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1991年圣诞之夜，时年60岁的戈尔巴乔夫，顶着暗红色形似美洲大陆的胎记，悲情中进行最后一次在职讲话。合上绿色演讲文件夹时，红色的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降下，苏联正式从历史舞台上谢幕。
2021年3月2日，戈尔巴乔夫迎来90岁生日。
如今的俄罗斯是什么样子？
如今的中国又是什么天地？
为什么两个国家的境遇差距如此之大？
差别就在内心，有没有一颗清醒的公心！
公与私的较量，最终决定了中俄两国的国运！
真正的中共党员去修心，就必须认真搞清楚，为什么马克思年纪轻轻17岁就能立下宏愿，决心选择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
即使后来马克思一直走个人命运的背字，相当的颠沛流离，相当的贫困交加，也从未改变，放弃小我、成就大我的心愿，他也因此而变得更加伟大。
同样不断坚持初心的还有导师，16岁的导师在离家去湘乡求学前，就表明了自己的决心和志向！
相仿年龄的总理，去日本时，也是如此！没有超越小我的远大理想，他们那个年龄根本无法写出那样的动人心弦的诗句。
百姓疾苦，国之忧患，是导师、总理他们青年到老年一直以来的最大的牵挂，最终他们带领中国人民站了起来，人民共和国，人民解放军也成了他们最伟大的作品。
作为中国人的你我他，都会被那些曾经发生在这块热土上的事情所感动，一个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无论走了多远，不忘记来时的路。
过程的艰辛痛苦，会让很多人望而却步，但只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才是组织永葆青春的秘诀。
如果忘记了这一切，
那么后果也是可想而知、必被惩罚的。
苏联共产党自1917年10月革命胜利后执政到1991年丧失政权，历时74年，细究下来，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方方面面，但最根本的原因，我们可以从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这句话中得知：
“东欧共产党人早已丧失理想和斗志，多数是追求名利的官僚。”
尽管，了解你的人，往往是你的对手，但最了解内心世界追求的，只能还是自己！
戈尔巴乔夫毫无愧色、恬不知耻曾在私下说：共产主义思想对我来说已经过时。
读之令人悚然，这类货不仅混入党内，还爬上高层，心里想的是小家，嘴里说的是国家，以千方百计某个人私利来损害整个组织的声誉，它们早就丢掉精神支柱，主动解除思想武装，完全沦为带着党员面具的资本法权代言人……
1987年1月，特朗普收到杜比宁的信：
苏联最重要的国际旅游服务机构，“苏联国际旅行社”表示，有兴趣和特朗普在莫斯科成立一家合资企业。
特朗普非常兴奋，决定前往苏联寻找机会。
苏联国际旅行社的另一层身份是克格勃的分支机构。表面上搞旅游服务，实际也承担着监控来苏旅游的外国人的职责。
当时克格勃的对外情报部门会定期收到可能的来访人员名单，颁发入境许可需要征求他们的意见。
戈尔巴乔夫“新政”时代，克格勃对“有野心、有前途”的访客尤其感兴趣。毫无疑问，特朗普正合适。
不管是戈尔巴乔夫还是特朗普，真真假假，还不能确定，而被证实的历史，已经足够精彩！
说到苏联，就不得不提东北，无论是日俄战争还是中东路事件，无论是918，还是苏联对日宣战，东北地区的超级战略地位，及其对中华国运的决定性影响，从隋炀帝和唐太宗开始，远比金和满清的崛起并入主中原更早，就已经被高度重视！而今天的正文恰好从东北开始！
1940年11月，李振远、周梅影夫妇，受命从延安出发前往东北组建情报站。
此前共产国际延安联络组、晋察冀分局社会部曾多次派遣情报组进入东北，均以失败告终。
李振远夫妇到达晋察冀分局社会部后，首先向部长许建国报到，许建国认为他们夫妇一个山东寿县人、一个宁波余姚人，跨越“国境线”的成功概率极低，且李振远曾在东北抗日，仍被伪满洲国通缉，贸然去东北风险极大，所以没让他们夫妇冒险前往。
于是安排李振远先在平津情报站任副站长，此间张友恒告诉李振远，苏军在张家口空投的几批去东北的人都牺牲了，钟子云派出去的几批人也牺牲了，黄浩的家被抄、电台也被破获。
许建国也告诉李振远，姚伦(姚艮胞弟)、邢相生在前往东北途中受阻于雁北，已返回延安。
直到与何松亭的夫人佟挽新（佟叔贤）接上头，找到了陈卓毅，李振远夫妇才在陈卓毅的护送下前往东北。
路上虽有惊险终算平安到了沈阳，与张为先、丁宜等会合。
经过张、丁的介绍，李振远对以张、丁为首的“东北救亡总会”这个组织，惊讶、欣喜得合不上嘴巴。
这个组织有成员70多人，“绝大多数是留学生，都是中上层家庭”，很多人具有“显赫”的家庭背景，如；
伪满皇帝溥仪的本家侄子宪东，
伪满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的小儿子张绍纪、
侄子张绍维，
伪满地方自治指导部长于冲汉的儿子于静纯，
伪满军法处处长的儿子王诚、侄子王谦……
成员的社会关系遍布伪满洲国的政界、军界、警界、报界，很多组员还担任着伪满各政府机构的中层职位。
这真是一座搞情报的天然富矿和一个情报系统的最佳组合！
陈卓毅、张友恒等成为东北情报站，与许建国之间传递情报的交通员，张友恒化装成卖碗的小贩来回往返、传递情报，后来电台建立了，陆路情报传递才相应减少。
这是“九一八事变”后，共产国际和中共在东北组建的最成功的情报机构，为中共和共产国际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
这个东北情报站，直到抗战胜利无一人被捕，创造了奇迹。
他们的工作也得到了导师的称赞，导师在东北情报站呈送的材料上有“东北不是铁板一块，国防线是可以突破的，伪满工作大有可为”的批示。
抗战胜利后，东北局社会部第二部部长邹大鹏接管了东北情报站的所有组织关系。
1945年8月9日凌晨00:10，日俄战争爆发40年后，日苏战争又在中国东北打响！
按阎宝航及东北情报站提供的关东军军事要塞地形图和兵力武器配置图等绝密情报，苏联的157万军队从东西两个方向突入中国东北，向各日本关东军要塞防地发起精准攻击，如摧枯拉朽一般击败了关东军，仅24天，苏联红军就占领控制了整个东北。
这些情报的价值，据苏联军估计，红军因此会至少减少牺牲10万人。
离山海关最近的八路军曾克林部，在苏军炮火的支援下，攻克山海关，成为第一支进入东北的八路军队伍。
日寇投降后，蒋介石假模假样准备下山摘桃，与导师电报往来兄弟相称，设套约聚重庆。
苏联倾向于国共和谈，并承诺导师的安全可由苏联、美国作保证。由此，在收到蒋介石假的不能再假的第三封邀请电报后，导师说服众人复电会赴约去重庆进行和平谈判。
导师、周恩来、王若飞等中共代表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同机陪同下，从延安飞抵重庆，演绎了现代版的鸿门宴。
与此同时，曾克林从关外赶到延安汇报，远在山东的黄克诚上书中央，斯大林也把电报打到延安，目的都是一个，尽早派部队进入东北。
中共中央于是决定派出10万军队、2万干部从陆海两路进军东北，抢占先机。
原本去山东而中途被改派的林彪、从山东渡海北上的罗荣桓，以及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回来的刘亚楼，成为东北民主联军的核心领导层。
因西情处的准确情报，马法五、高树勋等部队北上接防平津途中遭到刘邓狙击，在邯郸战役中或被歼灭或阵前起义。平津的国民党军没能等来接防部队，无法开进山海关去接收东北。
蒋介石于是把印缅远征军中孙立人的新1军、廖耀湘的新6军，滇军曾泽生的60军、卢浚泉的93军以及陈明仁的71军等大后方的部队，先后从海防、香港、广州等港口用美舰运送到秦皇岛、葫芦岛，开赴东北接收。
杜聿明、郑洞国、范汉杰成为东北保安司令部正副司令，孙立人、廖耀湘、陈明仁、曾泽生、卢浚泉等为主要将领。
自古天无二日、一山不容二虎，两支军队都要接受东北地盘，便如杜聿明所言“非武力不能解决”，虽有国、共、美三方组成军调处调停国共双方的军事冲突，但在东北的国共两方已势如水火，战事无法避免。
军事战线布署完毕，隐蔽战线的情工人员也被密集派往东北地区。
周立浩首先被中社部派往东北，潜入沈阳。
李年、邢国彦、王书鼐受陈忠经、王石坚委派于1946年2月从西安到达北平，与葛佩琦会合后，前往东北。
赵炜经朱建国动员后，经与王石坚在北平三次会面，正式成为中共的情报员，代号902，于1946年3月到达锦州。
1946年5月，刘浩在朱德动员，导师、刘少奇亲自谈话后从延安出发前往东北。
同月，姚艮从重庆出发，目的地也是东北。
1946年10月，钟琪、董健民夫妇怀抱一岁多的儿子从延安出发，前往东北。
1947年4月，沈秉权、吕淑兰夫妇从西安前往东北。
……
钟琪、董健民夫妇辗转到山东后乘坐商船渡海北上，因被无耻叛徒出卖暴露了行踪，商船被国民党巡逻艇开炮截停，并上船搜捕，夫妻俩为保护密码本，相拥儿子跳入渤海，至死捍卫自己临行前“人在密码在”的誓言。
他们的事迹陈列在辽沈战役纪念馆中。
董健民是天津静海人，是董秋斯的侄女。叔叔董秋斯于1939年带着董健民三姐妹到延安参加了革命。
董秋斯曾是佐尔格的得力助手，在民生文旅《汉口的蝴蝶 上海的巨浪》一文中我们对他已有详细的介绍。
军统在东北，上有东北区区长文强，下有叛变的原八路军洛阳办事处主任袁晓轩。
葛佩琦、陈忠经都是王石坚的北大学弟，也是王石坚情报系统直接下线。西安“研究书社”作为掩护机构设立时，陈忠经是董事长，王石坚是经理，而葛佩琦是股东之一。
日本投降后，葛佩琦被王石坚派到北平潜伏，当他感到无所事事想要回西安的时候，收到了王石坚的密信，信中告诉他“有几个朋友要到东北做生意，我已帮你入股，请北平等候会合”。
不多久，原先在陈忠经负责的陕西三青团系统工作的李年、邢国彦、王书鼐三人抵达北平，来到了葛佩琦的租住地，葛佩琦方才知道东北保安司令部已在重庆组建，陈忠经通过其渠道已为他们四人谋到了职位。
四人到东北保安司令部报到，葛佩琦任政工处二科科长，李年为副科长，王书鼐任沈阳警备司令部新闻处副处长，邢国彦任长岭县县长。
后来葛佩琦升任中央宣传部东北通讯处处长，李年接任政工处二科科长。
他们是潜伏于东北保安司令部的第一路人马。
赵炜从上海的日本战俘侨民管理处调职到东北保安司令部，经停天津去看望好朋友朱建国，朱建国时任第十一战区（孙连仲为司令长官）长官部作战科长。
这次的天津相会，赵炜答应朱建国要“为党做一些实际的工作”，按朱建国的安排，赵炜去北平见王石坚。
王石坚与赵炜在北平一共会面三次，两人对情报工作的要点做了详细交流，最后一次的会面是在澡堂浴池，王石坚满身鞭伤、烙伤的伤痕给了赵炜强烈的震撼。
赵炜到东北保安司令部报到后，分配在作战科机密室。
他成为潜伏在东北保安司令部的第二路人马，虽然上线都是王石坚，但两路人马互不知底、互不交叉。
为了便于传递情报，沈秉权、吕淑兰夫妇，被王石坚派到沈阳，在离赵炜办公地不远的地方设立秘密电台，沈秉权分别与赵炜、李年单线联系。
李年的夫人何英芬也被派到了沈阳，担任译电员，葛佩琦、邢国彦、王书鼐的情报交给李年后，由何英芬译电，再由李年交沈秉权发报。
这边正在搭建情报网络，情报员还在熟悉环境和业务，那边二战四平（四平保卫战）已经打响了。
当时东北的主要城市除沈阳外，在苏军撤出之际都被林彪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占领，国民党在秦皇岛登陆后，先攻占山海关，后由南向北渐次梯进，一个一个攻占民主联军的城镇。
攻到四平时，新1军军长孙立人受美军之邀正在参观战后的欧洲，攻打四平的新1军、71军暂由郑洞国指挥，久攻不下，又增调新6军、52军开到四平前线，林彪也从北满、南满军区调派部队增援四平，国共两方20多万军队打了一个多月的攻守战，不分胜负。
蒋介石将孙立人从国外电召回来担任总指挥，孙立人一回到沈阳，电话打到新1军的各师师长那里，说“我明天下午要在四平的天主教堂开会”。
各师师长接电话后，知道没有退路了，在飞机大炮对四平狂轰滥炸后，拼死冲锋，终于在中午前攻占了四平。
下午孙立人等人就真的在天主教堂召开了追击民主联军的会议。
四平保卫战使东北民主联军折损严重，林彪未等中央回复，先行下达了撤退命令，他的作战科长王继芳被策反，携带大量军事文件叛变投敌，杜聿明、孙立人、廖耀湘由此得知民主联军实力大损的关键情报，就以卡车载步兵为先导大胆追击！
辎重部队再随后跟进，一路猛追，一直将民主联军赶到了松花江以北，新1军一部跟着追过松花江，占领了陶赖昭作为桥头堡，大有一鼓作气径取哈尔滨的气势。
中共东北局等后方机构开始从哈尔滨向佳木斯撤退，情势万分危急。
周恩来急忙借助军调处美方代表马歇尔将军，一起问责蒋介石，终于使蒋在1946年6月6日下达了停止追击的命令。
哈尔滨由此仍受民主联军控制，民主联军便执行“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休整补充，恢复元气。
国军主力南撤，杜聿明开始实行“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策略，先后发起三次辽南战役，把中共的南满根据地压缩在只剩抚松、蒙江、长白三县的狭小区域之内。
东北保安司令部的两路人马开始正常工作后，军事情报便开始源源不断输送，到三战四平（四平攻坚战）、第四次辽南战役（四保临江）的时候，情报工作就发挥了重大作用。
二战四平一年后，元气得到恢复的东北民主联军发动了四平攻坚战。守城主将71军军长陈明仁，顶住了李天佑的攻坚，坚守半月而不退。郑洞国赴开原前线指挥所抵近指挥，先后调集新6军、新7军等部的9个师增援四平。
赵炜作为作战参谋随郑洞国到了开原指挥所，沈秉权数次到开原，赵炜将四平城防部署及后续援军的兵力部署全部告诉了沈秉权。
葛佩琦作为东北通讯处处长，随援军开到铁岭时，用电话将国民党援军情况及新增配的榴弹炮营、坦克大队等情况通过电话告诉了李年。
综合种种情报后，为避免更大损失，林彪及时下达了撤退命令。
晚上，葛佩琦等到陈明仁的军部指挥所去慰问，陈明仁大谈共产党特务厉害，竟爬到高烟囱上打信号弹，给攻城部队指示进攻目标，葛佩琦对陈明仁说：“共产党的特务确实有办法，有时他们来到我们的眼前，我们还不认识他们。”
第四次辽南战役前，葛佩琦到丹东等地视察，获取了国民党军的兵力部署和防御工事情报，葛将该情报交给了李年。
第四次辽南战役开始时，方觉率13军两个师从赤峰开至沈阳参战，赵炜有个军校同学在方觉的司令部当参谋，已多年不见，就去沈阳南站的军列上看望老同学，顺便也了解点情况。
如果赵炜知道姚艮的真实身份，他或许会到站长室去喝杯茶，因为姚艮此时担任着沈阳南站的站长。
赵炜与他同学在13军司令部的列车上聊得正欢，恰恰被旁座的石觉军长听到了，欢声笑语已使他心生不快，又发现谈笑中的赵炜根本不认识，就站起来大声责问赵炜，“你是什么人？谁让你到车上来的？！”
赵炜起身立正、敬礼报告，自报“我是东北保安司令部作战科参谋赵炜，到车上来看望长久不见的同学。”
方觉丝毫没有买账，依旧态度粗暴，叱责道“快给我下车！”
赵炜在万分尴尬中走下了列车，他的同学也吓得没敢送他。
回去的路上，赵炜心中越来越愤懑，心里面就记了恨，赵参谋一记恨，后果就很严重，13军因方觉的粗暴态度在不久后倒了大霉。
战役一打响，保安司令部作战科顿时忙得不可开交，电话电报不断，作战参谋们忙着起草作战命令，起草后找科长、处长、参谋长签字，签完字又通过电台发给各部队，整个保安司令部二楼，人员往来穿梭，一片战时忙乱景象。
赵炜知道南满民主联军在新滨三源浦的兰山一线布好了口袋阵，于是给方觉的13军量身定制了一道作战命令：
“急电，方军长：你军车运至清原后火速急行军至新滨三源浦，迅速进入阵地，进行强攻，占领兰山制高点，不得有误！”
这个作战命令按审批流程经作战科长邓锡光、作战处长姜汉卿、参谋长赵家骧签字后立即以急电发到了方觉的13军。
兰山三面皆是高山，呈凹字形，地势险要，是设伏歼敌的最佳地形。13军仰攻兰山制高点时，身后的袋口就扎紧了，方觉情知中伏，指挥部队东奔西突，总算带着两个团突围而出，其余部队非死即降。
得罪赵参谋的严重后果就是两个师仅剩两个团！
方觉大败，影响了其他部队的侧后安全，整个战线便开始崩溃，民主联军乘胜追击，大获全胜。经此一战，南满根据地从三县扩展为九县，扭转了被动局面。
国民党军经此一败，从全面进攻转入全面防御阶段。
杜聿明此前因与孙立人不睦，设法挤走了孙，如今辽南大败，蒋介石便总账一起算，撤下了保安司令杜聿明，换上干女婿、时任参谋总长的陈诚担任东北行辕主任兼保安司令。
陈诚未到任之前暂由郑洞国代理，赵炜受命起草制订了“东北重点防御计划”。
短短两年时间，国共两方在东北已呈现时移势异的惊人变化，国民党军已从全面进攻转为全面防御、现在又转为重点防御，充分证明了“让开大路、占领两厢”、“以农村包围城市”战略的正确，也充分证明隐蔽战线情报工作的巨大作用。
赵炜制订的计划经层层审批，代司令郑洞国签字同意后，赵炜即将副本送到了太原街12条5号沈秉权夫妇的住处。
陈诚到任后，取消了保安司令部，东北行辕也进行了改组，对军队进行整编，大有总揽军政、革新除弊、肃贪惩腐、重振雄威的架势。
但他一系列动人奶酪、断人财路的举措，使将帅离心、同僚忌恨，终致政令不行，举步维艰，心力憔悴，以致上任几月后不得不称病请辞。
赵炜的重点防御计划获陈诚认可，并命赵炜秘密飞往北平面呈蒋介石并进行当面汇报。
而此时的赵炜也急切想要离开沈阳前往北平，因为密台台长沈秉权已经被捕10天了！
他妻子吕淑兰虽未被捕，但受到便衣的严密监视和跟踪，赵炜无法跟她联络接头。
两路人马传递情报的中转枢纽，已经废了！
赵炜飞北京后，从同学那里得知朱建国等20多人已被抓捕，又去找王石坚告诉过他的紧急联系人王啸，而王啸也已被抓捕。
赵炜知道这次出大事了，在北平行营送交文件后，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他买了回沈阳的飞机票，由于心中忐忑，到沈阳后的他格外小心谨慎，没敢回单位也没敢回家，而是住在可靠的朋友那里，通过熟人一打听、一试探，清楚知道自己已成为抓捕对象。
赵炜赶紧出城，脱衣高举游过浑河，专走僻静小道，又翻越摩天岭、鸡冠山，泅渡太子河，经过两天的逃亡，赵炜终于来到了解放区，碰到了游动哨，赵炜对游动哨说“不要多问了，带我到你们连部吧”，到了连部，赵炜说“送我去你们营部”。
就这样赵炜被一级一级往上送，最后被送到了辽南军区，司令正是第一个出关的曾克林。
赵炜对曾司令说，“我是代号902的情报员，你可向上级进行核实”。曾司令一面命人核实，一面命人向赵炜“挖宝”，赵炜将自己所知的一切军事情报，花了三天时间全部写成材料交给辽南军区。
随后他被护送到在哈尔滨的东北局社会部。
赵炜后来知道，王石坚情报系统的崩塌起因于北平李政宣密台被破获，使中共情报战线遭受重大损失，时国民党称此为“北平共谍案”。他庆幸自己是一个幸运儿！（王冶秋这位鲁迅的文友，也非常幸运，民生文旅后续文章会写）
他当时不知道的是，幸运如他的还有熊向晖、陈忠经、申健和葛佩琦。
陈忠经、申健、熊友榛（熊向晖的姐姐、申健妻子）在胡宗南的保送下，于1946年底赴美国留学，熊向晖则是在胡宗南部攻下延安后的1947年7月赴美留学，就在熊向晖乘船离开上海两个月后，“北平共谍案”发生，潜伏在胡宗南身边的戴中溶、王金平等人全被抓捕。
葛佩琦的脱险，也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奇迹。
李年被捕的那天晚上，葛佩琦接到了李年夫人何英芬的电话，说李年被抓走了。接着葛佩琦又得知邢国彦、王书鼐和电台人员也被捕了。
而葛佩琦直到沈阳解放也没有暴露身份。
这一情况加上赵炜的脱险过程，或许可以间接说明李年等三人被捕并不是王石坚招供。
但葛佩琦一直没有暴露，又足能证明一件事情，那就是李年、邢国彦、王书鼐三人在狱中的坚强和零口供。他们三人一年后被宣判“查无实据、无罪释放”。
葛佩琦的组织联系人王石坚和工作联系人李年等全部被捕，他有再多的情报也送不出去了。
李年等人被关进沈阳昆明街81号秘密看守所三个月后，又有情报组遭到了严重破坏，多人被捕。
起因在于王既白（王同安）与电台人员从哈尔滨去开原途中过封锁线时被发现破绽，旋即被捕（电台人员逃脱），王在被捕后招供了一切，甚至把自己的妻子也交代出去了，还指名张为先是潜伏在沈阳的共党头子。
于是张为先、巩天民等20多人被抓，与李年等人关在一起。
姚艮接到警报后，当机立断从沈阳南站坐火车撤到开原，再由开原经威远堡进入解放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