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新中国开国少将，他的革命与战斗生涯极富传奇色彩，自他参加革命开始，从事秘密工作长达18年之久，先后经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国内建设等历史时期，
是“共产党人中最著名的16位卧底之一”！
他的革命事迹被威县地方志、威县名人录、邢台抗日志士故事等多部地方书籍收录。
特别值得再提一句：他的故事被编入地方中小学课外教材、辅助教材！
王启明，1910年1月10日生于河北省威县北胡帐村，1929年考入商震办的河北军事政治学校第二期，同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任地下党党小组长。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王启明在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下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抗日战争时期，参加了正定保卫战和武汉保卫战。
1944年任陆军总司令部参谋处少将科长，少将高参，1946年12月受党组织派遣到河南新乡、汲县，任国民党三十二军少将参谋长。
后因策反企图暴露，受刘帅指示，率200余人起义回到人民解放军！
潜伏生涯
王启明入党后长期从事秘密工作，先是在国民党商震的第三十二军司令部当参谋。不久，他在三十二军141师721团当了营长，在中共北方局领导下从事地下工作。
三十二军1931年就建立了中共地下组织，团以下基层军官中有很多中共党员。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们按照党的指示积极开展工作，团结抗战，反对投降，英勇作战。三十二军在平汉线、台儿庄、徐州会战中表现出很强的战斗力，与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是分不开的。
抗日战争时期，王启明任国民党第三十二军141师723团团长，在与日军作战中指挥果断，英勇杀敌。
后被国民党陆军大学选中，1940年考入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五期。1943年，王启明任陆军大学少将战术教官，在陆军大学，他的精道见解，引起了国民党高级将领的注意。
不久，王启明被调到国民党陆军总部作战部门，任作战科科长，进入了掌握国民党核心军事机密的要害部门。
作为高参，有些意见和建议还得到蒋介石的采纳。在此间得到的一些重要情报，他冒死设法转给党中央和中央军委。
解放战争中，1946年6月被国民党陆军任命为三十二军参谋长。任命下达后，王启明到中共驻南京办事处，向董必武作了汇报。1946年底，王启明被派到河南与解放军作战。
1947年初与晋冀鲁豫军区取得联系。上级认为王启明起义的时机已成熟，命他组织部队尽快在战场起义。在三十二军，王启明以他来自陆军总部的特殊身份作掩护，团结了一批可靠的中下层军官，选拔了一些基础好的士兵为起义骨干。
1947年3月，三十二军在汲县被解放军包围，晋冀鲁豫军区要求王启明立即策动起义。
这时我军因敌来援，提前结束汲县作战，上级要求未暴露身份的地下党员继续留在三十二军，已暴露的撤到解放区。
1947年4月王启明在河南汲县率军部特工大队200余人起义。
德安血战
1938年武汉会战时，三十二军隶属薛岳的第一兵团，作为战役预备队驻扎在南昌。10月初，日军101师团投入战斗，于1938年10月10日攻占了隘口街。
为确保南浔线和永（永修）武（武宁）线我方南撤道路的畅通，1938年10月1日薛岳就命令三十二军北上德安县城东北地域，最低限度要把鬼子101师团挡在德安县城以北，直到两线我方撤完为止。
三十二军此时面对两股日军：东边是隘口的鬼子101师团，北边是马回岭的鬼子106师团留守部队。
为先发制人，王启明于1938年10月10日率723团首先突击马回岭。马回岭驻扎着106师团1个骑兵大队（营）和1个步兵大队（营）。激战两天，723团毙敌30余人，缴获步、骑枪20余支，轻机枪1挺和一些军用品，迫敌退回九江城。而723团仅15人受伤，无一阵亡。
1938年10月14日，101师团在步、炮、空协同下，开始猛攻723团阵地。战至18日，进攻均被打退，101师团遭受很大伤亡。
18日夜，王启明奉命率全团转移到博阳河右岸和德安城内防御。20至24日，鬼子101师团数度架桥强渡博阳河，都被守军击退。
25日，鬼子101师团在723团侧翼阵地强渡后，并进而占据了县城东、北、西三面高地，以炮火俯制德安城。
723团退回城内坚守。26日，鬼子101师团在飞机和高地炮火压制下，猛攻县城。
723团死战不退！
西城墙上，重机枪2连连长贾文魁腹部被子弹打穿，仍坚持指挥战斗，直到王启明赶到，才令人将他护送到后方医院去；
东北城墙上，1连副班长周显随着轰塌的城墙滚到了城外，他从砖砾中挣扎出来，又爬回城墙继续战斗。
从此，战友们都不叫他周显，而改称“危险”了。由于日军飞机、大炮火力太猛，723团损失惨重，2个营长受伤，1个营长重病，都送后方医院治疗了，连、排军官伤亡过半。
黄昏时，西北城墙上的守军全部牺牲，敌人步兵冲入城内。王启明命令与敌巷战，手榴弹和白刃格斗成了主要的战斗手段。
天黑后，723团不顾疲劳，勇猛顽强，发起持续不间断的夜袭，毙敌500多人，残敌逃出城外。
27日，鬼子101师团在空、炮协同下，再次冲进城内，占据了西北半个城区。
王启明率全团坚守东南半个城区，他的团指挥所也成了第一线的火力支撑点。战至夜晚，师部派1个营前来增援，王启明当即率领这支生力军发动逆袭，歼敌600余人。
残敌逃出城外，退到博阳河左岸。
28日的战斗更趋激烈，日军炮火甚至轰塌了王启明的指挥所，10余名通讯兵和警卫员牺牲，王启明幸免。
天黑后，友邻的190师派1个步兵连前来增援，王启明马上率这个连实施反击，又一次把敌人逐出城外。
29日，穷凶极恶的鬼子101师团再次发动步、炮、空协同进攻，并再度冲进城内，继续与723团展开激烈的巷战。一墙一屋，一井一巷，都成了反复争夺的目标。
团指挥所里只剩下王启明和特务排长杨振海，日军的子弹不断射进来，迸起的弹片和碎石溅满他俩全身。
王启明知道，此时指挥所决不能后移，一定要咬牙顶住！
关键时刻，王启明下令拉出雪藏的6挺俄制轻机枪，全部架在小城门楼上，向敌人狂扫！
这种俄制轻机枪吐弹率很高，能在一瞬间成片地撂倒敌人，不仅大量杀伤日军，更重要地是打垮了日军的信心。
29日下午6时，师部传来新命令：已胜利完成阻击任务，全团后撤。
王启明率723团投入战斗时，有指战员近2000人，退出战场时，不足400人。
而据鬼子101师团战斗日志记载，在与723团的直接作战中，该部阵亡2000多人。
723团是个纯步兵团，与合成化的日军作战，杀伤的敌人竟然大于自己的损失，这在中国抗战史上是不多见的。
回到师部，李兆英师长叫伙失煮了两碗面条，笑着对王启明说：“赶快吃这两碗长寿面，庆贺你命大。在德安城苦战6昼夜能安然活着出来，真是‘幸生不生，必死不死’啊!”。
1938年10月28日的《民国日报》报道：“苦战五日，德安城屹然未动，实为抗战以来少有之守城战”。
冯玉祥将军作诗道：“王启明好团长，守德安打硬仗，苦战三昼夜，无数敌人被杀伤。……”
德安作战后，国民政府授予王启明一等华胄勋章，表扬723团的英勇顽强。
率军起义
1947年3月，刘邓大军集结十万兵力，发起豫北战役，此后几乎横扫豫北，先是攻下了汤阴，后又拿下淇县、浚县等地，不过，在进攻一个不起眼的小城时，刘邓大军却遇到了麻烦。
4月1日，刘邓大军围攻汲县，当时汲县城内守军乃是国军三十二军，总兵力也才一万余人，应该说拿下汲县应该不难。
战斗打响后，一开始打得很顺利，在刘邓大军强大攻势下，敌军节节败退，汲县外围据点在一天时间内便被刘邓大军拔拔除。敌三十二军只能退入城中，坚城而战，等待援军到来。
至4月3日，时任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的王仲廉收到三十二军的求援电报后，马上下令六十六师、第九师、第三师、第三师、第四十一师一共五个整编师，前往汲县救援。
考虑到部队久攻不下汲县，战士们非常疲乏，刘伯承元帅果断下令撤出战场。
这一战，刘邓大军连续进攻两天两夜，却没能拿下汲县，的确非常遗憾。至于原因，除了战前轻敌，准备不足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一位敌团长的“出尔反尔”。
时任三十二军参谋长的正是王启明。刘邓大军在打响汲县战斗前，王启明已经与刘邓指挥部取得联系，当时三十二军中有不少隐藏的地下党员，其中一个已经是团长。王启明亲自找到这位团长，商议战斗打响后，由这位团长率领团部打开城门，里应外合，一举拿下汲县。
当时这位团长满口答应，不过，战斗打响后，当王启明再次找到这位团长时，他却突然变卦了，他对王启明说：“你的身份已经暴露了，今晚你带两个营离开吧，一个营给我，以后共产党要不要我，再说吧。”
由于这位团长没有及时执行预定方案，而刘邓大军又长时间破不开汲县的城防，而敌援已经赶到，刘伯承不得不下令停战。这一战，刘邓大军损失四百人，死去的烈士们被埋葬在了西屯村革命烈士陵园。
在这之后，由于身份暴露，王启明率领三十二军军部特工大队起义。
事情发展到这里，有趣的事儿再次发生了：
这一天正好是周六。
快要下班的时候，蒋军军务局第四科科长张国疆（中共地下党员）交给蒋氏侍从室参谋段伯宇一份绝密电报，就匆匆“下班”了。
段伯宇（中共地下党员）看到电报吃了一惊，电报上写着：三十二军参谋长王启明叛变，率5000余人投共，已派兵追剿，兵力不足，请速派兵支援。
此时，段伯宇才明白原来张国疆匆匆“下班”，是为了把烫手山芋丢给他。
张国疆与王启明是同学，两个人感情很好，他不愿意为难老同学。
身为中共地下党的段伯宇，一不做二不休，也顺势将这份本应立即呈报的加急电报放进抽屉里，赶着“下班”了。
就这样，一份加急电报被拖了2天，王启明安全到达了解放区。
当王启明中共地下党的身份暴露时，不仅陆军总部的人不相信，就连蒋逆介石也将信将疑，还问部下：“他真的是地下党？”
后来我们公布王启明的身份后，蒋逆介石为此大发雷霆！
此后，王启明历任冀鲁豫军区第四纵队参谋长，纵队党委常委，二野四兵团十四军副军长兼参谋长，军党委常委，云南（昆明）军区副参谋长，军区党委常委，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
后任云南省副省长兼云南省农业大学校长兼党委副书记，云南省政协副主席，省政协党组成员。
1955年被中央军委授予少将军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级解放勋章。
2002年10月19日，王启明前辈在昆明逝世，享年93岁。
二、在商震部队做地下工作的片断
王兴纲
1936年2月，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从陕北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准备开赴河北抗日前线，遭到阎锡山、蒋介石围追堵截，三十二军也在被调集之列。
面对蒋介石的调令，王兴纲为感到左右为难的商震献策说：“听从调令，见机行事。”
商震即召开团以上军官会议，在会上商震以隐晦的语言说：“将来我们同日本定有恶仗要打，这次奉命调入山西，不必过分认真，要注意保存实力，避免无谓的牺牲和损失。”
西安事变发生后，王兴纲看准了商震不赞成打内战的心思，为商震献策对西安事变“不宜明确表态”。
次日，商震奉命参加由何应钦主持召开的紧急军事会议。与会国民党将领大都主张兴师讨伐，商震却一言不发。
何应钦问商震什么意见，商震只是说：“我听从上命。”
后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商震感到十分高兴，赞扬王兴纲在紧要关头对重大问题给他出了好主意，当了好参谋。
王兴纲在三十二军中从事地下党工作达10年之久，审时度势，坚定、冷静而巧妙地团结商震及其所辖部队，使之将主要力量投入抗日战场，并为发展壮大党的地下组织，做了大量卓有成效工作。
商震对他在所属部队中的中共地下党活动采取不干涉态度，有人报告商震说他是共产党员，商震斥责报告者说：
“他是共产党也不会坑我啊！”此后，再没有人提及王兴纲是共产党人之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