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儿女的一些回忆
记者采访黎原之子黎辉
我父亲这代人，他们其实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看到当时这个国家很残破，军阀割据，然后又是土匪，百姓的生活非常的困苦，所以说他们这一代人的理想，就是民族的独立，国家的富强，建立起来一个新的新中国。
说话的这个人，名叫黎辉，他的父亲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黎原。
1917年，黎原出生于河南省息县的一个农民家庭，1934年中学毕业后，他弃笔从戎考入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接受了3年正规的德式军事教育，这也为他日后的人生发展打下了基础。
南京陆军军官学校时期的黎原
他就跟我讲，当时在淞沪抗战战场上战争的惨烈。他说中国的这些军队，当时和日本不管从装备、从训练各方面来比都有非常大的差距。所以当时真的就是以血肉之躯，来抵抗日本的非常专业、非常优势的装备。所以当时伤亡也很大。他说往往就是很多部队上去以后，一天一个师就打光了。
后来退守到武汉以后，当时的士兵很多都是抓来的壮丁，根本没有任何的思想教育，激发他们这种抗日的决心。他说，有一次晚上，他负责看着屋子里面几十个壮丁，他晚上睡着了，结果后来这些壮丁就全都跑光了。所以，他就觉得整个国民政府能不能够领导抗战，有很大的疑虑。
他会深入前线去指挥，每次接到一个任务，他都会亲自去勘地形，亲自的会去跟他下级的这些士兵和军官来讨论怎么样部署火力，在哪里去挖阵地。他说这样他才能够真正的了解前面的实际的情况。
他会指挥，也喜欢指挥。因为打仗是要死人的，那就看你的指挥艺术了，用最少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成绩。 他的部下说他没有打过败仗，都愿意跟着他走。
打仗是有准备的，我们是主动的，你是被动的，那么大地方到处都是土匪，到处天天扰乱你。你一去他就跑了，你不去他就打你。
那个时候咱们国家挺困难的，兵也吃不太饱，他就自己在那个黄河滩上开那个农场、鱼塘。确实我们去过好多次这个农场，当时就好多人反对，因为那个时候天也挺凉的，说战士在那挖，但他不是说光站着，他自己也去。后来这个就养鸡场啊、养猪场啊，又种了这个粮食，然后就解决了这个士兵吃饭的问题，吃饱饭了。
那时老百姓的谚语叫做“天见张平日月不明，地见张平草木不生，人见张平九死一生”，就这么个人。当年黎原同志带着四一八团三次去找他，两次都扑了空。指挥很周到，安排也很周到，不知道怎么样就跑掉了。
黎原同志第三次没有去硬打，而是发动群众。老百姓还是不愿意他的孩子们去当土匪的，所以后来发动到什么程度呢，老百姓拿着铜锣，白天部队一起陪着到山里去喊：“伢子，回来哟，解放军好，快回来”这样去喊，这样就把他瓦解掉了，好多人就回来了。
黎原在会议上讲，美国的王牌你们害不害怕，那我们一起都说，师长你不怕我们怕什么？不怕就行，他说这个武器和人，人的因素是主要的，你团长，你们参谋长，只要你们到前线去，你们不怕那兵就不怕。你们放心，打起来我一定到前边去。
他就提出来了，怎么提的呢，说我们一四零师在国内，我们是敌人闻风丧胆的部队，我们到朝鲜，我们要打好出国第一仗，为祖国争光，就提这么个口号。所以把战士鼓动到简直是处于一种引箭即发的状态。过去讲过嘛，说我们要把部队培养成什么样的部队啊，三天不打仗嗷嗷叫，他的部队就是这样的部队。
尽是泥巴，走一路车子轮子陷进去，我们下来推。他实际那个时候已经50多了，下来他自己也推。7月份，他穿个白汗衫，这一推，轮子一打，泥巴打的他满身到处都是泥。我一看又好笑又不敢笑，我就跟他团里的参谋，两个人在那里暗暗的说，你看这个军长，一点架子都没有。
大约几十人的工作组，我们基建兵各个门类都参与了。我去了，我陪他去的，那个时候深圳是一片荒地，就是一个很小的村子，到处都是荒山野岭。基建工程兵是最早进到深圳参加施工的，最后总共进去两万人，住在那个荒滩上。主要是搞三通一平，就是路通、水通、电通，为这个后期的大规模的建设做准备。他的这个指挥才能，组织领导才能和这个落实的才能充分的显现出来了。你比如说基建工程兵是搞技术的，这个工程技术涉及到多少门类，但是它总有相通的地方，就是怎么样组织指挥，怎么样调动部队的积极性，怎么样把这个部队的力量组织起来更有效的完成这些任务，他这个是相通的，恰恰这个是他的优点。应该说深圳的拓荒牛精神很大程度上是基建工程兵这个部队给创造的。
他对人就特别和蔼，就是到哪他都愿意跟人交流。我记得他到欧洲去的时候，拿大本小本的写的这个同学在奥地利的什么什么地方，那个同学在巴黎的什么什么地方，他都记下来，他要去跟人联系，他要做统战工作。对国家大事特别关心，还有一个就是军事的那种习惯，到哪儿都带着那个指南针，到了欧洲就是，都80来岁就走路慢了，那方向都要知道特别清楚。因为他就是说像他这一代人觉得对这个祖国统一是非常强烈的要求，因为他们是一起就是民族独立啊，他当然希望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了。
毕业典礼由已改任京沪警备司令的张治中主持，蒋介石、汪精卫、冯玉祥等国民党要员到会并讲了话。
1937年8月28日，黄埔军校第十一期正取生700人，经过三年严格的正规学习，终于有605人完成了学业。
毕业前夕，正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记得军校教育长张治中在十一期第一总队同学毕业录序文中曾写道：
同学在校三年之久，行将毕业离校。此三年间，国内外情势变动极大……东省事发，淞沪战兴，继此以还，岁无宁日。举凡可以侵我土地，损我主权，害我自由之手段，敌人无不使用殆尽。我国家环境一时可谓陷于艰难危险之状态矣。
祖国在危难之中，每一个爱国青年都会热血沸腾，更何况我们是刚刚走出军校的革命军人。毕业分配时，我多次主动向上级要求到抗日前线。最终被分配到正在参加“八·一三”淞沪会战的第九集团军第八十七师。八十七师不仅是国民党的中央军，更是中央军中的主力师。
10月初，我坐轮船向上海驶去。江面上，日军的飞机不时地临空扑来，向轮船、汽艇、木船投炸弹。我们乘坐的“鸿昌号”轮船，险中有幸，躲过劫难。轮船在南京靠岸后，不敢再向上海行驶了。
我们只好到八十七师驻南京办事处报到。办事处告诉我们，师部驻上海江湾叶家花园，部队正在鏖战。抗日心切，我们两人当夜改乘火车，向上海进发。
在火车上，我们遇到不少到前线去的军官，有连、营、团的干部，其中有不少是八十七师的军官。他们听说我们是到前线报到的军校毕业生，大部分人都赞扬我们。
但也有人跟我们说些泄气的话。有一个连长说：“老弟，上海战场打得一片火海，非常残酷，我们连就剩下十几个人了。”
另一位营长说：“我那个营也剩下不到一百人，我是负伤下来的。现在伤好了，我回去主要是为了领军饷和医疗费，另外也舍不得我那些弟兄。
现在上海天天在小日本的飞机大炮的轰炸下，九死一生，非常危险，你们现在去报到，部队都在火线上，士兵不认识你们，你们也不熟悉情况，掌握不了部队，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你们年纪轻轻，不如先在后方干点事，等战事稳定了再去报到。”
我们两人商量后都感到，作为抗日军人决不能当逃兵。尽管目前形势严峻，但无论如何要先到八十七师报到，上了战场再说。
当夜三时许，我们到达上海南翔车站，踏着夜色，边走边问，疾行两个多小时，凌晨赶到江湾叶家花园师部。
师参谋长周彭赏接见了我们，并简要介绍了战况和敌我态势。我们要求先到前线部队参加作战。
周彭赏对我们说：“我这里正需要管师直属部队和传达命令的军官，你们二人就先留在师司令部负责防空、布置警戒、传令任务，待部队交防，补充新兵整顿时再分到连队去。”
这时战事紧张，双方犬牙交错。汉奸、特务、日本浪人四处活动，暗中打信号弹，点篝火，指示目标，配合日军航空兵轰炸我军重要目标。中国守军的防空、反间谍任务十分艰巨。
我和阮庆接受任务后，白天、晚上都活跃在江湾叶家花园内外，布岗查哨，组织防空。
官兵们还不知道我的姓名，从我肩头上扛的牌牌、符号，知道是个见习官，就唤我大个子见习官，就连参谋长周彭赏也亲切地喊我大个子见习官。
除日常勤务外，我们还到前线传达过两次命令，都圆满完成了任务。
10月11日，我和阮庆到八十七师的第5天。周参谋长叫我俩立即带一个传令兵，到大场向二六0旅陈颐鼎旅长传达命令，让他继续坚守阵地，听候命令。
原来日军从川沙登陆后，攻势凌厉，已突破中国军队的防线，向大场进攻。
此时，中国军队还有两个师正由罗南、刘行地区后撤。如果大场失守，两师中国守军撤退的道路就会被截断，后果不堪设想。
为此，总指挥部命令正在且战且退的八十七师必须守住阵地，掩护友军安全撤退。
师长王敬久当即下达死守命令，要求在大场附近准备进行补充、整顿的二六0旅坚守阵地。
师指挥所离大场三四里路，我们三人，索图而进，20多分钟便赶到了。这时，陈颐鼎旅长正在与江西保安团团长程天黄商谈补充兵员事宜。这是二六0旅自开战以来的第4次补充。
此时，陈旅长也是心急如焚，正为是打还是撤而犯难：如执行事先规定的补充兵员，休整待命的指示，友军的两个师就撤不下来，我军将受到很大损失。如率部顶一下，就能赢得时间，保障友军撤出。
为了防止敌人截断友军退路，陈旅长从整个战局出发，事先命令部队先与遭遇的敌人对战，同时向上级汇报，等待上级进一步的指示。正在这时，我们送来了师长的命令，坚定了他的决心。
1985年秋，陈颐鼎作为南京黄埔同学会副会长到北京与我相见，谈到淞沪会战，陈颐鼎感慨地说：“你们解放军打仗，提倡指挥员在紧急情况下，灵活处置，赢得战机，国民党军队则是绝对不允许的。打好了还好说，打不好可不得了，要受军法处置。那天幸亏你来得及时，否则我们旅在与敌人遭遇中撤退损失事小，而友军两个师损失可就大了。”
二六0旅五二二团在大场西面刚刚展开，日军的坦克就攻了上来，双方打得异常惨烈。
我在那里第一次看见日本兵，真是怒从心头起，当即借用陈旅长卫士的步枪，击毙了两个日本兵。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和敌人近距离接触，也是第一次击毙敌人。
10月26日，中国守军全线后撤。八十七师奉命撤到苏州河以南地区。在敌我对战中，师指挥所通往各旅、团的电话线常常被炸成数截，一时接不通。而往往在这紧要关头，不是师里的电台出故障，便是旅里的电台打坏了。
为了保证指挥畅通，我和阮庆多次受命，到战斗前沿传令，有时甚至直接传令到营、连指挥所。我军撤退时，二六0旅的一营被敌人截断隔离，同指挥部联系中断。为了不丢一个士兵，师参谋长周彭赏命令我和阮庆，带传令兵邓志直接到一营传达命令，并要求我们协助一营一起撤退。
我们接受任务后相互掩护，向一营阵地前进。日军侦知中国守军撤退，又是地面进攻，又是空中打击，极力杀伤我军有生力量。我们路遇敌机轰炸，机枪扫射，传令兵邓志中弹牺牲，我和阮庆也是多次遇险，最后我俩交替掩护、前进，终于将命令传达到一营，并同一营官兵一同撤出阵地，赶上大部队。为此，我们受到师部的表扬。
11月5日拂晓，日军第十军团借大雾、大潮的掩护，在杭州湾登陆，对淞沪地区实施迂回包围，力图与上海派遣军达成合围中国守军的目的。
日军登陆后很快突破了我军防线，6日占领金山等地，进攻矛头直指淞江县城。蒋介石命令二十八军必须死守淞江县三天，掩护大军由上海撤退。二十八军将士在军长带领下血战三天，完成了任务，许多将士壮烈殉国。
8日，蒋介石见日军抄了后路，遂下达全线撤退命令。12日，日军占领上海。淞沪会战以中国军队的失败告终。
蒋介石下达撤退命令后，中国守军几十万部队都要经过安亭桥向南京、武汉等地撤退。这时八十七师刚刚升格为七十一军，军长王敬久命令我和阮庆协助军参谋主任提前到安亭桥组织部队过桥。
那真是应了一句老话：“兵败如山倒。”撤退时，国民党几十万军队的建制完全被打乱了，像开了闸门的洪水，互不相让，向安亭桥涌动。
最初，部队长官还想努力收拢散兵，但在日军飞机、大炮的轰炸下，当兵的根本不听指挥。面对此情此景，官长也没办法，干脆汇入洪流一起漂涌。
撤退中，马踏人踩，被挤倒、推倒、绊倒的伤员、士兵爬不起来，就只能给后面的人当垫脚。三军过后，一片狼藉，踩死、压死的士兵和被飞机炸死的军民不计其数，惨不忍睹。当兵的怕死，没办法，只好硬撑着。而有些官长也贪生怕死，甚至换上便衣，混入败兵之中。
我初入军界，没见过几个大官，而军参谋主任和各军、师派到安亭桥组织撤退的人，不时地用手指着对我说：“那个穿灰长袍的是八集团军的军长阮肇昌。”“那个穿白大褂的是陶广军长。”“你看那几个穿老百姓衣裳的都是师长、旅长……”
中国军队当时装备较差，在日军海、陆、空的猛烈攻击下，死伤惨重。在抗战前两年，由张治中负责在苏、嘉、杭一线构筑过国防工事，修筑了不少钢筋水泥的碉堡。都还没有利用，如果先派部队占领，早一点退守到这一线，组织抵抗，效果完全不同。
但当时国联有一个代表团要来上海视察，师长王敬久就同我们讲：“校长要我们再坚守十天，给国联看看。而且广西增援的五个师马上就到。我们还要准备反击。”
广西部队的战斗力是比较强的，指挥官夏威，在内战时以能打仗而出名。但部队刚刚开到，地形也不熟，就投入战斗。面对敌人强大的火力封锁，五个师打了不到三天，就全部消耗完了。
当然，在淞沪战场上，也有很多中国军队表现得相当顽强。当时八十七师是中央军嫡系王牌师，全师一万多人，经过近三个月的抗战，多次补充，最后撤退时仅剩下不到七千人，尽管部队伤亡惨重，仍能坚守阵地。
当时有一个炮兵团，装备的火炮全是德国造的。撤退的时候，上级命令全部炸毁，就地掩埋。团长执行命令时曾异常痛心地对我说：“全军只有这一个团，我真舍不得呀，真想和它们埋在一起。”
但也有许多部队，刚到前线，还没有参加战斗，就被日本飞机的轰炸打散了，到处是散兵。后来我看过一个资料统计，当时的逃兵约占中国军队的27％，这和我的亲见亲闻差不多。
七十一军最后总算通过了安亭桥，向武汉撤去，其实鬼才知道是否全部通过。过了规定的时间，我们就算完成了任务，很快被召回军部。
11月13日夜晚，军长王敬久又命令我和阮庆立即回南京，通知军办事处刘主任，迅速撤离南京，到徐州待命。王军长还让我们给他太太带了一封家书。
就这样，我和阮庆撤离了淞沪战场。接受命令后，我们昼伏夜行，躲过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于16日赶到南京。
亲身经历了淞沪抗战，令我对蒋介石的指挥能力产生了很大的怀疑。当时我们在师部就曾不止一次地从王敬久、参谋长等人的议论中听到包括陈诚等许多高级将领都反对死守淞沪，主张尽早撤退，可以少受损失。
因此，我们两人到南京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想再去找八路军办事处，介绍我们到延安。
此时的南京城，大街小巷到处充塞着惊慌的人群，喊天叫地的溃兵、伤兵随处可见。在逃难的人流中还夹杂着一些穿长袍短褂、手提皮箱的国民党要员和化了装的军官。他们满脸苦相，好像中国已经亡了。
我和阮庆顾不得看这些人的狼狈样，径直到七十一军驻南京办事处，传达了军长的训令，接着按照王敬久信封上的地址，找到军长官邸。可军长家中早已人去楼空，不知去向。
我们第二天就从南京出发，乘船到武汉。原本想先在七十一军驻武汉办事处落脚，但怎么也找不到。正在没办法的时候，阮庆想起他有一个老乡阮仁贵，在孝感师管区当营长，就决定先去投奔他。
他安排我任六营一连一排中尉排长，阮庆留在营部当上尉副官。孝感师管区司令叫雷醒南，管区共辖6个营，负责招募新兵，训练三个月后，补充进前线部队。
那年月，心甘情愿当兵的人寥寥无几。他们招募不来新兵，就四处抓壮丁，用绳子捆着、绑着拉进军营。孝感师管区训练的新兵百分之九十都是靠抓壮丁抓来的。壮丁押送到营区，不准离开营房。
一个排长管40名新兵，同住在一间大房子里。排长住门口，好似牢头监管。按规定逃跑一个新兵，就要处罚排长10块银元。
新兵白天出操走正步，练习瞄准，天不黑就关进营房，房内放着马桶，大小便都不得出门。为了防止新兵逃跑，营房外筑有围墙、铁丝网，由老兵站岗。
即使这样，逃兵的事还是时有发生。我和阮庆到任不久，师管区司令雷醒南为了震慑新兵，杀一儆百，还专门召集全管区两三千新兵，当众枪毙了三名抓回来的逃兵。
面对日军侵略者的进攻，前方天天与日军拼杀、流血牺牲，后方对招募来的新兵不仅要进行军事训练，更应该对他们进行积极动员，激发他们保家卫国的斗志。
特别是在我军刚刚取得台儿庄大捷后，更应该对新兵进行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在他们心中树立起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的信心。我相信经过动员、教育，广大士兵会主动上前线打日本。
但国民党的军官们根本不会，也不愿做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和动员工作，相反从司令到营、连长，一个个醉生梦死，生活腐化。司令部下辖的八大处每天总是两桌麻将，从早到晚打个不停。雷醒南都40多岁的人了，还娶了一个16岁的小老婆。我和阮庆看到这些腐败之事，真是痛心疾首，恨不得尽快离开。
三、一些网友的分析或总结
黎原在回忆录称湖南是他的第二故乡，读罢此书，还真是觉得黎原与湖南的缘分不浅，信手拈来几例，都是黎原与湖南的事。
首先，黎原军人生涯的开始及巅峰时期都在湖南。黎原1934年中学毕业后，从河南老家考入南京中央军官学校第十一期，军校的野战部队实习期就是在湖南度过的，这也就是黎原军人生涯的开始。
当时他被分配在国军中央军第四师，到湖南来跟着部队“剿匪”，也就是围剿红军，当时第四师围剿的对象是活跃在湘西及湘西南一带由萧克、王震所率领的红六军团，虽然在三个月的野战实习期里，黎原在湖南邵阳地区连红六军团的影子都没看到。
但这段时期却为黎原后来的经历埋下了一个极其有趣的伏笔，原来他30年后当上军长的解放军47军，追根溯源，其前身竟正是萧克、王震所部，不过，此时黎原的使命，却是奉命围剿这只“赤匪”。
等到黎原第二次进入湖南，已经是1949年，他的身份却变成了解放军第47军的团长，使命与十多年以前依然相同，还是“剿匪”，不过此“匪”却是有国民党背景的湘西土匪。47军成功剿灭湘西百年匪患，黎原所率领的团队功不可没。
当然，让黎原与湖南省密切关联的还是文革时期，以住在地的野战军军长身份，通过三支两军，在当权派、造反派、保皇派、地方部队等势力之间左右其手，调解乃至武力解决派系冲突，最终问鼎湖南省革委会主任，黎原的名字在湖南一夜蹿红，成为妇孺皆知的省党政军一把手。
其次，提携、帮助黎原成长的几位关键人物都是湖南人。文革时黎原率47军驻扎“天子故里”，期间多次出面接待回湖南的毛泽东。他这个有国民党军官出身背景及“混入我军的特务”嫌疑的问题人物，在文革那样的环境中，不仅能够免受冲击，而且还越窜越红。
湖南省地方部队负责人，论起资历，个个都强于黎原，
省军区司令龙书金，据说长征时还是飞夺泸定桥的十七勇士之一，而那时的黎原，却还在敌对阵营里混，
省军区政委扬大易，在延安抗大时，就是黎原的区队长，抗美援朝时期，扬大易与黎原同为师长，但扬大易所在的“万岁军”打的“松骨峰”，显然名气要盖过47军所打的“天德山”。
以上两位老红军，加上在文革中崛起的湖南地方党政“新贵”华国锋、章伯森，以及靠造反起家的草莽英雄胡勇、唐忠富，在筹组湖南省革委会时，全都没了脾气，个个都甘愿做黎军长的助手，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史上最牛的湖南人”毛泽东对黎原亲自接见以及耳提面命。
往前算起，黎原的军队生涯有几个湖南人也对他帮助很大，黎原自参加革命后，几乎一直在湖南人掌权的部队里作战，无论是359旅时代的王震、东野十纵时代的刘转连、晏福生、47军时代的曹里怀，这些湖南人都对黎原的成长关照有加。
即使是在延安整风中，给他这从国民党军中投奔过来的人出谋划策、逃过“抢救运动”一劫的，还是359旅的同袍湖南湘西人罗键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