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良川 | 青年马克思政治批判的哲学叙事——《〈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再考察

内容提要：青年马克思对法哲学的批判是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青年马克思的政治批判，直指作为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哲学之现实性、实践性与超越性，不仅为其解决物质利益的困惑找到了正确的道路，而且明确表达了对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哲学之全新看法。青年马克思以“高卢雄鸡”来表征哲学与时代互动的方式，使哲学在“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中真正“为历史服务”，并真实地“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

关键词：青年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政治批判；哲学时代

面对时代的狂飙，青年马克思对表征时代精神的哲学进行了深刻的探讨，特别是经历了《莱茵报》时期物质利益的困惑，马克思更直接进入了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一方面，马克思以法哲学为直接对象对当时的普鲁士社会政治现实进行批判，揭露黑格尔用法哲学来彰显逻辑学、用政治事实来证明逻辑的抽象哲学理想；另一方面，马克思对法哲学的政治批判直接指向了哲学的真实对象、理论本质和时代任务。青年马克思的政治批判事实上是马克思理解哲学本质、表明哲学立场、推进哲学观念变革的重要思想事件。

只有真正表征时代精神的哲学，才能全面破除“幻象、观念、教条和臆想的存在物的枷锁”[1]（P509），从而使人得以解放。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哲学不应该像黑格尔所言，是“密纳发的猫头鹰要等黄昏到来，才会起飞”[2]（P16），而应该以“高卢雄鸡的高鸣来宣布”[3]（P214）新时代的降临并从根本上唤醒与引领时代。黑格尔虽然“为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3]（P316），但他不可能真正深入到历史之中，更不可能真正对政治进行彻底的批判。因此，马克思“联系副本即联系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来进行的”[3]（P200）政治批判，既是指向德国的现状的政治批判，更是指向理解哲学时代任务、理论特质与历史指向的批判。由此看来，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青年马克思呈现的政治批判，既是力图通过副本批判而指向原本的批判，又是奠定“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1]（P544）的唯物主义立场的批判，还是到“黑格尔所那样蔑视的‘市民社会’中去寻找”[4]（P409）理解人类历史发展过程钥匙的批判，更是变革哲学观念，使之既“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3]（P200）、又“消灭无产阶级”[3]（P214）和“把哲学变成现实”[3]（P214）的批判。即，青年马克思的政治批判，不是对政治现实的形而上学否定，而是对政治非现实性的批判与揭示。青年马克思的政治批判蕴涵着从副本到原本的哲学回归、寻求人类解放和实现哲学的叙事逻辑，是青年马克思经典政治批判转向政治经济批判必然性的印证，是其在“哲学正在世界化，而世界正在哲学化”[5]（P220）的语境中推动哲学成为“文化的活的灵魂”[5]（P220）的努力，也是马克思以自己的思想实践留给我们创新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智慧。

一、政治批判的此岸性与哲学的现实性

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只有发现人间的真理并“改变世界”[1]（P506），才能“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5]（P220）因此，哲学从天国回到人间，既是理解人间现实所必须，又是超越“哲学英雄们”[1]（P509）解释世界逻辑之必然，更是使哲学真正成为现代哲学的开始。因为作为世界观的哲学，观的是世界，“表达的却是对人自己的观点”[6]（P43），而“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7]（P199）所以，面对德国基本早已结束的宗教批判，青年马克思回到政治批判的场域来剖析宗教的本质，既是从人的世界来看人的存在，又是深入哲学的本质来寻求哲学回归现实之路。在青年马克思看来，“微弱哲学色彩的回声”[8]（P412）不能真正切入改变现实的历史任务，所以他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分析来解决自己“苦恼的疑问”[8]（P412），并得出哲学回到现实的路径——“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8]（P412）

青年马克思

（一）颠倒“颠倒的世界”对宗教彼岸性的批判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导言》）中，马克思完成了对黑格尔国家哲学的批判，使他认识到，通过哲学地再颠倒“颠倒的世界”[3]（P199），就能够以政治生活的此岸性继承与超越费尔巴哈宗教批判的成果。这既是马克思在《导言》中肯定“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3]（P199）的原因，也是马克思提出“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3]（P200）这一判断的根据。在《导言》中，马克思对宗教的本质、功能、根源和方法等的揭示与批判，一方面是以人本学唯物主义继承了费尔巴哈又超越了费尔巴哈，全面解构了宗教的彼岸性；另一方面则在重新思考哲学任务的前提下，从人的处境、需要和思维等维度建构了批判宗教的现实维度。

“颠倒的世界”产生了颠倒的意识，人们“只去寻找他自身的映象，只去寻找非人了。”[3]（P199）因此，面对宗教在世间声誉扫地的现实，最为迫切的任务之一就是使被颠倒的社会再次颠倒过来，这既需要深入理解宗教的本质，又需要对此岸的政治生活进行深刻的哲学批判。即使我们延续费尔巴哈从人的本质来批判宗教的逻辑，也必须指向人本身，而“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3]（P199）

宗教的道德约束与精神慰藉被异化成麻痹精神和维护政治的“精神鸦片”，必须在政治的此岸性中被深刻批判。青年马克思相信，进入现代历史阶段，宗教异化的根源不在于宗教本身，而在于依赖和求助宗教所维护的稳定的政治之中。因为宗教“唯灵论的荣誉问题［Point－d’honneur］”[3]（P199）与当时欧洲政治生活的双重性具有逻辑同构性，它构造了“以宗教为精神抚慰的那个世界”[3]（P200）的道德性、神圣性与永恒性。因此，如何在此岸的政治而非彼岸的宗教中直面人的现实苦难，才是哲学批判要真诚面对问题的方式。

费尔巴哈

“美好天国”遮蔽“苦难的尘世”和“虚幻幸福”取代“现实幸福”，既是宗教的一般逻辑，又是政治颠倒现实的方式。因此，必须以政治批判的此岸性来全面揭示宗教产生的根源。即使是号称国家哲学的法哲学，也“只凭虚构的方式满足整个的人。”[3]（P207）以政治批判的此岸性来批判宗教，一方面能够真正把宗教的问题还原为人的问题，这是青年马克思对费尔巴哈新感性哲学的真正的承继；另一方面则能够在现实性中真正呈现哲学的批判力与解构力，彻底地颠倒“颠倒的世界”，这是青年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哲学的根本超越。马克思相信，基于政治此岸性的宗教批判不是对宗教的形而上学反对，而是能够“使人不抱幻想，使人能够作为不抱幻想而具有理智的人来思考，来行动，来建立自己的现实；使他能够围绕着自身和自己现实的太阳转动。”[3]（P200）

用“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1]（P500）具体地批判宗教，意味着只有这样的政治批判才能真正完成对宗教的批判，这是使现实性重返哲学本身的路径与方式。现代历史已经在事实上完成了对世界的颠倒，但是德国古典哲学、费尔巴哈哲学、青年黑格尔派和老年黑格尔派的哲学虽然对宗教进行了逻辑自洽、学理完备和论证完整的批判，但是他们要么是在体系中闷死了鲜活的思想，要么是直接嫁接感性，要么是抽象的呐喊和形而上学地否定宗教，而没有真正直面和剖析云霄中固定的“独立王国”[1]（P500）。这样的哲学只是在理论的观点和内容、结构和方式、功能和意义等方面进行了有限的推进，颠倒世界的现实并没有进入到哲学的现实之中。因此，必须对哲学进行全新的概括与界定。

马克思提出了赋予哲学现实性的重要判断，“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3]（P200）一方面，历史的发展使现实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哲学如何将人存在逻辑变化的事实内化于哲学思考之中，这无论对于宗教批判而言、还是政治批判而言，都是根本性的问题；另一方面，哲学如何以及以何来内化现实，既是时代之事又是哲学之事，更是关系历史发展的根本。

（二）以哲学的现实性深入批判政治

政治的彼岸性蕴涵着政治的根本秘密。政治批判就是要以哲学的方式来进行，这既使政治的活动逻辑成为政治的规定性，又使政治本身的抽象性在批判中全面袪魅，更使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哲学进入现实之中。通过对德国哲学的深入研究，青年马克思认识到，德国哲学“爱好宁静孤寂，追求体系的完满，喜欢冷静的自我审视”[5]（P219）。因此，要使哲学能够真正刻画现实的本质、表达人们的观念和时代的特征，就需要通过自己的方式把人民“自己的时代”“人民的产物”“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都汇集在哲学思想里。”[5]（PP.219—220）

哲学不是内部隐秘活动的抽象，而是应该反应敏捷地纵论实事，只有双脚立地的哲学才能真正让人们听到时代的声音。现代历史是一个由资本定义的时代，只有“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3]（P200），才能真正使副本批判回归到原本批判。这是对揭露和超越“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的哲学路径的昭示。哲学若要能够否定现实的非合理性，就不能采取“否定的方式”[3]（P200），因为后者只能导致“时代错乱”[3]（P200）。哲学唯有进入政治之中，和政治“敷粉的发辫”[3]（P201）深入地打交道，才能真正判定政治到底是与时代同行，还是背离于时代。因此，当哲学深入尘世的状态、法的本质和政治的实质的时候，一方面使马克思清晰地看到德国政治的自夸，清晰地看到德国革命的复辟与德国国家哲学之间的关联性；另一方面也使马克思对政治现实作出了准确的哲学判断，德国国家哲学承诺的自由只有“在自由被埋葬的那一天”[3]（P201）才会获得。青年马克思正是基于现实的非现实性和政治悖反的哲学批判，真正判定了德国政治的方位，同时也印证了哲学的现实性之于政治批判的意义与价值。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002年版，第200页

以杜撰原则解释政治的法哲学，不能真正透视政治的本质，更不能赋予哲学批判现实性。在对德国政治的批判中，青年马克思发现，无论是历史法学派的法哲学[9]，还是“德国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都“与正式的当代现实保持在同等水平上”[3]（P205）。无论是通过杜撰历史来掩盖德国的“夏洛克”本质，还是到条顿森林中去寻求德国的自由血统，其本质都是要解释德国现存的政治，而非推进德国政治的发展。因此，哲学作为武器，只有以愤怒的情感和揭露的方式切入对政治现实的批判，才能够真正“向德国制度开火”[3]（P202），并消灭非现实的现实政治，才能明了对象本质的现实性的哲学，鄙视以杜撰原则解释的政治现实。只有表征现实性的哲学，才能够具体“描述各个社会领域”“描述普遍无所事事”“描述既表现为自大又表现为自卑的狭隘性”[3]（P202），并揭示“以政府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卑劣事物。”[3]（P202）哲学用搏斗式的批判给予政治最深重的打击在于：其能够以批判的方式对“社会的羞耻部分［partie honteuse］加以描述”，“让受现实压迫的人意识到压迫”，从而“实现德国人民的不可抗拒的要求”[3]（P203）。显然，一旦哲学获得了真正的现实性，其必然会进入到人的内心，成为巨大的精神力量、激发强大的实践动力。所以，虽然青年马克思在此批判的是德国的现实，但是却借此表达了对哲学现实性的根本肯定。

政治批判唯有提高到“真正的人”[3]（P204）的高度，进入到“工业以至于整个财富领域”[3]（P204），才能使哲学超越狭隘的解释逻辑，获得真正的现实性。针对德国政治的悲喜剧，青年马克思不仅批判性地分析了德国的政治传统，而且历史性地面对现实德国政治发展的逻辑，更是哲学地批判了德国现实政治的成因，锚定了政治批判的哲学叙事逻辑。思想只有真正指向于现实性本身，才能既辩证地剖析德国的政治，又明晰德国的思想状态。

在马克思看来，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国家哲学不能直面现代经济活动是人第一存在活动的事实，也就不能如同英法一样以政治经济学的具体性来面对社会问题。所以，德国产生事实与观念的倒挂，“只是补习操练陈旧的历史。”[3]（P205）这样，陈旧的哲学依然是、也只能是在重述抽象构建的理念，而非直面现实的存在。这在德国的发展没有超出德国政治的事实中已获得了充分证明。因此，只有以哲学的现实性深入批判政治，而不是在抽象哲学的玄想中转圈，才能真正使思想回到现实，使哲学成为表述现实存在、表达现实判断、表征现实本质的时代精神。

二、消灭哲学的必要性与哲学的实践性

青年马克思从作为副本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的批判中发现，“德国的哲学是德国历史在观念上的延续”[3]（P205）。因此，要批判“观念历史的遗著［oeuvres posthumes］——哲学”[3]（P205），一方面就是要以政治批判的方式赋予哲学现实性；另一方面，哲学必须在批判抽象制度的前提下寻求使人的未来不再局限于直接否定现实的国家和法，也不能局限于观念的直接实现，而是要超越“德国的实践政治派要求对哲学的否定”[3]（P206）。这既把哲学真正归入德国的现实，真实揭示当时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为什么不能真正为德国的现代实践服务，又从根本上消灭不表征“德国人民现实的生活”[3]（P206）之哲学，以重建哲学实践性的方式“使哲学成为现实”，“消灭哲学”[3]（P206）。这一观念的形成，不仅使青年马克思的政治批判深刻而具体，并且也影响了他对哲学本质的一般判断。比如，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他明确提出人思维的客观真理性“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1]（P500）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两页手稿

（一）以“重返”现实的方式“消灭哲学”

德国实践政治派提出，“不消灭哲学，就能够使哲学成为现实。”[3]（P206）然而，这一观念并没有超越德国批判的一般特征——“都没有离开过哲学的基地。”[1]（P514）青年马克思在政治批判中发现，德国国家哲学和法哲学表达德国的传统、德国的立场和德国的政治，并以此讥笑拿破仑“马背上的绝对精神”，但是却没有也不可能真正表征时代精神，更不可能解决德国的现代化并引领人类发展。因此，只有超越“德国只是用抽象的思维活动伴随现代各国的发展，而没有积极参加这种发展的实际斗争”[3]（P209）的现实，将国家现实的需要纳入哲学并成为哲学的内在规定，才有可能真正消灭表征落后现实的抽象哲学本身。

对于“哲学的民族”，嘟嘟囔囔地否定哲学只是理论上的敷衍，必须在民族的现实中来审视哲学本身。与思辨地构造现实不同，青年马克思已明确意识到社会与政治和哲学的联动关系，而当实践政治派延续德国抽象思辨的观念来粗鄙地借用现实的时候，只能是“陈腐的气话”[3]（P206）。只有现实才能使批判在批判时既对敌手又对自己本身采取批判的态度。

现实既是思想与观念生成的语境，又是哲学规范与引领的对象，对现实的非现实性的揭露和对非现实的现实性表征，是哲学之为时代精华的根本规定性。因此，如果现实能够真正重返哲学，就能够在“对迄今为止的哲学的否定、对作为哲学的哲学的否定”[3]（P206）中，使批判不停留于批判要求、不表现为抽象解释、不呈现为直观否定。对哲学的批判只有触及现实，并能推动现实的发展、推进人类的解放，这才是真诚面对哲学的方式，才是深刻推进哲学批判的路径。

马克思从德国哲学现实缺位的思辨性提出，“只有用一个办法即实践才能解决的那些课题。”[3]（P207）思辨的哲学体系达到了抽象哲学的巅峰，这也是德国的传统。如果不再从现实的实践出发，以哲学思辨地解释世界，在政治批判中就不能够对国家哲学和法哲学相关联的现实进行批判，也不能够对德国的政治意识和法的意识形态的形式性和形而上学进行根本否定。现实的此岸世界与抽象思维的统一（这也是恩格斯“哲学基本问题”所指的核心问题）才能以政治的方式表达“理论上的良心”[3]（P207），在哲学上避免以虚构来满足“整个的人”[3]（P207），在发展上超越德国国家学说的“现代国家的未完成”[3]（P207）。

黑格尔

从青年马克思政治批判中可以看到，德国哲学现实缺位显然不仅是思辨哲学的抽象理论形态之事，而且是关系到旧哲学维护的世界本身之事。因此，唯有颠倒黑格尔哲学以现实来反映、印证和补充作为世界本身的哲学，使现实存在和现实实践成为哲学的规定性，哲学才有可能“实现有原则高度的［à la hauteur des principes］实践”，“达到人的高度的革命”[3]（P207）。

现实是真正的理性，哲学必须超越理解的抽象理性，以现实的具体理性消灭哲学的抽象性和形而上学。从政治批判的整体性看，超越抽象的政治理性就是要使政治重回现实本身，这是青年马克思“物质困惑”的解决之道；从哲学生成的过程看，只有超越解释逻辑的观念与逻辑，在形而上层面使现实问题理论化观念化，才能真正超越黑格尔“哲学的任务在于理解存在的东西”[2]（P14）的哲学观；从无产阶级统一“头脑”与“心脏”的具体性看，哲学只有根植于现实才能发现最现实的问题而祛除事后观之的“智慧”，成为改变现实与创造现实世界的观念与方法。虽然从政治批判的直接性而言，消灭哲学就是从政治理论、政治逻辑和政治存在上推翻现存统治，但是面对时代的根本变革就必须要从根本上使现实性植入哲学之中。这应该是青年马克思在人生重要时刻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根本原因。在哲学观念上肯定与实现现实，既是消灭与旧制度相联系的旧哲学的根本途径，又是开创全新哲学主题、表达哲学力量的方式。所以，马克思既寻求哲学主体，又追求哲学观念，全面批判“德国人那种置现实的人于不顾的关于现代国家的思想”[3]（P207），通过哲学的实践来实现哲学。

（二）以哲学实践的路径“实现哲学”

哲学一旦与现实一致起来，就会成为改变现实的力量。早在写博士论文的时候，马克思就认为哲学应该使人“在自身中变得自由的理论精神成为实践力量，……面向那存在于理论精神之外的尘世的现实”[5]（P75），而且“哲学的实践本身是理论的。”[5]（P75）经由现实的洗礼，在深入德国政治批判的时候，青年马克思更是发现，彻底“抓住事物的根本”[3]（P207）的哲学，既能够成为批判的武器而摧毁物质的力量，也能够全面彻底地将政治批判进行到底。这既是当时解决德意志民族现代化的主要途径，也是青年马克思先是崇拜、然后对其不满、最后彻底批判青年黑格尔的原因。同时，这也使马克思打开全新的理论视野表达崇高的政治理想，站在无产阶级自由与解放的层面来思考“实现哲学”的问题。

马克思博士论文封面

实践是真正拓展哲学特质、扩展德国视域的前提与方式，也是消灭德国国家哲学和法哲学，使哲学真正回归人本身的方式。面对以自己的活动来规定生成自己本性、对象化自我本质的现代人，青年马克思认为必须从德国既有哲学传统来生成现代哲学的方式。他提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3]（P207）哲学只有被人实践，其解释的面相、抽象的特质、与时代脱离的形而上学等问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无论是哲学还是哲学家都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5]（P219），这从根本上决定了哲学本质上就是实践的。德国哲学本身以“坚决积极废除宗教”[3]（P207）的实践也证明了德国理论的彻底性。德国理论的传统虽然正确地提出了问题，但是其实践本身并没有直面“消极的、精神空虚的、非历史的、物质的因素”[1]（P293），没有重视“有限的、粗野的、鲁莽的、僵死的和无机的”[1]（P297）群众，不是现实活动的实践，而是哲学家头脑中的实践。因此，面对“彻底的德国革命”[3]（P209），“从哲学家的头脑开始”的革命就不是简单表达对哲学观点的否定，而是要在变革物质基础的实践中推动哲学的根本变革，使德国哲学的实践性得以发挥，并与时代的实践一致起来。

“确立此岸的真理”是哲学实践“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自我异化的方式，这是从根本上推进政治批判。青年马克思面对思想与现实的脱节，在政治批判中提出了哲学的根本目标，这既是对“被动因素”和“物质基础”[3]（P209）的肯认，又是对理论与政治国家关系的重新思考。它不仅意味着政治批判的紧迫性和必要性，而且意味着哲学本身的变革之于政治本身更加紧迫和必要。于是，马克思作出这样的判断，“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3]（P209）也就是说，只有显现哲学的实践性才能真正推进现实实践的发展，而现实实践必须哲学化才能够在思想中自觉推进时代化。这一方面是德国哲学和法哲学留给德国人的梦想，另一方面又是现代哲学发展与变革的必然。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之后的《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更是明确地指出，“思想本身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思想要得到实现，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1]（P320）显然，马克思并不是要否定哲学，而是要否定表征旧世界秩序的哲学。而这就需要做两个方面的工作：第一，哲学地确定被政治地作为映现观点的现实之现实性，为实践真正奠基；第二，让人真实地理解现实的处境与存在状态，建构起理解自己的哲学观念和思想体系，确立起能够真实地与世界打交道的实践主体。因此，通过哲学实践消灭哲学本身，是奠定“彻底需要的革命”[3]（P209）的前提和基础。

《神圣家族》扉页

哲学应该以实践的方式重置哲学任务，以现代的哲学思维批判“旧制度的野蛮缺陷”[3]（P209）与现代政治领域的文明缺陷，从而真正实现哲学。把哲学实践与政治批判交织在一起，是青年马克思哲学工作和政治批判的重要方式。他在博士论文中这样讲，他对赫拉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等的研究“与其说出于哲学的兴趣，不如说出于［政治的］兴趣”[10]（P527）。面对德国不能和现代各国一同登上时代的航船这一现状，他曾这样表达过自己的忧虑，“甚至它在理论上已经超越的阶梯，它在实践上却还没有达到。”[3]（P209）这一表达蕴涵两层深意：第一，思辨哲学的观念超越，并不能真正完成现实实践需要，只有哲学的实践超越，才能解决德国政治的根本问题，这可以从马克思在《导言》中对德国各邦政府政治的分析中得到确证；第二，现代解决政治问题、实现政治变革的哲学实践，一定是以人民的名义的现实的社会实践，而非打扮得光怪陆离的“政治的、审美的饕餮”[3]（P210）。政治批判的直接目的就是指向政治解放，而政治解放的前提就是通过哲学实践“消灭哲学”，既为哲学获得现实奠定了坚实的存在根基，又使哲学真正服务于现实的人民。所以，政治批判必然超越政治解放而直指人类解放。

三、人类解放的可能性与哲学的超越性

自由与解放是现代政治的核心问题，也是现代哲学的重要议题。自康德政治哲学确立了自由政治个人、黑格尔以私有财产论证了政治自由之后，解放的一般路径就是以政权的方式来保障自由、权利和平等。但是，固守传统哲学并没有真正解决现代人的解放问题。“当诸侯同君王斗争，官僚同贵族斗争，资产者同所有这些人斗争的时候，无产者已经开始了反对资产者的斗争。”[3]（P212）面对这样的政治语境，青年马克思认识到政治解放的局限性，并开始探索人类解放的可能性。

现代历史一开始就是世界历史，所以当青年马克思展开他的政治批判的时候就必然面对两个重要问题：第一，既然宗教批判是一切批判的前提，为什么完成宗教批判的德国哲学没能解决德国人的解放问题？第二，以何种样态的政治批判与哲学分析才能真正解决“德国人的解放等同于人的解放”[11]？显然，这两个问题都指向哲学形态的变革问题。因此，《导言》以政治批判的方式从内容和形式上给出的人类解放的可能性本身就蕴涵着青年马克思对哲学超越性的探讨。马克思把哲学比喻成“高卢雄鸡”来呼应“时代精神的精华”就是最好例证。

（一）“因循守旧”只能引发“部分的纯政治革命”

黑格尔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试图确证“现代社会的制度——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实现了现代世界中人的自由”[12]（P422），从而使之成为普鲁士的国家哲学，并从实践上指导德国的宗教批判。但是这又导致德国一直以抽象本质来思考解放的思想逻辑，没有在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解剖市民社会的方法与逻辑。所以，因循守旧的德国政治解放就没有“摧毁当代政治的普遍障碍”，“不可能摧毁德国特有的障碍”[3]（P210）。因循守旧的“政治理想主义者”抽象的普遍主义，不能深入市民社会的“部分解放”，无论是法国的经验，还是德国的现实，都证明是“部分的纯政治的革命，毫不触犯大厦支柱的革命”[3]（P210）。显然，理论生活与现实生活的错乱导致德国彻底解放可能性的封闭，这就必然需要超越当时德国的理论来真实面对德国人“自己的直接地位”、“物质需要”和“自己的锁链的强迫”[3]（PP.212—213）之于整体政治革命的辩证意义。

艾伦·伍德：《黑格尔的伦理思想》

理论生活只有超越本质主义下沉到市民社会，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彻底的革命、全人类的解放”[3]（P210）。虽然现代政治解放的直接目的是获得政治权利，但这绝非是停留于政治审美的实体权利赋予，而是真正地实现个人需要的满足。因此，解放的逻辑不能以本质主义的逻辑推演自上而下地规定和宣布，而只能通过部分解放自己达成普遍解放来获得。解放本身的权利与利益的一体性，即便是在黑格尔法哲学中，也只能以个人所有制的哲学来说明。对此，经历了法国大革命洗礼的现代人没有理由不认同。一旦因循守旧的国家哲学主导了解放的政治实践，其结果就是当时德国政治解放的乱象，“封建的和官僚的，专制的和立宪的，独裁的和民主的”[3]（P210）。因此，青年马克思只有下沉到具体的市民社会中来解决“时代错乱”的问题。市民社会中的任何一个阶级都“有普遍解放的需要和能力”[3]（P213）。

法国大革命

袪除德国国家哲学因循守旧的“高贵”，真诚地升华市民社会的要求和权利，才能超越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保守性。面对国家制度内部为贵族夺利，立法权和行政权为资产阶级牟利的市民社会的现实，如何以革命的否定性解放制度、权利和观念就是根本性的问题。这既需要从实践上凝聚起实现解放的政治力量，又需要从理论和观念上建构起面对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关系的全新思维。因此，青年马克思根据当时德国政治解放的困境和普遍解放的可能性，提出了以无产阶级的现实利益来凝聚社会利益的哲学道路。虽然这与当时黑格尔国家哲学的“高雅”大相径庭，但却是对德国现实历史无比真实的表征。当“这个阶级的要求和权利真正成了社会本身的权利和要求，它真正是社会的头脑和社会的心脏”[3]（P211）时，它就能够在真正激活辩证法的意义上解放普遍与特殊的问题，并从根本上袪除传统二分思维的普遍主义抽象性，展现现实主义的具体性。青年马克思此时之所以能够洞穿政治解放的本质，形成人类解放的意识，显然在于他本身就是以全新的哲学思维来面对“社会的一切缺陷”、“普遍不满的等级”、“整个社会中昭彰的罪恶”[3]（P211）和“特殊阶级的解放”[3]（P211）与普遍解放的内在逻辑，从现代人发展逻辑的真实性上批判了资本主义政治解放的阶级性，从无产阶级解放的历史必然性上分析了无产阶级现实解放对于社会整体解放的引领性等问题。

因循守旧必然带来政治上的软弱与怯懦，不可能以物质力量来实现革命的政治解放和人民解放。本质上讲，这体现出了当时德国国家哲学和法哲学面对利益和法国革命的态度，体现为利己主义的狭隘性，从而束缚了实现解放的力量。如果不在思想上形成勇于直面现实的观念，就不可能勇敢地宣称：“我没有任何地位，但我必须成为一切。”[3]（P211）理论的平庸必然带来政治的平庸，既没有能力处理与应对现实的政治难题，也不可能形成人类解放的政治宏愿。

那么，是什么东西才能真正激发解放的热情和革命的坚定呢？显然得以全新的理论思想面对现实人的政治生活，而且还要避免法国式的短暂激情。因此，超越黑格尔唯物主义完成市民社会的国家唯心主义哲学就是解放的前提。而且，现实历史条件已准备好了一切，无产阶级已作为现实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并勇敢地承认自己是“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有着以全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超越阶级利益、实现普遍利益的历史自觉。很显然，此时的马克思已认识到，力图从政治批判的实践中建构彻底超越的哲学观念，通过政治批判所表达出来的哲学呼吁已然是重要议题。

（二）“彻底超越”必然引领“人的完全回复”

青年马克思超越了德国哲学，直接提出了人类解放的问题，超越了传统哲学的理论思维和理论观念提出的现代哲学观念变革的问题，展开了“市民社会与国家主义的双重批判，进而确定了唯物史观及其社会政治理论的起点”[13]，让无产阶级在世界历史的现实中宣告了人类解放的可能性与“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的解体”[3]（P213），使表征时代精神的哲学与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实践一体化。显然，青年马克思的政治批判，远远超越了对德国政治苦难的解析、政治现状的反对和政治前途的探析，成为了他明晰无产阶级的政治方位、明确无产阶级的历史责任和世界观念建构的重要工作。因此，青年马克思以其政治批判的超越性表明了作为无产阶级观的现代哲学一定是面向人的自由与解放的全新哲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002年版，第213页

无产阶级是现代世界的先进政治力量，将其回复到人本身的政治批判实践，是其解放历史必然性的现实表达。青年马克思肯定地判定，无产阶级尤其是具有政治自觉和理论意识的无产阶级正是现实德国所缺少的，德国解放的可能性本身就在于无产阶级。“兴起的工业”、“人工制造的贫民”、“自然形成的贫民”[3]（P213）形成了德国无产阶级的主体，不仅主导着德国解放的进程，还消解着德国解放的狭隘性，使其与人类解放同步。无产阶级使德国思想解放与法国政治革命的真正联姻，“抓住事物的根本”[3]（P207），克服了“人是人的最高本质”的逻辑。费尔巴哈就把德国观念论的原则比喻成使事物成立的头脑，把法国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比作使事物运动的心情。不过，青年马克思则更看重无产阶级表征的现实事实：“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不要求享有任何特殊的权利”和“同这种制度的前提处于全面的对立”[3]（P213）。面对如果无产阶级不能解放自己则“其他一切社会领域就不能解放”[3]（P213）的历史现实，无产阶级的解放对于德国而言就是“彻底的德国革命”的前提，这对于无产阶级而言就是通过人而回复到人自身的过程。

无产阶级解放不仅是德国的解放，而且是人的解放和哲学的实现。通过分析德国的现实，马克思发现，通过市民社会的部分自我解放的普遍统治产生丧失一切的无产阶级，因此以无产阶级为主体对这种解放的再解放才可能真正实现解放本身。无产阶级的解放“只不过是揭示自己本身的存在的秘密，因为它就是这个世界制度的实际解体。”[3]（P213）而且，无产阶级的解放和宗教解放与政治解放有着根本的不同，它要求从根本上否定“私有财产”，再建社会原则。这既从根本上诘问了黑格尔国家哲学和法哲学以私有财产来确证自由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又在现实上质问了以财产占有形成的现代支配权。

当青年马克思以哲学革命与政治实践相结合的方式来批判德国的政治、分析无产阶级的解放时，“物质武器”与“精神武器”就自然地合一，政治革命的意义与哲学革命的价值就显露无遗。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明确提出，“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3]（P214）这与其说是马克思对哲学与无产阶级关系的说明，倒不如说是马克思在历史与现实分析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哲学革命的重要宣言——哲学只有在超越中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精神力量，无产阶级只有在哲学的武装下才能解放自身和全人类。

作者简介：涂良川，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文章原载于《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5期，经作者授权在本公众号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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