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旧址（图片来源：网络）
这张1922年9月16日拍摄的《上海金银业工人俱乐部成立大会》的上千人的大照片，高22厘米、横宽144.5厘米。其中位于中心C位的那位青年，就是1922年俱乐部主任，当时年仅27岁的青年张人亚。
照片中他身着白衣，面容清秀，神情平静。照片的背景是当时的职工教育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负责人及上海的党团组织代表邵力子、高君宇、俞秀松、陈为人等都出席了那次大会。
根据宁波的张人亚故居的资料，这张照片原件在张人亚父亲张爵谦房间里挂了近三十年。
△ 张人亚故居
张爵谦是宁波农民，生性耿直，深明大义。
他知道儿子张人亚在上海参加共产党，搞金银业工会、搞罢工，主持召开了一场有1600多人参加的上海金银业工人俱乐部成立大会，他把这张有儿子的全体留影大照片配好镜框挂在床头，时时都能够看见。
这张照片承载着
一个父亲对儿子的二十多年的想念。
△ 张人亚父亲卧室内景
1959年，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开始征集革命历史文物。张爵谦把这张照片和藏在儿子衣冠冢中冒险守护下来的党章等珍贵文件一起捐了出来。
这张照片现在珍藏在中共一大纪念馆里，为国家一级文物。因为照片的横宽有一公尺多，所以原件一直没有公开展出过。
这张照片也是一段红色金融历史的见证。
在旧上海，金银铺子不仅接受金银首饰的来料加工及成品销售，同时也从事黄金、现钞的兑换业务。金银业，承担了现代金融业的部分功能。
在20世纪20年代初，上海共有34家大小银楼，2000多名从业工人。
1913年，时年16岁的张人亚经亲友介绍去了上海法租界当金银学徒。
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上海分部的帮助下，为改变工人的弱势地位，1922年9月16日，上海金银业工人俱乐部正式成立，
张人亚出任俱乐部主任。
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7月。
这张照片也就证明了上海金融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最早的一批行业工会之一。
1922年，接受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张人亚就通过公会开始积极组织、参与工人运动。
1924年和1926年，党组织曾两次派张人亚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后来在莫斯科档案局发现了一张张人亚在莫斯科东方大学的学籍档案，里面还有张人亚亲笔所写的家庭状况和个人历史。
1922年11月，张人亚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上海最早的工人党员之一。
当年7月
中共二大召开时，
全国只有21名工人党员。
此后，他先后担任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地委领导、中共浦东支部联合干事会书记等党团职务，并两度赴苏联学习，创办了上海总工会机关报《平民日报》。时任我党重要领导职务的张国焘、邓颖超都曾与张人亚在一个党小组工作。
同时展出的还有一段来自苏联的张人亚领导上海工人罢工运动的珍贵影像。
这幅珍贵的画面来自1925年五卅运动之后苏联电影工作者拍摄的纪录片《东方之光》。这也是目前被发现的非常罕见的张人亚的活动影像。
在宁波北仑，静悄悄的霞南村，张人亚的故居，已经成为文物保护单位，得以保存下来。
故居是一座清中期的三合院式建筑，刚踏入门口，生机盎然的几簇野花映入眼帘，正在洗衣的七旬老妇看到陌生来客，向大家微笑点头。
同一地点，不同年代，很多人被这场景瞬间击中：
如今视为平凡的和平生活，不正是“张人亚”们为之奋斗的结果吗？
张人亚并没有被忘记。
在故居门口的留言本上，密密麻麻地签着来自天南地北的陌生名字。
不远处的衣冠冢前，摆着好几束鲜花。为了怀念张人亚而设立的党章学堂完成翻新建设，准备迎接更多年轻人的来访。
上一代革命先烈在他们年轻时代所作的选择，创造了如今的盛世，而这一接力棒如今已经交到了我们手里。
△1939年，“银联”开展慈善募捐活动，支援新四军。图为“银联”成员在募捐大会上演唱的情景（图片来源：上海市档案馆）
△左图为建业银行上海分行开业登记的文书，右图为上海市保险业业余联谊会的刊物《保联》月刊第一卷第一期（图片来源：上海市档案馆）
解放前夕，中国共产党为发展经济，通常选择开办钱庄为掩护，建立起地下金融战线。
这条金融战线中，
出现了一位“通俗经济学家”，名叫邓克生。
他擅长把复杂的经济知识拆解成通俗小故事，让工人和农民都能一听就懂。
他还运用这些经济知识，为解放区增加财源收入，在解放前白热化的“货币大战”中助力根据地货币完胜日益贬值的国统区金圆券。
照片中邓克生总是眉眼弯弯，目光深邃，并没有经济学家高高在上的“架子”，让人感觉格外亲切。他家境富裕，祖祖辈辈都是商人，本可以坐享万贯家财，在书斋中读着“圣贤书”。
然而，当国家危机四伏之时，邓克生选择散尽家产，毅然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
邓克生的一生，就是革命的一生。
思想进步
从青少年时期开始参与革命
一位富家子弟是如何一步步走上革命道路的？
1911年，邓克生出生在湖南长沙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的青少年时期，正值大革命高潮，身处湖南这一革命发祥地，邓克生很早就在大革命影响和马克思主义熏陶下，开始参加人民民主革命斗争。
1924年，邓克生考入湖南大学商科附属中学读书，接受了孙中山倡导的新三民主义，并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加入国民党。不久，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变，捕杀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人士及工农群众万余人。血的教训使邓克生看清了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面目，愤然与国民党脱离关系。
1930年秋，邓克生退学回家随父经商，生意红红火火。第二年的“九一八”事变，让邓克生内心非常煎熬，中华民族面临巨大危机，自己如何能安然做一个小老板？在激烈思想斗争后，他转身投入火热的抗日救亡运动中。这，也改变了他一生的人生轨迹。
运动中，邓克生参加湖南省文化界救国会，积极参与组织创办进步书刊，与他人一起合办《湘流日报》《今日评论》《前进》《民族呼声》等进步报刊。邓克生不仅是这些刊物的主要撰稿人和编辑，还是这些刊物纸张和活动经费的主要资助者。
抗战爆发后不久，邓克生父亲去世，作为家中独子的他继承父亲事业，和母亲共同经营家族纸行。纸行位于交通便捷的市区，渐渐成了召开秘密会议的固定据点，家中通过纸行赚来的钱，也被他源源不断地投入革命。1938年，邓克生由杨润湘、冯秀藻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他就一直在党的领导下从事革命工作。
△《观察日报》旧址
邓克生还在中共湖南省委机关报《观察日报》担任总经理兼编辑。他是报社出资人之一，凭借着经济学理论素养，在报纸副刊开设“经济学讲座专栏”，用深入浅出的文字，从解释日常经济现场入手，介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
后来，报社迁往邵阳，由于地处偏僻，发行量变小，收入也降低不少。每天数十人吃饭，连同其他费用，每月需补贴三四百元，都由邓克生支付。
1939年，《观察日报》被当局借口查封，维持生存的印刷厂眼看将被没收，邓克生等人及时转移到桂林，创办西南印刷厂和写读出版社，由中共南方局领导。爱国民主人士许振东当时也在桂林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并专门与人合作开设了两家书店。许振东在回忆文章里，曾详细讲述了邓克生当时在桂林的活动。
△爱国民主人士许振东
据许振东回忆：“当时国民党特务很多，对爱国进步人士监视很严，而我们这两家书店不大引人注目，对读者比较安全，更受读者欢迎。克生同志对我们开设书店给予很大鼓励，说这对抗战有实际意义，应该努力办好，还要求我们在这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但翻印革命书刊究竟是桩蚀本生意，为了维持书店开销，克生同志又帮我们推销油墨，用买卖油墨赚来的钱贴补亏损。”
△邓克生著作《新经济学讲话》（新知书店刊行）
在桂林一年，邓克生也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著作《新经济学讲话》。至此他为党的报刊和出版等经营活动捐献资金达5万元。
在解放区做行长
为革命筹建私营钱庄
△内战前夕的华中银行
1940年冬，桂林形势紧张，组织上决定，邓克生与李仲融等组成党的小组，转移到上海，次年5月又转入苏中解放区。
1941年后，邓克生由党安排到新四军从事财经工作，先后担任华中银行分行行长、总行副行长、行长，他在讲解商品货币知识的同时，用这些经济理论积极为华中根据地创造财富，堪称新四军不上战场的“钞”级财经外援。
尽管工作条件极差，邓克生还是坚持在油灯下学习马列著作。敌人来袭，就用一根扁担，一头挑着电台发报机，一头装着《资本论》的黄色布背包转移。
△图为邓克生（左一）与许振东、李仲融合影，前排为邓克生女儿。（来源：《上海滩》杂志社）
沈立人撰写的《邓克生传略》一文，认为邓克生在华中根据地期间在经济战线的三个方面有实际才能：
一是帮助制定“标折比”的规划和措施，保护抗币、抵御伪币、促进贸易、增加税收和支持战争方面；
二是在开辟高邮、扬州至上海的“通汇线”，在上海筹建钱庄搞“外汇”业务，打破敌人经济封锁，搞到更多“外汇”以换取敌占区物资，收购、调剂了大量军需物资包括医药用品方面；
三是在通过内外贸易银行税收，对各项财经金融工作进行统一安排、有序展开，加强财源，在维护解放区的工农业生产、支援野战军的给养方面，均出色地完成了党交代的任务。
抗战期间，根据地财经战线任务艰巨，为巩固根据地货币的信用、打击敌伪的经济掠夺，邓克生根据上级指示，积极宣传根据地货币政策。他根据经济学原理，撰写社论，编写宣传提纲，讲述根据地货币的本质，出版的《货币常识》一书，就以通俗语言和翔实材料揭露了国民党法币的本质，论述根据地货币的作用。他还亲自开设培训班，写讲课提纲，培养了大批的干部。
在民间商业往来中，解放区和国统区的不同币种怎样结算？如何确定比价？邓克生想到疏畅高邮、扬州至上海的“通汇线”的基础上，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大举争揽“外汇”（指国统区法币）业务，以换取大量军需紧缺物资。
据许振东回忆，时任华中局财委负责人陈国栋和徐雪寒，就是经邓克生介绍后，在上海找到了他作为掩护来开展经济工作。陈国栋和徐雪寒到了上海后，住在许振东家里，先后创办了数家企业，其中就包括与解放区华中银行连成了一条完整通汇线的鼎元钱庄。
△上海解放前夕的鼎元钱庄
邓克生和许振东一起前往高邮一带实地考察，最终商定在高邮、扬州、镇江、上海等处各设一个办理汇兑的钱庄，股本总额约合黄金800两，由华中银行和许振东经营的上海仁泰钱庄各出一半。1947年3月，鼎元钱庄在上海正式挂牌营业，设在解放区的钱庄由邓克生负责，而设在国统区的钱庄则由许振东主理。
这些在苏北解放区以及扬州、镇江、上海的钱庄建好后，业务迅速发展。头号生意就是“外汇”业务——达成苏北和上海之间的款项转汇，同时想方设法挖转国统区银行的资金，支持共产党驻沪企业发展之需。这条通汇线，也是为着日后解放、接管上海，进而为解放全国做准备，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
△1946年春，华中银行第二分行行长邓克生（右）与许振东（左）、许介眉（中）兄弟，在研究建立地下通汇线时合影。
与此同时，邓克生还创造性地出台了“标、折、比”机制，类似当下的“外汇牌价”，及时灵活地调整根据地货币与国统区法币之间的汇率比价。起初，邓克生在华中银行每个县支行或办事处专设调研员，通过与商人接触攀谈或收听电台资讯，每天搜集上海、无锡等地的市场物价情况，再综合各处调研员汇总的行情信息，商议确立两种货币的折算比率，挂牌向市场公布。流通信用确立后，根据地货币保持了币值坚挺和商业信誉，在白热化的“货币大战”中完胜日益贬值的国统区金圆券。
建国后转入理论战线
用通俗语言表达经济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邓克生也从1953年秋转入理论战线，此后一直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普及工作，著有《商品自传》《揭开商品价格之谜》《资本家发财的秘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等文章。
△邓克生的著作
在大部分人印象中，经济学是高深莫测、枯燥难懂的。但在邓克生笔下，经济学是通俗易懂的，连工人和农民也可以阅读。邓克生在写作经济学著作时，不仅善于使用群众熟悉的语言，而且还会尽量运用大家喜闻乐见的事例作比喻，从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现象来提出问题。
比如他在讲商品价值的起源时，
是从空气为什么有用却不能卖钱讲起。
然后问：坐划子过河，河里的水为什么不能卖钱呢？重九登高时，山上的石头为什么不能卖钱？
有人会说，因为他们“用之不尽取之不竭”。
但是又为何城市里的饮水要一分钱一担，盖房子所用的石头也要花钱买？
邓克生解释道，这是因为饮用水由河里挑到城里，费了力气，所以就要用钱来买了。
这样一层层地讲下去，
就引出了劳动创造价值的道理来了。
△上海解放前夕的鼎元钱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