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锦芳 | 文本研究中的细节甄别与思想阐释——以马克思、恩格斯著述为例

内容提要：文本、文献研究如果不深入到具体细节中进行细致的辨析，很难准确、客观和到位地把握作者的原始思想；而缺乏扎实、可靠基础的任何当代性的阐发，都可能陷入虚妄。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注重其学说的现实性、实践性，我们也已经习惯于称他们为“革命导师”“无产阶级领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开创者”，但就其一生的职业和身份来说，他们也是学者、思想家和理论家，几十年间在书斋度过，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伏案工作，留下了巨大而庞杂的手稿。由于其著述表达方式的特殊性，为我们准确把握和理解其思想增添了很大的难度，为此，解读方法就显得非常重要。结合大量细节甄别，本文提出如下的原则：文本解读必须自觉抑制主体性的肆意发挥；回到西方文化传统辨析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传承和变革；从貌似矛盾和对立的表述中寻找融通和互补。

关键词：文本细节；主体性；思想传统

一、文本解读必须自觉抑制

主体性的肆意发挥

文本、文献研究中最困难的还不是原始资料的搜集，以及据此对作者写作情境、过程的梳理和还原，而是如何对文本内容做出准确、客观而到位的解读和阐释。虽然不可能排除解读者主体性的影响和作用，但怎样恰当地运用这种主体性、自觉地抑制其肆意发挥，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说，作为研究者，我们应当尽可能做到，既不遮蔽和忽略作者及其文本中固有的东西，更不能将自己的主观臆测和主张附加到作者及其文本身上。这个“度”的把握是很讲究的，费人心思，耐人寻味。至于解读者所谓“独立”“创新”“建构”云云，在文本内容解读时还不能排上议事日程，相反，只有前面的前提性工作做扎实了，它们才能自然演绎、引申出来，并得到强有力的逻辑论证，这样的“独立”“创新”“建构”才具有真正的价值和意义。

从“后现代”“诠释学”等视角看，这可能是一种过时、落后、保守的研究理念和策略。然而，观察学界的状况，让我越来越感到，要想使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还葆有一点“科学性”，要使不同研究者之间能够有效地进行对话和沟通，相关的学术成果之间真正形成一种衔接、传承、累积和超越，强调这一点是非常必要的。否则，所谓“学术繁荣”不过是研究者自说自话、各说各话，科学研究著作成了作家的随笔，缺少史实考辨、逻辑论证和合理阐释的思想表述就沦为自我炫耀、情绪宣泄式的“真理宣言”或“心灵鸡汤”了。

笔者因从事马克思著述及其思想的解读和研究多年，这方面也算积累了一点经验，当然也有很多教训。“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每过一段时间我会重读和检视自己此前写的东西，经常感到其中的“度”把握得并不好，少有自我满意者。我有时也会收到一些同行和学生的来信，就马克思、恩格斯著述中某一段话如何理解与我讨论，询问我的看法。这里举两个例子。

大家知道，现在留存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的原始手稿的第17—18页[1](S.34-37)，在恩格斯写的主手稿束的右端空白处，马克思特别加了一段著名的话，其中称“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2](p.537)为此，上海一位年轻的同行发短信给我，说她看到有外文材料对此作出分析，认为这句话中的“晚饭后从事批判”指的是马克思“在晚饭后要对恩格斯的论述进行批判”。这位同行问我是否知道这种解释并认同这种判断。

我以前没有听说过这种分析，自然也不会认同其结论。按照我的理解，马克思这里的“批判”指的是像青年黑格尔派成员那种致力于理论思辨的活动，因为他们把自己的思想成果称为对现实的“批判”，或者叫“纯批判”“批判的批判”。马克思的附言意在表明，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分工对人的制约和限制将消除，人们不再会拘泥、局限于一种职业，进而形成“单一的思维”、成为“单向度的人”。同时，马克思在这里对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致思方式也带有嘲讽的意味。至于这句话中的“我”并不是实指，即指的不是马克思本人，他也不会那样评价恩格斯的理论活动及其所誊抄的正文稿。

我把我的解读发给这位同行，并请她告诉我那份外文材料的出处和作者。她随后发来了英国广播公司（BBC）发行的关于马克思的纪录片中的一段截屏。我一看，才知是那位在中国很有名的英国教授特瑞尔·卡弗（Terrell Carver）在接受采访时所言。而据我了解，对于这位诸多观点上有点武断、为人方面也很自负的“大咖”，欧美学界认可者并不很多。再举一个例子。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有这样一段话：“妻子和普通的娼妓不同之处，只在于她不是像雇佣女工做计件工作那样出租自己的身体，而是把身体一次永远出卖为奴隶。所以，傅立叶的一句话，可适用于一切权衡利害的婚姻，他说：‘正如在文法上两个否定构成一个肯定一样，在婚姻道德上两个卖淫则算作一种美德。’”[3](pp.84-85)也有一位同行问我，傅立叶所说的“两个卖淫则构成一种美德”该怎样理解。

我的解读是，如果说“普通娼妓”“计件”“出租自己的身体”是对以“做计件工作”的“雇佣女工”的“否定”，那么，“妻子”“一次永远出卖”又是对“计件”“出租自己的身体”的“普通娼妓”的“否定”。“否定”之“否定”（“两个否定”）构成“肯定”，表面上“在今日的资产阶级中间”成全了“当事人”的“体面”——仿佛“构成一种（现代婚姻的）美德”，但在这种“适用于一切权衡利害的婚姻”中，“妻子”实质上仍是“雇佣女工”！这是恩格斯对现代社会制度下资本对家庭关系的影响、塑造和支配的实质的揭示，真是入门三分！

类似的例子还很多。只是这样“死抠”字眼、做学问的方式现在越来越在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界不受待见了，不在少数的人对此说了很多不屑和挖苦的话。相反，越来越热闹的学界盛行的是不断更新的热点话语追逐、重大问题大而无当的讨论。还有很多所谓“烧脑”的“学术”著作喜欢故弄玄虚，作者们自以为通过追新逐异、生造概念、晦涩表述，就可以推进“学术”。对此，我只能徒叹“呵呵”了。

二、回到西方文化传统辨析

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传承和变革

由于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特殊地位不在少数的人将其视为一种与西方文化传统和社会发展完全不同的理论体系、价值追求，试图用马克思主义来对抗和消除西方思想、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影响。这种把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所做的强行割裂、简单化处理和非此即彼的理解，不仅曲解了历史的真实，更无助于把握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内涵、思想史意义和当代价值。笔者写过一本专门讨论马克思思想起源的书——《滥觞与勃兴》，通过对其早期文本、实证材料的解读和分析，表明马克思的学说是西方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培育而成的，他又通过对资本时代特殊状况的考察和剖析，在批判、传承的基础上取得了突破，进而完成了超越。我的观点是，“马克思后来思想的发展和建构确实带有强烈的批判成分，但实际上他之批判具有典型的‘德国哲学式’的特征，决不是弃之不顾、彻底打碎、颠覆重来，而是在深刻剖析、反思基础上的扬弃和超越，是在深厚文化积淀基础上的传承和推进，是源自涓涓细流逐步汇聚而成的滔滔大海，是滥觞之上的勃兴。”

聂锦芳：《滥觞与勃兴——马克思思想起源探究》

我们还发现，在马克思理论体系中，几乎没有一个范畴、概念是他独创的，但对于同一范畴、概念，他的理解和诠释又确实不同于他人，而是程度不同地赋予了新的内涵和意义。其思想探索和建构的通常路径是，每逢在现实中遭逢“苦恼的疑问”，他总会“退回到书斋”中，详尽地考察对于相同或类似复杂的社会问题，以往或者同时代那些睿智而深刻的思想家是如何看待和分析的，他们以什么样的视角和方式、如何从理论上进行把握和透析，提出了什么样的解决思路和方案。马克思深信，对现实和实践问题最深刻的理解必须上升到理论层面才能达致。所以他相当重视先驱思想中的核心范畴、体系框架和探索方式，不仅要进行悉心的梳理和深入的辨析，更结合时代问题的表征进行新的反思，在批判的基础上对其内涵做出拓展和深化。

比如，直到今天，还有很多论者把马克思多元而系统的社会认识理论简单归结为“阶级分析方法”和“阶级斗争理论”，将其与马克思主义等同起来，认定如果强调其他方法（诸如《＜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概括的“普照光方法”“从后思索方法”“人体解剖方法”和“抽象—具体方法”等），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其实，对于这样狭隘的理解，只需引用马克思当年说过的一段话就可以做出回应了。1852年3月5日，马克思在写给约瑟夫·魏德迈的信中说：“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家就已经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已经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所加上的新内容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4](p.106)也就是说，阶级的出现及不同阶级之间斗争不仅是早已存在的历史现象，在马克思之前，更有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据此做了很多理论和实践上的探究（诸如梳理阶级斗争发展史、将阶级分析方法运用于对现代社会经济的透视），进而建立了“阶级分析方法”和“阶级斗争理论”，而马克思则在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发展、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斗争的新境况下，在此基础上做了三方面新的推进和发展。

这里我们还想谈谈“自由人联合体”这一概念。作为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一种性质界定和特征描摹，它已经为我们所耳熟能详。但殊不知，它也不是马克思本人的独创或者只为他一个人所使用，而是他受到同时代人的启发，进而将其引入对资本社会的分析和超越资本困境的人类美好生活的预见。以下我做点分析。

最近一位同行告诉我，她在阅读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的《论国家的作用》中译本时，发现该书中也出现了“自由人联合体”的说法。她问我：“这与马克思所谓的‘自由人联合体’是同一个德文词吗？”

威廉·冯·洪堡

“联合体”这个词，在《共产党宣言》中用的是Assoziation，而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又更换为Verein（“自由人联合体”即Verein freier Menschen）。但这两个德文词的意思基本上是差不多的，指的是按照某种条件、原则组合在一起的团体或者协会。在马克思看来，这里的条件、原则即“个人的自由”是至为重要的，是这种团体、协会存在的依据和前提——《共产党宣言》中的说法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5](p.422)（Die freie Entwicklung eines jeden die freie Entwicklung aller ist）；而按照《资本论》的分析，共产主义较之于资本主义时代，是“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6](p.683)（einer höheren Gesellschaftsform bilden können，deren Grundprinzip die volle und freie Entwicklung jedes Individuums ist．）。

我家里没有洪堡的《论国家的作用》（中、德文都没有），辗转托人通过柏林自由大学校内搜索引擎才找到这本书原始版本的扫描件。查了一下，关于“自由人联合体”，他的表述是Vereinigungen freier Menschen，这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使用的是同一个德文词，只是用了动词的名词化形式。我又上网看了一下洪堡的生卒年代，是1767—1835。从其经历看，他受过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熏陶和影响，并借此谴责过当时普鲁士和奥地利的专制制度，进而思考了“如何建立社会和国家的问题，以及如何在现实中确定和划分个人和国家的关系”。他认为，国家本身不是目的，其根本任务是保障人的自由，理想的国家应该是自由的“守夜人”。为此，他反对专制主义束缚人身自由，反对国家机器无限膨胀和国家干预经济生活，主张有限度地限制国家的作用。这与马克思早期思想形成和演变的大背景是一致的。所以，我认同这位同行的一种印象，“‘自由人联合体’一词，在当时的德国是通行的语汇”，也可以推测出，马克思使用这一词汇以及对其内涵的理解无疑受到了洪堡在内的思想家们的影响。当然，放在《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那样宽广的视野和深入的社会分析之中，作为超越资本时代的一种理想追求，其中所论述的经济方式的变革、政治体制的转型和文明程度的提升等方面的内容，又不是这一概念原有意涵所能包含、统摄了的。

以上辨析再次表明，对于研究者来说，只有回到西方文化传统和当时的社会发展之中才能准确理解马克思的原始思想，而如果为了强调其批判性、革命性而强行让其从西方传统中剥离出来，或者将其视为与西方文化完全异质的思想体系，实际上是很难理解他的思想变革的。

顺便说一下，我以前没有读过洪堡的这本书，不知中文版是不是根据布勒斯劳（Breslau）爱德华·特雷温特出版社（Verlag von Eduard Trewendt）1851年德文版翻译的，书名Ideen zu einem Versuch，die Grenzen der Wirksamkeit des Staats zu bestimmen翻译成《论国家的作用》是简略的中文表述，不太准确，应为《尝试确立国家作用限度的设想》。这个标题表明，洪堡本人对这一问题也是在探索中，书中提供的只是他的一种理解，并不是定论。

Wilhelm von Humboldt,

Ideen zu einem Versuch，die Gränzen der Wirksamkeit des Staats zu bestimmen

三、从貌似矛盾和对立的表述中寻找

融通和互补

我多次说过，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注重其学说的现实性、实践性，我们也已经习惯于称他们为“革命导师”“无产阶级领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开创者”，但就其一生的职业和身份来说，更客观、到位的指认应该是学者、思想家和理论家。特别是马克思，几十年间过着刻板的书斋生活，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伏案工作，阅读—写作—阅读—写作，周而复始。固定的生活方式和节奏与其所探究的社会议题的复杂和深邃相映成趣，笔墨生涯构建的文字王国浸透了他们炽热的情怀、博大的视野和变革世界的强烈愿望。

由于他们一生都在不间断地写作，致使其留存下来的著述手稿极其庞杂。研读这些不同类型的文献时，我们会发现他们在不少问题上的看法和主张多有变化，甚至彼此之间有时会出现不一致的情形，乃至构成相互矛盾、对立和自我否定。对于锲而不舍的思想探索者来说，出现这种状况也十分正常，从中可以体现出思想家本人善于自我反思的品质及其思想变化的轨迹。但我这里想说的是另外一种特殊的情形，即便在同一时期，在马克思、恩格斯的不同著述中，这种自我“否定”的现象也出现过。那么，如何看待和理解这些相互“矛盾”的观点和貌似“对立”的主张呢？哪一种观点和主张可以算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将其中一种看法视为“整体”“全部”来理解会出现什么后果？面对这种“自相矛盾”的情况，解读者究竟该怎么把握和解释？

以我的阅读经验，如果不对文本内容进行认真、细致的考察、体悟和甄别，此类问题并不好解答。这里想以恩格斯晚年关于“真理、正义和道德”的论述为例做些辨析。

1887年2月，在英国北部的诺森伯兰成立了一个工人组织——“北方社会主义联盟”。5月，该组织形成了自己的纲领草案。发起人之一的约翰·林肯·马洪（John Lincoln Mahon，1865—1933）请求恩格斯予以审阅。于是，从6月14日起，恩格斯花了一周时间认真研究了这份文件，对原稿中的一些措辞和表述作了修改、删节，有些地方则加上了他的话。6月22日，他致信马洪并连同修改稿原件一起寄出，信中对这个纲领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认为它是“工人阶级的自发的原则宣言”[7](p.658)。同时恩格斯也指出他的修改是基于提升这份文件的理论水准的考量，因为它对于“先进工人在英国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的尝试”[8](p.722)至关重要。后来，该联盟按照恩格斯的意见对纲领做了校订，获得了恩格斯完全的认同。所以，可以这样认为，这个纲领中所表达的观点也反映和体现了恩格斯本人的看法和主张。

根据留存下来恩格斯的手稿，这些看法和主张包括：

1．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宗旨在于“教育和组织人民群众以达到劳动的经济解放。”[8](p.569)

2．社会主义联盟“同情和支持”劳动者“获得在现存制度下的更好生活条件的任何努力”，同时力图改变和消灭现存一切阶级，使“全体社会成员联合在合作制的共和国中”。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联盟纲领草案中，所要消灭的阶级原来只包括“资本家阶级、大地主阶级”，恩格斯特别加上了“以及雇佣工人阶级”，而“联合在合作制的共和国中”的成员原来只包括“整个社会的工人”，而恩格斯将其改为“全体社会成员”。[8](p.56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1965年版，第569页

3．资本主义社会的典型状态“表现在激烈的竞争中——在工人中间为受雇而竞争，在资本家中间为市场而竞争。这种情况……破坏真正的独立、自由和幸福。”“现今的制度……使所有的人退化；这种制度按其实质来说是不公正的，是应该被消灭的。”[8](pp.569-570)

4．超越资本主义制度，“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8](p.570)

5．社会主义是全体社会成员的事业呼吁“所有的人在这个伟大的事业中”给予像英国“北方社会主义联盟”这样的组织以支持和协助。“应该承认他们彼此之间以及他们同所有的人之间的关系的基础是真理、正义和道德。他们应该承认：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8](p.570)

这份文献虽然在中文第一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作为附录刊出过，但没有引起研究者的注意，一般读者更不会知晓。而我们关于马克思主义对“真理、正义和道德”的看法基本上基于原理教科书中的理解和阐释，而这种理解和阐释又源自马克思、恩格斯著述中对他们所批判过的代表人物及其思想观点的“颠倒”。比如，同样谈及上述议题，恩格斯在1880年1—3月写作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第一部分中对“空想社会主义”有过两段剖析：

“所有这三个人（指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作者注）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不是作为当时已经历史地产生的无产阶级的利益的代表出现的。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并不是想首先解放某一个阶级，而是想立即解放全人类。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想建立理性和永恒正义的王国；但是他们的王国和启蒙学者的王国是有天壤之别的。按照这些启蒙学者的原则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世界也是不合乎理性的和不正义的，所以也应该像封建制度和一切更早的社会制度一样被抛到垃圾堆里去。真正的理性和正义至今还没有统治世界，这只是因为它们没有被人们正确地认识。”[9](p.778)

“对所有这些人（空想主义支配着的19世纪的社会主义——作者注）来说，社会主义是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表现，只要它被发现了，它就能用自己的力量征服世界；因为绝对真理是不依赖于时间，空间和人类的历史发展的，所以，它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被发现，那纯粹是偶然的事情。同时，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在每个学派的创始人那里又是各不相同的；而因为在每个学派的创始人那里，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独特形式又是由他们的主观知性、他们的生活条件、他们的知识水平和思维训练水平所决定的，所以，解决各种绝对真理的这种冲突的办法就只能是它们互相磨损。由此只能得出一种折中的不伦不类的社会主义。”[9](pp.788-789)

表面看来，《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指称的空想社会主义及受其影响的社会思潮的思维特征与《对英国北方社会主义联盟纲领的修正》稿中的主张恰是类似的。鉴于后一文献鲜为人知，我在一篇文章中引证了这份材料及其观点，并将它视为恩格斯批判现实的资本主义、探索未来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及其逻辑论证的一种表达。事后我受到了一位年轻学者的质疑。很显然，他以前也没有看过这份文献，因此他的判断是按照我们所熟悉的教科书上所阐发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做出的。他在给我的来信中称：这个纲领中提出的让“所有的人”都支持和协助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呼吁，“是不切实际的幻想”；针对“赞同者应该承认他们彼此之间以及他们同所有的人之间的关系的基础是真理、正义和道德”的表述，他认为“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础’的这种理解，是错误的”！他还特别向我求证并猜测：“上面我表达了不同意见的句子，是《“北方社会主义”联盟纲领》中原来就有的，还是恩格斯加写的？我总觉得上述幼稚的话，不像是恩格斯说的。”我告诉他，这份纲领由该组织核心成员起草后，交由恩格斯逐条审读、定稿，尤其是最后有关“权利”“义务”句子是原稿中没有而为恩格斯特别加上去的。这位同行还不放心，再次来信提出：对“其他原有的内容，恩格斯没有修改，是否出于策略上（团结）的考虑？”总之，他的看法是：“那个纲领中的想法和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的表述，观点不一样。”而后者“两段文字，关于真理、理性和正义的剖析，才是马克思主义的；‘他们彼此之间以及他们同所有的人之间的关系的基础是真理、正义和道德’——这应该是非马克思主义观点！”

对此，我的看法是，需要紧密依据原文内容来准确把握具体意旨、层次和内涵，而不要先枉自揣度和抽象推断。我们知道，马克思、恩格斯生前特别重视工人组织的纲领。从《共产党宣言》及作为其初稿的《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共产主义原理》、“第一国际”的大量文件、《哥达纲领批判》及德国社会民主党一系列材料的起草、修改、指示等看得非常清楚，无论是主动撰写还是“受托之作”，他们绝对不会虚与委蛇、王顾左右而言他，更不会言不由衷、正话反说。所以《对英国北方社会主义联盟纲领的修正》稿所表达的思想的准确性和真实性不容怀疑，那几段话肯定是为恩格斯所认同的，否则他会删除、修改、补充和完善的（在原稿中他确实也是这样做的）。

关于“真理、正义和道德”，也如同对“爱”“人道”的解释一样，马克思、恩格斯与资产阶级思想家、与空想社会主义者之间有不一样的理解，所以他们对这些概念做过细致的辨析，对后者给予严厉的批判。但他们并未由此走向另一极端，对同为近代社会土壤上产生的这些社会思潮和变革主张一概加以拒绝和排斥，认为余皆反动和空想、唯我正确和科学。相反，他们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赋予了“真理、正义和道德”新的内涵，并打开了通往现实的广阔空间和通道。

就以两份文献的表述来说，《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的那两段文字，主要是针对近代社会变迁和社会主义发展中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现实困境和理论症结而言的。作为资本主义制度共同的批判者，应该说，他们与马克思、恩格斯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但他们没有基于现实的阶级状况寻找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变革力量，致使他们与自己的批判对象在思想意识和阶级立场上又无法区别开来，最终导致其所谓的资本批判和变革现实的愿望也沦为空论和奢望。但在这里恩格斯并没有把话说得过满、过死，而是同时还指出：“真正的理性和正义至今还没有统治世界，这只是因为它们没有被人们正确地认识。”[9](p.77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2012年版，第778页

而在《对英国北方社会主义联盟纲领的修正》稿中，面对一种旨在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实践，作为一个组织的纲领，需要对整个社会的现存状况及其未来变革的完整构想做出通盘考量；也就是说，站在复杂的社会结构、宏大时代背景和历史发展的环节上来审视，就必须基于“全体社会成员”的境遇，通过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来进行系统而完整的革命。裹挟于资本社会“激烈的竞争中”的，不仅有工人，还有资本家，只不过前者“为受雇而竞争”，后者“为市场而竞争”。在资本社会这个“异化的世界”，不仅工人处于异化状态，资本家也是如此，只不过异化的缘由和内容有所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家阶级、大地主阶级”与“雇佣工人阶级”之间既是对立、矛盾的关系，也是“命运共同体”。而他们命运的彻底改变，就是超越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的建立。正因为如此，在纲领草案中“联合在合作制的共和国中”的成员原来只包括“整个社会的工人”，而恩格斯将其改为“全体社会成员”。

这样说来，恩格斯两个文本中的表述，字面上似乎是差异很大的，但是认真考察其论证逻辑、具体语境和叙述层次可以发现，这些表述实质上并不矛盾，更不对立，而是互补的、关联的、契合的和相融的。这里的要害在于，切忌将某些论述做抽象的理解和无限的延伸；相反，基于文献要旨、文本细节、叙述角度和论证逻辑，再从现实状况、经济关系和历史演变来把握恩格斯对于“真理、正义和道德”的丰富内涵，就没问题了。恩格斯从多个层面、角度所进行的论述，打开了与现实、实践和思想传统乃至异质思维对话和融通的可能，在反思、借鉴和互动中完成了突破和建构。我曾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为例，写过一篇论文对此做过更为详尽的分析[10]，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找来参阅一下，以便做进一步深入的思考。

我在阅读和解读他们的文本时，经常遇到类似的情形。对此，我斟酌和思考后的做法是：1．尽量挖掘和梳理以往我们关注不够乃至忽略、回避的文献材料。2．在此基础上，把我们所熟悉的和不熟悉的，但均属马克思、恩格斯文本中的表达贯通起来做出解释。3．思想之外，关注社会状况和现实运动；19世纪之外，引入20世纪作参照；不仅关注东方的社会主义实践，更关注欧洲工人党、社会民主党执政或发挥过影响的国家的情形，因为后者是唯一与马克思、恩格斯发生过直接关系的政党。

我的体会是，对于某一文本在特定语境下的表述不能做静止、简单、表面和极端化的理解，相反，应该将不同的文本互相参照，悉心体察。一旦把按照习惯了的思路认为是在不同情形下表达过的似乎“对立”的观点统摄起来考量，就可以获得一个融通的、包容多重思路的新视野和新框架，就会发现这些观点实际上有很大的包容性和丰富性。而如果把这些看法与西方思想传统、与同时代有歧义的思想家的见解做细致的比较，其批判、传承和超越性就会体现得更为明显，我们把握和理解起来也更为顺畅。思想情况的这种处理方式，也可以延伸至对马克思、恩格斯社会活动的解释。他们晚年的思想和实践更为复杂：马克思写了《哥达纲领批判》，但没有发表；而恩格斯在马克思去世之后发表了《哥达纲领批判》，但又出资3万英镑资助流亡者回德国参加议会选举——表面看来，这里面存在理论观点与现实行为之间的不一致和矛盾，但仔细考察和思考后不难看出，这种选择恰恰为社会民主党的思想建设和未来发展开辟了宽广的道路和多种可能。

总之，我们再也不能按照以往单一的思路和方式研究马克思主义了。相反，应该尽量避免从原理教科书出发，避免从抽象的观点和原则出发把握和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复杂的思想；应当回到文本文献、思想史和社会实践之中，基于事实、内容、逻辑和情怀，突破成见和传统，在不同的观点间探寻关联和通道，找到更大的解释空间，领悟思想的博大和深邃。谁也不能垄断对马克思主义的最终解释权，那么，就让我们在相互反思、辩驳、对话、理解、交融和建构中接近客观真实，促进它的当代发展吧。

作者简介：聂锦芳，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文章原载于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经作者授权在本公众号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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