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和平解放前夕，潜伏、藏匿下来的国民党特务，数量惊人，达到了上万人之众。
根据当时掌握的情报，这批特务有的是从东北、华北、西北撤下来，暗聚北平的；有的隶属于国民党三大特务系统——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国防部二厅、国民党党通局；有的则是国民党华北地区各种杂牌特务组织的骨干成员。
这批特务在国民党特务机关的蛊惑煽动策动下，犹如龇牙困兽，破坏性极大。
在整个北平地区，他们不仅搞暗杀，搞顽抗，监控、迫害革命师生，镇压爱国运动，而且还设有秘密监狱，关押、刑讯北平地下党以及进步人士。
明面上的敌人即将缴械，暗地里的特务却在待机反扑。
面对这一巨大隐患，1948年12月17日，我北平市公安局正式组建完成，尚未进入北平前，他们就明确了首要任务，不惧困难，肃清特务。
那一时期，每隔一两天，我党秘密交通员就会穿越西直门封锁线，向驻在香山地区的北平市公安局侦讯处送一次情报资料。
通过对敌特活动、潜伏、转移动向的研判以及情报资料的汇总分析，北平公安侦讯处很快摸清了国民党特务所谓“整退零进，多层多线”的潜伏策略。
然而，此时的敌特已是秋天的蚂蚱，再狡猾，也是没有蹦跶的余地了。
颇为讽刺的是，就是北平公安酝酿制定肃清办法时，国民党保密局毛人凤竟自作聪明地给我党华北城工部送来了一份大礼。
一
保密局北平站站长王蒲臣，是毛人凤看重的亲信。1949年初，眼见北平和平解放之势已无法阻挡，毛人凤给王蒲臣发出了一封速飞南京的急电。
见到匆匆赶来的王蒲臣，毛人凤说，北平傅作义投奔共产党是早晚的问题，现如今委员长也无回天之力了。
我想把你撤下来，叫徐宗尧接替你的职务，未来一段时间你就做国防部保密局北平督察员。
王蒲臣听了很是忧心忡忡，他不知道毛人凤的葫芦里究竟想卖什么药。
毛人凤说，现在我们的局面很被动，共产党地下情工正在摸我们的底。
我们必须有应变措施，化整为零，就地潜伏，让他们一无所获。这时候将你调到幕后，将徐宗尧推到前头，对我们有利，一来可以利用徐宗尧的力量，二来能使你进退自如。
另外，你到幕后，直接掌握一套机密潜伏名单，叫徐宗尧无从知晓，叫共产党难以摸底，这样才能保存有生力量，假以时日才能有所作为。
毛人凤的算盘打得固然精明，但他忽略了一点，国民党败局已定，人心尽失，此时再拿所谓高官厚禄来引人做炮灰，实属于作茧自缚，自讨苦吃。
徐宗尧算个识时务的聪明人。
接到毛人凤的任命后，他只有惊讶和冷笑，没有一丝惊喜。心腹朋友问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徐宗尧挑明了说，毛人凤这时候将我推到前头，分明是叫我殉葬。他不仁，莫怪我不义。他拿我送礼，我不会拿他送礼吗？
一不做二不休，很快，徐宗尧托人与我华北局城工部取得了联系，表示愿意投诚。华北城工部刘仁部长当即指示徐宗尧，择机接管保密局北平站，按照毛人凤的授意部署潜伏组。
很显然，刘仁部长想要一出连锅端的好戏。
1949年1月31日，北平公安局侦讯处长冯基平带队进入北平城，根据徐宗尧的情报，指挥各路人马以极快的速度先后查封和接收了设在南池子的保密局北平总发报台、华北“剿总”电监科以及各特务据点，并搜捕了一大批特务。
仅2月2日、3日两天，侦讯处就抓获特务108名，收缴电台3部，发报机、测向机、特工机79部，另有一批手枪、子弹。
在当时，这一仗彻底拉开了北平公安肃特的序幕。之后，北平公安根据敌特隐蔽较深的特点和他们存在的种种顾虑，顺势打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肃特心理战——国民党潜伏特务的出路只有一条，立即缴械，秘密自首。
秘密自首，就是利用关系，相互劝告、牵引，然后到指定的地点，交一份自白书，交出枪支、电台。
这一招下去，那一些大特务首先坐不住了，与其被挖出来，不如秘密自首。他们一自首，小特务们跟着也就被拎出来自首了。
据统计，从2月2日至28日，北平全市共有808名特务秘密自首，其中组长以上就有217人，并缴获电台291部，各种枪支625支。
截止6月底，北平全市肃清特务近万名。
但是，这一场巨大的胜利并不意味着肃特斗争的结束，相反，它是一场新的更艰巨斗争的开始，因为还有一批罪大恶极的特务在负隅顽抗，在垂死挣扎。
这批死硬特务，有的早已“名声在外”，有的则一直被层层黑雾笼罩着。
北平公安侦讯处的同志曾做过一个形象的比喻，那些早已挂上号的特务是大鱼，也是死鱼，更恶劣的是那些藏得深，我们不太了解的特务，他们是黑鳄，危害大的很，必须将它们搜出来，一棒子打死，不给它露头咬人的机会。
佟荣功这个特务，就是一个典型，此前侦讯处的同志只隐隐知道此人是国民党军统局的行动特务，并不太了解其罪恶历史。
侦讯处的同志没有想到，原以为的这么一个小虾米竟是众多自首特务口中作恶多端的大家伙。
有的自首特务说，这个佟荣功做过戴笠的贴身警卫，是军统内部真正的红人，抓住这个家伙能揭开军统不少黑幕；有的说，这个佟荣功早前做过胡宗南特务机关行动组组长，在西北特务圈子里就是个狠角色，手上有不少血债。
后来军统二老板郑介民发现了他，将他引入军统做了自己的随从副官，再后来更不得了，叫戴笠相中，做了老板贴身警卫组组长；有的说，这个佟荣功一直冲杀在华北特务一线，不贪名，但极度嗜血，手段极黑，从1936年起到北平解放前，他亲自参与逮捕、杀害的进步人士、进步学生至少有百人之多；还有的说，这个佟荣功是个死硬分子，1948年底在国民党北平警备司令部的一次会议上，有人提及与共产党“和平谈判”，佟荣功听了气急败坏，竟敢当众开枪弹压。
还有更大的事，有特务揭发说，佟荣功酒后曾吹嘘炫耀，1938年八路军总司令部高级参议宣侠父神秘失踪，就是他的手笔，是他奉老蒋密令带人杀了宣侠父，然后投入枯井，叫共产党几十年找不到尸首······
随着揭发的深入，侦讯处的同志不用特别列明，佟荣功已自动爬上了北平公安重点追捕的潜伏特务黑名单。
追捕行动开始前，侦讯处处长冯基平对同志们说，肃特工作到了拔尖刀的时刻，北平正在注视着我们，佟荣功不归案，侦讯处的尖刀不归鞘。
追捕工作，是从深入了解佟荣功的个人历史开始的。据多方调查，佟荣功，时年41岁，北平生人，家庭成分房产主，家有老母、妻子、三个儿子、三个女儿，家中常年开有杂货铺。
1933年，佟荣功加入军统，次年在国民党杭州警官学校特警班接受特务训练。
毕业后，先后充任国民党军统北平站情报员、天津站交通员、华北区交通员、西北区行动组组员、军统局本部特务队队员、军统局西安站情报员。
北平自首特务揭发佟荣功曾担任郑介民的随从副官、戴笠的贴身警卫，这些情况都是属实可查的。
这段履历足以说明佟荣功绝非粗汉莽夫，种种情报显示，在军统内部，佟荣功经常使用化名，执行特殊任务，看似无名，其实是十足的鹰犬。
1940年12月，佟荣功奉命调来北平，充任日伪兴亚协进社情报股股长、日伪北平警察局特务科科长。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佟荣功先后被军统任命为华北办事处行动组组长、肃奸委员会第八行动队队长、北平警备司令部北区稽查所中校所长、司令部稽查处处长等职。
从掌握的情报看，北平和平解放前夕，佟荣功很可能已逃往尚是敌占区的青岛，但他的老母、妻子和子女没有一同逃跑，而是留在了北平。
这说明佟荣功并不是真正的逃离，他极可能会返回北平，潜伏下来，继续进行反革命罪恶活动。
将这些情报吃透，侦讯处处长冯基平明确了外松内紧的办案思路。他对参与办案的同志们讲，现阶段对佟荣功的家属，不要惊动，暗中监视就好。佟家杂货铺要格外注意，佟荣功的关系人很可能会进出杂货铺。
冯处长不愧是老侦察。不久，暗中监视佟家杂货铺的侦察员发现了一个异常情况，有个人提着一盒点心进了佟家杂货铺，出来时手里的点心已换成了两瓶老酒。
侦察员觉得不对，在胡同口故意跟这个行迹可疑的人搭话。
侦察员问，老哥手里的酒在哪里买的？那人不知问话有诈，顺嘴说，在那边杂货铺买的，怎么了？
侦察员上下看了看，正色说，你得跟我们走一趟，有些问题恐怕你得说清楚。
听到这话，那人觉得不对劲，慌张地问，你干嘛的？我有什么问题可说。这时候，侦察员亮明身份，不由分说将这人带走了。
到了公安局审讯室，没过三个回合，那人就彻底垮了。
此人交代，他叫马国瑞，保密局潜伏特务，此去佟家杂货铺，是奉索士衡之命，给佟家捎信送钱，先前他手里提的点心盒子，里面装的就是钱。
侦察员问，索士衡是谁？
马国瑞说，索士衡是佟荣功的心腹。前些天，佟荣功打电报来，询问北平情况，叫他给家里送些钱。
侦察员问，这个索士衡给佟荣功回电报了吗？马国瑞说，索士衡回了电报，说北平可归。
交代完这些，马国瑞又说，索士衡这个人很警惕，现在我被抓了，如果三两天见不到我，他一定会藏起来。
抓不抓索士衡，这需要侦讯处长冯基平拿主意，下决心。冯处长认为对索士衡可以搞突击审讯，不能让他像泥鳅一样钻进污泥中。
抓捕索士衡，比预料的要顺利，但在突击审讯时却出了问题。索士衡长相斯文，看上去像个文化人，被捕后，他看上去挺识时务，显得很配合。
他对负责审讯的同志说，挂在佟荣功这条线上，他是被迫的，要不是害怕遭到打击报复，他早就自首了。
佟荣功的确给他发过电报，询问北平情况，有来平意图。他给佟荣功的回电是，可来。
但佟荣功这人十分谨慎狡猾，他叫我仔细观察周围情况，这周五，也就是明天，亲自给他挂个电话，他要听到我的声音，确认中间没有手脚。
负责审讯的同志问，佟荣功在青岛吗？
索士衡回答，在。
突击审讯结束后，同志们认为索士衡这个人看上去还算老实，如果往青岛的电话挂得好，很可能将佟荣功钓到北平来。
为了保证这个长途电话的效果，侦讯处的老侦察员对索士衡进行了特别谈话，索士衡表示，他一定会抓住这个戴罪立功的机会。
然而，当挂向青岛的电话接通后，索士衡上来就在电话里讲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话，有经验的老侦察意识到索士衡有可能在使用暗语向佟荣功通风报信，于是立即切断电话，将索士衡重重地铐了起来。
这时候，索士衡发出了肆意丑陋的冷笑，他叫嚣说，我已经给佟荣功报了信，他不可能做蠢事，你们休想抓到他。
发生这样的意外，老侦察员很自责。冯处长提醒参与办案的同志，办案有自信是好的，但切莫草率轻敌。
侦察员们吸取教训后，聚在一起研究案情，大家最关心的是已经打草惊蛇了，佟荣功还会不会潜回北平？
冯处长的态度很明确，全中国马上就要解放了，只要佟荣功敢在新中国的地盘落脚，天涯海角也要将他抓捕归案。
有侦察员问，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开展工作？
冯处长说，线索断了，可以想办法再接上。我们的突破口还在那些自首的、在押的特务身上，对他们的侦讯要像一把尖刀，要深扎下去，不能走马观花。
功夫不负有心人。
八个月之后，1949年12月，有位同志撬开了北京监狱在押犯，原保密局北平站青年训练队队长崔汉光的嘴。
崔汉光供述，1949年5月，他在青岛见过佟荣功，佟对他讲，已经接受北平站老站长王蒲臣布置的潜伏任务，准备先潜入天津，再潜回北平做大事。
到了8月份，崔汉光在天津罗斯路附近果然碰到了佟荣功。佟说他已经改了名字，住在天津哪条道上的三楼，具体名字和确切地址已记不清了。
另外，与佟荣功一同潜回天津的，还有北京廊坊二条聚义兴银行经理王德福，该银行在天津有分号，地址在天津的永安大楼内。
侦察员立即调查这个聚义兴银行，但京、津两市均无此银行，也未发现王德福其人。侦察员分析，这个聚义兴可能是特务的暗语，王德福是个假名字。
追捕的线索虽然又一次中断了，但佟荣功已在天津现身这一点还是让侦察员们感到振奋。
就在这时，曾和佟荣功母亲同住一条胡同并且与佟荣功有过来往的群众向侦讯处报告：1949年10月，他看到佟荣功坐东四大街复达汽车行一辆载重汽车从天津来北京。
开国大典期间，这个死硬的特务竟敢潜入北京，这充分说明佟荣功比先前预判的要猖狂，而且十分危险。
得到这个情报，侦讯处的神经绷紧了，侦察员马不停蹄地找到复达汽车行的司机蒋金安进一步了解情况。
司机蒋金安说，佟荣功我认得，下车人肯定是他。他在通县附近下了车，并叫我代为问候侯二爷和姚树荣。侯二爷是复达车行的老板，姚树荣是佟荣功的朋友。
侦察员分析，既然佟荣功在通县下的车，说明他在通县有落脚点。经过调查得知，佟的表姐夫刘长岭就住在通县，此人原是国民党北平稽查处少尉司书。另外佟荣功的盟兄弟李海亭、马志良也住在通县附近。
事不宜迟，侦察员立即赶往通县，调查刘长岭。遗憾的是，刘长岭早已搬走，听说是搬回河北三河县老家了。
之后，侦察员又去调查佟荣功的盟兄弟，到了地方才知道，李海亭因为有血债，已被顺义县公安局关押。那个叫马志良的则一口咬死，解放后从没见过佟荣功。
调查线索就这样再次中断了。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佟荣功的家属出现了异动。佟家杂货铺突然关门了，有人暗中护送佟荣功老母、妻子、儿女去了天津。为避免打草惊蛇，侦察员一路监视，没有采取强制措施。
没想到，到了天津，出问题了。
佟家一家老小住进了一家旅馆，等到第二天，有人来接，侦察员这才发现，只有佟荣功的老母还在旅馆中，而他的妻子、子女和护送他们的人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消失了。
意识到被佟家老小摆了一道，侦察员们的神经紧绷起来，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死死地盯着佟家老母。
这一回，佟家老母没有再耍什么花招，在天津一户人家落脚后，再没有弄出其他动静。
侦察员立即对这户人家进行调查，原来这户人家的户主是佟荣功的一个堂兄、真名叫佟浩如，是个民间艺人。
侦察员将这一情况汇报上去，冯处长指示他们对佟荣功老母、堂兄佟浩如展开审讯，看看能不能打开突破口。
佟荣功老母比想象的难对付，她装聋作哑，只说儿媳妇骗她出门，到天津就把她扔了，卷着钱带着孩子跑了，没有办法，她只能来投亲戚。
佟浩如更不老实。他说，有人来捎信，这才知道佟荣功老娘被扔在了旅馆里，他不能不管，只好将老太太接回来。至于佟荣功，他好些年没见到了，听说早跑了。
侦察员知道，佟浩如所说的是事前编好的鬼话。得知情况，北京的冯处长指示在天津的侦察员，暂时不要使用硬手段，请天津公安配合，多使用外线，深入此查一下佟浩如的社会关系。
这一深入追查，还真就查出了一个人。有外线反映，有个叫李保森的，是佟的表弟，经常跟佟一起下小馆子喝酒，这个人有可能知道点什么。
对付李保森，侦察员挺绝。他们也没有来硬的，而是把李保森带到了一家小馆子，门一关，不由分说地就“请”李保森喝酒，直喝到李保森头冒冷汗，两腿发颤，不得也不敢不招。
李保森最后供述说，大概是1949年5月，他在佟浩如家见过佟荣功一面。佟浩如后来告诉他，佟荣功在天津活动，主要靠他的一个“傻大姐”家，这个“傻大姐”是他的主要眼线。
侦察员问，你认得这个傻大姐吗？
李保森说，我只知道她是个收旧货的，其他的就不知道了。
一路追踪到这里，搜寻这个收旧货的傻大姐就成了关键。可喜的是，一张大网撒出去，傻大姐这条鱼很快就被网住了。
这个傻大姐，表面看上去傻，其实一点不傻。落网后，她先是说看来底漏了，接着就招了。
傻大姐交代，她是佟荣功线上的交通员，负责传递情报指令，先前佟荣功一家从北京逃出来，就是她一手安排的，但佟荣功现在在哪里，她不知道，有重要情况要联系佟荣功，都是给他的堂兄佟浩如投信。
侦察员问，怎么投信？
傻大姐说，用药水写在信的背面。
通过对傻大姐供词的分析，侦察员认为佟荣功有可能已不在京津地区，但利用好佟浩如，挖出佟荣功还是有希望的。
侦讯处经过研究，决定用傻大姐的身份造一封信，然后投给佟浩如，看看佟浩如有什么反应。
信造好，傻大姐去佟浩如家投信，一切顺利。
第二天，情况出现了，佟浩如去邮局，将信寄了出去，地址是沈阳北市场的一家杂货店，收信人叫王子明。
沈阳的这个王子明极可能就是潜逃的佟荣功。
事不宜迟，侦讯处处长冯基平立即指派侦察科长长王奇，带领三名有搜捕经验的侦察员持佟荣功的照片连夜出发，急赴沈阳，踏上了千里之遥的追捕之路。
侦察员到了沈阳后，在沈阳公安的协助下，立即对沈阳北市场一带的大小杂货铺展开摸排，按照佟浩如的寄信地址，最终在“王记杂货店”锁定了那个叫王子明的人。
此人留着胡子，看上去老实窝囊，与佟荣功的照片有很大出入，但仔细看，眼神里的东西造不了假，十有八九，此人就是佟荣功。
这时候，佟浩如的信寄到了。侦察科长王奇决定亲自乔装成邮递员去送这封信，以便近距离再确认一下。
这一天，王奇骑着邮递车来到“王记杂货铺”。
是王子明吧！有你的信，北京来的。王奇走进杂货铺，一边说，一边取信。
王子明看了看王奇，没说话，接过了信。王奇从杂货铺出来，另两名侦察员按事前布置走进了王记杂货铺。
一名侦察员买了包烟，付完钱，侦察员突然喊了一声，佟荣功。佟荣功下意识地抬起头，这时候，枪口已经指向了他。佟荣功僵在柜台里，像个死人一样。
佟荣功被秘密押回北京后，侦讯处长冯基平正告他，你和你的国民党主子败得很彻底，再顽抗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彻底交代罪行，你或许还能像人一样地喘两口气。
这话彻底击垮了佟荣功。
开始交代罪行，佟荣功说，我最该交代的，你们最想知道的应该是1938年我参与杀害宣侠父的事。
据佟荣功交代，1938年年初军统局将他从汉口调到西北，军统西北区区长张毅夫安排他在行动组组长李瀚廷手下当行动队员，专干逮捕和暗杀的事。
那期间，蒋介石和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早就视黄埔一期出来的宣侠父为眼中钉、肉中刺。
蒋鼎文曾特意吩咐西北区区长张毅夫说：“宣侠父这人是共党，狡猾得很，共党派他专门来和咱们打交道，他很不简单。他满口为了抗日，百般要挟，和我争吵，毫不客气。
他说我们不接济八路军，妄想借敌人之手消灭八路军。
他到处煽动，散播流言，攻击我们歧视八路军，破坏抗战，简直是和我们捣乱，不把他除掉，西安非出乱子不可！”
暗杀宣侠父的密令，是由当时军统西北区三科科长徐一觉传达下来的，行动组长李瀚廷物色了三个凶手，为首的就是佟荣功，剩下两个叫李俊良、丁善庆。
徐一觉告诉佟荣功，这次暗杀，行营主任蒋鼎文会亲自配合，叫宣侠父到蒋公馆接洽公务，到时候你们就在蒋公馆附近监视，先记住宣侠父的模样，等到他身边无人的时候，再下手，绝不能让第二个人看见。
佟荣功说，到了时间，他带着另两名特务埋伏在蒋公馆附近，宣侠父是坐车来的，到了蒋公馆门口就立即下车，迅速进去了，他们三个只能看到背影，根本看不清宣侠父长什么样。
这之后，佟荣功就伪装成小商贩，在西安北大街通济坊5号宣侠父住处附近守候，等宣侠父外出时辨认。可是一连十多天，宣侠父要么被汽车接进接出，要么就是闭门不出，根本不给佟荣功辨认机会。
这时候，佟荣功提出来，他可以装成户籍警察以查户口为名，去敲门认人。行动组长李瀚廷提醒他，看清人之后，不要贸然动手，下手地点最好选在宣侠父住所与八路军办事处之间的路上。
但是由于宣侠父的工作非常忙碌，警惕性很高，每次外出不是与人结伴，就是行踪不定，一走数日不回。佟荣功等了两个月，一直没找到机会下手。
佟荣功说，后来行动组长李瀚廷特意给他增派了三个特务，还派了一辆小汽车，并命令他有机会一定要抓住，必须尽快干掉目标。
1938年7月31日，机会出现了。这天下午五点多，佟荣功突然发现宣侠父骑着一辆自行车从住处出来，他立即用手势命令丁善庆一路骑车盯着。宣侠父在八路军办事处门口下了自行车，这时候一个年轻人跑过来将宣侠父的自行车借走了，说是到革命公园练练车。
丁善庆将这个情况报告给佟荣功，问什么时候下手？佟荣功说，宣侠父办完事，多半会到革命公园取车，然后再回住处。那段路上人不多，就在那里把人绑了。
果然，十多分钟后，宣侠父从办事处出来，跟两个年轻人一路去了革命公园。到了革命公园，那个练车的青年将自行车还给宣侠父，两人热情告别后，宣侠父就骑着自行车独自返回了。
佟荣功说，新城路是宣侠父的必经之路，他抢先把车开到了西京医院门前，丁善庆骑着车紧紧跟着。
不多会工夫，宣侠父骑车来到西京医院门前，佟荣功见到人，首先跳下来，拿枪拦住了宣侠父的去路，之后，几个特务也蹿出来，围上去，将宣侠父强硬推进了车里。
将宣侠父绑上车之后，他们迅速将车开到西安别动队队部，李瀚廷等特务已经等在那里。
佟荣功说，他们是在别动队队部东头的一个篮球场枪杀的宣侠父。开枪的是李俊良，他先打了两枪，宣侠父没倒，再打两枪，还没倒，一连打了七枪，宣侠父才倒下。
当天夜里，佟荣功带人将宣侠父的遗体装进麻袋，扔进马陵东城根的一个枯井里，然后用土填了。因为害怕事情败露，后来他们还在附近看守了一阵子。
宣侠父被害时年仅39岁，他的牺牲是我党在西北战线的重大损失，因为国民党的卑鄙罪恶行径，始终不予承认杀害了宣侠父，宣侠父的牺牲一直被当成失踪，真相始终被黑雾笼罩着。
时隔多年，真相终于大白。
佟荣功最后回忆了一个细节，他说宣侠父的那辆自行车后来落到了他的手里，他原本想卖了换几个零花钱，李瀚廷知道后很生气，叫他把自行车拆碎扔掉。佟荣功说，现在想来，他们这些人全都是鼠辈败类。什么潜伏下来，干出动静，看看这两年，只剩下东躲西藏，颤颤栗栗，等着人头落地了。
1954年1月29日，经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审理，佟荣功罪行极大，十恶不赦，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二
军统局，是国民党军委会调查统计局的简称。它是1938年由国民党力行社特务处改组而成。
1946年7月，军统局秘密核心部分组建为国防部保密局，由毛人凤任局长。这个保密局实际上就是军统局的延续。
保密局特务狡黠残暴，他们杀人不眨眼，残害革命者和爱国人士。尤其是在重庆解放前夕，保密局特务杀害了数百位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犯下了滔天罪行。
鲜为人知的是，在北平傅作义集团和平起义前后，保密局北平站站长徐宗尧秘密与我地下党取得联系，并策动北平站向我党投诚。
保密局北平站站长徐宗尧其人
1948年12月15日，徐宗尧接受毛人凤的任命，担任保密局北平站第6任站长。
那时，旨在歼灭华北国民党傅作义集团的平津战役已经打响，北平守敌处于四面被围、岌岌可危之境。
徐宗尧接管保密局北平站，主要任务是在北平布置特务的潜伏和破坏活动。
徐宗尧（1905-1990），天津人。由一名工人投身军旅，成为东北军将领，全面抗战时期加入了军统。
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奉军取胜而结束，当时在天津一家木厂当学徒的徐宗尧，见到奉军打过黄河、长江，声势很大，遂产生了从军的想法。
1925年，20岁的徐宗尧加入郭松龄任旅长的奉军第二十七旅，担任该旅司令部参谋处中士文书，从此走上军旅生涯。
他在奉军（1928年东北易帜后改称东北军）从中士干到了少校军需官。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徐宗尧转到作战岗位，直到升任热河先遣军暂编步兵第五旅少将旅长。
从1925年到1942年，徐宗尧在奉军、东北军中任职17年。如果不是一个偶然的机缘，他依旧在东北军中供职。
那是在1941年7月，同为东北军将领的白凤翔在绥远固阳县与日军作战腹部受伤，部队弹尽援绝，被迫率部降日，被任命为东亚同盟军总司令。
这个“同盟军”拥有5个骑兵师和1个步兵师，其中一个旅是徐宗尧的旧部。
当时担任第一战区河北游击司令部少将高参的徐宗尧认为，如果能够把这支有实力的伪军转化为抗日力量，势必对华北地区敌我力量对比产生有利影响。
徐宗尧只身化装从河南孟县驻地出发，赶赴绥远白凤翔的“同盟军”，对他进行策反。
见到白凤翔时，徐宗尧才知道，军统已经介入了策反工作。
白凤翔已经同重庆国民党政府取得联系，蒋介石已派来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傅作义）司令部调查统计室少将代理主任冯贤年到白部策反成功。
见徐宗尧到来，白凤翔便委托徐宗尧携带官兵花名册、枪马册和就地抗日作战计划，同冯贤年一起去重庆面见蒋介石，接受命令。
在前往重庆的途中，冯贤年向徐宗尧公开了他的军统身份，并表示愿意介绍徐宗尧加入军统。
徐宗尧深知：军统特务一旦暴露身份，如果不接受其“好意”，势必招来奇祸。
就这样，他被迫“半路出家”加入了军统。徐宗尧被任命为军统局五原办事处少将直属通讯员，着手拟定敌后工作计划。
这个计划被批准后，军统头子戴笠命令徐宗尧在日伪后方建立平津特别组，1944年5月改为军统华北特别站，站部设在天津。
1945年抗战胜利后，徐宗尧改任河北省会保定市警察局局长，担任保定警备司令的是西北军老将池峰城。
在保定，徐宗尧隐约知道池峰城与我党有所接触。在与池峰城的私下晤谈中，他们对国内形势有相近看法，建立了互信。
这为日后徐宗尧委托池峰城与我党秘密联系埋下了伏笔。
1903年，池峰城出生在河北省景县杜桥镇北屯村，字镇峨，又名池凤臣。因家境清寒，10岁辍学，15岁随伯父做小生意。
1920年，池峰城考入西北军学兵团，从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一步一个脚印地干到了旅长。1931年3月，时任第26路军79旅旅长的池峰城，随部队到江西与红军作战。同年12月14日，当他获悉当晚26路军参谋长赵博生、25师73旅旅长董振堂、74旅旅长季振同将率部队起义投奔红军时，或许是“志不同道不为谋”的缘故，便知趣地离开了。1933年10月，池升任第26路军第31师师长。1936年1月，授陆军少将衔，同年10月，又授陆军中将衔。
抗战期间，自1937年8月起，池峰城先后率部在房山、涿县与日军作战，还曾参加娘子关战役。后辗转山东、湖北、河南等地与日军作战。
台儿庄会战期间，他率第2集团军第31师负责庄内防御，与侵华日军血战14个昼夜，最终等到了援兵，并与友邻部队一起，击败日军矶谷师团，取得了台儿庄大捷的胜利。
1938年夏，他参加了湖北大别山会战。同年12月，在小界岭与日军血战50余日，升为第2集团军30军军长。1940年4月，兼任豫、鄂边区总指挥。1944年1月，兼任第六战区江防军副总司令，曾率部在湖北随县、汉水西岸、河南信阳、桐柏山以及长江防线与日军作战。
抗战胜利后，1945年8月，池峰城被任命为陆军第33集团军副司令。同年10月，随第11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北省政府主席孙连仲接受日军投降。1946年1月，担任保定警备司令。
正是在此期间，池峰城与中共有了交集。1946年6月，时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分局城工部部长的刘仁，利用曾任西北军第26路军副参谋长的李中立与池峰城的关系，派遣其堂弟、中共党员李颖与池峰城接洽。
李颖到达保定后，立即得到了池峰城的信任，被委为尉级副官和委任级秘书，直接掌管池部的官邸文案。
李颖的任务是策反池峰城率部起义脱离内战或策反池的上司孙连仲。
虽然，这个两个任务均未实现，但池峰城却给予了中共极大帮助。对中共在其部队中的活动，池峰城不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默许在部队中建立支部。对中共联络人李颖以兄弟相待，不但多次出面担保营救其脱险，而且还给予中共在保定地区的活动以金钱物质资助。
1947年9月，“北平电台案”后，我们苦心经营多年的王石坚情报系统几乎被一网打尽。保密局保定站逮捕了潜伏在池峰城部20多名中共卧底军官，其中包括后来被称为“北平五烈士”中的谢士炎、丁行、朱建国。
谢士炎（1912—1948），化名谢天纵，湖南衡山人，黄埔军校长沙三分校第六期毕业生。1937年考入国民党陆军大学，毕业后任至军参谋长。1940年赴前线抗日，任国民党八十六军四十六团团长。1945年日本投降后，谢士炎参与芷江洽降工作，并任武汉前进指挥所主任，负责接收日伪部队。因严于职守，抵制军统特务发国难财，遭受诬陷，被蒋介石革职查办，关押数月。获释后对国民党的贪污腐化有了切身认识。1946年赴北平（今北京）投奔孙连仲，被安排在十一战区长官部任高参，后任军务处少将处长。
谢士炎虽然得到了孙连仲的信任，但内心深处对国民党官员结党营私、勾心斗角、互相倾轧早已深恶痛绝，思想上十分苦闷。在此期间，
谢士炎与同在十一战区任外事处副处长的陈融生交往甚密。
陈融生是中共地下党员，他送给谢士炎《大众哲学》、《新民主主义论》等进步书籍和刊物供其阅读。谢士炎的思想逐渐发生变化。他厌恶打内战，决心站在人民一边，为民族独立和解放做贡献。
1946年9月，谢士炎参与拟定十一战区和十二战区共同进攻张家口的作战计划。他深夜密持作战计划找到陈融生，要求迅速转交北平军调部中共代表叶剑英。
陈融生当即与徐冰取得联系，将情报送到叶剑英手中，叶剑英立即通过秘密电台发往陕北党中央。
自此，谢士炎被中共地下党吸收为秘密情报员，由陈融生负责联络。经常秘密地将战区军事会议等情报提供给地下党组织。
1947年2月4日加入中国共产党，仍回国民党军队工作，作为特别党员，为党搜集情报。同年调任国民党保定绥靖公署少将处长，利用参与国民党高级军事会议的机会，把国民党军进攻延安的情报发往延安。还为解放华北、华东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军事情报，中共中央曾多次通电嘉奖。
丁行（1908—1948），山西夏县人。1927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两次组织夏县农民暴动，失败后潜入西北军池峰城部，以文书、上校秘书等身份从事党的地下活动。1938年抗日战争初期，他邀请30余位作家成立了战地服务团，慰问前线将士。
抗战胜利后，他奉命随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北上。孙十分赏识丁的才华，任其为十一战区长官部军法处少将副处长（后改任保定绥靖公署军法处少将副处长)，兼任河北省政府机要秘书，同时，他又是孙连仲的家庭教师。
丁行利用特殊身份，在从事地下情报工作的同时，还营救了不少被捕的同志。
1946年初，北平军调部成立后，丁行即与中共代表薛子正、徐冰取得联系。在此期间，多次提供国民党军队在华北战场上的兵力部署、作战计划及其他政治、经济方面的重要情报。
朱建国（1918—1948），江苏睢宁人。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投笔从戎。1938年初，参加了国民党第五战区抗敌青年军团，经过半年训练，又考入中央军校第六分校（桂林分校）第十六期。1940年毕业后，分配到五战区长官部任见习参谋，1942年升任上尉参谋，
后又被保送到陆军大学西安参谋训练班学习。
结识了王啸、唐复华、刘建之，经常在一起阅读《联共（布)党史》、《大众哲学》等马列主义书籍，逐步转变了人生观，进而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陆大参训班毕业后，朱建国和唐复华携带一份百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冲破重重封锁，到达大别山中原军区根据地。但由于他们没有正式组织关系介绍，其身份又是国民党军官，中原党组织对他们热情接待并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后，将其送回国统区。
朱建国等人几经周折，找到国民党第三集团军司令部书记官、地下党员朱晦生，经其考察介绍，朱建国于1945年8月17日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战胜利后，朱建国接受党组织要求他打入敌人要害部门的指示，通过老上级高松元的推荐，来到北平国民党第十一战区，被任命为司令部参谋处少校参谋，并代理作战科长，后调任十一战区天津前进指挥所任上校作战参谋。
这时，朱建国已和北平军调部徐冰取得联系，他与王啸、石淳、袁泽编为一个情报小组。在此期间，朱建国将十一战区的作战计划、战斗序列、兵力部署、调动及“北平城防兵力配备火力网图、天津警备区域划分及军事位置图”等重要情报，转送地下党组织。
1947年正太、青仓、保北战役期间，朱建国又及时提供了敌军的兵力部署及状态，并在清风店战役前，将保定绥靖公署的“清风店作战计划”送出，对战役取得胜利起到重要作用。
“北平谍案”发生后，池峰城为此“引咎辞职”，在北平赋闲在家。
1949年北平被解放军围困期间，除积极支持傅作义北平和平解放之举外，池峰城为中共作出最重大的贡献是，策反国民党保密局北平站站长徐宗尧少将，率全站内外勤特工人员起义，成功清除了潜伏在北平的国民党特务网，为北平解放立下了奇功。
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北平和平解放2个月后，池峰城和徐宗尧突然被公安部门逮捕入狱。
外界只知池被捕乃“因历史遗留问题”所致，但却不知其确切原因。
随着近年来一些档案解秘，此案的真相才逐渐浮出水面。
三
原来导致池峰城和徐宗尧被捕的直接原因在于，在徐宗尧提供的国民党潜伏人员名单中，有一个潜伏组的特务一直没有落网。
公安部门怀疑徐宗尧有意隐瞒，加之有人举报“池峰城和徐宗尧勾结，假心向我”，
即池峰城是“假投降，真潜伏”。
举报者甚至将当年“北平电台案”中大批我党隐蔽战线英雄被捕和牺牲，与池峰城联系了在一起。
因当时肃清敌特局面复杂，任务繁重，公安部门在逮捕敌特嫌疑人时，通常采取的措施是“先大后小，先武后文，先行动后情报”，因池峰城和徐宗尧在国民党中位置显赫，故一接举报，便按“先大后小，先武后文，先行动”的惯例，先抓起来再说了。
后来查明，这一漏网潜伏组的特务之所以未能及时抓到，是因潜伏组长秦应麟领了经费后便逃往台湾。
尔后，又绕过徐宗尧潜回大陆，并秘密组建了保密局天津站。
这些作为北平站站长的徐宗尧自然不得而知，且作为局外人的池峰城更不知晓。
1951年镇反开始后，徐宗尧竟因此被判了死刑，后改为死缓。池峰城也被莫名其妙地判刑12年。
随着秦应麟潜伏组特务在天津落网，在时任北京市委副书记的刘仁过问下，并与时任北京公安局长冯基平一起为池徐二人作证，此案才被定为错案。
1956年12月31日，徐宗尧被释放回家。然，池峰城却没能等到这一天。1955年3月16日，池峰城病逝于狱中，时年仅52岁。
“池徐错案”的终结意味着当年的那个举报者作了伪证。而这个伪证的始作俑者不是别人，恰恰是池峰城以兄弟相待的副官李颖。
那么，作为共产党员的李颖为何不念池峰城当年有恩于他，竟置池峰城于死地呢？
有一种说法是：“女人惹的祸”。
在李颖担任池峰城副官后，便与池夫人崔予我暗生情愫，以至于勾搭成奸。为了能成全两人的长久姻缘，李颖不惜站出来举报，从而导致了池峰城冤死狱中的这场悲剧。
池峰城先后娶妻三位。原配郭素兰、继配王俊杰和崔予我（也叫崔月娥），并有两子一女。儿子池惠民（池皓）、次子池惠华、养女池惠君。
其实，在1949年4月池峰城被捕不久，李颖就与崔予我同居，并在1951年还生下一女。为掩人耳目，女孩称李颖为舅舅。1955年池峰城在狱中病逝几年后，李颖与崔予我正式结婚，崔更名为李素枫。
解放后，李颖在北京市委工支科工作。1955年，李颖被开除党籍，处分原因为“违犯党纪，欺骗组织”。所谓“违犯党纪”系指思想品质败坏，与人“勾搭成奸”。
所谓“欺骗组织”系指“作伪证”。或许那会儿“池徐错案”这个家丑不可外扬，李颖受到的惩处也只能到此了。若是今日，至少得落个“诽谤罪”判刑。后来李颖被调离北京市委，去了一所中学工作。文革时期，李还因这段风流史受到了冲击。尽管如此，念其为1943年参加革命的党员，最终还是落了个“离休干部”的待遇。
纵览池峰城一生，他在抗日疆场所立下的功勋将被后世铭记。他为北平解放作出的贡献也将彪炳史册。
他的人生结局更令人扼腕叹息，唏嘘不已。作为抗日名将➕后来积极向我方靠拢的他，本不该有此结局......
但是，我们还要全面考虑，当年他要是在宁都起义时，坚决参加红军呢？
1931年12月14日，在江西宁都围剿红军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1.7万余名官兵掉转枪口，宣布脱离国民党，加入红军，举行了震惊中外的“宁都起义”。
自南昌起义以来，还从未有过如此大规模的军队成建制地加入红军，而且还都是训练有素，久经战阵的西北军老兵。
得此一强悍之师，中央红军的实力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兵力由过去的3万余人增加到5万余人。
有党史专家说，“宁都起义”是苏区时宁都的“特产”，“特”在于你无我有的独家“品牌”。
毛泽东与参加宁都起义的部分人员合影。
进退维谷中心生怨恨
二十六路军原为西北军冯玉祥的一支部队，中原大战后，战败的西北军分为两部。
一部主要由宋哲元和张自忠收容，后来投靠了张学良，被编为第二十九军；
另一部主要由孙连仲收容，在1930年10月18日通电投蒋，被编为第二十六路军，孙连仲为总指挥。
1931年2月，蒋介石将二十六军这支“杂牌军”调入江西“围剿”红军。
1931年7月，他们奉命参加第三次“围剿”，8月进驻宁都城。第三次“围剿”失败后，蒋介石不许他们撤退。
北退的唯一通道被蒋介石派嫡系朱绍良部堵住，逼迫二十六路军在宁都苏区作“背水之战”，官兵恼羞成怒。
此时，二十六路军军心不稳。
一是军饷没有保障，部队生活极为困难；
二是广大官兵全是北方人，不服南方水土，疾病流行，病亡者甚多；
三是他们目睹革命根据地内实行土地革命，工农生活得到改善，红军官兵平等，不满蒋介石统治和厌战情绪孕育于部队之中。
多种因素交织，二十六路军已经处于崩溃的临界点，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北方老家被日军占据，官兵日夜盼望要回乡参加抗日，但蒋介石不允，更加激起广大官兵的愤怒。
宁都起义指挥部旧址。
共产党引路走向新生
中共中央分析这支在苏区宁都的国民党部队情况，认为它存在起义的条件。
二十六路军到江西两三个月后，中共中央从上海派遣王超、袁汉澄、李肃进入二十六路军和该军原有的共产党员刘振亚等人一起开展兵运工作。
同时，秘密发展党的组织，成立特别支部，刘振亚任书记，袁汉澄、王铭五分别任组织、宣传委员，李青云任士兵党员支部书记。
1931年10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发展了该军总指挥部参谋长赵博生在宁都桥背村秘密入党。
就在赵博生和季振同、董振堂等人在谋划起义的时候，总指挥孙连仲因牙疾请假赴南京看病，留在军中的27师师长高树勋也私自离队赴庐山“疗养”，在军中执掌军务的最大官职就是参谋长赵博生了。
然而，向来对二十六路军不信任的蒋介石不是吃素的，一路设伏眼线。
11月底，二十六路军地下党在南昌的联络点突然遭到破坏，地下党的两个文件落到了敌人手中。
12月初，蒋介石在南昌行营发出火急密电，查拿“共犯”。
赵博生获悉，立即与特别支部成员果断机智地应付这一突变，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李青云等根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指示，迅速部署起义行动。
赵博生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决定在14日反水暴动。
1931年12月14日黄昏，宁都城气温特别低，梅江河西岸的古榕树被冷风吹得阵阵作响。
这时，宁都全城更换岗哨，戒备森严。
赵博生以请谈话方式捕捉了宁都县县长温肇祥，以参谋长的名义召开会议并请吃饭，在总指挥部解决团以上的军官问题。
季振同、董振堂、李青云、袁汉澄、郭如岳、卢寿椿、刘振亚、孙步霞等分别率部负责控制、占领、监视总指挥部、师部、旅部、电台、电话总机、兵站等要害部门，以及通往苏区的交通要道。
下午6时，赵博生在东门耶稣教堂举办宴会，楼上是团以上主官，楼下是他们的卫士席。全军官佐只有二十五师师长李松崑未到席。
8时，赵博生在席间阐明形势，晓以利害关系，宣布起义参加红军。
在场的多数军官赞同，少数顽固分子被当场被捕，并以他们各自的名义下令所属部队在指定的时间、地点集合待命。
与此同时，按预先的布置，楼下的卫士全部被夺下了武器。
耶稣堂内总指挥部的问题解决后，赵博生等人旋即进入预定的岗位，指挥全城各部的统一行动。
预定计划进行得很顺利，仅师长李松崑在20公里外的石上墟带走一个团。其余各部1.7万人，携带2万多支枪起义。
15日清晨，在城南水口塔下河滩上，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黄中岳率领起义部队在此集合，赵博生激动地向全体官兵宣布起义成功，接着带头扯下帽上的国民党党徽，撕掉国民党青天白日旗。然后，跨过梅江河踏上木桥，迎着朝阳，向光明奔去。
当天，部队到达固厚，受到王稼祥、刘伯坚、左权代表中革军委的热情迎接和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
晚上，起义部队在王布头曾氏客家民房里架起天线，通过电台向全国播发了宁都起义宣言。
16日，部队集合在固厚河畔，刘伯坚代表中革军委向全体起义官兵宣读授予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番号和毛泽东、朱德签发的红五军团及其所属各军领导人的委任状：
季振同任红五军团总指挥，董振堂任红五军团副总指挥兼第13军军长，赵博生任红五军团参谋长兼第14军军长，黄中岳任第15军军长。
接着，部队开往石城的龙冈、秋溪和瑞金的九堡整编，经过两个月的整编和教育训练，红五军团淬炼成了一支铁的红军。
宁都起义沉重打击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使当时的中央红军兵力由3万余人猛增到5万余人，中央红军增至3个军团（红一、红三和红五军团），壮大了红军力量，增强了红军战斗力，促进了中央苏区的巩固和发展。
革命精神永放光芒
原二十六路军1.7万将士，改编为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后，历经反“围剿”、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作出了可歌可泣的贡献。
当年起义的领导人赵博生、董振堂等及一大批中高级指挥员，均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为国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5年授军衔时，健在的、参与宁都起义人员中，授予上将1人、中将6人、少将26人，未授军衔的省军级副部长、部长、大使等20人。
他们的革命生涯，以宁都起义为转折点，以宁都为发祥地，
池峰城，可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