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岗与“七大”
文摘
2024-10-04 23:59
上海
1945年4月23日，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隆重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547人，候补代表208人，代表了全国121万党员。高岗作为陕甘宁边区代表团的团长，参加了这次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
早在1937年12月下旬，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通过了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决定并成立了召集党的“七大”准备委员会，高岗任委员。1938年9月29日—11月6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又做出召开“七大”的决议。为了保密安全，高岗同任弼时、李富春到安塞县等地区勘察了“七大”开会会址。但是，由于长期紧张的战争和日军的封锁，各地代表不能到达陕甘宁边区，所以，一直到1945年4月抗战即将结束的前夕，“七大”才正式召开。![]()
在酝酿召开党的“七大”的八年时间里，高岗同党的干部和人民群众一样，坚定地团结在毛泽东周围，与王明代表的错误路线进行了坚决斗争，精心地组织“三个模范区”的建设，并通过整风运动，率领边区干部认真地总结边区党的发展历史，运用科学的而不是教条主义的、实事求是的而不是主观主义的、慎重的而不是宗派主义的思想方法对西北党的若干历史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并做出决议，为“七大”的召开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团结统一局面。著名的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总学习委员会领导下进行的。是毛泽东经过长期思考后亲自领导的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学习教育运动。她在我党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这次伟大的整风运动，从1940年开始，首先从党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的首府一延安展开，到1942年形成了全党的整风运动。延安整风运动为“七大”的胜利召开，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和组织保障。
毛泽东早在中央苏区时，就与自称是代表“共产国际”的机会主义路线有过尖锐斗争。江西苏区的失败，红军被迫长征，辗转到达陕北，使毛泽东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这些历史经验教训，不总结清算，党就不能团结统一，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思想和行动，如不来一个彻底的认真的深刻的斗争，便不能加以克服，非有一个全党的动员是不会有多大效果的。毛泽东在1940年12月4日政治局会议上说：“左倾把江西苏区和大批干部没多时弄得净光”，“军队损失十分之九，苏区所剩下的只有陕北苏区，实际上比立三路线损失还大”。毛泽东到陕北落脚后，利用珍贵的休养生机的时间，系统地研究了马列主义，全面地总结了中国革命失败的教训，发表了《实践论》、《矛盾论》、《反对党八股》、《整顿党的作风》等光辉著作，奠定了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指导地位，纠正党内盛行的唯苏是从，唯书至上的倾向，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使“马列主义在中国具体化”。高岗和毛泽东都是王明路线的受害者。毛泽东在江西中央苏区根据地时，深受教条主义严重打击，高岗1935年在陕甘根据地被教条主义整肃时，几乎连性命都丢掉。共同的历史经历，使他们对教条主义深恶痛绝。高岗为毛泽东伟大的思想理论所感动，而敬佩，觉得是从混沌迷茫中突然找到了方向，对历史上发生的无法理解的现象，突然有了清晰的理解和认识，“透透地洗了一次热水澡”。这种认识上的统一，使陕甘宁边区的整风运动，一开始就成为延安整风的试验区。受到了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具体指导。1938年9月29日—11月6日，在延安召开了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连续发表文章，反复强调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统一起来，批评了王明的“两个一切”的错误观点。高岗参加了六中全会，并在会议上，用边区发展的过程和生动的事实，批评王明的投降论及反对洛川会议精神的言行。高岗说：中国共产党从成立那天起，就是要推翻国民党黑暗统治，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统一战线要服从这个大目标，抗战工作就是动员全国人民觉悟起来，紧急行动，把日本鬼子赶出去，不能不相信人民的力量。![]()
六中全会后，中央决定成立两个委员会，一个是以毛泽东牵头的清算历史的委员会，一个是由陈云、高岗负责的对过去挨整干部的审查委员会。同时，在高中级干部中，开展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整风学习运动。1941年9至10月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王明的错误进行批判。高岗参加会议并作批判发言。一些受王明路线影响的同志陆续作了自我批评，如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等检查了过去的错误，并帮助王明认识错误。王明当时抵触情绪很大，说“名为整三风，实为行四反”（即反对列宁主义、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共党）。他对张闻天讲，这次整风是针对我们从莫斯科回来的人，尤其是你，你过去的教条比我们多。张闻天说，我过去确有很多错误，应该好好反省。我这次下去联系实际调查，得益不少。顶回了王明的挑拨、拉拢。整风运动开始前，西北局就为整风做了充分的准备，派了几个考察团到基层和部队调查研究，掌握材料。1942年1月，高岗率领西北局考察团，用两个多月的时间到绥德、米脂一带进行考察，广泛了解情况，听取各阶层人士的意见。后来，考察团30多人又分为四个分团，分别到双湖峪、绥德县城、保四团进行政治、经济、军事和党务工作的考察。高岗、贾拓夫分别到二、三团指导考察。考察后，集中于绥德分区进行初步整理分析，并和绥德分区领导一起座谈，对绥德分区工作进行初步研讨，提出很多问题。通过了解考察，发现不少干部对情况了解不清，工作不深入，对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理解不深刻，执行不坚决，不适应“三个模范区”的建设；区干部忙于动员工作，调解纠纷和打路条，不知道建立经常性的正规的政府办公秩序，特别是由党委包办政府工作的问题；米脂县土地问题中，发现多数未按边区规定办事，有的地主多收租子，有的农民少交租子或不交，不少农民怕地主收回土地，怀疑政策变；金融、贸易也存在问题，不能适应根据地的经济建设要求。![]()
高岗在两县考察后，得出“党的政策还不能够贯彻到下边去，干部不能够掌握政策，办法少，解决问题一般化”，不能适应当前形势结论。同时出版了《绥德米脂土地问题初步研究》一本小册子，详细介绍了绥德、米脂两地土地和农业生产情况及社会阶级关系。这些调研考察工作，为整风学习和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整党、整政、整军、整财、整学、整民及整顿机关作风等提供了可靠的依据。1942年4月14日，中共西北中央局根据中央总委员会的部署，由高岗主持召开了负责干部会议，专题研究了学习计划，建立了组织领导。边区成立了总学习委员会，由任弼时、高岗负责领导边区党、政、军等三个学习委员会。党群系统由西北局常委、组织部长陈正人和杨清（即欧阳钦）负责；边区政府系统由林伯渠、谢觉哉、高自立负责；军队系统由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肖劲光和莫文骅负责。![]()
4月20日，边区总学委召开会议，学习有关文件，研究部署整风学习。21日，召开干部大会，2000多人参加，高岗主持大会并讲了话，任弼时作了整风学习动员报告。会上，他们进行思想发动，布置学习任务，宣读学习计划。整风运动开始后，认真学习了中央规定的22个文件，学习和整风成为边区干部的中心工作任务。4月27日，边区总学委会，为了促进学习，总结学习经验，解决学习中出现的问题，决定由西北局各部门抽调七人组成的巡视团，分别到各单位检查、督促和参加各单位讨论学习。高岗及时听了巡视团的汇报并指导学习运动健康发展。5月22日，边区总学委发出通知，决定机关、团体等单位的学习时间延长两个月，跟中央机关的学习在步骤上保持一致。同时，根据高岗的提议，在巡视团的基础上，成立了办公室，龚逢春任主任，陈正人、李卓然、杨清参加领导，并主编了边区《学习》报，指导、交流学习经验。6月2日，在边区礼堂由高岗主持召开各学委成员、学习组长联席会议，总结了第一学期的成绩与偏向。会议上任弼时、高岗在讲话中指出学习中的一些缺点，存在咬文嚼字的现象，专讲文件多，中心思想发挥不够，联系自己思想实际反省少，或者只讲他人而不反省自己，即使反省也只是略涉及几句。这种偏向的存在，影响学习的效果，不利于改造自己的思想和作风。高岗在会上，针对存在的偏向，进一步强调了整风学习意义，明确指出：“整风学习，是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斗争。”他要求各学委会和单位负责干部要起带头作用，带头联系实际，带头反省，带头自我批评。要发扬民主，不论什么意见都可以讲，只有这样，才有利于正确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次会议对边区整风学习起了极大推动作用，使大家对整风学习的方法、目的更加明确。6月5日《解放日报》就高岗讲话发表了社论：《延安一个月运动的总结》，指出10种偏向和纠正方法。8月1日，西北局委员会和总学委会联合召开会议，对区级机关学习形式作了初步估计，提出整风学习的总结计划。4日，召开各机关、学校、团体等学委会负责人会议，传达了联合会议精神，李卓然对整风学习作了初步总结。而后用3一5天时间，以学习组为单位，本着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切实解决干部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问题，反对学习中的形式主义，进行具体的总结。在总结整顿学习的基础上，转入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的阶段。![]()
其时，西北局召开了边区各分委、特委以及直属县的组织部长联席会议，西北局各部委、群众团体负责人参加。高岗在这次会议上布置了分区、县级整风学习任务，对全区学习文件，领会精神、提高党员素质、整顿基层组织、整顿机关作风，加强边区领导，改进党风，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执行起到很大作用，收到良好效果。边区在整风学习中，始终按照党中央，毛泽东主席的决定、指示进行安排的。从4月中旬开始，除了抓紧边区机关的整风学习外，西北局先后向基层发出《关于准备整顿三风致各地的信》和《关于在各分区及县学习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等22个文件的指示》。文件中指出，党中央及毛泽东同志号召的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整风运动，“是党在思想上的革命”，并且规定整风学习为今年下半年各级党委的中心任务。要求各地区党、政、军的主要负责人，以身作则地把参加学习，领导学习作为自己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在6、7月间，各地根据西北局的部署，结合下边的实际，采取各种形式，开展了空前的马列主义学习活动。通过自上而下的全党整风学习，提高了干部的马列主义水平，纠正了一些糊涂观念，树立了正确的学风、党风和文风，使党的思想建设达到新水平。很重要的一个收获是使共产党人懂得了自己的历史和传统，懂得以独立和创造性的方式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通过一遍又一遍学习规定的22个哲学文件，对照自己走过的道路，寻找马列主义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方向，大大提高了干部的马列主义科学发展观和方法论。整风学习中，特别抨击了“洋八股”。所谓的“洋八股”的实质就是王明等人离开中国国情而乱套照搬苏联和共产国际的东西，对革命造成极大损失。通过整风运动，使共产党人弄懂了吸收国外好的经验，又要“实事求是”地联系本国的实际，把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思想体系。通过整风学习，为党的“七大”召开作好思想准备。延安整风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没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就无法搞清什么是“左”，什么是“右”，反对错误倾向就会人云亦云，表面上众口一词，统一得很，而实际结果只会把党内思想搞得更乱。整风把解决主观主义、教条主义问题，作为“第一个重要问题”严肃对待。毛泽东同志指出：“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才能抬头”。高岗强调贯彻毛泽东的这一英明指示，他指出：“只有铲除了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真理才能维护，党性才能巩固，革命才能胜利。”1935年边区肃反中的错误“就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产物”。边区整风和之后的西北局高干会，由于抓住了党内主要矛盾，使长期不明确的问题迎刃而解，达到了统一思想、憋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实现正确领导的目的。更重要的是通过延安整风，真正找到了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的道路。![]()
边区党组织和政府，坚决执行毛泽东实行“三个模范区”的指示，用毛泽东思想指导边区的实际工作，通过整风运动，统一了思想，开创了陕甘宁边区历史上最好的局面，极大地丰富了毛泽东思想，形成了中共建党、建政、建国的一整套经验和方针、政策，铺平了中共成为执政党的伟大道路。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在“七大”预备会上深情地说到：“有人说陕北不好，地脊民贫。但是，我说，没有陕北那就不得下地。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是落脚点，一个是出发点。……陕北已成为我们一切工作的试验区。我们的一切工作先在这里先行试验，在这里开“七大”，在这里解决历史问题。”整风运动取得初步成绩，使广大干部的马列主义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初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1942年l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西北局召开历时88天的高级干部会议。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认真总结自身历史的会议，在中共党的历史上具有光辉的地位，也是延安整风运动继续深入发展中的一件大事。这次会议所研讨的中共西北党的历史问题，以及所做出的决议，从一个局部根据地对党史的总结，为毛泽东亲自主持编写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供了有力的依据和宝贵的借鉴，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评价。系统地总结党的历史，对于党在思想和组织上的团结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来不得半点虚假，更不能掺杂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意图和方法。为了客观地、负责任地总结西北党的历史，在高干会前，中共西北局组织了整党、整政、整军等7个准备委员会。参加这次高干会的有：陕甘宁边区党政军民学党员负责干部97人，分区党、政和军队旅一级负责干部52人，县级党政及军队团级干部117人。参加旁听的有209人，中央高级干部学习组的同志和中央党校的大部分重要负责干部也都到会旁听。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对这次高干会议极为重视。1942年8月下旬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加强边区工作，在进行讨论时，毛泽东提议由任弼时代表中央指导高干会议。为了做好高干会准备工作，9月初，西北局根据中央政治局决定，发出关于召开高干会的通知，通知指出，这次高级干部会议主要讨论整风、整政、整军，统一党政军民领导关系，精兵简政和财经等问题。在高干会正式召开前，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专门研究高干会有关问题，同意西北局对高干会的准备工作和讨论的各个决议草案，并决定草案先由高干会讨论，在高干会结束前提到中央讨论，然后再经高干会通过。毛泽东同志出席了西北高干会议的开幕和闭幕会议，并在会议期间作了长篇重要报告，阐述著名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号召“全边区要团结在以高岗为首的西北局周围。”任弼时代表中央自始至终参加和领导了这次会议，并发表了《关于几个问题的意见》的演说。他说，边区“对于全国、甚至全世界来说，是处在一种中央发言人的地位。”“对于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来说，是处于领袖地位。”朱德、刘少奇、陈云、彭真、叶剑英、康生、吴玉章、徐特立等在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都表示支持西北局以及高岗的工作。会议上，张秀山、马文瑞、习仲勋、张邦英、贺晋年、刘景范、李卓然、贾拓夫等70多人以亲身经历就边区历史和现状以及各方面的工作发了言。这次高干会议，是一次最实际的整风会议。会议运用了整风的精神，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全面地讨论了边区的历史和现状，检讨和整顿了边区党、政、军、民、财、学等各方面实际工作中的歪风，取得很大收获。这次会议，主要解决了三个重大问题：一、总结了边区党的历史经验教训；二、解决了抗战以来边区党内存在的主要偏向问题，纠正党内闹独立性的现象，加强了党的一元化领导；三、批判了地方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倾向与军队工作中的军阀主义的倾向。这次高干会议的胜利召开，使全党的同志树立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认识到共产党是为了全民族的解放，最终是要实现共产主义事业的政党，所以，一定要与旧社会的传统思想和习惯决裂，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新思想、新风尚，使全体党的干部从思想上认识到毛泽东所提出的，边区的主要任务就是要“转变与创立特区为抗日及民主的模范区域，为抗日民族战争中政治与军事的模范区域，为实现民主共和国的模范区域”的伟大意义。确定了发展生产、教育是边区党政军民等方面今后的基本任务。这次会议为中共七大系统地总结历史提供了宝贵经验，主要收获有：对于边区党内历史上的问题，中央到陕北后忙于东征西打，没有来得及解决党内长期存在的思想分歧与隔阂。同时，边区党内许多同志还没有掌握强有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还不容易从理论和实际结合上很好的说明是非，使对方心服。陕甘根据地是执行王明路线的重灾区，革命斗争成果险些被“左”倾路线断送，一批党政军优秀干部没有牺牲于敌手，反而成了“左”倾路线执行者的刀下冤魂。如果不作一个公正的结论，将影响许多同志的工作积极性，也影响着党政军民之间的团结。整风整党不能不接触边区党内争论，对过去历史上的一场大争论，也要通过整风整党来做出正确的结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0月21日，陈正人在高干会上作了整党整风的报告。到11月2日，以讨论会的形式，讲了边区党内的历史经验教训问题，澄清这个问题涉及边区党内历史上长期的争论和斗争，是一次现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边区实际相结合的教育。中央决定召开高干会议，就党内历史争论问题，大家共同认真的总结经验教训，开展了尖锐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以整风的精神，采取研究历史文献的方法，进一步明确了政治路线错了，组织路线必然会错的道理。使到会干部从活生生的历史事实中，深刻懂得了什么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及其对党和革命事业带来的危害。会上同志们说：“过去毛泽东说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如果发展到极点的时候，可以闹到亡党、亡国、亡头的地步，总是不能理解，想着也许是过分的夸张之词吧!但是，参加了这次高干会之后，理论和实际结合，才了解了毛主席这些话的真正内涵。”会议对陕北党内朱理治、郭洪涛等少数人的错误进行了揭发批判，指出了土地革命时期，刘志丹、高岗等同志，根据陕甘边当时实际情况，规定的依靠山地农村，发动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发展党组织，建立红色政权，建立革命武装，实行土地革命的策略路线是正确的，肯定了高岗在恢复二十六军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毛泽东到会听讨论并几次插话发言。朱理治、郭洪涛、戴季英等在会上作了检查。1942年11月17、18日两天时间，高岗按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代表中央西北局在高干会上作了《边区党的历史问题检讨》的结论报告。他在报告中，把边区党的历史的发展过程，是非曲直，从头细说了一遍，用延安整风的经验成果，对过去两条路线的争论作了客观的、透彻的说明和批评。高岗在报告中说：“这是边区历史上最成功的一次会议，是一个大学校。”经过这次会议的讨论，“把边区党在中央来到陕北前内战时期特别是后期历史争论的问题基本搞清楚了。朱理治等同志所推行的是反马列主义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与刘志丹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相对立，并以其错误路线来打击正确路线和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路线是问题的实质，这个问题不检讨清楚，就不能贯彻整风学习和根绝三风不正的路线，就不能获得全党在思想上的一致，因而也不能获得团结全党的巩固基础。”高岗的报告长达三万字，分为陕西党的创立到大革命时代；国共分家到“9·18”事变；反帝同盟军成立到肃反事件；肃反事件以后；和结论等六个部分。报告叙述了边区党从创立以来，在党建上、军事上、苏区政权上、社会政策上、根据地开创上、民族民主革命任务上和统一战线策略等重大原则问题上与“左”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历史，对“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作了严肃的批评。他说“左”倾机会主义者不了解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里的革命，必须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乡村为主要的根据地”，他们极力反对以“武装为主”，反对以“乡村为主”。他们抄袭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斗争经验，主张阵地战，主张以城市为主，以工人为主，他们不了解民族民主革命，必须联合“一切反帝反封建的阶级力量，组成广泛的统一战线”。
所以他们反对统一战线政策，主张打倒一切，不许对国民党、民团、哥老会及各种上层分子中搞统战，谁搞了就扣上和“白军勾搭”、“富农路线”或“浓厚的土匪色彩”、“土匪路线”帽子。中国政治经济不平衡，决定了革命的长期性。
“左”倾机会主义者认为革命力量已占优势，幻想革命一下子就要全国胜利。在肃反政策上，夸大了反革命力量，把有错误的革命同志与反革命分子混淆，“甚至将执行正确路线的革命同志当反革命对待”。
在游击战争时期的政权建设，土地改革与干部政策方面，“左”倾机会主义者搞政权建设正规制度；地主不分田，肉体消灭之，富农分坏田，并侵犯中农的利益；合他们口味的干部就拉拢提拔，否则就排挤打击。
他指出，“左”倾机会主义者坚持的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路线”，是“三风不正的必然产物”。杜衡、朱理治等人，在“军事、民运、党务等及一切政策问题上，不从实际出发，不进行调查研究，而只凭书本上的教条和脑子的空想办事”。
他们写文章言之无物，夸夸其谈，是“典型的党八股”。从三风不正的危害中，我们深刻体会到“三风不正足以亡党亡国亡头的滋味”。高岗在报告中就“路线斗争变为肃反”的错误产生的根源及政治上、组织上和思想品质上的表现作了严肃地分析批判。
他最后强调，历史的教训向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凡是有实际经验的老干部，必须努力学理论，才能抵制与克服错误的东西。一切新的知识分子干部，必须到实际工作中去，取得经验，学会把自己与农民和枪杆子结合起来，“这是我党进一步布尔什维克的重要关键。”
他告诉人们一个结论：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高岗还指出：“过去站在正确路线方面的同志切勿因此自满，必须努力学习文化和马列主义理论，同时希望革命知识分子务须深入基层，与农民和枪杆子结合，只有这样才不致重蹈主观主义的复辙。”
1、对过去在错误肃反中一切被冤屈的同志，应当替他们申冤，摘去他们“机会主义”帽子。
2、请求中央撤销过去对被整肃同志所做的“右倾取消主义及对反革命自由主义”的决定。
3、希望犯左倾错误的同志痛改前非，继续为革命工作。希望其他同志本着治病救人精神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加以帮助。
4、对所有到会同志，希望都能认识这场思想斗争，同时也是教育了我们自己，应该用这种精神贯彻整风学习，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来整自己整现在。
他号召：“我们要在中央与西北局统一领导下，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克服工作中的弱点和缺点，以迎接我们党当前的任务。边区党在全国是有特殊地位的，因此，在边区工作着的每个同志，也是有特殊任务的，希望全体同志努力前进！”
高岗的报告，使大家了解了整顿“三风”的丰富内容与伟大意义，进一步了解了真正的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规律，了解了边区与高岗本人。
“高岗对西北情形熟悉到那样的如数家珍，对于决定政策那样的慎重而有创造性，对于革命利益和党的原则又是那样坚定的忠诚，对于犯错误的同志也抱着那样治病救人的态度，这些都使人觉得，西北老百姓拥护他做领袖，亲热的唤他做‘我们的高司令’，党中央决定他做西北局书记，要他代表中央领导西北和边区的一切工作，完全不是偶然的”（《解放日报》）。
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说：“外地干部比较本地干部，对熟悉情况和联系群众方面，总要差些。拿我来说，就是这样，我到陕北五六年了，可是对于陕北的情况了解，对于和陕北人民的联系，和高岗同志他们比较起来差得多。”
毛泽东、任弼时同志在高干会上讲话时，对西北党内历史问题讨论结论给予了肯定，对高干会给予肯定。高干会解决了陕甘的历史问题，肃清了“左”倾错误影响，统一了思想认识，统一了党的领导。毛泽东号召西北的全体干部一定要团结在高岗同志周围，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而奋斗！
12月12日，党中央《关于1935年陕北（包括陕甘）问题重新审查决定》指出，刘志丹、高岗同志所领导执行的政治路线和立场是正确的，1934年—1935年间陕北党内两条路线斗争时，在朱理治、郭洪涛的高压政策下，依然坚持原则和正确路线。
而朱、郭是王明路线在陕北的执行者。“当陕北‘肃反’问题未彻底弄清楚前，他们（刘、高）一贯把握了布尔什维克立场和态度，这是值得我党同志学习和效仿的。”并决定撤销朱理治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职务，撤销郭洪涛山东分局书记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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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干会的第三个收获，认真检讨了抗战以来的建设事业。会议指出，必须纠正过去边区不顾本身的具体条件和政治情况，想“百端并举”、“样样做模范”“样样是中心”的急躁思想，大会按照毛泽东为会议作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书面报告，经过会议讨论，明确的规定生产部门和教育是边区建设的两大中心，并且以发展生产为基本任务。会议围绕以上3个主要问题，经过深入检讨，在组织上、思想上和路线、政策上达到空前的统一、团结的局面，发扬了理论联系实际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特别是搞明白了党的一元化领导的问题。1943年1月6日，报中央批准，西北局设立常委会和办公厅，常委有高岗、林伯渠、贺龙、陈正人、贾拓夫（兼办公厅秘书长）。会议上，高岗代表西北局宣布了毛泽东亲笔题写的奖状，表彰了王震、马文瑞、马锡伍、罗成德、贺晋年、王世泰、习仲勋、王丕年、刘秉温等22位模范，同时处分了6名假公济私、贪污腐化的干部，落实了奖罚严明的政策。1943年1月29日，西北局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贾拓夫受高岗委托，传达了高干会讨论的各项问题。与会的民主人士一致赞扬高干会的成功。民主人士、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先生说：“这次会议是思想上与制度上的大转变，将来贯彻下去，见诸实行，才是我们的收获。我们党外人士，国共两党都是大党，但无党无派的人总占多数。去年共产党提出整风运动，秋后又开高干会，是把思想问题见诸实施，是一贯的精神。而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据我看是为了与全国人民携手。以伟大的党与全国人民携起手来，才是伟大的作风。如只守住党内狭小的范围是不够的，宗派主义、教条主义是胜利的障碍，必须打破。希望共产党要研究党外人士的心理，真能与党外人士合作，如此不但党伟大，政府也伟大了。”教育厅柳堤厅长说，高干会是为了边区建设，也是为了全国抗战，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这次会议，在党中央、毛泽东主席的正确指导和以高岗为首的中央西北局的领导下，开得很成功，“是理论与实际结合的典型”，是把每个部门、每个地区乃至每个人的实际，有的放矢的整风典型。“是集体创作集体学习的大学校”。对延安整风特别对边区整风深入发展是一个极大的推动，统一了全党思想、干部思想，根绝了不正的“三风”，是促进边区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军队建设、经济建设大进步的一个重要举措。由于总结了历史教训，指出了工作中的偏向，纠正了干部的错误思想，干部思想作风大有进步，党政军民关系大有改进，又确定了边区建设中的中心任务，所以高干会后，使边区的面貌焕然一新。西北党更加巩固团结，各项工作雷厉风行。群众说：“现在党和政府对待老百姓可好了”。党外人士说：“前途有办法了”。毛泽东说，领导者最大的本领，就在于善于搜集材料和研究材料，把群众正确的意见集中起来，再坚持下去指导群众运动。
1943年3月16日至20日，中央连续召开政治局会议，高岗列席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确定政治局、书记处的主席为毛泽东。改变了过去政治局和书记处权力一样的局面，书记处成了政治局领导下的机构。至此，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更加巩固，由过去“出席会议”变为“主持会议”。1941年6月25日，西北局作出《关于高干会对边区党的历史问题检讨的决定》。决定说：“关于陕甘宁边区党在中央未到达前内战时期历史问题（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以前），西北局完全同意和批准一九四二年十一月高干会检讨的基本精神及高岗同志对此问题所作的报告。并决定陕甘宁各级党组织全体干部和党员，应将高岗同志关于边区党历史问题检讨的报告，做为整顿三风的重要文件之一，进行深入的研究与讨论。”
西北局高干会结束后，集中精力，全面落实高干会的各项决定，开展边区党、政、军、民、财等方面整顿。在整党中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及党员教育，提高民族觉悟，集中统一了党的领导。同时，处理了混进党里极少数坏分子，理顺了党政工作关系，纠正了以党代政的倾向和脱离党委领导的现象。整政中突出解决“三三制”政策和精兵简政的贯彻实行，加强基层政权建设，纠正“三三制”政策中左右摇摆和关门主义的问题。整军中克服了军阀主义，纠正了军权高于一切的错误，加强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摆正了党、政、军、民的关系。整财中，抓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方针的落实，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发展经济、教育上来，纠正了轻视经济的倾向。整民中着重提高民众团体的素质，增强为人民服务的观念。通过全面整顿，新老干部、知识分子与工农干部、本地与外地干部关系达到进一步改善，克服了工农干部注重实践而轻视理论，知识分子干部注重理论而轻视实践经验的“两种倾向”，出现了互相学习，相得益彰，励精图治，共同奋进的新气象。![]()
边区的整风运动和高干会议把整顿党的作风与大生产运动结合起来，把经济建设作为边区的一项重要的政治内容来贯彻落实，使边区的生产运动在1943年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创造了边区建立以来最好的水平。
陕甘宁边区历来十年九旱，人贫地脊，经济文化落后。中央到达陕北后，公务人员逐年增多，经常保持在7万多人吃“皇粮”，“七大”前后，边区调回几个旅进行反攻训练和集中培训大批干部，参加整风，吃“皇粮”的人员增加到12万人，占边区总人口的8％，4个壮劳力养活1个脱产人员，农民负担相当沉重。延川县县长李彩云在边区开会被雷电打死，有的受伤。有一个农民说：“怎么雷没把老毛打死。”借此发泄对征粮太重的不满。公安处以反革命论处把农民抓起来。高岗亲自听取汇报，并派人调查，了解到是农民对公粮有意见，随将情况及时汇报毛泽东。毛泽东对高岗讲：征粮任务重，群众有意见，这是实际情况，要允许人家讲话，不要抓人。随即指示边区将公粮由20万石减为16万石。1938年，毛泽东向机关和军队干部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高岗亲自带领边区党政军民，开荒种地，开展了一次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生产自救运动，到1939年6月，共收获杂粮1万多石，蔬菜120万斤，解决了2万名公务员所需口粮的四分之一，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密切了党与群众间的关系，更重要的是通过生产运动，认识到经济工作的重要性，摸索出联系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政府工作经验。但总的来说，党和政府对经济工作和生产工作的重要性还仅仅停留在暂时的，或片面的认识上，没有认识到新型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对生产力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
高干会议上，通过整风的方法，解决了一些高级干部不重视经济工作的倾向，和把经济工作与政治工作分离的思想。高岗说：“什么是民主，民主头一条就是要农民手头里多有些小米，就是要老百姓吃的好，穿的好。所以，民主与建设其实是分不开的。”1943年3月14日，高岗针对农业生产中的问题，撰写了《党在春耕运动中要解决的三个问题》。文章说，有些同志认为群众懂得种庄稼，“党何必去多找麻烦呢。”文章指出：这些同志“不了解群众虽然懂得种庄稼，但是要让群众停止在现有的生产水平上，要是党不努力提高这个水平”，就无法完成今年粮、棉、盐的生产计划，就无法实现高干会提出的发展边区经济的方针。7月，延安举行卢沟桥事变六周年纪念大会。高岗发表讲话，他总结了六年来边区建设所取得的成就，各阶层人民的生活上升，不仅仅是改善，而且财富也大大增加。“由于边区的经济蒸蒸日上，提高了各阶层人民的团结和抗战情绪，增加了他们克服困难，迎接胜利和建国途径的认识。”高岗说，边区发展生产靠什么力量呢？“我们的回答很简单，就是依靠人民的力量，而人民的力量之所以能够充分发挥，就因为边区真正实行了民主政治”。“我们不仅要懂得发展生产的经济利益，而且还要认识清楚它的重大政治意义”（引自1943年7月6日《解放日报》）。
为了把大生产运动引向深入发展，边区政府召开各机关生产动员大会，决定发放农业贷款2000万元，帮助贫困农民生产，边区党政群机关三次精简下放12000多名干部，加强县、乡第一线领导。在正确的方针、政策指引下，通过各级干部得力的领导，1943年，边区的生产取得大丰收，党和政府的精神面貌和领导水平有了巨大的改进，创造了新鲜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为今后经济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1月底至12月中旬，边区举行第三次生产展览及第一次劳动英雄模范代表大会，会上展出边区工、农、商业生产的产品6000件，从边区的经济概貌看，边区耕地面积扩大为1338万亩，其中本年开荒100万，粮食总产量达184万石，棉花种植15万亩，总产量173万斤，产盐60万驮。边区的工业从无到有，先后建立了一批公营经济，如纺织厂、纸厂、服装厂、药厂、火柴厂、农具厂、兵工厂、肥皂厂等77家工厂，实现了工业品的自给自足，并通过实行“管理进口，保护出口，发展内部贸易”的政策，繁荣边区市场，促进了边区生产经济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在大生产运动中，全区32万名劳动力中，参加集体劳动的互助组的人占三分之二，建立综合性的合作社达435个（包括农、工、商、信用、运输等）社员发展到24万多人。充分显示出新型生产关系对经济发展的优越性。为新民主主义国家的经济模型和建国方针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11月29日，中共中央招待劳动模范英雄代表。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表了《组织起来》的重要演讲。毛泽东称赞：边区工作自高干会议后“面目为之一新”。他在讲话中强调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的意义，在“经济上组织群众的最主要的形式，就是合作社”，他赞扬劳动英雄：你们是人民的领袖，把群众组织到合作社来。到1945年，在党中央、毛泽东主席的正确路线指引下，高岗带领西北局的全体干部和西北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模范工作，把曾经是民贫地脊的边区，已经建设得欣欣向荣，为抗日反攻积累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使延安成为抗日救国，民主建国的光辉旗帜，创造了强国富民的伟大的延安精神，为敌占区人民所羡慕，而向往。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场出现了转机。5月8日，苏联红军攻克柏林，德国法西斯宣布投降，在太平洋战场上，盟军不断向日本本土进逼，中共得到苏联准备出兵东北的可靠信息。国内形势也出现了可喜的发展势头，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继续开展局部反攻，华北、华中的大城市日军都处在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战略包围之中……1945年4月23日，经过八年抗战和整风运动洗礼的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们，以崭新的精神面貌和意气风发的战斗热情，终于迎来了期盼以久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1945年4月21日，举行了“七大”预备会议，成立了主席团，高岗被推选为主席团成员兼大会副秘书长。高岗在大会上做了关于陕甘宁边区创立和建设经验的重要讲话，受到大会代表长时间的热烈鼓掌。6月19日，在党的七届一中全会上，高岗被选举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高岗是在陕北根据地成长，成熟起来的我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他的一生，无论是在建设陕甘宁边区根据地，还是在创建东北根据地的历史进程中；无论是在陕北的民主建政，经济建设中，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恢复工业基础建设，开展农村互助合作，推行对资产阶级工商业实行限制、利用、改造和提出“三反五反”的运动中，都深深地打上“延安精神”的烙印。在纪念中共“七大”胜利召开60年之际，我仔细回忆我们党在延安时期的伟大历史阶段，脑海里经常会浮现高岗同志风尘仆仆的身影。延安时期是我们党从思想理论上和组织上转变为执政党的伟大转折时期，也是我们党转危为安的伟大历史时期。通过延安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形成的“延安精神”，是指导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思想理论宝库。而高岗同志在领导西北局和西北广大民众，主动地，创造性地执行中央的路线的过程中，为党中央、毛泽东同志提供了宝贵的和行之有效经验。
研究中共的党史，就不能离开对延安时期的研究；研究延安时期，就不能离开对陕甘宁边区历史的研究；研究陕甘宁边区历史，就不能离开对高岗同志的研究，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反之，就只能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态度；就只能使这段伟大的历史变得苍白无力；就只能使“延安精神”成为空洞的口号而被束之高搁。高岗同志的一生，一贯地以“延安精神”作为座右铭，一贯地实践着“延安作风”，不断开拓和创造了模范的工作，正是由于他真实地而不是虚假地，亲身实践地而不是人云亦云地经历了延安整风的全过程，形成了他不可改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才可能自觉地站在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最前线，为捍卫党的利益和宗旨而不懈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