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12月，四任中共特支书记合影于广州，左起：左洪涛、孙慎、刘田夫、郑黎亚

抗战时因为国共合作的原因和背景，在国统区的我秘密党员要安身立足，必须解决一个重大政治原则问题。

一项特殊的政策

对此，我党沉着应对，顺水推舟，决定实施一项特殊的政策——同意我秘密党员加入国民党和三青团，以此隐蔽革命力量。

1940年5月4日，毛泽东在《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一文中明确指出，在国民党统治区，“其与顽固派斗争的策略，是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下，利用国民党一切可以利用的法律、命令和社会习惯所许可的范围，稳扎稳打地进行斗争和积蓄力量。在党员被国民党强迫入党时，即加入之；对地方保甲团体、教育团体、经济团体、军事团体，应广泛地打入之。” 

同一天，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党员被逼加入国民党问题的决定》，其中作了非常具体的规定：“......已加入的党员，凡担任普通职务者，一律编入支部，以短小精干，三人至五人为原则，绝对遵守秘密条件，直接受县委一级常委领导。凡有五人以上加入的地方，则应编成一个以上的支部，其间不发生横的联系......”

紧接着，中共中央又数次发出指示，对共产党员必要情况下加入国民党和三青团作出规定。这些果断而正确的决策，为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我党秘密党员指引了方向。

“碟中谍”的智慧

借助加入国民党的机会，我党还使出一招“反客为主”，上演了一出精彩的谍战大戏。

这些加入国民党的中共秘密党员，明面上是归入国民党麾下，暗地里却带着我党的政治任务：一是从内部瓦解国民党，二是做好群众工作。此外，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我党秘密人员，还肩负着秘密获取国民党机密情报等重要任务。

而对于保证这盘棋的胜利，我党有两样“法宝”。

一是思想教育。1940年5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秘密党员加入国民党问题的指示》规定：凡被迫或由我决定加入国民党或三青团之党员，必须经常给以深刻的阶级教育，使之明了马列主义与三民主义之异同，同时给以工作方法之教育，使之能长期埋伏，谨慎策略地进行与群众联系之工作。

二是保守秘密。1940年5月28日，关于加入国民党及三青团的问题，河南省委决定：“一般的全体加入的时候（全体小学教员，全体保甲长，甚至全体学生），我们没有暴露得很厉害的同志为了取得一层合法的外衣就应毫不迟疑地去填一张表，交四张像片。不过事先就应当好好地向同志们解释与说明，我们为什么要这样的，并绝对保守秘密”。

如此一来，“溶共”不是“溶共”，而是我秘密人员成功“融入”国民党内部，成为我党更深入渗透国民党的开始。

一：国民党中共特支的故事

国民党第四战区中共特别支部（简称中共特支），就是棋盘子落之处开出的保密之花。该特支长期在国民党抗日名将张发奎军中做我党秘密工作。

1939年，根据国民党党政军各部门所有人员一律加入国民党的通令，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也动员麾下人马加入国民党。已成为张发奎机要秘书的左洪涛等我党地下党员一再以各种理由加以推托，这逐渐引起张发奎的警觉和不满。

正在此时，中共广东省委传达周恩来的指示：为了掩护自己，坚持在国统区稳扎稳打地进行斗争，积蓄力量，在被强迫加入国民党时即加入之，不宜久拖。由此，特支中我党部分地下党员由张发奎介绍加入国民党。

加入国民党的左洪涛，不断将国民党的机密情报转送到我党上级组织，为保存革命力量做出了贡献。他提供的重要情报，曾帮助我党破除蒋介石和张发奎偷袭我东江纵队的阴谋。

像左洪涛这样的我党秘密党员，还有许多。他们在中共中央一整套方针、政策和具体规定的指引下，放开了手脚，争取了主动，获得了充分的活动场所。有的地下党员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当了乡长、保长、科长、县长、国民党的书记长，甚至秘密潜入国民党党部和军队，为我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27年12月11日凌晨3时30分，由叶剑英领导的第四军教导团率先行动，随着三声炮响，三颗耀眼的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划破广州沉寂的夜空。震惊中外的广州起义打响了。

广州起义时，“宛如赵子龙，一身是胆”的左洪涛身处其中顽强抗敌。左洪涛军人出身，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个“上马能杀敌，下马能草露布”的儒将。

一首悼念左洪涛的诗中，准确描绘了他的一生：早年投笔欲擒魔，百战艰难坎坷多；九年“虎穴”心如铁，几翻风雨剑重磨。会结黄埔兴祖国，心存统一壮山河；“回归”巨浪兼天涌，地下君应慷慨歌。

1933年1月，左洪涛调任位于上海的全国互济总会秘书长兼组织部长，这时全国互济总会的党团书记是邓中夏。1934年1月，左洪涛被叛徒出卖，被国民党逮捕。在狱中，遭多番严刑拷打，左洪涛始终守口如瓶。他在狱中写下《沉痛的呼声》，托看守送出，很快便在杂志上公开刊登，引起巨大反响。

翻阅《沉痛的呼声》，《小康》记者发现字里行间满是铿锵正气。“我们以前是从抗日反帝的最前线捕来的，在目前，整个中华民族已到了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我们要求立即无条件的释放！要求立刻回到抗日反帝的最前线去，参加真正的民族解放战争！我们要以我们的头颅和热血去冲击敌人！”

1937年8月底，由周恩来率领的中共中央代表团敦促蒋介石立即履行西安事变时关于“释放一切政治犯”的诺言。在强大政治压力下，国民党被迫将苏州、上海、南京等处所有政治犯无条件释放。左洪涛等人才重获自由。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国抗日开始。当年10月12日，在周恩来、博古、潘汉年等的直接领导下，战地服务队10名共产党员齐聚南桥，成立中共第八集团军战地服务队特别支部（简称“特支”），直属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左洪涛任“特支”书记。

由于国民党顽固派从中破坏，战地服务队撤销。左洪涛后来成为国民党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张发奎机要秘书。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左洪涛将战地服务队成员安插到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各部门，使“特支”在张发奎部队下得以继续开展工作，并多次化险为夷。

1946年1月25日，由中共代表方方、国民党代表黄伟勤和美方代表米勒组成的军调部第八执行小组抵达广州，与张发奎接洽，开始对广东国共双方的军事力量进行调处。张发奎断绝中共代表方与外界的联系，使中共方在谈判中完全处于被动地位。

左洪涛冒着生命危险与特务周旋，收集谈判进展情况，及时将情报送达上级组织。在他的努力下，方方与东江游击队领导人曾生、尹林平取得了联系。在广州行营中将参事李章达家里，左洪涛还设法安排方方与曾生、尹林平派来的代表何鼎华见面。

3月9日，尹林平飞抵重庆，举行了中外记者招待会，详细介绍了华南人民武装发展情况，揭露了国民党否认广东有中共武装部队，阻碍军事调处执行小组开展工作的企图，中外舆论一片哗然。同一天，蒋介石电召张发奎赶到重庆。在重庆，面对周恩来的有理有据的责问，张发奎不得不如实地对外公布中共代表方在广东的武装力量。

谈判虽取得成功，但问题并未就此解决。蒋介石命令张发奎在我武装部队陆续集结之时，“聚而歼之”、“一网打尽”。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参谋处的“特支”成员杨应彬截获了这份无比珍贵的情报。左洪涛当机立断、想方设法将情报转交尹林平。周恩来、叶剑英得到情报后，立即向军调部揭露蒋介石的阴谋。在共产党有力反击下，加上国内外和平爱国人士和舆论的关注，蒋、张停止了偷袭集结部队的阴谋计划，2500多名抗战骨干安全北撤。

“特支”一共22名党员的组织关系自始至终都由左洪涛直接掌握。“特支”在张发奎所部坚持斗争将近10年之久。期间除1人病逝外，其余21人全部安全撤出。“你常对我们说，不要把国民党看成铁板一块，他们中有进步的，有中间的，有顽固的。我们一定要区别对待。你亲自做四战区司令部上层人物的工作。”“特支”成员杨应彬、郑黎亚夫妇执笔悼念左洪涛情真意切。

1946年9月，左洪涛安全撤至香港，任中共香港工委党派组总负责人。1947年7月，为了加强南路的武装斗争，左洪涛到粤桂边任参谋长。从此，他从隐蔽战线转到直接指挥战斗，参与指挥东江南岸武装斗争、解放老隆战役。新中国成立后，左洪涛担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统战部副部长（叶剑英当部长），首任广东省政府办公厅主任。

三、细节

1、悬崖边上的王牌特工

1945年秋天，广州。

一位24岁的广东小伙子，陷入了焦虑中。他姓杨，名应彬。杨应彬之所以焦虑，是因为他很清楚自己当下的处境：他离暴露不远了。

没错。杨应彬是一个红色特工，而且与一般特工相比，他有两个不太一样的地方：

杨应彬

首先，杨应彬是一个已经顺利打入敌人内部的王牌特工。虽然才24岁，但此时的他已经是国军名将张发奎身边的参谋人员。

而张发奎部，不但兵力众多，在国军里影响力亦是不小。因此，杨应彬的位置对我军来说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其次，杨应彬是奉周恩来的命令潜伏下来的。

早在1937年，16岁的杨应彬就作为一颗“冷棋子”，被安插在张发奎部。这么多年过去了，他和他这条线的特工们，都是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工作的。

正因为以上两点，在过去数年里，杨应彬一天都不敢放松警惕。

杨应彬是广东大埔县人，1921年出生在一个贫农家庭，高小毕业后家里就没读书了。

幸亏，民主人士在当地搞教育，杨应彬才得以以勤工俭学的方式继续读书。

因为在学校成绩优异，13岁那年，杨应彬被校长带到上海，面见资助办学的著名民主人士陶行知先生。从那以后，杨应彬就跟在了陶行知身边，相当于成了他的“关门弟子”。

当时，陶先生的装扮常常是一件背心、摇着大葵扇，十分随和。而十几岁的杨应彬则跟在他身边，一举一动都受到了陶先生的影响。

这年10月，杨应彬加入了我党的外围组织“左翼教联”，第二年加入我党。

陶行知

那么，杨应彬是从什么时候成为一名特工的呢？

这得从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开始说起。抗战开始后，杨应彬本是一个抗日救亡儿童组织的负责人，后来转入淞沪战场张发奎部的战地服务队。

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杨应彬成了打入敌军内部的一把利剑。

说起来，张发奎此人也是很值得一提的。

张发奎也是广东人，早年参加同盟会，又参加过北伐战争，因此在国军内部颇有威望。

抗战时期，张发奎曾先后任集团军司令、战区司令长官等，是著名将领。1937年日军攻打上海时，他曾率第八集团军抵抗。

都是广东人，张发奎颇为欣赏杨应彬这个小伙子。杨应彬跟了他没几年，张发奎就把他送到中央军校四分校去上学。而杨应彬也确实很给张发奎长脸，升学考试中，他在部队1000人中排第一。

自己战区的人能拿到这样的成绩，张发奎高兴极了，见人就说：“我看中了一个好苗子！”以至于，1940年12月的一次，他还“徇私”保过杨应彬一次。

那天，杨应彬在军校刚参加完训练，回到宿舍，突然被大队长叫了去。大队长拿出三张纸条，上面分别写着：“巴黎公社的穷孩子都是很英勇善战的”、“相信你播下的种子萌芽了吧”、“希望这次由柳州回韶关去，能拨开云雾重见青天”。

毫无疑问，这都是令国军深恶痛绝的“进步语言”。这3句话，是从杨应彬认识的几个朋友那里搜出来的。大队长问杨应彬：“你认不认识他们，知不知道这些话是什么意思？”

杨应彬只能假装毫不知情，反复强调：“我是张发奎长官保送过来的，希望学校向张长官调查，还我清白！” 这件事，后来被张发奎知道了，他赶紧命人以自己的名义写信给校长，称一切都是误会，杨应彬这才化险为夷。

张发奎

从军校毕业后，杨应彬就一直在张发奎身边潜伏。期间，他数次送出重要情报，屡次救我军战友于水火中。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此时，24岁的杨应彬觉得：自己的任务应该完成了吧。于是，他急忙联系周恩来，希望他批准自己离开张发奎部，公开身份，回到自己的队伍。

然而，此时高瞻远瞩的周恩来已经意识到：国军一定会挑起内战。于是，周恩来要求杨应彬：“你再坚持一下，再等一等，看一看！”

杨应彬当然明白周恩来的意思，但同时，他也意识到：自己离暴露不远了。他的身边，有无数双眼睛盯着。

自1937年跟着张发奎起，到1945年已经过去了8年，期间他屡屡出手搞情报，不被怀疑是不可能的。

特别是日本人投降后，反动派对我军地下情报网的“清剿”已经放在明面上了。杨应彬已经听到不少风声：广东特务组织对他的怀疑，随时都会上升到跟踪和秘密调查阶段。而与此同时，军警政各界，都有关于他的种种不利传言流出。

杨应彬知道，如果再不想办法，等待他的将会是什么。

2、理所应当又出人意料的婚礼

事实上，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着急的不止杨应彬一个人，还有他的上级兼联络人左洪涛。

左洪涛比杨应彬大15岁，这位久经考验的情报高手，正是杨应彬这条线的负责人。与此同时，左洪涛还负责着其它不少支线。

应该说，在整个组织里，没有人比左洪涛更了解杨应彬的不易。在过去8年里，作为一个见证者，左洪涛看着杨应彬由一个学生娃娃成长成能独挡一面的王牌特工。

因此，如何才能让杨应彬顺利地潜伏下去，也成了左洪涛的一块心病。很快，他们就想到了一个不错的主意：如果杨应彬娶个媳妇，大办一场婚礼，或许一切还有补救的可能！

这是杨应彬和左洪涛共同商量的结果。至于为什么这么做，后文中笔者跟大家细说。现在我们要说的，是杨应彬的新娘。

新娘，是有现成人选的。此人，正是陪伴杨应彬多年的女友郑黎亚。虽然郑黎亚比杨应彬年长两岁，但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她都是配得上杨应彬的：

首先，郑黎亚是一个知识女性。

她1919年出生在江苏海门，父母早逝，从小跟着祖母相依为命。初一时，她就参加了抗日游行。18岁时，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北京大学，这对当时的女性来说，是一件相当了不起的事。

其次，郑黎亚也是一个有胆识的姑娘。

考上北大后，郑黎亚本来有赴美留学的机会，但她却投笔从戎，在上海参加抗日救亡团体，后加入我党。

1938年，在浙江金华时，19岁的郑黎亚在革命活动中遇到了17岁的杨应彬。后来，两人因工作相知、相恋，走到了一起。

杨应彬、郑黎亚合影

其实，按当时的习俗，两人早就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只是，考虑到杨应彬是个特工，而郑黎亚的身份则是宣传抗日的热血青年。于是，两人便商量好：等到日本人投降的那一天再结婚。

结果这一等，就等到了1945年。此时，听说杨应彬要和自己结婚，郑黎亚当然十分乐意。于是，左洪涛把他们的计划汇报给了上级。

毕竟像杨应彬这样的特工，他此番大动作必然是要经组织批准的。很快，中央的回复就下来了：批准！

为了把这场婚礼办得像模像样，大家可是没少花心思：

一来，杨应彬把广东军、警、政各界，但凡他能请得动的要员都请来了，一共多达100多个。当然，这些人会来，主要还是因为杨应彬跟张发奎的关系。

二来，杨应彬特意给张发奎发了请帖，请他务必出席，当自己的证婚人。

事实上，张发奎此时也听到了不少风声，说杨应彬可能是地下党，但他又始终没有抓到杨应彬的把柄。于是，接到请帖后，张发奎还特意把杨应彬和郑黎亚找了来，当面问他：

“你们究竟是不是共产党？如果两个都不是，可以结婚；两个都是，也可以结婚。最怕一个是，一个不是，将来一个要做鳏夫，或一个要做寡妇。”

杨应彬哪里会想到，张发奎竟问得这么直接。但他很清楚，对方会这么问，证明其实从内心来说是相信自己的。于是，杨应彬面不改色，回答道：

“张长官，我跟了你八年抗战，你还不了解吗？我们都不是！”

张发奎这才放下心来，脸上堆得笑说：“不是就好，不是就好呀，那你们就结婚吧！”

就这样，1945年12月3日，一场盛大的婚礼在广东行营举办。席间，他们拍了这样一张照片：

照片中，新郎温文尔雅，新娘漂亮大方，任谁看了都会觉得是再合适不过。而就在宾客们交杯换盏时，没有人注意到这对新人内心的紧张，也没有意识到这场婚礼的操办者正是我军地下党组织。

宴席进行到一半，张发奎当众发表了一通讲话，把杨应彬狠狠地夸了一遍，称他勤勤恳恳、有才华、有能力，是自己的得力助手。

这下子，在场的100多个国军官员全看明白了：杨应彬是张发奎跟前的“红人”。不管外界怎么猜测他的身份，张长官是极为信任他的。他这个时候出席杨应彬的婚礼，相当于就是为他“站台”、力挺他，看谁还敢动他。

3、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世人都说：革命者的爱情，格外浪漫。这话没错！只是，这种浪漫时时与危险相伴。

结婚那年，郑黎亚26岁，杨应彬24岁。自婚后第一天起，郑黎亚就明白：自己的丈夫是一个特工，而且是周恩来麾下的王牌特工。作为妻子，她能做的就是尽自己一切力量，护他周全。

他出门，她守在家里等；他拼了命搞来的情报，她总能想到办法给送出去。期间，夫妻俩到底送出了多少情报，笔者不知。

在目前已经解密的资料中，我只跟大家讲一个：一份情报救下2000多名抗日骨干及家属。

那是在1946年1月，中共代表、国军代表、美方代表组成的军调部第8执行小组，到达广州，解决我军东江纵队北撤的问题。杨应彬作为张发奎部的参谋，当然也参与了此事。

那些天，杨应彬一直格外警惕，希望能替我方代表打听到一些信息。一天，他见参谋处一个姓甄的参谋，神神秘秘地跟旁人交代着什么。

于是，杨应彬便刻意走过去打听，得知：原来，我军代表住处的所有服务人员都是特务，而且屋里也装上了窃听设备。

这一情况，对我军代表来说，无疑是非常重要的，怎样才能顺利把这一消息传出去呢？

杨应彬想到了个好办法，他以照顾军调小组人员生活为由，以代理处长的身份接见了中共代表，而后又在握手的时候，把一张纸条交给了代表。

就这样，在情报网的配合下，军调终于有了结果，我军和国军签定了一份《北辙协议》。按照计划，我东江纵队的2000多人将集结在大鹏半岛，再乘军舰到山东烟台去。

事情到了这一步，杨应彬本以为可以松口气了。谁知，谈判刚结束，他就收到了一份关于张发奎部兵力调动的命令。

原来，蒋介石不甘心这样的结果，下令张发奎，要求他：趁我东江纵队集结之际，来个“一网打尽”，“全歼”我军。

这是一份关系到2000多人性命的情报，杨应彬马上向上线左洪涛汇报。然而，收到情报的左洪涛竟皱起眉头来。

原来，当时我军军调代表们已经离开了广东，这份情报该如何迅速送到东江纵队手上，成了一个大难题。

好在，正在大伙都着急的时候，左洪涛突然发现当时香港地下党领导的《华商报》总经理萨空当时也在广州。于是，左洪涛便把这一消息让萨空由香港方面，辗转电告了周恩来和叶剑英。

左洪涛

得到这一消息，我军就完全掌握了主动。在周恩来的部署下，一方面，东江纵队做好了打仗的准备；另一方面，周恩来也把这一情况公开给媒体，向蒋介石施压。

最后，在所有人的努力下，东江纵队的2000多人顺利撤离。

一条情报救2000多个战友，这不是影视剧里的内容，而是杨应彬和妻子经历的诸多传奇中的一件。

1947年夏天，杨应彬和郑黎亚收到了组织最后一条命令：迅速撤离。夫妻俩知道，应该是组织得到什么消息，他们俩再不撤就有危险了。为防离开的时候遇到阻碍，杨应彬找到张发奎请假。

一开始，杨应彬称自己想跟亲戚去南洋经商，要离开广东。张发奎并不相信，说：“你才20多岁，一看就不像是会做生意的人，去那里干什么？”

后来，杨应彬又称那自己要先回老家一趟，正好妻子也有孕在身，把她送回老家去养着。这一次，张发奎没有理由拒绝他，便同意了。就这样，杨应彬夫妻俩顺利撤离。事后，杨应彬夫妻俩转移去了香港，张发奎见他迟迟不归，还下发了通缉令。

1949年，杨应彬回到了广州，参与接管这座城市的工作。此后，夫妻俩在新中国的多个岗位上兢兢业业。

2013年12年16日，郑黎亚女士病逝，享年94岁。生前，她享受副省级医疗待遇。

2015年7月13日，中共传奇特工杨应彬病逝，享年94岁。

二老走后，曾有记者采访他们的儿子杨小斌先生，希望知道更多这对夫妻的过去。然而，杨小斌先生笑着说：“我问父亲十句，他才说一句！”

或许，70多年前的那些点滴往事，还有太多是我们不知道的。但如今的

军史材料里，真真切切地记录着这样一条信息：

杨应彬所在的那条情报线，一共有22人。在22人潜伏10年后，除1人病逝外，其余21人全部安全撤出，无一人暴露身份。毋庸置疑，在世界特工史上，这支很多人不知道的队伍是一个传奇。

杨应彬是这支队伍里最小的一个。周总理生前，常唤他：小同志。

最后，是笔者翻阅诸多材料，找到的一张当年战地服务队的照片：

这张照片中，后排右三为杨应彬，黑白胶卷，已略显模糊的脸庞：

那些年，他们正年轻……

那些年，他们为新中国拼过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