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工作的重要性，更多体现在一场战役的前期运作与“暗算”或暗战！
真正决战，可能几天时间就分出胜负，而战前的策划、“拍板”和备战，则需要较长的一段时间。
这些工作，自然离不开地下工作者的情报基础和战中配合。打入敌人内部搞情报，是战前极其重要的一环。
解放战争中，我军通过攻坚夺取第一座大城市石家庄之前，就有着惊心动魄的暗战！
石家庄地处河北省中南部，距北京270公里。
石家庄市域有着悠久的历史。
《禹贡》记载，夏禹时期为冀州地。
春秋时期域内先后建有鲜虞国（都城在今正定新城铺一带）、鼓国（都城在今晋州城西）、肥国（都城在今藁城区城西南城子村一带）。
战国时期鲜虞人建立中山国（都城在今平山县城北下三汲一带）。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全面推行郡县制，属巨鹿郡（郡治今巨鹿县）。
西汉高祖三年(公元前204年)，始置恒山郡（郡治今元氏县西北）。
到了石家庄这座被守军吹嘘为“固若金汤，可坐守三年”的现代化立体设防城市，在解放军强大攻势下，6天6夜即宣告解放。
这背后，当然离不开地下工作者的情报战。
当时，石家庄有400名余名地下党员“潜伏”。
这是一封70多年前上级寄给石门中心情报站“森”的指示信。
一封信寥寥数语，却让我们离那个真实的烽火岁月更近了一些。其中“抗礼”两个字，是我们第一次在文献中见到。“致以抗礼”仅仅四个字，我们能读出战火硝烟的味道，能读出耿耿赤胆的坚贞，也能读出抗战胜利的憧憬。
地下工作者们用实际行动表达对党的忠诚，用鲜血生命践行自己的坚定信仰，他们不计名利，不惧危险，甚至在某些时间还会承担着骂名，但他们无怨无悔，支撑他们的是忠诚与信仰，是千古传承下来的民族气节。并且，他们还用这样的精神感染着敌占区的另一批人。
例如这位
“传奇名医”
一、“绝密”的军事地图
战前，我军获得了一张被国民党守军标注为“绝密”的军事地图，对缩短战斗进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就是《石家庄半永久防御工事、兵力部署及活力配系要图》，即“城防图”。
战役打响前的四五个月，石家庄各重点地下组织都收到了上级派来的秘密任务——了解石家庄城防部署情况，尤其是核心工事以及西南角(后我军在内市沟的突破口)等地火力配置情况。
“当时的铁甲车，就是在火车上装备了迫击炮等重型武器，一旦哪个地方吃紧，火车就开过去，将对我们的部队造成很大威胁。”石家庄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研二处处长陈立说，为减少损伤，很多情况都要排查清楚。
老战友武鸣岐（左）马汉英（中）赵根波（右）
“我父亲田清泉带头绘制了石家庄城防图，并带出情报，送到了位于西良厢的地下联络站，交给太行区石门城工委。”市民田卫国在帮助父亲汇总党史资料时，得知了父亲曾经的“潜伏”工作。“父亲当时对外称是国民党第三军的一名汽车管理员，军衔上尉，其实是太行区石门城工委地下党支部的负责人，他带领着几位‘红色地下汽车兵’，在敌人内部进行，为解放石家庄做出了贡献。”
“父亲在新中国成立前五个月接到上级指派要摸清石门城防部署指令后，敌三十二师师长刘英司机贾香礼、敌参谋长司机马汉英、大郭村机场司机赵根波、坦克司机李逢春、国民党联勤总部修理工人武鸣岐等人，借开车、修车、试车等各种机会和借口，驾车在国民党各据点穿梭，利用车上里程表的显示测距。”田卫国说，在汇总各方信息后，父亲在东焦村马家巷堡垒户常玉林家炕头上，与赵根波、武鸣岐绘制出了石家庄城防图。
绘图与缴获地图相互印证
聂荣臻在前线与被俘的国民党第三军军长罗历戎（左一）谈话
“经过反复核实，几张分区块的城防图绘制了半个多月，标出了国民党守军的东、西、南、北四个兵营以及汽油库、弹药库、物资库、第三军军部、三十二师师部等重要地点及距离。”田卫国说，当时自己的哥哥才一岁多，城防图正是父母藏在哥哥的尿褯子里送出城外的。
石家庄市民宋玉卿也了解到，石家庄解放前几个月，父亲宋长林任冀中十一军分区北站情报站副站长，他通过刘英的副官王士林拿到了火车站的地形图，渡过滹沱河，传递到了藁城军分区首长手中。帮父亲度过几道国民党关卡的，是父亲的同村老乡张建民、宋志刚。“他们一个拉洋车，一个装伤兵，称回家养伤，地图就放在洋车夹层里。”
1947年10月20日清风店战役，我军活捉第三军军长罗历戎，将标有“绝密”字样的《石家庄半永久防御工事、兵力部署及火力配备系要图》缴获，此图与地下工作者们手绘的“石家庄城防图”相互印证，为进攻石家庄提供了重要依据。
党史资料显示：晋察冀冀中军区第三、第四纵队，自始至终参加解放石家庄战役，并担负着主攻任务。时任四纵司令员曾思玉在10月25日召开党委扩大会议，传达了军区和野战司首长关于攻占石家庄的命令。
会后，他组织司、政机关，查明敌情，派出侦查人员潜入市内侦查，与罗历戎口供及图纸情况进行了详细核对，对敌人的兵力部署、工程设施、火力配置等情况有了更详细的掌握。
二、护城电网断电 上演“谍中谍”
石家庄市民李润波说，其父李智曾长期潜伏在国民党特务机关，为解放石家庄及以后获取了很多有价值的情报。
据了解，在日本投降后，李智便接受晋察冀边区第十一分区城工部领导，潜入石门做地下工作，任地下党支部书记，后逐步发展了十余名情报人员，分别进入伪警察署侦缉队、派出所、国民党办的《醒民日报》等要害部门，借机获取重要文件及情报。1946年，父亲成功打入国民党军统局驻石第三联络组，成为特务组织的一名情报员。1947年解放石家庄前，李智按照分区领导要求，将国民党驻石主力部队第三十二师的兵力、布防、武器装备，及搜集到的国民党、政、警、中统、军统的情况逐一送出城外，交给十一分区城工部。
“解放石家庄战役当时，父亲还组织协调切断了壕沟间的电网电源，为解放军攻打石门扫除了障碍。”李润波说，11月7日总攻开始，战士们冒着生命危险，用大刀砍、挑石家庄东南部的护城电网时，发现电网并没有电。
“父亲事前接到断电指示后，深知任务艰巨。在得知东南部的电网是由大兴纱厂自备电厂输送之后，他来到大兴纱厂，找到党组织外围骨干人员张治华商量。张治华思想进步，在大兴纱厂有威望、人脉广，两人合力做通发电车间主任马奎元工作，随后巧妙制造了一时难以修复的送电设备故障。”李润波说，石家庄解放后，父亲接上级指示继续潜伏，并建立了军统石门情报组（实为我党社会侦察队），掌握了敌人电台后，提供了大量情报，比如获取了傅作义准备偷袭石家庄的情报，后又破获敌人电台6部。
李润波感慨道：“父亲1938年参加革命，随着保定、北平相继解放，父亲的地下工作画上了圆满句号。”
三、“潜伏”者超400名
1942年12月1日，朱德写下《打下石家庄的意义和经验教训》。其中表述，打下石家庄的意义很大，除了我党有充分的准备、动员工作做得很好、讲究战术、善于利用俘虏外，还有其他一些有利条件：“敌人数量少，孤立无援，并且相当动摇，打进城后，有一喊话就缴枪的；石家庄工事虽坚，但没有城墙；我们有内应，石家庄有地下党员四百余人。”
“石门解放之前，市内共有我方25个地下工作组织，地下党员400余名，进行了大量情报、敌工、宣传、组织工作。”陈立介绍说，当时石家庄及周边各大解放区、根据地，都派出了自己的情报人员摸排、辨认、传递石家庄地形、火力等相关情况，情报从各种渠道最终传到围城部队高层，还要分辨真伪，再经主力部队将信息互相印证、核对、补充，定下之后才会采取进一步措施。
根据事后的档案资料显示，我党石门地下情报人员为解放石家庄付出了巨大牺牲。
“当时石门有地下党员400余名，这还不包括支持我党的积极分子、依靠对象。”党史学者陈忠升表示，解放石门之前，在工厂、铁路、火车站、街道，尤其是国民党核心部门等各个地方都有我们自己人。
“太行区石门城工委田清泉支部的情报工作就是代表。”陈忠升说，地下工作都是随时进行的，即便是没有上级分配的任务，也要有主观能动性。“
当时，马汉英作为国民党第三十二师参谋长司机，在师部与参谋长住里外间，一些送审和待办的文件就先放在外屋桌上，马汉英看到情报，就会最短时间送达后方，工作的危险性可想而知。”
陈忠升说，石家庄解放后，田清泉支部中，除李逢春随党中央后勤部由西柏坡进入北京外，田清泉、马汉英、贾香礼、赵根波、武鸣岐等地下党员们都公开了身份，走上新的工作岗位，成为新石家庄的建设者。
实际上，我党当年在整个河北省范围内共有情报侦察人员6117人，依靠的、起过作用的进步人士和社会关系772人，我党正式使用的原敌伪人员749人，下落不明者644人。
从现有资料上看，当年的情侦人员有的是参加革命多年的老党员，有的则是生活在敌占区的热血青年。
还有的是我地下工作者发展的进步人士，在战斗中逐渐接受和认同党的理念，直至加入党的组织。
上世纪90年代，有一部电视剧叫《石门情报站》，反映了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在石门（今石家庄）的情报组织的地下斗争经历，曾在各大卫视热播一时。
但历史上，并非只有一个‘石门情报站’。作为华北重要的交通枢纽和军事重镇，解放前的石门是我党我军情报侦察工作活跃的地方。
当年分属我地方和军队系统的石门情报机构中，“仅直接叫‘石门情报站’的就有四个。还有一些叫情报组、工作组、办事处等，虽然称呼不一样，实际上都发挥着情报站的作用。”潘卫忠说。
在《河北省情报侦察史料汇编》中，就有一份《石家庄市各情侦组织人名录》，详细记载了当年活跃在石家庄市范围内的36个情侦组织、542名情侦人员。
比如，其中由王应慈领导的中共晋察冀边区社会部石门情报站，先后有141名成员，是我党在石门建立较早、机构最完备的地下情报组织之一。
王应慈是电视剧《石门情报站》的人物原型之一。
曾任冀晋四军分区石门情报站负责人之一的潘树森，曾在太行一军分区石门情报站工作的武梦和等老地下工作者，则都直接参与了上世纪80年代这份“石门情报站”组织人员名单的整理工作。
“由于战争年代地下工作的残酷性，情侦人员随时面临考验甚至牺牲，没有坚定的革命信仰是做不了地下工作的。
因此，我党情报组织内的成员基本都由党员构成，或者在工作中逐渐发展为党员。”
宋学民说，所以这份珍贵的名单也就是一份特殊的共产党员名单。
时至今日，这份名单上的人绝大部分已经离世，通过访谈部分隐蔽战线老战士的后人，我们还是勉强能还原那段真实的“潜伏”历史。
石门情报站进城后部分成员合影。右一为潘树森。潘卫忠供图
1947年春夏之间，我党我军四大系统下各家“石门情报站”先后收到了同样的命令：利用一切关系，加强有关国民党守军的情报搜集工作，尤其是城防系统情报。
当时，我军已通过正太战役解放了石门外围的正定、获鹿（今鹿泉）、井陉、栾城等地，夺取石门已箭在弦上。
但国民党军在原侵华日军构筑的工事基础上连年加修，石门已构成完备的环形防御体系。从市郊到市中心，以宽8米、深6米的外市沟和宽、深均5米的内市沟及市区主要建筑物为骨干，设置了三道防御阵地，共有大小碉堡6000多个，守军总兵力2.4万余人。
为啃下这座重兵设防的城市，前线战士厉兵秣马，隐蔽战线上的四组“石门情报站”人马，也开始高效行动起来。
1947年五六月间，冀晋公安局石门情报站内部力量小组接到上级指示，石门西南角火力配置情况掌握不确切，务必搞到敌人城防图。
这个内部力量小组是由地下党员张香明等人组建的。1946年，张香明被派到石门之后，发展了34名情侦人员，在敌人机构中成功建立了一个内部力量小组，获取了很多有价值的情报。
接到此次任务后，张香明很快通过情侦人员“王大麻子”搞到了一份城防复制图，传给了上级。其后不久，他们又搞到了城防图的正本。然而，地图未及送出，就被敌人发觉，张香明、“王大麻子”被抓捕杀害。
如今，在《石家庄市各情侦组织人名录》里，我们仍能在冀晋公安局石门情报站的人员名单上，找到张香明等人的名字，但“王大麻子”的真实姓名却已无法考证。
事实上，《河北省情报侦察史料汇编》中各地地下工作者名单里，不乏类似“王大麻子”“净六子”这样的特殊名字和代号。
在张香明和“王大麻子”为获取城防图献出生命的同时，潘树森则正以国民党平汉路系统职员的公开身份，在石门市内潜伏。
“真正的地下工作者并不是每天都剑拔弩张。大多数时间里，他们都利用各自合法的身份，从不同渠道搜集积累情报。”潘树森的儿子潘卫忠曾听老人回忆过当年的一些工作情况。“很多情报也不是像城防图那样的成型文件，而是军队番号、调动情况、军列火车时刻表等。”
这一次，潘树森接到具体命令是，迅速组织有关地下人员对市内部分设施进行实地侦察。
潘树森自1941年日占时期就在石门从事情报工作，对本地情况烂熟于胸。接到任务后,他立即带领几个组员摸清了内外市沟的深宽、沟旁电网密度，火车及其他装甲车辆以及碉堡、岗楼、制高点等情况。
但此时，武梦和却正被关押在伪石门警察局监狱里。
1947年7月，武梦和奉命准备将此前搜集到的石门市区内敌军装备清单送出时，因叛徒告密被捕。被捕后，敌人对他进行了四个月的严刑审讯。武梦和咬牙就是不承认。
随着战斗推进，进了11月，武梦和已能亲耳听到我方隆隆炮火越来越近，心里既欣慰，又不无担心。
此时，敌人每天都会枪杀关押的共产党人，但武梦和更担心的并不是自己随时有可能牺牲，而是有关的情报后来到底有没有送出城去。
武梦和他们此时不知道的是，在清风店战役中，张香明、“王大麻子”为之献出生命的那张绝密城防图，已被我军在国民党第三军军长罗历戎身边缴获。
石门情报站地下工作者送出的各种情报，经过与地图、俘虏供述详细核对，使我军对敌石门残部的兵力部署、工程设施、火力配备等情况有了详细的掌握。
“最终，石门这座国民党守军扬言‘凭工事可以坐打三年’的现代化立体设防城市，我军只用六天六夜即告解放。”宋学民说，这其中，地下工作者功不可没。
1947年11月11日深夜，解放军攻入了关押武梦和的监狱。
出生在兵荒马乱年代的武梦和，从小不知道自己的准确出生日期。从那一天起，他把自己的生日定在了11月11日。
在解放石门前后，曾领导晋察冀边区社会部石门情报站的王应慈，则执行了另一项特殊的任务。
王应慈，早在1936年就在西安从事地下工作，曾在“西安事变”中打入国民党西北军做“兵运”工作。1942年春，王应慈受组织派遣，在正定创建了“石门情报站”。
抗战胜利后，王应慈一度被调往张家口市公安局任职，其后，又在阜平建立了公安培训班。他亲自编写教材给学员授课，为未来接管新解放的城市培训专业力量。
1947年11月12日，石家庄解放当日，王应慈就带领公安先遣人员和解放军同步进城，迅速占领国民党旧警察局，建立起共产党领导下的城市公安机关。
在这里，王应慈全面负责隐蔽战线的对敌斗争，受命组建起一支200余人的公安侦察队伍，继续与公开的和隐蔽的敌人进行殊死较量。
1948年8月，王应慈指挥打入敌人内部的地下党员李智等人协同作战，成功策反了国民党北平行辕二处领导的军统中校、特务组组长任福录，将其掌握的电台为我所用，在粉碎国民党企图偷袭石家庄的阴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前排右三就是我的父亲，跟我党隐蔽战线领导人之一罗青长坐在一排。”2021年4月26日，潘卫忠从一张边角微微泛黄的合影照片上指出一位面容清癯的老人。
如果不是潘卫忠特别说明，我们绝难将这位面相和蔼、衣着朴素的老人与深入虎穴、冷静果决的地下特工联系到一起。
潘卫忠退休后在警察博物馆从事警史的搜集、整理、编辑工作。对石门情报站了解得越多，他的疑问也越大——是什么让当年那些热血青年走上了危险的隐蔽战场？
“父亲曾亲眼看见，日本兵孤身一人，就敢骑着马进村横行霸道，真切感受到了什么叫‘亡国奴’。”潘卫忠说。“日本鬼子当时到处抓人修筑公路，父亲才15岁，就被从石家庄八家庄老家抓送到阜平当民夫，任意打骂。”
年轻气盛的潘树森联络了几十个民夫，伺机从阜平工地逃出，路上被游击队救下带到了根据地。
在根据地，潘树森他们受到了很好的照顾，也亲眼看到军民亲如一家的鱼水关系，更听到了不少抗日救国的宣传。
“老人说从那时起才明白了，要报国仇家恨，只有跟着共产党走，参加八路军。”潘卫忠转述老人生前的回忆。
回到石门后，潘树森在年轻的伙伴中宣扬解放区见闻和共产党八路军抗日政策，引起了冀晋第四军分区司令部派往石门的侦察股参谋邢剑云的关注。
在他引导下，潘树森从此投身地下工作。
现实生活中，这些真实潜伏的“余则成”们，又是些什么样的人？
在石家庄市公安局特警支队党委副书记武勇进看来，父亲武梦和有两大特点：守口如瓶、心细如发。
解放后，武梦和根据组织安排，又一直在隐蔽战线上工作了很多年，他的真实身份，早年连亲人都不了解。
“一辈子的习惯，写字的纸总是写完一张扣放一张。有人推门进来，他总是下意识地把桌面上的东西迅速锁进他的小抽屉里。”武勇进模仿着父亲生前锁抽屉的动作。
“他从来不跟我们说他的经历。”
武勇进说，对父亲特殊工作经历有限的一些了解，都是在老人垂暮甚至弥留之际。“直到他已经记不太清眼前的人和事，才会偶然向我们谈及一句半句几十年前的往事。”
武勇进记得，父亲病重时自己去医院陪护，有回爷俩在电视里看到南方某地，武勇进不禁感叹当地发展的突飞猛进。
武梦和却随口说了一句：“五几年那里还是个小渔村，人们都光着脚。”
“他到底是什么时候去过那里，家里当时根本不知道。”
武勇进说，那以后他才从父亲的只言片语中隐约拼出了老人当年的行踪——是受组织派遣去当地向有关部门交接早年的情侦关系。
“还有一个特质是对党的绝对忠诚。”
石家庄解放前的那次被捕，曾让武梦和背了半辈子思想包袱。
“在敌人监狱里扛了四个多月，受尽折磨，但最后为什么没被枪毙，有很长一段时间因为找不到当事人，没法完全搞清楚。”
武勇进回忆，尽管其后经过甄别，组织上对武梦和一直信任有加，但“没死在敌人监狱里”这件事却成了武梦和一个心结，
“对党的忠诚
让他不允许自己有任何瑕疵！”
直到上世纪90年代，早已离休的武梦和应邀参加了一次特殊的会见。
“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父亲到死也没有跟我们透露。”但是武勇进清楚地记得，就是从回来之后，“感觉他如释重负，整个人都真正轻快起来。”
也是后来在医院里，武梦和才简单地告诉儿子，那时候为什么没死，他知道了。
带着一辈子的秘密，老人含笑九泉。
“你的名字无人知晓，你的功勋永垂不朽”，这是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所刻的一段碑文，这也是隐蔽战线工作的真实写照。
“地下党”总给人莫测高深的神秘感。
而这特殊的名单，却把这群在隐蔽战线上默默战斗的英雄们“拉”到了我们身边，让我们看到了他们身上平凡而可敬的另一面。
他们早已远去？
王应慈曾担任石家庄市公安局侦察科长、副局长、局长和归绥（今呼和浩特）公安局首任局长，是新中国早期城市公安工作的开创者之一，1977年去世。
1948年初，潘树森所在的原冀晋四分区石门情报站被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某侦察连。潘树森本人随同志们一起整建制转入石家庄市公安局，并先后破获了数起敌特、毒品、金品、反动会道门等案件，直到1964年才调离公安系统，1991年因病去世。
武梦和解放后也进入石家庄市公安局工作，根据组织安排，仍长期战斗在秘密战线上。2011年老人因病去世，单位人事部门的同事为撰写讣告，查他的档案，里面只有薄薄的几页纸。
死而不亡者寿！他们又从未离开！
1956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虎穴追踪》，上世纪90年代热播的电视连续剧《石门情报站》，都是根据王应慈的侦察工作经历编拍。他们的事迹因此才被很多人熟知。
而他们的精神，也早已被传承下来。
“其实在战争年代，地下党的生活是挺清苦的。”潘卫忠说，当年，潜伏在石门的潘树森享受的不过是部队侦察员待遇，每年发两身衣服、几双“边区鞋”，每月60斤小米。
“这些东西折成款后，拿到敌占区还不够应酬几顿饭钱，更谈不上照顾家里生活。看看他们，就知道什么叫无私奉献了！”
如今，退休的潘卫忠仍留在警察博物馆当义务讲解员。他说：“有些人物和历史要让后人知道，这比金钱更重要！”
受父亲影响，武勇进1984年参加工作就进了公安局，从一开始干的就是比较危险的爆炸物品管理工作。
上世纪90年代局里要派人学习排爆专业，当时武勇进刚结婚，拿不定主意，去征求父亲意见。
武梦和没有直接回答，只是说：“1947年石家庄解放，解放军把我们从监狱里救出来之后，连夜护送我们向后方转移。从市区到井陉那一段路上，敌人埋了不少地雷，就在那天夜里，一路上战士们伤亡很大。你要是学了排爆，以后战友们是不是就能少牺牲？”
就因为老爷子这一段话，武勇进跟排爆打了一辈子交道，多少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别人说你干了一辈子玩命的工作，从没见你向组织提过要求，其实这也是我跟父亲学的。”
武勇进还特别讲起这样一个细节：2011年6月，武梦和病重进了重症监护室，插着呼吸机无法说话，他在监护室里给家属的留言板上歪歪斜斜地写下最后几个字：“死，回家，不允许向单位再要一张支票。”
武勇进解释说，按照政策，离休干部的医药费用可以由家属向单位申请资金支付。家人们理解武梦和的意思：我要走了，回家吧，为国家省点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