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生下来，体质就弱，生病是常有的事。因为病，我还在一个古怪的地方由一个古怪的人做了一次古怪的手术
五岁那年，父亲带我去咸宁城关“挑甘蒺”。二十里路，我走不动了，父亲就背，父亲背不动了，我接着走，如此背背走走，爷俩还算合作愉快。中午吃饭的时候，终于到了城关。我们进了一家铁匠铺，父亲和正在炉边打镰刀、浑身黑灰的师傅说了两句什么，师傅便放下手上活计，让我们在靠墙的竹椅上坐下。他双手在腰间的布围裙上擦擦，随即拉过一个工具箱，从下面的屉子里取出两根棉签，一条带尖角的玻璃渣，吩咐父亲从旁把我抱紧。他则拖把椅子坐拢来，将我的两条小腿放在他的两大腿中间死死夹住，然后叫我把左手伸出，在掌心距食指和中指1厘米处，在我的大哭声中，他将玻璃渣刺了进去，再在伤口周围挤了两下，不是血，而是一坨白色象虫卵样的东西。铁匠师傅又从那屉子里取出把镊子，将那坨东西弄干净，最后在伤口上撒了些消炎粉，用纱布缠了几道，打个结。这种通身的恐惧，钻心的疼痛，跟着又来了一次——右手也得挑。半个小时光景，在我的哼哼叽叽声中，我们跨出了铁铺的门槛。“挑甘蒺”有什么根据，不得而知，现在没有人做了，可我真的看到了那“虫卵”样的东西。半月后，伤口愈合了。我依然挑食，依然瘦小。
害得最多是那种俗称“打摆子”的病。多少次我都记不清了，这种病大多无夺命之忧，可一旦找上门来，那是不得了的不得了。它让你发冷，冷得加盖几床棉被还是通体颤抖不已，牙齿完全控制不住的上下敲击，如同激情中的架子鼓，感觉真的在“冰窟里卧”；跟着又让你发让热，热得遍身大汗淋漓，几条毛巾轮番都擦止不住，实在是“蒸笼里坐”。整个病程这种折磨不是一次，而是反复多次！待病退去，人已摧残得精绝神疲，憔悴不堪，恍如隔世了。以后我不止一次的想，那种由蚊子带给寄生在血液里的“疟原虫”，能在人体里制造出温差如此悬殊的生态环境，引发那么巨大的生化反应，倘若把它引进到工农业生产，科学实验，军工研制等领域，该会诱发多么`广阔的前景，又该蕴藏多么巨大的商机呵。
六岁时，遭遇可怕的麻疹。弟弟是首发，在他高烧不退自家法子用尽后，父亲请来程益桥的吴大夫。吴虽说是乡村医生，但对一般常见病多发病还是判的八九不离十。他打完针，给了药，拿过钱之后，嘱咐要把孩子们隔离，避免传染。要求自然合理，可办不到。能办的是母亲给我和姐姐手工各做了一个口罩。没有棉纱，就用两块蓝布，中间铺上一层棉花——是从旧垫絮上扯下来的。我们戴着出去玩，形象竟然很酷，小伙伴先是羡慕不已，接着纷纷仿效。到底几天后我和姐姐都病倒了。40度的持续高烧，让人如云里雾里，轻飘飘的。吴大夫来了，当然是打针，是我最怕的直接往屁股上硬扎的青霉素，只要看见他把针筒扬起，我就下意识的发抖。那个时候，人什么都不想吃，干瘪瘪的，瘦筋筋的，虚弱得如同一盏油快熬尽的灯，多么需要补进生理盐水、葡萄糖之类，可没有。说来还真不好意思，到我知道还有打“吊针”这一搞法时，都是十好几年之后的事了。
生病的日子里，父亲为了安慰病员，往往会发给我们分子钱、角子钱甚至块子钱。病情越重，病程越长，所获越丰。我有一回，零的整的加起来居然有两块之多。遗憾的是，不管是谁，待病稍好，钱又得“完璧归赵”。有学问的父亲为此还专门给我们讲了这个成语的典故和含义。不过大人也并不总是来虚的，买颗颗糖给病中的我们所带来的心灵抚慰是相当强烈的。对今天而言，那颗颗糖也太便宜了，１分钱１颗，而且是用很绚丽的彩纸包装的，是孩子就都挡不住那种诱惑。没有病的自然没得吃，眼巴巴地看着对方津津有味地把颗颗糖含在嘴里来回吮着，那甜香弥漫在空气里，越发让看的人垂涎欲滴。有时，病者被看的不好意思，更多的是为了还上次欠的人情，把糖吃了多半再吐出来送给对方享用，甚至分一整颗给对方，让对方感激得不知道说什么好。
有个故事，我不止一次跟膝前的儿孙提起。那年刚入夏，都还穿着夹衣，4岁的弟弟病了，怏怏的什么都不想吃，有气无力的靠在堂屋中的椅子上。母亲坐在旁边，看了他好大一会，对我说：去程益桥买1角钱的糖来。我接过她手中的钱，兴冲冲地上了路。糖一共10颗，圆柱形，长约1寸。我1颗颗地把它们放进口袋。返回的时候，我边走边放慢了脚步——口袋里的糖一个劲地叫唤：“吃呀，你吃呀。”我抗拒着：“不行。这是给弟弟的，他病了。”“你少吃一点，就一点。”“不。妈妈要打我的。”这样僵持着。末后，我到底想出了一个法子。我把糖纸小心剥开，再将糖放进嘴了轻轻咬下一角，然后重新包好。糖真的蛮甜，感觉比如今的糖甜好多倍。可惜一小角吮一小会就没了。于是忍不住又剥开了第二颗。到第五颗的时候，看看动过手术的糖与未动手术的糖很不一样，便干脆一做到底。等我把第十颗的一角咬下，包好，我才发现10颗咬的并不是口口均匀，包装也不得法，结果10颗糖歪头扭脑，与买到手时完全两样。办法还在想的时候，到家门口了。我尽量装作无事的样子把糖交给正在等着的母亲，“1分钱1颗，1共10颗。”我说。她剥开了1颗，递给弟弟，又剥开1颗，再剥开第3颗，“怎么回事？”母亲盯着我问。我低下头，声音连自己都听不清楚：“他们说是老鼠咬的。”——当时我确确实实是这么回答的！对于如此愚蠢的解释，母亲没有作声，更没有动手。我慢慢抬起头来，看见她眼里的神情不是气忿，是酸楚。
【作者简介】周永威 ，1947年生 ，湖北咸宁人，1965年入武汉外语专科学校学习；68年底毕业到部队洪湖军垦农场接受再教育。70年分配到湖北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从事教育工作，在大山里的讲台上授课40年直至退休。著有长篇回忆录《文革十年我造反》，长篇小说《生死劳改队》《小姨半个妻》等。一枚园地耕耘者。一枚园地耕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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