、自然因素双重背景下，人的行动情境是社会-生态系统演化过程中的中心场景。所以，人是社会-生态系统中最为关键的要素和系统建构（重构）的主体，其生产、生活等实践活动建构了社会子系统（包含经济、文化），亦可改变生态子系统的要素、形态及结构，将“自在自然”转变为“人化自然”。因此，社会-生态系统可看作由经济生产和社会生活的社会子系统（人），以及包括自在自然和人化自然的生态子系统（地）所构成的一种复杂系统。而且，系统在演化的各个阶段由于一直受到压力作用而不断发生适应性的变化，具有多样性、复杂性、动态性和非线性等特点。高质量发展是适应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根本要求和必由之路，广义上是一种新的发展理念、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是强调以质量为价值取向、核心目标的充分、均衡发展。但在研究具体区域高质量发展时，还需要进一步阐释其内涵。例如，王毅等基于多功能理论将乡村高质量发展定义为高质量的产业、生态、文化、治理以及民生的有机统一体。在旅游语境中，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是供需匹配发展、绿色发展、产业融合发展，以及经济、生态协调发展。结合前文所述，本研究认为乡村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高质量发展是指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引擎”的系统全要素提质发展，以生态价值高效转化为价值归宿的社会、生态子系统之间的优化协调发展，并能较好地应对各种压力（冲击）的韧性发展，可在实现产业、生态、文化、治理及民生有机统一的同时满足游客多元化、高层次的乡村旅游体验需求。乡村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亦由相互作用、相互协调的社会子系统（人）与生态子系统（地）所构成，一直处于各种压力作用下的适应性动态演化状态。在系统适应演化过程中，系统高协调性与高适应力的保持有助于推动乡村旅游地高质量发展与全面振兴。人作为乡村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的关键要素与建构主体，其生产、生活等实践活动是引发系统要素及结构变化的主要原因。发展主体的农业、工业及旅游业等各种生产活动能够改变生态子系统要素的性质、形态及功能，将自在自然要素改造成人为自然要素。例如，旅游开发能够重塑自然山地景观的状态、结构与功能，使其从自在自然要素转变为人为自然要素。而且，发展主体的生产、生活活动存在相互作用，共同塑造了乡村的人居环境、社会关系、乡村文化、公共设施等社会子系统要素。社会子系统在发展至一定阶段，能够催生出乡村社会组织。此外，社会子系统依附于生态子系统，并受其约束。一般而言，乡村旅游地社会子系统（人）与生态子系统（地）处于较为协调的动态平衡状态。在政策、制度、市场、技术等各种压力作用下，乡村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要素及结构会发生适应性变化。在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发展主体生产、生活活动旅游化程度不断深化，整体上提升了自身的福祉水平，却分化了乡村社会，给系统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的影响。在社会子系统方面，发展主体实践活动能够不断改善乡村的人居环境、公共设施等社会子系统要素，持续提升乡村吸引力，引发“返乡潮”“下乡热”，使发展主体的结构及其社会关系趋于复杂、多元，以血缘、地缘等为基础的熟人社会关系逐步转变为以契约、信任等为基础的半熟人社会关系。同时多元主体在诉求、利益、理念等诸多方面存在差异，会增加社会矛盾、加大社会治理难度。随着乡村旅游深入发展，乡村旅游地可能会产生民宿协会等乡村组织，并发挥出一定的积极作用。在生态子系统方面，乡村山、水、林、田等生态子系统要素从自在自然向人化自然的景观化转变推进了乡村全域景区化，极大地拓展了生态子系统游憩服务功能。但发展主体生产活动旅游化转变及其生活消费水平提高可能会打破生态子系统服务供求均衡，甚至造成生态子系统失调。乡村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亦是面向游客的开放系统，其演化过程受游客凝视驱动。一方面，游客全方位渗透主体日常生活，会带来乡村景观被动更新、文化失真、物价上涨、交通拥堵等负面影响，还会增加乡村生态子系统服务需求及压力，造成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失衡，导致系统发展失调。另一方面，游客凝视有助于提升主体文化认同感及自豪感，引发主客价值共创行为，实现乡村文化再现，促进系统要素的提升与结构的优化。此外，还应考虑到自然灾害等突变因素（如“九寨沟地震”“新冠疫情”）对乡村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造成的深远影响。综上所述，本研究试图构建乡村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的理论分析框架（图1），并依据此框架深入探究仙潭村社会-生态系统高质量发展过程及其驱动机制。仙潭村位于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镇西北部，毗邻中国四大避暑胜地之一的莫干山风景区，属于北亚热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雨热同期，立体气候显著，夏季最热月（7月）平均气温为28.3℃；面积为11.8km2，四面环山，一条小溪贯穿全村，有水田52.8hm2、林地960hm2，以及红豆杉、银杏等珍稀物种（图2）。20世纪90年代末期，仙潭村（合并前仅碧坞村）约有500人，是以毛竹砍伐、竹（笋）加工、生猪养殖等农业生产为主的传统乡村，人均收入较低，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存在空心化、老龄化等社会问题，以及自然环境污染等生态问题。2003年，台湾投资商来仙潭村建设运营的“碧坞龙潭”景区（简称龙潭景区）带动了仙潭村乡村旅游及农家乐的发展，成为仙潭村乡村旅游发展的标志；2009年，龙潭景区停运严重减缓了仙潭村乡村旅游发展进程；在龙潭景区停运期间，外来精英于2012年来到仙潭村进行考察，并于2013年创办了仙潭村第一家高端精品民宿；2015年，仙潭村第一家返乡民宿（即返乡人创办的民宿）正式营业，随后仙潭村民宿旅游高速发展及其全域景区化，于2018年、2020年和2022年分别入选了浙江省3A级景区村庄、浙江省美丽乡村特色精品村和2022年中国美丽休闲乡村。2021年，仙潭村共接待国内外游客13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超过12.4亿元。截至2022年，仙潭村共有人口1968人、农户570户，有龙潭景区、民宿（158家）、餐厅（10家）、咖啡馆（3家）、露营基地和生态农场等多种乡村旅游业态，文化礼堂、莫干书院、旅游集散中心、仙潭花海、龙潭步道、银杏广场、无相禅寺、田园工程和莫干坐忘山野未来乡村文旅综合体（在建）等公共设施，返乡创业协会、民宿业主协会等乡村组织，以及百寿宴、百家民宿闹元宵等乡村文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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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仙潭村为案例地的主要理由如下：仙潭村乡村旅游经过20年左右的发展，逐步形成了乡村民宿集聚区及民宿旅游产业链，推动了仙潭村社会经济的充分发展与全面提升，有效缓解了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问题，初步实现了乡村旅游地高质量发展。而且，仙潭村旅游地生命周期较为完整，是典型的、代表性的乡村旅游目的地。笔者于2018年、2022年、2023年3次前往仙潭村实地考察，调研团队于2022年7月24-29日进行田野调查和深入访谈，在此期间，组织了一次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资源开发处、德清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以及仙潭村村委会等各级政府部门代表参与的座谈会（编号ZTH）；访谈了原乡人（Native） 19人、返乡人 （Returnee）13人、新乡人（Outsider） 12人，共计44人，包括龙潭景区投资者（现经营民宿）与现任村书记（也是第一家返乡民宿创办者）两位关键人物；获得访谈录音时长约1948分钟，平均访谈时长在40分钟以上，整理后的录音文本约27万字（表1）。根据表1可知，所调查样本的活动时间范围涵盖了仙潭村高质量发展的各个阶段，直接从事民宿旅游经营活动的占比高达75%。同时，收集与仙潭村相关的政府工作报告、规划文本和官方媒体的新闻报道等二手资料作为补充。主要采用过程-事件分析、历时性分析等质性分析方法进行深入分析。![]()
4 从嵌入到共生：仙潭村
社会-生态系统高质量发展过程及特征
台商资本开发运营龙潭景区（2003年）、外来精英创办第一家高端精品民宿（2012年），以及返乡精英创办第一家返乡民宿（2015年）是仙潭村社会-生态系统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关键节点事件，据此将仙潭村社会-生态系统高质量发展过程划分为嵌入与内生阶段（2003-2011年）、介入与探索阶段（2012-2014年）、回归与共生阶段（2015年至今）3个阶段。4.1 嵌入与内生（2003-2011年）：资本嵌入与依托传统景区的内生发展2003年，台湾商人投资1000万元建设龙潭景区，于次年5月1日正式对外运营，成为莫干山镇第一家出售门票的旅游景区。龙潭景区开发运营为少数原乡人提供了景区售票员等岗位，还直接促使部分原乡人从事农家乐等旅游生产活动。部分原乡人生产、生活实践活动被动旅游化。一是生产活动旅游化，原乡人从事旅游生产活动并未挤占其农业生产活动，反而作为农业生产活动的补充与之融合；二是生活活动旅游化，作为传统生活空间的民居被赋予了旅游生产功能，模糊了这些原乡人生产、生活界限。随着仙潭村乡村旅游发展，原乡人所经营农家乐的数量、质量均有明显提升，使其先后获得了浙江省农家乐特色村、浙江省特色旅游村等称号，于2011年左右成为莫干山地区三大民宿集聚区之一。部分原乡人实践活动旅游化造成了人居环境、社会关系及社会交往等社会子系统要素的局部变化。一是人居环境的局部改善，这些原乡人通过改建、新建自家房屋的方式进行农家乐等旅游生产活动的同时也改善了自身的居住条件。二是社会关系趋于复杂化，一方面，龙潭景区的开发打破了原乡人之间的利益平衡，导致社会摩擦增多。另一方面，少数原乡人通过参与农家乐这一生产活动接受了乡村精英的知识转移，为其后期开办精品民宿积累了经验与资本。4.1.3 局部生态子系统要素形态改变、服务功能拓展与乡村旅游品牌形象塑造新乡人主导的龙潭景区开发促使仙潭村局部自在自然要素转化为人化自然要素，原生的自然山岳型旅游资源成了商品化的旅游吸引物，进而拓展了生态子系统的游憩服务功能、提升了生态价值，不仅吸引了众多低消费、低消耗的观光型团队游客，还加快了农家乐的集聚发展，催生了“上海至仙潭村”的旅游专线，最终塑造了“碧坞龙潭”的乡村旅游品牌形象。4.2 介入与探索（2012-2014年）：新乡人介入与高质量发展路径探索4.2.1 原乡人实践活动旅游化进程减缓与新乡人介入在龙潭景区停运期间（2009-2015年），仅有少数原乡人创办民宿（或将农家乐升级为民宿），其实践活动旅游化进程严重减缓。自2012年开始，有新乡人（民宿投资者）来到仙潭村考察，并租赁原乡人民居以建设民宿，后于2013年创办了仙潭村第一家高端精品民宿“大乐之野”，但这段期间仅少数新乡人在仙潭村进行民宿经营活动。新乡人介入导致仙潭村从同质性社区开始变为异质性社区，主体结构开始异化，民居租金也不断攀升。由于空间隔离、情感割裂和利益不共享，新乡人与仙潭村社会融合度较低，未能导致系统要素及结构发生较大的显性变化。龙潭景区因长时间停运而长期处于无人管理状态，景区内部设施、设备等发生损坏，已不能用于游客接待，造成仙潭村人化自然要素及其生态子系统游憩服务功能退化及生态价值下降，从而严重减缓了新乡人、原乡人实践活动旅游化的进程，甚至导致仙潭村社会经济发展悬停。4.3 回归与共生（2015年至今）：返乡人回归与民宿旅游主导的新内生发展生产活动全面旅游化。仙潭村及周边乡村民居租金的大幅度上涨首先引起了返乡精英的关注，成为返乡精英回村创办民宿的直接动力。2015年，返乡精英R-12回村成功创办了仙潭村第一家返乡民宿，不仅吸引了大量返乡人回村创办民宿，也吸引了很多原乡人、新乡人创办民宿，由此揭开了民宿建设高潮的序幕。截至调研期间，仙潭村共有158家民宿，其中80%为返乡人所创办。多数返乡人、原乡人通过自主创业或农家乐升级改造的方式来创办民宿。而新乡人主要通过租赁或合作的方式来创办民宿。仅少数原乡人通过工厂厂房改造的方式来创办民宿。而且，民宿业态、功能更加丰富。“我的配套设施是比较全的，会议室、酒吧、团建这一块都可以搞的”。此外，还有很多原乡人从事民宿管家、维修、代运营及产品供给等民宿旅游相关的生产活动，或餐厅、露营基地、咖啡厅等其他旅游生产活动。由此可见，民宿旅游主导的旅游生产活动替代毛竹（笋）买卖、加工等农业生产活动，并成为仙潭村多元主体的主要生产活动，加速其生产活动的全面旅游化。生活活动全面旅游化。从空间上看，民宿经营者生活、生产空间融合与分离现象并存，“家庭作坊”型民宿经营者（多为普通原乡人）的生活、生产空间逐渐融合，而“企业实体”型民宿业主（多为乡村精英）的生活、生产空间明显分离。从时间上看，民宿旅游发展改变了民宿经营者的日常生活节奏，并呈现出明显的季节性。但对于未参与旅游的原乡人而言，民宿旅游发展干扰了他们的日常生活。返乡人回归使得仙潭村实心化，以原乡人为单一主体的熟人社会转变为以返乡人、原乡人、新乡人为多元主体的半熟人社会，同时主体之间的合作方式由原来的口头要约为主逐渐变为以现代的商业契约为主，社会摩擦、矛盾明显增多。人居环境、基础设施全面改善。个体层面，多元主体的民宿建设推动了人居环境的自我改善；村域层面，自2016年以来，仙潭村投入了2000余万元于基础设施建设，以及龙潭景区修复升级、田园工程、“仙潭花海”等旅游配套设施建设，并专门负责公共基础设施管理运营，以及污水处理、垃圾清理等环境治理，全面改善了乡村人居环境与基础设施。需要注意的是，仙潭村旅游发展区与非旅游发展区界限愈发明显，出现了明显的社会空间分化。乡村文化与乡村组织振兴。仙潭村成立了舞龙队、锣鼓队等乡村艺术团体，并邀请艺术家进行艺术创作，筹办的“百寿宴”“百家民宿闹元宵”等乡村文化活动也已成为仙潭村重要的年度文化活动，吸引众多民宿业主、村民参与其中，并且得到了当地政府、新华网等官方媒体的支持与认可。但同时存在地方文化淡化、丢失等文化胁迫现象。随着民宿旅游的进一步发展，仙潭村先后成立了德清莫干山清仙地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德清莫干山仙之潭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等乡村旅游集体经济组织，还成立了返乡创业协会、民宿行业协会等乡村社会组织，成为多元主体之间知识分享、经验交流的重要平台。乡村旅游对乡村生态环境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仙潭村多元主体的民宿建设，以及龙潭景区修复升级、田园工程、“仙潭花海”、龙潭步道等旅游配套设施建设，推动了山地、农田、道路、草地、水等自在或人为的生态子系统要素景观化，提升了生态子系统游憩服务功能与生态价值，进而使其社会经济发展及消费水平大大提高、乡村吸引力明显增强。然而，仙潭村常住人口、游客数量及二者消费水平的骤增，显著增加了仙潭村的资源消耗（如酒店用品）与生态压力，尤其是水资源的消耗与压力，甚至出现了短暂性的水资源短缺问题。而且，多元主体生产活动的旅游化转型，以及竹林销售价格的显著跌落，导致竹林生态子系统服务需求下降，打破了竹林生态子系统服务的供需平衡，造成竹林等生态子系统要素退化。在仙潭村社会-生态系统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其系统要素及结构发生了质的变化（表2）。![]()
发展主体层面，仙潭村发展主体构成从以原乡人为主逐渐转变为由原乡人、返乡人、新乡人共同组成的多元社会网络，使其从空心村转变为实心村。同时多元主体实践活动旅游化程度总体上不断加深，大幅度地提升了人均收入水平，使得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缩小。社会环境层面，仙潭村的人居环境全面改善，但社会空间分化趋势明显；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明显提升；社会关系从熟人社会演变为更为复杂的半熟人社会，催生出乡村组织，振兴了乡村文化；乡村形象经历了从传统落后农业乡村到“碧坞龙潭”乡村旅游品牌形象，再到现代“网红民宿”乡村的二次转变。生态环境层面，仙潭村生态子系统从局部景观化转变为全域景观化，景观化程度总体上逐渐加深，拓展了生态子系统游憩服务功能，促进了生态子系统服务功能多元化与生态价值提升，但出现了水、竹林生态子系统要素退化等生态问题。目前，仙潭村已从传统落后农业乡村转型为现代民宿旅游乡村，成为以乡村民宿为核心旅游吸引物的乡村旅游目的地，系统整体发展水平显著提高，初步实现了高质量发展。但亟需关注民宿旅游高速发展下的社会空间分化与社会公平问题，以及高资源消耗与生计旅游化转型带来的水、竹林生态子系统要素退化等系统发展不协调问题，避免仙潭村陷入锁定陷阱状态，且必须警惕因景区停运等突发事件再次陷入未知陷阱状态。从社会-生态系统视角来看，仙潭村高质量发展过程是社会-生态系统要素及结构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亦是人-业-地三元交互、协同演进的动态发展过程，且会受到内外源因素的交互作用。因此，探究仙潭村高质量发展的驱动机制，需要从整体性、系统性的视角出发，并基于乡村旅游地高质量发展内涵，讨论精英、市场与制度因素，以及乡村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内部之间的互动与系统演化的关系（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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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系统高质量发展中的精英逻辑、市场逻辑和制度逻辑5.1.1 精英带动下乡村旅游治理模式转变与主体知识水平提升乡村精英是乡村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的关键主体，发挥了创新示范、引领带动作用，是驱动乡村旅游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村域层面，在乡村精英带动下，仙潭村乡村旅游治理模式从外资企业主导型转变为个体-乡村企业-村集体联合的多层级乡村旅游治理模式，前者由外来精英主导，后者由返乡精英主导；系统要素之间形成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双向互动关系，有效推动了各类要素的整合与发展。个体层面，知识转移是推进乡村旅游地人才及产业振兴的有效途径，而乡村精英是知识转移的主要推动力量，有助于提升主体的知识水平与能力素养，促成多元主体协同共生局面。而且，外来精英、返乡精英在仙潭村高质量发展不同阶段均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资本嵌入及新乡人介入阶段，外来精英是推动仙潭村高质量发展的主要驱动因素，凭借自身先进经营理念、专业管理经营等知识优势成为主要知识源；而在返乡人回归阶段，返乡精英凭借血缘、地缘的关系优势，取代了外来精英的主要知识源地位。随着乡村旅游发展与知识转移进程推进，主体之间的知识势差趋于平缓，知识水平得到较大提升，甚至出现了知识外溢现象。5.1.2 市场导向下乡村旅游生产与消费的阶进式变化与平衡乡村旅游供求水平的提升与平衡能够驱动乡村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演化，是促进乡村旅游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从游客需求来看，仙潭村游客数量明显增加，并从传统景区观光型的大众游客转变为民宿旅游度假型的精英游客，消费水平与层次明显提升。乡村旅游需求量与质的同步提升引导仙潭村乡村旅游产品供给从农家乐升级为精品民宿，并集聚发展。从目的地供给来看，区域层面，莫干山地区民宿旅游发展自2016年以来呈现出中高档化的发展趋势，借由产业规模经济效应的空间扩散，带动了仙潭村民宿旅游的中高档化。村域层面，仙潭村民宿旅游生产者通过产品升级与创新、品牌加盟与塑造等方式提升民宿旅游供给水平，且能够通过民宿品牌认同增强对民宿旅游者的吸引力。仙潭村在“生产→消费→再生产→再消费”的民宿旅游乡村性生产与消费的互动过程中，出现了“大乐之野”“莫梵”“花筑”“蕨宿”等多家民宿品牌，形成了以民宿旅游为主导的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路径，现已成为知名的民宿旅游目的地，实现了乡村旅游生产与消费的阶进式变化与平衡。5.1.3 制度变迁下乡村旅游地环境持续优化与主体行为变化乡村政策塑造了主体参与乡村建设的制度环境，进而影响主体的行为选择与相互关系。2001年，中国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招商引资、鼓励发展现代服务业成为德清县等地方政府当时的主要发展政策，吸引了台湾商人投资建设龙潭景区，进而推动了农家乐集聚发展。随着改革开放深化，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2014年）将浙江省德清县作为33个试点行政区域之一。次年德清县启动农村承包地、宅基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三块地”的改革，使得全国第一宗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及第一笔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贷款均产生于仙潭村的“醉清风度假酒店”项目，并陆续发布了《德清县闲置农房与闲置宅基地盘活利用实施方案》（2021年）、《德清县农村宅基地管理办法》（2023年）等相关配套政策，不仅激活了仙潭村的闲置土地资源，也为其乡村旅游发展积累了丰厚资金。浙江省国土资源厅发布的《浙江省国土资源厅等9部门关于开展“坡地村镇”建设用地试点工作的通知》（2015年）提出施行的“点状供地”等土地利用方式既有效解决了仙潭村乡村旅游用地问题，还保护了生态环境。而且，德清县政府还先后出台了《关于全面推进农洋家乐休闲旅游业提升发展的意见（征求意见稿）》（2014年）、《德清县民宿管理办法（试行）》（2014年）、《乡村民宿服务质量等级划分与评定》（2015年）、《民宿管家职业技能等级评定规范》（2020年）等民宿旅游发展的专项政策，并指导德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推出“民宿乐”贷款，营造出良好的民宿旅游发展环境。此外，由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亲自谋划、部署与推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的乡村人居环境整治工程（简称“千万工程”）于2003年6月5日拉开序幕，且延续至今。仙潭村环境污染较为严重的毛笋厂、竹拉丝厂等小作坊被关停，“厕所革命”、道路硬化等整治项目得以落实。相关乡村旅游政策实施使得仙潭村的社会、生态环境持续优化，乡村吸引力稳步提升，进一步驱动了原乡人、返乡人、新乡人多元主体实践活动的旅游化转型。5.2 多元主体与社会、生态环境的相互作用与协同演进人是社会-生态系统建构的核心，多元主体基于生存、发展和享受的目标，以最大程度提高自身福祉效应与生态价值转化效率。首先，发展主体实践活动遵循精英逻辑、市场逻辑、制度逻辑而发生旅游化转向，进而重塑了乡村社会、生态环境。龙潭景区开发、旅游步道修建、民宿建设、民宿行业协会成立、村集体公司创办……乃至全村的景区化打造，这些旅游化的实践活动推动仙潭村自在自然要素向人化自然要素转化，大大加深了生态环境景观化程度、拓展了生态子系统的服务功能，同时也改善了人居环境与公共设施、振兴了乡村组织与乡村文化，从而导致乡村空间的商品化、市场化与乡村社会关系的半熟人化。其次，关键行动者的更替与角色功能定位转换主导仙潭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演替。在嵌入与内生阶段，台湾投资商通过开发运营龙潭景区，直接改造了仙潭村局部自然山地景观、提供了就业机会，并带动农家乐集聚发展，吸引了大批的大众观光型游客前来消费，其实践活动一定程度上破解了仙潭村发展落后、村民福祉效应不高、生态价值转化率低等问题，进而形成了以外资企业主导的乡村治理模式。在介入与探索阶段，台湾投资商与德清县政府之间的博弈导致龙潭景区停运及其游憩服务功能退化，其中一人转而通过经营农家乐、与本地人联姻，将自身角色定位从外来精英转变为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领域复合的本地精英，虽不再是仙潭村高质量发展的主导力量，但始终是仙潭村高质量发展的基底力量。同时少数外来精英来到仙潭村租赁民居、建设高端精品民宿，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原乡人对资源价值与利用的认知，但由于其地方融入度较低，未能明显改变仙潭村的社会-生态系统，使其摆脱因龙潭景区长期停运所致的未知陷阱。在回归与共生阶段，返乡人的回归与新乡人的涌入形成了返乡人、新乡人、原乡人共同组成的社会关系，重塑了仙潭村发展主体的结构与特征。而且，返乡精英既可利用亲缘、地缘等传统乡村社会关系，也能利用业缘、志缘、外缘等新型乡村社会关系，相对外来精英更具优势地位，激发了众多返乡人回村创办民宿，进而替代外来精英成为驱动仙潭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行动者。例如，仙潭村返乡人当中首位成功创办高端精品民宿的创业者沈蒋荣，不仅分享自己创业的成功经验，还发起成立返乡创业协会等乡村组织或筹办百寿宴等乡村文化活动，并于2020年当选为仙潭村党支部书记及村委会主任。返乡精英带动的旅游化的实践活动范围覆盖仙潭村全域，加速乡村全域的景区化与生态子系统的多功能化，更大幅度地提升了仙潭村的生态价值。然而，发展主体生计全面转型打破了原有生态子系统服务的供需平衡，不利于系统内部的协调发展。此外，游客凝视透析了仙潭村整个社会-生态系统，其凝视作用在回归与共生阶段尤为突出。高消费的游客大量涌入成为仙潭村经济社会新的增长点，其消费需求引导仙潭村民宿旅游生产活动，却带来了当地居民出行不便等文化胁迫现象，资源消耗与生态压力的增大，甚至引发了水资源暂时性短缺的生态问题。精英逻辑、市场逻辑、制度逻辑的碰撞形塑了仙潭村的社会、生态环境，通过将自在的自然资源转化为人化的旅游吸引物，实现了生态子系统功能重塑与价值提升，进而影响多元主体的行为选择与具体实践，引发新一轮的系统演化。在嵌入与内生阶段，德清县政府实施的招商引资、支持服务业发展等政策制度，以及彼时安吉等周边地区乡村旅游市场的火爆吸引了台湾投资商前往仙潭村投资建设龙潭景区，促使其局部生态子系统景观化，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态子系统的功能拓展与价值提升。在外来资本主导的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农家乐迅速发展而形成集聚，奠定了民宿旅游发展与系统演化的基础，驱动系统演化的动力机制由内生力量向外生力量转变。农村土地制度等制度改革与乡村旅游消费升级进一步释放了乡村发展潜力，连同民宿旅游系列利好政策及“千万工程”的持续发力，推动了仙潭村全域的景区化，大幅度地提升了其生态子系统功能及价值，引发了以返乡人为主的民宿创业潮流。在村、企、人共同主导的民宿旅游发展过程中，仙潭村的旅游核心吸引物从龙潭景区更替为乡村民宿，形成了民宿旅游产业链，驱动系统演化的动力机制由外生力量向内外生力量联合转变。6.1 结论
基于仙潭村这一典型的乡村旅游地案例，立足于SES理论和PSR理论，在界定乡村旅游地高质量发展概念的基础上，构建乡村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分析框架，进而深入分析仙潭村社会-生态系统高质量发展过程、特征及其驱动机制。（1）仙潭村社会-生态系统高质量发展经历了资本嵌入与内生、新乡人介入与探索、返乡人回归与共生3个阶段，从传统农业生产的欠发展乡村转型为民宿旅游主导的现代性乡村，初步实现了乡村旅游地高质量发展，呈现出明显的复杂性、阶段性、非线性发展特征。（2）仙潭村社会-生态系统在经历“封闭→开放→流动”的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完成了从量变到质变的转换，是对“两山”理论的深刻实践：一是实现了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引擎”的系统要素提质发展，大大提升了多元主体的认知水平、行动能力及福祉效应；二是实现了以生态价值高效转化为价值归宿的系统结构优化与协调发展，乡村发展模式从外生发展向新内生发展转变，促成了原乡人、返乡人、新乡人多元主体共生共荣共享局面的形成，以及生态子系统服务供给能力提升与供求关系的动态均衡。然而，仙潭村等乡村旅游地作为现代旅游休闲空间之一，已然成为空间资本化的典型区域，产生了社会分化等空间不正义现象。而且，乡村旅游的生产与消费具有同时性，仙潭村等乡村旅游地发展主体生计转型与游客消费能级提升可能引发资源消耗过大、生态子系统要素退化、循环不畅，甚至断裂等问题。这些缓慢的、持续变化的、可消解的系统压力因素比自然灾害等系统冲击因素对系统韧性发展的影响更甚，亟需予以重视。（3）精英带动、市场导向与制度变迁构成了仙潭村社会-生态系统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多元主体具有成长性与能动性，并在精英逻辑、市场逻辑与制度逻辑的碰撞中与社会、生态环境相互作用、协同演进，促使乡村系统演化动力由外生力量主导转换为新内生发展力量主导。人一直是乡村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的核心要素及建构主体，社会、生态因素双重作用下的人的行动情境是系统演化的中心场景。在城乡要素高速流动的背景下，本研究将乡村旅游地高质量发展置于社会-生态系统视域下，重点关注新乡人、返乡人等新生力量介入下，其发展主体结构重组及其实践活动转变过程，以及多元主体与其社会、生态环境的交互作用与协同演进，丰富了社会-生态系统、高质量发展、旅游地演化的理论内涵，同时为乡村旅游地高质量发展、全面振兴与共同富裕提供了案例经验。但本研究的部分结论与已有研究的些许观点存在分歧，需进一步说明。其一，乡村空间并不都呈现融合趋势，从村庄层面来看，仙潭村的生产、生活、生态空间逐步融合，与席建超等的观点基本一致；但从个体层面来看，并非所有民宿经营者的生活、生产空间都是逐步融合的，民宿管家等民宿经营代理人导致民宿主与其经营的民宿之间存在“人企分离”现象，与蔡晓梅等的观点存在分歧，这与民宿类型有关，“家庭作坊”型民宿经营者的生产、生活空间基本上是融合的，而“企业实体”型民宿经营者的生产、生活空间基本上是隔离的。其二，仙潭村原乡人的活动空间并未固化，与张骁鸣等的观点相悖，主要是由于西递村、仙潭村二者乡村旅游的发展阶段、发展模式均不相同，西递村当时处于乡村旅游发展初期，商品化程度较低，原乡人主要通过摆摊、门票分红、西递旅游公司聘用工作等方式获利，且与户口紧密联系，其生产、生活空间被固化在西递村；而仙潭村现阶段的乡村旅游发展趋于成熟，商品化程度较高，原乡人通过民居租赁、股份合作、自主经营等多种形式参与民宿旅游，受户口限制较小，而区域和城乡交通改善、乡村数字化水平提升与现代企业制度确立进一步解放了原乡人的活动空间限制。其三，外来精英并非驱动仙潭村社会-生态系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动力，与陈晨等的观点存在分歧，在外来精英介入后一段长时间内，仙潭村并未发生较大的显性变化，而返乡精英回村则在短时间内引发了民宿“投资热”“建设热”的现象，并成为推动仙潭村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动力。相较于外来精英而言，返乡精英凭借地缘、血缘等优势，使其成功经历更容易提高原乡人创办民宿的自我效能感及意向，更好地发挥了示范引领作用。当然，本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在案例选取方面，本研究仅探讨了东部发达地区乡村旅游地高质量发展过程及机制，可进一步研究其他类型地区乡村旅游地的高质量发展，进而进行比较分析。在研究尺度方面，游客凝视具有改变区域资源分配格局、供给结构和流动效率的作用，可跨尺度进行乡村旅游地高质量发展的相关研究。在研究内容方面，囿于篇幅所限及相关历史数据获取难度较大，未能将乡村旅游地社会及生态子系统时空演化过程定量化、可视化表达，待后续研究进行完善；还可进一步探讨数字经济及人的虚拟活动与乡村旅游地高质量发展的关系，以及对乡村旅游地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评估。作者：吴文智，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许建波、孔翔，华东师范大学原文刊载于《地理研究》2024年第10期，部分访谈内容及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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