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生平
粟裕（1907～1984），男，侗族，湖南会同人。1926年加入共青团。1927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历任红军连长、营长、支队长、师长、军参谋长、师政委、军团参谋长。1935年2月，任挺进师师长，和政委刘英一起率部入浙开展游击战争。
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新四军第二支队副司令员，新四军江南、苏北指挥部副指挥，新四军第一师师长兼政委，苏中军区、苏浙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华中野战军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代司令员兼代政委，华东军区副司令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革军委副总参谋长，解放军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1984年2月，在北京逝世。
二、领袖赞语
淮海战役，粟裕同志立了第一功。——毛泽东
（出处：《粟裕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779页）
粟裕除了是整个战役的主将之外，还是此次战役的最初提议者。是他向毛泽东主席提出了展开淮海战役这一建设性意见，也是他提出整个战役的统一指挥体制。
在我的战友中，有一个最会带兵打仗的人，这个人叫粟裕。——毛泽东
（张雄文的《名将粟裕珍闻录》，北岳文艺出版社。）
1997年5月，原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主任、毛泽东生前身边工作人员师哲在接受电影《佩剑将军》、《张思德》的编剧石征先时说：“1961年9月，毛主席接见蒙哥马利元帅。
蒙哥马利称赞毛主席是高明的军事家，用兵如神，特别是淮海战役不可思议。毛主席很谦虚，说‘在我的战友中，有一个最会带兵打仗的人，这个人叫粟裕，淮海战役就是他指挥的，他也是我们湖南人’。”
……十一年后，这个谈话的原始记录被资深研究人员发现在中央档案馆的外交类文件里。
三、在遂昌的活动过程
1935年3月，粟裕、刘英率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进入浙江开展游击战争，策应长征。5月，进入遂昌活动。7月，师部进驻王村口,中共王村口区委建立。8月，王村口一带普遍建立苏维埃政府、游击队、农会、妇女会、儿童团等革命组织。挺进师将士的足迹踏遍遂昌大地，遂昌成为方圆百里的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中心。
1935年9月19日，国民党当局抽调以18军为主力的7万大军向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挺进师采取“敌进我进”方针，开展反“清剿”：第二、第五纵队和地方游击队在根据地内开展自卫战；其余各部跳出敌人包围圈，挺进敌后，吸引、调动、牵制敌人。
但因兵力悬殊，革命根据地遭血洗，王村口失守。在反“清剿”斗争中，粟裕率部又创建了以遂昌县门阵为中心的遂（昌）宣（平）汤（溪）游击根据地，并成立中共宣（平）遂（昌）汤（溪）工作委员会。
1937年10月，挺进师在门阵与遂昌县当局举行合作抗日谈判，达成协议。挺进师三年游击战争结束。
1947年5月孟良崮战役前，粟裕视察华野炮兵阵地
四、在遂昌留下的主要故事
姚岭战斗
姚岭村位于遂昌县湖山乡与蔡源乡交界处，海拔730余米，东北面水路顺畅，西南面九龙山支脉重峦叠嶂，山高路陡，地势险要。
1935年5月24日，粟裕、刘英所率的挺进师主力和黄富武等所率的挺进师一部会合于该村。他们见该村的地形十分适宜红军机动迂回，便决定在此发动群众，并作短暂休整。
围追堵截挺进师的国民党武装，得知红军集结于姚岭，认为这是难得的机会，立即调集4个保安团、11个保安队、1个税警团，并集结当地地主武装，由蒋志英、陈式正统一指挥，分四路向挺进师包围“进剿”。
在国民党军向姚岭合围之时，挺进师的侦察员和朱宗洪、应子棠等当地交通向导，已迅速侦明国民党军的行动。挺进师总结了前一段时间对付保安团队的经验，决定兵分南北两路，趁国民党军尚在运动中，利用姚岭的有利地形，抢先一步跳出包围圈，黄富武部向南挺进，在中心区内开展活动，粟裕、刘英率主力向北挺进，转入国民党军后方，牵制和打击国民党军，直接威胁汤溪、金华等县，将国民党武装调出中心区。
24日夜，挺进师由朱宗洪、应子棠等带路，借助错综复杂的山路，分南、北两路跳出了国民党军的包围圈。同时，留下一个小分队，借助地形和夜幕，诱使国民党军自相展开火拼，然后迅速撤出，追赶主力部队。
葛程伏击战
1935年7月底，“浙南剿匪指挥部”调派浙江保安独立营驻扎在龙泉县上田村，其机枪连进驻到遂昌县坝头村（现属垵口乡），并纠集土豪劣绅、地痞流氓组织“剿共义勇队”，企图切断驻扎在葛程、林山头（现均属垵口乡）与驻扎在王村口、关塘、枫坪一带的红军之间的联系，伺机进攻红军和游击队，杀害游击队员和农民积极分子。
国民党军认为，红军能在葛程开展游击根据地建设，搞得那样红火，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葛程群众的支持。因此，一直想向葛程苏维埃政府和游击队开刀。8月初，该连田连长指派坝头村的谢某到葛程一带探听红军情况，欲趁红军主力不在进行偷袭。
谢某一到葛程，马上引起了葛程游击队的警觉。游击队员翁廷璋即以上山砍柴为掩护，赶往松阳县小吉村，向正在小吉开会的粟裕等报告了情况。粟裕等分析认为，国民党军确有偷袭葛程之企图，若抓住这一机会，狠狠打击国民党军，可有力地保障和推进根据地的建设工作。是夜，粟裕亲率红军挺进师第九、第十三支队和地方游击队，经龙虎坳迅速赶赴葛程，设下三面埋伏，等待国民党军偷袭。
驻坝头的国民党军得知葛程没有红军驻防，自以为得计。次日凌晨，国民党军及“剿共义勇队”百余人，兵分三路气势汹汹地扑向葛程。
当国民党武装进入葛程后，即陷入了红军和游击队的三面埋伏之中，遭到了迎头痛击。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战斗，红军和游击队打得国民党军狼狈逃窜，击毙击伤国民党军10多名，缴获机关枪一挺、步枪20多支。
接着红军和游击队又在村口独山殿召开群众大会，并处决了暗探谢某。一些不知内情、相信迷信的群众，开始还以为是村里的“华光大帝”显灵，才免除了一场大灾难，否则又不知有多少人要遭殃，多少人头要落地，多少房屋要被烧毁。事后才知道是军民一条心，才免除了这场灾难。
八一示威大行动
挺进师在浙西南创建游击根据地，等于在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后院修筑了革命堡垒，为此，国民党浙江省当局在遂昌设立了“浙南剿匪指挥部”，将浙江保安团队大部兵力部署在遂昌、松阳之西南及云和、龙泉之西北地区，“进剿”挺进师。
为了保障游击根据地的建设工作，把国民党武装调出中心区域，粉碎国民党浙江省当局的“进剿”计划，1935年7月25日，挺进师政委会在王村口蔡相庙召开会议，决定主动出击，开展八一示威大行动。
29日，挺进师在王村口天后宫举行八一誓师大会，刘英作动员报告，粟裕部署军事行动。会后，挺进师袭击了衢州、龙游等地的大小城镇19个，缴获长短枪100多支、轻机枪2挺，扩充红军新战士400余人，极大地推动了游击根据地建设和革命形势发展。
智取王村口
1936年6月，“两广事变”之后，蒋介石把原在浙江对付红军挺进师的第十八军调往湖南。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根据这一有利形势，决定恢复浙西南游击根据地。
粟裕率部首先消灭了驻龙泉住溪的敌军。随后，准备进占王村口。此时，王村口不仅有警察分局、地主武装，还驻有国民党军的一个连，在通往王村口的各交通要道都筑有碉堡，有驻军。当粟裕率部收复住溪后，王村口的国民党武装立即加强布防。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拿下王村口，真比虎口拔牙还要难！粟裕在综合分析各种情况后，决定智取王村口。
6月20日深夜，粟裕指挥大队红军避开王村口，绕道来到了龙洋乡独口村附近。在那里，红军缴获了国民党军哨兵的枪支，特意让哨兵发现了红军在向衢州方向开拔的“秘密”，又让哨兵逃回了王村口。王村口的国民党驻军得知红军已经开向衢州时，顿觉如释重负，各自逍遥去了。
按照粟裕的部署，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抄山间捷径，于21日黎明前又回到距离王村口只有十几公里的龙口村等待时机。
天公作美，8点多钟，龙口和王村口一带天昏地暗，大雨即将来袭。红军趁此时机，按照计划分三路行动：一路夺取白鹤尖碉堡、步哨；一路由高山绕金岭山巅，抄出方家弄，控制咽喉地段宏济桥；另一路从白鹤尖直下包围王村口镇，夺取潘山头碉堡。
倾盆大雨中，国民党武装还未弄清是怎么回事，就已经被红军打得溃不成军，红军却无一伤亡。
在我的战友中，有一个最会带兵打仗的人，这个人叫粟裕。
毛主席对粟裕大将的赞赏
门阵国共合作抗日和谈
1937年4月，粟裕率部活动到遂(昌)宣(平)汤(溪)边区，与谢文清率领先期活动至此的部队会合，建立了以门阵村为中心的根据地，开展反“清剿”斗争。
9月17日，闽浙边临时省委在浙南和国民党闽浙赣皖边区主任公署达成合作抗日协议。和闽浙边临时省委失去联系的粟裕部虽然不知道此情，但听到“共产党投降了，红军被收编了”之类的传闻，他结合中共一贯坚持的“团结抗日”的主张，敏锐地觉察到国共要开始第二次合作。
为此，他指派刘亨云率部调查。刘亨云率领数名指战员，穿上缴获的国民党军装，化装成在山区“剿共”的国民党军，大摇大摆地开到龙游县溪口镇，通过镇公所打电话询问县政府官员：报纸上说“朱、毛红军投降”了，现在要全力抗日，是真的还是假的？究竟是国共合作，还是“朱、毛投降”？部队要了解真实情况，以便向士兵进行教育。对方回答说：现在国共合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要开赴前线抗日了……
粟裕获知国共合作抗日后，迅速集中部队，进行动员教育。同时化名苏群致函国民党遂昌县当局，发出《国共合作抗日建议书》，要遂昌县当局派代表与红军举行合作抗日谈判。
9月18日，国民党遂昌县当局复函红军领导人，要求红军派全权代表到离县城5公里的金岸谈判。粟裕等识破对方欲收编红军的阴谋，与之针锋相对，坚持要遂昌县当局代表到门阵谈判。
10月14日8时，国民党遂昌县当局代表朱镇山抵达门阵。粟裕派谢文清、刘清扬与朱镇山在门阵村一农户家中举行谈判。朱镇山奉命要求红军下山进城，想对红军招抚收编。
谢文清、刘清扬义正词严地表示，为了共同抗日，挽救国家、民族命运，红军既往不咎，愿意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停止内战、合作抗日的和平谈判；但是，合作不是投降，改编不是收编，双方是平等的合作，要保持红军的独立性，红军决不进城。
同时向朱镇山提出，部队将到浙南根据地集中整编，然后开赴前线抗日，沿途不得为难；既是合作抗日，红军早已停止打土豪，当局应该为红军补充弹药、给养。在红军真诚抗日行动的感召下，经过谈判斗争，双方达成合作抗日协议。并商定红军赴浙南沿途，以上红下白二尺正方旗为识别旗帜。
15日上午7时，朱镇山向红军指战员作临别赠言，共同高呼抗日口号，然后离开门阵返回县城。
至此，挺进师在浙江坚持三年之久的游击战争，终于以赢得合作抗日新局面而胜利结束。
两代将军33载接力为门阵开通致富路
20世纪80年代初，在粟裕大将的亲自过问下，门阵村至金华的公路修通。
2008年，门阵、岭根等村的几名村干部在北京拜见了粟裕的夫人楚青、儿子粟戎生(原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反映了门阵、岭根老区群众要求通路的愿望。当年年底，粟戎生将军就给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赵洪祝写了信，希望地方政府能为门阵老区人民继续修路，这引起了浙江省委、省政府的重视。
在多方的努力和支持下， 2011年1月，云峰街道墩头村至门阵公路开工。2013年9月，公路路基完成。2015年2月底，公路路面浇筑完成。2015年7月6日，公路试通车。新通车的公路全长25.75公里，按准四级公路标准设计，路基宽4.5米，路面宽4米，总投资3600万元。
11月12日，门阵村通往遂昌县城的公路正式通车。粟裕大将之子粟戎生、粟寒生参加了通车典礼。粟寒生的女儿粟莉题写下“胜利之路”4个字赠送给门阵村。
粟戎生将军在通车典礼上饱含深情说：“过去，老区人民对游击队的支援，让红军和浙西南地区人民建立起了血肉的联系，我和父亲一直珍视和怀念这份感情，一直想报答这里的人民，所以才一直多方呼吁帮助这里的人们修路。这次来，我来就是为父亲还愿。现在路通了，老区人民还要继续艰苦奋斗，才能真正走上这条富裕的胜利之路。”
五、粟裕将军建国后犯的三个错误
粟裕将军在1958年军委扩大会上受批评，但不作组织结论。扩大会结束后，粟裕调到军事科学院任副院长，不再担任总参谋长。粟裕受批评的原因，出版物上说是由于彭德怀信不过粟裕，而粟又一向坚持原则。
从已看到的历史文献看，粟裕是由于工作中疏忽大意，不谨慎而出错。客观上越权，当时则被批判为擅权，导师认为这已不是日常工作中的普通错误，而是已涉及他本人的职权。为此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决定军委扩大会整风，应批评粟裕的错误，教育全军干部引以为戒。粟裕三次被认为擅权情况如下！
1、自行布置准备攻占马祖列岛
彭德怀于1955年6月20日深夜，接到南京军区19时30分急电，说皮定钧(福建军区副司令、中将)从北京回来传达粟裕总参谋长18日指示，对马祖列岛的作战方针，应该是全面准备同时连续攻击高登、北竿塘、南竿塘。只准打好不准打坏，以显示我国力量的强大，战斗实施应速战速决，准备工作应细致周到，并向最困难处着想。
限今年内完成解放马祖列岛的作战任务。电报上说，我们反复研究后，认为同时攻击三岛困难很大，没有一年半以上的准备，无法实施。接着电报中又列举打马祖的困难和不利条件，需动用四个师(敌军为一个加强师)，560只登陆艇距大陆远，我岸上炮火支援困难，敌台湾空军到马祖上空可活动30～40分钟。
我军从浙江机场起飞的战机到马祖—上空只有7至8分钟作战时间。我未掌握制空权。登陆船队没有可靠的空中掩护。如马祖三个岛同时攻击，还不如打小金门岛(敌军一个师)，距陆岸近，便于船只起航和岸上炮火支援。但也需要相当长时间准备。
彭德怀看电报后感到惊异。因粟裕已于20日去旅大视察，接收苏军撤走时移走的武器装备(27日回京)，于21日上午把主管作战的副总长陈赓召来询问。
陈说，18日那天粟总长召集皮定钧和作战部王尚荣等研究了福建前线作战问题，认为可准备攻打马祖列岛，并立即准备。能三个岛同时攻击有利于速战速决，但应由南京军区许世友等研究后再定。
彭德怀说导师批准的1954年8月13日军委关于东海沿海作战方针，你们也参与了制定。明确规定每次只选定一个最小最弱的敌占岛屿攻击，求得战则必胜。打江山岛就是按这个方针选定的。
我曾告诉张爱萍要用牛刀杀鸡。现仍要贯彻执行这一方针。看来总参、南京军区、福建军区对这一方针还没有完全理解和掌握好。选定攻击目标后报军委经毛泽东主席批准后再着手准备。现在可先告诉南京军区打马祖准备工作暂停，听候新的指示。
周恩来看到电报后，电话上问彭德怀，彭说不知此事，已告陈赓，要南京军区暂停准备，听候新指示，待主席回京请示后再定。
导师于6月23日从杭州回京。彭德怀就此电报事向导师汇报。
导师说你出国(彭于5月2日至6月3日至波兰出席华沙条约国成立仪式)期间，粟裕报告，说福建前线机场于6月底竣工，建议空军进驻，以配合外交斗争，保护沿海航线，防止敌机骚扰空袭，为解放金门、马祖创造条件。我批准同意交贺龙、粟裕去办。
6月11日刘亚楼到杭州见我，我问他来干什么？他说准备组织空军入闽。我考虑根据在印尼万隆亚非会议情况为争取缓和局势，即告刘亚楼，空军暂不入闽。打马祖之事也应口后再定。日前台海局势以平静为好。
彭德怀说中央曾批准1957年底前解放浙闽沿海岛屿，为解放台湾做准备。现浙江敌占岛屿都已解放，福建沿海敌占岛屿，我们仍应积极准备，在国际局势有利时逐个逐个攻占。
现在看粟裕、陈赓、许世友等对军委8月13日的方针还缺乏深刻认识。叶飞在福建主要搞省委和政府工作，他也应很好地掌握军委的方针。为此提议请叶飞、许世友来北京开一次会，有利军委方针的掌握和贯彻。导师表示同意。
经过准备后，7月8日，彭德怀主持关于福建沿海作战会议。出席者，粟裕、陈赓两位大将，叶飞、许世友、唐亮三位上将，海军副司令罗舜初、南京军区空军司令聂风智、东海舰队司令陶勇、总参作战部代部长王尚荣四位中将，空军副参谋长何廷一少将，南京军区副参谋长王德和总参作战部处长雷英夫两位大校(均于六十年代晋升少将)。
首先由王德汇报福建沿海敌情和关于攻马祖列岛的问题(内容与电报略同)，粟裕说，6月18日开会时，只是告皮定钧要加紧全面准备，并未说三个岛要同时攻击，皮定钧可能把全面准备误解为全面攻击。陈赓说先全面准备，攻击时再选择最小最弱的岛，符合军委8月13日作战方针。
王尚荣和雷英夫先后发言，说我们那天听到的和皮定钧是一致的，我们也是这样理解的，回到部里也是这样传达的，我们在研究时认为同时攻击的好处是三个岛敌军不能互相支援策应，有如解放战争中分割歼敌一样，只是需要投入足够兵力。
罗舜初说，登陆艇无处买，只能自己造，但无主机，我们以渔船公司名义到香港去买，美英帝国主义阻挠未成。苏联主机功率小质量差，因他们是计划经济，订货周期长。
何廷—说福建龙田、漳州等地机场即将竣工，但通往厦门、福州铁路一两年后才能完成。争夺制空权兵力小了不行，至少需6～8个飞行团，屯积三个月油料、弹药，靠公路难办到，最好是等铁路修通。
彭德怀重申了军委作战方针后，说不能单从军事出发，还要从国际局势，政治、外交等因素，综合考虑。至于先打哪个岛？请福建、南京军区和总参具体研究并作现地勘察后，报军委批准，再着手准备。
雷英夫整理会议记录时，7月9日，王德到作战部对雷说，今天粟总长召集叶飞、陶勇、聂凤智和我开会时声明，根据那天会议记录证明，皮定钧同志未传达错误，此事粟总长自己负责。
粟总长因高血压已入院治疗，雷英夫把会议上粟裕先说皮定钧把全面准备误解为全面攻击，王尚荣和雷英夫的证言及粟裕9日声明，均写入记录中。
彭德怀审定的记录打印出来后，7月12日呈导师并附一便函，主席，关于福建沿海作战问题，7月8日召集了一次会议，其经过内容附记录，请审核批示，如可用时，拟分送叶飞和许世友同志各一份”。
导师于14日批，“退回彭德怀同志同意。毛先于13日在记录上批，“6月18日讨论这样大的问题，不得中央批准，是很错误的。”
彭德怀接到导师批示后，即于15日把批件送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轮阅后退回彭德怀。刘、朱、邓圈阅。
周恩来于17日批，德怀同志，总参谈福建沿海作战计划，已在刘亚楼回来传达主席意见和我在军委的报告休息时谈话之后(6月12至13日)，为何粟、陈等不向军委和中央请示，就向下指示。请查。退彭。
周恩来批语中的在军委的报告，是指他在全军高级干部战役法集训班的报告。这次集训由叶剑英主持。参训干部兵团以上64人，军职145人，师职110人，共319人。于5月23日开始，6月15日结束。
参训干部希望周恩来讲讲国际形势。周立即于6月13日来作报告。地点在新街口总政排演场。除参训干部外，彭德怀、叶剑英及各总部(粟裕、陈赓、张爱萍)与各军兵种领导人均到会。
周恩来从1954年10月西方九国巴黎协定，重新武装西德，引起局势紧张，苏联组织华沙条约集团，中国打下一江山岛，美国杜勒斯声言，继朝鲜、印支战争后，同中国第三次走近战争边缘。
通过4月万隆会议，中美将开始谈判，我们力争缓和国际局势，争取和平的建设环境。看来还要继续努力。(注，周恩来1956年说，到1955年底1956年初，开始感到国际局势缓和了下来。)报告中间休息时，12日回京的刘亚楼在休息室传达了导师在杭州的指示，即力争缓和局势。粟裕、陈赓在场。
集训结束后，皮定钧回福建前，请示当前作战问题，粟裕于18日主持会议下达了前述指令。
粟裕未经请示布置打马祖，在听取传达了导师批示和周恩来报告之后。忽略军委逐岛攻击作战方针因而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批判。又出现上述皮定钧确为受命要发起攻势问题。
2、忽略外事纪律涉外无小事
国家公职人员在外事场合，片言碎语，喜、愠、严肃表情、鼓掌、起立、坐下、退场等行为，都体现国家意向和形象。外事权高度集中于国家最高执政者，是国际通例。
1957年11月，俄国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纪念活动期间，除导师率高规格代表团出席外，中国还派出了规格最高的军事代表团，彭德怀、叶剑英领队，成员是各总部、各军兵种—把手。
代表团此行任务是显示中苏两国军队亲密友好团结合作，在国际上造声势。没有商谈实质性问题任务。因二十多天前，10月15日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苏联向中国提供核技术、导弹反常规武器装备的高技术样品、资料，满足了中方要求。
彭、叶率代表团到苏联各地参观后，11月23日回到莫斯科。24日按预定日程，中苏两军领导人对口会见，但仅限于礼仪性质，除增加友好气氛外，不谈实质性问题。粟裕总参谋长同苏军总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元帅会面时，粟裕先说到苏联参观学习了许多新东西，感谢苏军在多方面对中国军队建设的帮助。
粟裕接着说，“今天向索科洛夫斯基元帅还有一个请求，就是不知道苏军有没有国防部和总参谋部分工的材料，是否可以给我们一份。因我们那儿国防部和总参的关系，也就是说它们之间的职责不太明确，我们总参谋部不是不管，而是管的东西太多了。管得太多可能忽略大的问题，现在总军械部也由总参管了，这样发展下去，总参的工作越来越多了，国防部只剩下办公厅，也就是萧向荣他们了。
我们不太知道哪些工作应由国防部来管，哪些应由总参来管。”索元帅回答说，“提出的问题本身是不正确的。因为总参和国防部之间没有什么分工问题，是隶属关系。总参谋部属于国防部系统的，也就是说，它隶属于国防部。”
粟裕说这一点我们是明确的，我是想请索科洛夫斯基元帅能否给我们一份关于国防部和总参谋部工作职责的书面材料。我们带回去可以作为参考，进行研究，或者通过顾问也可以。
索元帅说，顾问团没有这么大的权限，现在我口头讲，请翻译记录就可以。”接着索科洛夫斯基元帅讲了苏军总参隶属于国防部，受国防部领导。国防部的诸项任务；国防部下属的军种司令部及总参、总政、后勤等单位。总参应负责大的工作事项，总参谋部下属业务部门等。
粟裕说这些我们都知道，我们是以苏军为榜样的，我们是向苏军学习。最后粟裕向索科洛夫斯基元帅赠送礼品。会面结束。国与国之间，一方向另一方请其提供财、物、文献资料，另一方给予与否，都须经国家最高执政人决定。
导师想了解苏共中央组织机构情况，没有通过中联部向苏共对外联络部提出，而是于1952年6月20日由他本人致电斯大林。
“菲利波夫(斯大林化名)同志，由于经济建设即将成为我们国家的中心任务，我们拟即参考联共(布)中央的经验加强我们党的中央机构，为此我们要张闻天同志和你所指定的一位同志，作一些谈话，以便使他了解联共(布)中央在这方面的经验。请你允许张闻天同志和你所指定的苏联同志作这样的谈话，不胜感谢。”毛泽东—九五二年六月二十日。
同时导师致电张闻天大使，“我们对于联共(布)中央的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三个机构的组成，职权和关系还不清楚，我们想了解联共(布)中央这三个组织机构的经验作为我们建立中央机构的参考。
请你去找马林科夫同志或联共(布)中央其他负责同志作一些谈话，在谈话中，请你问明这三个机构的性质、任务、组织成分，职权、工作会议和他们相互之间的相互关系，各共和国和直属州的党机构等，以及你认为需要了解的事项，然后向中央作一报告。”
中国国防部是国务院下属机构。中方想了解苏联国防部职责权限，最低应由周恩来向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相当总理)提出。事先必须经导师同意。粟裕已是第四次出国，未经请示，向苏方索取国防部职责资料，是有违外事纪律的。
粟裕任总参谋长半年后即提出划分国防部与总参职权。彭德怀出于对粟的尊重，告他拟个方案文件，据说五易其稿，始终未批准。按理事程序，这种文件应先提交军委办公会议讨论，提出处理意见报导师审批，但从未列入会议文件。
对粟裕这样高级干部提出的要求，彭德怀自不敢对导师封锁，他每周都出席政治局会议，同导师见面机会多，倘制订这种文件，不能没有其他七个总部，事实上又难以制订，拖了下来。
粟裕自1955年3月提议一直未能实现，两年后到莫斯科向苏方要文件资料，借此向军委提出仍要制订划分职权文件。陈毅在军委扩大会上说粟裕“争权利，跑到外国去找点根据。
粟裕在1958年1月同下属几个部长谈1958年工作计划会议上，说“我们要争权”不是争个人的权，而是工作范围内责任。这无疑是粟裕两年多来执着于同国防部划分职权的初衷。
粟裕向苏方要文件，索科洛夫斯基指出，提出这个问题本身是不正确的。
这使索帅心目中对中国军队参谋长不会感到钦佩，而且要把记录上报苏共中央。索帅拒绝提供书面文件，是他无权。报赫鲁晓夫后，赫按国际外交惯例推断，既然是粟裕这样高级领导人提出，当必事先已经经过导师批准倘不提供，涉及同中方关系，提供可能有保密问题，最后终于在1958年3月向中国提供了一份职责文件。
索帅口头讲了国防部和总参谋部应承担哪些任务和下属单位，粟裕说这些我们都知道，但索帅没有讲下达这些任务的批准权限，很明显，苏军总参执行工作任务的批准权也在苏共中央。
回国后叶剑英在一次会上说，国防部和总参上下级，不发生什么关系问题，在莫斯科已经碰了钉子。索科洛夫斯基谈就是领导关系。
3、调兵问题
粟裕用总参谋部名义调志愿军5个军15个师回国。粟裕是1951年11月12日被军委任命为副总参谋长。12月12日到职理事。
周恩来同聂荣臻和作战部长李涛商定拟订了一个重申调动军队权限的文电，导师批准后于1951年12月28日用总参名义发出。规定有关国防部署调整方案、计划，以及国防要地步兵师以上部队，特种兵团以上部队的调动，均应用军委名义批准，呈导师阅后发出。
在这一规定前全军也一直按此执行着，此次规定又增加了军委批准后调动中的一些具体规定，发给各大军区和志愿军。粟裕不来总参，在华东军区早已执行此规定。
志愿军撤出朝鲜，是导师和金日成在莫斯科于1957年11月商定，符合朝方愿望。导师、彭德怀、粟裕等回国后，12月即开始准备确定回国后驻地，告有关大军区同省委磋商接待准备工作。
志愿军司令杨勇于1958年1月28日向军委提出撤军的准备，拟停建营房、工事，家属回国，不再让家属入朝。停战后，一些干部家属入朝团聚，曾发生过朝鲜妇女纷纷赶来“看小脚”失望的趣事。
彭德怀于2月13日主持军委会议，讨论了志愿军回国的部署方案。周恩来、陈毅、张闻天、粟裕等政府代表团，2月14日到平壤，出席了群众欢迎大会，16日(春节)到志司，18日回平壤，19日中朝政府发表撤军声明，20日志愿军总部发表声明，21日周恩来等回国。
2月25日彭德怀又主持会议，讨论志愿军回国后的各项工作，其中提到政治工作是防止骄傲的教育，对沿途欢迎兄弟部队慰问应有针对性的思想准备。
粟裕鉴于撤军事已准备了两三个月，回国后的驻地及分批撤离计划和单位都已有安排，导师和彭德怀对此事都知道，或许是为了减少首长具体工作劳累，大概是于2月26日，粟用总参名义下达了第一批回国部队(第21军、炮5师、坦克5、6团及汽车7团等)3月8日回国的调动命令。
彭德怀、导师看到后诧异，这明明违反师以上和特种兵团以上部队的调动规定。彭德怀询问粟裕，粟说只看了电报首页，未看末尾的署名。
此事，粟在军委扩大会5月28日小型会上作自我批评说，“很多事情，事先不请示，事后不报告，超越了职权，调动志愿军回国这样一件大事，却用总参名义发封电报。
粟裕在打马祖、向苏联要材料越权后，又第三次涉及导师的调兵权。这可能是促使导师在成都会议上决定批粟裕的原因。
如上所述，导师决定在军委扩大会上对粟裕展开批评，是因粟三次擅权，用以教育全军高级干部。但一些出版物上，除把向苏方要材料一事说是极其正常外，对打马祖、调志愿军回国事，没有涉及。
军委扩大会于7月结束后，导师8月在中央一次会议上说粟裕是坏人。可能与这三次事件有关。
粟裕因三次擅权而在军委扩大会上受批评，这个原因因涉及军事机密未公布这属正常。但近些年把粟裕受批，说成是责任在于彭德怀。罗列了一些粟与彭工作关系上的事，实在有违历史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