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帮助茅盾体验金融的人
“交易所里比小菜场还要嘈杂些。几层的人，窒息的汗臭……台上拍板的，和拿着电话筒的，全涨红了脸，扬着手，张开嘴巴大叫；可是他们的声音一点也听不清。七八十号经纪人的一百多助手以及数不清的投机者，造成了雷一样的数目字的嚣声，不论谁的耳朵都失了作用……”
茅盾的金融巨著《子夜》，描摹了旧上海证券交易所尔虞我诈的喧闹一幕。
写这部作品之前，上海滩相继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橡皮股票风潮”和“信交风潮”，
导致一大批钱庄倒闭、商家歇业，众多投资者倾家荡产，因股票巨额亏损而致人自杀的新闻连篇累牍，触目惊心。
叶浅予为《子夜》所作插图（文汇报资料）
20世纪30年代初期，疾病缠身的茅盾结识了银行家程慕灏，两人年龄相仿，性格相近，又是浙江桐乡的乡邻，言无不尽，相视莫逆。在与程慕灏海阔天空的闲聊中，茅盾收获了大量信息。
当时，世界经济危机波及中国，中国民族工商业内外交困。为了转嫁自身危机，金融资本家加紧对工人的剥削，而工人阶级的斗争方兴未艾，此起彼伏。
同时，茅盾又从好友那里得知南方各省的苏维埃红色政权蓬勃发展，红军粉碎了蒋介石多次的军事围剿，声威日增。
有了这些素材的积累，他萌生了“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经济现象”的想法。
银行和证券交易所长啥样？对此，来自江南古镇的茅盾一无所知，他很想了解。
银行内部壁垒森严，循规蹈矩；证券交易所更是重垣叠锁，门禁森严，买卖公债股票都须通过经纪人，无论大户小户，还是“抢帽子”赚短差、博小利的人，都得由经纪人带领才能进入交易所。
程慕灏夫妇摄于20世纪30年代
杭州竹竿巷的张公馆，因张家千金嫁给北洋政府总理孙宝琦为妻而远近闻名，程慕灏的父亲程震权就在张公馆里做账房先生。程震权为人忠厚，办事利落，理财有道，主人对其言听计从。
张家三少爷解囊资助，让程震权把在桐乡老家的两个儿子程慕颐、程慕灏带来杭州读书。
程氏兄弟勤奋用功，品学兼优，很给老父亲长脸。程慕颐随后考取公费留学日本的资格，学成归来出任浙江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生物学教授，享有“中国细菌学之父”的美誉。
程慕灏中学毕业便自谋职业进入大清银行（中国银行前身）当练习生，很快精通各类银行业务，在底层摸爬滚打中显示出管理才干，受到银行高层器重，先后在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担任国库主任、副经理等职，
深耕金融事业70载，堪称业界“常青树”。
有了程慕灏的人脉指引，茅盾的问题迎刃而解。
茅盾体验生活的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大楼
在程慕灏的悉心安排下，茅盾先是“化身”银行白领，来到中国银行体验生活，像普通职员那样打卡上下班，了解银行借贷关系的生成及业务处理流程，有时还顺手借过算盘和账册，从算珠“噼噼啪啪”的清脆撞击声中寻获创作的灵感。
随后，程慕灏又介绍茅盾走进熙熙攘攘的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
二、当年的交易所是啥情况？
上海证券交易所大楼
地址：汉口路422号
钢筋混凝土结构，八层高楼
名家设计的实用楼
我们认为派别是无关紧要的。
一件成功的作品，
第一不能离开实用的需要，
第二不能离开时代的背景，
第三不能离开美术的原理，
第四不能离开文化的精神。
——陆谦受，吴景奇《我们的主张》
1934年8月，一座大型建筑在汉口路昼锦里附近宣告落成，时人称之为“证券大楼”，是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的自建大楼。大楼平面布局呈“工”字形，建筑面积16220.7平方米，坐北朝南，前后部位高5层，中部高8层。正门开在汉口路422号，为花格铜门，在九江路429号又设一后门。大楼东侧有三米多宽的通道作自行车停车处，西侧通道为汽车停车处。大楼底楼、二楼的南部设有国信银行，是由交易所理事开设的。
建筑整体构造方整，因为前方马路狭小，建筑立面前低后高，采用踏步式处理。平面上以壁柱和窗间柱强调竖向构图，水泥粉刷外墙，画水平线条，据传，底层和二层的横线条寓意证券市场稳固。檐口砌女儿墙，方形门窗，磨石子地坪。大楼的窗间墙、立柱和大门上饰有中国传统回纹图案。
证券大楼所在位置
民国时期上海证券大楼内部平面图
证券大楼的设计者是时任中国银行建筑课课长的陆谦受，他毕业于伦敦建筑学会建筑专门学校，是英国皇家建筑工程学会会员。证券大楼是他留学归国后的早期设计，后来他还参与设计外滩23号中国银行大楼、同孚大楼等多座中行行产建筑。《我们的主张》精辟地概括了他的设计理念。就证券大楼此例而言，建筑体量的实用性突出，踏步式结构符合于美术的原理，虽无繁复的装饰，但简单的回纹图案彰显了中式的传统文化。
窗间墙、窗立柱的端头装饰有中国传统的回纹图案
大楼正门的花格铜门，其上有回纹装饰
证券市场的标志杆
凡为便利买卖平准市价而设之国债票、股份票、公司债票及其他有价证券交易之市场，称为证券交易所。
——民国三年《证券交易所法》
证券大楼的建成可谓是20世纪30年代上海华商证券市场达到繁荣顶峰的标志。上海最早的有价证券是开埠以后洋商的舶来品，而华商证券可追溯至19世纪70年代的官督商办企业股票，以及19世纪80年代初办理股票买卖的上海平准股票公司。然而，随之而来的1883年“倒账风潮”极大打击了证券市场，直至19世纪90年代中叶，华商股票交易才逐渐恢复。1914年，茶会式的交易组织和新生的股票公司集结成立“上海股票商业公会”，成为了华商证券交易的活动中心。1920年，上海股票商业公会将会址迁至后来大楼的所在地，并改组为“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作为当时唯一专门经营证券的交易所，“执证券交易之牛耳”。
到1933年6月，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终于成功兼并了它的“老对头”——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证券交易，此议在两年前就已提出，至此终于实现了上海华商证券市场的统一。相应地，交易所的资本从100万增至120万，经纪人由55人增至70人。或许因合并一统之驱动。1932年，交易所开始改建汉口路422号的原有房屋，2年后新厦开业之际，它是国内唯一进行证券交易的专门建筑，是中国乃至远东最大的证券交易场，兴旺状况一直持续到抗战爆发前夕。大楼内的交易大厅设9个交易柜台，两侧有对讲电话230余部，还设有用于记录行市的大黑板、供经纪人与电话员联系的信号灯等专业设施。四到八层还有60多间客房，许多经纪人在晚上也驻扎于此。
这一时期市场上的主要交易品种是政府公债，公债交易占到上海证券市场的98%。自1922年“信交风潮”使股票信誉大跌，投资者闻而避之不及，甚至有一段时间交易所宣布暂停股票期货买卖，自此，公司股票很少在交易所挂牌，即便重新挂牌也往往有行无市，成交量极为稀少。另一方面，为解决财政困难，政府所发行的国内公债日益增加，尤其是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公债几乎成为政府财政之根本。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奉令停业，在1943年汪伪政府时期短暂复业，抗战胜利后再度停业，以待重组。
大楼内成排装设的电话以及经纪人使用电话的场景
投机狂潮的旋涡眼
这比前线的战报更能震动人心！······
这年头儿，凡是手里有几文的，谁不钻在公债里翻斗？
听说是各项公库债券一齐猛跌，各人的心事便各人不同：“空头”们高兴得张大了嘴巴笑，“多头”们眼泪往肚子里吞！
——茅盾《子夜》
茅盾的小说《子夜》描绘了1930年代看涨看跌、买空卖空“做公债”的情形，小说中证券交易所的投机性质显露无疑。抗战爆发后，交易所虽然停业，但证券交易并未停止，黑市兴起，投机之风更是愈演愈烈。随着“孤岛”时期的上海租界游资充斥，在公债市场迅速冷落的同时，洋商股票呈现复苏之势，华商股票也渐有起色。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政府禁止交易公债和外股，以华商股票为主的股票市场畸形地繁荣起来。
中国的交易所并不是社会经济自然发展的产物，更偏重流通交易的二级市场，而非证券发行的一级市场，投机性更是十分突出。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近代的证券市场在长时间内是为了保障政府的公债发行，引导游资，调剂政府财政，而不是扶持工商产业发展。企业难以稳定地通过证券市场筹措到必要的资金，使得市场的产业融资功能大打折扣，无法实现其本应具有的促进企业发展、指导投资方向的主要功能。
于是，证券市场的投机性远大于投资性，投资者主要从事市场上股票的流通交易，而非加入发行融资、分红享利。战争爆发后，政府公债退位的同时，工商业也陷入衰退与崩溃。此时，股票交易的繁荣绝非实体经营发展的体现，而绝大多数是为了牟取投机暴利。直到抗战胜利后，国统区政局动荡、经济失序，证券市场深陷投机交易的状况始终无法改变。
证券大楼内激烈的交易场景
银元之战的主战场
九点钟一到，证券大楼里就闹哄哄地做起“市面”来。
成百上千的人群里，西装革履的小袁、派力司长衫的老丁，以及他们的战友们，也先后进入了角色。
半个钟头不到，行情已经扶摇直上，大头升到一九、二零，美钞升到二七、二八……
——1959年连环画《证券大楼的战斗》
长期的战乱、禁市促使证券黑市交易勃兴。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证券黑市屡禁不止，殊无办法，只得顺水推舟，于1946年6月筹组上海证券交易所，并聘请杜月笙为主任委员、王志莘为副主任委员。经过三个月的筹备，9月16日，上海证券交易所作为全国唯一的证券交易所，在华商证券交易所原址——汉口路422号证券大楼正式开业。
但是进入1948年后，政府动荡的经济措施使得证券市场风雨飘摇，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的节节败退也导致资金大量外逃。到1949年5月5日，冷淡的证券交易所不得不宣告停业。这座大楼里的证券市场不复存在，借体而生的是一个在通货膨胀局面下，疯狂炒作银元、黄金、美钞的投机黑市。大楼里上千部内线自动电话与对外的专用直线电话繁忙无比，每天从开盘到收盘，没有一刻停歇，买进卖出金额达到万两黄金。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海解放后，这“黄白绿”三项的炒作严重扰乱了经济金融秩序，连带造成物价飞涨、人心惶惶，投入市场的人民币也迅速回流，无法在上海市面站住脚跟。新生的人民政权采用了“先礼后兵”的做法，陈毅市长等领导接连发表讲话，《解放日报》也发表社论，劝告扰乱市场的投机分子悬崖勒马，痛改前非。然而这样的警告对嚣张的投机商收效甚微，于是，6月10日，上海军管会派遣部队查封了操纵金融投机的指挥中心——上海证券交易大楼，将内中正在做交易的上千人全部看住。经过甄别，抓捕法办了200余名奸商、特务，余下的人经过教育，一律放行，既往不咎。当时，那些惊慌失措的投机商、经纪人甚至把金条、金砖、美钞等硬通货塞到沙发里、抽水马桶水箱里、天花板和墙板夹层、壁炉里，藏得到处都是。查封清扫完毕后，机关分房时，还有战士在地板下发现了数十块金条！
1950年代连环画中的证券交易所大楼
1950年代连环画中银元之战的场景
这场经济战线上的“淮海战役”将扰乱上海市场的投机者一网打尽，抄没黄金3642两、银圆39747枚、美钞62769元，以及大量人民币和囤积的各种物资，使人民币在上海站稳了脚跟。证券大楼从此不再是乌烟瘴气、鼎沸喧闹的投机中心，日日激烈的证券交易、比比叹吁的人世沉浮就此远去……1956年11月起，大楼由房管部门管理，后改名华企大楼
三、潜伏交易所
听人传授证券交易ABC，诸如“空头多头”“吃进抛出”之类，使茅盾见识了所谓的“冲锋似的呐喊”。
耳濡目染，茅盾深悟其道——这跟家乡的桑叶市场交易何其相似。
开设桑叶行的老板其实手中并无桑叶，约在蚕汛前三四个月，他们会对当季行情进行揣度，预测春蚕会大熟的，便向种植农户订购大量桑叶，这如同在交易所做多头；
反之，则卖出桑叶，好似交易空头。
因为都是预卖或预买，此时桑叶价格较低，待到蚕忙时就随行就市，从中博取盈利空间。茅盾将这些儿时的亲眼所见连同在金融圈的切身感悟，统统写进小说的桥段里了。
叶浅予为《子夜》第九章所作插图（文汇报资料）
《子夜》完成后，茅盾先后请来几位挚友分享初稿，程慕灏自然成了第一批读者。他兴致勃勃，先读为快，对茅盾笔下描绘的金融大都会生活，“像巨大的怪兽蹲在暝色中闪着千百只小眼睛似的灯火”尤其感同身受，边读边与茅盾交换意见。对于作品的一些细节，程慕灏也直言不讳，比如“福特”轿车当时很寻常，像吴荪甫这样上海滩屈指可数的资本家，应该坐“雪铁龙”才符合身份，茅盾择善而从作了改动。
慷慨仗义支持进步人士
在沪上银行业界，中国银行的地下党支部成立于1938年10月，资历属于“老”的。虽说程慕灏不是中共党员，但他识大体，明大理，顾大局，积极支持地下党及其群众组织开展工作，还提供活动经费予以资助。在他看来，“面对敌伪独身作战，有地下党在银行内部活动，倒也是一种依靠”。况且，地下党的存在对于银行高层而言，无论是在管理手段还是生活自律方面，都是一种无形的制约。
抗战岁月，群情激奋，中行地下党组织在党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政策指导下，采取“勤力勤学交朋友”的策略传播革命火种，达到长期隐蔽的目的。1939年夏秋之交，程慕灏介入第一次群众运动。
1937年落成的外滩中国银行大楼
其时，法币贬值，物价上涨，银行职员待遇踯躅不前，业界怨声载道。在中行地下党的周密策划下，全行将近一半的员工参加抗议活动，采用联名签呈形式向行方提出增加薪水的诉求。作为抗战期间由总行派遣留守上海的主持，程慕灏体恤员工的生活疾苦，同职工代表进行“温和”的谈判，仅过一个月就普调了工资。地下党发动群众开展斗争初战告捷。不久，程慕灏喜得孙子，贺礼如雪花般接踵而来，他用所收礼金再贴加一笔款项，在今富民路197弄内的中行俱乐部旁为员工修造了一个网球场，一时传为佳话。
敢说银行家谨小慎微？
都说银行家谨小慎微，但每遇关键时刻，程慕灏都急公好义，勇于助人。1942年，程慕灏位于福煦路（今延安中路）老宅的三层楼突然来了一位特殊客人，他成天躲在三层楼闭门不出，对外宣称是借居治养肺病。肺结核要传染，这还了得，因而外客乃至家庭成员一概严禁上楼，只有程慕灏和“医生”例外。新中国成立后，真相大白，这位客人是从解放区秘密转送来沪的中共高级将领，在时任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潘汉年的安排下来上海治病。据说客人离开时，给程慕灏留下一张感谢字条，藏在火柴盒里。颇为惋惜的是，这位做好事向来不求回报又小心谨慎的银行家，待客人一离开就将纸条烧了。
日寇侵华，燃起烽火。赴香港避难的梅兰芳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回到上海，他闭门谢客，过起了隐居生活。日军为粉饰太平，“请”梅兰芳登台演出，梅兰芳蓄须明志，并让医生给自己打了伤寒预防针，倏然发起高烧。日寇派军医前来检查，发现其果然得了重疾，只好悻悻而退。作为梅兰芳的“铁杆粉丝”，程慕灏对他的爱国情怀满怀敬佩之情。
梅兰芳深居简出，一下子断了收入来源，阮囊羞涩，而梅家人口众多，开支向来庞大，生活陷入困顿状态。身为“梅党”，程慕灏每时每刻关注着梅兰芳一家的生活冷暖。梅兰芳蓄须罢演之际，常以弄墨丹青消遣时光。程慕灏邀集画家吴湖帆等人商量，决计为梅兰芳举办画展，地点安排在今南京西路成都路口拐角的中国银行。画展如期迎客，观者如过江之鲫，每幅画标价100美元，200幅作品很快售罄，掏腰包者大多为银行家中的“梅党”。靠着这笔钱，梅家度过了艰难岁月。
1945年日本投降后，程慕灏和几位银行界重要人士在梅家欢聚。梅兰芳手持扇子从楼上沿阶而下，大家对他打趣道：“畹华，你该将胡子剃了准备上台了！”只见梅兰芳倏然移开遮脸的扇面，宾客始发觉他已把胡须剃干净了。
守护银行财物迎接解放
抗战胜利后，重庆接收大员刚到上海，便在中国银行大搞“甄别”，将抗战期间滞留申城的中行高层人员称为“伪员”。“伪员”每天上下班不能走外滩大门，只能从滇池路边门进出。接收大员停发他们的薪水，只发少量生活费，直至身份“甄别”结论为清白为止。程慕灏对此悲愤交加，非常时期奉命苦守“孤岛”与敌伪周旋，在日寇淫威和重庆方面指令的夹缝中维持银行运营，饱经风霜，忍辱负重，未曾想还落了个“经济汉奸”之嫌疑。
此时，中行地下党组织在行内发起“反歧视”“反甄别”斗争，明确提出三条要求：承认抗战期间滞留上海员工的正式员工身份；取消仅发生活费的待遇，正式发给薪金；承认抗战期间滞留上海人员在上海坚持工作期间的资历。斗争持续了三个多月，直到1945年底中国银行副总经理贝祖诒抵沪，在全体职工大会上宣布让步，解除“甄别”。自此，程慕灏的住宅再无宪兵驻守盘查，家里的电话也终于能够接打了。程慕灏打心眼里佩服共产党的魄力与担当，认为他们敢于仗义执言，敢于据理抗争，妥善维护爱国民主人士的权益安危。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人心纷乱之时，中行高层很多人准备携家带眷离开大陆，地下党即时发动“反对逃跑，反对迁移”的斗争。国民党要员力劝程慕灏赴台，承诺“去台湾后原职原薪”，但他毅然选择留下，与中行多数员工共进退，配合地下党成立“中国银行员工应变互助会”，全身心投入守护行产的工作，有效地阻止了银行财产被运往海外，为迎接军管会接收奠定基础。
1949年5月25日黎明，解放军直插上海市中心，经过进入南京路。本报资料
在程慕灏的支持下，互助会出刊了《会务报导》，这虽然只是一张油印小报，却为团结职工迎接黎明的到来吹响了号角。时局不稳，人心浮躁，各种谣言甚嚣尘上。服务银行多年的中老年员工，家累繁重，顾虑较多，当听到华北新解放的城市对50岁以上的员工统统“扫地出门”的传言后，情绪相当低落。这时，《会务报导》很快摘登了天津、济南等地中国银行经人民解放军接管后，当地同仁来函反映的真实情况，又请来刚办妥移交手续返回上海的原中行济南支行经理周寿民“现身说法”，宣传了被接管单位均实行“留者欢迎，去者欢送”的政策，让许多银行老法师吃了一颗“定心丸”，谣传不攻自破。
应变互助会的另一职能，是维护职工的衣食住行。他们在中行职工集中居住的10余处宿舍区，组织职工与家属通宵巡逻，以防不法分子滋生事端，趁机抢劫。沪西林肯路（今武夷路）的“中行西业”职工宿舍，位于西郊铁路沿线，正处在国民党军队构筑工事地段，住在那边的职工面临被无端迁出而流离失所的困境。程慕灏见此情形，腾出银行仓库大楼等闲置房屋，作为员工的临时安顿之处。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代表抵达中行，程慕灏握着军方接管处负责人项克方的手由衷地表示：“好了，我将这副担子交出来了。”项克方答道：“慕老你正当时日，中行仍需要你。”不久，程慕灏被党组织派往香港，赴任香港中国银行副总经理，直到1987年荣休，其间几次受到周恩来、叶剑英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接管中国银行的军代表合影，右一为项克方
程慕灏时常感慨：幸亏共产党的指引，让我有了事业上的第二个春天。
程慕灏在香港中国银行主持会议
20世纪50年代初香港中国银行门口庆祝国庆标语
程家后代中，程慕灏的孙女、已故知名作家程乃珊为读者所熟知，她曾以祖父的传奇经历创作了长篇小说《金融家》。那行情呢？明天详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