霞飞路上的枪声

文摘   2024-10-07 10:40   北京  

上海这座光荣的城市,不仅是党的诞生地,也是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的初心之地。党的第一个专业情报保卫机构——中央特科,就诞生在这片热土上。


3年前上海图书馆和上海市国家安全局曾共同主办过一次活动中,中共党史专家、作家叶孝慎讲述了中央特科传奇而悲壮的故事。


文章第一部分来源于这次讲座内容。




“有了党,就有了党的情报保卫工作”

周恩来同志曾经说过:“有了党,就有了党的情报保卫工作。”周恩来同志所说的情报保卫工作,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共隐蔽战线。

史学界长期以来有一个观点,就是把1927年中央特科的成立作为中共隐蔽战线斗争的起点,我认为这并不确切。其实,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那一天起,党的隐蔽战线斗争就开始了。中共隐蔽战线的应运而生是现实斗争的客观需要。

众所周知,中共“一大”召开的时候,曾经进入一个“穿灰色长衫、陌生面貌的中年男子”。

几十年来,关于这个陌生中年男子有各种各样的说法。

中共“一大”代表李达说,这个“不速之客”的闯入是因为有法国巡捕在街上听到了“马林用英文大声演说,还夹杂着说了好几次中国共产党”。

后来又有了另一种说法,说1921年7月30日法租界颁布新章程,规定各团体如要集会,“须在48小时前报告,一俟总巡核准,方许开会”。

于是,法租界巡捕房分派各中西捕探四下通知,其中之一来到望志路(今天的兴业路),向李公馆边上的上海各界联合会传达,结果一头闯入中共“一大”会议。

还有一种说法,20世纪80年代,有一位名叫薛耕莘的老人,曾是法租界的警务人员,他多次说到那个陌生人

就是时任上海法租界警务处探目的程子卿。

薛耕莘说,程子卿亲口告诉他,当年北洋军阀得知中国共产党将在望志路开会的消息,于是派人来搞破坏,还带了两颗手榴弹,被法租界巡捕房抓到了。

他们不希望在他们管辖的区域内发生什么事,就派程子卿先来报信,让“一大”代表们及早撤离,之后才有大批巡捕进来搜查。

不管薛耕莘的说法是不是真的,共产国际的马林来华,行踪始终处于严密监视之中,是不争的事实。

此外,日本警方已有“上海的中国共产党将召开该党大会”的确切情报。

这一切至少说明,中共“一大”的召开确实充满了各种难以想象的危险。

所以,中共“一大”把“在党处于秘密状态时,党的重要主张和党员身份应保守秘密”写进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

而党的情报保卫工作被真正看重,是在1925年的五卅运动前后。

一方面,苏军总参谋部第四部部长(即情报总局局长)别尔津亲自主持,通过全俄肃反委员会(即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情报总局、共产国际、苏军总参谋部军事学院等机构选拔优秀的情报人员,组团派往中国南方,出任黄埔军校的军事顾问,协助中共创办“反间谍工作与情报工作学校”。

另一方面,中共上海区委在工人纠察队中组织“少数会打枪的同志”,成立了“打狗队”,“打狗”就是打那些破坏罢工斗争的工贼。

这些工纠队里的“打狗队”骨干,后来大多成为中央特科成员。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卅运动中

工纠队的“打狗队”,
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中央特科的雏形

我党历史上第一个情报保卫部门

1926年秋至1927年春,中国共产党发动和组织上海工人,连续举行了三次工人武装起义。这是北伐战争时期工人运动发展的最高峰,为在中国开展城市武装斗争做了大胆的尝试。上海工人纠察队为全新的人民政权——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的成立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随即发生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使大革命从高高的浪尖一下子跌落到深深的谷底。反革命大屠杀开始了。

据中共“六大”所作的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全国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多人

周恩来同志曾说:

中国的白色恐怖,
可以说是全世界历史上

所绝无仅有的残酷。”


周恩来与邓颖超


随着中共“五大”的召开,周恩来在武汉领导创建了中央军委特科,其主要负责人是顾顺章。

顾顺章是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工人纠察队总指挥。他出身工人,入党很早,并于1926年9月与陈赓、陆留一起被中共中央派往苏联学习政治保卫工作。

1927年9月,中共中央从武汉迁回上海。

同年11月9日、10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由瞿秋白主持。

正是在这个会议上,决定参照苏联模式调整中央组织机构,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下成立中央组织局,下辖一系列的科,其中包括

特务科

与文书科、交通科、组织科、军事科等并列。也就是说,

中央军委特科从此发展成为中央特科

中央特科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组织完善、分工明确、纪律严明、特别有战斗力的情报保卫部门。

顺便说一下,“特务”这个词不是一个贬义词,其实它是一个中性名词,是执行特别任务的意思。

在这里,我们特别要说一下和顾顺章、陈赓一起被派往苏联的陆留同志。

我们在苏联的解密档案里,只见“陆流”,不见“陆留”。

以前的研究资料都说陆留同志回国后不久就因病去世,但以两份陆流本人亲笔填写的“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履历表及一份陆流本人亲笔书写的“我的履历”来看,

陆流“1927年11月调至中央特科”,直至1929年3月尾,一直在“中共中央特务科支部和机关”工作,而且历任“中央特务科秘书处秘书、中央特务科党支部委员、中央特务科党支部书记”。

关于中央特科的工作原则,周恩来明确提出了“三个任务、一个不准”。

“三个任务”:

一是搞情报,搞与保卫中央机关安全有关的情报;

二是惩处叛徒;

三是筹款以及承担其他各项特殊使命。

“一个不准”,
就是不准在党内互相侦察。

事实证明,正是这“三个任务、一个不准”,有力保证了中共隐蔽战线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以忠诚为本,以奉献为荣,崇尚理想,坚定信念,成就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不朽伟业。

分工明确的战斗集体

中央特科下设4个科,即总务科、情报科、行动科(也称“红队”)和无线电通讯科。这4个科是根据实际斗争需要陆续成立的。

最早成立的是总务科和行动科。

因为当时中央机关从武汉搬回上海,需要重设机关、落实领导人的住处等等。此外,布置会场、建立联络点、接济被捕同志、为牺牲同志办理善后事宜等等,也都由总务科负责。

行动科的主要任务就是“打狗”,这里的“狗”特指万恶的叛徒。当时,叛徒太多,对革命的危害太大,直面特定条件下的残酷斗争,我们只能以血还血,以牙还牙。

情报科于1928年初成立。情报科的主要职能有两个:一是选派优秀共产党员深入虎穴,直接从敌人手中获得情报;二是在敌人的谍报机关内部建立反间谍关系,准确掌控敌人动向。情报科的主要成员除科长陈赓外,还有钱壮飞、李克农、胡底等。钱壮飞、李克农、胡底就是我们常说的“龙潭三杰”,他们一个在南京担任要职,一个留守上海主持工作,一个去天津担任“长城通讯社”社长,从而形成遥相呼应的“铁三角”。

“龙潭三杰”最突出的贡献,是在1931年4月下旬,将顾顺章叛变投敌对党造成的危害降到最低程度。

曾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即“中统”前身)驻武汉特派员的蔡孟坚在他晚年写的回忆录中说,有两件可能改变中国近代史的事情,其中一件就是顾顺章叛变事件。

正是在关键时刻,由于“铁三角”的努力,才化险为夷,使中共中央得以保全。


李强


最后一个成立的是无线电通讯科,前身是交通科,专门负责通讯联络,护送党的干部进入苏区。

1928年11月上旬,从苏联开完中共“六大”回到上海的周恩来,要求交通科科长李强进行无线电收发报机的研制,负责建立电台。

于是,李强把原来的交通科改成无线电通讯科。

1929年春末,李强成功研制出中国共产党第一台无线电收发报机。

同年,建立起中共第一座地下电台。

1930年3月,又举办了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这些举措,有力保障了中共中央与各苏区、白区中共组织及共产国际的无线电通讯联络。

铲除叛徒是行动科的主要目标

在上海,中央特科“打狗队”的第一次行动,打的是女“犹大”贺稚华。

贺稚华又名贺治华、贺子华,和她丈夫何家兴(又名霍家新)都有留苏背景。

他们信仰动摇,理想丧失,竟想用自己手里的一份有300多位共产党员名字、住址的名单,去换取两张出国护照和一大笔外汇赏金。

于是,贺稚华主动找到公共租界巡捕房政治部头目,无耻出卖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组织局主任罗亦农。

罗亦农的突然被捕,是中共中央自武汉迁回上海后所遭受的第一次重大破坏,所以,中共中央高度重视。

周恩来随即制订了严密的计划,通过中央特科实施营救。

该计划的核心内容是由中央特科的“红队”队员装成出殡的样子,在棺材里暗藏枪支,待囚车经过,便取枪上前,一起开火,拼死救出引渡给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的罗亦农。

实施这一计划的关键在于准确掌握囚车的经过路线及时间,而这恰因为贺稚华的百般干扰而功亏一篑。罗亦农最终壮烈牺牲。

李维汉代表党中央下令锄奸。

陈赓亲率中央特科“红队”队员冲进了何家兴、贺稚华夫妇的藏身之处,当场打得一对狗男女一死一伤,血肉模糊。



击毙出卖彭湃、杨殷的叛徒白鑫


中共历史上出现过很多危险的叛徒。白鑫就是其中之一。


他是湖南常德人,1923年加入中共,老资格;其后加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和林彪同一期;曾参加北伐战争,在叶挺为师长的第11军第24师任教导营党代表;参加过南昌起义与广州起义。


徐向前元帅回忆说:“在东江时,他(白鑫)打起仗来往后跑,身上还带着很多银圆。当时,我们曾建议处理他,特委(东江特委,彭湃正是当时的书记)没有同意。”


徐向前


1929年,白鑫奉调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当时,周恩来经常召集有关部门召开军事会议,作为秘书,白鑫除了参加会议外,还负责通知会议的时间和地点。没想到因此而造成一场天大灾难。


1929年8月24日下午4时许,上海公共租界新闸路613弄经远里12号2楼,中共中央军委秘密机关内,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委军委书记的“农运大王”彭湃,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事部长杨殷,以及中央军委委员兼江苏省委军委委员颜昌颐、江苏省委军委干部邢士贞、上海总工会纠察队副总指挥张际春(同名,是黄埔生,不是)正在这里召开会议。


彭湃被捕地:新闸路613弄经远里12号


担任会议记录的是该机关的常住者、中共中央军委秘书白鑫夫妇。


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原本是要到会主持会议的,由于临时处理其他要务而未能参加。就在这时,满载租界工部局巡捕和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包探的五辆红皮钢甲车呼啸而至。


周恩来回忆:“彼等于弄堂内外布置妥帖后,登楼捕人如像预知的一样,按名拘捕共五人(除彭、杨、颜、邢外,还有张际春同志),而对白鑫夫妇则置之不问。”


彭湃等被捕后,周恩来召集中央特科负责人紧急会议,研究营救措施,通过鲍君甫得知叛徒是白鑫。一个老党员老革命为什么要当叛徒?这就涉及到人的欲望问题。


白鑫本想通过投机革命以出人头地,但随着民主革命走入低潮而完全丧失信心。白鑫有一胞弟叫白云深,当时在南京担任国民政府军政部储备司司长。早在彭湃等被捕的一个月前,白鑫就派其老婆王英悄悄去往南京,向白云深谈了变节的意图。


幸好周恩来临时有事躲过一劫。周恩来决定:一,救人;二,干掉叛徒白鑫。


鲍君甫告诉陈赓,彭湃等人将在8月28日一早从小北门水仙庙侦缉队拘留所转送至龙华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周恩来下令中央特科凡是会打枪的都要参加。营救地点选在枫林桥三岔路口。


据当事人李强回忆:“28日清早,中央特科的同志集合在同孚路的中央特科机关里,待范梦菊骑机器脚踏车把手枪送到后,他们打开装枪的小皮箱一看,却发现里面的驳壳枪全部涂着一层黄油,不能使用,便马上派人去买来煤油,把黄油擦洗掉,再涂上生发油,这样用去了一两个小时。”


周恩来亲率约20人的假装拍电影外景的队伍,乘卡车来到枫林桥。顾顺章和陈赓也化装成演员混在营救队伍之中。部署完毕之后却没有等到囚车。


李强回忆:“可是他们在那里等了很久,也没有看到敌人的囚车开过来。原来,中央特科的同志错过了机会,敌人已经将彭湃等同志押去龙华了。”8月30日下午,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四人,被枪杀于淞沪警备司令部院内。从被捕到枪毙,仅仅只有四天时间。


接下来的事儿,就是要除掉白鑫。


白鑫


国民党方面吸取贺芝华夫妇的经验,对白鑫重点保护,他们使用一系列障眼法,假借报刊宣称去了南京,实际还把白鑫隐藏在上海。白鑫本人也深知中央特科的厉害而小心翼翼,等风波过去。


然而周恩来一眼看穿了一切,以不容质疑的口吻对陈赓说:白鑫还在上海,你抓紧时间派人,一定准确无误地搞清他的下落,一定活见人,死见尸!


这时候中共这边的暗棋鲍君甫出场了,以特派员的身份、并代表陈立夫前去慰问白鑫,对白鑫吹捧一番。白鑫则愁眉苦脸,一心想逃出国外,但不肯说出具体计划。


陈赓将情况调查清楚后,请示周恩来。当年上海环境非常恶劣。白鑫又是军委秘书,机要人员。陈赓和周恩来的行踪也是非常之隐秘,见面也是在非常的场景,非常有戏剧色彩。


当时陈赓扮成一名黄包车夫,周恩来扮演一名“阔少”。“车夫”陈赓拉着在先施公司购物的“阔少”周恩来往回走。车行至一条两边高墙耸立、行人稀少的弄堂时,周恩来拿出一面小圆镜,假装照镜子,其实是看看是否有人跟踪。


旧上海的黄包车夫


在确定车后无人跟踪后,周恩来便向“车夫”陈赓问道:“‘白雾’要尽快找到,你是不是有了更具体的想法?”陈赓回答:“‘白雾’近两天正患疟疾,因此我想请示是否可以动用‘十号’?”


周恩来果断指示:“可以!”


陈赓问:“一旦‘白雾’出现,我们是否可以不择手段地就地解决?”


周恩来沉思片刻后对陈赓说:“不,‘白雾’对我党造成的损失令人痛心,其危害尤其严重,我们要寻找机会,有声有势地公开处决这个叛徒,才能大挫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气焰,大涨我党和革命群众的威风!”


那么“十号”是谁?


陈赓请示完后,把黄包车拉出弄堂口,等在弄堂口的两名武装“红队”队员,暗中护送周恩来返回住地。陈赓见周恩来安全远去,便更换衣装,到威海卫路的一家“达生诊所”。该诊所不算太气派,却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有诊疗室、有病床、有药房。


此时的陈赓身份是“求医者”,进门问道:“医生和护士在家吗?”医生柯达文走出诊疗室答道:“先生,是看病吗?”陈赓按着胸部下面说:“最近几天,胃部不舒服,想请医生看看。”


柯达文招呼陈赓进诊疗室,一边为陈赓“诊断”,一边轻声说:“你是 ‘无事不登三宝殿’,今天亲自来找我一定是出了什么紧急的事情?”这个诊所也是中共秘密据点。


医生柯达文与贺雨生接受党组织的派遣,以行医为掩护合办了这家“达生诊所”,党给他们的任务就是:以合法身份在上海长期潜伏。它可以说是上海秘密党组织的后备据点,是中共做长线的。陈赓请示周恩来时提到的“十号”,正是柯达文与贺雨生。


不是十分火急,即便是陈赓也不会轻易来诊所的。陈赓向柯达文说明情况。柯达文对白鑫是叛徒也很震惊。白鑫是柯达文早年相识的朋友,非常看好柯达文的医术,知道他是一位难得的好医师。柯达文到上海开办“达生诊所”后,白鑫有病就会来诊所,但他并不知道柯达文的真实身份,也不知道这家诊所的底细。


柯达文对陈赓说:“党组织是不是要派我执行处决这个叛徒的任务?”


按照当时情况,通过柯达文接近白鑫,人不知鬼不觉干掉他是选项之一。


陈赓记得周恩来的话,对柯达文说:“不!怎样处决这个叛徒,中央另有安排。据悉白鑫最近感染上了疟疾病,我会设法逼他出来找你诊治。他若真的来找你,你要千万注意他的动向,不可有丝毫大意,更不可打草惊蛇,只要他一出现,我们就有办法处决。”


陈赓走出诊所时已经是夜晚,是上海最热闹的时间。此时陈赓并不安全,也在被钉梢。好在陈赓机警,甩掉“尾巴”之后要去办一件正事,到广慈医院门口,把预先写好的一张警告叛徒白鑫的纸条贴在左边柱子上。


白鑫染上疟疾后不敢外出求医,可是病情越来越严重。国民党那边打算派人护送他看病,他又担心人多目标大,遭伏击。思来想去,决定趁着人少的时候化装来到了广慈医院。到医院门口,便准备抬脚进去时发现左边门柱上贴着一张书本大的纸条,写着:


北辛兄,知你今晚或早或迟会来医院求医,故特备单方一贴,供你受用。


贪生怕死,不足为训。


卖友求荣,人神共诛。


并请你切记: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霍去病 即日留赠


“北辛”就是“白鑫”谐音。白鑫看到纸条非常恐慌,也不敢进医院看病,溜回住所。此后白鑫再不敢外出,一连两个月在上海消失一样。陈赓的策略很简单,白鑫的病得不到及时治疗,总有一天会来找柯达文医生。


情况正如陈赓所料,某日一位衣着平常的年轻女士走进“达生诊所”求医,把一只写有“密谈”的手伸向柯达文,说“是受一位好友之托,特意来请你上门看病的。”


所托者,正是白鑫。


柯达文表示义不容辞。女人请柯达文晚上7点到白宫饭店1楼13号房间见白鑫。随后柯达文立即和贺雨生交换意见,让贺雨生给陈赓打电话汇报请示。陈赓听指示:“这是白鑫有意试探我们,你们一定要沉着冷静,让他觉得无事,并相信柯医生是个真正可靠的朋友。”


当晚柯达文如约前往,却发现白鑫不在,果然是试探。柯达文回诊所后,便来两人请柯达文出诊。柯达文估摸着他们也是白鑫的人,跟着他们乘坐一辆小吉普车,被蒙上眼。车子左弯右拐后开进一家宅院,在二楼的一间房里,柯达文见到了白鑫。


柯达文在那里给白鑫看了七天的病。第七天晚上白鑫吐出了真言:“柯兄不瞒你说,为了躲避上海青红帮的追捕,我已买好了两天后的海轮客票,打算去外国躲避一段时间再说。因此,请柯兄回诊所给我取一些必备的药品,在旅行路上服用,但得请你不要走漏风声。


柯达文答应了白鑫的要求,当即他又被蒙住眼睛,由两个特务扶上汽车,开往“达生诊所”。柯达文走后,贺雨生通过电话向陈赓做了汇报。陈赓指示说:“他们还会将柯达文送回取药,你务必谨慎,密切关注他们的举止动向,发现情况,立即向我报告。”


柯达文被两个特务送回诊所后,他一边取药一边通过自己想好的暗语将白鑫的住处的大体情况告知贺雨生。随后贺雨生对陈赓进行汇报。


陈赓听取了贺雨生的汇报后说:“上次接到你的电话后,我已经通过关系了解到,白鑫将去欧洲避‘难’,但他住在哪里,哪一天乘海轮走还不清楚,不过我们已在轮船码头采取了监视措施。今天听了你的汇报,有了柯达文送出的消息,我们的行动就更有把握了。”


随后,陈赓又与鲍君甫联系,请他以特派员身份了解一下白鑫去欧洲的具体时间。第二天上午,鲍君甫去见白鑫。这次得到白鑫去意大利的轮船起航时间。鲍君甫对白鑫说:“白鑫,你也是蒋委员长的学生,当以党国利益为重,因此你这次旅行意大利的时间,只能以半年为限,到期必须回来。”


接下来就是行动问题。陈赓找董健吾,请他尽快入住“在嵩山路以东新近租下的一处楼房,密切观察嵩山路法捕房的动静”。


董健吾后来写道:“1928年11月,我由河南郑州回上海,仍到北京西路圣彼得堂当牧师。1928年9月,陈赓同志调我到他所领导的中央特科第二科,即情报科,指导我去发展公共租界捕房方面的警报工作,并暂监管法租界捕房翻译兼探长赵子柏的一根早经建立好的警报线。”


第二天,43号斜对面和合坊第四弄的27号三楼搬来一家新房客,由于27号院的楼高些,正好居高临下监视着白鑫的一举一动。陈赓亲自住进来,伺机而动。


白鑫隐藏的两个多月,名震上海滩的中央特科也没有动静,上海滩平静的出奇。此时国民政府内的马屁精向蒋介石献媚:白鑫在蒋公的感召下弃暗投明,彭湃落网以后上海的局势马上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再没有见到共党分子的活动……


那段时间的蒋介石确实处于人生得意的时候,二次北伐大幅扩大势力。通过一系列白色恐怖,让共产党变成“地下党”。白鑫见蒋介石实力壮大,以为跟对了人,慢慢放松警惕,万万没想到陈赓已经到他跟前。


白鑫决定在11月11日深夜潜出和合坊第四弄43号院,直接去黄浦江上的码头,搭乘意大利的客轮,前往意大利学习军事。


淮海中路526弄和合坊


周恩来得到汇报以后,认为那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为保证一击必杀,周恩来亲自带陈赓和顾顺章到和合坊第四弄27号三楼,查看地形。


周恩来下定决心:即使冒着部分特科人员被俘的可能,也要在43号门前动手。他们三人挑选10名机智勇敢枪法好的队员执行任务。


11月11日一大早,和合坊的东西两处出口外增加武装巡捕来回巡逻。下午街上来往的人逐渐多了起来,特科的人化装成拉洋车的,饭馆跑堂送菜的,修鞋、擦鞋的,摆摊的小贩等等,远远地监视着43号院。


到晚上22点多钟,从远处开来了两辆汽车。43号的后门悄然打开,佣人往来忙着搬行李。顾顺章和特科人员在稍远的黑暗处等待着。终于到24点,一伙人从43号的后门鱼贯而出,白鑫走在后面,两旁有保镖。


后门的街道狭窄,要走过北五弄口才能上汽车。就在白鑫接近汽车之时,巷子对面的黑暗处传来一声厉喝:“不许动!”别人还不明白怎么回事,白鑫也是黄埔军校毕业生,反应非常快,听到声音就弯腰向前猛跑。按照常识应该往后跑,但会和后面的人撞一起,必死无疑;往前跑还有一线生机。


说时迟,那时快,特科人员冲上来,拔枪向白鑫射击。混乱的局势帮助了白鑫,他竟然毫发未损地跑出100多米远!特科人员也不顾自己可能被抓的危险,跟着追上去,边跑边射击。


最后白鑫被子弹击中大腿,摔倒在73号的门前,挣扎着想爬进院子里被大门挡住。


此时白鑫转过身来,伸出双手做出乞求饶命状。特科人员对叛徒最为痛恨,子弹从白鑫的脑门中正进去从脑后出来。


第二天的上海滩多家报纸大幅标题刊出:“西面和合坊内有暗杀人命案发生”,却大都没有具体内容。


除掉白鑫这一大事件,大涨革命者的志气。整个过程连开90余枪,击毙白鑫及特务保镖共5人,特科行动队无一伤亡!


《霞飞路侧的枪声》


“霞飞路侧的枪声”轰动上海,使叛徒特务一时丧胆而不敢随便活动,中央在沪安全也得到一定的保障。


中央特科的名声越来越大,分量愈来愈重。但其灵魂人物还是没变,还是周恩来。


而周恩来承担的责任和风险比任何人都大。


三、历史真相


当年镇压叛徒的壮举就发生在和合坊,也就是今天淮海中路的一条弄堂里。


现在有些文学作品中这样描述那段历史故事:有10多人持枪埋伏在和合坊周围,一见白鑫等人出来,就扣动扳机,“将复仇的子弹像暴雨般打在叛徒身上”。


然而历史的真相是,当时来到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和合坊的,过去党史届权威的说法是:


只有行动科的蔡飞、邵达夫、谭忠余、胡兰波4人,总共仅有“白郎林二支,盒子炮一支”。


可见行动科的队员们是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执行了铲除叛徒的艰巨任务。


实际上,近些年的史料披露出更新的内容:


旷继勋前辈也参与了此次行动,且一枪毙敌!


旷继勋,生于1897年6月16日,原名大勋,号集成,贵州思南人,

是中国共产党久经考验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政治活动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是人民军队的早期创建人之一,

2009年旷继勋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旷继勋

愤然从戎、率部起义


旷继勋出生于贵州省思南县大河坝区桂花乡庙塘湾的一个贫民家庭。兄弟姊妹共7个,旷继勋排行老三。旷继勋秉性倔强,精明干练,从小练就了一副轻捷矫健的身手。1914年,17岁的旷继勋与邵家桥邓家二女儿邓白玉结为夫妻。

1916年,全国民众掀起了反对袁世凯称帝的高潮。之前,旷继勋的舅父被府台诬为“通匪”杀害,他发誓报仇雪恨,决心从戎,加入川军赖心辉(德祥)部。

由于他机智勇敢,武艺高强,连立战功,赖心辉将旷继勋由“下等兵”直接提升为排长。1920年,升任连长。1923年又升为营长。

这一时期,受“五四”运动后反帝爱国思潮的影响,革命理论在自己的队伍中传播。旷继勋革命思想开始萌芽。

1925年,旷部编入邓锡侯的江防军,旷继勋任第7混成旅第2团团长,驻防彭县、崇宁一带。

1925年冬,旷继勋和王文鼎发起成立“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四川分会”。并派人赴广东与中共党组织接头,得到党的支持。

1926年底由秦青川、王文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旷继勋入党后,加紧对官兵的教育,建立党组织,设立党的支部与党的小组,使该旅成为党掌握的一支可靠武装,旷继勋也逐渐成为一名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旷继勋所在的江防军第7混成旅,在白色恐怖中仍然坚持革命斗争,队伍日益扩大。1928年秋,刘丹五第7混成旅参加“四川同盟军”发动的下川东之战,后因失利退驻罗泽洲防区。旅长刘丹五称病未归,由旷继勋代理旅长,旷部先驻广安,后移驻遂宁县射洪嘴、蓬安镇一带。旷部驻扎后,在邓锡侯、黄隐借口整编和李家钰、罗泽洲企图吃掉其部的严峻时刻,旷继勋毅然报请省委批准起义,以保存革命实力。

1929年6月29日,旷继勋带领全旅4000余名官兵在蓬溪起义,树起“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军”的大旗,旷继勋任总指挥。

起义后,旷继勋率领部队英勇作战,建立起四川第一个红色政权——蓬溪县苏维埃政府。

四川各路军阀奉令“追剿”,起义军寡不敌众而失败。

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却在四川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军阀和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鼓舞了四川人民的革命斗志。

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指挥部旧址


除叛打帮、创军建政


由于起义失败,1929年秋,旷继勋被党组织安排到中央军委特科,在上海参加清除叛徒的工作。

在此期间,叛变革命的上海市公安局铲共委员会头目白鑫

在夺路而逃时被他一枪毙命,

他还惩治警告过长期与我党作对的上海青帮头子黄金荣,有力地保卫了党中央机关安全。

1929年冬,党中央决定派旷继勋到湖北江陵、当阳等地进行兵运工作,他短短几月就策动了3个连的白军士兵起义,并将队伍开进洪湖苏区,使洪湖地区的红军力量得到加强。

1930年2月,红六军建立,旷继勋任红六军军长,周逸群任政委。仅五个月时间,红六军转战各地,所向披靡,攻克潜江等7座县城及30多个集镇,在荆江南北开辟了大片根据地。7月4日,红六军与贺龙领导的红四军在公安县城会师。7月中旬,成立红二军团,旷继勋仍任红六军军长。旷继勋指挥红六军解放了岳口、仙桃等城镇,把洪湖、湘鄂边等根据地连成一片。

随后,鄂西党组织在调关召开第一次工农兵贫民代表大会,成立鄂西苏维埃五县联县政府。从此,鄂西地区有了统一的革命政权机关,进入了根据地建设的新阶段。旷继勋担任红六军军长短短7个月时间,红六军人数从5000余人发展到12000多人。

骁勇善战、战功辉煌


1930年11月,受党中央派遣,旷继勋前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工作。1931年1月中旬,红十五军、红一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

旷继勋任军长,余笃山任政委,徐向前任参谋长,全军12500余人。这一时期,是旷继勋军事生涯的一个辉煌时期,他率领红军创造了许多成功战例。

1931年1月,旷继勋在鄂豫皖苏区指挥了第一场战斗——“磨角楼战斗”。战斗中,他带领部队顽强冲杀,经三天苦战,终于攻下磨角楼,歼敌500余人,缴枪1000余支,拔掉了鄂东北苏区与皖西苏区之间的一颗“钉子”。

2月,旷继勋又指挥部队攻打战略要地新集。运用坑道作业爆破的方法,把城墙炸开,一举攻占新集。从此,鄂豫皖根据地连成一片。新集战斗,是红军战史上采用坑道作业爆破的一次成功战例。

3月9日,旷继勋又率领红四军打响“双桥镇战斗”,仅7个小时,部队就将敌岳维峻的34师全部歼灭,俘敌5000余人,缴获长短枪6000余支、迫击炮10余门,军用物资堆积如山,战斗取得空前大捷。

苏区扩大了,红四军由改编时的12000人壮大到15000人,标志着红四军已经成为一支能进行较大规模运动战的革命武装。

岳维峻兵败被俘,蒋介石发誓在5月5日前将鄂豫皖红军“全部剿灭”,组织13万人的兵力,对鄂豫皖苏区发动第二次“围剿”。

旷继勋指挥部队,运用“围城打援”战术,使蒋介石对鄂豫皖苏区的第二次“围剿”失利。

短短数月间,苏区军民连破敌人两次大的“围剿”,红军发展到近两万人。

旷继勋、曾中生深受鄂豫皖苏区军民的尊敬和爱戴。

坚持党性、将星陨落


1931年初,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者,通过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统治了党中央,并借批判“立三路线”和六届三中全会的错误,旷继勋成为他们迫害的对象之一。

1931年4月9日,张逆国焘被派到了鄂豫皖根据地。

5月12日,张逆国焘宣布撤销中共鄂豫皖边特委,成立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和新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张逆国焘任分局书记兼军委会主席,

曾中生、旷继勋为军委会副主席。

7月中旬,撤销了旷继勋红四军军长职务,调任红13师师长。

不久,旷继勋被派到皖西基层工作,从赤卫队、游击队中组建红二十五军。

1931年10月,红二十五军在麻埠成立,旷继勋任军长兼独立师师长。11月7日,红二十五军与红四军合编,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徐向前任总指挥,

旷继勋仍任红二十五军军长。

1932年1月和3月,旷继勋率红二十五军转战皖西,在商南战役和苏家埠战役中取得辉煌胜利,这是中国红军史上著名的战例,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对鄂豫皖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歼敌35000余人,解放了淠河以东广大地区。

1932年5月,旷继勋指挥74师、75师一举解放霍邱县城。7月,国民党发动第四次“围剿”,张逆国焘强令旷继勋率领教导团(仅4个连)坚守县城,由于霍邱县城易攻难守,敌众我寡,部队血战五昼夜,最终以惨痛代价告败。

旷继勋随即被张逆国焘撤销军长职务。

由于红12师师长陈赓负伤,旷继勋被任命为红12师师长,后调任红10师代理师长,不久,又调回红四军总部。

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主力向川北转移途中,旷继勋、曾中生等同志与张逆国焘的错误领导及军阀作风进行了坚决斗争。

张逆国焘心生恨意,伺机报复。

1932年12月29日,红四方面军解放通江,成立了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旷继勋被选为主席。

1933年,张逆国焘诬陷旷继勋与反动军阀秘密勾结,并以“国民党改组派”“右派”的罪名逮捕了旷继勋,并于1933年6月将旷秘密杀害于四川通江县洪口场。

历史证明,旷继勋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的坚强战士,人民军队早期的高级将领和著名的军事指挥员。他的遇害,完全是一桩冤案。1938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谈“肃反”问题时指出:“旷继勋是好同志,被张国焘错误迫害,应以烈士待遇。”

旷继勋戎马一生,为创建红六军、红四军、红二十五军作出了巨大贡献,为开拓洪湖、鄂豫皖和川陕革命根据地,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他的名字永远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至今闪耀着熠熠光芒。


旷继勋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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