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早就突破过卡脖子
20世纪50年代留美学者的“归国潮”有两次，第一次从1949年8月新中国即将成立开始，到1951年10月9日，美国司法部移民归化局发布明确禁止学习理、工、医、农的中国留学生离境的法令为止，共约950人归国。
第二次从1954年7月美国逐渐放松和撤销对中国留学生的禁归令开始，到1957年开展反右运动为止，共约200人归国，此后回国潮峰消退，归国者成为个例。
一、至1966上半年两次“归国潮”总数约1200人
1955年9月15日在旧金山起锚的“克利夫兰总统号”第60次航程，是第二次回国潮中比较典型的航次，由于搭载了包括钱学森夫妇在内的24位留美学者，这个航次备受瞩目。
第一次归国潮的终止，起因于朝鲜战争的爆发；第二次归国潮的兴起，则与关于朝鲜战争等问题的日内瓦国际谈判结果有关系。
1954年4月至7月，苏、美、英、法、中等5国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外交会议，主要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这次日内瓦会议的谈判结果之一是开启了1950年代中国留美学者的第二次归国潮。
出于国家与国际关系等因素，中美双方表面上都否认中国留学生回国是朝鲜战争战俘交换议题的一部分，这是外交方式技巧问题。事实上，在朝鲜战争战俘交换问题的国际谈判桌上，中国多次要求美国放弃阻拦想回国的中国留学生离境，而美国当局对外一直否认存有针对中国留学生的“禁归”问题。
1955年6月11日，美国国防部给艾森豪威尔总统一份备忘录，对中国留美科学家要求回国的问题作了分析。认为二战以来中国留美学生约有5000多人中，有110人掌握足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科技知识，其中有两人，钱学森和王大卫，他们的研究领域涉及高度机密的国防计划，不能离境。王大卫不像钱学森那样为世人所知。据美国加州州立理工学院历史系王作跃教授寻访的结果，王大卫原名王克信，1919年生于北京。9岁随父赴美，1940年获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学士学位。后在科罗拉多大学参加航空风洞实验室的辅助设计和校准工作，1943年在南加州加入Aerojet(航空喷射)公司并长期在该公司各地分部工作，参与奈克(Nike)导弹引擎的设计。
1955年8月8日，中国代表团团长王炳南在谈判桌上提供了钱学森被美国扣留的证据，要求美国当局撤销对钱学森限制离境的禁令。8月13日，美国公布了艾森豪威尔总统批准国防部同意释放的决定。
1955年9月10日，中国方面首先释放了12名美国飞行员。不久，钱学森接到了可以离境的通知，立即购买了AP上公司(美国总统远洋公司)9月17日起航的“克利夫兰总统号”船票。第一轮归国潮中，不少人的船票是美国政府免费提供的。而第二轮归国潮全部都是自费的。普通舱(T2级，相当于三等舱)票价约270美元，差不多相当于多数人一个多月的工资水平。
钱学森在克利夫兰轮第60次航行中的船票，由T-2级升为0-1级。补交了291美元
钱学森回国了，然而大卫没有回国。
1955年9月15日，美国旧金山，胡聿贤、戴月棣夫妇、王祖耆、沈学均夫妇等二十位中国留学人员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17日途经洛杉矶，钱学森、蒋英夫妇，李正武、孙湘夫妇等4人也登上了该船。至此该船已搭载了24位中国留美学者。因钱学森5年来被美国当局禁止离境而在国际上引起广泛关注，在洛杉矶码头，各方媒体蜂拥而至，欲争先采访。钱学森对此一概予以拒绝。美国当局在钱学森上船前向他通告:整个旅途中不要离船上岸，否则不能对他人身安全负责。
“克利夫兰总统号”在洛杉矶起锚后，这24位中国留学人员在钱学森的倡导下，成立了一个“同学会”，他们的6位未成年子女也以成员身份加入进来，编辑了一张30人的名单。
《克利夫兰轮60次航行归国同学录》
何国柱的女儿何丹蕾接受作者信函采访时说，“克利夫兰总统号”起锚前两个月，母亲刘豫麒刚刚做完剖腹产生下次子。父亲何国柱在工作之外又要照顾母子三人的生活，加上紧急处理其他工作事情，结果到了登船时，没有时间卖掉房子和汽车，而卖掉家具的钱全部买了书，她父母托运上船的专业书籍和资料整整装满了六个铁皮箱子。船开出港后，身体虚弱的母亲就开始头晕且不停呕吐，不能正常进食，新生次子何乃知被迫断乳，好长时间不能适应奶粉喂养。一岁多的长子何乃君刚刚学会走路，蹒跚乱跑，父亲就用绳子拴在他的腰间，以控制对他的可照看距离。
肖伦在船上即兴写了一首步鲁迅先生韵的诗:“破浪乘风赴国时，太平洋上雨如丝。去国‘八’年余血泪，登舟‘廿’宿见旌旗。精卫衔木期填海，刑天干戚倩题诗。寄语同舟须努力，功成建国着班衣。”写完后，洪用林在手稿上加了一句“高山滚鼓”的评语。而肖蓉春则加上了一句“记得今年葫豆好”的评语。
航行期间，肖伦即兴赋诗的手稿
何国柱在1990年接受王德禄采访时说到，美国国务院派员随船航行，秘密监视和“押送”他们24位留学生中的一位，原因是他可能因暴露了中共地下党身份而被“驱逐出境”。轮船沿途停经檀香山、横滨、马尼拉时，其他乘客都可以上岸游玩，唯独让他待到船舱里，不准上甲板和登岸。2012年王祖耆接受采访，被问及这个人是谁时，王祖耆认为这位留学生应该是陆孝颐。理由是王祖耆回国以后得知，当时24位同学只有陆孝颐一人为中共地下党员。
在轮船抵达香港海域时，王祖耆说，鉴于当地各媒体的政治倾向性不一，全体留美同学开会商定了3件事情:1.不接受任何媒体的口头采访，以防歪曲语意；2.提前起草两份声明，一份准备在香港发表，一份由许国志起草准备在广州发表；3指定两位体格较好的同学保护钱学森。
王祖耆还说“香港公开信”是他起草的，是一个约一二百字的简短声明。题目是什么，大家都记不清了。内容大意有两个，一是感谢祖国，二是谴责美国当局多年无理阻挠他们回国。
1955年10月8日上午，邮轮抵达香港海域，没有靠岸，大家从邮轮上转乘小船到了九龙，再从那里换乘火车去深圳。在九龙火车站，迎接人群很多大家进入周围站满了警卫人员的候车厅，警察堵住记者近两个小时，但最后还是被记者冲进了候车厅。每位同学都被记者包围着，被询问各种问题。大家按照事先约定，均不回答任何问题，而钱学森则用了一些带有外交方式的语言予以婉拒和转移了提问。王祖耆忆述，为了尽快摆脱媒体纠缠，避免节外生枝，他伺机找了一位香港进步报刊，好像是《大公报》或《文汇报》的年轻记者，将事先准备好的“香港公开信”悄悄递给了他。这个年轻人反应敏捷，揣起草稿就离开了现场。这个公开信随即在香港媒体发表了，但是后来大陆的媒体始终没有报道“香港公开信”这件事。王祖耆认为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内容过于简单，所述内容在随后的“广州公开信”中都有表达，二是“公开信”首发地点不合适，当时到了香港还不能算到了中国，感谢祖国的话应该到了大陆后再说。
在九龙候车期间，王祖耆和另一位留学生担当起贴身“兼职保镖”，一左一右，寸步不离钱学森。到了深圳，算真正进入国门。同学们向媒体提交了“广州公开信”，题目上叫《向祖国致敬》。这公开信发表在1955年10月9日后不几天的广州地方报纸上，全文400余字:
向祖国致敬：
今天我们重新踏上祖国的土地，觉得无限的愉快和兴奋。过去四五年来，因为美国政府无理的羁留，归国无期，天天在焦虑和气愤中过活。现在靠了政府在外交上的严正有力支持，和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在舆论上的援助，我们才能安然返国。我们向政府和所有帮助我们的人民致谢。
回想解放以前，人民生活困苦，国际地位低落。再看现在的祖国，充满着生气和希望处处在大量的建设，人人都快乐的奋进，短短的几年中有这样的成就，简直是一个奇迹。我们深知这奇迹是国内父老兄弟姐妹们在中国共产党正确的领导下，用血汗取得来的。但在那最艰苦的解放建国初期中，我们身在海外，无法来尽我们应尽的责任。今天却回来分享这做一个新中国人民的光荣，实在非常惭愧。
从旧社会里出来，又多年生活在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里，一旦回到人民民主主义的新中国来，思想上一定会落后，不自觉地仍有余毒，我们要抱着决心处处去向人民学习。同时我们仍要全心全力在英明的政府的领导下，来参加建国工作，向社会主义的光明前途迈进。
克利夫兰轮十月八日由美抵港全体归国同学(签名)
船在公海时，钱学森曾接到国内父亲发来的电报:“知你回国，甚慰，政府将托人在边境车站接你。”火车到了深圳后，地方政府干部已经在那里迎候，朱兆祥受陈毅副总理之命，作为中国科学院代表也在其中。外交部对回国留学生持有的“中华民国护照”予以特别处理，办理了简单的通关手续，之后再转乘火车到了广州。在广州大家更是受到各界代表和广东科协的热烈欢迎。大家参观了市区和两个博物馆。几天之后，大家分为两大组，一组去了北京，一组去了上海，首先回家探望自己的亲属。大约一个月后，集中在北京高教部留学生管理司报到，住在前门鲜鱼口的招待所里，等待分配工作，之后一个多月到两个多月，才陆续奔赴自己的工作岗位。朱兆祥陪同钱学森考察了全国南北10余座城市的工厂、大学和科研机构，并帮助钱学森筹建了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1959年3月13日毛泽东与唐明照（左二）等人合影
二、上了美国联邦调查局、国民党当局的黑名单
1928年，施滉在斯坦福大学取得了历史学硕士学位。为坚持美国是帝国主义的观点，施滉与一向赏识他的美国导师发生冲突，以致他花费三年心血的硕士论文《孙中山评传》的出版计划被取消。1929年秋施滉赴苏联学习后，李道煊担任美共中央中国局书记。不久，李道煊被捕，张报接任书记。
施滉、徐永煐、张报等在美国进行的革命活动，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1929年七八月，国民党政府接连颁布“训令”，“严缉留美学生徐永煐等”。8月24日，北平公安局转发此令时，附国民党中宣部函，称：“其主持人徐永煐等，以国家派遣留学生而胆敢公然反动，实属不法已极。”随后，徐永煐、冀朝鼎等人的清华官费和回国路费被教育部取消。
美共中央中国局第三任书记张报的名字，甚至上了美国联邦调查局的黑名单。1929年夏，美共在美国东北部的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城召开全美统一工会联合会成立大会，美共中央中国局书记兼《先锋报》主编张报受美共中央委托在会上演讲，号召美国工人参加革命工会，反对黄色工会，支持中国革命，支持《先锋报》的发行。张报在群众集会上的演说及带领工人队伍游行示威的照片，曾多次被登载在《纽约时报》等几家著名报纸上。张报的名字早上了美国联邦调查局的黑名单，他两次被捕入狱。两个多月后，美共领导人白劳德来到张报的居所，对他说：“你入党以来做了大量工作，在华侨中的工作也做得很不错。同志们对你有很高的评价。但现在你已经暴露，仍在美国工作下去既困难又危险，于党的工作，于你本人都会带来不利的影响。因此中央经研究决定，送你到苏联学习一个时期，以后回中国参加斗争。”白劳德拿出美共中央的介绍信交给他，叮嘱他到苏联后交给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白劳德指示说：现在趁美国警察当局放松了对你的搜捕，应立即着手准备离美。
美共中央中国局首任书记施滉，在回国参加革命后牺牲。1930年施滉回国后，先在中共中央翻译科工作，后被派到香港海员工会工作，不久被捕。经广东省委营救出狱后，施滉转到北方做工运工作，先后担任河北省委宣传部部长、省委书记。施滉在河北艺专以教书做掩护，开展革命工作。1933年冬，施滉不幸被捕，1934年初在南京雨花台壮烈牺牲，年仅34岁。
美共中央中国局是一个受三重领导的中共海外组织
美共中央中国局是一个受三重领导的中共海外组织，表面上接受美共中央的领导，实际上为中共服务，而最终又要听命于共产国际。美共中央中国局的党员除接受美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以外，还要参加美共党内的活动甚至卷入其党内斗争。施滉、李道煊、骆一伦三人曾作为中国局代表出席过美共六大。在美共党内斗争方面，施滉除参加美共党内反对托洛茨基主义者领导人詹姆斯·帕特里克·坎农的斗争外，还曾代表中国局26名党员签名反对洛夫斯顿，拥护以福斯特为首的美共党内少数派的主张。当时，在外国入党的人要和本国共产党联系，一般要通过共产国际。施滉、冀朝鼎、章汉夫、徐永煐等美共中央中国局党员要和中共联系，都要经过共产国际。跨国调动组织关系，也需经共产国际接转。1933年中共党员唐明照赴美留学，就由中共转入美共，成为美共中央中国局中的一员。
抗战期间，美共声援和支持中共的抗日活动。美共机关报《工人日报》发表《面对事实》一文，呼吁“制止法西斯侵略者”，号召美国工人阶级“拒绝替日运载任何货物，特别是军事原料”，“抵制一切日货”，“给予中国以直接的帮助：医药、人员、食品、衣服和购买军火及其他用品的现款”。美共中央多次组织盛大的援华群众大会和包围日本外交代表机关的示威游行。1938年，加共和美共派遣以白求恩为首的医疗队来华援助抗日。解放战争期间，美共在国内开展“不许干涉中国”的群众运动，美共总书记福斯特还强烈谴责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煽动内战的政策，并要求撤掉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职务。此外，美共还派党员来华工作，如迈克斯·格兰尼奇夫妇、李敦白、玛尼亚·吕思·艾琳等。他们都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做出了贡献。
对于美共的支持，中共非常感激。1937年6月，毛泽东在给美共总书记白劳德的信中写道：“美国共产党和美国人民大众是深切关心着中国的反日斗争，而曾多方援助我们。这使我们感觉到，我们的斗争绝不是孤立的，我们从国外得到英勇的援助。同时我们觉得，当我们获得胜利的时候，这胜利会给美国人民的解放斗争以很多帮助。”在美共的党内斗争问题上，中共也同美共中央保持立场一致。1945年美共党内进行反对总书记白劳德修正主义的斗争。美共领导人福斯特曾于7月24日致电毛泽东，告知美国共产主义政治协会将在纽约召开特别会议，纠正白劳德修正主义路线，采取马克思主义方针，重建美国共产党，如承电贺，深引以为荣。7月26日至28日，美共特别会议重建共产党，并选出以福斯特为首的新的中央领导。1945年7月29日，毛泽东致电新任美共总书记福斯特，对美共党内反对白劳德修正主义斗争表示支持，《解放日报》还发表社论《美国共产党反对修正主义的教训》。与此同时，毛泽东在贺电中也对白劳德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称赞了他关心中国革命，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所做出的贡献。“白劳德同志在其过去工作中对于中国人民的斗争曾有过许多可感谢的帮助。”美共中央中国局在美活动期间，积极配合和参加美共所领导的日常工作和政治活动，不仅壮大了美共的力量，而且在一些政治活动中也帮助美共取得了更大的宣传和组织效果。中共决定让中国局的同志回国工作时，事先也要征求美共的意见。
升起美洲地区第一面五星红旗
1933年4月30日，在美洲华侨和中国工农革命大同盟的领导下，纽约华侨洗衣馆联合会（简称“衣联会”）成立。
抗战爆发后，徐永煐、唐明照指导以衣联会为代表的左翼侨团发起成立了纽约全体华侨抗日救国会，建立起广泛的统一战线。他们散发传单，发动募捐，出资办班培训航空人员。在美洲华侨和中国工农革命大同盟的配合下，美共也发动海员和码头工人，抵制美国政府向日本运送废钢铁和军用物资。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在延安乘坐过的汽车及八路军华北前线的几辆救护车就是衣联会捐赠的。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1943年曾到延安，他在《红色中国报道》中写道：“他（即毛泽东）派了他的私人汽车——一辆半吨重的雪佛莱送货车来找我，在侧面的‘救护车’字样的上面，漆着大的红十字。在这下面，漆着‘纽约注册的华人洗衣联合会捐赠’等字样。”美共和加共派遣白求恩率领医疗队赴中国抗日前线。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曾致函美共，表示感谢。新中国成立时，衣联会在纽约华埠会馆升起美洲地区第一面五星红旗。
1943年6月，共产国际正式解散。1944年5月，美共十二大宣布解散美共，成立共产主义政治协会，美共中央中国局也停止活动。1945年7月，随着福斯特发动的反对白劳德的斗争取得胜利，美国共产党重新建立，美共中央中国局也于年底恢复，徐永煐再次担任美共中央中国局书记，委员有唐明照、林棠、何植芬和徐鸣。
在董必武的指导下，美共中央中国局日益规范化，逐渐有了“中共在美工作领导小组”的职能，并开始将毛泽东著作翻译为英文。共产国际解散后，中共中央南方局和美共中央中国局建立了更直接的联系。由于当时国内环境不理想，南方局准备将毛泽东著作拿到美国翻译。1945年4月至11月，董必武以中共代表身份参加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并广泛接触美国各界。董必武交给徐永煐一批毛泽东著作，让美共中央中国局组织翻译审订。
20世纪50年代初，美共中央中国局成员均返回祖国参加建设，中国局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宣布解散。
三、一甲子功成建国着班衣
这一船24位留美学者回国后，按照国家的分配，立即分赴各自的工作岗位，从此为祖国建设贡献了毕生精力。其中钱学森对中国国防事业的贡献最为世人瞩目。他1957年被增补为中科院院士，肖伦、李正武和蒋丽金于1980年被选为院士，胡聿贤1991年被选为院士，许国志在1995年被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他们中走出来6位院士，总数仅次于1950年9月“威尔逊总统号”第17次航程中走出来的12位院士。
针对第二轮回国潮中的归国学者，面对日益严峻的政治环境，当时有内部政策。周恩来有个批示，要求这些人一般不参加1957年的反右运动，并指示“三年不批，五年不斗，来去自由”。然而这一船人同其他大多数回国留美学者一样，也没能完全逃脱其后的政治磨难，少则几个月的牛棚，多则几年的徒刑。其中张士铎和陆孝颐的命运颇具代表性。
张士铎是天津人，桥梁学家。1947年毕业于天津工商学院土木系，1948年赴美留学。获北达科他州立大学硕士及博士学位，后任华盛顿州公路总局桥梁处副总工程师并获开业工程师执照。回国前，美国国防部（前)战争服务局找他谈话，想利用他为美国利益服务，让他回国后收集桥梁方面的情报。张士铎回国后主动向有关部门报告了这个情况。可是1969年，在“文革”中却被翻出来，无中生有，被定为“美国特务”，由公安部门判处有期徒刑，关进提篮桥监狱。后于1976年获释，并予以纠正平反。2013年张士铎获茅以升桥梁大奖。同济大学派人到医院看望和送去奖励证书。
陆孝颐是天津人，水利学家。1946年毕业于天津工商学院土木系，同年8月经宋硕介绍加入中共。1947年由地下党派赴美国学习水利工程，同时参加留美科协活动和CSCA(北美基督教中国留学生联合会)的活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动员进步留学生回国。1949年5月获乔治亚州技术学院土木学硕士学位，后在艾奥瓦州立大学水工研究所准备读博士。1951年因朝鲜战争爆发后的美国当局禁归令而滞留美国。陆孝颐在美国曾引起移民局的注意，被移民局找去谈过话。1955年3月被联邦调查局传讯逮捕，经保释后被驱逐出境。陆孝颐回国后，经宋硕向中央要求，被留在地方。先后在北京市都市规划委、水利局的水利勘探设计处等任室副主任和高级工程师。陆孝颐没有想到自己虽然接上组织关系，但长期被内部审查，被限制参加党内政治活动；“文革”期间又受到隔离审查、批斗抄家和强迫劳动。后来陆孝颐发现患有鼻咽癌，接受放疗，同时精神开始出现异常。1970年陆孝颐竟被错误地劝退出党，他常常自言自语道“我怎么就不是党的人了呢”。1972年尼克松访华期间，派出所公安还到陆孝颐家中告诫他不准出门。
1979年，北京市水利局复查了陆孝颐的历史问题，彻底还其清白。1981年陆孝颐去世，1982年水利局党组织为其召开了追悼会，给予了很高评价。1983年12月，水电科学研究院下文批准“陆孝颐科学技术奖”章程并付诸执行。
1985年10月，这一船同学回国30年时，钱学森和许国志张罗了部分在京同学，在海淀黄庄许国志蒋丽金夫妇家里举行了一次聚会。那时陆孝颐去世不几年，据说为了怀念和纪念他，他们还尝试收集陆孝颐回国后的资料，但未果。
王祖耆在得知了他们这船上全部同学的归宿并且还有5人健在后，感慨地说:“他们的命运还算不错！”
第60次航程，69年的沧桑岁月，人们不会忘记那段特殊的历史和特殊的群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