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生下来,体质就弱,生病是常有的事。因为病,我还在一个古怪的地方由一个古怪的人做了一次古怪的手术
五岁那年,父亲带我去咸宁城关“挑甘蒺”。二十里路,我走不动了,父亲就背,父亲背不动了,我接着走,如此背背走走,爷俩还算合作愉快。中午吃饭的时候,终于到了城关。我们进了一家铁匠铺,父亲和正在炉边打镰刀、浑身黑灰的师傅说了两句什么,师傅便放下手上活计,让我们在靠墙的竹椅上坐下。他双手在腰间的布围裙上擦擦,随即拉过一个工具箱,从下面的屉子里取出两根棉签,一条带尖角的玻璃渣,吩咐父亲从旁把我抱紧。他则拖把椅子坐拢来,将我的两条小腿放在他的两大腿中间死死夹住,然后叫我把左手伸出,在掌心距食指和中指1厘米处,在我的大哭声中,他将玻璃渣刺了进去,再在伤口周围挤了两下,不是血,而是一坨白色象虫卵样的东西。铁匠师傅又从那屉子里取出把镊子,将那坨东西弄干净,最后在伤口上撒了些消炎粉,用纱布缠了几道,打个结。这种通身的恐惧,钻心的疼痛,跟着又来了一次——右手也得挑。半个小时光景,在我的哼哼叽叽声中,我们跨出了铁铺的门槛。“挑甘蒺”有什么根据,不得而知,现在没有人做了,可我真的看到了那“虫卵”样的东西。半月后,伤口愈合了。我依然挑食,依然瘦小。
害得最多是那种俗称“打摆子”的病。多少次我都记不清了,这种病大多无夺命之忧,可一旦找上门来,那是不得了的不得了。它让你发冷,冷得加盖几床棉被还是通体颤抖不已,牙齿完全控制不住的上下敲击,如同激情中的架子鼓,感觉真的在“冰窟里卧”;跟着又让你发让热,热得遍身大汗淋漓,几条毛巾轮番都擦止不住,实在是“蒸笼里坐”。整个病程这种折磨不是一次,而是反复多次!待病退去,人已摧残得精绝神疲,憔悴不堪,恍如隔世了。以后我不止一次的想,那种由蚊子带给寄生在血液里的“疟原虫”,能在人体里制造出温差如此悬殊的生态环境,引发那么巨大的生化反应,倘若把它引进到工农业生产,科学实验,军工研制等领域,该会诱发多么`广阔的前景,又该蕴藏多么巨大的商机呵。
六岁时,遭遇可怕的麻疹。弟弟是首发,在他高烧不退自家法子用尽后,父亲请来程益桥的吴大夫。吴虽说是乡村医生,但对一般常见病多发病还是判的八九不离十。他打完针,给了药,拿过钱之后,嘱咐要把孩子们隔离,避免传染。要求自然合理,可办不到。能办的是母亲给我和姐姐手工各做了一个口罩。没有棉纱,就用两块蓝布,中间铺上一层棉花——是从旧垫絮上扯下来的。我们戴着出去玩,形象竟然很酷,小伙伴先是羡慕不已,接着纷纷仿效。到底几天后我和姐姐都病倒了。40度的持续高烧,让人如云里雾里,轻飘飘的。吴大夫来了,当然是打针,是我最怕的直接往屁股上硬扎的青霉素,只要看见他把针筒扬起,我就下意识的发抖。那个时候,人什么都不想吃,干瘪瘪的,瘦筋筋的,虚弱得如同一盏油快熬尽的灯,多么需要补进生理盐水、葡萄糖之类,可没有。说来还真不好意思,到我知道还有打“吊针”这一搞法时,都是十好几年之后的事了。
生病的日子里,父亲为了安慰病员,往往会发给我们分子钱、角子钱甚至块子钱。病情越重,病程越长,所获越丰。我有一回,零的整的加起来居然有两块之多。遗憾的是,不管是谁,待病稍好,钱又得“完璧归赵”。有学问的父亲为此还专门给我们讲了这个成语的典故和含义。不过大人也并不总是来虚的,买颗颗糖给病中的我们所带来的心灵抚慰是相当强烈的。对今天而言,那颗颗糖也太便宜了,1分钱1颗,而且是用很绚丽的彩纸包装的,是孩子就都挡不住那种诱惑。没有病的自然没得吃,眼巴巴地看着对方津津有味地把颗颗糖含在嘴里来回吮着,那甜香弥漫在空气里,越发让看的人垂涎欲滴。有时,病者被看的不好意思,更多的是为了还上次欠的人情,把糖吃了多半再吐出来送给对方享用,甚至分一整颗给对方,让对方感激得不知道说什么好。
有个故事,我不止一次跟膝前的儿孙提起。那年刚入夏,都还穿着夹衣,4岁的弟弟病了,怏怏的什么都不想吃,有气无力的靠在堂屋中的椅子上。母亲坐在旁边,看了他好大一会,对我说:去程益桥买1角钱的糖来。我接过她手中的钱,兴冲冲地上了路。糖一共10颗,圆柱形,长约1寸。我1颗颗地把它们放进口袋。返回的时候,我边走边放慢了脚步——口袋里的糖一个劲地叫唤:“吃呀,你吃呀。”我抗拒着:“不行。这是给弟弟的,他病了。”“你少吃一点,就一点。”“不。妈妈要打我的。”这样僵持着。末后,我到底想出了一个法子。我把糖纸小心剥开,再将糖放进嘴了轻轻咬下一角,然后重新包好。糖真的蛮甜,感觉比如今的糖甜好多倍。可惜一小角吮一小会就没了。于是忍不住又剥开了第二颗。到第五颗的时候,看看动过手术的糖与未动手术的糖很不一样,便干脆一做到底。等我把第十颗的一角咬下,包好,我才发现10颗咬的并不是口口均匀,包装也不得法,结果10颗糖歪头扭脑,与买到手时完全两样。办法还在想的时候,到家门口了。我尽量装作无事的样子把糖交给正在等着的母亲,“1分钱1颗,1共10颗。”我说。她剥开了1颗,递给弟弟,又剥开1颗,再剥开第3颗,“怎么回事?”母亲盯着我问。我低下头,声音连自己都听不清楚:“他们说是老鼠咬的。”——当时我确确实实是这么回答的!对于如此愚蠢的解释,母亲没有作声,更没有动手。我慢慢抬起头来,看见她眼里的神情不是气忿,是酸楚。
【作者简介】周永威 ,1947年生 ,湖北咸宁人,1965年入武汉外语专科学校学习;68年底毕业到部队洪湖军垦农场接受再教育。70年分配到湖北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从事教育工作,在大山里的讲台上授课40年直至退休。著有长篇回忆录《文革十年我造反》,长篇小说《生死劳改队》《小姨半个妻》等。一枚园地耕耘者。一枚园地耕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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