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算王明路线错误，发言之四：戴季英的发言

文摘 2024-10-21 23:24 北京

戴季英同志的发言（经自己整理后亲笔抄写）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八日）

戴季英

高干会已经提出关于过去陕北肃反问题，这个问题与我有关系，现在我来说一说一些意见。

我今天仍然是讲我自己的错误中引出当时的经过情形，这里要牵涉到当时的一些负责同志（与肃反有关系的一些负责人），不过我的意思不是把错误向别人身上推，我没有这样说过，从来也没有这样想过。

我已经了解与承认了我的错误，服从了党的决定。

我讲话总的题目是：我在陕北肃反错误中的严重与恶果。这不是一个普通的错误问题。

提起这个错误的时候，我自己的确非常懊悔。

我想，假使不是中央来纠正了这个错误，在当时主客观形势发展上看，有不可想象的危险，如事实上是内部瓦解分离，外面敌人对我们进行进攻，造成党与群众不团结，涣散。这样肃反继续下去，革命力量一定要大大削弱，以致有被敌人消灭的危险。

肃反错误中埋藏下来这样的危机，如果继续下去，中央不是迅速来了，迟来几个月或半年的话，这些危机都要爆发。

中央来纠正了，很圆满的结束了这（个）问题，又是很大可幸。中央把25、26、27军以及陕甘全党在中央正确领导下团结起来，马上转变了新的局面。

我想问题很明白，肃反问题的解决是完全正确的，这应归功于遵义会议后毛主席所领导的中央路线之正确，这是真理。

昨天听见郭洪涛同志讲话中好像说。当时在领导上提出他们不是反革命。据我所了解的，当时没有人提出这样问题，当时陕北中央代表团和省委都是—致决定与领导肃反。

造成严重错误，完全由于中央来后纠正的。

当我们25军长征进入陕北，中央代表团朱理治、聂洪钧、郭洪涛在开始同我们谈话中间，就谈到陕甘右派反革命问题。他们谈及右派反革命、右倾取消主义，在这边党与26军中很严重，具体的指出蔡子伟、张文华、李西萍为右派。

谈及到刘志丹、高岗等袒护右派；张庆孚冒充中央代表，经过阎锡山、张慕陶、杨虎城来这里，无组织介绍信，行为不好，老住在26军想活动刘志丹；26军有许多问题表现不好；27军是陕北产生，好些。

朱理治并介绍说郭洪涛是陕北创造人，群众领袖。关于这边工作，代表团召集了扩大会有决定，并说你们来了，对这边问题解决与冲破三次围剿更有把握些。此后即交给我们扩大会决议，说是根据中央指示，朱理治起草的。

这决议给予我们对这边问题认识上的根据。当然，主要由于我们主观上的错误，从九月十五号到二十三号这八天会合在永坪中，与我们谈话间和会议上的一些印象：陕甘党与红军中有右派反革命，很严重，表现他们对刘志丹、高岗26军不信任与怀疑。八天内代表团和省委即决定与开始了肃反，我认为他们对肃反是胸有成竹，我们25军没有带什么材料给他们。

代表团省委决定开始进行肃反的布置，是先从蔡子伟、张文华、张文舟、张庆孚、张秀山等着手；找外面与里面的关系，则从张庆孚。

我们没有来前张庆孚就被捕，这是当时准备开始肃反与已刚开始肃反时的一些情形。为什么这样？

因为我们没来前，他们思想上已有这种准备。因此，才能很快的布置肃反的行动，故很快能确定了具体的方针与方向：从开始逮捕蔡子伟、张文华、张文舟与继续逮捕张秀山找26军问题。开始虽还没有完全的明朗出来，但思想上是存在着。

肃反开始以后，就着重于找刘高26军右派反革命问题。所以，逮捕26军主要干部之一的张秀山，逮捕与决定逮捕张秀山时，朱理治面告我，从张秀山找刘志丹高岗26军问题，问右派是谁负总责。

当时，照代表团和省委的意见，我们25军同志一致认为问题很严重，在会后八天内肃反问题决定后即分配我管理肃反工作；同时分配我负责陕北游击战争和军委后方事。

我积极参加与执行了这肃反，按照给予我肃反工作中的方针方向去做，故从蔡子伟至张秀山等就开始找26军刘高右派反革命事。

开始申问蔡子伟、张秀山，朱理智、程子华均参加，他们审问时是向着26军刘、高方向问，逼供与指名问供。

在逮捕蔡子伟、张文华、张文舟、张秀山时，是代表团省委决定的。

朱理治告诉过我几次，叫注意问26军问题，注意从张秀山问刘志丹、高岗问题。

事实证明当时领导同志思想，对于右派问题严重，主要的就是以26军刘、高为对象，如开始肃反时就以26军为方向与短时间内积极的决定与行动。

如代表团省委负责人叫我注意问26军刘、高问题，及他们亲自讯问中也是一样，如开始逮捕人和以后逮捕人都是与26军有关系的人，如肃反中代表团省委为供出刘、高可信与决定逮捕刘、高等人。

假使在思想上你没有存在对于刘、高26军右派问题的方向，即供出后也不会相信，审讯的时候也不会向那方向逼与指名问供，行动的时候也不会那么快的断然逮捕他们，所以问题绝不是偶然的。

25军的同志对于陕北肃反错误有很大的帮助作用，但也不能在八天会后之内及前后肃反不过一月中，而能搞得发生如此肃反，怎么这样快与这样肃呢？可以估计到当时的领导思想上的情形。

关于代表团和省委会议，我只参加过一两次省委联席会（25军的与陕北的）。这会议主要是传达代表团的领导路线（照原来扩大会决议）与斗争张秀山右倾取消主义，实际是打击刘、高26军。

我再参加过一次省委会议，这会议肃清右派，准备肃反是中心问题之一；讲别的问题，也联系到肃清右派反右倾取消主义，一致的确定了要肃反，其意思是要揭发与破坏右派的组织与托派关系阴谋等。

问题（是）思想中潜伏着揭发右派在党与红军中的活动，不外乎是陕甘党与红26军，而不是27军与陕北，我在这次会议被决定叫我管肃反。

在肃反开始后，我参加过不定形式两次座谈。

一次是朱理治、程子华和我在审问蔡、张之后，因已供出刘志丹高岗等人，均一致认为问题严重，叫我写信通知前方去了，说还继续审问；一次是又好几个人，朱理治、郭洪涛在座，谈及肃反问题，26军问题严重，刘、高很大可疑为右派；也说要继续审问，从张秀山找26军问题（张秀山已逮捕了)；还谈及张文舟、张庆孚、蔡子伟、李西萍等的问题与26军有关系。

我没有参与过代表团和省委常委会，到肃反后期刘志丹被逮捕后，我参加一次省委常委会，讨论扩红与粮食和决定我为保卫局长。

朱理治曾向我讲过，郭洪涛知道很多情形，叫我问他。

我觉得郭洪涛的态度不阴不阳的，暧昧不明，我不喜（欢）找他，我都是与朱理治发生关系。关于情形，郭洪涛也不多向我讲的样子。

会后开始时间里，他们同我们谈话中间涉及内部问题时，往往给我们印象是：蔡子伟、张文华、张庆孚、刘志丹、高岗、张秀山右倾右派托派混在一起谈，谁是右倾右派搞不清楚，好像中间都渗透着，有联系，使我们觉得不外乎谈这些人有问题，如右派和与右派有关系，高岗、刘志丹这些人都是不好的和有问题的。

关于肃反，我没有管理全面的，我只是管瓦窑堡这一部分，肃反主要的是在军团；逮捕刘志丹、高岗及其他同志，如没有中央代表团和省委的决定与命令，我的命令是不可能通过的，因我不是中央代表团与省委负责人。

我错了，我糊涂了，开始以后，其他的同志为什么一样的错与糊涂？这就是上面对下面领导作用的贯彻与肃反的一致。

代表团朱理治同志对于肃反是有决心的，他负总的责任；郭洪涛讲他与朱理治的意见好像不一致的样子。我觉得郭洪涛在总的方面是帮助朱理治同志向肃反错误方向走，朱理治找材料是从郭洪涛（那里找），如郭洪涛在总的方面反对肃反，反对朱理治，那朱理治的决心可以动摇的。

郭洪涛始终没有和我谈过刘志丹、高岗、张秀山这些人历史上的具体情形，没有同我谈过说这些人不是反革命。

当时朱理治在工作中依靠郭洪涛帮助他，郭洪涛有作领袖的思想，要依靠理治提拔他。郭洪涛想当领袖，搞自己的封建系统。

后来我在省委工作时，曾从郭洪涛的表现上与XXX同志谈过，说郭洪涛想当领袖土皇帝，想搞干部巩固自己的地位，不正派。

聂洪钧讲：郭洪涛说“刘志丹同右派有勾结”；他对我只讲过：“刘志丹恐怕与右派有关系”，这是在那次座谈会之间所讲的（郭洪涛从瓦市回来后），他始终没有明确的向我说过刘志丹、高岗是反革命（或）不是反革命；他没有向25军别的同志这样说，他对我们是暧昧的。

瓦窑堡

关于逮捕刘志丹，我在瓦窑堡活动分子会议上与去年五月给中央报告中均讲：

是代表团省委决定，郭洪涛送到我处的。逮捕刘志丹，因认为刘志丹是反革命右派问题，是朱理治亲自主持审问蔡子伟、张文华、张秀山等人后，他们都供出了刘志丹高岗等人。

记得朱理治很兴奋，认为问题已证实，为防事变，决定逮捕；叫我写信前方；他并说他与郭洪涛商量。

后来我照他的意思写信，朱理治、郭洪涛均签名后，我也签名，此信送到路上遇刘志丹看了（后来据说是他要去拆开看的）。

在此前几天，在瓦市一天晚上，朱理治着人找我去，我去了。

朱理治、郭洪涛在一块，朱理治问我：“刘志丹的问题怎么搞，是调回，是逮捕？”

我答以：“你们决定怎样就怎样，问题是严重的。”

我因放下别（的）事，告以有事，就快去了。

几天后（记不得日期）刘志丹回来到军委，我先知道(这即是他回在路上遇见逮捕他的信），我即去告诉朱理治说刘志丹回来了。

朱理治说“你把他叫去押起来”；我讲“我不好叫他”；朱理治说：“叫郭洪涛送到你那里去”。我是同意押起，负责执行，就先回去给他布置住宿地点。

到晚上点灯时，郭洪涛送刘志丹来了，送来后就走了。这是决定逮捕刘志丹与通知前方的经过，据我所知如此。

刘志丹来我处后，我即与他谈“有问题”如何如何，他不作声，不讲什么。

我就安慰他放心休息，不要着急，问题总要弄清楚。

他答以没有什么，我在这里休息。

以后我就与他谈劳山作战经过，没有谈他的问题。

天晚了，送他去房子休息了。

我始终没有审问过他，我以后到他房子看过他几次。有一次见我去，（他）拉我坐下说谈谈。他简单讲了几句话：

听说你也是像我一样，几条枪搞起来的，很好，好同志；

及问我读书事，我问他读书事。

他讲住黄埔政治队，他又谈北方与南方不同，你没事可下乡去玩玩；刘志丹有很多错误，老百姓知道很清楚，你可找老百姓打听打听。

我告以好好休息，没弄清楚绝不会随便处置的。

他讲：“我知道，我怎么会怨你呢？你怎么会知道我们的情形呢？”

我很幼稚简单，不注意他说话（是）提醒我的暗示，不注意陕北党的内部问题。

他讲话很慎重，我看他几次，除这次外，其余未讲什么。

关于逮捕人，每一次都是代表团省委决定的。开始为蔡子伟、张文华、张文舟、张秀山、赵启民，后来即刘志丹、高岗这一批。

到肃反后期刘志丹、高岗被捕后，朱理治令我逮捕高朗亭等五人。

经过我逮捕的是开始这几个人和后来几个人以及刘志丹；其余如高岗及军团的，都是军团逮捕送到我处的，我才知道。

陕甘与关中肃反逮捕人及杀人事我始终不知，因我与各地发生过关系，他们是与省委和军团发生关系，是事实。这可以问各地的同志，可以问被捕过的同志。

逮捕高岗是军团前方逮捕送过来的，我才知道不是我经手。

军团的逮捕人与肃反由军团同志直接负责的，但并不是说逮捕高岗我就没责任。

逮捕刘志丹、高岗以及其余同志，根据供词不外乎两个：一个是蔡子伟，一个是张文华，均经朱理治审问后的供词；我也问，郭洪涛也参加过一次（问蔡子伟、张秀山），朱理治主持审问好多次。至于供的过程中的情形，郭洪涛晓得的，朱理治同他讲，我也讲过。

我曾向省委讲，朱理治、郭洪涛、王达成等都在座，供词都交给了省委看。审问不是我一个人，朱理治来了就由他主持，就由他再三再三的问；主要供词有省委秘书小宋抄过，不是我一个人抄的（因朱理治商定叫小宋抄）；供词送前方军团都经过了省委朱理治后才送。

那主要供词抄了数份，一份由我交省委王达成手，一份朱理治叫我送前方。他给一封信交我，（还有）一份供词，我派人送的。逮捕高岗等一批，是在这供词之下。

朱理治、郭洪涛他们说：当时不同意我的办法，我搞的不对，制止我不服从。我问：你们同样参加是事实，我不听指挥，你们以后为什么还要我当保卫局长呢？我当保卫局长，是逮捕刘志丹后；

决定我当保卫局长，还未公布，中央就来了。

朱理治主持审问多次，严刑逼供与相信供词，同我比较只有过而无不及。这事实可问被审问的在座同志们。

省委的肃反指示没给我看，我到省委机关看见过用油印已印出来的。肃反指示是不是纠正错误呢？不是的。我仿佛记得中心内容是解释肃反是胜利的，证明是反革命与继续肃反，与巩固苏区扩大红军粉碎三次围剿的政治任务不可分开。这也证明没有制止肃反，而是向前扩张。

当朱理治去欢迎中央红军的时候，我没有问过被押的人。因为朱理治不在，没有得其批准。朱理治要我公审枪毙朱子休，是临行去欢迎中央前一天，临走时也给我一信仍如此。我没有执行的原因，不外乎要慎重一些，弄清楚再执行也可，枪毙了挽不回来。这封要枪毙朱子休的信，在箱子里遗留于一九三八年，我离开延安时才烧掉。

在一九三七年苏区党代表大会，据说有同志提出要重新讨论陕北肃反问题。吴岱峰、张秀山同志曾找我，要我把知道的经过情形再讲一下。我说不必讲，因已由党作了结论，我服从了决定，我的错误自己负责。只要我能了解与纠正，党会相信我的。我向吴岱峰讲过几句话，说逮捕刘志丹是省委决定郭洪涛送来的，而我不愿意向下讲。我觉得讲肃反经过，是与我服从了负总责任的话相抵触。

吴岱峰还拿来说明文书给我看，我看了一点开头，就没有看下去。

朱理治曾有感觉材料不充分的愁闷，故亲自主持审讯数日。后从他们口供中认为证实了，他很兴奋，是事实。请问他自己，朱理治肃反始终也没有表示过动摇，如最后还决定叫我逮捕高朗亭等五人，与要枪毙朱子休，和省委肃反指示……。关于停止红军行动，我是不知的，也没有给我看他对红军停止行动的信；停止红军行动，聂洪钧讲过，这不过是为着要处置刘、高等人问题。

当朱理治去前方欢迎中央后，给我来一封信说：材料根据少，叫我在后方要注意，不要随便问与处理。我接到这个信后，估计一定是中央不同意。我想不管如何，等中央来再解决。我当时认为肃反还是正确的，不过觉得有些问题没有搞清楚，中央来了后再讲，由中央去审查决定。

关于张汉民问题，25军的同志认为他是叛徒右派反革命，据我们知道西安没有共党市委，就认为张汉民所说他与西安市委的关系，是右派叛徒市委，是张汉民等叛徒的党，认为他所说西安市委与陕甘党有关系，也是右派反革命关系。

张汉民始终没有承认是反革命，当然也没有什么材料口供。在张汉民问题上，我们没有供给这边肃反以具体材料，是事实。

然而我们在思想上，从张汉民问题任（为）西安市委与陕甘党有关系，而认为是右派关系的出发，就认为“陕甘有问题”，这样预先成见。

鄂豫皖肃反错误与陕北肃反错误，实质上是相同的。我们带来了张国焘肃反错误经验，25军领导上要负责任，我应负大的责任。

我运用了这肃反错误经验上，严刑逼供，指名问供等，但陕北肃反错误主要原因应归究于代表团省委领导上的种种错误，从开始至以后的事实可以证明了。

我们对26军有严重宗派主义军阀主义，看不起他们；自己傲慢，不信任他们；工作上，要他们如25军政治军事方面一样。这种同化他们的态度，实际是吞并的意识。

我在这肃反中严重表现了主观主义唯心思想，离开党与无产阶级的原则，在政治观点上是左倾机会主义。我这思想与观点上的原因，是接受与结合于代表团省委肃反错误的根源。

中央来了后，对于陕北肃反的指示，我在活动分子会议上，是开始了解自己错误，至党委会议上，我则坦白的承认了我的错误，承认了我负主要责任。

我当时为着党的团结与解决问题，觉得多负点责任也没有什么。而认为朱理治、郭洪涛诸有关于肃反问题的同志，是不忠实的。（完）

附：

我在这讲话中没有讲我在逮捕刘志丹后第二日，得知刘志丹在路上看了信，我即有些警疑，去告朱理治，说刘志丹既是反革命，为什么见了逮捕他的信还不逃跑……，奇怪！朱理治未作声。

朱理治发言中与个别谈（话）中讲过:“逮捕刘志丹后，戴季英跑来，确实动摇过”。

我对于枪毙朱子休（作）的慎重些，不忙执行，于此动摇是有关系的，但不是说他们就不是反革命。

朱理治发言中讲：供词他交郭洪涛看，郭洪涛把27军的人名涂掉，这事我是不知，这证明他们都看。

逮捕刘志丹签名，高岗、聂洪钧均看过。

朱理治同我在西北局谈，承认他审问蔡、张等后的兴奋，承认我交了很多供词（给）他，承认最后逮捕高朗亭等五人是他命令我执行。

审问由朱理治主持过多次，被审人可证明，朱理治这些审问是在逮捕刘、高前。在西北局，我问他，他也承认这审问后的兴奋。

关于陕甘的肃反我未过问，因未发生过关系，故不知，可问关中陕甘同志。

戴季英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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