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我们中国

第一个原子弹成功爆炸60周年

聂荣臻元帅的秘书范济生回忆1961年北戴河会议：

“气氛弄得很紧张，坚持两弹下马的人和坚持继续攻关的人互不相让，他们各有各的道理，有时开着会就会直接吵起来，桌子都啪啪响。”

曾担任核工业部办公厅主任的李鹰翔：

“在争论的时候，主张下马的人主要是管经济的干部，那个时候的经济十分困难，他们有这样的想法并敢于提出是好事，想法能够理解，

只是不一定具有足够的前瞻性眼光，

若是要把两弹暂时搁置，等国家情况好起来再说，那未来就很难讲了。”

绝大多数高层的干部对这不同的意见还是保持着中性态度的，没有绝对的好与不好，一切都得根据调查的结果来。

当初会议上的双方相持不下时，刘少奇也是说：“原子能工业究竟会如何，是上好还是不上好，那我们是否要先把情况摸清楚后再做决定呢？”

后来钱学森说：

“曾经一段时间有那么一些误解，认为搞“两弹”是个错误，花那么多钱，没有用来发展生产。这还不是个别人的意见。”

（《追忆航天峥嵘岁月》，《瞭望》新闻周刊2009年第25期，）

其实情远远不仅仅是“误解”那么简单，而是差点让原子弹下马：

“在此严峻的经济困难时期，对是否继续研制原子弹，中央领导层出现了不同的意见，一种是继续研制下去；另一种是暂时下马，等经济好转以后再研制。”

（《揭秘：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中的十件大事》）

我们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60周年之际，

除了纪念，很多有识之士还不免有几分好奇：

那当年“中央领导层”里主张原子弹下马、“还不是个别人”的人，究竟都是谁？

1961年两弹“上马”“下马”之争

■张现民 周均伦

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研究中心； 

中央军委原聂荣臻办公室

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和1959年的“反右倾”，使蛮干浮夸、弄虚作假之风荡涤了神州大地，国民经济陷入极端困难，比例出现了严重失调。1960年，苏联单方面撕毁协定，撤走专家，终止了各方面供应，使本来困窘的经济更是雪上加霜。面对如此险峻的形势，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作出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同年6月，中央军委决定，在北戴河召开国防工委工作会议，会上出现了“常规”和“尖端”之争以及两弹“上马”“下马”的争论。但长期以来，由于这方面档案没有完全掌握，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论述和阐析或是语焉不详或是一笔带过，对这场争论的原因、过程以及合理有效解决等问题则没有详尽地阐述。笔者根据目前掌握的档案资料，试图还原五十多年前两弹“下马”“上马”之争的真相，以廓清并丰富国防尖端事业艰难曲折的发展历史。

前奏：预备会及聂荣臻呈报的材料

根据中央军委意见，聂荣臻6月28日召集国防工委副主任赵尔陆、孙志远，秘书长方强等开会，研究北戴河国防工委工作会议的筹备工作。会上，国防工委同志主要汇报了六个问题：1.国防工业系统减少人员15万的方案。聂荣臻表示，减人是很需要的。当前经济困难，人多了，吃饭、住房等问题很难办。减下来的部分人，可以从事副食品生产，搞生产基地，实际上是从事农业，但产品可以为工厂服务。2.调整国防工业生产任务问题。孙志远等汇报说：工厂现在普遍反映任务吃不饱，各部门都是搞维修，特殊钢厂停工太多，基本建设至今只完成15%的任务，调整的原则是要下面说实话，今后几个月，究竟能做多少事；基建任务该保的还要保；尖端武器方面要缩短战线保重点。聂荣臻表示：国防工业当前有两个问题，即常规武器如何配套，尖端武器如何突破。常规方面一定要将当前武器配起套来，至少做到一有事就能动，即走得动，打得响。现在不是没有厂子和生产能力，而是不配套。这次调整，有些要退，有些还要上，这样才能配起套来。尖端方面，当前是从哪里突破的问题。五院是这样，工厂生产也是这样。五院要集中力量从“东风二号”中近程地对地导弹和“红旗一号”地对空导弹突破，突破后才能更好地向其他方面进军。工厂要生产已经仿制成功的近程地地、地空、空空导弹，数量上不要太多，要与海军、空军已经到手的装备配套起来。尖端方面一定要研究与生产衔接配合，今后研制出一个型号，工业方面就要抽出厂子予以承担，并集中力量保证试制生产。这样就可能真正出些新东西，速度会更快些。3.三年计划问题。汇报说：现在钢产量下降，重要品种下降更多，国防工业应贯彻减少数量，增加质量和品种。聂荣臻说：部队装备要很好研究，决不能搞得很复杂，弄不好战时问题就很多，要吃大亏。当前力量有限，更要注意这方面的问题。4.制订国防工业60条的问题。汇报说：现在落实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问题还很多，大多仍是书记说了算，厂长都是副书记，说了不算数。聂荣臻说：党委研究决定技术问题，必须依靠技术上强的人，不能只是书记说了算。做好政治工作不是要很多人，而是目的、方针、方法要对头。重视技术人员、老工人的作用问题，不光是一条，而是要在60条里成为重要的一章。

5.国防工业与国家机关有关部门的关系问题。汇报说：零子号（笔者注：指国防工业物资供应户头的代号）在国家计委、经委、冶金、化工等部门越来越孤立，经常挂不上号，路子越来越窄，国防工业的物资需要没人抓。聂荣臻说：关键是思想认识不一致，要在这次会上提出研究，没有人抓，就不能落实，不要使零子头真正成了零。6.北戴河会议开法问题。汇报说：人数方面除了国防工委委员外，请计委、经委、国务院有关工业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地方各大区（笔者注：指华东、华北、东北等大区）都派代表参加，时间半个月左右。聂荣臻说：人数不要太多，人多了，会开不好，不便解决问题，需要什么人，就请什么人。[1]

这是聂荣臻在北戴河国防工委工作会议前夕召集有关方面就会议的召开所提出的初步设想。六天后，即7月4日，聂荣臻将一份日本发展军事工业的资料报送给毛主席参阅。聂荣臻在报告中说：国内有关部门收集了日本发展军事工业的有关资料，总参某部综合成一份内部材料，供参阅。聂荣臻报送的报告后面附了四份不同部门整理的参考资料。内部材料说，日本金融财政事务研究会1960年2月根据防卫厅的要求，提出题为《从经济政策来分析防卫产业》的内部报告。报告要点为：现在已经到了洲际导弹时代，防洲际导弹的办法只有用洲际导弹进行回击，因此不能生产洲际导弹的国家，其国防只不过是一种慰籍。日本国防的重点是保持地面部队的战斗力和海上补给力，军火生产应努力促进枪炮等常规武器现代化，加强地面部队的机动性充实其通讯机能；航空方面应仅限于巡逻、侦察、联络、运输等中小型飞机的生产；海军方面可以考虑生产潜艇、猎潜艇、直升机、P2V飞机等。关于导弹生产，将生产若干小型导弹。[2]

7月14日，晚7时30分，毛主席的机要秘书徐业夫从杭州打电话给聂荣臻办公室，传达毛主席对聂荣臻报告的批示：[3]

林彪、贺龙、荣臻、瑞卿四同志：

此件值得注意，你们谅已看过了。中国的工业、技术水平，比日本差得很远，我们应取什么方针，值得好好研究一下。可否请你们先谈一谈，然后在八月我同你们再谈一谈。

毛泽东

六一年七月十三日在杭州

聂荣臻秘书周均伦将记录稿报聂荣臻参阅，聂荣臻先在这份记录稿上圈阅。然后以急件送林（彪）、贺（龙）、罗（瑞卿）圈阅（笔者注：林、贺、聂时为军委常务副主席，罗为军委秘书长）。

毛主席的批示，后来成为国防工委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而且可以说是引起大家争论的一个重要原因。

兴起：北戴河会议上的争论

北戴河会议是从7月18日开始的，会议开始主要讨论减人方案。“尖端”与“常规”之间的争论是从7月27日五院代表汇报开始的。五院代表在汇报刚一开始时就提到：不是“尖端”挤了“常规”，而是五院还需要一些新工厂，否则难以突破“尖端”。这时，有代表插话：清朝、张作霖、阎锡山，比我们在设备、材料方面都要差得多，为什么人家能生产出东西来，我们就出不来。当汇报到研究机构研究设计某个型号时，设计了就要试制，试制中可能要修改设计，设计试制时还要考虑生产工艺问题，这与中国科学院的纯科学研究不一样，希望工厂在试制方面多给予配合，这对将来工厂生产也有好处。这时有代表插话：两条腿走路，各走各的，比比看嘛，技术水平就这么样，工业水平就这么样，搞飞船能搞得起吗？万丈高楼要从平地起嘛！当汇报到为了搞好科研与生产的关系，最好上面两委（笔者注：指国防科委、国防工委）合并时。有代表插话：这个意见好，值得考虑。当汇报到科研单位要大、要集中，许多高精尖设备要相对集中，不能到处搞，工厂与科研单位要长期定点，稳定协作时。有代表插话：集中后放在工厂还是放在研究单位？现在谁挤谁不好讲，实际上是“尖端”挤了“常规”，从材料、设备、技术力量都是这样，搞“尖端”，与现在整个工业水平不相适应。有的代表插话：这要写个材料上报，要特别强调工业水平赶不上就是赶不上。

7月28日，会议专题讨论毛主席7月13日的批示。第一位发言的代表说：他主张常规第一，尖端第二，在常规的基础上发展尖端。研究部门只管研究设计，别的像生产、仿制、试制、改进工作，都交给军兵种和工业部门管，定型现在属国防科委管，应交给工业部门管。有的代表发言说：两弹为主，导弹第一，这个方针不能动摇。就整个国防工业体系来说，当前是如何使尖端真正上去，真正成为第一，方法值得研究。但就三机部（笔者注：当时是综合性的国防工业部）内部而言，还是集中搞常规武器。是一步登天，一齐上，还是经过常规上去？要研究。尖端本身也要尖，从最困难的关键问题着手，时间也要依此来安排，现在是尖端挤常规，尖端挤尖端。有的代表说：有些常规武器比尖端武器还要尖端，比如无线电方面的雷达、指挥仪、海上观测设备，其复杂性不比尖端武器简单多少，排不上队就是上不去，尖端挤常规，常规挤常规。现在关键是新材料、精密机械、仪器仪表等设备上不去，大家都上不去。别的代表大多围绕着科研与生产关系如何处理，定型工作究竟该由什么部门最后决定等发表了看法。

在日后会议中，经常涉及到尖端与常规关系问题的争论。如7月29日会上，有代表说：国防工业方针究竟怎么办？是以“两弹为主”，还是提“高、大、精、尖、新”？目前材料问题、技术力量问题都卡着，连简单的弹簧、子弹都解决不了，材料问题摸了几年，到底解决了多少？（这时，聂荣臻插话：材料问题要列入国家计划，重点抓，否则难以解决。）一直喊配套，一直配不起来。要向中央提出：方针如何定？是“高、大、精、尖、新”，“两弹”慢些上。在8月2日会议上，有代表说：新材料问题，主要是导弹，今天不谈了，说不清。（国防科委代表插话：新材料相当一部分用于常规武器。）尖端要推迟，搞得搞，但规模要缩小，速度要推迟。在8月3日会议上，有代表说：“两弹为主，导弹第一”，这个方针是正确的，要肯定，只是在执行的步骤上，根据当前的工业水平，应该在常规的基础上发展尖端，先满足几百万陆军的装备需要，愿望与实际可能现在有距离，为了应付局部战争，常规装备是主要的。有代表说：“军委这个方针是对的，因为我们是个大国，世界已进入原子、电子时代。这个东西有个过程，现在不搞将来再搞，会拖长时间，1957年开始搞，现在已取得些成绩，不搞就摸不清问题。与日本不同，它靠美国，我们不能靠谁。现在的问题是面宽了些，型号多了些，材料、技术力量都碰到了困难。常规也有许多困难。因此我主张尖端不放弃，先常规过关。有代表说：“两弹为主，导弹第一”的方针，过去现在都是正确的。现在是具体安排问题，要缩短战线，尖端只搞一两种型号，近三几年内，先把常规搞上去，通过常规过关，带动尖端型号的材料、技术过关。当前把常规位置摆高些，先满足常规，尖端不放弃。国防科委的代表当天发言：突破尖端武器，五院方面导弹是指中远程的，二机部（笔者注：二机部没有代表出席这次会议）是指原子弹、氢弹。这几年成绩，主要是摸清了要抓些什么东西，以便集中力量，进行突破，现在还是研究试制，装备部队是三五年以后的事。最近正在调整任务，缩短战线，包括型号、协作单位等，但三五年内还要向国家有关部门要些东西。第一是基本建设方面，需要投资※个亿，以及基建用的材料；

第二是二机部还需要些技术人员；第三是设备需要※万台（件），主要请一机部（笔者注：当时的民用工业部）提供；第四是新材料，主要是特种钢、不锈钢；第五是试制协作任务，共约※百个。三五年内能否突破，要靠各方面努力，所以还要优先保障，否则就很难说。材料问题，是整个国防工业甚至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关键，从规格、品种需要方面，常规比尖端还要多。这是个历史任务，不从整个国民经济解决，各方面的“关”仍然过不去。在国防科委代表发言后，有代表说：许多事情出乎意料，过去总是看好的多，有些困难要经过实践才能证实。国家计委的代表发言说：“赞成‘两弹’继续攻关，但要缩短战线，突出重点，速度会更快些。今后国民经济配合国防工业方面，一是材料，一是配套，抓新材料要当成各工业部的发展方向。这时聂荣臻插话：要抓材料，就要列入国家计划，光有积极性也搞不起来。[4]

据聂荣臻元帅秘书范济生回忆：“当时的气氛搞得很紧张，坚持‘两弹’下马的人，和坚持继续攻关的人，互不相让，各说各的理，有时开着会，就吵起来，桌子拍得啪啪响。”[5]

化解：周恩来讲话和中央军委会议

8月4日会议和往常一样召开，在会议上也是争论不休。但这一次有几位老帅的讲话似乎对争论的问题发表了原则性的意见。这样才初步化解了矛盾。

在8月4日的会议上，有代表发言说：导弹、炮弹，两者都需要，问题是谁为主？常规武器几年没有补充了，再不解决，将产生严重局面，从应付局部战争需要，常规必须上去，否则部队装备、储备、外援，都无法解决。因此当前解决常规武器是主要的。“两弹”为主，与常规生产的矛盾怎么办？我的意见是，研究试制上以“两弹”为主，国防工业生产上以常规为主，如产生矛盾，两三年内尖端缓一步，让点路；两三年后常规让路。

在这一天的会上，聂荣臻发言说：国防科研方面，“两弹为主，导弹第一”的方针，是去年2月份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确定的，后来得到中共中央的批准。这个方针，并没有排除常规武器的研制，应该两条腿走路。中央军委的方针很明确，三五年内，不管打什么仗，都得靠常规武器打，这关系到国家的安危。三五年内，尖端武器是力争突破的问题，装备部队靠不上它。现在，尖端武器研制遇到些困难，但这是个历史任务。在这个困难面前，是退还是进？我认为还是要敢于前进。就是尖端武器不搞，在新型原材料、精密仪器仪表和技术力量分散的情况下，常规武器也上不去。那就只有靠步枪、轻机枪等等，如果这个也搞不出来，那只有靠梭镖。在当前的困难面前，不能动摇。尖端武器要上去，解决的办法是要缩短战线，研究试制的任务要排队。五院已缩短战线，只先搞1200公里的地地导弹，另设计“红旗一号”地空导弹，仿制C-75地空导弹。常规武器的研制和生产要解决配套的问题。去年我去西北视察，也是为了解决常规武器配套的问题。常规武器生产不能忽视。少生产，究竟少到什么程度？总不能少到连金门打“礼炮”（笔者注：指我军炮击金门）的也没有吧！现在就是乱，是“虱多不痒”，没人管。如果把困难理一理，真正有人抓，不是不能解决的。现在，尖端武器与常规武器不是谁怨谁，谁挤谁的问题，要具体解决存在的问题。要排排队，要切实安排下去，切实抓。专案项目要列入国家计划。常规武器配套生产问题，这次会议不解决，就要犯错误。要从具体解决问题入手。困难是有，但我们可以上去，不管是尖端武器还是常规武器，都不要退。贺龙元帅在会上表示：导弹、原子弹不能放弃，战线缩短些。“东风二号”地地导弹，地空导弹，两个要保。罗瑞卿总长在会上表示：“东风二号”导弹要保，仿制突破地空导弹，如果还有余力，可另安排一个项目。在贺、聂、罗表态以后，日后的会议，尖端与常规的关系，就不再争论了，都是讨论具体项目安排问题。

8月12日，周总理到会讲话。他说：科学研究，尖端技术，要循序渐进，不可能一步登天，要在一定的基础上逐步往上攀，要有步骤和秩序。应当有登上珠穆朗玛峰的志向，分阶段地、一步一步地登，总是可以上去的。当然，中间也会有小的跳跃。常规武器是尖端武器的基础，由常规武器逐步升级到尖端，也是循序渐进的。我们首先要把常规武器搞得像个样子。生产导弹，先要把运载工具制造出来，然后再生产弹头，射程可以从近到远。总之，工业生产和常规武器是基础，基础打不好，尖端也上不去，工作就没有做到家。在这次战备动员（笔者注：指当时国民党当局正酝酿所谓反攻大陆）中，要抓紧尖端武器的工作，丝毫不容懈怠。我国是个大国，革命要靠自己，建设也要靠自己，今天如此，永远如此。整个国民经济都要自力更生，这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但实现自力更生有个过程。我们必须把自力更生的方针贯彻到各方面的工作中去。[6]经过近一个月的讨论以及各位老帅的最后表态，中央军委就常规武器发展以及尖端武器突破提出了最后的意见。当年10月，中央军委召开第31次常委会议，会上就国防工作作出意见：“科学研究着重搞尖端，生产主要搞常规，基建主要搞配套”的决定，并且强调坚持“两弹”攻关，不仅是个军事问题，还是个政治问题，不能有点困难就泄气。

周恩来的讲话、聂荣臻的力推以及其他同志的表态是中央领导同志考虑到当时国家经济面临困境、中国实践出现的新情况以及严峻的国际形势，经过综合全面因素慎重作出的决定。一方面，国民党虽然退居台湾，但仍有反攻大陆的野心。另一方面国际形势不容乐观，聂荣臻后来说：“对我来说，态度一直是明确的，为了摆脱我国一个多世纪以来经常受帝国主义欺凌压迫的局面，我们应该发展以导弹、原子弹为标志的尖端武器，以便在我们遭受帝国主义核武器袭击时，有起码的还击手段。”[7]

“上马”“下马”之争的实质，实际上是国防工业和国防科研部门，长期矛盾积累的结果，是两个部门在当时的条件下，对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分配和争夺的表现。

余论：毛泽东疑虑的最终消解

在周恩来的指示以及中央军委作出决定以后，尖端与常规之争，也就是两弹“上马”“下马”之争，得以平息。但毛主席的疑问，是怎么最终转变的，目前学术界也有几种不同的说法。

第一种说法：聂荣臻报告转变了毛主席的想法。

聂荣臻因为要接待加纳总统恩克鲁玛访华，于8月13日回到北京，没有参加日后的会议。回京后，聂荣臻于8月20日向毛主席写了一份约5000字的《关于导弹、原子弹应坚持攻关的报告》。报告说，遵照你7月13日的批示，我们对我国国防尖端技术应采取什么方针进行了研究，因为身体不好，不能出席庐山会议，谨作书面报告。主要内容如下：1.现状：我国国防尖端技术，1958年前还是空白，现在已初具规模。地地导弹，已仿制成射程590公里近程的，正在研制射程1200公里中近程的，还在设计射程2000多公里中程的。五院已有大学毕业生以上技术干部几千名，其中有几百名高水平的技术骨干，各类重要设备已建成80%，试验基地已可满足近期试验需要。原子弹方面，二机部已有大学毕业生以上技术干部几千名，其中高水平的技术骨干也有几百名，正在突破关键技术，已探明的铀矿资源可满足初步需要，提炼金属铀的设备正在安装调试，试验基地正在建设中。2.今后决心：突破“两弹”是有条件有信心的，虽然遇到些暂时的困难，这个方针和决心不应改变。导弹，争取三年左右突破中程的，五年或更长一些时间突破远程的。原子弹争取3年左右突破初级的，五年或更长一些时间突破可装在导弹上的核弹头。3.当前困难：一是战线太长，必须坚决缩短战线：集中力量研制地地导弹；建成一套核燃料生产基地；缩小协作面，五院、二机部与中国科学院，成立导弹、原子弹两个攻关协作组，共同攻关。二是要解决“两弹”研制中必需的各种新型原材料、元件、仪器仪表、精密机械、特殊设备、化学试剂等都过技术关，能试制出来和小批生产。[8]

对这个报告，毛、刘、周、林、邓、贺、罗都圈阅了，没有批示。有人认为，按照文件传批的一般习惯理解，圈阅就是同意。因此是聂荣臻的报告改变了毛主席的疑问态度。[9]但从严格逻辑意义上讲，圈阅是“我知道了”，没有反对，但并不代表“我同意”。

第二种说法：张爱萍、刘西尧调查报告的影响。

聂荣臻8月20日的报告，是对中央带有保证性的报告。他对五院的情况很清楚，但对二机部的情况还是需要再进一步的调查。于是派张爱萍、刘西尧（笔者注：张、刘皆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刘杰（笔者注：时任二机部部长）对有关部门做些调查。11月14日，张爱萍、刘西尧将调查的情况向聂并林、贺、罗、军委写了共约2500字的《关于原子能工业建设的基本情况和急待解决的几个问题的报告》。报告说：“遵照您（笔者注：指聂荣臻）的指示，我们于10月9日到11月2日陪同刘杰同志到二机部所属的几个厂、矿、研究所，着重了解第一线任务（生产铀235和原子武器研制设计的基地建设及核爆炸试验）的基本建设、生产准备和科学研究的一般情况。几年来，我国原子能工业建设总的情况是好的，各项工作都有很大的进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配合原子能工业的科学研究工作，自今年进一步组织二机部和中国科学院等有关单位的具体协作后，也有很大进展。全国有50多个单位参加协作（其中中国科学院有22个所），研究人员※千多人，包括二机部本身的在内，共约※千多人。当前，完成第一线任务的关键，主要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基本建设、生产准备和科学研究所需条件的及时保证问题（主要是苏联未交付的若干关键设备、仪表和科学研究、生产准备所需的特殊原料、材料等）；一个是做好有关方面的组织协调工作，进一步集中力量首先完成第一线任务的问题。从我们所了解的一些基本情况看来，明年是最关键的一年。若是组织得好，抓得紧，有关措施能及时跟上，缺少的设备、仪表、材料、原料等（包括试制产品）是能够按现在安排的时间生产供应的；基本建设是可以按时完成的；生产准备方面正在进行小（规模）生产试验和突破分析技术关，经过继续努力，核燃料的生产技术也是可以掌握的；核武器的研究已经取得初步成果，预计明年年底前可以开始设计改进型的原子弹（相当于苏联和美国1950年左右的水平）。因此，第一线工程争取在1962年至1964年陆续投入生产，取得核燃料，在1964年制成核武器和进行核爆炸试验是可能实现的。”[10]

张爱萍将这个报告呈报给邓小平。邓11月17日批示：“送主席、周、彭（真）阅，无时间看前一页半即可。”[11]对这个报告，除邓小平有批示外。毛、周、林、贺、聂、罗只是圈阅。有人说：“这是苏联毁约后，党中央发生原子弹研制是‘上马’还是‘下马’之争后第一次调查报告。后来毛主席正式决定继续研制（两弹）的报告，均是根据此报告的主要内容写的。”[12]这个理解是值得商榷的，因为所有领导同志并没有“拟同意”的明确表态。

第三种说法：杨成武的口头汇报以及罗瑞卿的书面报告。

1962年6月8日，杨成武在杭州向毛主席汇报战备情况，毛主席说：“对尖端武器的研究试制工作，仍应抓紧进行，不能放松或下马。”[13]这是毛主席对“两弹”应继续攻关的第一次明确表态。

1962年9月11日，二机部向党中央、毛主席写了《关于自力更生建设原子能工业情况的报告》，提出争取在1964年或1965年上半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奋斗目标。10月30日，罗瑞卿向中共中央、毛主席写了《关于加强原子能工业领导问题的报告》。报告说，二机部力争在1964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实现原子弹爆炸，这是全国科学技术和工业水平的集中表现，不是哪一个部门能单独实现的。建议在中央直接领导下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加强对原子能工业的领导，及时解决在研究设计和生产建设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对这个报告，邓小平11月2日批示：“拟同意，送主席、刘、周、朱核阅。退瑞卿。”[14]3日，毛主席阅后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15]

笔者比较赞同第三种意见。无论是聂荣臻的报告，还是张爱萍、刘西尧的调查报告，都难以看出毛主席的明确意见。

只有毛主席在听了杨成武的口头汇报以及审阅了罗瑞卿的报告后才作出批示，这是毛主席落在文字上支持尖端攻关的明确表态，也可以说是解决“下马”“上马”之争的最后结果。

20世纪60年代初期，在我国经济极其困难以及各方面都面临大调整的情况下，中央领导同志英明决策，保住了“两弹”尖端技术没有“下马”，这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正是因为这一重要战略抉择，才使我国“两弹”事业在随后几年成功实施，打破了帝国主义的核讹诈和核垄断地位，保障了我国的国防安全，极大提升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同时也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较为稳定的环境。

另一方面，“两弹”事业的上马，也大大带动了国民经济建设中原材料、仪器仪表以及大型设备的发展，带动了许多新的生产部门以及新兴学科的建立与发展。

注释

[1]国防科委整理的记录稿：《孙志远同志关于国防工委北戴河会议的准备问题向聂总的汇报，及聂总的指示》国防科委档案1961年第3卷13号，和原聂荣臻办公室秘书刘长明同志记录第5本第38～45页。

[2]聂荣臻办公室档案资料1961年第21号。

[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30页。

[4]此部分发言均见聂荣臻办公室秘书刘长明记录本，第5本第51～59页、第7本第1～39页。

[5]奚启新：《钱学森传》，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23页。

[6]《周恩来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26页。

[7]聂荣臻：《中国“两弹”上马的前前后后》，《中国作家（纪实）》，2006年第19期。

[8]《聂荣臻科技文选》，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302页。

[9]陶纯、陈怀国：《聂荣臻力推“两弹”“上马”》，《解放日报》2011年12月24日。

[10][11]国防科委档案1961年39卷4号。

[12]1994年7月19日，原国防科委主要领导在报告上的批注。

[13][15]《毛泽东年谱》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05页；第167页。

[14]《邓小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730～1731页。

1956年中央和毛主席决定搞原子弹开始，短短14年时间，中国搞出自己的原子弹、导弹、氢弹、人造卫星，这是何等的伟业、何等的壮举啊！

要知道，那个年代的中国一穷二白，落后到很难用语言形容的程度。在那样的情况下搞原子弹，困难和阻力是可想而知的。

原子弹遇上了三年自然灾害，1961年主张原子弹下马的大有人在，不光是一般的部级人员，高层的争论也很激烈，很多不穿军装的高级别领导不主张继续搞。 

如果赞成继续搞的人多就不用放那么久，之所以放了一年多，是因为反对继续搞原子弹的人占很大比重，而且有些人职位高，立即否定了他们，怕这些人不干；同意其短视的意见，让原子弹下马，毛主席当然于心不忍，他深知原子弹的重要性。

毛主席的策略是“拖着”，既不肯定，也不否定，反正原子弹在搞着，只要他什么也不批，将报告搁置，原子弹就能继续搞。

考虑1962年的蒋逆介石的反攻大陆以及印度阿三贪得无厌又自不量力的挑衅滋事，毛主席找到足以说服让原子弹下马的人的理由，他便做出了“勒紧裤腰带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的批示。

这再次显示出毛主席的伟大和策略，今天可以肯定的说，假如1961年原子弹下马，我们很可能就会痛失拥核的战略机遇期！

《揭秘：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中的十件大事》一文描述至为关键的历史时刻决策中国原子弹“上马还是下马”的那一段中一共提到了12位领导的名字：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贺龙、聂荣臻、叶剑英、林彪、张爱萍、刘西尧、刘杰。

在这12人中，有明确主张继续搞原子弹的言行的有10人：

毛主席：

自始至终一贯主张中国要搞原子弹。

——“我们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1956年4月25日）

——“原子弹就是这么大的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工夫完全可能。”

（1958年）

——毛泽东亲自批准，最后决定，研制原子弹还是继续进行。

（1961年）

周恩来、陈毅、贺龙、聂荣臻、叶剑英：

坚决主张继续。

（1961年）

陈毅：

就是当了裤子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

（1961年）

林彪：

就是用柴火烧，也要把原子弹烧响。

（1961年）

张爱萍副总长、国家科委副主任刘西尧、核工业部部长刘杰：

1961年11月14日向中央送上《关于原子能工业建设基本情况和急待解决的问题》的报告。此报告的中心内容是，根据原子能工业目前的建设情况，1962年是关键一年，只要中央领导同志亲自领导、亲自负责，其他各项保障跟上去，采取保重点的办法，1964年研制成核武器、并进行核试验是有可能实现的。

参与决策、未见有明确主张原子弹上马言行的有两人。

联想到“运十下马”和“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之类一贯传统，当年主张中国原子弹下马的人是谁不言而喻，

这类过去不能说的“机密”，

在今天这个非常特殊日子里：

真的很感慨：此时无声胜有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