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算王明路线错误，高、郭、阎等的发言之一：阎

我的发言准备分两部分来讲。

关于历史上的一些问题，我所知道的也很片面，只是在几个阶段上知道一点。

过去很多同志提到历史上我的很多错误，我想在当时的情况环境之下做了一些事情，像我这样的一个人也不可能没有错误，没错误倒说不通。

错误的大小，哪一些我应该负责，现在有些事情还没对（搞）清，以后要把这些问题对（搞）清，我下次发言时讲。

今天我主要讲今天的问题，因为最近的情况很复杂，我有很多事情纠缠不清，我应该先把这些问题讲一讲，一共讲四个问题：

本来我和郭洪涛就历史关系、工作关系应该是没有关系。我在这里工作时，他不在；他在这工作时，我又不在。我没有执行和参加过他的错误路线。以后我回边区工作，他做党的工作，我做军队工作，也不在一块。

工作上，政治上，路线上我们应该是没有关系，对他个人的认识上感情上一般的我是不感兴趣，那就应该说我们的关系是很清楚的。

但我和郭洪涛却纠缠不清，这是由于思想问题，

因为错误与错误，正确与工作之间都会有相同的东西，有些思想方法，和对有些问题的看法一致，这种错误的思想方法很自然的就会结合起来了。

我是不是和郭洪涛那样思想方法完全相同呢？

我在那样的边区是杜衡的错误路线下打击走的，而杜衡的路线基本上与郭的路线一致。

我首先讲一下和郭纠缠不清的具体事实。这些是使我吃亏不小。如果没有这些事情，我想有错误怕也不是怎样严重的事。

我和郭洪涛过去没什么纠缠不清。他从山东回来，我从鄜县来延开会，在边委见面，吹了一阵山东情形。

第二次我又来延开会，到杨家岭去谈统一战线问题，在路上碰见郭洪涛，郭说：“刘景范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说：‘过去缴刘志丹二支队的枪，是你和谢子长的阴谋’”。

我听了很生气，想他为什么要这样写？过去也没检讨过究竟缴的对不对，我认为是对的。为什么以前不提？

子长已死，缴枪的问题是要我负主要责任，但当时主要负责人不是我，总指挥是谢子长，政委李杰夫。说我负责也是负责者之一，我是坚决赞助执行者，是执行了党的指示。

我问他在哪里看到这个报告？他说：“在高岗那里看到的”，我听了很急。

他接着说：“这事应当给中央讲清楚。”我说我不知道边区工作谁管，他说“任弼时管”。我说：“我不认识。”他说：“我带你去。”

我就去问任弼时，为什么说缴刘志丹的枪是我们的阴谋？

任弼时说他不知道有这样的事。

我说如果这样，我们历史上是有成见的，高岗同志和我也有成见。高岗同志打临镇没回来，他回来后我没经什么调查就给了他一支枪要他去当兵。我想这上边会有成见。

第二，我反对李艮的错误路线，李认为我们这些人不可靠，就组织了一个秘密队委，高岗同志参加了。当时我也讲了。高岗同志带回两连兵变。

我让任弼时同志查一查，我和高岗同志去谈。

任弼时说：“你不要谈，这话你再不要谈了。”当时谈话的全部过程就是这样。

在临镇没经调查研究给高岗同志那样的处理是我的错误，因为当时部队土匪成份很多，是他们把高岗同志绑走的。秘密队委的问题高岗同志处理的也是对的。

我没调查研究主观主义是不对的，这个问题在高干会上我承认了错误，今天看我应负主要责任，郭应不应负责是他的问题。

不管有没有报告，反正我的立场不稳，没把问题搞清，没了解人家是什么意思，不然事情也就好办了。

郭要拿我作他的资本，因为我没参加他的路线，在上面的问题上正打动了我。我主要错误就是不该和郭洪涛讲。如果这个问题搞不清，和高岗同志谈一下就对了。

其所以犯错误是我站不稳立场，没有认识了郭洪涛的阴谋，因此上了郭的当。

高干会我承认了错误，也恨洪涛，觉得没有他，我也没有这样的错误。那时主要责任自己多一些，这样也是对的，自己应该多负责，但对郭洪涛的仇恨也应当深一些就好了。

高干会后我到学校反省中间也讲到了我的错误，开始和郭洪涛关系也少一点，以后我们编在一个支部一个小组，接触的多，来往的关系也就多了。

高干会后我认为郭对他的错误有了一些认识，一般的不谈历史问题，所谈的主要是关于生活方面的问题。小组对他也有过批评斗争，他自己也承认了错误。

以后郭洪涛关于肃反问题有些意见，主要说他没有杀刘志丹、高岗的意思，在程子华打电报来后谈的比较多一些，在小组和支部上都谈到过。

其次，关于开展陕北游击战争问题，后一时期谈的比较多。有些陕北同志提到高干会结论关于陕北的问题，他的意见就比较多一些。关于干部问题也提了些，记得也谈过李景波的问题，说李在陇东抢救运动搞的很厉害，死了之后，二部有些人对他很仇恨，反对送挽联。

再就是干部的意见方面，说慕生忠、崔田夫、崔田民关于陕北历史都有意见，还讲到刘子义，因为是郭的干部，在检查历史时说他是个特务。

我因对刘子义不大认识，也不很清楚。

在后一时期谈的比较多的就是这些问题，有些是在小组中谈的，有些是和我个人谈的。为什么后一时期谈的多呢？

我想，第一是由于程子华的电报，第二崔田民回来有些意见，对郭也是一个很大的支持。我和郭纠缠不清的过程，我们谈的全部内容就是这样的。

我最大的错误是什么呢？

在高干会上我虽然承认了错误，但以后还是犯了错误，一方面是上了郭洪涛的当，另外是自己没立场，没有把错误看成严重问题，觉得说一说就算了，自由主义很严重。

对于边区的问题，有些问题不讲话，有些说也说的不管痛痒，有些问题郭洪涛有意见，不满，我也有意见不满，这样我们就结合起来了。

因此在很多问题上，我采取消极的办法，对郭洪涛的结论我不签字，当时觉得很多事我不清楚，有没有杀刘志丹、高岗之心，也不知道，不负责任，不签字，当时还认为做的很对。

其次在审查朱理治的时候，我也不参加，我对审查分配给我的最难审查的人，就不愿审查他。我这种消极的态度，暴露了我对边区历史上机会主义的斗争的态度。

高干会解决了边区历史问题，但是我究竟站在正确方面反对错误方面，还是站在错误方面反对正确方面，没有明确态度，没有站在正确的方面改正自己的错误，只是想学习之后出去工作，有时骂郭不要乱讲。

我之所以采取这种消极的态度，事实证明我没有接受过去的错误，因为对正确和错误没有积极的明确的表明态度，在最近很多问题纠缠着我是没有什么奇怪的。

第一，我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不伤害到我，我是自由主义者，伤害到自己，我就是个人主义。

这两个东西是结合在一起的，表现到具体问题上，比如郭洪涛要讲到边区历史的话，我还可能不参加，这时是自由主义的，如郭洪涛讲到有伤害到我自已的事，这时我就是个人主义。

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时候我是自由主义，个人问题上个人主义。

记得过去有同志讲过：“有人爱反映对旁人的意见，听到谁讲两句怪话，就赶快反映给组织，把旁人的党性增加在自己身上”，我觉得很对。

我对旁人的事就不大爱管，也不爱讲。其实人家党性不好，讲的话对党有害，应当反映。在党内问题上自己应当是比他党性强的。

第二，关于个性与党性问题。

我的个性很坏，骄傲，组织生活，组织观念非常差，因为对一些问题不认识，就很难被说服，很顽固。

关于我的个性，记得老谢曾说：“你这个人还聪明，还能做些事，解决问题也可以，但是如果个性不改，永远做不成事情。人家是和你一起工作，还是和你打架？”

又说：“只能和熟人在一起工作，不能和生人一起工作。”

由于个性不好，我在工作中碰的钉子也很多。这个个性和党性，有时就不能融洽到一起。

第三，这次七大给了我一个很大的教训。

当时很多同志提到我的问题，有人提“我的威信比高岗还高”，“不选我就不选高岗”。我觉得真是岂有此理，我能比高岗威信高吗？我找秀山去谈过。

那几天很苦，我这从来不失眠的人那几天失眠了。以后又听到许多小广播，说什么中央走了陕北党要分裂，高岗闹宗派，以后又被郭洪涛讲我是陕北领袖，这些问题都牵连到我，

我就想找彭真谈，说应当查清，但没找上。

“中央走后陕北要分裂”这句话很吓人。因为这些问题牵连到我，因此我提出调查一下，看是怎么说的？谁说的？

我没有想选成中央委员，一个小组提到我，我马上向代表团说，不能这样，也和张秀山讲过。这些问题，我过去并没有认为那样严重，别人要说我有什么办法？别人有阴谋这样搞，也不是我的错误。

失眠中我想为什么搞的这样的严重？想通了一个问题，就是高干会虽然我承认了错误，但以后一个时期我没有一个明确的态度，而是沉默消沉模糊的，结果造成了党内不团结的空子。

我这样没有明确的站在正确路线方面反对错误路线的态度，如果是今天有阴谋家或是有些人拿来利用，我还不觉悟，将来就可能被反革命利用。

我想到问题的严重性、危险性，半夜把很多人搞起来说：“党内要分裂，我和高岗争领袖，说我是陕北领袖，几个代表团说不选我就不选高岗，问题严重到这样程度，在我思想上如果再不想通，仍然保持错误的态度，我看永远也跳不出错误圈子。”

我主要的问题是从高干会一直到现在，没有认识没有正视我的错误，因此搞出这样一些事来，如继续不觉悟，前途不堪设想。

以后我又想“党内分裂”，一个是以郭洪涛为首，再不就是以我为首。如果真的这样，我比郭洪涛就更严重些，因为人家都晓得郭洪涛有很多错误，过去闹宗派，对干部影响都不是很好，这个作用也就不是很大。这次很明显的没提郭洪涛，我从来就没想当个领袖，和边区很多干部没在一起工作过，对陕北干部认识的也不多，自己是没有想过党要分裂，也没讲过，结果我不能使党内团结而使党分裂，现在所以发生这种问题，我想恐怕有些人或者个别人在里边挑拨，有一部分人不清楚，也还有一部分人和我一样有意见不满意，几方面合拢起来造成的，但里边有个分量大小的问题，想到这把我惊醒起来，因为我没有积极的拥护或反对正确的东西，所以搞的和很多错误东西纠缠不清。

高干会解决了边区历史问题，郭有意见，我也有意见，我的意见究竟怎么样，谁也搞不清。我是和高岗谈过了，是不是我根本不想改正错误呢？那是冤枉我，说我坚持自己对人家错，也是冤枉，一定要拥护郭洪涛那也不是，就拿个人打算，郭对我不会有好愿望，还会有害处。

在高干会后我没有积极活动来反高岗，但是没有认识了错误。表面看来态度是消极的，实际对高的不满是积极的。就是因为态度不明，搞出这些事来，现在后悔的很。

即使积极的赞成错误的方面，人家说是郭洪涛忠实的人，很多人也就不会再利用我了。自然，我这个人是应当站在正确方面反对错误方面的。

在高干会，在整风中我轻易的放松了自己的错误，现在想那次高干会把我斗一下，整一下也好。这次我愿在大会上使大家知道我是有错误的，我愿意在这里表示态度，至于改不改正，将来再看。

第四、怎样改正错误。

我有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一个事情错了就算了，没有一个严正的态度，承认错误，但没有采取积极的办法来改正错误，因此这个错误总是纠缠着摆脱不开。

其次，思想的改造是很困难的一件事，一定要有主动性。

过去没有改正就是没有主动性。

思想上的错误没有主动性，没有了解，很难改正，不认这些缺点，下次还会犯，

反正党内分歧哪一天有，哪一天还会来，不主动的掉头反对错误，我这错误很难改。现在和党内错误纠缠不清，将来可以和党外反革命纠缠不清。

其次讲到怎样正确的认识问题，什么叫错的，什么叫对的，在这方面过去我只看小事，不看大事，不看路线。

不能在大问题上，政治路线上，思想上团结，我看永远也不能团结。

如果我能懂得路线哪个对哪个错，我的态度很明确的话，也就不会犯这些错误。

像我这样的人，在人家反对郭洪涛的路线时，我还站在郭洪涛方面是没有理由的，因为我没有执行他的路线，不是他的宗派，和他的山头也毫无关系。

为什么能和他纠缠在一起呢？主要的是对路线问题认识的马虎。

如果我能清楚的分辨高岗的路线对，郭的错，那问题就是容易解决了，因为我既不是主动的要犯错误，也不是一定要犯错误。

我的错误主要是和郭纠缠不清的问题，也是一个思想问题。

今天我讲出来，对党对我对大会对党内团结都有好处。不但团结我，而且团结很多同志，使大家知道我有严重错误，也可以使别人了解我犯错误的原因，知道我就这样一点本钱不再利用我。对自己把错误搞清，是非分清，是非常重要的。至于将来是不是会改，那是另外一回事。不过我有这样一个信心。

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我虽然没有明确的正确的路线去反对错误路线，但深深感到左倾机会主义对党对革命造下的危害。在边区游击战争初期，陕西省委杜衡、李杰夫、李艮他们的路线就是那一套。

我觉得有那么个规律，他们不来，我们的工作也做的好，仗也打的好些，干部团结上路线上都很好。只要他们一来，就打人，开除人，枪毙人，说人家是在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也错了，仗也打不好。

总之，来一次，垮一次。

我们和省委就是这样离不得见不得的关系。那时，我也曾被杜衡公审过七天，打我们的借口就是梢山主义，逃跑路线，打败仗不执行省委路线那一套。

省委来—次人垮—次，后来为什么把边区又搞起来了呢？我想有这样一个道理，就是省委破坏。当然，省委破坏对党不好，但也有好的，就是没有套子束缚刘志丹、高岗他们了。

省委对有能力有经验能干事的人是不相信的，没有杜衡之流，刘志丹、高岗他们可以执行自己正确的路线，就搞对了，后来郭洪涛、朱理治回来又坏了。

所以说，路线对全国革命危害很大，我们不从路线上看问题，问题是不好解决的。

刘志丹、谢子长、高岗他们掌握了一条正确的路线——搞军事。当然，这中间也犯过错误，经过摸索，失败了再搞，一直搞出一条对的——上山搞军队。战略战术都是对的，打过就打，打不过就跑，反正你消灭不了（我）。

大革命失败后，28年、30年，我经过失败也有错误，在很多问题上没经验也不会搞。比如群众关系及其他方面就没搞好，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还是对的，虽然经过多次失败，犯过错误，

但是，上山，搞军事这条搞对了。

因此，31年在陕北、陕西、山西党领导下，刘志丹、谢子长、高岗直接领导之下，创造了苏区红军。这是由于贯彻刘志丹、谢子长、高岗的正确路线得来的。

错误的是朱理治、郭洪涛这方面，陕西党的领导也错误，但没有统治游击队，因此不能将游击队搞垮。

谁帮助谁的问题，有人说“没有红26军就没有陕北”，或“没有陕北就没有红26军”，我认为，这两种说法都对，也都有错误。

从部队的成长说，大革命失败后，陕北党是很活跃的。清涧兵暴失败后，在刘志丹、谢子长、高岗不断的军事活动下，一直到30年、31年，才创造了红军游击队。

那时，陕北、陕甘党都领导这个部队，不过参加的人以刘志丹、谢子长为首，大部是陕北人。

没有陕北党和他长期的活动，很难有红26军。反过来说，没有红26军，也没有陕北，很难有33年到34年大量在陕北开展的游击战争。

因此，我认为这个问题分开来说是不大好的，要说应当是：前一阶段陕北党领导帮助创造了红26军，后一个阶段，红26军又帮助领导创造了陕北苏区。

这样讲妥当些，事实也是这样。

当时陕北党给部队送干部，工作也有帮助。以后红26军对陕北也有很多帮助，比如送钱、送枪、派人和陕北党联络。

看这个问题必须从各方面看，只说这个帮助或那个帮这个，就是强调一点孤立看问题，是错误的。

如果从本质上看，从路线、领导思想来看，刘志丹、高岗的路线是正确的，杜衡、李艮的路线是错误的。

34年以后陕北苏区的创造，虽然党员、群众、干部是以陕北为主，但在路线上看，游击战争是在玉家湾等会议上，刘志丹、高岗的正确路线，克服了郭洪涛的错误路线得到开展的，在陕甘党、红26军直接帮助领导下创造了陕北苏区。

刘志丹同志和我31年在一起工作，一直到32年。我认为他应该是西北的领袖。

他认识问题老练，成熟，他很有学问，不怕困难，搞起失败，失败又搞。

在一个长时期省委不信任他，那时我也觉得他有些右。

事实上，当时，在人民中间，干部中间，谢子长的威信比刘志丹高。

当时不知道培养领袖，没有在工作中组织上照顾培养他的威信，稍有点事就是撤职，就是斗争。

记得还罚过刘志丹做三天饭，这是不对了，尤其是不应不信任他。

在当时省委杜衡、李杰夫、李艮的错误路线压制下是没能显出刘志丹同志很特殊的地方。

但从全面来看，他创造了一条正确的路线，在两条路线斗争中坚持了正确路线，反对了错误路线，加上他的天才与能力，全面看，应当是第一个领袖。

谢子长同志和我个人关系比较深一些。

从大革命他当连长我当兵起，一直到35年他死，差不多一直是在他的领导下工作的，离开的时间较少，谢子长同志对陕北革命，对红军创造有很大功劳，是起决定作用的。

大革命失败前，以他为首反对贪官污吏，反对“南路人”。大革命失败后，清涧兵暴失败，许多同志回家受苦或做买卖或做别的事去了。

谢子长同志找大家谈，鼓励大家干，以后又都参加了搞部队，有一些为革命牺牲了。

有些革命者所以这样坚强，谢子长同志起了很大作用，反正你干不干他总来找你，后来就以谢子长同志为旗帜，号召起来，结果愈搞愈大，就把陕北的革命搞起来了。

谢子长同志领导了清涧兵暴，参加了渭华暴动，失败后又到陕北搞秘密活动，他搞军事是最积极的一个，不管特委怎样，他总是搞。

特委也很尊重谢子长，把他作为中心人物。

对党忠诚，和群众密切联系，是谢子长同志的特点。他什么罪都受过，但他非常忠实，捉反动派，和群众密切联系，哪里大家都叫他老谢。过去有人说他和地主有勾结，但事实上是他有很高的威信，利用他们的关系来进行秘密活动，能向地主要钱。

比如，有一次他要走，给安定士绅写了一封信，士绅给县长讲了，县长问：“你们说这事怎么办？”他们说：“这人是好人，但是要革命，如不走，我们这地方不得安定，还要驻队伍，还是给他钱算了。”结果给了四百块钱，谢子长用这钱买了两把盒子。这事也证明他的威望。

谢子长对同志很爱护，是老大哥的作风。他的威信确（实）比刘志丹高一些。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在能力上政治上形成一个完整路线是刘志丹同志，特别在两条路线斗争中刘志丹的作用是很大的。

我认为刘志丹、谢子长都是领袖，写的时候把刘志丹写在前边好一些。高干会的结论没有写谢子长的名字，这是一个缺点。

对高岗同志我是长期不了解的，而且有成见。

不了解是因为过去不认识，31年底见面，到32年，在一起工作了几个月，对他过去在那里工作，不了解。

再陕西省委来人打击过我们，那时有个成见，就是西安派来的和地方的搞不在一起，而高岗同志是西安派来的，尤其是临镇的事情和秘密队委的事情，过去很长时间没弄清是非，抱有成见。

今天看来，这些问题在我脑子里得到了解决。高岗同志过去没和我一起工作，他在别处工作，而且做领导工作。过去不了解，今天就了解了。

特别是红26军在南山失败后，高岗同志和刘志丹同志为首，创造了这个地区，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正确路线，在路线上说来，他也是西北的领袖。

至于那些成见，是我那里处理错了，以后对他的看法也是错了。

我这个人有成见不大容易清除，几年来就是别别扭扭的。

我这人也奇怪，说不同意高岗的路线吗？不，我还是同意的。不同意高岗做领袖吗？不，我也赞成，也没和别人说过不同意，

就是有别扭，很少来西北局，在学校采取很多消极办法，要出去工作。

我觉得过去反对过高岗，问题没处理对，不好意思来，自己也有些傲慢，又不靠你什么东西，这地方工作好就做，不好到别的地方再去做，

觉得常来这里，也许会有人说：过去你对高岗不满，现在这样亲近，是不是拍拍打打？

我就不来这一套。我就是在这些坏思想上支撑着的。

这些小事情别人也看到了，贺晋年、张达志说：“西北局就没见过你来过一趟。”

我这样的干部高不高低不低，这些举止影响党内团结。

我这样一个人，高岗同志也很难对付，过去错误承认了，现在大的问题也没有，小问题也难搞。

上次我和高岗同志谈了一下，说我就是这样的个性，他说这样个性不好。

过去我是认为这是个性问题，现在看来，是个人与党的关系问题，就和犯错误不积极改正一样，不积极主动解决问题，问题总解决不了。

从前没有积极的主动的和不正确思想作斗争，总也逃不出错误圈子，总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认为只是个人问题。

觉悟了前一问题，也就觉悟了后一问题，要在政治上反省，也要在生活上个人问题上靠拢，不然，在政治上我同意你，在个人问题上我不赞成你，这样解决不了问题。

要把事实搞清，成见搞掉，就要靠拢，不管生活上、学习上、政治上都要靠拢。这从路线、政策、党的组织原则来说，是靠近党，还是不靠近党的问题。

我一定要站在党的方面来，赞成而且拥护高岗是领袖。

过去所以有错误，就是没有站在党的方面。我和他也没有什么路线上的争论，就这样一些问题有什么搞不好，在党内讲都是根本讲不通的。

要坚持我的脾气，就要坚持错误。

对敌人讲气节是很宝贵的，在党内不能讲气节，只能讲真理，是真理就应该坚持，不是真理就应该承认错误。

我几年来不能靠拢，就是因为这个东西，而且不仅和高岗，和其他同志都是靠不拢来。

我感到自己犯了错误，一般不出门，杨家岭那些地方就不去。

所以这个气节问题是很厉害的，这是个思想问题。

高岗同志是领袖，他是正确的，是对的，我完全拥护，我应当靠近他，向他学习。

我自己在历史上的一些问题我将来还会谈。

很多同志说我有功，我说这个功看怎么说，你说我有功也可以，我做了一些事情，但是我也有错误，可以说历史上是瞎搞了一下，只是起了那样一个作用。

有些同志把我和高岗同志摆在一起，那不能这样比。

我反对过李艮路线，反对过杜衡，反对那些是对的，但并不是在思想上真正认识了这些问题，那是很直觉的，在比较显然的问题上反对过。

这一点是我的好处，但这里头也有坏处，我说不执行就不执行。

那时也不懂路线，比如反对李艮，他讲路线我不懂得，他说要消灭据点，我就不同意，这在某种条件下我是对的，但在组织路线上还是不对的。

所以我在这个问题上也不能和他比。

从形式上看，我也做了些事，说有功也有功，说成绩也有成绩，但也有错误。过去的错误，像我这样的人免不了，严重的还是现在的错误。

我对我的估计是在创造的时候做冒险的事，我倒做了不少，我有些亡命之徒的作风。那时也靠这点，不管要枪要人，搞起来再说。但是，要做为一个成熟的干部，思想上立场上那时都是一塌糊涂。

不能和高岗同志比。在能力上也不能和他比。而且也不能和边区其他干部比。如果说我有功劳，他比我功劳更大一些。

这就是我对领袖问题的看法，看法上的争论中心还是一个问题，就是刘谢还是谢刘。过去我思想上也说谢刘是对的，现在我根据上面讲的理由，把问题提明确些，想还是刘谢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