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帅铁哥：岁月流放很无奈

流哥是鍌哥的亲大哥，他们的父亲是我大伯。他们都经历着“活着与理想之间”的挣扎。

流哥本取名“鎏”，如果从汉字的结构来看，大有“流金岁月”之意，可能寄托着父辈盼之大富大贵的希望。流哥工作之后，为了书写的方便，私自把“鎏”改成了“流”。如果用迷信的眼光看，“流金”变成了多年后广东流行的、意为“低贱之物”的“流也”，流哥果然“低贱”了二十年，大好青春岁月以及伴之的理想被流放了。

一、

流哥1949年前就已经是高中生了。因为思想进步，并受已是中共党员的大姐的影响，阅读进步书籍和参加进步活动，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青年组织。

流哥离开学校后，怀着建设新中国的理想参加了工作。刚开始当小学教师，后来抽调去参加清匪反霸、建立新政权的工作，直到1953年调到从此陪伴一生的县供销合作社，其右派噩梦也在此处开始，理想也由此湮灭。

我过去一直是“乖孩子”，相信“右派”是社会主义的敌人，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知道历史没那么简单，许多被划成右派的人是有学识、有才华的能人。

我奇怪流哥是怎么成为右派的,问其姐和弟，都说不知道。

那种连当事人也莫名其妙的事情当然令旁人更摸不着头脑。后来在和流哥交谈时，并在流哥回忆往事的文字中才糊涂地知道那些糊涂事。

“1958年九月的一个晚上突然通知我去开会，责令交待右派言论。我自认为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不知交待什么，便被乱轰一番。

我被批斗后停止了工作，与商业局、服务局合并过来的几名局长右派一起劳动，参与全民大炼钢铁。要我承认的罪行因悖于事实而不肯签字。后来受局长右派“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的叹息感染，意志动摇了。加上政工股长“不签字承认再斗你”的声声相逼，便违心地糊里糊涂签了字，承认莫须有的罪名，定案为右派而成了人间另类。”

后来我是在与流哥交谈中了解到其“罪行”的：一是附和了同事看不起某领导没有学识的话，这是“反对党的领导”的具体表现;二是对于亩产万斤的“伟大成果”说了句“连草也算吧”，“阴险地”攻击了大跃进。在右派指标尚未达到定额时，他理所当然地被“揪”出来了。

流哥在其回忆文章中也历数了县社里被打成右派的其他三人的“罪行”：华曾称县社里有“过于执”。过于执是戏剧“十五贯”中的县官。他主观臆断造成冤案。这种比喻就是攻击党的领导;苏是部队入党的年轻干部，做事认真看问题尖锐，有棱有角好挑刺的性格势必进入“攻击党的领导”行列；针对肃反时被怀疑为三青团骨干分子有意见，从而是“对肃反不满”的证据。一乡镇供销社的光，在与人比手表时说“苏联的手表有砧板那么厚”，此话被作为攻击老大哥的口实，也因此成了右派。

林冲得罪了高俅，能不被刺配吗？

成为右派的人“倒霉”之后，满以为“改造”几年就可以“重新做人”，但想不到一“改”就是二十年，无论是有“帽”还是“摘帽”，都被删掉了黄金岁月和青春年华。

二、

流哥成为右派的另一可能原因是家庭出身的拖累。对于家庭流哥是不敢吭声的，生怕“划分”不清。流哥及其大姐，作为参加革命的后生要与剥削家庭决裂，不敢也不能资助经济上已经拮困的父母和年龄尚小的弟弟。一来当时实行供给制，只够自己，二来生怕经济上的牵连导致界线不清的罪名。退休后回忆起过往时，他充满了未能孝敬父母和照顾弟妹的内疚和歉意。

但身为文盲的大姑却敢于吭声。其父，也是我祖父1952年连饿带病去世时，大姑送来棺木收敛，遭到村官阻拦，大姑怒目诤言：“我老公闹革命时，不知你们还有没有投胎!如今竟来欺负我!”把作恶者顶了回去，其父才得以收敛入土。

原来大姑丈早在1927年在上海求学时就已参加革命。“4·12”后被派回家乡任县委书记。后来边在广东两阳中学任教边组织抗日活动，1938年秋赴陕北延安。他1942年再回广东，遭逮捕被害，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大姑丈在天之灵不知是否知道两中校史上记载了其荣光，以及亲人后来的不幸？

三、

流哥被列入右派行列后，开始了二十年为“活着”的“长征”。应了名字的预兆，他首先被遣送到硫磺厂。同去的六十多名右派中，来自不同部门，曾有不同的身份：有县法院院长、卫生科长、公社党委书记等领导干部，也有工商界的“剥削者”;有早年投身革命的老干部，也有参加工作不久的“三门”干部;有从事文字工作的知识人，也有体力劳作的文盲。食品公司杀猪的张师傅平日沉默寡言，被旁人问及怎么到了右派队伍时说：“什么右派我不晓得，只是领导叫我收拾行李跟来劳动。”一位曾参加游击队的地委领导警卫员的人被划入右派想不通，写信求教于老首长，老首长复信称：我也没办法，你就暂时当着吧!这一暂时也就二十年了。五花八门的来源和人物，最终被命运的绳子捆在一起了。

所谓硫磺厂，其实是靠手挖肩挑的露天采矿，右派每天十余钟头的劳作就是在坑里挑上湿土爬坡往外运，为挖坑找到矿石。有时候要挑着矿石到七、八里外的河边装船。

那时大多数人都年轻，仍然支撑地活着，为的是表示认罪而努力改造。那时的“理想”是争取早日摘掉右派帽子，回到人民队伍中。

蚂蚁搬家式的开挖，使矿井深达二十多米，不断有矿石产出。待无矿石可挖时，又换个地方重复着手挖肩挑的劳作。

矿坑越来越深，坑道里上面滴水，下是泥浆。一天下来时，全身泥和水，有如泥鳅。

那年月抽水机稀罕，井口装着木架，以人工方式不停把水吊上来。为了保证坑道里的开挖，吊水的人不能稍停，累死累活也得连着干。有一次坑道突然透水，坑道里当班的人连忙逃出才幸免于难。

四、

1958年是人们欢天喜地要早日跨入共产主义的年代，可惜播下了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主观意志仍在耀武扬威时，接下来的饥饿惩罚要告诉人们什么是客观规律。

挨饥受饿的右派们口粮从开始每月27市斤，最后降为23市斤，油则是墨黑的糠油，但仍然干着强体力活。他们每餐以苦嘜菜为菜肴。这种菜先在水中漂去苦味，再用清水煮过加盐食用。真是苦人吃苦菜.

挨饥受饿威胁了本来健康的器官，饥饿的人群出现了水肿。流哥也是脚肿脸肿有气无力，便到当地卫生院求医。医生开了B杂水，维生素B1和维生素C，还有利小便消水肿的药，并说：“我都肿了，还说你们”。

当地农民对他们的凄惨，怜惜地说：“做这么重的工又不给吃饱，怎熬得了，我也熬不住。”饥饿中挣扎的右派们，就在每月14元的生活费中用交了伙食费后仅剩下的一点余钱向农民买高价番薯。农民们食物也缺，但一方面看到右派们可怜，另方面也为了拿到几元钱买食盐和煤油，便半是钱物，半是同情地交换了。向农民购买食物是禁止的，发现了就要没收食物，不知是禁止与民争食还是别的什么。于是饥饿的人便夜晚出动，或是在农民家吃了再回来。

还有许多人写信向亲人求助。亲人接济有三种情况：一是有亲人在港澳的，寄来钱物;二是亲人从牙缝里省下钱粮救助患难中的求助者;三是根本得不到济助。有港澳关系的人会得到境外寄来的汇款和食品，管他们的排长垂涎三尺地说：“以后给我买点回来吧!”听者心领神会，主动拿出寄来的食品去孝敬排长，排长也识做地安排他们干些轻工。

流哥没有境外接济，就用唯一值钱的英钠格手表换了十市斤粮票。后来把这情况告诉姐弟，同样处于饥馑中的他们，仍寄来食品和钱帮助患难中的兄弟。

最困难无助的是原卫生科长汪某。汪父是十九路军军官，在上海保卫战中捐躯，其母拿抚恤金放债生息供儿子上大学。汪某虽曾参加地下学联，但还是当了右派。汪每月14元的生活费中还要拿出5元抚养年迈的母亲。汪某只好把上大学时的西装、手表、毛毯、皮箱、皮鞋等可以换钱和食品的东西与农民交换。于是就有农民穿上了用番薯换来的西装去放牛，那种中西合璧、城乡搭配的景象，有如卓别林倒穿皮鞋的滑稽。

五、

艰难有如人生的镜子，照出了人的品格，人与人的关系万花筒般尽显其中。

流哥所称的立叔曾任区长，在一次党代会上对被提为县委委员的县书记老婆之资格提出质疑，从而闯祸。他以前所在区的几位大队书记闻知其落难，收集了十几张糖票送去，给悲凉增加点人性的暖和。

人性的感动是相互的，立叔关心他人的做派得到人性的回报，而这种做派就是他在自己落难时也显现出来。流哥回忆起有一次和立叔在水渠边洗衣服，立叔捡到渠水漂过来的六片椰菜老叶，洗净后对流哥说：“那三片回去煮粥吧!”在与难友劳动、生活在一起时，各人点灯照明的煤油名日火水，都是立叔代劳购买，于是每个月都不嫌其烦地收集各人装煤油的瓶子。当地话把瓶叫“京”，于是人们创造了苦中作乐的一句歇后语：“立叔买火水——收惊”。世俗把因惊吓而散失的魂魄召回称收惊，但阳江话中与“惊”同音的“京”是瓶子。立叔是集中大家装煤油的瓶子。立叔以小事传递的温暖也把受惊受难的人的魂魄收拢过来抚摸着。

但是，曾经的政治环境也使“与人斗”之乐与悲交替着而成为人生戏剧。曾是统战干部的陈某，反右初期主持工商界反右斗争。自恃左派的他，在批斗右派时慷慨激昂、盛气凌人，把工商联中四名私方主任委员中的三位打成右派，还把许多私方从业人员甚至是文盲的老太婆也打成右派，右派之多使工商界成为全县的重灾区。可“功绩”显赫的陈某回到原单位后，命运180度大转弯——他被称为是最狡猾、隐蔽最深的右派被揪了出来。当他被送到接受劳动改造的硫磺厂时，便和被他划定的右派们相遇了，真是殊途同归的“团圆”结局。这种结局令他在众人面前不敢说话，别人也当他透明而不存在。他的无言，是在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离开了人的根本吗?

是从“人助人”还是“人斗人”中获取乐趣?立叔和陈某的不同做人原则，完全表现着人性中“善”和“恶”取向中的个人抉择。动物缺乏人性，所以有本能驱使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而人性则三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果远离了人性，人还是人吗?

六、

1961年11月，流哥戴了三年的右派帽子被摘掉了，但“摘帽右派”的称呼仍然“紧箍咒”一样威胁着，令他服服帖帖。

流哥回到原单位，其才能重新有机会显现并为一些领导人赏识。但好景不长，经济生活刚见好转，折腾又起。“阶级斗争”的风烟又使有“小辫子”的人提心吊胆，本来以为自己没有“小辫子”的人不知怎么样也被找出“辫子”来。政治运动里，流哥习惯形成了小心谨慎。

流哥一方面提心吊胆地参加单位的四清，另方面对进驻单位的四清工作队员崇敬无比。可是在单位结束四清之时，他却出乎意料地被派出当四清工作队员了，曾经屡当政治运动对象的他，竟成为了政治运动的“教练”，真有点受宠若惊。后来，他才醒悟到：

“派出参加县四清工作队的几个人，似乎都是单位多余的人。据说，落后分子参加工作队，在运动中教育别人也教育自己。别人可能是这样看待我。相反，我认为这是表白我是什么人的机会。我不论经历什么遭遇，也不会违背投靠革命投靠党、为社会做点什么的初衷，我要用行动证明，以前整我处分我不是我的错，我是好人。”

大概这是因为身份或其他问题而蒙冤的人的共同心情。那是一种剖开心给大家看到底是红还是黑的渴望。

四清后期，“史无前例”紧接着来了，“工作队”又从神圣的角色变成了“镇压群众运动”的反动路线产物。于是四清工作队也“善终正寝”了，回到单位的流哥，又马上成为了被大字报开炮的目标。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戏剧重复上演着。单位里权力欲望强者，以大字报为武器，对以前的当权者大造其反，并列出了要“扫地出门”的“阶级敌人”名单，要制造“红色恐怖”。可是，风向转来转去，造反者又被另一派打倒，大有“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热闹。

流哥的家庭出身和“摘帽右派”的小辫子被人抓着，如木偶般在台前台后被操纵着，也如同道具被需要的人摆弄着。当哪一派需要显示自己“阶级觉悟”的“忠诚”时，便把流哥之类的“贱民”斗争一番。不久，把“贱民”扭送关到所谓“群众专政”的“三结合”地方。

不久，“红化”又热起来了，就是把墙壁都描画出领袖的像及其各种语录，令红太阳照耀到每一个地方，“全国山河一片红”。“三结合”关着的人大都是知识文化人，能写会画的人不少，于是领导发话，要让他们去搞“红化”。流哥们，白天带着虔诚的心情去搞“红化”，晚上怀着“赎罪”的忐忑蹲班房，那真表现出“白天是人晚上是鬼”的无奈。

“探索”了十年，国家和人民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也许那是文明到来不易的考验。文明的步履确实以十年、百年来计，尽管在记忆中似乎是“弹指一挥间”。

对右派的全面平反，得益于1978年5月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发表。流哥到45岁时才彻底卸下政治包袱，20年青春岁月的流放，使他们许多当年的单身汉只能寻找寡妇成家，以求得后代。至于文化、兴趣、追求的共同和谐，已是远去的理想奢谈，日后家庭生活如何，已是各人只有自己才能体味的事情。

历史潮流的前进使人们来不及回头咀嚼曾经的甜酸苦辣，当退休而能停下来回眸人生的轨迹时，便感叹和惊讶那岁月是怎么熬过来的。

那年月只能埋葬理想，剩下考虑“活着”了。如今，年迈的流哥希望用回忆浇灌曾经埋葬的理想，让它能在后人心中发芽成长。

它能否成活？盼望吧！

【作者简介】大帅铁哥：讲课、码字为职业生涯。文中喜欢撒一把心理学的盐以增加味道。一枚园地耕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