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新中国第40个教师节，而教师一直被称为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
如今很多高校都招收专门的师范生，给我们的印象是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这些新时代的学生们大多在校时温尔文雅，毕业后很多人会在三尺讲坛默默付出，桃李满天下的同时，也在平凡岗位上，年复一年从事教书育人的事业。
可是，百年前师范院校的师范生却是叱咤民国政坛风云，主导民国革命运动。
先梳理新中国开国领导人的学历：
毛泽东，1913-1918在湖南一师，师范院校毕业，也是全世界与史上最最最著名的师范生。
薄一波，1919年在省立国民师范就读，师范生
徐向前将军1919年就读于山西国民师范学校；
黄克诚将军1922年就读衡阳省立第三师范学校；
滕代远将军1923年就读于湖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
粟裕将军1924年就读于湖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
李维汉，1916-1919年就读＋任职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刘宁一，1924年入直隶第四师范学习
李雪峰，1925年就读于太原国民师范学院
戎子和，1927年就读于山西省立第一师范
万里，1933-1936年就读于曲阜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
谷牧，1932-1934年就读于山东文登第七乡师范
这些新中国的开国领导人，在民国时代就是著名的革命家，很多就是师范院校毕业的。
实际上，毛泽东与其他毕业于师范院校的领导人，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在师范院校读书期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如果根据他们入学时间，可以粗略划分为10年代的师范生、20年代的师范生、30年代的师范生等等。
这些例子也令人深思，为什么民国时候培养教师的师范院校，走出来的学生却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革命运动的领导人。
也就是说，民国时候的师范院校，为什么成为革命领导人的酝酿基地？
俗话说：“穷则思变”，民国时候师范院校毕业的学生，为什么愿意加入推翻旧社会的中国共产党，革命性这么强，主要还在于社会黑暗！
师范院校是民国穷人子弟最好选择
在民国的时候，没有统一的高考。高中毕业了如果想读大学，就直接与想读的那一所大学直接联系，报名考哪一所大学就可以了。报名的时候需要缴纳报名费，一般三五块大洋，也相当于工人半个月的工资。无论是否获得入学资格，这个报名费也都是不退的。
在民国的时候各个高校学费也是不一样的。
如果被北洋政府时期的北京大学录取，一个学期缴纳60块大洋的学费。
参照毛泽东在北大当图书馆管理员每个月的工资也就八块大洋，这60块大洋也就相当于八个月的工资，可以看到学费是相当高的。
如果是清华大学，学费就是40块大洋一个学期。同济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在当时也是私立学校，也就是贵族学校，不能享受政府的财政补贴，学费自然更加贵。
如在民国20年代，南开大学和复旦大学每年的学费却是100块大洋，同济大学的学费则高达200块大洋。
那，更豪华的燕京大学和圣约翰大学呢？
可以看到，民国时候无论每年几十块大洋的公立大学学费，还是每年一二百大洋的私立大学学费，处在社会底层的普通老百姓由于收入卑微，是没办法供自己孩子读大学。
即使是穷人家的孩子硬撑着上了大学，可能还是因为家里穷得接济不上被迫退学。
但是，民国政府也给穷人家孩子一定的出路。在民国的时候，穷人家孩子如果想进大学，一般选择不收学费的师范院校。
如当时的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以及各省的省立师范院校，都是不收学费的。
而且，很多师范院校也免费为学生提供食宿。如毛泽东在长沙报考大学时候，由于家里不再寄钱给他，他才不得不去报考学杂费统统都免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师范院校，寒门子弟的精英
可以看到，民国时候的师范院校汇集都是穷人家的孩子。尤其是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在全国各地广泛兴建师范院校。师范院校免学杂费，但毕业之后都要去农村教书。
国民政府这一政策，主要是培养为国家传播农村政策的乡村教师，把师范生训练为国家在农村的代言人，也就是国民政府在基层的“同路人”。
民国时候农村的寒门子弟，如果读师范最终都要回农村教书。
但是，去师范院校读书却是能改变自己父辈农民命运，也没必要令家人肩负太多经济负担，乃改变自己命运的有效人生途径。
因此，民国时候很多农村的寒门子弟都选择报考师范院校，师范院校招生名额也是供不应求，竞争激烈。
1933年河南省立师范学校招生名额是92个，但有804人报考，报录比接近8:1；1932年山东省立第七师范更可怕，1300人报考，只招80名，报录比为16:1。民国师范学校的考场上，早就“卷出了新高度”！
再看另一方面的情况：
清末的教育改革中，大力发展师范教育是改革的内容之一。
根据1904年的癸卯学制，师范学校应先在各省省会开办，并逐步扩展到每县都有一所初级师范学校，为乡村小学培养师资。
另外，为了满足当时对小学教师的迫切需要，清政府还鼓励各地开办各种简易师范、速成师范、预备师范学校或训练班。
进入民国后，政府追随清末的教育政策，继续鼓励师范教育，特别是南京国民政府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初等师范教育有了更迅速的扩张。
1932年底，南京政府颁布了《师范教育法》，翌年3月又颁布了相应的《师范教育规程》。规程还特别强调发展乡村地区的师范教育。
由于各级政府的努力，南京时期，开办了许多乡村师范学校，并招收了大批乡村青年入学受教，这极大地促进了这一时期乡村教育的发展。
迅速扩张的初等师范教育为小学培养了大量的师资。到1920至1930年代，小学教师中有很大的比例是各类师范学校的毕业生。
比如，1932年江苏有56%的小学是师范学校的毕业生，河南的比例是53%％，河北省的比例是48%，山东和安徽的比例是34%左右，而全国平均是36.39%。
可见，师范院校的录取虽然竞争激烈，但总体上，还是在动态增长中。
只不过，与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相比，师范生总量的增长根本就不算什么了，再加上竞争的激烈，这也使得师范院校的毕业生虽是农村出来的，却由于在激烈竞争中取胜，表面上貌似虚妄的所谓天之骄子，自然一度也有高人一等的优越感。
但是呢，这些优秀的农村贫寒子弟在师范院校学习期间，由于在大城市生活，见世面更开阔了，对外面世界有了深入性了解，也逐渐产生了逃脱农村原生地的念头与想法。
而且，在民国时候农村教师工资很低，这也使很多师范生毕业之后也不愿意回乡村。
1920至1930年代对小学教师的经济状况有许多实证调查，表6包括了三个调查的结果。
虽然调查的样本有限，1921年和1934年的数据来自两个随机邮寄问卷调查，1927年的是无锡县的全面调查，但其反映的当时小学教师的经济状况却很有连贯性和说服力。
这些接受调查的小学教员的年收入在160元到195元之间，80%以上的教员有家庭要赡养，将近一半的教员入不敷出或负债。
表中教师年薪的些微增长，可能反映了物价上涨的情况。
李景汉1930年代初，对河北定县东亭区62村小学78位教员的薪金的调查，反映了完全相同的情况。
这些教师中68人年薪不到140元，这78位教员中71位已婚，其中至少52位有子女要抚养。
这些实证调查与1932年教育部公布的全国小学教员月薪统计十分吻合，这一年，
全国平均的小学教员月薪只有区区12元（再对比下地主豪绅连片田地、妻妾成群大宅门，以及十里洋场那些腐败贪官➕洋大人的荒淫无度吧！）
1921年一石粮食的全国平均价是9.67元。也就是说，当年小学教师一个月的薪水13.3元还买不到一石半粮食，这些粮食可以勉强给一个四口之家填饱肚子，其他如衣物、房租、子女教育、人情往来等等，如果没有其他收入来补充，就一概没有着落了。
1934年一个五口之家一年的最低生活费是280元。而当年小学教师的平均年薪只有195元，很多人必然会凄惨到入不敷出或负债！
1930年国际联盟派出了一个调查组来中国调查教育，他们的结果证实了上述的情况。
“中国一乡村初等小学教师，有时固有每月的华币三十至四十元者，但一般而论，每月仅得华币十元至十五元，薪水较高者，实为非常之例外。至若城市初等小学教师，通常每月可得华币二十至三十元，罕有超过此数者。”。
乡村教师的这份收入不仅低于当时城市工人的工资，甚至有时还低于一个贫农的收入。
根据1930年代初在协和医院工作的美国教授Bernard E. Read在北平郊区农村做的调查，那里一个贫农家庭一年的现金收入，不包括他们的实物收获，是185元。
小学教师群体怨声载道、心生绝望，奇怪吗？
师范生，变革社会的力量
从20年代初期，以上海为代表的各大城市，作为现代中国文化出版业的中心，就酝酿出来一种引入新思潮批判旧体制的激进氛围，
通过学校、社团、报刊、读书会、社会运动等各种建制化空间和大众传播方式，
传递着一种倾向于苏俄革命与社会主义文化的信息，这对于内心深处充满正义感，又敢于牺牲部分小我追求进步的知识青年，构成巨大吸引力！
学校既是这些中小知识青年在上海接受教育乃至左翼文化启蒙的空间，也是他们长大成人后谋生乃至传播左翼文化理念的空间。
还有很多学校，介于制度化的正规学校与各类补习班之间，往往收费便宜甚至提供免费住宿，因此成为吸纳漂浮到上海等大城市里的中小知识青年的文化空间。
左联和社联成立后，更是积极利用学校空间，来传播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等各种政治思潮，并培养年青一代的革命者和革命文人。
于是，这些师范生由于知识面与人生阅历的增长，再加上为了能够实现在城市生存与发展的理想，于是也滋生了变革社会的想法与念头。
尤其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很多持有激情左翼思想的知识分子流亡到乡村，为了领取工资找生活，就去师范学校当教师。
这些左翼知识分子在讲坛上，对学生讲述被国民政府打击的悲惨命运，以及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这样，使得很多乡村学校的学生更加滋生了变革社会的想法。
同时，这些教师还对十八岁、十九岁的年轻人介绍巴金、曹禺、鲁迅等批判民国社会黑暗大文豪的作品。
学生在读这些文学著作的时候，想着书上讲述的就是自己的黑暗生活。
再加上教师以马列主义先进的阶级斗争学说来武装了自己的头脑，自然能激发更广大学生的革命热情。
如1927年，在莫斯科学完教育学，回国加入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王哲，由于大革命失败，被迫流亡到乡村。
然后躲过了国民党追捕纪念，之后1931年在山东省莱阳的省立第二乡村师范学校担任教导主任。
在教书的时候，他也不忘记在乡村宣传苏联的社会主义思想。于是，就偷偷从北京买回来各种关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禁书”。
同时，王哲也组织学生成立读书会，共同阅读与讨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可见，乡村小镇在左翼进步教师的影响下，学生自然受到了变革民国社会的思想念头。
师范生，我党的坚定力量
民国师范院校在共产党的左翼进步教师组织下，也逐渐变为讨论革命运动的场所。
如有的老师也组织学生成为活动小组，借此发展为党的地下组织。
如共产党人马石安，在山东青州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当教师，凭借自己能力与各种客观条件，组织学生成立了共产党学生党支部，成为共产党组织的中心。
由于南京国民政府的腐朽统治，如贪污腐败、贫富悬殊，这使得很多原先在各个地方师范学校任职，受过新文化运动熏陶的知识分子厌恶国民党统治，支持与同情共产党的主张。
如山东省立第一师范校长王祝晨，就请了很多支持共产党的左翼知识分子在学校任教，使学校成为一个批判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舞台。
尤其在1937年日军侵华之后，社会形势恶劣，国民政府统治又如此糟糕，这也使越来越多师范生愿意在学校选择杰出“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思想，把它作为推动革命运动发展的理论工具。
结语
民国引入、融合并推进的近现代教育，不再只是私人事务，而是一项社会公共事业和一种政府责任，对初小教育来说更是如此，因为初小教育被规定为强制性的义务教育。
因此近现代教育在规模、内容、和方式上与传统的私塾教育已经大不相同。
近现代教育是一种全民教育，其规模远远超过传统的私塾教育，教育强调的是能学以致用的知识和实践的能力，其核心内容是现代科学。
在中国农村，近现代教育的发展，创造出一个全新的教育者群体，他们是公共学校的教师，他们的人数众多而且在不断增长，他们接受的主要是现代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而不是儒家经典的训练。
绝大多数乡村教师是二十来岁的男性，他们多来自家境贫寒的农家，他们的年龄和背景使他们精力充沛并不满现状，而他们所受的教育训练和他们从事的职业，使他们成为乡村中拥有并传播现代知识的先锋阶层。
但这些并不必然使他们成为激进的革命者，使他们变得激进和革命的其他重要因素，是他们的穷困恶劣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以及他们周遭闭塞落后的环境。
这些与他们所接受的现代科学教育和他们对自己的期望，形成极为强烈的对比！
他们的收入微薄，自顾不暇，遑论仰事俯畜；他们的工作繁重烦琐，工作条件艰苦。
困守穷乡僻壤，他们被剥夺了几乎一切生活上和职业上的改善机会，完全被孤立和边缘化了。
最让他们失望和绝望的是，在1920至1930年代中国贫穷落后、经济衰颓凋敝的环境中，他们看不到任何出路：
他们既无力继续求学以改变自己的处境，也找不到能够体面地补偿他们所受的教育、并满足他们期望的其他工作。
这整个的生存状态，提供了一片肥沃的土壤，使那些在师范学校求学期间播入他们心中革命的思想种子，得以迅速地萌芽生长。
他们中很大一批具有正义感的群体投身革命，加入中共不足为奇，顺理成章。
很多教育的结果让人意外，更早的1900年代，清政府满怀热忱地让许多学生赴日留学，希望这些学生学成归国后能建设大清，可未曾想，大部分的留学生或主动或被动地成了“覆灭大清”工程的一员。
30年后，国民党政府给予期望的师范生不仅没能成为其驯服工具，反而成了其最担心害怕的革命群体。
这样，民国时候很多优秀的师范生都选择加入我党，努力学习并接受马列主义，尤其是后来的毛泽东思想，发自内心去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属于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这就是开国领导人很多都是师范院校毕业的原因。
梳理真实的历史可知，国民党政府期望与培育的师范生，并没有能作为支持其统治的同路人，反而站在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对立面，成为其掘墓人，这也是蒋逆介石统治的国民党反动政府根本就意想不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