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的王学文前辈
王学文(1895—1985年),江苏徐州人,1910年东渡日本求学,1924年加入京都帝国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会”,致力于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1927年回国参加革命工作。
从1928年起,王学文在白区从事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和宣传工作,1930年加入左翼作家联盟;1937年进入中央党校工作;抗日战争时期,历任中央马列学院副院长兼教务处处长、
陕甘宁边区银行顾问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王学文长期在中宣部工作,兼任各种重要学术研究专门委员会的领导工作。
他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教学和宣传作为自己的使命,著有《政治经济学研究大纲》《政治经济学教程绪论》等,在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有关经济问题研究和政治经济学学习方法的文章,特别强调
“我们的学习,是为了实际,为了工作”。
引子: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学家
1937年春,王学文奉调赴延安,第一个工作单位就是中央党校。
从此,他就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教学、宣传结下不解之缘。他先后担任中央党校教员、高级班班主任、教务主任、管理委员会主任,中央马列学院副院长、教务处处长等职。
无论是担任教员还是院校领导,他都辛勤耕耘于三尺讲台,为党培养了大批人才。许多人后来担负党政军重要领导工作,他们称王学文为“马列主义启蒙老师”。
王学文到中宣部工作后,仍潜心研究《资本论》和现实经济问题,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解答读者在理论学习上的困惑,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作出巨大贡献,堪称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传道者”。
王学文早年就读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部,专攻政治经济学,师从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
正是在这位导师影响下,王学文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1927年秋,应台湾籍中共党员杨春松邀请,王学文前往台湾,在殖民当局的眼皮底下秘密活动了一年,成为较早到台湾传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理论的革命学者。
其间,他的行程遍布台湾各地,介绍大陆革命形势,宣讲马克思主义理论,许多台湾青年正是在他的影响下走上了民族解放的革命道路。
台湾籍中共党员谢雪红曾表示,祖国统一后定要请王学文出任台湾大学总长(校长)。
大革命失败后,国内围绕中国社会的性质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辩论。
国民党一些御用文人叫嚣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共党内也出现了“取消派”,说什么中国社会已成为资本主义占优势的社会,无产阶级应该转入合法的国会斗争,等待将来时机成熟时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在此背景下,受党的委托,王学文搜集了大量资料,对中国城乡生产力和经济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于1930年5月、1931年7月相继撰写了《中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及其发展前途》《中国经济的性质是什么》两篇文章,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出发,有力批驳了上述谬论,鲜明地指出,中国经济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两大压力之下,
“中国经济实在是帝国主义侵略下的一个半殖民地的经济”
“中国的主要经济形态是封建的半封建的经济”。
史学家何干之评价说:“在中国思想界最先规定中国社会为半殖民地性与半封建性的,
是‘新思潮派’的王学文”
“这是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的第一声,是非常可宝贵的。”
王学文提出了生产力三要素构成论。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发表专著《政治经济学教程绪论》,认为生产力是由三个要素构成的,除了通常所说的劳动者和劳动工具,还应包括劳动对象。
这一观点立即在理论界引发了一场辩论。
“头号理论家”、曾任毛泽东政治秘书的陈伯达当即出面批判,认为王学文的观点违背了斯大林的论断,要求王学文承认错误。
王学文引经据典进行反驳,因为与陈伯达意见不合,后被迫离开马列学院。
后来,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对生产力三要素构成论表达了赞同。
周恩来说:
“看来王学文同志是正确的。”
1933年春,王学文秘密进入中央特科工作。其间,他引领沈安娜参加革命,并指导她走上了潜伏之路。
沈安娜与姐姐沈伊娜在上海读高中时,结识了学长舒曰信和华明之。
当时舒、华两人已经加入了共产党,并已进入中央特科,在
化名为“老李”的王学文
直接领导下开展情报工作。
了解到沈氏两姐妹反帝反封建的进步思想,王学文嘱咐舒、华加强对她们的启发和培养。
舒曰信与沈伊娜喜结良缘后,王学文考察批准沈伊娜进入特科,负责收藏情报、保管文件、交通联络和掩护机关等工作。
1934年夏,妹妹沈安娜在街头看到一所中文速记学校的招生广告,萌生了学速记的想法,便与姐夫姐姐商量。
舒曰信爱好文艺,认识一些进步演艺人士,鼓励沈安娜去当演员,拍进步电影,宣传革命思想。
当舒曰信就此请示王学文时,王学文“很有远见地一锤定音说:
不要去当什么电影明星,还是掌握速记技术好。毕业后如果有机会进入国民党机关谋一个职位,说不定还可以为党搜集情报”。
就这样,沈安娜毅然放下“电影梦”,报名进入上海炳勋中文速记学校。
1934年冬,就在沈安娜从速记学校毕业前一个月,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到炳勋速记学校招收一名速记员,学校决定选派成绩名列前茅的沈安娜和两名男生前往应试。
沈安娜对此态度消极,不愿到国民党衙门去侍候官僚,而希望成为姐姐姐夫那样的职业革命者。
王学文得知此情,认为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他嘱咐沈安娜“抓住眼下这个自然考录的机会,打入国民党浙江省政府,然后有可能相机开展情报工作”。
沈安娜回忆说:“从此,我的人生轨迹由于王学文具有远见卓识的‘一锤定音’,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在与沈安娜唯一一次见面中,王学文着重向沈安娜讲述了党的秘密情报工作的基本原则和做法,并提出了5点要求:
第一为党做秘密情报工作,要对党忠诚,不怕艰难困苦,不惜牺牲个人一切,甚至生命。
第二要严守机密,遵守纪律,除非领导指定的同志,一概不对任何人讲与秘密工作有关的事情。
第三要心里革命,但不能暴露进步思想,表面上要说国民党的话,做国民党的事,生活上要合乎他们的潮流。
第四分清敌友,处理好亲疏关系,特别要搞好和顶头上司的关系,对同事朋友要和气;对敌人要警惕。
第五要不断提高速记技术、文化水平和在国民党机关的办事能力。
开始,沈安娜用药水将情报密写在信纸背面从杭州寄给上海的姐姐,后来发现药水质量不过关,有一两次未等姐姐使用显影剂,信纸背面的情报内容就已经显现出来了。
王学文得知此情后,当即叫停密写寄信方式,改由沈安娜亲自往返沪杭传递情报。
几次下来,王学文又觉不妥,沈安娜自己既做情报员,又做交通员,很不安全,于是改派姐姐沈伊娜担任沈安娜的交通员。
很快,王学文又注意到,沈伊娜在上海承担着繁多的内勤和交通工作,常常忙不过来,且一个女子独自频繁往返沪杭,既惹眼,也不安全。
经与舒曰信研究,王学文决定派华明之做沈安娜的专职交通员,以沈安娜“南洋高商”同学的身份作为掩护。
王学文这一决定,不仅解决了经营指导与情报传递问题,还促成了一桩美满姻缘。
随着一次次接头会面,沈安娜和华明之彼此产生了感情,共同的秘密情报工作成了他们爱情的“催化剂”。
1935年秋二人结婚后,华明之按照王学文的指示移居杭州,指导沈安娜搜集情报,帮助筛选、誊抄、秘藏情报,往返沪杭传递情报。
从此,沈安娜华明之夫妇成了以家庭为掩护的秘密工作搭档,携手走上了深入敌营14年的传奇生涯。
抗战全面爆发后,受周恩来直接派遣,沈安娜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获取了大量重要情报,被称为“按住蒋介石脉搏的人”。
二
日军战俘的改造者
日本人小组的引领者
三
德共党员的上海潜伏
给杨靖宇送密码本,为苏联偷原子弹情报,特工生涯从未暴露身份
二战结束后,一个德国女人返回当时的民主德国。在接受干部审查时,她只说了一句,对方就打断了她:
“丫头,不用说了。”
这名老练的干部一听就懂,这个女人的工作他不便知道。就这样,她的干部履历上有20年的空白。
又过了30年,在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人昂纳克支持下,她的自传《索妮娅报告》问世了。虽然出版时删节了部分内容,却依然引起世界轰动,她被读者膜拜为“最完美间谍”。她的过人之处在于,做了长达20年的特工,却从未暴露身份。
这本书的中文版名叫《谍海忆旧》,目前在旧书网上标价已经翻了6倍。
这位笔名鲁特·维尔纳的作家,就是当年大名鼎鼎的共产国际女特工——索妮娅。
德国:库钦斯基小姐
维尔纳是这位传奇女性的笔名,索妮娅是她做特工时的代号,汉布尔格是她第一任丈夫的姓氏,而她的真实全名已经无从知晓,人们只知道她来自库钦斯基家族——一个进步的德国犹太知识分子家庭。
维尔纳出生于1907年,母亲是位英国画家,父亲罗伯特是著名统计学家,在德国工人中威望很高。“作为国民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他每个月都计算一次‘最低生活水平’,那些撒谎的资产阶级统计学家总是回避这个问题,可它对于为工人阶级提高工资而斗争的工会却是有用的。”
哥哥于尔根就更牛了,是经济史学大师、社会学家,被称为德国20世纪文化界一位罕见的奇才,主要著作有40卷本《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人阶级状况史》、10卷本《社会学史研究》和5卷本《德国人的日常生活史》。
他们一共兄妹6人,5个是共产党人。
维尔纳中学时代就是柏林工人运动的积极分子,入党那年只有19岁。
1930年,23岁的维尔纳跟随丈夫罗尔夫来到上海。
罗尔夫·汉布尔格在英租界做工程师,夫妻俩常常被请去参加各种晚会,汉布尔格夫人很快就融进了上海的上流社交圈,看上去和当时的外国阔太太们别无二致:
家务有仆人做,每天只是赛狗、看电影,学着和中国人谈论桥牌和麻将。
她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上海对于我这样一个总是闲不住的人来说,是无聊的。我扪心自问,是不是只能在理论上做个共产党人,不懂得这里的实践完全不同于在家里?”
可是,维尔纳知道自己不能排斥眼下的生活,因为一旦从事地下工作,表面的资产阶级阔太太生活,是最好的保障。她盼着早日与党组织取得联系。
上海的潮湿和闷热让索妮娅很不适应,她开始呕吐不止,起初以为自己是水土不服,直到她感到“肠子在蠕动”,才被医生告知:已经怀孕5个月。
就在这时,她终于联系上了党组织!
在闺蜜、著名记者史沫特莱的介绍下,身怀六甲的她成为“红色谍王”理查德·佐尔格在中国的第一个助手。
而在上海的王学文前辈,虽遭到一些托派分子无端攻击,但却受到党内外众多进步学者的重视和支持,使前辈成为负有盛名的经济学家,
薛暮桥、钱俊瑞、骆耕漠等著文表示支持。他的文章还被译成日文在日本刊物上转载。
不久,王学文及其夫人遵照党的指示断绝了与一切半公开的左翼文化团体的联系,转入隐蔽战线,坚持地下斗争。
因此在上海的10年里,王学文从事的另一项工作,就是中共地下情报工作。
在这异常艰难而复杂的时期,王学文无论在理论宣传战线还是国际统一战线方面,都做出了自己独有的特殊贡献。
近年,随着一些资料的解密,人们才从一些回忆文章、特别是国际友人
鲁特·维尔纳、
中西功、西里龙夫、尾崎秀树(尾崎秀实胞弟)的回忆录或著作中,断断续续地揭秘了不算很多的真实情况。
维尔纳在上海霞飞路的家,是左尔格与战友们,包括“与学者陈翰笙,
与王(学文)
和其他同志秘密会面”的场所。
维尔纳回忆,他们每周在她家里开会,两年期间至少聚过80次。
因为经常往来,王学文便成了维尔纳的中文老师,而维尔纳则是英语老师。
关于王学文与左尔格情报组的合作,维尔纳回忆:
“……今天晚上我的温(王老师)来了,我每周与他讨论一次中国的事情。现在他写了一本书,关于政府军在农民地区的征收问题,里面有许多统计资料。
他送我一本,还带有一手漂亮的签字。当然我不能阅读它,从他口头叙述来看,是有趣的,农民们被公然剥夺了大批财富。一个朋友把它译成德文,有100页,超过了小册子的限度……”
她还说,王学文“就是这样通过生动活泼的直观教学法,帮助我认识中国和它的问题,我开始理解和热爱这个民族”。
上海:汉布尔格夫人
1987年,鲁特·维尔纳故地重游,不但在北京见到了老朋友陈翰笙,还在德国驻华领事陪同下,找到了她当年在上海的住处——霞飞路1464号。
这座宛若花园的庭院里,装着这位耄耋老人太多的回忆。
半个多世纪之前,这里是法租界,初为人母的她曾在这里给儿子洗澡,也以女主人身份为共产国际工作人员秘密聚会做掩护。
为佐尔格工作之后,汉布尔格夫妇从朋友瓦尔特家搬了出来,精挑细选之后,他们看中了霞飞路1464号。
“我们从所有四个房间都能看见绿地,看不见别的房屋。尤其重要的是,房子有两个出口,整个绿地毗邻着2条或者3条不同的大街。理查德和他的同伴们每周在我这里聚会一个下午,有时中间还插入长长的休息。除理查德之外,还来2个或3个中国人,偶尔也来一个或者两个另外的欧洲同志。”
汉布尔格夫人从未参与这些谈话,她只在楼下放哨,并要求仆人们没有召唤不许擅自进入室内。
“经常来的那些中国同志,陆续成了我的语言教师,这样他们就可以公开地来拜访我,他们的来访对于地下工作来说,也不显眼。”
佐尔格从未教汉布尔格夫人工作方法,她无师自通。
“白天或者傍晚,我要注意观察是否有人监视我的房子或者我本身。同志们会面之前和之后,我要不动声色地检查一下大街上的动静。我也会多请些资产阶级的客人来,免得‘地下工作的客人’太显眼。”
对于汉布尔格先生来说,他当然不希望自己安稳、富足的小日子被打破。从妻子第一次提出想要继续为党工作开始,他就急切地请求她放弃这个念头。
“他说他正在一个陌生的、困难的国家为谋生而奔波,为了对我和孩子负责,他必须劝阻我。
罗尔夫还从未禁止过我做什么,更未限制过我的自由,但这一次他似乎是一定要坚持自己的意见。
这次争执使我和他都很激动,也就是在这次争执当中,
我打定主意,一旦与党接上关系,绝对不让罗尔夫知道。”
政治上的分歧导致这对恩爱夫妻开始貌合神离,“在上海的3年里,罗尔夫从来不知道我们的住宅成了地下工作接头的地点,装满情报资料的箱子长期藏在衣橱里。有一部分同志成了我最亲密的朋友,他却不认识,有时碰上他们,也只装作是无关紧要的商人。”
汉布尔格先生绝对是“暖男”一枚,妻子不但没有回头,还最终把他也熏陶成了一名共产党员。
家中的壁橱里,放着两只箱子,里面装的都是佐尔格交她保存的印刷品和武器。她也为自己和儿子准备了第三只箱子,随时为转移到别的城市做准备。
这时佐尔格将一位同志藏在她家中,她不得不向丈夫坦白了自己的身份。
“他说这对于孩子和我太危险了。我告诉他,如果我连这件事情都不能做,我将永远不会原谅他。”
这场夫妻大战最终还是以丈夫妥协告终,可获胜的妻子明白,她的“汉布尔格夫人”身份应该不会时间太长。
伪满洲国:红色特工索妮娅
1933年,佐尔格因为局势需要被调回莫斯科,跟随前往的汉布尔格夫人这才知道,她在莫斯科的代号叫“索妮娅”,是佐尔格为她起的。
根据组织安排,索妮娅把两岁儿子米沙交给父母抚养,自己则和另一位同志恩斯特以情侣身份来到沈阳。以书商职业作为掩护,开始了在东北的工作。
他们曾为抗联部队提供炸药,“在众目睽睽之下把制造炸药的材料交给他,是一种特殊的技能。这位游击队员既勇敢又能干,但他却不懂得如何进行地下接头。”
《红色国际特工》记载,1934年9月,索妮娅奉命为杨靖宇送密码本。
她从沈阳出发, 在达龙泉与一位赶马车的中国同志接头。
按照约定,索妮娅径直坐上了马车,对于很少见到欧洲女人的中国山区老百姓来说,索妮娅一路上回头率颇高。
在密林深处的“木柯楞”里,索妮娅见到了杨靖宇,一个中国人中罕见的高个儿军人,足有1.93米!
索妮娅努力用标准的汉语说:“这是上级让我送来的密码,请你收下。”
杨靖宇说:“我们的电台坏了,一时跟国际联系不上。”
索妮娅立刻自告奋勇帮忙,不但很快查出了发报机的故障,还随手用镇纸和木尺做了一个简易的发报机电键,让在场的抗联战士对她佩服不已。
索妮娅问杨靖宇,黄铜尺上刻的字是什么意思?
杨靖宇告诉她,“此中有真意,得寿500年。”就是说深刻理解真理的人是会长寿的。
作为一次执行任务的条件,组织上同意索妮娅把儿子米沙接回身边。这个中国出生、长大的“洋娃娃”此时的中文水平和同龄中国孩子几乎无异。
索妮娅奉命与一位哈尔滨的李姓同志接头,彼时的哈尔滨,让这位勇敢的共产主义战士都不寒而栗。
“在我生平所看到的城市中,当时的哈尔滨是最为阴森可怖的城市。除了中国人和日本人之外,在那里生活的主要是俄国流亡者,他们身上都带有与十月革命不相容的旧时代印记并且彻底堕落了。
许多人衣衫褴褛地沿街乞讨,这样一番景象在一个中国城市里显得比在欧洲更加可怕。乞丐、小偷、妓女决定了城市的形象,晚上人们不敢单独到街上去走动。
不知是谁出的主意,让我夜晚去一个偏僻的墓地入口处与李接头。
我走在人烟稀少的地方,偶尔有一个喝醉酒的人在那里踉踉跄跄地走过去,我感到害怕,倒不是怕死人,而是怕活人。
我等了10分钟,越等越害怕,我被人辱骂了两次。等待了25分钟,李也没来。
我不能就这样离开这座城市,次日夜晚我再一次去那个墓地,这一次我等待了20分钟,李仍未出现,我心情压抑地返回奉天。”
后来根据来自中央的消息,李对任务害怕了,不过,虽然他舍弃了工作,但并未出卖任何人。
在回忆录里,索妮娅说他们最喜欢也最重要的同志叫做“冯”。
《红色国际特工》作者之一张晓宏说,“李”“冯”现在已经很难对号入座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名字并不重要。
这些特工为革命事业付出了太多,包括自己的生活。
在沈阳,索尼娅怀上了恩斯特的孩子,而这时她由于工作调动必须与恩斯特分手,丈夫罗尔夫和男友恩斯特都劝她流产,她却坚持认为多一个孩子多一层掩护。1935年,索妮娅在哈尔滨拿到签证返回欧洲,后来在波兰生下女儿。罗尔夫没有介意孩子不是他的,告诉索妮娅回到欧洲一定去找他,这样的包容让恩斯特都感动不已。罗尔夫一直掩护索妮娅到1939年,两人才正式办了离婚手续,之后罗尔夫只身返回中国。
德国:作家鲁特·维尔纳
离开中国后,索妮娅先后在波兰、瑞士、英国续写她的谍报传奇,其中最出彩的成绩是把英美研究和制造原子弹的情报资料提供给苏联,以至于苏联红军情报局长都忍不住赞叹:“假如我们在英国有5个索妮娅,战争早就结束了。”
更令人称奇的是,战争结束后,这位功勋女谍大摇大摆地回到了德国,从事谍报工作20年,她从未暴露身份,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回国后,她也没有躺在功劳簿上,甚至在知天命的年纪辞去公职专职写作,笔名鲁特·维尔纳。她的第一部小说《不平凡的少女》就是以东北抗联为背景。2006年,柏林新生活出版社重新出版《索妮娅的报告》,不但恢复了原版删掉的那些段落,还专门请记者采访了鲁特·维尔纳的3个儿女,请他们表达了对各自父亲的深情回忆,对共同母亲的爱和敬仰。
这位20世纪最传奇的女特工,2000年安然辞世,享年9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