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真相：龙战于野，立国之本

刘小枫

欧洲历史上的战争数不胜数，毕竟，“欧洲的版图是在战争的铁砧上锤出来的。” [1] 但直到19世纪，欧洲人关于战争的纪事或史书并不多见。德意志30年战争（1614-1648）在欧洲现代史上非常著名，相隔100多年后才有席勒（1759 - 1805）的《三十年战争史》（1793）问世，而席勒恰好在法国大革命爆发的第二年（1790）动笔撰写此书，这恐怕不是巧合。

弗里德里希·席勒《三十年战争史》商务印书馆2009版

毕竟，德意志30年战争还有另一个史学名称——德意志“宗教战争”，而席勒开卷就提到，尽管这场战争让德意志显得退回到“古老的野蛮习俗”，一种可以称为“普遍的国家同情”的新政治意识的产生“足以抵消世界公民在这场战争中所遭受的惊吓”。在席勒眼里，德意志30年战争无意中为法国大革命的“文化火炬”播下了火种，以至于历史的“勤劳之手不知不觉地再次抹去了战争所留下的灾难性痕迹”。[2]

法国大革命爆发那年，米肖（J. F. Michaud，1767-1839）才22岁，当时他是坚定的保皇派政治记者。拿破仑称帝之后，米肖追随夏多布里昂（1768-1848）追慕中世纪，花近10年功夫写了三卷本《十字军东征史》（Histoire des croisades，1812-1817），很快被译成英、德、俄文，因叙述生动且富有文采“竟得以掺进闻名全欧洲的诗人、作家的著述之中”。为了完成这部史书，米肖效仿希罗多德那样远行各地收集史料，但要说他的这部战争史有多符合史实，还真难说，因为他把11至13世纪的十字军东征视为法兰西民族成长史的一部分，以至于把它描绘成了法兰西人民的历史骄傲，而现在（拿破仑战争展开之际）“西方人再次转向了东方地区”。据说，米肖的这部战争史“在一代又一代革命中经受了决定性的考验，这些革命能够改变或修正人们的品位、道德和制度”。[3] 这无异于说，即便拿破仑战争最终失败了，它也与十字军东征一样成了法兰西民族成长史的一部分。

要记叙一场历时多年的战争，需要获得大量相关信息，现代通讯出现之前，要做到这一点相当困难。20世纪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关于这场战争的纪事书和史书也不算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资讯业急速发展，新的战争纪事写作群体——记者形成了，战争纪事和史书随之猛增。最早的中印边境战争纪事，就出自一位澳大利亚籍的英国记者之手。[4]

由此出现了一个政治史学问题：战争纪实与理解战争是一回事吗？战争是人世间最为复杂、最为极端的政治行为，理解一场战争意味着理解人世间的极端政治现象。在欧洲历史上，记叙战争的作家都获得了史学家兼文学家的声誉：席勒既是文学家也是史学家，撰写《华伦斯坦传》的兰克(1795-1886)既是史学家也是文学家。记者出身的纪事家也得收集大量史料，叙述同样得讲究文学性的谋篇和叙述，从而既是史学家又是文学家。倘若如此，与传统的战争纪事相比，记者身份的战争纪事最为明显的特性便是更为逼近战争的年代和真相。问题来了：什么是一场战争的历史真相？

朝鲜半岛上的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际（1952年3月），美国著名的“左翼报人”斯通（1909-1989）出版了一本小书《朝鲜战争内幕》（The Hidden History of the Korean War），史称第一部关于朝鲜战争的“史书”。其实，这是一部新闻报道类作品，“依据的完全是美国政府和联合国的文件和英美两国著名报纸的报道”，尽管斯通自己觉得，他记叙这场战争的历史“就像在写小说”。毕竟，当时战争还在进行之中，他“周围是一种全面战争的气氛”（斯通，“作者序言”）。

 I·F·斯通《朝鲜战争内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斯通运气不好，这本小书出版时撞上了“麦卡锡专制”的风口浪尖：麦卡锡神志不清地指控说，美国在朝鲜半岛上遭遇重创，首先应该归咎于罗斯福（1882-1945）在雅尔塔会议上“把中国和波兰出卖给俄国”。由于麦卡锡及其追随者的压力，美国的许多地方甚至“发生了使国内外感到震惊的禁书和焚书事件”。[5] 斯通认为这场战争是李承晚（1875-1965）在美国的暗中帮助下挑起的，《朝鲜战争内幕》很快被扣上“通共”嫌疑的帽子遭到查禁，斯通本人也被牵涉进“维诺那计划”引出的共产党间谍案受到调查。直到“维诺那计划”被证实是美国中情局搞的一个阴谋后，斯通的“通共”嫌疑才得以洗清：他的确是“亲共”的美国左翼报人，但谈不上是“间谍”。[6] 笔者很久以后才知道，斯通就是那位70岁开始学古希腊文，并以此年龄穷10年之功写了一部苏格拉底传的“斯东”。[7]

《朝鲜战争内幕》出版差不多20年后（1971），美国在越南战场深陷泥潭，知识界甚至军界的“反战”之声此起彼伏，斯通的这部纪事作品重获新生，成了名副其实的“史书”。因为，该书引用了大量1950年6月至1952年元月美英媒体对这场战争的报道。

出版社重版《朝鲜战争内幕》时用了这样的推介语：

美国海军学院的战争史教授艾姆布鲁斯为斯通的书撰写了重版序言，其中写道：

这位战争史教授凭靠军事常识知道，朝鲜半岛战争不可能是“克里姆林宫或北京的扩张阴谋导致的”。但这场战争的起因是否“只能从朝鲜北南之中去寻找”属于政治史学问题，他的说法未必正确，毕竟，“战争的起因”绝非仅仅是军事问题。克劳塞维茨的名言“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原话为“战争无非是政策通过其他手段的延续”）未必恰切，或者说，人们对这句名言的理解有误：毋宁说，战争意味着政治通过暴力手段来解决靠其他手段无法解决的问题。[9]

美国国内的“反越战运动”

至于“麦克阿瑟可以说是主要的、甚至唯一的罪魁”，恐怕会冤枉这位五星上将，尽管麦克阿瑟刚愎自用，且因极端“反共”而不惜与日本法西斯政客合作，对战争的扩大化罪责难逃。原因在于，

这无异于说，美国介入朝鲜半岛内战表明，美国的民主政体本身有问题。为此提供证明的是，麦克阿瑟与杜鲁门的冲突事件触发了年轻的亨廷顿（1927 - 2008）从“军政关系”角度考察美国的宪政制度及其与美国分裂的意识形态的关系。[11]

随着“反［越］战运动”升级，美国人越来越觉得，朝鲜战争是美国打的一场莫名其妙的战争。斯通的《朝鲜战争内幕》问世30年后（1982），美国的政治作家古尔登依据美国官方解密文件和军政要人的忆述以及对诸多当事人的采访写了《朝鲜战争：未曾透露的真相》（Korea: The Untold Story of the War）。

约瑟夫·古尔登《朝鲜战争：未曾透露的真相》 文治图书·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版

古尔登曾长期在军方从事情报分析，后投身新闻业。在他看来，朝鲜战争是美国的耻辱，因为它是美国国家领导人“鲁莽轻率”“傲慢自大”的结果，即便脑子清醒的参联会也应该“对战争中出现的失误负有重大责任”。

这是古尔登对美国介入朝鲜半岛内战的基本评价。“愚蠢的战争”也好，“在美国公众看来”朝鲜战争“不受欢迎”也罢，古尔登仅仅要表明“美国在一帮平庸之辈的领导下备受磨难”（古尔登，页7）。

过了不到5年（1986），亚历山大依据美国军方档案和军史材料撰写了一部朝鲜战争战史，他为自己的书选取的书名是“朝鲜：我们第一次战败”。

贝文・亚历山大《朝鲜：我们第一次战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亚历山大亲历过这场战争，他从军事史的角度得出如下结论：

亚历山大写这本书，并非因为当时中美正在走向“贸易伙伴”关系，两国即将开始长达20年的合作期。

如果我们以为这类持“反韩战”立场的战争纪事书在美国占据主流，那就错了。美国著名军史学家米勒特（Allan R. Millett）获得过“终身成就奖”，他撰写的两卷本朝鲜半岛战争史的书名并非如中译本书名那样富有诗意，而是具有直白的政治含义——《他们为朝鲜而战》（Their War for Korea: American, Asian, and European Combatants and Civilians, 1945-1953）。副标题“美国、亚洲和欧洲的作战人员和文职人员”清楚表明，所谓“他们”指联合国军。

在概述文献时，米勒特不屑于提到这些具有“反韩战”立场的战史纪事，仅仅笼统地称之为“修正主义”史书，它们“反映出美国人民对朴正熙将军在韩国的独裁统治以及口是心非的约翰逊政府干预越南的不满和愤怒”。[14]米勒特转弯抹角的修辞不外乎要说，这类纪实作品带有政治立场，所谓“纪实”未必符合史实，似乎他才具有客观立场，尽管他承认，要做到这一点的确不容易。

“修正主义”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几乎完全陌生，上年纪的人才会在尘封的记忆中回味到这个语词带有的尖锐锋利。米勒特用这个语词一笔带过1970年代至1990年代美国人写的朝鲜战争纪事，意味着此前曾经有一个关于朝鲜战争的正统叙述，但被“修正”了。

抗美援朝战争

的确，自1950年代末以来，美国知识界不断有关于朝鲜战争的追忆或研究问世。据说，美国朝野对朝鲜战争患有“国家性遗忘”（national amnesia），关于越战的出版物汗牛充栋，而关于朝鲜战争的书籍却寥寥无几——这种在我国坊间长期流传的说法并无根据。

据麦克法兰的《朝鲜战争研究文献录》（1986）所载，从1950年代至1980年代中期，美国关于朝鲜战争的出版物（书籍和文章）已多达2300种，尽管从军事角度记叙或研究的居多（亚历山大，页594）。[15]不难推想，所谓“修正主义”式的朝鲜战争纪事在美国恐怕仅仅算是一种“声音”。所谓the Forgotten War[被遗忘的战争]或the Untold Story of the War[未曾透露的战争真相]一类书名，并非指关于朝鲜战争的书籍很少。毋宁说，此前美国关于朝鲜战争的纪事或研究讲述美军遭受打击时的悲惨遭遇的书籍很少。

在美国，朝鲜半岛战争史的正统叙事的基调是“为了自由民主而战”——米勒特的《他们为朝鲜而战》遮遮掩掩地与此一脉相承。莱基的《冲突：朝鲜战争史（1950-1953）》出版于1962年，迄今还是美国施行政治教育的权威读本（甚至有了电子朗读版），该书的扉页题辞是：To Those Who Fought for Freedom in Korea[献给那些曾为朝鲜的自由而战的人们]。[16]

莱基把美国在朝鲜战场上的对手一律称为“共产主义者”，事实上，麦克阿瑟的确是带着与“共产主义者”决一死战的信念坚持要打一场清教式的“全面战争”，甚至不惜“把战争扩展到中国本土”（斯帕尼尔，页219）。我们若以为这仅仅是所谓“冷战意识形态”的反映，那就错了。毕竟，麦克阿瑟是“充满魅力的人物”，他“同几乎是宗教性质的神秘主义联系在一起”（亨廷顿/2017，页348）。

美国作家托兰（1912-2004）因撰写20世纪的纪实性政治史而闻名于世。除了善于叙事，托兰撰写战史注重对亲历者的采访。用今天的话说，托兰的战争纪事基于口述历史——他的朝鲜半岛战争纪事就属于这类作品（米勒特/下，页568）。

这并不意味着托兰撰写的战史纪事就具有所谓的客观性。他的《生死之战：朝鲜1950-1953》（In Mortal Combat：Korea，1950-1953）出版（1991）后，随即被译成了中文。托兰也许并不知道，中译本的书名加了一个副标题“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否则，他恐怕会表达不满。因为他明确说，“我并非以一个美国人而是以一个世界公民的身份来写”这本书。[17]

约翰·托兰《漫长的战斗——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托兰确实是美国人，但他又自视为“世界公民”。这种人在美国可能不在少数，中译者（或出版社）加了“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 这个副标题也不算错。问题在于，一个“世界公民”看待战争的目光真的就客观吗？

托兰在结束他的战争纪实时说：

这场战争的确残酷，历史上也没有不残酷的战争。但我们值得问问托兰：这场战争“对于参战双方的高、中、低层的人民来说”都是“愚蠢、错误、误判、种族歧视、偏见和凶暴的战争”？“世界公民”如此不辨是非、不分青红皂白地把这些语词加诸于“参战双方的高、中、低层的人民”，让自己站到一个超历史的道德高度，他的灵魂就“能够承受”（bearable）书写这场战争，让人匪夷所思。

无论南北双方的朝鲜人民还是中国人民，都不会同意说，这场战争是“愚蠢、错误、误判、种族歧视、偏见和凶暴的战争”。参战双方的人民不是“世界公民”，“英雄主义、自我牺牲精神、对敌人个人的仁慈和同情”也不属于“世界公民”，而是属于某个国家的战士。各个国家记住自己的英雄及其自我牺牲精神乃至对敌人个人的仁慈和同情，属于政治的自然。[18]

托兰不分青红皂白把“愚蠢、错误、误判、种族歧视、偏见和凶暴”加诸给交战双方，恰好证明这位“世界公民”的头脑“愚蠢、错误、误判”，因为他不能辨识什么是“种族歧视、偏见和凶暴”。

要辨明历史上的政治事件的是与非或道德与不道德，从来不是容易的事情，这涉及到具体而又复杂的历史处境。何况，“人们对道德世界的基础存在着深刻的、显然是永无休止的争论。”尽管如此，“我们却生活在道德世界的表层结构中。”[19]换言之，人是道德的存在，尽管人世间的纠葛无论在哪个层面都是非难断，仍然需要尽可能明断是非。否则，道德世界这个“表层结构”就不复存在。因此，通过学习辨析历史实例来培育道德判断力，还是西方和中国的古典文明都相当看重的教育方式。对于我们今天的高中生来说，这种政治教育尤其重要。

18世纪的卢梭已经说过： 

也许是受到这段话的激励，沃尔泽在他的《正义与非正义战争：通过历史实例的道德论证》中列举了诸多20世纪的战争，并勇敢地坚持区分正义与非正义的战争。但他没有提到朝鲜半岛战争，让人颇为费解。毕竟，与20世纪的诸多战争不同，直到今天，史学界还在为朝鲜战争双方谁是正义一方之类的问题争议不休。也许，由于沃尔泽把“承认和尊重个人权利以及由个人组成的共同体的权利”的“人权论”作为区分正义与非正义战争的唯一尺度，他才无法面对朝鲜半岛战争这样的“历史实例”。

姚旭将军的《从鸭绿江到板门店》可能是我国“新时期”以来带史学性质的抗美援朝战争史的开端之作，尽管具党史叙述风格，却限内部发行。[21]自那以来，风格各异的或回忆或记叙或研究抗美援朝战争的书籍日渐增多，而且络绎不绝，史学界也不乏高质量的实证研究成果，纪实性作品明显更多。据统计，1995至2009的15年间，“有关朝鲜战争的专著、译著及回忆录等”已经多达100余种。[22]

姚旭《从鸭绿江到板门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在笔者目力所及的战史回忆或纪事中，唯有双石的作品名为“开国第一战”。[23]这个书名暗含的意思是：历史上的中国重新“开国”已有多次，唯有这次“换了人间”。

《开国第一战》采用中国民间文学传统的“章回”纪事体，修辞风格与新中国直到1970年代都还保持着的战争状态一脉相承，如今的年轻人读来会直接感受到在那场战争中志愿军战士缠满绷带的英勇气概。如实呈现那个年代的战争气氛和顽强斗志，就是对历史客观性或历史真相的一种揭示。

双石《开国第一战》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

这种品质的作品构成了我国抗美援朝战争纪事的主流。但随着改革开放日渐深入，我们的一些知识人也开始“修正”正统叙事。据说，朝鲜战争的成因不是因为“美帝”侵略朝鲜，而是苏联怂恿北朝鲜“入侵”南朝鲜；新中国出兵抗美援朝，无异于打了一场不仅莫名其妙而且得不偿失的战争。这种“修正”史观与美国“正统”的朝鲜战争史观不谋而合，发人深省。

1951年4月11日，麦克阿瑟被解职后，美国参议院特别委员会曾举行听证会，调查麦克阿瑟公开声称“‘参谋长联席会议完全同意’他扩大战争”的说法是否属实。二战期间的美国名将布莱德雷将军（1893-1981）在半岛战争期间任美军参联会主席，他在5月15日的听证会上作证说，“扩大同赤色中国的战争是错误的。”按布莱德雷自己的说法，他当时的原话在后来遭到误解：

误解也来自同一部传记的中文“编译”版：

看来，布莱德雷将军的确有过这一断言，但他究竟是在美军进犯38线以北之前这样讲，还是停战协定签订之后才这样讲，对追究战争责任而言确实有很大差异。尽管如此，这一断言的性质不会因此而有什么不同，总之是“一场错误的战争”。无论如何，这话成了名言，迄今传诵不衰。

2010年6月25日下午，《文史参考》杂志社在北京举办了“朝鲜战争六十年暨半岛形势研讨会”。随后，该刊推出“六十年前血与火：朝鲜战争”专题，杂志社编辑部为此撰写了“专题导语”。这篇“专题导语”引用这句名言后紧接着就说，这句名言“说的不仅仅是美国人眼里的朝鲜战争，对卷入战争的南北双方，对中国、对联合国其它15个成员国来说，又何尝不是这样”。[26]

《文史参考》2010年第12期

这话让人觉得，我们的《文史参考》编辑部似乎也成了“世界公民”。人民日报系统的杂志社编辑部竟然认为，对新中国来说，这场战争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同错误的敌人进行的一场错误的战争”，如果不是让人匪夷所思，那就是国家意识出现内在裂变的表征。

朝鲜半岛战争的主角是分裂的朝鲜南北双方和中美双方，唯有美国有官方人士（布莱德雷将军）明确承认，美国介入半岛内战是“一场错误的战争”。[27] 即便作为“世界公民”的美国人也承认，美国介入的这场战争是“近40年来在美国历史上唯一的一场没有被国家树碑立传的战争”（托兰，页662）。其余三方从未承认，这是“一场错误的战争”。《文史参考》编辑部代表朝鲜南北双方和中国承认这是“一场错误的战争”，难道不让人匪夷所思？

事情还没有完。为了反驳这种观点，有军史学家提出，应该区分“朝鲜战争”与“抗美援朝战争”。毕竟，这两个概念“既有联系又有重大区别”。[28] 也许可以说，“朝鲜战争不该打，抗美援朝战争却不能不打”——或至少可以说，朝鲜半岛爆发内战是否算错另当别论，“抗美援朝战争”则不能说是“卷入一场错误的战争”。

“朝鲜战争”与“抗美援朝战争”这两个概念的确有区别，但区别并不在于“该不该打”的战争性质，而在于当事者的政治身份差异。对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来说，“朝鲜战争”是“祖国解放战争”，对新中国来说，“朝鲜战争”是“抗美援朝战争”。即便对于李承晚来说，“朝鲜战争”不仅该打，而且还应该打到底，否则他不会坚决拒绝在停战协定上签字。仅仅对于美国来说，朝鲜战争才有“该不该打”即“该不该介入”的问题，否则，参联会主席布莱德雷将军不会说那句是基于美国实际利益的话。

政治史学家曾用历史社会学的统计方式统计过德意志30年战争以来至1980年代世界史上发生过的战争，唯有朝鲜半岛战争同时有三个不同的名称，堪称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战争实例：朝鲜与韩国的战争、美国与朝鲜的战争、中国与美国的战争。[29]

1950年11月—1951年1月中国军队的参战情况

严格来讲，“朝鲜战争”是以战争地点来命名战争的史学习惯，与当事者各有各的表达式并不矛盾。若有史学家说金日成发起统一祖国的战争“有错”，那么，马上就会有人出来问：是不是也得说解放军打过长江“解放全中国”也“有错”？在日本的某些史学家看来，朝鲜的“祖国统一战争”是中国内战的延续或者说中国革命的延续，恐怕不无道理。毕竟，金日成对“毛泽东道路”不仅敬佩不已，还非常羡慕。[30] 何况，“热血同流”的抗日战争已经把中国和朝鲜的抗日志士紧密维系在一起，而战后的统一祖国同样是“热血同流”，尽管不是需要联合解决的问题。我们总不至于会忘记，《八路军进行曲》（后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作曲者郑律成（1914-1976）出生在朝鲜半岛西南，19岁（1933）才来到中国，加入朝鲜人的抗日组织“义烈团”，“7·7事变”后即奔赴延安。

史学家没有理由说，朝鲜半岛内战因引发了国际战争而是“一场错误的战争”，至多只能说是一场运气不佳的内战。历史上的内战何其多，绝非现代才有，只不过现代意识形态给现代式的内战打上了“革命”的烙印。但“革命”式的内战诞生于17世纪的英国清教革命，而非1917年的俄国革命。[31]

就在《文史参考》杂志社举办研讨会的当天晚上，一篇题为“朝鲜战争的真相”的“网文”在网上广为流传。作者这样开头：

这才是“朝鲜战争”概念引发歧义的关键所在：作为内战和作为国际战争的“朝鲜战争”有本质上的区别。问题在于，朝鲜半岛的内战仅仅持续了不到三天，美国就发动了另一场战争——清教徒“十字军西征”式的战争。

1950年6月27日，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美军前往朝鲜

平壤时间27日（美国东部时间6月26日），美国远东空军已进入半岛空域作战。这天晚上9点，白宫召开紧急会议时，空军参谋长“范登堡将军汇报说，美国空军击落了一架雅克-9”，艾奇逊则希望美国空军的行动不受38线限制，杜鲁门没有同意（米勒特/下，页144）。实际上，这一天美国远东空军在汉城上空共“击落了七架雅克-9”，而“美国空军持续不断的空袭还使朝鲜集结在公路周围的地面部队损失惨重”（米勒特/下，页159、106-107）

有位移居美国的华侨作家在讲到朝鲜半岛战争时信口开河：

金日成发起攻击时，手中不是仅有“三个勉强拼凑的步兵师”，而是由苏军训练并提供装备的“7个师和2个装甲旅”，并且“每个师的组织结构表包括4个炮兵营”（米勒特/下，页14、41）。[33] 按照1950年6月韩国情报部门的说法，北方军“有10个步兵师、1个坦克师，1个空军师和1个高射炮团”，则可能有些夸大其词。[34]

金日成的确有充分把握一举击溃李承晚的韩国军。他的作战方案是，兵分五个方向同时突击，针对汉城和汉江流域的突击力量有3个精锐师，由80辆T-34坦克作向导，尽管李承晚方面“有8个师，其中有4个师集结完毕，并进行了顽强抵抗”（米勒特/下，页15）。3天后（6月28日），人民军攻克汉城，李承晚的政府机关撤到大田，紧接着又撤到大邱（7月）。

要说金日成“心比天高”，只能说他万万没想到美国人会介入半岛内战。与此相反，1年多前，人民解放军的两个集团军群已经打过长江夺取南京正逼近上海时（1949年5月23日），毛泽东电令二野集团军群首长警戒美国：“二野目前的任务是协助三野应付美国可能的军事干预。”[35] 5天后（28日），毛泽东又电令各集团军群首长，警惕西方各国联合武装干预：“美国正在和英、法等12国会商统一对华政策，青岛增加了美国军舰……”（同上，页574）。

1949年4月23日，毛泽东阅读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的报道

当然，金日成的疏忽并非没有原因。毋宁说，他万万没想到，人类文明的“楷模”美国半年前才公开宣布自己的远东防御范围不包括朝鲜半岛，竟然出尔反尔得如此之快。

话说回来，在政治斗争中、尤其战争状态下，必须把最坏的可能性考虑殆尽。若在战场上遭遇败绩，事后说“万万没想到”，仅仅表明对敌人的个性缺乏足够的认识。

这位华侨作家紧接着还说：

金日成发布“8月底将美国侵略者赶出朝鲜”的作战命令时，正是釜山战役胶着之时，他必须“气冲牛斗”——他要“将美国侵略者赶出朝鲜”难道有错？

美国介入半岛内战后，新中国在边境集结的不是“12个军”，而是12个师即4个军（加强一个炮兵师）。当时，中国的内战还没有结束，美国借朝鲜半岛爆发内战介入台海，新中国集结战略预备队（一个集团军）应对东北边境的战争威胁，难道不应该？

用“又要”两字无非表明，在作者看来，中国共产党再次为了莫须有的战争“把自己的子弟往战场上送”。上一次是哪次？抗战结束后共产党打国民党？作者没有这样说，否则她笔下的张东荪也会从坟墓中起身反驳：挑起内战的是蒋介石。这位华侨作家不至于会认为，共产党北上抗日是“把自己的子弟往战场上送”吧。

与这位华侨作家的说法相反，史学家们现在已经清楚：朝鲜战争不是斯大林要“非打不可”，而是金日成要非打不可——仍然是那个问题：完成自己国家的统一难道有错？

彭德怀与金日成在前线交谈

作家可以免责于学术上的无知，却不能免责于无视基本的历史事实。美国的史学家承认，早在二战结束之前（1944年12月），“一些美国官员就已经把苏联视为下一个敌人”了。[36]

华侨作家本可以很容易从美国史学家那里得知，“二战”刚刚结束还不到半年，“大街小巷和投票站发生的一切令美国官员大伤脑筋”，因为，“在欧洲的每一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支持率都在攀升。”

当时欧洲有影响的知识分子甚至认为,奥斯威辛“是20世纪30年代欧洲资本主义危机的副产品”，而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则代表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37]

1946年2月22日，时任美国驻苏大使馆代办的凯南给国务院发了一份8000字的长密电，把苏联心态刻画成狂热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与沙俄扩张主义的混合体，并据此提出了强硬的“对苏遏制”战略。[38]

凯南的长密电要给美国国务院领导传达这样的见解：“由于不曾受过盎格鲁-撒克逊式调和折中传统的陶冶”，克里姆林宫政权对世界事务的看法太过神经质，这根源于俄国传统的、出自本能的不安全感，“因为他们出身于俄罗斯-亚细亚世界。”[39]

其实，这封长电报本身恰恰证明，凯南自己对世界事务的看法太过神经质，要说出自本能的不安全感，恰好属于盎格鲁-撒克逊式的美国传统。用当时的一位美国政治家的话来说，凯南“无异于用关于美国的一相情愿的幻想来支持希望苏联崩溃的幻想”。[40]

的确，若把凯南电报中的“克里姆林宫”换成“白宫”，把“俄国”换成“美国”，并非不恰当。美国的政治地理位置虽然与自古以来战火不断的欧亚大陆隔着两个大洋，美国政治人并没有觉得可以高枕无忧：

尼古拉斯·斯皮克曼《和平地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美国的不安全感难道不是既传统的又是本能性的？随后发生的“麦卡锡专政”事件正是这种不安全感的体现：

1948年元月，在涉及诺贝尔和平奖提名问题时，“遏制战略之父”凯南在日记中写道：

在公开场合，凯南不会这样说。而且，他在日记中马上补充了一句，“一定要问清楚：‘哪种和平？’‘谁的和平？’”这句补充再次证明，“心仪”冷战的是促成美国采取“遏制战略”的美国政治家凯南。朝鲜半岛上的内战变成了国际战争，正是因为美国对世界事务持有神经质的看法，而这种神经质不外乎是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心理，即著名史学家保罗·肯尼迪所说的“反共偏执症”。直到今天，美国的国际战略家仍然没有摆脱这种神经质：

如果对世界事务的神经质看法以及出自本能的不安全感属于美国政治人，那么，我们就需要调查这种神经质从何而来。由于我国史学界的“亲美”心态相当普遍，这种调查迄今无法展开。

从美国的“正统”史观来看，朝鲜半岛战争是美式清教主义与东方共产主义的殊死一战。杜鲁门相信，“美国的使命就是在世界传播道德和民主”，因此他认为美国在处理国际事务时“不应心慈手软”：

由于有“道德和民主”乃至“对人权的深切关注”之类的语词，杜鲁门动用武力的决断让人以为美国很“正义”。一旦人们意识到这些语词的历史含义来自清教信仰的界定，那么，我们“过去的思维模式”认为朝鲜战争是“美帝”挑起的，又错到哪里去了呢？

1951年，彭德怀（右3）在朝鲜成川郡桧仓与邓华(右1)、陈赓(右2)、甘泗淇(右5)、王正柱(右7)等合影

2010年年底（11月24日），名为《往事》的网刊（第103期）刊发了某个志愿军战士撰写的回忆文章。“编者的话”一开始这样说：

这样的声音早在1990年以来就出现了。[44]我国的某些知识人改变对朝鲜战争的认识与其说是苏联和美国相关档案解密的结果，不如说是因为1990年代以来中美日渐成了最大的“贸易伙伴”：既然“伙伴关系”如此之好，40年前何必兵戎相见！

甚至美国也有政治史学家这样认为：

不过，即便有美国人认为朝鲜内战变成国际战争错在美国，也未必因为他们是中国人的“贸易伙伴”。毋宁说，他们会记得，在“美国崛起”的年代（1890-1910），荷马李（1876-1912）就已经严词警告美国人必须区分“工业主义”与“重商主义”：发展工业化是实现让国家伟大这一目标的手段，“但不是目标本身”——正如人活着需要吃饭，却不是为了吃饭。

荷马李（1876-1912）

美国取代大英帝国的世界主导权之后，美国的史学家自然会觉得，这话应该由美国人来说才对：

这无异于承认，与古希腊-罗马文明乃至近代的意大利文明的道德水平与实力相比，美国文化并不在一个量级。

接下来的问题自然便是：通过记叙这场历史上颇具偶然性的战争来探究更具普遍性的世界政治问题的历史真相何以可能。

上甘岭英雄阵地

1950年7月28日，美国太平洋舰队派出巡洋舰朱诺号（USSJunesu）及潜艇鲶鱼号（USS Catfish）和梭鱼号（USS Maddox）组成“台湾巡逻部队”（Taiwan Patrol Force）开始在台湾海峡巡逻。

直到今天，朝鲜半岛的战争状态并没有结束，仅仅处于停战状态——台湾海峡两岸同样如此。

事实上，中苏两国边防军在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1969年3月）之后，美国政府趁机缓解中美关系时，仅下令第七舰队将在台湾海峡的“连续定期巡逻，改为包括作战及辅助舰的随机巡逻”（1969年11月），并没有取消巡逻。

由于美国的干涉，东亚的两个文明古国的分离状态已经持续了半个多世纪。

波拉克教授作为史学家没有问一下，这在现代世界史上是否算得上史无前例？

反法西斯战争已经结束大半个世纪，而遭受日本帝国欺凌的两个东亚国家迄今没有实现统一，反法西斯战争是否算得上彻底胜利？

我们被迫接受现状虽然不等于承认现状，但久而久之，人们习惯了被干涉状态，也就没谁再追究被干涉的法理。

2020年2月，一艘Arleigh Burke级驱逐舰Stesem号、一艘Lewis和Clark级干货船USNS Cesar Chavez驶过台湾海峡

波拉克教授还说，“当然，中美卷入[这场战争]都是为形势所迫”（哈丁，页288）。的确如此，但他显然不能说，两者的“被迫”出于相同的政治理由。由于自身的安全受到威胁，新中国被迫阻止国际联军干涉朝鲜半岛内战并进逼中国边境，美国干涉朝鲜半岛内战又是出于什么政治理由而被迫呢？

人们甚至还可以问，没有朝鲜半岛战争，美国是否就不会成为全球干涉的超级大国了呢？按照美国的文明理念，美国是不是必然会成为这样的超级大国？

“超级大国”（superpower）是国际政治学中的专业术语，[63]但在我们的用法中一直是贬义，相当于“帝国主义”的代名词。1980年以前，我国知识界对美国的看法基本上还停留在战时状态。随着中美建交（1979）以及两国合作关系逐渐加深，美国的政治形象在我国知识人的心目中开始发生深刻变化，1990年代以来甚至成了不少知识人心中的理想之邦。即便发生了美国军机轰炸我国驻南联盟使馆（1999年5月7日）以及美军EP-3侦察机在海南岛附近空域与我国军机相撞（2001年4月1日）这样的严重事件，情形仍然如此。中美两国之间一旦有事，一些中国知识人会不假思索地认为：一定是中国政府不遵守国际规则。

并不是所有的中国知识人都无视政治常识成了“亲美者”，1990年代流行的一句俏皮话表明，仍然有相当一部分中国知识人对美国德性抱持疑虑心态：“帝国主义夹着皮包回来了。”这绝非意味着，有些中国知识人仍然眷恋封闭的时代。毕竟，抗美援朝战争之后的20年，不是新中国自我封闭，而是被美国军事封锁。

1991年3月，美国提出由韩国将军担任“军事停战委员会”首席代表，朝方拒绝了美方的提议，并撤走驻“军停会”代表团。中国方面鉴于“军停会”已实际停止工作，决定撤回驻“军停会”的7人小组（9月），志愿军的名称从此才真正成为历史，与我们生活的时代并不是那么遥远。

1990年代是新中国意识的一道历史分水岭，我们的共同体意识在开放时代逐渐走向分裂。2010年的那个春天，我的“朝鲜半岛战争甲子祭”讲演虽然遭到唾骂，但也博得了称赞，这让我对我们的共同体意识的内在分裂感触良多。毕竟，中国意识有举世无双的历史文明基础，如今竟然会因为一个新生的世界帝国而产生内在分裂，这本身就算得上是一个历史事件，更是一个政治史学问题。

国家意识由于对美国的态度而出现内在分裂，仅仅听起来就颇为不可思议，却并非是我们的共同体独有的现象，毋宁说，这是一个相当普遍的世界历史现象。倘若如此，一个政治史学问题就出现了：这种世界性现象究竟是怎么回事？从世界史或者说“全球史”的角度看，美国这样一个国家的诞生和成长意味着什么？

刘小枫《龙战于野：世界史视野下的朝鲜半岛战争志》书影

除非从世界史的角度先澄清这一问题，我们的共同体意识在看待朝鲜半岛战争这一历史事件时的分裂很难有弥合的可能。如果说朝鲜半岛战争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道分水岭，那么，这道分水岭不仅在于这场战争本身，更在于如今的我们如何重新认识这场战争的世界历史意义。

自觉承担欧洲文明命运的尼采曾痛心疾首地感叹：对欧洲人来说，“古代世界的全部工作都白费了！”

我们还不至于发出这样的感叹：中华民族“最具洞察力亦即最具后顾与前瞻眼光”的那个阶层在古代时期的“全部工作都白费了”！尽管如此，中国文明“本能的高贵和趣味”、“组织与管理的天才”禀赋，尤其“生命的伟大风格”在今天确实面临“一夜之间”被“全球化”普世伦理埋葬的危险。

可以肯定，如果我们的中学和大学缺乏正确的政治史教育，

那么，我们将越来越难以面对

既开放又复杂的国内知识状况

和已经进入又一个

世界历史关键时刻的国际政治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