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叛徒的结局

文摘   2024-09-21 15:03   北京  

上篇文章提到有人叛变,有网友询问相关细节,今天插叙一下:

王席珍——营口市第一个中共党支部的创建者,是营口县(今营口市)立师范中学校党支部书记。


在营口,他为传播马列主义,扩大党的影响,壮大党的组织,曾做出过贡献。


然而,最后他却走向了人民的反面,成为一名可耻的叛徒……


组建营口党支部

  

王席珍,又名王栖桢、王真浣、王既白、王同安。沈阳县清水台人。1907年生于一个没落的家庭。


1927年9月,中共党组织派他到营口县立师范中学校任教员,接替中共奉天支部营口小组组长周东郊开展秘密建党工作。

  

1928年三四月间,王席珍发展青年教师夏守卿、黄沃壤为党员,在营口县立师范中学校,正式组建了


中国共产党在营口的第一个支部。


王席珍任支部书记,隶属于中共满洲省(临)委领导。


王席珍在授课时经常向学生渗透一些俄国十月革命思想,宣传学生爱国运动情况,还把《共产党宣言》等进步书籍偷偷借给思想进步的学生,进行共产主义启蒙教育。

  

1928年6月4日,奉系军阀张作霖被日本关东军炸死,营口党支部“无数次地号召各校学生”贴标语、撒传单、集会罢课、游行示威,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罪行。

  

1928年五卅惨案三周年时,各地学生开始上街撒传单、贴标语,以唤起民众反帝反军阀的热情。


几天后,营口县立师范中学校的学生在学校党支部的带领下,也列队走上街头,前面学生打着大旗,后面学生手持红绿小旗,愤怒高呼:“打到日本帝国主义!”

  

这次学生运动历时十来天。


最后,八名学生骨干被开除,王席珍、夏守卿、黄沃壤等遭到反动当局通缉,被学校解职辞退。


失掉关系之后

  

1928年暑假后,王席珍回到满洲省委。省委决定调他去哈尔滨市委任秘书。


王席珍在哈尔滨市委秘密工作了两个月,又被调回奉天,后到密山县任教育局科长,后任代理局长。


1930年春离开密山,到吉林省永吉中学当教员,负责情报工作。

  

1930年冬,王席珍从吉林回到沈阳,被派往东边道一带做情报工作。


1931年夏,他从东边道返回奉天时,因在奉天的联系人被捕,而失掉了同组织上的联系。


此后,王席珍留在奉天。


1931年暑假后,在奉天同泽中学当教员。九一八事变后,学校停课,王席珍失业在家。


1931年春,中共党员苏子元,曾介绍安贫(何安仁,中共党员)来找王席珍。这一年王席珍同安贫有了一些工作联系,并帮助他进行军事调查工作。

  

1933年春,王席珍在沈阳参加党领导的“互济会”。


不久,因组织遭破坏,关系又断绝,直到1935年同组织没有任何联系。


这期间,他先后在奉天树人女子中学及共荣学院任教员。


1935年春,孙志远来奉天做情报工作,经人介绍给王席珍。


王席珍介绍孙志远同在共荣学院教书。


他们只有工作联系,

没能正式恢复组织关系。

  

1935年9月间,王席珍被人检举入狱,不到一个月时间就被保释出来。


1936年春,老同学张为先约王席珍去日本东京主编刊物,共同开展活动,以便在工作中寻找和建立起党的关系。


二人随后到了东京,负责编辑《前进》刊物,后因无法和党组织取得联系,王席珍决定回国。


争取魏大光部

  

七七事变后,华北各地地方武装得到发展。津南霸县东部信安镇的魏大光部地方武装约有千人。


1938年7月,党组织派王席珍到魏大光部,做争取工作和建党工作。他以华北人民抗日自卫会津南特派员的身份来到魏大光部,改名为王同安。

  

魏大光部当时成分复杂,军官大都是绿林出身。


王席珍初到时曾受到许多刁难。


经过一段工作,他影响了几个中层军官,逐渐取得了魏大光的信任。同时,王席珍还在部队中秘密发展党员,开始建立党的组织。

  

当八路军冀中军区部队北上接近魏大光部防区时,王席珍利用时机,沟通了魏部与冀中行署、冀中军区的关系,并带领魏部的参观团到冀中军区参观,希望将魏大光部争取到冀中来。


从冀中归来后,王席珍的组织关系被介绍到冀中区委。

  

王席珍偕同魏大光到冀中军区会见了吕正操。


此后,魏部的工作由冀中区委直接领导。这时,这支部队中已经建立了党支部,有十来个党员。

  

1938年10月,日军对冀中进行扫荡,魏部溃乱。


王席珍不顾个人安危偕魏大光一同将部队大部收容起来,于1938年12月改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独立第五支队,移驻河间县,王席珍被任命为独立第五支队政委。


1939年4月,独立第五支队正式改编为一二〇师独立第二旅,王席珍任旅政委。


魏大光部的改编,是王席珍为抗战所做的一大贡献。


同乡同学王倜的隐蔽战线往事

他是1944年至1945年河北省元氏县的日伪县长,但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地下情报工作者的真实身份则鲜为人知。

王倜,原名王尹,曾用名王石隐、金壁等,辽宁省沈阳市人,1911年出生在一个中农家庭,北平大学法学院毕业。

1937 年1月,在国民党西北军学兵队时,由尹先炳、孙陈楚二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5月,赴北京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随同中共党员、地下工作者、同乡同学王xx赴石家庄,从事党的地下情报工作,先后任伪石门公署教育局督学、教育科科长等职。

1940 年,赴河北省新河县任日伪县长。1944 年7月,调任河北省元氏县日伪县长。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夕,力辞元氏县长之职,重新赴石门伪公署任教育科科长。年底,受组织派遣,赴东北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全国解放后,历任东北人民政府司法部副处长、最高人民法院东北分院庭长、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鞍山人民委员会副秘书长、辽宁省人民委员会副秘书长兼人事局局长等职。1971年3月19日不幸逝世,终年62岁。

《辽宁日报》1979年2月26日刊登了《王尹同志骨灰安放仪式在沈举行》的报道,文中说:

“王尹同志几十年来,热爱党,热爱毛主席,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工作积极,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忠诚老实,联系群众,谦虚谨慎,艰苦朴素,遵守纪律,严守机密,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是我党的一个好党员,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1937年7月卢沟桥上的炮声,震醒了每一个有民族自尊心的中华儿女的心。

在北京徘徊两月之久,同党组织失去联系的王倜找到了同乡同学——党的地下工作者王既白(又名王席珍、王同安)

在王既白的帮助下,
王倜与地下党取得了联系,

一并赴华北重镇石门(石家庄),在取得伪石门公署教育科科长之职的王既白推荐下,当上了教育局督学

配合王既白了解和搜集
保定、石门、微水、德州等地
日军的军事行动、经济和日伪组织情况,

由王既白通过地下交通
传送给北京党的地下组织。

次年,因党的工作需要,王既白离开石门,王倜接任教育科科长,担负起了全部情报工作的任务,

在晋察冀边区社会部的陈卓敬、张惟先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

他不仅将大量的日伪军事、经济、组织情况及时提供,而且还以同学的身份担负起了王既白家属的全部生活费用,赡养老人抚育幼......

新河县位于河北省南部,是冀南地区的核心县,距德州较近,经组织批准,1940年王倜到新河县担任了日伪县长。

新河县地处滏阳河之畔,地势虽较平坦,但土地盐碱易涝,使这里十年九灾,加上多年战乱,民不聊生。

王倜赴新河后,一方面遵“旨”收缴粮款,一方面严禁乱征乱要、额外增加人民负担。他的举动深受新河县各界的拥护。

1942年,我党晋察冀社会部从北京派调地下党员宫先尘赴新河协助王倜工作。

宫到新河后,王倜便以宫与妻王洁有一面之识为由,将其安排在身边。

但天有不测风云,敌人在北京破获我党一地下工作机构,该机构领导成员被捕叛变,供出了“宫先尘是地下共产党员,派到新河县工作”等情况。

敌立即传令追捕宫先尘。

与此同时,
我地下党获得了情报并及时通知王倜

王倜亲自
将宫护送出新河
踏上了去上海的路途。

敌人追捕到新河,质问王倜!

王倜以宫先尘与妻王洁有一面之识、其只是到新河小住几日为由,说明将宫送走是自己不知其底细所致。

自此以后,为了工作的安全,党组织不再为王倜派遣助手,只是由其妻王洁以石门某小学校长身份来往于石门、新河、北京之间。

在此期间,王倜将伪县署得到的大量文件、日本顾问的情况通报、日伪召开的县长会议内容情况、日伪军的军事部署和行动等情报,由其妻王洁源源不断送至北京,口头汇报给陈卓毅等人。

遇有极为重要的情报,王倜偶尔也赴京一次,但极为谨慎。

新河县的伪保安组织极为反动,鱼肉百姓,搜捕我党我军人员,人民深恶痛绝。

王倜以县长职务之便,给这些人冠以贪污、走私之名,将20余名反动骨干人员抓捕入狱,狠狠打击了反动分子的气焰。

王倜任新河县长之时,还为党组织提供了大量的活动经费。

有关人士讲,晋察冀社会部的活动经费,王调是主要提供者之一

在此期间,王倜将5两黄金交给党组织作经费,并在北京织染局胡同10号购住房18间,作为党组织活动的秘密场所

1945年夏,当王倜调离新河之际,因为他清洁廉政,爱护百姓,新河县的乡绅名流准备组织百姓为其斟酒送行,并送“青天县长”之誉称,皆被王倜谢绝。

元氏地处平汉线,石门南30公里,交通方便,经济文化发达,素为兵家争夺之地。

1945年7月,经多方活动,王倜被调任元氏县日伪县长。这里交通方便,给北平送交情报材料比较方便、及时。

1940年初,八路军129师胜利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高潮之后,这些反动军队多投降日军,并拼凑成冀西各县的伪保安队。

元氏保安队有500人,全由这些人组成,大队长先是许陟九,后是魏永和,均为元氏县人,极为反动

他们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抗日积极分子,围攻、袭击抗日游击队,是死心塌地的汉奸

这样的反动武装的存在,对革命不利,对抗日不利。

王倜以县长的便利,有计划地削弱这支反动武装力量,

在经济上,控制他们的装备;

组织上,在大队长之间、大队长与中队长之间制造矛盾,使其彼此间互不相信,矛盾迭起,以至发生内部火拼,

最终使大队长许陟九在元氏无法立足。

1944 年秋,元氏日军特别警备队(系日军的特务组织)15人,在东站被联庄会的武装扣押。

队长上村带便衣20多人,携机枪、上刺刀前往要人,联庄会架机枪占据炮楼,双方剑拔弩张,一触即发。

特警队被迫撤退,日军驻元氏大队长木田、特警队长上村找到县长王倜企图要挟。

王倜历数特警队罪行,痛斥特务队的暴行,严正声明日军特务的胡作非为激起元氏人民义愤,受惩治是罪有应得。

王倜的强硬态度长了中国人的志气,煞了日军的威风,日军特警队被迫让步。15名特务被惩治后,没收其勒诈的全部货财后放回。

1945年夏,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进行局部反攻,共产党八路军开展夏季攻势。日伪军头目主张集中兵力,固定要点顽抗,以减少损失,保存实力,

而王倜以县长之权,力主“不放弃一寸土地”,分兵把守据点,目的是分散敌人力量,使敌人各据点彼此自顾不暇。

仅仅三天,我军全歼仙翁寨、北沙滩、南正、孔村、南佐等地敌人400余名,解放了南佐以西大片地域。王倜为元氏解放作出了贡献。

王倜在新河、元氏做地下工作期间,还将大量盖有公章的县署空白信交给党组织,为我党地下工作人员的活动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因此,在帮助王倜找到组织进入隐蔽战线这件事情上,那时的王席珍值得肯定。


被捕叛变

  

1946年初,王席珍被中共东北局社会部派回沈阳做情报工作。


初期,他一个人住在老同学周东郊家里,利用同乡同学邢培卿在沈阳小西关开的“仁记电社”为联络点,交通员是宋子诚“宋超”。


1946年7月,组织上把王席珍的爱人陈芳辉(陈雪松)从冀中军区调到东北局社会部,和王席珍一起在沈阳做情报工作。

  

陈芳辉到达沈阳后,他们放弃了“仁记电社”联络点。


经王席珍的内弟陈光甲介绍,住在沈阳和平区南七马路九九号。


王席珍,以“立原公司”(实际上没有这个公司)经理(商人)的身份为掩护。

  

1947年秋,王席珍从哈尔滨东北局社会部领取一部电台,带到清源县交通站。他返回沈阳后,派交通员宋子诚去清源取电台。因宋子诚被人跟踪,未能取回。


11月,王席珍从沈阳到梅河口,命报务员陈光甲将电台带到梅河口。


经研究,他们在西安(辽源)买了四桶豆油、几百斤粉条(十一捆),在西丰又买了几百斤大米。王席珍偕陈光甲出发返回沈阳,将带回的电台拆开分藏在粉条捆里。

  

1947年11月30日,当他们来到开原老城时,被城门的守卫挡住,命令把车辆赶到一个院子里,当进院时陈光甲趁机溜走。


王席珍掏出一把钱贿赂守卫,结果没有卸车检查就放行了。


车行抵新开原外卡子门时又被挡住。


检查人员用铁条

伸进粮袋和粉条包里插探。


粉条包里掩藏物被探知,结果车辆被扣。


王席珍等人被捆起来拖到警察局。此时,距离开原最后解放还有不到3个月的时间。


在敌人的严刑拷打面前,王席珍叛党投敌,写下了“自白书”!


还供出了他所领导的地下工作同志11名、利用关系1名,还供出其它系统地下工作据点1处、地下工作同志6名……

  

从1947年12月1日至12月15日的半个月时间内,我党地下工作同志先后有18人在沈阳等地被捕。

  

王席珍为国民党反动派写出了


《东北局组织机构》、《社会部情报网的布置》、《城工部工作方针》、《党政军工作情况》等重要材料,


交出了电台密码、呼号、使用方法等。

  

1948年5月,王席珍被国民党解除关押,任命为国民党国防部东北青训第三大队上校训导员,同时为国民党军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特务训练班“讲课”……


应有的结局

  

1948年9月,辽沈决战的序幕已经拉开。沈阳城内,国民党的达官贵人、太太小姐们仓惶逃走,王席珍也寻机把家眷送往北平。10月,他自己也逃亡到北平隐藏起来,妄图逃脱罪责。

  

1950年初,叛徒王席珍被我公安部门侦捕归案。同年9月,出卖我党地下工作同志,破坏我党情报组织、暴露我党各种工作秘密、叛党投敌的王席珍被处极刑。


来自《营口春秋》2014年第1期和元氏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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