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旅融合发展能否提高县域经济韧性？——基于“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政策的经验证据

文化 2024-10-21 22:35 北京

一、引言

县域是“工农互动、连城接乡、承上启下”的地域实体，随着乡村振兴、区域协调发展等国家战略的深入实施，县域经济成为拓宽经济增量的新空间，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心不断向县域下沉。县域在地理区位、要素禀赋、产业结构上有其独特属性，在过去的发展中，县域经济发展也面临着一定程度的挑战，从经济规模上看，我国县域GDP绝对值逐年攀升，但县域经济在国家经济总量中整体呈下降趋势，《中国县域统计年鉴》数据显示，从经济规模上看，2010-2022年，县域GDP占全国GDP比重由50.9％下降至38.3%；从产业结构上看，2010-2021年，我国县域经济第三产业占比由29%上升至46%，成为县域经济活跃程度的指标之一，但与全国水平相比，比重仍然偏低，以农产品加工为主的产业结构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县域经济的增长潜力；此外，县域内县城与乡村之间、城乡居民之间经济发展差距较为明显，加上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城市群和都市圈等空间单元的虹吸效应，各类资源要素在城乡之间配置仍存在不均衡现象。整体上看，县域经济“小、散、弱”特征仍较为突出，县域经济发展仍面临着产业能级偏低、公共服务配置失衡、城乡融合壁垒固化等系列难题，经济主体抵御和分散风险的能力相对较弱，经济韧性仍需进一步提升。

经济韧性是我国应对内外部环境变化挑战、迈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发力点，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要求县域经济具备更强的韧性，不断提升环境适应能力和风险应对能力。产业融合理论认为，不同产业之间相互融合将进一步推动产业结构向更高层次和更合理的方向发展，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发展机遇。农旅融合作为产业融合理念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不仅为消费者提供了诗意栖居的活动空间、个性化的消费体验，也能够使经济系统在受到外部冲击时实现更为高效的自我调整并实现路径突破，因此，对于释放地区经济增长潜力、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提升经济发展韧性具有重要意义。学者们对于韧性概念的阐述经历了从工程韧性到生态韧性，再到演化韧性的逐步演进。对于经济韧性，学者们主要从均衡论和演化论视角出发进行深入研究，前者以工程韧性和生态韧性为代表，认为经济系统将处于单一均衡或多重均衡状态，而后者则以适应性韧性为核心，认为经济系统并非简单的、线性的均衡过程，而是一个复杂、非均衡的演化过程，演化韧性强调经济系统发展的长期动态性和路径依赖性，这为本文研究县域经济韧性提供了借鉴视角。经济韧性涉及经济系统内部的多个因素和变量，关于经济韧性的影响因素，学者们主要从产业结构、科技创新、社会资本等方面展开相关研究，并据此制定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及措施，为学术界更加深入地理解经济韧性的本质和运作机制，以及为政策制定者更好地识别出影响经济韧性的关键因素、推动县域经济行稳致远提供了参考。

从现有研究来看，尚未有文献直接研究农旅融合与县域经济韧性之间的互动关系，但部分学者就农旅融合的经济价值展开了深入探讨。首先，在理论层面，Busby和Rendel，Sharpley分析指出农业与旅游业深度融合能够激活两个产业的发展潜力，提升经济收益；Privitera深入分析了农旅融合的生态特性，认为农旅融合能够保护农业景观、提升经济利益、创造就业机会；Pillay和Rogerson对于农旅融合地区的经济情况进行了分析考察，研究发现农旅融合发展能够推动农旅扶贫工作的进行；韦俊峰等，舒伯阳和马静通过分析中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政策的演进历程，研究得出，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能够扶贫惠农、推动生态可持续发展。而在实证层面，Briguglio从经济稳定性、市场效率、治理能力与社会发展这四个维度出发，构建了一个综合的经济韧性指标体系，并对全球86个国家及地区的经济韧性进行了测算分析；Koutsouris等通过统计科林斯湾地区的居民家庭收入，发现农旅融合发展带来的经济收益占据了居民家庭收入中的很大比例。也有部分学者选取政策评估方式研究农旅融合对于地区经济增效、农民增收的影响，例如，钟漪萍等通过构建农旅融合促进农村产业升级的理论模型，实证得出农旅融合通过消费需求与资本积累这两种传导机制推动农村产业结构升级；黄祖辉等采用多时点PSM-DID方法检验了农旅融合对村民增收的正向影响，并且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增收效应将不断增强。

总体来看，已有文献在农旅融合发展的经济价值与经济韧性的概念演化及影响因素等方面展开了较为丰富的研究，为本文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与现实依据。然而，关于定量测度农旅融合对经济韧性作用效应的文献尚且缺乏，也尚未有文献对于这一作用机制进行深入探究，而识别农旅融合对于县域经济韧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探索农旅融合推动县域经济韧性的提升路径对于推进县域农业结构转型、统筹城乡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在研究视角上，立足于县域层面构建了县域经济韧性指标，进一步完善了经济韧性指标体系的构建；在理论层面，深入剖析了农旅融合对县域经济韧性提升的作用机制，为农旅融合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在研究方法上，将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政策视作一项“准自然实验”，运用多期DID法识别政策实施对于县域经济韧性的净影响，为地方政府推动农旅融合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新的研究视角。

二、政策背景、作用机制及研究假设

（一）政策背景

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的融合发展具有良好的政策基础。进入21世纪，我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快速发展。为了贯彻落实中央关于促进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发展的决策部署，充分发挥典型示范带动作用，增强农村经济发展新业态新动能，2010年，原农业部与原国家旅游局联合颁布了《关于开展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和全国休闲农业示范点创建活动的意见》，提出在全国范围内评选推出一批品质较高、特色突出、规模较大的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县，我国农旅融合规模化推进和高速发展阶段由此开启。

随后，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我国陆续颁布《促进乡村旅游发展提质升级行动方案》等专项规划举措，以进一步强化对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的支持力度：在资金扶持方面，设立专项资金重点扶持示范县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企业发展；在土地使用上，通过对用地管理制度进行改革，支持企业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农村闲置宅基地以及“四荒地”等资源，推动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的发展；在人才培育方面，引导返乡创业人员投身乡村旅游，扩大农村劳动力规模，同时，鼓励高校设立相关专业，培养乡村旅游的专门人才；在宣传推介上，鼓励村民举办特色农事节庆活动，并在线上推介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精品景点线路，着力打造一批特色鲜明的休闲农业村镇品牌。整体上看，以上一系列政策举措具有很强的针对性、适用性和可操作性，为全面推动农旅融合的提质扩容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国农旅融合发展进入了提质阶段。

2010-2017年间，我国分八个批次共设立了388个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遍布160多个城市。在市场需求和政策扶持的共同推动下，这些示范县充分发挥其区位优势、资源禀赋优势和产业优势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农旅融合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当前，我国多个地区将农旅融合发展纳入“十四五”农业规划之中，包括安徽、重庆、福建、黑龙江在内的多个地区已制定了针对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的“十四五”专项规划，这标志着我国农旅融合发展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二）作用机制与研究假设

农旅融合发展具有稳定的现实基础。休闲农业突破了传统种植业的产业属性，是顺应我国农业发展特征而产生的一种新型农业经营方式，而乡村旅游是现阶段旅游产业发展业态下的重要形式，随着旅游消费观念的日益多元化，农业所展现的独特景观生态为农旅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市场需求动力。一方面，雅格布斯外部性理论指出，不同产业间的交叉渗透更有助于突破性创新。农旅融合具有与二、三产业强关联性、融合性和低准入性的特征，其以农业为依托，通过与旅游业的深度融合，实现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与集约利用，不仅创新了产品和服务，创新了经营模式与管理方式，也推动着农业与旅游业的共生互促、进而增强经济系统的韧性，更好地释放地区经济潜力。另一方面，农旅融合发展对于改善县域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与人居环境具有正向推动作用。与城市相比，县域更靠近生态空间，农旅融合通过产生生态效益，使旅游业的先进生产要素扎根于农业各环节之中，进而提升农业生态价值。农旅融合也推动道路交通建设、互联网接入等基础设施的改善与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这一过程中所催生的县市间经济联系为县域经济的长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重塑了县域发展空间、提升了县域产业功能、激发了县域经济活力，提高了经济系统的自我稳定性与适应性。

基于此，提出假设H1：农旅融合对县域经济韧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农旅融合以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农业景观和农耕文化为旅游吸引物，将田园景观、农产品等农业要素与旅游业的休闲、观光需求相结合，推动了县域产业链延伸与拓展，形成“以农促旅、以旅兴农”的新型经济发展模式。旅游业消费需求引入农业领域，推动农业创新发展，有利于构建起涵盖农业生产、流通等环节，拓展至旅游消费、文化创意等领域的产业链条，为县域经济提供了更多的增值空间。农旅融合发展还拓展了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市场空间和经济容量，促进了县域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传统农业产业结构类型单一、农产品附加值低，而农业和旅游业产业互补性强、利益契合点多，合作领域广泛，在农旅融合的发展实践中，通过引导当地居民、企业、政府等多方主体共同参与，推动农业、旅游业和其他一、二、三产业联动发展，催生观光农业、休闲农业、创意农业等新业态，以及农村电子商务、产地直销、个性化定制等新模式，有效拓展旅游发展空间，激活服饰、餐饮、运输、住宿等行业的内在潜能，引领多样化的服务业崛起，在提升生产要素配置效率的基础上形成多样化的产业结构，这种多元化结构分散了县域过于依赖第一产业带来的风险，降低了外部经济波动对县域经济的影响，进而提高产业的整体竞争力，增强经济韧性。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H2：农旅融合通过产业融合机制提升县域经济韧性。

经济集聚能够提升县域经济的规模效应和竞争优势，进而增强其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首先，农旅融合促进了县域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加强了县域经济结构网络化演进，确保经济系统的稳定运行。在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政策的引导之下，地方政府将持续加大对农业与旅游业的资金扶持力度，拓展了县域经济的投资空间，在农旅融合发展过程中，相关产业、企业、资源和劳动力在特定区域内集聚，加大了对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有助于改善地区间通达性、缓解劳动力错配，促进产业之间的协同创新和协同发展，推动县域经济形成规模效应和范围效应，为经济发展蓄势增能。通过经济集聚效应，不同产业、企业之间形成了紧密的合作关系和供应链网络，这种网络化发展增强了县域经济在面对风险时的稳定性和韧性，当某个产销环节出现问题时，其他环节能够迅速做出调整和补充，确保整个经济系统环环相扣、稳定运行。其次，农旅融合产生的经济集聚效应有助于县域经济的产业结构优化。农旅融合使得先进技术、管理经验、组织形式等配套要素向县域转移，带来了劳动力集聚、创新知识外溢以及资源共享等外部性经济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构建了新的县域社会网络关系，推动县域实现产前产中产后有机衔接、上下游产业紧密联结，这种产业结构优化使得县域经济在面对市场波动和外部冲击时更具灵活性和适应性，为县域生产关系和经济秩序的恢复与重构营造了空间。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H3：农旅融合通过经济集聚效应提升县域经济韧性。

农旅融合发展通过扩大就业面、提升劳动力存量、优化劳动力结构等带来的人力资本效应，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地区结构性失业问题，提高了知识传播效率，构建出多元的共享劳动力市场，不断加强经济韧性。首先，农业与旅游业均为劳动密集型产业，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作为新兴产业，展现出强大的产业关联性，其低准入门槛与高度包容性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能够直接或间接地推动当地饮食、民宿、农产品加工等产业发展，不仅能吸纳部分县域剩余劳动力实现本土化就业，引领劳动力存量提升，还推动了县域居民创新就业模式、转变就业身份，逐渐向非农部门转移或者开展兼业经营，在此过程中，强化了居民在地区多元治理关系中的主体地位，加快构建公平的利益联结与分配机制，推动经济融合主体合作更为紧密。此外，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融合发展推动了资本向县域内涌入，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外部动能，在创造就业机会的同时带动滞留劳动力的素质提升，优化县域经济体系的劳动力结构，推动县域人力资本的深化。当县域经济体系面临自然灾害、市场风险等不确定性因素时，稳健的劳动力储备能够缓解县域经济遭受冲击后所引发的劳动力需求波动，并迅速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最终引领县域经济增长新路径。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H4：农旅融合通过人力资本效应提升县域经济韧性。

三、模型设计、变量说明及数据来源

（一）模型设计

本文将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政策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使用多期DID法来评估示范县政策对县域经济韧性的影响效应，基准模型设定如下：

式（1）中，被解释变量代表i县在t年的经济韧性；用于识别在t年入选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的县域单元。代表了本文核心解释变量“农旅融合”，其估计系数为示范县政策冲击对县域经济韧性的净效应。代表一系列控制变量，表示县域固定效应；表示年份固定效应；为随机扰动项。

（二）变量说明

1. 核心解释变量

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DID）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采用来度量。其中，为政策虚拟变量；为时间虚拟变量。

2. 被解释变量

经济韧性（Resilience）的测量方法主要分为三种方式，第一种是采用地区生产总值或地区失业率等单一指标法，第二种是构建一般均衡模型法，第三种则是构造多维度指标评价体系方法。为了使衡量结果更为全面合理，本文结合Martin等对经济韧性的定义构建县域经济韧性评价指标体系。考虑到县级年鉴数据缺失较多，本文基于数据可得性、合理性与科学性原则，选取16个三级指标衡量县域经济韧性水平（见表1）。

熵权法作为一种客观赋权法，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主观性，因此，本文采用熵值法对基于2006-2021年我国1246个县域面板数据进行处理，鉴于指标对系统具有正向或负向影响，首先，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以消除量纲，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正、负向指标处理：

其中，为第i个县第j个指标的标准化结果值，和分别为n个县中第j个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通过依次计算标准化之后各个城市的各指标所占比重、指标信息熵值和指标权重，进而计算各县域经济韧性的综合评价指数得分（Resilience）。

3. 机制变量

产业融合（Convergence）：产业融合对县域经济韧性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在产业链纵向延伸、横向发展、创新主体培育等方面，本文从农业纵向产业链延伸、农业横向多元化拓展，以及县域产业融合主体培育3个维度构建县域产业融合评价指标体系（见表2），指数测算采用与县域经济韧性测度相一致的方法。经济集聚（AGG）：经济集聚用以衡量某一地区内经济活动的集中程度，是影响经济韧性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使用县域企业密度，即限额以上工业企业数量与区域面积（平方千米）比值作为经济集聚（AGG）的代理变量；人力资本（Labour）：农旅融合通过提高人力资本为县域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有效提供重要保障，进而提升县域经济韧性。本文选取乡村非农从业人员数占乡村从业人员数的比重来衡量县域人力资本（Labour）。

4. 控制变量。本文在模型中纳入以下控制变量：城市规模（ln Density，人口密度）、工业规模（ln Industry，工业增加值对数）、产业结构（First_Industry、Second_Industry，第一、第二产业从业人员占比）、以及生活用电（ln Elecpeop，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对数）、固定电话用户（ln TeleNum，固定电话用户对数）。

（三）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06-2021年作为样本区间，该区间涵盖了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政策的全部实施年份（2010-2017年）。为确保数据的可靠性，本文对样本数据做了如下处理：将样本期间更名的县、市、区合并为同一个研究对象；由于部分县域数据缺失严重，为确保数据和实证结果的可靠性，本文将原始数据中的所选年份区间内所有指标数据缺失值总和高于15%的县域样本剔除，再将年份区间内单个指标数据缺失值20%以上的县域样本，以及存在某个年份数据全部缺失的县域样本剔除，最终共收集到1246个县的面板数据，其中，示范县188个，非示范县1058个。本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各地区政府官网、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各省市县层面的统计年鉴以及国泰安数据库等。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名单来源于农业农村部官网和各地区政府网站，部分缺失数据采用线性插值法进行补齐。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

表3为式（1）的基准回归结果。其中，列（1）和列（2）依次报告了在模型没有加入控制变量的情况下，未控制时间和地区固定效应，以及控制时间和地区固定效应后的回归结果。结果表明，示范县政策实施对县域经济韧性的影响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即该政策实施能够显著提升县域经济韧性。

为了更好地识别农旅融合发展对于县域经济韧性的净影响，将控制变量加入回归模型，从表3列（3）和列（4）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尽管交互项的系数有所下降，但相较于非示范县，示范县的经济韧性影响效应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以上结果表明，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时间和地区固定效应，核心解释变量对于县域经济韧性的回归系数均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即农旅融合发展能够提升县域经济韧性，结果表明前文中的假设H1成立。

（二）稳健性检验

1. 平行趋势检验

本文采用平行趋势检验，考察农旅融合发展对县域经济韧性的影响在示范县政策实施前后的动态处理效应。图1结果表明，在政策实施之前，该政策实施对于县域经济韧性的作用效应均不显著，而在示范县政策实施以后，政策对于县域经济韧性的影响显著为正，且政策实施的促进作用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提高。由此可得，平行趋势假设成立。

2. 安慰剂检验

在准自然实验中，尽管控制了相关变量，但仍有可能存在由非观测因素导致的估计偏差。本文参照Li等的做法，构建虚拟政策实施时间设置伪处理组、伪对照组以及伪冲击时间进行安慰剂检验，以排除遗漏变量对于实证结果的影响。在1246个县域中随机抽取300个作为虚拟处理组，将剩余县域则作为控制组，并重复执行300次回归。理论上，虚拟处理组不会对被解释变量产生显著影响。由图2结果可知，模拟估计系数的均值接近于0，且明显偏离核心解释变量的真实值0.048。由此表明前文研究的结论具有稳健性。

3. PSM-DID分析

政策的实施可能会受到地区相关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存在政策偏向性，进而产生内生性问题。PSM-DID方法通过倾向得分匹配调整了实验组和控制组之间的个体差异，降低了样本自选择问题带来的估计偏误，从而更准确地估计政策实施效果。基于此，本文运用PSM-DID分别对实验组和控制组进行最近邻匹配、半径匹配以及核匹配。为确保样本个案满足“条件独立性”的前提假定，本文进行了平衡性检验，结果表明，在匹配前多数变量的标准化偏差较大，而匹配后所有变量的标准化偏差均发生了大幅度下降，即处理组和对照组在匹配后，不存在系统性差异，满足了随机实验的要求。PSM-DID方法的估计结果见表4。由估计结果可知，在分别采用了最近邻匹配、半径匹配和核匹配估计方法的前提下，核心解释变量仍然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因此，经过倾向得分匹配缓解内生性后，示范县政策的实施能提升县域经济韧性的结论是稳健的。

4. 其他稳健性检验

控制变量滞后一期。为了排除由于逆向因果而产生的估计偏误，本文将所有控制变量进行滞后一期后纳入回归模型，由表4列（2）结果可知，核心解释变量系数依然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本文结论仍然具有稳健性。

剔除特殊县市样本。县级行政区域主要包括市辖区、县级市、县以及自治县等，不同县级行政区之间在要素禀赋、经济发展等方面存在着异质性。省直辖县和省直管县在行政权力、财政体制等方面均有别于一般的县级行政区，因此，本部分剔除省直辖县或直管县的样本进行重新估计。从表4列（3）的结果来看，剔除省直辖或直管县市以后，核心变量对于县域经济韧性的影响效应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本文结论依然稳健。由于处于近郊地区的县域在一定程度上更容易受到城市经济发展溢出效应的影响，于是剔除了直辖市地县级市样本进行回归，结果表明，示范县政策系数依然在1%水平上显著且为正，表明研究结论稳健。

（三）机制检验

前文实证分析表明，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政策的实施能够显著提高县域经济韧性。结合上文关于农旅融合对县域经济韧性的影响机制，本部分从产业融合机制、经济集聚效应以及人力资本效应3个角度，分别探究农旅融合对于县域经济韧性的驱动作用，在模型（1）的基础上，构建如式（6）和式（7）所示的作用机制模型进行检验：

式中，为机制变量，包括产业融合效应（Convergence）、经济集聚效应（AGG）和人力资本效应（Labour）。其中，利用式（6）检验机制变量对县域经济韧性的影响；利用式（7）验证机制变量在农旅融合对县域经济韧性的影响中是否发挥中介作用。表5展示了机制检验结果，其中，列（1）为示范县政策直接影响县域经济韧性的基准回归结果。

1. 示范县政策、产业融合与县域经济韧性

农旅融合政策的外部性能带来不同产业间的多样化融合，有助于构建更加完整和高效的产业链和价值链，实现区域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和风险共担，对于县域经济体抗冲击能力的提升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表5列（2）回归结果显示，示范县政策对县域产业融合的作用系数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正，即农旅融合发展有利于县域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列（3）展示了将示范县政策虚拟变量与产业融合发展引入同一模型中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示范县政策的虚拟变量与产业融合发展对于县域经济韧性的作用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农旅融合可以通过提升县域产业融合水平这一间接效应作用于经济韧性的提升。因此，本文中假设H2得以验证。

2. 示范县政策、经济集聚与县域经济韧性

表5中列（4）与列（5）为经济集聚效应的检验结果。结果表明，农旅融合政策虚拟变量对县域经济韧性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示范县政策能够促进县域经济集聚；同时，农旅融合和经济集聚对于县域经济韧性的估计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城市政策可通过提升经济集聚效应释放出部分间接效应，从而提升县域经济韧性，因此，本文中假设H3得以验证。农旅融合促进了农业生产者、旅游服务提供者、支持性机构与经济活动在县域范围的空间集聚，带来了新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方式，推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形成，提升县域抵御外部冲击和冲击后适应性结构调整的恢复能力，使县域经济系统获得可持续的经济韧性。

3. 示范县政策、人力资本与县域经济韧性

表5中列（6）与列（7）为人力资本效应的机制检验结果。结果表明，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政策虚拟变量对人力资本的回归系数在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说明农旅融合发展能够推动县域人力资本水平提升，进一步将政策虚拟变量与人力资本纳入同一回归模型中，发现两者对于经济韧性的回归系数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由此可得出，农旅融合发展能够通过释放人力资本效应推动县域经济韧性提升，因此，本文中假设H4得以验证。农旅融合不仅促进了不同产业之间的交流和合作，带来了新的商业模式和创业机会，还能推动知识溢出与共享，促进创新思潮的产生与运用，长久来看，有助于劳动力更好地适应市场变化，带动就业和增加收入，提升县域经济活力，增强经济韧性。

（四）异质性分析

区位条件是影响区域发展质量的重要因素，我国各地区县域的资源禀赋、政策支持和发展阶段各有差异，本部分将样本县域按其所属区位划分为东部、西部和中部三大区域，其中，东部地区所选样本示范县64个，西部地区样本示范县47个，中部地区样本示范县77个。并在模型中引入解释变量与县域区域特征虚拟变量的交互项，以检验不同区位县域农旅融合发展与经济韧性之间的关系，结果如表6所示。

由表6可知，首先，政策交乘项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73、0.058和0.027，由此说明，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政策的实施能够显著推动全国各地区县域经济韧性的提升。其次，农旅融合对于县域经济韧性的促进作用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性，具体表现为“东部＞西部＞中部”的逐级递减格局。其可能原因在于，东部沿海地区大部分县域城镇化水平高，市场化发展快，能够依靠交通便利优势、自身创新优势和产业发展优势降低城市库存、提升经济资源配置效率，迅速吸收、化解、转移外部冲击带来的负面影响，提高经济适应能力来提升经济韧性。相对于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发展受限于经济规模、科教资源、创新资源的约束，但受益于自然景观、历史文化和民俗风情等资源禀赋优势与西部大开发等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有助于加快农旅融合发展的步伐，因此西部地区农旅融合对于经济韧性的提升效果较为显著。中部地区经济快速增长，基础设施持续完善，为技术进步提升城市经济韧性营造了优良环境，但中部县域需进一步加大资金投入和资源整合力度，放大农旅融合对于县域经济韧性的促进作用。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将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政策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在理论分析农旅融合发展对县域经济韧性的作用机制的基础上，基于2006-2021年中国1246个县域层面的面板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验证了政策支持下农旅融合发展对县域经济韧性的促进作用，在此基础之上，检验了农旅融合对于县域经济韧性提升的作用机制以及区域异质性。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产业融合、经济集聚和人力资本在农旅融合发展推动县域经济韧性提升的过程中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政策的实施能够显著推动全国各地区县域经济韧性的提升，但是这种促进作用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性，相比中部地区，东部地区及西部地区的农旅融合对于县域经济韧性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得出如下政策启示。第一，农旅融合对于县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战略作用，要坚持加强顶层设计与实施分类指导原则，深化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改革，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优化农旅融合发展的投资环境，通过财政贴息、金融优惠贷款等手段优化投资环境，撬动更多社会资本投入农旅融合经营工作，激发县域经济发展活力。值得注意的是，农旅融合对提高县域经济韧性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要立足县域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区位条件、产业基础、功能定位等，科学谋划论证“一县一策”，实施分类指导，制定具有空间差异的乡村旅游业发展政策措施，东部地区应优化关键要素与农旅融合的配合效应，以农旅融合推动县域经济提质增效。中西部地区则需充分发挥自身资源优势，通过政策引导激发农旅融合发展潜力，进而增强经济韧性。第二，要深化产业融合，优化资源配置。一方面，农旅融合其基础在“农”，动力在“旅”，“农”因“旅”生财，“旅”因“农”出彩，必须处理好“农”与“旅”的关系，在规划和建设旅游项目时，充分考虑农业资源的承载能力，注重保持农业的本质和特色，为乡村旅游业提供独特的吸引力和体验感。另一方面，要创新推动休闲农业与现代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现代旅游新业态，引导拥有优质异质性资源的龙头企业与科研、金融、互联网等主体加入县域经济产业链，放大各主体间资源模块的协同效应，构建起功能有机衔接的特色农旅融合产业圈状发展格局。第三，推进农旅融合科技创新赋能县域经济发展。紧跟5G、互联网、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趋势，加快推进县域全产业链数字化建设，充分利用互联网、物联网等新技术完善县域旅游基础设施，创新农旅融合发展的市场运作模式，加快推进县域城乡商贸流通体系、电商体系建设，支持县域电商、快递、商贸流通等各类主体市场化发展，积极完善农业现代化生产体系及经营体系等，积极与地方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及企业深化产学研合作机制，推动科技成果在农旅融合发展中的转化应用。

作者：夏杰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学术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刘睿仪，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硕士研究生

原文刊载于《经济问题》2024年第7期，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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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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