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我党历史上最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他留学美国，后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跻身于一流经济学家之列。
他还是一位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抗日战争时期奉命回国，根据周总理指示打入国民党金融界，为我党提供了许多重要的经济情报。
他就是清华学子冀朝鼎！
引子
冀朝鼎是我们党难得的一个“三通”高级干部：：英文通、美国通、国民党通。
冀朝鼎在清华念书的时候，就打下了英文写、说的基础。
在美国时他经常在群众集会上用英语发表演说，用英语与人辩论。
他在美共《工人日报》当了十年的编辑，用英文写了不少文章。这就说明他的英文功底很好，造诣高深。
解放后他被委任为“毛选英译委员会”成员，参与毛选英文译文的审稿定稿工作。
这个“毛选英译委员会”主任就是冀朝鼎当年在清华和美国同学共事的老战友徐永煐同志，其他成员有：
金岳霖、钱钟书、王佐良、郑儒箴、唐明照、浦寿昌、章汉夫等；还有一些外国专家，如：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爱德勒（Solomon Adler）、柯弗兰（Frank Coe）、夏皮洛（Michael Shapiro）等。
英译委员会的外国专家们都十分佩服冀博士的英文水平。
爱泼斯坦称赞他“精通（中英）两种语文”。
李腾伯格（Sidney Littenberg）说，冀朝鼎是最善于遣词用语的人；他尽量要把译文修饰得通顺、生动和具有说服力。
冀朝鼎先后在美国呆了17年。他在大学念过书，当过中学、职工学校教员，参加了许多群众活动，经常在集会上用英语发表富有鼓动性的演说。他在美国的政治、经济、学术界均有广泛的关系。因此对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情况都很了解。
在国民党内，冀朝鼎是孔祥熙的亲信。在政经学术各界都有不少熟人和朋友，如宋子文、翁文灏、胡适、蒋廷黼、陈光甫、贝祖眙、席德懋等都有交往，同许多达官贵人，过从甚密。
他是我党在国民党内部钻得很深、接触很广的人。加之他在国民党政府内身兼许多要职，当然对国民党政府的内幕和社会各方面的情况都十分清楚。
1939年底，中国环球进出口公司负责人陈光甫，在纽约的一家中餐馆面试了冀朝鼎。环球公司是国民党政府专为促进中美贸易设立的国营企业，陈光甫则是拥有中将军衔的国民政府大本营贸易委员会主任委员。
冀朝鼎此时已在美国学界小有名气。他从清华毕业后赴美，先后在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名校就读，并获法学博士和经济学博士。
冀朝鼎的经济学博士论文《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给他带来了巨大声誉。
根据陈光甫向友人讲述，美国财政部的官员爱德尔向他介绍了冀朝鼎。
爱德尔1935年开始为美国共产党工作，而冀朝鼎早在1927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4年赴美前夕，冀朝鼎曾专门去北京大学拜访了李大钊前辈。
这是他第一次和共产党人接触。
冀朝鼎后来告诉廖训振，这次见面让他难忘，“畅谈一次，印象很深”。3年后，冀朝鼎在布鲁塞尔参加世界反帝大同盟成立大会时加入共产党，成为第一批加入中共的留美学生。后来他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并为参加共产国际会议的中共代表邓中夏等做秘书和翻译。
1929年，经周恩来批准，冀朝鼎回到了美国。也许是组织授意，冀朝鼎结识了美国财政部货币研究室的柯弗兰，并发展他加入了美国共产党。
柯弗兰又将冀朝鼎介绍给美国财政部的经济学家，其中包括罗斯福的助手居里和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的助手白劳德。
这些对美国财政政策拥有发言权的学者们很快发现，年轻的冀朝鼎对中国形势的分析判断总是十分可靠，于是将其意见作为自己对华政策的依据。
后来冀朝鼎告诉廖训振，他当时受中共派遣接近美国政府，这些对中国问题的预测和意见就来自延安，当然十分准确。
精明勤奋的冀朝鼎很快就获得了陈光甫的信任，并担任环球公司总务处主任。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国民政府失去了与美国进行贸易的东南亚通道，陈光甫受命回国，冀朝鼎作为他的私人秘书同行。
回国后，冀朝鼎逐渐脱离了陈光甫，开始接近陈光甫的政敌、国民政府的实力派人物——财政部长孔祥熙。
1946年，内战爆发。周恩来在撤回延安前通过邓颖超给冀朝鼎留了一封书信。信上说：
兹际时局严重，国运益艰，尤需兄大展才能之时，深望能作更多贡献。
一、追求真理 投身革命
冀朝鼎1903年出生于山西省汾阳市。13岁时考入留美预科学校——清华学堂。21岁那年，冀朝鼎只身赴美留学，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历史和法律。
1927年，冀朝鼎前往欧洲参加世界反帝、反殖民主义大同盟大会。期间，他获悉了国民党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的消息。血的教训使冀朝鼎认清了国民党背叛革命的本质，也使他更加坚信，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拯救中国。于是，经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共党员代表介绍，冀朝鼎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
不久，冀朝鼎和其他同志转道欧洲准备回国参加国内革命斗争，途经莫斯科并结识了周恩来。根据当时国内斗争情况，组织上决定冀朝鼎暂不回国，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短暂学习后便返回美国。
海归博士 打入敌营
中国日益贫困的严峻现实，促使冀朝鼎把兴趣从历史、法律逐渐转移到经济问题上。他完成博士论文《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后，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1936年，这篇论文在英国出版发行后，很快在国际学术界引起轰动，冀朝鼎借此跻身于一流学者行列。
两年后，冀朝鼎借回国考察调研的机会，与周恩来取得联系。
根据周恩来指示，他重返美国，从事国际统战工作。
我们根据冀朝铸的回忆来详细展开：
父亲本来已决定到邻近的陕北参加一年前刚完成长征的红军，但后来因得知我大哥朝鼎要在次年（1938年）从美国回国，于是决定先到汉口等大哥。
1937年夏末全家乘火车到达汉口，我们这些孩子们就在当地入学。一进校门，我马上就意识到情况和在老家时大不一样，到学校时，并没有老师笑脸相迎。我走进教室到书桌后坐下，也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不过班上的一个小霸王很快就决定要教训我一下，让我知道他的厉害。下课后他大摇大摆地走到我面前，把拳头在我鼻子前晃来晃去。幸而他穿的裤子太大了，他必须不断地用两只手提以防裤子掉下来，这就给了我逃跑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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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朝铸（右一）儿童时代在汉口同父母、四哥朝里（中）、小妹妹青（左一）合影
我们到汉口几个月后，南京陷落，日军在南京进行大屠杀，数十万无辜的中国人惨遭杀害，无数中国妇女被强奸后又被刺刀刺死。当听到这个消息时大家都感到十分震惊，个个义愤填膺，那时全国人民同仇敌忾，抗日情绪空前高涨。
紧接着日本飞机又加紧了对汉口的轰炸，但因为我们住在法租界，日本当时同法国尚未开战，法租界就等于是法国的领土，因此相对来讲还算安全。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全家人站在房屋外面的马路上看日本飞机轰炸和中国军队的高射炮还击。忽然听到一阵欢呼，我们赶快抬头看，原来一架日本鬼子的飞机被击中，冒着黑烟掉了下来，我们也跟着欢呼起来。
祖父也跟着我们一起从汾阳到了汉口，几个月后因病去世了，享年84岁。父亲后来告诉我说，祖父一生住在山西乡下，无法适应汉口法租界的生活方式，饮食也不习惯，所以一到汉口就感到身体不适。我想祖父去世虽然和水土不服有关，但主要还是因为老人眼看自己的家园遭到日本侵略者的蹂躏，老百姓惨遭不幸，生灵涂炭，忧国忧民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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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期，冀朝铸的父亲冀贡泉同祖父冀玉清、祖母、继母、大哥朝鼎、二哥朝彝、大姐慧青等在山西汾阳县建昌村祖父家
祖父去世后，许多权贵到我们家吊唁，这说明父亲当时在汉口还是相当有影响力的。
南京陷落后，汉口是临时首都。有几个官员告诉父亲说，蒋委员长想请他做司法部副部长，但父亲拒绝了。大概父亲那时已经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非常气愤。
此后不久，我大哥朝鼎就回国了，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见到他。大哥和我的年龄相差很大，比我大26岁，他和我母亲同年同月同日生。他在家时，也常常同母亲在一起庆祝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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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北京清华学堂清华甲子级同学毕业合影，（坐左一）梅汝璈、（坐右一）章友江，站一排（左一）冀朝鼎、（左四）施滉、（左五）胡敦元，倒数第二排（右五）徐永瑛。
我出生前几年大哥就离家了，他13岁时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15岁就和同学一起倡导新文化运动，16岁时他积极地参加了1919年的五四运动。他在1924年去美国深造以前，还同当时的共产党领袖李大钊有过一次长谈。李大钊鼓励他去美国学习，要他多学习对建设新中国有用的知识。后来大哥在国内的共产主义运动处于最低潮时，于1927年在比利时参加反帝同盟大会时加入中国共产党。
冀朝鼎
NO.2
大哥在美国读书时学的是法律，入党后改学经济。他曾接受党的任务到莫斯科，为参加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的周恩来当英文翻译，所以周恩来对他很早就非常了解。大哥那时已经同一位美国共产党党员结婚，并有了孩子，她是大哥去欧洲参加反帝同盟大会时在船上认识的，名叫海莉，出生成长在纽约，她的父母都是东欧移民。
大哥朝鼎那次回国，我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当时我对他最深的印象是他让我头一次尝到了冰激凌和黄油。这两样东西一直到现在都是我最爱吃的，当然我现在知道年纪大了不应该吃太多的脂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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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朝鼎(左二)（图片来源：百度百科）
我还记得大哥那时每天都花很多时间跟父亲谈话，后来才知道，他和父亲主要是谈去延安根据地的事情。
不久，在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大哥把我带到长江边上。我看见一架水上飞机停在码头，他和飞机驾驶员咕噜了一阵，后来我才知道他当时同驾驶员讲的是英文。
几天后，我们全家就把行李收拾好，坐着水上飞机飞往重庆。飞行途中，飞行员告诉我们有几架日本飞机尾随我们。我们赶紧在长江上降落，都跑到了岸上，藏在一个坟地的灌木丛中，在坟墓旁平平地躺下，一直到日本飞机飞走，好在最后安全抵达重庆。
一到重庆，父亲和大哥就着手准备去延安，而且开始安排和中共代表周恩来见面。可惜大哥突然得了急性阑尾炎必须做手术，所以我们就误了去延安的车队，而且需要等很久才会再有一次去延安的机会。如果我们单独去延安，就会特别危险。当时，周恩来找父亲和大哥朝鼎，向他们提出，也许更好的办法是我们全家都去美国。
周恩来
NO.2
周恩来预料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很快就会爆发。他认为，假如我们能在美国工作，做加强全世界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工作，也许会对中国革命更有用。当时我们家有一些特殊的有利条件，就是大哥对美国相当了解，他的英文非常好；父亲对日本相当了解，日文非常好，而且英文也不错。那时汉口也被日军攻占，重庆变成了战时首都。父亲认识国民党中央政府很多教育和法律部门的高级官员，所以我们一家办护照都比较容易。
一切都安排好后，父母、大哥朝鼎、四哥朝理、我及小妹妹青就动身去了美国。家人中还在北平读书的三哥朝辅、已结婚的大姐慧青以及在绥远念大学的二哥朝彝未能同行。
我们先从重庆乘飞机到昆明。这是我第二次坐飞机，但还是很兴奋。和上次从汉口到重庆不同的是，这一次飞行不是太稳定，因为飞机很小，又要经过很多山岭，所以一会儿上，一会儿下。因为那时飞机上还没有安全带，我玩得很高兴，一会儿跑到这边，一会儿跑到那边，可是母亲、四哥和小妹都晕机，所以他们感觉很不好。
之后我们坐汽车、火车和轮船从昆明、西贡到新加坡，又从新加坡坐英国轮船横渡印度洋和地中海到法国马赛，走了大约一个月，最后再从法国的一个海口城市瑟堡远渡大西洋到纽约。父亲、大哥和我一路上都过得很愉快，因为我们在船上吃了很多好吃的，喝了很多汽水，天天像过节一样，可母亲、四哥和小妹又因为晕船，所以过得很不愉快。
在巴黎我们住了两个星期左右。我们全家在巴黎有两大发现：一个是法国饭，尤其是法国的美味羊角面包（邓小平也很爱吃）和法国的巧克力特别好吃；还有一个是巴黎的女士年轻时差不多个个都很漂亮，但等她们到了35岁后就会发胖，当然也就不漂亮了。
我小时候好奇心很强，对新奇的东西一直有很强的求知欲，这种好奇心一直跟随了我一辈子。巴黎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奇异的世界，我那时才9岁，刚从中国偏远的内地来，从来没见过这样奇妙的西方世界。
有一天，我们全家散步的时候，大街上川流不息的行人、商店橱窗里琳琅满目的商品让我眼花缭乱，看了一会儿后就发现，前后左右都是形形色色、奇奇怪怪的陌生人，我和家人走丢了。当时，第一反应就是要放声大哭，也就是那次我意识到，在国外全家最重要的人是我大哥朝鼎，所以我拼命大声喊叫大哥。大哥朝鼎当时已经是很紧张地在找他的小弟弟了，一听到我叫就赶紧跑了过来。看到我后，大家悬着的心才放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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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朝鼎（左一）与家人们，（中间）黄爱莲
1939年2月2日，我们的船到了纽约曼哈顿的哈德逊港，大嫂海莉带着孩子们来接我们。我还记得大哥朝鼎非常高兴地挥手大叫他大儿子的英文名字——埃米勒！从那天起我开始了在美国的生活。在美一待就是11年半，这期间，我小学毕了业，又上了中学，还上了两年大学。
现在回想起去美国的这段往事，我也时常感慨，人的命运往往是由一些偶然事件改变和决定的，如果当时大哥没有生病，我跟着父母和大哥去了延安而不是美国，我如今很可能就是延安的“三八式”老革命、老干部了。
这样，再次回到美国的冀朝鼎，就陆续结识一批美国财政部的经济学家，继而结识金融界元老陈光甫。
当时，陈光甫主持着国民党政府的中美贸易，冀朝鼎被聘请为陈光甫的私人秘书，深受其信任。
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阶段。冀朝鼎按捺不住报效祖国的热忱，经组织批准毅然归国，投入国内的抗日救亡运动。
组织考虑到他长期旅居国外，党员身份从未公开，同时他在国民党上层人士中有广泛的社会关系，决定让他在国民党政府中从事地下工作。
由于父亲冀贡泉与国民党财政部部长孔祥熙是山西同乡，再加上陈光甫的推荐，有了这两层过硬的关系，冀朝鼎来到孔祥熙身边。
凭着渊博学识和卓越才干，冀朝鼎深得孔祥熙的器重和赏识，从此“平步青云”，
先后担任平准基金会秘书长、
国民党外汇管理委员会主任及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处长等要职。
冀朝鼎利用这些公开身份，长期住在孔祥熙的公馆里，通过各种途径为我党搜集和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为延安等抗日根据地购置医药、器械等稀缺物品。
他在重庆的秘密工作直接受周恩来领导，绝对保密，汇报的方式就是乘汽车到一处偏僻的地方与周恩来秘密见面。
解放战争后期，冀朝鼎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
一天深夜，孔祥熙突然把冀朝鼎叫去劈头问道：“你要老实说，你是不是共产党？”原来孔祥熙接到中统特务的告密，想乘午夜时分冀朝鼎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来个突然袭击。
冀朝鼎估计孔祥熙手头没有真凭实据，便镇静从容地反问道：“你看我像不像共产党？”孔祥熙沉思了片刻说：“我看你不像共产党。”冀朝鼎算是躲过了一劫。
随着解放战争捷报频传，全国解放指日可待，党组织指示冀朝鼎撤回北方。当时，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交通断绝，冀朝鼎一时无法前往北方。
此时恰逢“华北剿总”司令长官傅作义邀请其就任经济处处长，冀朝鼎决定将计就计，搭乘运送钞票的飞机前往北平。
冀朝鼎到北平后，曾和父亲冀贡泉多次找傅作义密谈，为和平解放北平尽了自己一份力量。
从冀朝鼎前辈解放前的经历，可知经过红色金融淬炼过的群体，可以完胜那旧上海“十里洋场”所谓纸醉金迷的大染缸……
红色金融战线上真正的党员，就是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淬炼出了自己的党性和意志。
例如卢绪章、杨延修，周旋在腐败的国民党官员间却依然保持着共产党人的清正廉洁。
1949年3月，香港广大华行与华润公司合并，上交200万美元。
广大华行最后一次党支部会决定：
拿出40万美元退还非党群众的股份，党员负责人的股款和红利酬劳一律上缴。
杨延修将个人在广大华行的各种资金约10万美元全部交给了党。
为党做生意的华益公司肖林、王敏卿夫妇说，我们常把装着金条的小盒子存放在家，但那都是党的财产，一分一厘也不能挪用的，我们是在为党挣钱。
1949年，华益公司向党组织上交大量经营结余资金，经上海市市长陈毅批准，肖林只留下当时流通的3块银元作为纪念。
鼎元钱庄的许振东前辈（思想上入党的非党员），通过私人关系争取到了国民党银行资金，用于支援解放区，还把钱庄暗中经营的盈利900两黄金上缴党组织。
1948年，许振东再一次上缴100两黄金，并把自己的分红全部上缴用来购买军鞋、搪瓷碗等物资运往东北战场。
身处国民党政府高位的冀朝鼎，深知在腐败官场洁身自好，会引起怀疑，想出了公开“捧女戏子”的办法，
“张扬”地每天包几排最好的位子，到处送人戏票，其实他与那女演员毫无瓜葛。
1963年冀朝鼎病逝，
周总理亲自
在悼词中加上“他能出污泥而不染”！
突破封锁
新中国成立后，冀朝鼎担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秘书长，不久升任副主席，他以卓越的经济才能，为突破西方国家封锁禁运政策做出了重要贡献。
“侵犯打火机专利权”事件
在外事活动中，冀朝鼎机敏果敢、坚持原则。1959年，冀朝鼎率领我国贸易代表团赴中欧某国举办展览。
展览馆开幕之后，每天都有大批友好人士前来参观、洽谈，但也引起了某些人的嫉恨，无中生有地制造了一起所谓“侵犯打火机专利权”的事件。
一天，这个国家的首都警察局派出4名警察突然闯进我展览馆驻地，出示出庭通知书后，要展览馆负责人签字，保证于翌日10时到庭受审，否则，立即拘捕。
冀朝鼎得悉这一情况后，意识到这是一起预谋挑衅活动。
如签字受审，就会损害祖国的尊严，
如不签字，4名警察就守在办公室的外面不走。
而这时
他正好有个宴会
必须马上动身出席……
事出意外，情况紧急，在场的我国工作人员暗暗着急！
但冀朝鼎却沉着坚定地说道：“我们绝不能在出庭通知书上签字，更不能出庭受审，使我们的祖国蒙受耻辱。”话音未落，警察已走了进来。
冀朝鼎立即站了起来，严正地对警察说道：“我是代表团团长，现在要去出席联邦银行的宴会，有什么具体事情请你们去找馆长。”说着，伸手拉着展览馆馆长李兆离出门上了汽车。
当警方回过头来找馆长时，工作人员“很客气”地告诉他们，馆长因公外出，不在馆里，4名警察只好无可奈何地走了。
在联邦银行的盛大宴会上，应邀而来的各方面人士盛情款待中国客人。当宴会主人致祝酒词之后，冀朝鼎站起身来，彬彬有礼且神情肃穆地说道：
朋友们、女士们，当诸位在此为我们两国的友谊和我们的友好合作举杯祝酒之时，
我不得不遗憾地告诉各位，在贵国首都刚刚发生了一件对中国人民很不友好的事件……为两国的友好往来和贸易发展投下了阴影……
顿时，惊诧和愤懑代替了宴会上欢快的气氛。
这些国家政权的操纵者——金融界巨头和实业家们担心这件“不愉快的事情”会影响两国的贸易发展，损害他们自身的利益，因而纷纷向警察当局提出质问，但事态并未停息。
展览馆的同志从冀朝鼎的安全着想，劝他立即离开险地。我国使馆也指示展览馆的有关人员可以先行撤离，然后再办交涉。
冀朝鼎坚定地答道：我们是受祖国和人民的委托来发展贸易关系、促进友好往来的代表使团。当祖国的尊严受到损害、无理的起诉没有撤销的时候，我绝对不能离开！他宽慰同志们说：我持有外交护照，警察当局不敢违反国际公法，动我半根毫毛。
在冀朝鼎的领导下，展览馆的全体同志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终于迫使阴谋制造者们撤销了无理起诉，这个国家的内政部长还亲自来到中国代表团驻地，代表该国政府表示歉意。
这件事的处理，既维护了祖国尊严，又保持了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显示了冀朝鼎高超的斗争艺术。
1963年8月，准备率领中国展览团前往阿尔及利亚的冀朝鼎因突发脑出血不幸逝世。
冀朝鼎去世后，正在外地出差的周恩来批示：第一要在治丧委员会中加上他和邓颖超的名字；第二他要亲自参加追悼会；第三，追悼会不能在一般地方举行，要改在首都剧场。在审阅悼词时，周恩来亲笔加上一句：尤其在秘密工作时期中，他能出淤泥而不染。
冀朝鼎与父亲冀贡泉、弟弟冀朝铸被称为“冀氏三杰”。2020年，随着冀朝铸逝世，“冀氏三杰”传奇落幕。
冀朝鼎（右）的父亲冀贡泉（1882-1967，右二）是著名法学家、教育家；
冀朝鼎的弟弟冀朝铸（1929-2020，右三）曾担任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翻译，被称为“红墙第一翻译”，曾任驻英大使、联合国副秘书长。
这是冀贡泉手捧冀朝铸在朝鲜战场上获得的奖状与两个儿子的合影
1921年10月2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
“星期休息。上午马幼鱼、朱遏先来。冀君贡泉送汾酒一瓶。”
冀贡泉来自山西汾阳，早年东渡日本留学，获得明治大学法学士学位，曾在北洋政府教育部任职教育司第一科“主事”，恰好与当时崭露头角的鲁迅先生共事。
冀贡泉在教育部任职时间不足半年，却与年长自己1岁的鲁迅结下深厚的友谊。在离开北京的10年间，他和鲁迅一直保持友好的往来，每次去北京都要和鲁迅聚会饮酒。
在《鲁迅日记》中，鲁迅7次提及与冀贡泉畅饮汾酒。
1924年2月6日，“夜失眠，尽酒一瓶”。
他在日记里将各种人际交往记录得相当细致，从中可以见到一批闪烁着耀眼光芒的社会名流和文化巨匠。
与陈独秀、李大钊、宋庆龄、瞿秋白、胡适的密切联系暂且不提，单在“饮”字后面频繁出现的名字就有陈望道、沈雁冰（茅盾）、冯雪峰、叶圣陶、郑振铎、胡愈之、巴金、沈尹默、郁达夫、马幼渔、朱自清、林语堂、柳亚子、许寿裳等。
二
冀贡泉（1882~1967），字育堂，号醴亭。山西汾阳人。民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著名的法学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为新中国的法律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孔祥熙的老师（孔比老师大两岁）。父亲冀玉卿（玉清）是前清秀才，在家乡教私塾。，1938年病故于汉口，享年84岁。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冀贡泉中秀才。光绪三十年参加学台“征文”考试，被录取入山西大学堂。次年参加山西省官费留日考试，名列第一。归国，先是在北洋政府教育部任职，后在山西政法学校等地任职。北伐结束后，先后出任山西省司法厅长和教育厅长。
冀贡泉谈到他对鲁迅壮年深刻的印象：他整天看书，不把时间浪费在闲谈上。不苟言，不苟笑。他爱提“人定胜天”这句话、他的生活勤劳朴素……在冀贡泉心目中，鲁迅是直、谅、多闻的益友，是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其言也厉的君子。
民国26年（1937）秋，日本侵略军进逼山西，冀携带老父、幼子撤至汉口，再撤退到重庆。经周恩来安排，
冀贡泉携（第三任）夫人张陶然（又名冀顺心）、长子冀朝鼎、四子冀朝理、五子冀朝铸和女儿冀青赴美国，做扩大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工作，任务有两点：
一是在全球性的反法西斯战争期间，促进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及壮大；
二是促进中美人民友好，并促使美国人民支持中国人民抗日，建立新中国。
一家人经昆明、西贡、新加坡、法国，辗转万里，于1939年1月初抵达美国纽约，住在美国曼哈顿东城下区。（据智效民记，张陶然是汾阳人，与冀朝鼎同年同月同日出生，与冀贡泉结婚时16岁）
《华侨日报》的前身是中共宣传华侨的一份小型周刊——纽约的《先锋报》。
1938年初，因为抗日战争的爆发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共产党国际组织把吴玉章在巴黎创办的《救国时报》迁至美国，
与《先锋报》合并，改名为《救国日报》。
1940年，《救国日报》经过扩充改组，更名为《华侨日报》。该报除冀贡泉之外，还有社长唐明照、副刊主笔梅参天、会计流通部负责人张希先（唐的妻子）等人，他们都是中共党员。
据说唐明照女儿唐闻生的名字就是冀贡泉起的，可见他们的关系非常密切，相当融洽。
冀贡泉曾在美国应邀参演抗战电影，他拒绝导演让他扮演一个汉奸的角色，扮演了一个救护美国飞行员的老医生。（本文首图延安行程由冀朝铸牵线）
汾阳冀贡泉故居俗称中院，位于汾阳市文峰街道办事处建昌村南（原蔡建昌39号）。
冀朝鼎从清华毕业后赴美，先后在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名校就读，并获法学博士和经济学博士。冀朝鼎的经济学博士论文《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给他带来了巨大声誉。
五子冀朝铸（1929~2020），出生于山西太原上马街。与冀朝鼎兄弟两人同父异母，母亲张陶然。他长在美国。冀贡泉回国后，冀朝铸则在美国读小学、中学……从小的语言环境，就是美式英语。所以他的英语口语很好。据亲属讲，冀会讲一句汾阳话，我是山西汾阳建昌村人。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年仅19岁的冀朝铸放弃哈佛的学业，毅然回国，在清华化学系完成学业后，经冀朝鼎推荐，开始了从事翻译工作，起初是英文打字速记，以记录详尽、速度快在朝鲜停战谈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获得“首席速记、打字员”美称。被周恩来称之为娃娃翻译。之后一直在外交部工作，是周恩来的第五任英文翻译。在“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中美建交和谈、尼克松访华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当中，他被称为“红墙第一翻译”，成为“外交部翻译圈的标杆和榜样”。当尼克松“跨越世界上最宽阔的海洋和中国人民握手”时，冀朝铸是周恩来身边的翻译。49岁时，以超过“口译退休线40岁”九岁，随邓访美。后来出任驻英大使、联合国副秘书长等，1996年卸任。
幼女冀青随父回国后，在华侨补习学校毕业，分配到《中国建设》杂志社工作。1969年，经人介绍同一个煤矿工人出身的干部结了婚。不幸的是，她的女儿刚出生不久，丈夫就因患癌症而去世。
冀朝中、冀慧青
陈立夫到台后，总结失败的教训，在自传体回忆录《成败之鉴》中提出，一切不良后果都因为冀朝鼎出的主意即金圆券政策。实际上，大政方针上有蒋介石庐山会议讲话确定指导思想，中有宋子文、孔祥熙等人把关点头，下头蒋经国上海打虎实施，大势所趋，不是某一个人所能左右的。陈立夫《成败之鉴》成书于1994年。当时，冀朝鼎已经过世31年。陈立夫在这时指出冀朝鼎的“功绩”，无非是不敢说实话，找人背锅而已。
乡邻郭同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