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与鲁迅及鲁蒋共同的学生

引子：整整百年前的一封信

在《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书信卷之一）所收录的鲁迅书信中，1924年的书信有14封，其中有6封是写给李秉中的，占了近半数。

在这写给李秉中的6封信中，

1924年9月24日夜所写的一封信，特别见出鲁迅先生的赤诚之言，同时也是一颗苦楚之心的袒露——“我已经能够细嚼黄连而不皱眉了。”

李秉中（1905-1940），字庸倩，四川彭山（今彭县）人，1924年为北京大学学生，曾得到鲁迅先生的资助，10月入黄埔军校第三期，1926年被派往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1927年赴日本学陆军，1932年回国在南京中央军校政训处任教官。

由此我们可知，鲁迅先生与李秉中的通信，是为师生之间的书信往来。

鲁迅先生能够在书信中向李秉中袒露自己的心声，可见鲁迅先生对李秉中的高度信任。

而鲁迅先生，又正是毛主席毕生学习、研究、推崇的心灵同路人，多次给予极高评价！

毛主席认为：

“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

“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他称赞鲁迅是“现代中国的圣人”。

他们虽没有见过面，但毛主席坦言：

“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

毛主席对于鲁迅的独特认识，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人心目中的鲁迅形象。

一、主席与鲁迅心有灵犀一点通

1918年初，周树人任《新青年》编辑。这年5月，他首次用“鲁迅”的笔名在《新青年》上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猛烈抨击吃人的封建制度和礼教。毛泽东是从《新青年》上读到鲁迅的。

1922年4月，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女青年张琼（本名朱舜华），为参加革命，毅然脱离家庭，来到湖南省城长沙，并客居在时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及其夫人杨开慧的家中。

有一天，毛泽东问张琼：“你这个千金小姐，为何要脱离家庭闹革命？”

张琼把自己读《狂人日记》所受到的启发告诉了毛泽东。

毛泽东听后，以钦佩的语气赞扬道：“鲁迅真了不起！那些议员名流们的千百篇宣言，也不及鲁迅一篇小说的力量。”

毛泽东和鲁迅之间精神联系的纽带是冯雪峰。冯雪峰是现代著名诗人、文艺理论家，1927年入党。

1928年，经柔石介绍，冯雪峰与鲁迅成为忘年交。

1933年，由于叛徒出卖导致身份暴露，时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的冯雪峰奉调前往中央苏区，先任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教务主任，后任副校长。

有一次，毛泽东到冯雪峰住处，见面就说：“今夜约法三章：一不谈红米南瓜，二不谈地主恶霸，不谈别的，只谈鲁迅。”

冯雪峰介绍了鲁迅到上海以后所写的杂文，以及鲁迅谢绝到苏联去，坚持在上海进行斗争等情况。毛泽东认为共产党人和红军干部中还有许多人对群众的革命要求看不到、不理会、不支持，应该读一读《阿Q正传》。

毛泽东对冯雪峰说，他五四时期在北京，见过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周作人等，就是没有见过鲁迅，对此深感遗憾。

冯雪峰告诉毛泽东，鲁迅读了毛泽东创作于井冈山时期的几首诗词以后，认为他有一种“山大王”气概。

毛泽东听了不禁开怀大笑，颇有一种知遇之感。

这是鲁迅对毛泽东诗词的唯一评论，也是迄今所见有关毛泽东诗词作品最早的评论。

当时毛泽东诗词并未公开发表，鲁迅通过何种途径读到毛泽东哪些诗词作品，不得而知。

大革命失败前后，毛泽东多次提出“上山”思想，立志做领导老百姓干革命、闹翻身的“山大王”。

秋收起义失利后，毛泽东引兵井冈，开展井冈山斗争，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井冈山道路。

中国革命离不开山，毛泽东诗词对山可谓情有独钟。鲁迅以“山大王”气概来评论革命家毛泽东的诗词作品，的确是一语中的。

1、鲁迅著作长相随

毛泽东爱读鲁迅的书，有时甚至到了废寝忘食的境地。炮火硝烟的战争年代，他在窑洞里读；治国理政的和平年代，无论是紧张的出访期间，还是在各地视察工作、开会间隙，乃至晚年病重的日子里，他都经常以鲁迅著作相伴。

初到延安，毛泽东在一所中学图书馆发现有不少鲁迅的书，便不断派人去借来阅读。从1937年10月发表《论鲁迅》演讲开始，毛泽东频繁引用鲁迅作品。《论鲁迅》引用了三篇文章，其中有《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还有鲁迅1934年11月17日写给萧军的一封“痛斥变节者”的信，发表于1936年11月15日在上海出版的《作家》月刊，当时还没有收进鲁迅的作品集，毛泽东也引用了。

最早一版《鲁迅全集》由“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辑，是中共秘密党员胡愈之领衔的“复社”，以“鲁迅全集出版社”的名义于1938年8月出版，共20卷。出版社特印200套编号发行并注明是“非卖品”的纪念本，赠给延安两套，毛泽东得到其中的第五十八号。

毛泽东对这套书格外珍视，一直放在案头，一有空闲就阅读，有时甚至通宵达旦。

一次，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一位同志回延安汇报工作，走进杨家岭毛泽东窑洞时，看见毛泽东正埋头阅读《鲁迅全集》。

毛泽东抬起头来，深情地对他说：“要读哇！光读马列的书不够，还要读鲁迅的书。不读他的书，就不晓得什么是国民性，什么是真正的革命。”

除1938年版本外，毛泽东阅读和保存的还有两种版本的《鲁迅全集》。一套是195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带注释的10卷本；另一套是1972年根据1956年版排印的大字线装本，这是因晚年毛泽东视力衰退而特地印制的。

在这套线装大字本上，毛泽东在书中不少处画了一些红线条，许多册的封面上画了一些红圈圈。其中一册的封面上，毛泽东亲笔写下“1975.8再阅”的字样。

在第五卷第五分册的封面上，还留有毛泽东写下的“吃烂苹果”字迹。

1975年8月，毛泽东已经重病缠身，白内障手术结束后，他仅有一目能看清东西。

手术前，他两眼都不能视物，还经常让工作人员为他念鲁迅的杂文。

每当听到鲁迅的深刻评论和笔锋触及犀利之处，他总会赞不绝口地加以附和。

二、鲁迅先生智斗蒋逆介石

1927年6月27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蔡元培等提议组建中华民国大学院，为全国最高学术教育行政机关（相当于教育部），蔡任院长。

蔡元培与鲁迅先生是世交，大笔一挥，给了鲁迅一个“特约撰述员”位置，不用上班，每月300大洋。自1927年12月至1931年12月，整整四年，鲁迅每月从国民政府大学院领取300元大洋津贴，总共领取14700元。

东北“易帜”后，以蒋逆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获得了形式上的统一。但国民党反动政府却实施剥夺民权的所谓“宪政运动”，把鲁迅一步步推到了蒋介石和以他为首的国民党政府的对立面。

善于斗争和把握“分寸”的鲁迅

目睹蒋逆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的倒行逆施，1930年2月13日，鲁迅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

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指导委员兼宣传部长许绍棣将此事秘密报告国民党中央，以“堕落文人”为名通缉鲁迅。

1931年1月17日，鲁迅的好友柔石等五位“左联”作家因参加反对王明左倾路线的集会被捕，后秘密处决。

鲁迅思想急剧转变。

从鲁迅的文字里，国民党反动当局已经感到浓重的声讨意味。

1930年春，国民党的浙江省党部对鲁迅的所谓“通缉”，是一件颇有意味的事。鲁迅就在上海，要抓他易如反掌，本用不着“通缉”，而且，鲁迅在上海活动，却由浙江省党部来“通缉”，很滑稽。

这或许说明，国民党当局并不想真的逮捕鲁迅而使自己陷入被动。“通缉令”只是警告鲁迅不要太过分，要注意言行的分寸。

以鲁迅的大智慧，对这种用意是十分明了的。他曾对内山完造说：“‘通缉令’其实是不要紧的，如果真要抓人，就不下什么‘通缉令’了；这只是在警告你：你有点讨厌，‘最好闭嘴’，如此而已。”

鲁迅向来反对“赤膊上阵”，反对快意一时却输光老本的牺牲。他主张“壕堑战”，主张在保存自己前提下的“韧性的战斗”。

所以，对于当局以“通缉”方式发出的警告，他既介意，但从未惊慌失措。

曹聚仁曾这样说到鲁迅：“我以为他是坐在坦克车里作战的，他先要保护起自己来，再用猛烈火力作战，它爬得很慢，但是压力很重。……毕竟他是绍兴师爷的天地中出来，每下一着棋，都有其谋略的。”

仅仅明白当局在警告自己要注意分寸还不够，还要明白这“分寸”到底在哪里。

不指名道姓地公开批评蒋逆介石，就是鲁迅所理解的一种“分寸”。 

在鲁迅看来，如果自己指名道姓地公开骂蒋介石，当局就不得不采取某种实际的行动，即便不捕不杀，也要让自己在国内无立足之地，至少在上海不能安身。

所以，也就有了鲁迅与李立三会面并不欢而散之事。

冯雪峰、周建人等在回忆中都写到，1930年5月7日晚，鲁迅曾经应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李立三之约，往爵禄饭店与李会面。李立三对鲁迅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你在社会上是知名人物，有很大影响。我希望你用周树人的真名写一篇文章，痛骂一下蒋介石。”

鲁迅当即回绝：“文章是很容易写的。不过，我用真名一发表文章，在上海就无法住下去，只能到外国去当寓公。”

可见，在鲁迅看来，一旦用真名发表过于激烈、过于直白、指名道姓地骂蒋逆介石的文章，就越过了当局的容忍限度，就等于是跳出了“壕堑”、爬出了“坦克车”，就是在“赤膊上阵”。而依照鲁迅的智慧，他是不会盲动走这类蠢棋的。

蒋逆介石百般拉拢鲁迅

与此同时，蒋逆介石则不放过每一个机会，进行对鲁迅的拉拢。1930年12月，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蒋逆介石亲自兼任教育部长时，有人向他告密说：

“现在部里的特约编辑周豫才，就是周树人，也就是鲁迅，也就是最激烈地反对你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发起人和头子，也就是浙江国民党省党部呈请中央通缉在案的这个人。”

告密者的本意是想提请蒋逆介石注意，对鲁迅加以迫害、镇压，借此邀功。可是蒋逆介石却认为是一次拉拢鲁迅的好机会，便回答说：

“这事很好。你知道教育部中，还有与他交好的老同事、老朋友没有？应该派这样的人，去找他，告诉他，我知道了这事，很高兴。我素来很敬仰他，还想和他会会面。只要他愿意去日本住一些时候，不但可以解除通缉令，职位也当然保留；而且如果有别的想法，也可以办到。”

关于蒋逆介石企图感惑、争取鲁迅一事，日本增田涉在1947年所写的《鲁迅的印象》中也有过记载：

“那是我在他家出入的时候（按：即1931年），政府方面想要利用他罢，那时他正因为政府的通缉令而隐居着，当时的行政院长暗地派人向他联络，说行政院长希望跟他会面。但是他拒绝了。”

这里讲的“行政院长”，正是蒋逆介石。

这与许广平后来的回忆录中说的蒋介石想会见鲁迅，做鲁迅的工作，是同一件事。

后来教育部果然有人到了鲁迅家里，说了这事，遭到鲁迅的拒绝。到这年的年底，鲁迅的特约编辑的职务就被裁掉了。

但蒋对鲁迅并非一弃了之。抗战前夕，鲁迅肺结核转剧，他曾四处打听赴苏联治疗肺疾的事。此事传到最高当局，蒋你介石把叶楚伧找来，他指示宣传部设法拨出一笔钱帮鲁迅去日本养病。

他说：“我是浙江人，我知道浙江人的脾气，鲁迅是吃软不吃硬的。送他去日本养病，他就不会骂人了。”

后来蒋逆介石委托蒋孟麟带了中宣部的一名职员，去看望鲁迅，鲁迅坚决不允赴日治病，是事实。

这之后也就有了蒋介石通过鲁迅的学生李秉中“策反”鲁迅的历史争论。

持“劝降”说的依据是李秉中1936年7月13日致鲁迅的一封信。据鲁迅同年7月16日日记记载：“得李秉中信，即由广平复。”许广平代笔的复信今佚，许广平所有回忆鲁迅的文章中对此事也只字未提，但李秉中的这封来信现保存在北京鲁迅博物馆。

信纸用的是“国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用笺”，行文采取的是旧式的“黄伞格”，即每次提及受信人都要换行顶格，以示敬重。主要内容是：

禀者，关于吾师之自由一事，中惟之数年矣！惟恐或有玷吾师尊严之清操，是以不敢妄启齿。近惟吾师齿德日增，衰病荐至，太师母远在北平，互惟思慕，长此形同禁锢，自多不便。若吾师同意解除通缉，一切手续，中当任之，绝不敢有损吾师毫末之尊严。成效如何，虽未敢预必，想不至无结果，不识师意何若。伏乞训示。东行已有期否？吾师病中，本不敢屡渎;窃望师母代作复示，曷胜伫盼！

这封信就是所谓的“劝降信”，这件事就是所谓的“劝降风波”。

重读李秉中的来函，又参阅了鲁迅其他致亲友的信，觉得以上提法似有“过度解读”之嫌。

因为现在并无任何证据说明蒋逆介石是这封信的幕后指使人，也无证据证明这就是一口政治陷阱。

从李信的原文看，也可理解为李秉中的个人行为，单纯出于一个学生对老师的关爱。

但由于此时师生置身于不同的政治营垒，这种“关爱”，鲁迅并不领情。

信中“解除通缉”一事，是指鲁迅1930年2月13日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并列举名于发起人，结果被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呈请国民党中央作为“堕落文人”予以通缉。

自由运动大同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群众团体，以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争取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为宗旨。

三、鲁迅与蒋逆共同的学生

李秉中，与伍中豪、张灵甫、陈以仁等一样，都是以北京大学学生的身份投考黄埔军校，成为黄埔生。

鲁迅在《两地书•序言》中曾写道：“我的习惯，对于平常的信，是随复随毁的，但其中如果有些议论，有些故事，也往往留起来。直到近三年，我才大烧毁了两次。”

他虽然“烧毁了两次”书信，但李秉中写给他的11封信却完好地保留了下来，可见这些信是有着不寻常的“故事”，而且李秉中是鲁迅保存同时代人书信中最多的一位。

北京鲁迅博物馆现存有鲁迅给李秉中的信21封，这些书信留存至今实属不易，因为李秉中是个军人，常年出入战场，参加过黄埔军校东征陈炯明时著名的棉湖之役，后又出国留学苏联日本，一生都在旅途中。

1924年9月24日鲁迅致李秉中信

　　李秉中（1902-1940），号庸倩，四川省彭山县人。幼年受教于刘锡纯先生，后在成都石室中学读书。

由于父母的先后早逝，家业由舅舅掌管。舅舅对他非常刻薄，他与舅舅女儿的相恋，遭到舅舅的坚决反对，因此也失去了生活上的保障。

1923年，他愤然离开家乡，来到北京，在北京大学当旁听生，常听鲁迅先生讲中国小说史，李秉中的执著，坦诚，率真，诚实，多次到鲁迅家中请教、看望，打动了鲁迅，师生间的友谊一步步加深，他们成了终生的朋友。

检索《鲁迅日记》，有关李秉中的记录有130余次，其中，记载鲁迅给李秉中的信30封，现存21 封；李秉中写给鲁迅的信52封，保存下来的仅11封。

这些书信现都完好地保存在北京鲁迅博物馆。

细读这些信件，其师生之情让人潸然泪下。

他们认识的初期，鲁迅正处在人生的低谷，名存实亡的婚姻，与二弟周作人失和，让“骨头最硬”的鲁迅无论是从身体上，还是精神上彻底被击垮，他病倒了，

两个痛苦至极的男人相遇了。他们在信中互相诉说心中的块垒，互相安慰，互相搀扶，努力挣脱着“毒气”和“鬼气”的缠绕。

先看1924年9月24日鲁迅在给李秉中的信中说：

“我也常常想到自杀，也常想杀人，然而都不实行，我大约不是一个勇士。”

“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极憎恶他，想除去他，而不能。”

李秉中虽然在军营，但却时常挂念着鲁迅，他在1925年1月23日的信中写道：

“在教育部见先生两手执茶杯颤抖不止，迄今以为念。生活沉闷亦莫法之事，能多与友人聚谈或散步乡野或可消解。”

“我只要有暇时，就想写信给先生，而且只要写信，又照例是长信，我也不知究竟是甚么原故，总觉对于先生有许多话说……”

这是1925年1月23日李秉中在给鲁迅信中的每一个字都是从心里流出来的，情真意切。

军旅生活总会让李秉中感到“寂寞、枯燥、繁琐、虚伪、威胁”，在异国留学，更是时感寂寥，经常“偷着到啤酒店去坐一坐”，因此，给鲁迅写信，读鲁迅的来信，读鲁迅寄的《语丝》《唐宋传奇集》……便成为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和精神支柱。

1925年1月30日李秉中致鲁迅信

　　李秉中早年曾受教于家乡教书先生的刘锡纯，并深得器重。考虑到今后的生计，刘锡纯让他带上自己创作的六十回小说稿《边雪鸿泥记》，以在适当时机卖给书局，聊作维持。

为帮助李秉中卖这部书稿，鲁迅四处求人，给胡适写信，亲自上门，书稿终没卖出。

鲁迅只得在自己并不富裕，借钱购房还债的情况下，想办法凑钱救济他。

1924年5月26日鲁迅在信中说：“至于款项，倘其借之他人，则函牍往反，而且往反再三，而终于不得要领，必与卖稿无异，昔所经验，大概如斯。不如就自己言，较为可靠，我现在手头所有，可以奉借二十元，余须待端午再看，颇疑其时当有官俸少许可发，则再借三十元无难，但此等俸钱，照例必于端午前一日之半夜才能决定有无，故此时不能断言。”李秉中就是怀揣鲁迅资助的“五十元”南下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的。1925年参加了讨伐陈炯明的棉湖之役，军旅生活的痛苦和战争的惨烈让李秉中常常想起的人就是“鲁迅先生”，给“鲁迅先生”写信是他缓解“痛苦”的最好方式，1925年1月30日李秉中在信中写道：“因为战场上的我恐怕还是须要先生的慰安的。先生能知道我的脑海中的先生么？我觉得先生是惟一的能慰安我的人……”

《边雪鸿泥记》  刘锡纯著  

　　1926年6月17日，鲁迅在给李秉中的回信中说：“收到你的来信后，的确使我‘出于意表之外’地喜欢。这一年来，不闻消息，我可是历来没有忘记，但常有两种推测，一是在东江负伤或战死了，一是你已经变了一个武人，不再写字，因为去年你从梅县给我的信，内中已很有几个空白及没有写全的字了。现在才知道你已经跑得如此之远，这事我确没有预先想到，”这时的李秉中已到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随后又到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后晋升为少将，就职于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并加入复兴社。

1929年5月15日，鲁迅回北京省亲，又巧遇多年未见的学生李秉中，并到中央公园参加了他的婚礼。5月19日，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写道：“同日又看见执中，他万不料我也在京，非常高兴。他们明天在来今雨轩结婚，我想于上午去一趟，已托羡苏买了绸子衣料一件，作为贺礼带去。新人是女子大学学生，音乐系”。

李秉中手书“鲁迅翁遗书”

　　鲁迅去世后，李秉中将仅存的鲁迅写给他的“二十一”封信装裱成册，并在册页封面上题写“鲁迅翁遗书”五个墨笔字，还在册页最后写下了跋语：

 　　右迅师遗书二十一封，时间自民国十二年至二十一年，实则师与中通缄至临终前一月，即廿五 年十月中为止，素性脱略，未什袭珍藏故也。二十年二月四日原缄亦已失，转录自大公报文学副刊。 

最后一缄竟未收到，于最末一面中蒙询及始知之，而内山完造氏曾记其略，载《作家》杂志《追悼 先生特辑》中：

有一天，那是当先生卧病了三个多月的很凉快的时候，先生用很大的声音叫着“老板”，这种过分的突然，使我吃了一惊，因为这是病后的第一次。

“老板，今天的精神很好，所以出来走一走。前几天从南京来了一个客人，他是特地跑来探问我的，是个从前的学生，十分惦念着我。今天又从南京寄来了一封信，信里头说着这样的话：

‘先生的通缉令自从发表以来，已经有十年之久了，因为先生在生病，所以我打算把那命令取消，自然跟先生的人格有关系的事情，我是不会干的，但恐怕做了之后为先生所申斥，所以想预先得到先生的谅解。’”

我就问先生：“那末你是怎样回复他的呢？”“我因为很寂寞，就写了一封信回答他，大意是：‘谢谢你的恳切，但我的余命已经不长，所以至少通缉令这东西是不妨仍旧让他去的。’”

我们很可以看到先生在讲完了这段话时的眉目的跃动。

二十六年一二月廿六日

逝世周百日庸记于中央防空学校

　　1936年10月20日，鲁迅去世第二天，李秉中给许广平写去慰问信，读来让人黯然：“广平师母：今日阅报，惊悉先生逝世，虽是在办公室中，不禁伏案恸哭。” 

“唯一的能慰安”他的人不在了，这对他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由于李秉中的身份，未能留下对鲁迅怀念的文章，信后的“跋语”可能是他唯一留下回忆鲁迅的文字了。

1937年6月21日，李秉中写信告知许广平鲁迅著作出版的审批情况，并询问《鲁迅全集》出版的进展。除了写信问候，李秉中还把“内政部批文”和“各书审查意见表”附上，这是李秉中对鲁迅最好的怀念。1939年他赴重庆，不久病逝，年仅38岁。

1937年1月26日李秉中跋语

后记：

蒋逆介石如何找到李秉中由他出面施放国民政府对鲁迅的所谓“善意”，至今尚未见直接的有说服力的考证。

但从李秉中信的内容看，显然是蒋逆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向鲁迅放出的一个试探性气球却大致可以认定，如果鲁迅“同意”，“通缉令”的解除即可制造出鲁迅已同南京国民党政府和解的结果。

鲁迅显然对此了如指掌，由于当时正在病中，因此请许广平代笔婉言谢绝了李秉中！

1936年10月19日，鲁迅背着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的“通缉令”、留下“一个都不宽恕”的遗嘱，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之路。

鲁迅病逝，举国同悲，世界震惊。

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为周树人（鲁迅先生）的病逝发出了3份著名的电文：

其一是“致鲁迅先生的夫人许广平的慰问唁电”；

其二是“《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的通电”；

其三就是令蒋逆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十分尴尬的“致南京国民党政府的电文”。

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提出要求国民政府为鲁迅先生举行国葬等，自然会遭到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拒绝。

但蒋逆介石还让当时的国民党上海市长吴铁城到灵堂致哀，并以他个人名义敬献花圈。

蒋逆的财政部长孔祥熙，也以个人名义送挽联“一代高文树新帜，千秋孤痛托遗言”。

1937年6月中旬，蒋介石在庐山牯岭召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别动队总队长兼中央军校特别训练班班主任康泽，告康：共产党在陕北的部队决定改编为国民革命军3个师、6个旅、12个团，除3个师的师长人选由共产党方面确定外，3个师的副师长、副旅长、副团长、副营长、副连长、副排长人选均由我们来安排。另外3个师的政训处处长及旅、团、营，连的指导员人选也由我们派出，你须尽快提出以上人选名单，交我核定后派发。

蒋并告康：“由共军改编的3个师以上我不拟设指挥机关，仅设一政治部负联络之责即可，该部拟委中共周恩来做主任，你来做副主任。”

康感到有些突然，当即发问：“那朱德、毛泽东如何安置呢？”蒋答曰：“要他们出国。”

康泽领命后，丝毫不敢怠慢，开始从其担任班主任的中央军校特别训练班和担任总队长的别动队中物色人选，最终拟定刘伯龙、龚建勋、梁固荣3人为副师长人选。

刘伯龙，贵州龙里人，时任别动队总队部参谋组组长；梁固荣，四川人，时任中央军校特别训练班大队长；两人均为康泽黄埔3期的同期同学。龚建勋是黄埔2期的毕业生，曾任别动队第二大队大队长，时任特别训练班大队长。3人既是康泽心腹又是反共干将。人选确定后，康曾偕3人专程到庐山牯岭谒见蒋介石，蒋仔细询问了3人经历后，不断给他们打气。曾任“黄埔同学会”纪律股股长的刘伯龙坚决的反共态度，给蒋介石留下了深刻印象。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军兴。蒋介石在南京又召见康泽，谓：“抗战已全面爆发，原拟向共军改编部队派发的副职人员及其他人员不拟派了。我已给共军改编部队一个番号，叫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设立一个总指挥部，由朱德任总司令，彭德怀任副总司令，下辖3个师，分别是115师、120师和129师。我们分别向3个师各派一个参谋长。另向八路军总指挥部派驻一政训处处长。一共派4个人，你回去将这4名人选尽快提出供我核定。”

康泽不得不再次斟酌人选，决定举荐李秉中为派驻八路军总指挥部政训处处长人选，刘伯龙、吴冠群和乔树人3人为师参谋长人选。

李秉中、吴冠群、乔树人也是康泽黄埔3期同学，李与康泽同时留学苏联，且是四川同乡，时任工兵学校政训处处长，人颇精干。

4名人选确定后，康泽向蒋介石作了引见。随后4人从南京到西安，准备到陕北履新。

孰知到了8月中旬波澜又起，蒋介石又找到康泽，告：“八路军各师的参谋长我看也不要派去了，在该军总指挥部及下属3个师师部各派一联络参谋即可。人选还是由你提出来，我来核定派发。”康又奉命行事，推举乔树人任八路军总指挥部联络参谋；李德、肖御寰、李克廷3人分任3个师的联络参谋。李德、肖御寰和李克廷分别毕业于黄埔6期、5期和4期，其时分别担任别动队大队指导员和特训班大队附。

康再次将这些人带去谒见蒋介石，蒋此次说的话比较多：“你们这一次到八路军中去当联络参谋，要格外能够吃苦耐劳，免得被他们轻视。要宣达中央和我宽大为怀、一视同仁的精神，要正大光明地看他们是否确实执行了统帅部的作战命令。”

蒋接着说：“不要去做他们的特务工作，你们做不过他们的。” 站在一旁善于体会“圣意”的康泽觉得蒋的指示尚不够明确具体，唯恐4人工作起来无所遵循，遂向4人强调：“到八路军中去当联络参谋与到别的部队不同，被派去的人除了在生活上应该格外能够吃苦耐劳外，还要代表并传达中央和委员长宽大为怀、一视同仁的精神，使他们受感化于无形；要明了他们对作战命令是否确实执行及其一般情况，俾于发生异动时能事前报告中央，设法制止；如他们已别有企图，而我们在那里担任联络参谋的人尚不觉察，即是渎职。”

康并请示蒋，“可否将此几项规定作为特别守则”，蒋频频颔首。会见完毕，蒋批予4人每人1000元的安家费。数日之后，该4人任八路军联络参谋的命令被军令部正式发表。

后除八路军总部联络参谋一人外，另3人并未派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