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阳 ｜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的生产与时间 ——生产中的时间、时间中的生产与“时间的生产”

内容提要：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展现了生产与时间的三重关联。就“生产中的时间”而言，离开对作为“未来”的“消费”的“预期”，作为“永恒的现在”的“生产”“生产总体”是无法建立起来的。但这种“预期”充满了不确定性，只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它被强行确定化了。就“时间中的生产”而言，马克思既没有将作为“现在”的资产阶级社会视为牢固的基点，也没有把希望寄托在作为“可能”的维度，寄托在作为“过去”的前资本主义社会形式，而是希望打破“可能—现实”的逻辑，引入“不可能—偶然”的线索，呈现“过去—现在—未来”的动态结构。最后，艺术是“时间的生产”的象征，它象征了“过去—现在—未来”结构的动态性本身。

关键词：生产；时间；中介；征兆；不平衡关系

在对“时间性”（Zeitlichkeit）的分析中，海德格尔重构了“过去—现在—未来”三者之间的关系，以筹划、预期为契机，打开了终结与未来之间的可能性空间，“只要此在存在，它就始终已经是它的尚未，同样，它也总已经是它的总结”，指向了作为“不可能性的可能性”的“未来”，“死亡是完完全全的此在之不可能的可能性”。[1]此后，无论是拉康、德勒兹等人关于预期、时间等概念的讨论，还是柄谷行人等人关于马克思的时间、未来、事前—事后等概念的研究，也都被安置在海德格尔时间性理论的延长线上。[2]

以柄谷行人的研究为中介，借助于事前—事后、行动者—旁观者的视角，国内研究通过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导言》）中的“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这个隐喻（以下简称“解剖”隐喻）的分析，[3]使得马克思时间概念的“过去—现在—未来”维度被展现出来：我们对历史时间的理解是处于“行动者”“事前”视角的不确定性与“旁观者”“事后”视角的确定性“之间”的；[4]马克思“对历史时间的理解也是双向度开放的，而非直线向前、永不复返的单向度封闭式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主要不是呈现为一种线性的先后关系，而往往是前资本主义的‘过去’与后资本主义的‘未来’汇聚于资本主义的‘现在’”。[5]

写有《导言》的《大纲》笔记本M的封面

但遗憾的是，在后续的研究中，马克思的时间概念往往被局限在“过去—现在”这个维度上，这不仅是说“现在—未来”“过去—未来”这两个维度被化约为“过去—现在”，而且“过去—现在”这个维度本身的多重性也被削减了。当然，这或许和柄谷行人理论的思想“原罪”不无关系：柄谷行人及其所依据的宇野理论传统[6]素来是否定《导言》的理论价值的，[7]尤其反对《导言》中的“生产”概念[8]——但离开“生产”，我们是无法完整地把握马克思时间概念的“过去—现在—未来”三重维度的，也就无法真正理解“解剖”隐喻到底何所指。

一、生产中的时间

像柄谷行人这样重视《导言》中的“解剖”隐喻，重视时间的多重维度，但又不想接受《导言》的“生产”概念的研究者，往往会将《导言》的第2节视作《导言》的真正开端，把《导言》的“生产”概念化约为《导言》第2节中的“生产总体”。但是，如果“生产总体”是一个黑格尔意义上的“共时性”的“总体”，那么它的各个环节（生产、消费）的地位就应该是平等的（才可以“互为中介”），无论是生产或消费都可以充当整个体系的“开端”（或“终结”），作为总体的“同一性形成了自发、自持的循环，其中没有任何一个环节具有优先性”，它可以是“生产总体”，也就可以是“消费总体”，可如果真是如此的话，那么马克思又为什么要反复强调这是“生产总体”，强调生产的“历时性”，强调“是生产，而非消费开启了这个循环”呢？[9]

黑格尔

我们还是需要回到《导言》。其实，即使是在《导言》的第2节，马克思也强调，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个环节本身并不足以构成“生产总体”，除非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再生产）→生产，[10]即生产必须总已经是（下一次）生产。也就是说，除非下一次生产（“再生产”）能够得到保证，否则这一次的生产就不能成立；除非能够预期到“未来”的生产，否则“现在”的生产就不能成立——当然，也正是因为“现在”总是能够将“未来”包含在自身之中，“现在”也就变成“永恒”的了。更重要的是，上述“预期”并不是生产自身能够保证的，而是要借助于一种特殊的消费，即作为“反复的需要”（das Bedürfniß der Wiederholung）的消费，[11]除非作为“反复的需要”的消费成立，否则“未来”的生产就不能预期。除非预期到“未来”的生产，否则“现在”的生产就不能成立，这一“现在—未来”维度就是“生产总体”自身得以维系的时间向度，即我们所说的“生产中的时间”。

就以往的研究而言，阿尔都塞对《导言》中的“生产总体”所做的结构主义解释最具代表性，齐泽克曾指出这一解释的要点：在“生产总体”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生产”自身的矛盾，即作为环节的“生产”与“生产总体”的矛盾，“‘自我指涉（self-referential）’的整体论：整体总已（always-already）是自身的部分，包含在自己的成分之中”。[12]而为了反对阿尔都塞的反历史主义解释，施密特则试图引入一种“中介”的“总体”概念，“通过一部分抽象，以一种中介的方式，即作为一种增强的总体”，[13]调和结构与历史的矛盾。

阿尔都塞对《导言》第3节[14]的结构主义解释是以第2节的“生产总体”[15]为基础的，但他忽视了第2节当中似乎带有黑格尔主义色彩的“中介”概念；施密特关于“中介”的“总体”的论述则把所有重心几乎全放在了《导言》第3节上，[16]但第3节其实只出现了“总体”概念而没有出现“中介”概念。但即便兼顾“总体”与“中介”的关系的研究也未必就能准确理解《导言》的意图，斯图亚特·霍尔在阿尔都塞基础上的研究就属于这种情况。霍尔研究的独特性在于对《导言》第2节中生产与消费的三种同一性（特别是第三种同一性）所进行的全面、系统的分析，他用这里的“直接和中介”的关系论来分析《导言》第3节中的“总体”概念。但遗憾的是，霍尔并没有理解“直接和中介”关系当中所隐含的“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矛盾。

阿尔都塞

霍尔的确注意到了“直接的差异”，“‘直接同一’因而并不排斥它们‘直接是两个东西’”，[17]也就是说，正是在第一种同一性（“直接的同一性”）的论述中，马克思呈现了生产与消费的矛盾，生产直接是消费（生产过程上的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消费的生产”），只是这两种“直接”性本身并不等同，这才为“在现实历史中生产与消费的‘主体’并不是同一个”的论述保留了空间。[18]但和霍尔的解释不一样的是，第三种同一性（“最后的同一性”）的论述则不仅仅呈现了“工人们生产，资本家们消费”这一矛盾的历史过程，还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是如何通过一种“共时性”的“中介体系”掩盖住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发展的“历时性”过程的。

需要注意的是，中介关系并不仅仅是“相互依赖的关系”，它并不仅仅局限在马克思所说的第二种同一性上，即使在黑格尔那里，中介也不仅发生在“本质论”，“这些规定……是出于相互关系之中了。于是便发生了一个中介区域……这就是本质论”[19]——就中介的本然意义（“中项”）而言，中介还发生在“概念论”，发生在“推理论”，中介不仅要独立于原先的两端之外，还要成为这两端的根据：“推论的三式的客观意义一般地在于表明一切理性的东西都是三重的推论。而且，推论中的每一环节都可取得一极端的地位，同样也可取得一个起中介作用的中项的地位。”[20]或者按照马克思自己在《导言》之后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表述：“中项总是表现为片面的较高次方的东西而同两极本身相对立；因为最初在两极间起中介作用的运动或关系，按照辩证法必然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即这种运动或关系表现为自身的中介，表现为主体，两极只是这个主体的要素，它扬弃这两极的独立的前提，以便通过这两极的扬弃本身来把自己确定为唯一独立的东西。”[21]

具体到生产与消费的中介关系，在生产与消费这两个极端之外，二者的“中介关系”本身作为中项也要“取得一极端”的独立地位，这才是“最后的同一性”的场域：“两者的每一方不仅直接就是对方，不仅中介着对方，而且，两者的每一方由于自己的实现才创造对方；每一方是把自己当作对方创造出来”，[22]也就是说，在原先的两端之外，“创造”[23]出了新的一端，而这种“创造”本身才是真正的“中介”，作为中介，它是“创造”出来的新东西，但又仿佛只是让原先的两端回到了自身之中。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1995年版，34页

也就是说，生产首先是生产，而不是消费；再者，生产虽然不是消费，但关联着（满足）消费；最后，（旧的、满足旧的消费的）生产还能生产出、“创造”出（新的）消费（即“消费→生产→消费”）——消费又回到了消费。同样，消费首先是消费，而不是生产；再者，消费关联着生产；最后，（旧的、“完成”旧的生产的）消费还能生产、“创造”出（新的）生产——生产又回到了生产。

但更重要的是，马克思的中介关系不等同于黑格尔所说的中介关系。就黑格尔意义上的“共时性”的中介结构而言，消费的确是生产的终结，但消费又是生产的开端，它“预期”或担保了新的生产，通过消费的中介，生产仿佛又回到了自身，消费作为中介也就“消逝了”——对“未来”的“预期”，甚至“未来”本身也就被纳入“现在”之中了。生产作为中介者去中介消费的情况也是如此。因此，无论是生产或消费都可以充当总体的“开端”或“终结”，这种无所谓“开端”或“终结”的状态就是共时性的、永恒的“现在”，这就是生产时间的“现在→未来”维度。

但在马克思那里，生产与消费的这种“最终的同一性”其实是一个“历时性”的过程，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对“共时性”的“总体”本身是如何产生的这一“历时性”过程的揭示：“共时性”是通过对“未来”的预期建立起来的，但“预期”本身却是历时性的。“消费→生产→消费”与“生产→消费→生产”其实是不同的：在“消费→生产→消费”结构中，生产“表现为自身的中介，表现为主体”，是“唯一独立的东西”，它并不需要进一步的中介；但“生产→消费→生产”中的“消费”却仍然需要生产的中介，这里的“消费”事实上无法“预期”或担保新的生产，“预期”的这种不确定性恰恰是被资本主义社会本身所强行“确定”化的。

首先，马克思指出，“消费生产出生产者的素质，因为它在生产者身上引起追求一定目的的需要”，但是，马克思也意识到“需要”与“生产者的素质”之间建立关联的双重困难：一方面，在“生产→消费→生产”中，作为“中介”的消费可能是资本家的消费，但资本家并不是真正的“生产者”，他们的消费并不必然导向“新的”生产，除非“（资本家的）需要→（生产者的）需要”能够成立；另一方面，即使这里的消费是“生产者”的消费，这种消费与“新的”生产之间的联系也不是直接的，而是需要“中介”的：通过“在最初生产行为中发展起来的素质通过反复的需要（das Bedürfniß der Wiederholung）上升为熟练技巧；所以，消费……是使生产者成为生产者的终结行为”，[24]这就呈现为一种“（旧的）生产→消费（Y1）→生产（X1）→消费（Y2）……→生产（Xn）→消费（Yn）→（新的）生产”的交替往复结构，这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历史过程。

资本家与工人

更重要的是，为了上述中介体系的自我循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将“反复的需要”与“需要”混同起来，从而将“资本家的需要”与“生产者的需要”强行等同起来了：“最后的同一性，在经济学中常常是以需求和供给（Nachfrage und Zufuhr）、对象和需要（Gegenständen und Bedürfnissen）、社会创造的需要和自然需要的关系（die Societät geschaffnen und natürlichen Bedürfnissen）来说明的”，[25]但其实，需求、对象与社会创造的需要不相等同，供给、需要与自然的需要也不相等同。

二、时间中的生产

像施密特这样混同《导言》第2节和《导言》第3节的逻辑的研究者不会注意到如下问题：为什么在第3节的“总体”中，时间上在后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在逻辑上是在先的，而在第2节的“总体”中，时间上在先的“生产”在逻辑上却也是在先的？甚至退一步来说，即使如下论断是正确的，即之所以在第2节的“总体”中，时间上在先（“现在”）的生产环节决定时间上在后（“未来”）的消费环节，是因为（“现在”）的生产环节是确定性的，而（“未来”）的消费环节是不确定性的，但第2节的这个逻辑就一定能适用于第3节的情况吗？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生产虽然时间上在后（它是“现在”的），但因为它具有确定性，而（“过去”的）历史上的各种形式的生产具有不确定性，所以资本主义生产就是起决定作用的？

因此，“现在→未来”与“现在→过去”之所以同构，其实都是因为“现在”（的生产、资本主义的生产）的确定性，但是，资本主义的生产真的是我们借以考察历史（“过去”）的一个确定性的前提吗？这种理解难道不会与《导言》中对“以现在为目的”的黑格尔式目的论（“历史发展总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最后的形式总是把过去的形式看成是向着自己发展的各个阶段……所以总是对过去的形式作片面的理解”[26]）的批判相矛盾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1995年版，47页

在以往的研究中，当涉及历史上的诸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之间的关系时，阿尔都塞、巴里巴尔曾经以《导言》第3节为依据，强调“现在”决定“过去”的维度：“马克思的概念并不是要反映、再现和仿造历史，而是要产生出对历史的认识：这些概念是结构的概念，正式这些结构决定了历史的结果。”[27]这也就是所谓“过度决定”（overdetermination）理论的题中之义。

但是，正如黄丹所指出的，在“过度决定”理论中，“多元决定”与“主导结构”是相容的，但“多元决定”与“经济的归根结底的决定”是矛盾的；“主导结构”与“经济的归根结底的决定”虽然并不矛盾，但由“主导结构”到“经济的归根结底的决定”却并不能实现直接的过渡，它需要一个必要的逻辑环节（见图1）。[28]在这个意义上，巴里巴尔认为，“不足决定”（underdetermination）理论就是对“过度决定”理论的补充。[29]拉赫蒂宁也指出，“过度决定和不足决定是同一个决定过程的两个不同方面”。[30]

黄丹进而指出，“在过度决定图式中，矛盾x1—xn共同决定了矛盾y；而在不足决定中，每一个决定项在逻辑上可能会决定多个被决定项（y1—yn）。但在过度决定中，决定项与被决定项之间的关联具有现实性，而在不足决定中，二者之间存在的只是一种可能的或逻辑的联系”（见图1、图2）。[31]

图1 过度决理论的逻辑结构

图2 过度决定与不足决定的逻辑结构

但是，“过度决定”并不是对既定的“现实”的“解释”，而是改变现实的“行动”“介入”。“过度决定”不是皮尔士意义上的“溯因”（abduction）、“回溯”（retroduction）——在皮尔士那里，溯因推理的结构如下：已知q（已知事实）；如果p，那么q（隐含前提）；所以，可能p（结论）[32]——但“过度决定”并不承认既定现实的结果（q），也不承认所谓现实的规则（如果p，那么q）。所谓“过度决定”毋宁说是一种“主体介入”，它“将不可能的离散的数据……回归为一种连贯性的形式”，“介入”是“不可能”的强行“可能”化。[33]

但在这里，将“不可能”强行“可能”化的“现在”并不是一个确定之物——相反，《导言》第2节“现在→未来”中的“现在”（生产）则是一个确定之物——这里的“现在”会受到“过去”的扰动，它与“过去”就处在一种不确定的关系中，即“过去←→现在”，它是“不可能”之物。在这个意义上，黄丹引入“反事实推理”，即“如果当时……就会（或不会）……”，将“不足决定”解释为对复数的“过去”的“可能性”的展现，这并不是没有意义的。但是，正如我们在批判“溯因推理”时所指出的，“过度决定”并不承认所谓现实的规则（如果p，那么q），而对“反事实推理”来说，尽管“过去”与“现在”都可能变化，但“过去→现实”之间这种单向的决定关系“→”“可能→现实”的发展论模型却并没有改变。

总的来说，阿尔都塞的“过度决定”理论是一种回溯决定论，它不是溯因“解释”，而是溯因“行动”：“现在重建过去”中的“重建”过程是“否定性的行动”，是矛盾、斗争，“进行重构的”和“被重构的”并不只是“过去”，也不只是“现在”，而是整个“过去—现在”的关系，这是“过去←→现在←→未来”的动态结构。在这里，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在”也来源于“过去←→现在←→未来”的动态结构，它是“过去”（不可能）对“过去”（不可能）的否定（不可能）。[34]

上述这种被完整把握的“过度决定”理论才能更好地解释《导言》第3节对“过去”与“现在”关系的论述：我们理解“过去”的基础并不是“现在”，不是“现存的社会结构”中的“结构”本身，而是“现在”的“结构”中的矛盾、对立。

当马克思强调“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排列是不行的，错误的。它们的次序倒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这种关系同表现出来的它们的自然次序或者符合历史发展的次序恰好相反”[35]时，他并不认为“过去”时代的“历史与逻辑的关系”决定于“现在”时代的结构，决定者是（“现在”的）结构中的矛盾、斗争，即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对立”：“因为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只是发展的一种对立的形式，所以，那些早期形式的各种关系，在它里面常常只以十分萎缩的或者完全歪曲的形式出现……资产阶级经济学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的、古代的和东方的经济。”[36]

如果回到《导言》第3节的“解剖”隐喻，“现在”与“过去”之间的这种不确定性应该会更清楚一些：那些表现资产阶级社会“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资产阶级社会借这些社会形式的残片和因素（Trümmern und Elementen）建立起来，其中一部分是还未克服的遗物（Reste），继续在这里存留着，一部分原来只是征兆（Andeutungen）的东西，发展到具有充分意义（Bedeutungen），等等。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37]

正是通过“遗物”和“征兆”关系的论述，马克思突破了“可能→现实”关系论单向决定关系“→”的藩篱，给出了一种“不可能←→偶然”的“非—决定论”的模型。[38]第一，如果我们还记得马克思对目的论的批判，“征兆”就不会是资产阶级社会从“可能”向“现实”发展过程中那个“可能”的环节。第二，资产阶级社会要建立自身，所凭借的就只有“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残片和因素”，换言之，一切皆“不可能”：无论是“遗物”还是“征兆”，都无非是“残片和因素”，这里只有“残片”与“残片”的斗争而已。第三，资产阶级社会（偶然之物）就是建立在这种“不可能”之上，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建立在诸“不可能”的斗争之上——谁是“征兆”、谁是“遗物”的划分反倒是资产阶级社会建立之后的某种“回溯”、追认（从偶然到必然）。

最后，我们回到本节最初谈到的《导言》第2节和第3节之间的矛盾：为什么在第3节的“总体”中，时间上在后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在逻辑上是在先的，而在第2节的“总体”中，时间上在先的“生产”在逻辑上也是在先的？

19世纪的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

这是因为：（1）《导言》第3节所要展现的并不是通常所说的“过去—现在”维度，而是“过去←→现在←→未来”三者的动态结构。（2）这一动态结构的核心的确是“现在”，但这里的“现在”并不是一个确定性的基础，而是在“过去”与“未来”之间反复流转的矛盾、冲突，所以可以出现《导言》第3节“时间上在后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在逻辑上是在先的”的情况，但也可能出现相反的情况。（3）这种矛盾、冲突运作的某一次“偶然”的效果就是《导言》第2节那样的“生产总体”，这种“总体”呈现为“现在→未来”结构（时间上在先的“生产”在逻辑上在先，也是经济生产的归根结底的决定作用），虽然这里的“未来”是不确定性的，但作为矛盾的结果，这里的“现在”是“确定性”的。（4）这一矛盾、冲突始终是变化着的，矛盾与其效果关系仍然处于不确定性之中，“经济决定论”的社会结构可能是由“非—经济决定论”的情况造成的，“经济决定论”的社会结构也有可能复归“非—经济决定论”的情况。这就是“时间中的生产”的全部意义。

三、时间的生产

在《导言》中，第4节的未完成态是最为明显的，但问题是：这里关于艺术生产的论述，似乎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问题有出入，更具体地说，这里似乎存在一个所谓的“艺术难题”：“为何不再信仰特定神话，进而不再对自然富有美好想象的现代人，却仍然有能力获得对古典艺术的艺术享受，从而在艺术上得出一种‘今不如昔’，‘崇古抑今’的判断。”[39]

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框架内，如何解释马克思所认为的古典艺术高于现代艺术？关于这个“不平衡的关系”问题，以往的研究者要么诉诸一种康德主义或主观主义的解释，即认为在马克思这里，艺术之美有一种超时空的、永恒的维度，不然不会古今同慨；要么诉诸一种黑格尔主义或机械唯物主义的解释，即认为这种“今不如昔”之感无非是现代人的过度想象，消除这种幻象的办法就是通过某种考古技术把现代人拉回到古希腊人的生活世界，这样，现代人之于古人也就没什么好艳羡的了。[40]

尽管詹明信在《消逝的中介，或作为讲故事的人的马克斯·韦伯》一文并没有直接引证《导言》的相关论述，但却通过对韦伯的资本主义起源于上层建筑而非经济基础理论的回应，批判了上述这两种解释。[41]在社会形态的转变过程中，上层建筑并不只是对经济基础的机械反映，相反，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会出现颠倒：形式上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经济基础而是上层建筑，但它仍然包裹在旧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统一体的形式之下（这是对韦伯的上层建筑先行理论的批评）；正是由于旧上层建筑的作用，经济基础发生变化——旧上层建筑由此构成了经济基础自身发展的“中介”；即当经济基础层面的转变完成之后，作为“中介”的旧上层建筑就“消逝”了，仿佛经济基础层面的转变是直接（无中介地）发生的一样。

简言之，在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过程中，虽然新教仍然属于旧的上层建筑，但就其将自身与其经济基础（旧经济基础）的关系普遍化这一点而言——将手段与目的关系“普遍化”，即中世纪是一部分人为凡俗目的而敛财，一部分人为宗教目的而安贫，新教则是所有人都为宗教目的而敛财，导致手段与目的关系发生转变，即现代人为敛财本身而求敛财，实现了在这一问题上手段与目的分离——它已经改变了旧的经济基础与其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尽管它仍然披着旧形式的外衣，使得新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关系建立起来。）[42]

图3 目的、手段关系的历史转化图示[43]

同样，在《导言》第4节中，马克思也以“艺术的生产”为例给出了他的“消逝的中介”论：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最初是同步的，譬如“希腊艺术和史诗同一定社会发展形式结合在一起”，[44]而就“希腊艺术同现代的关系”而言，“随着这些自然力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45]但是，相对于物质生产，艺术生产往往会出现得“太快”，“艺术……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在艺术本身的领域内，某些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只有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上才是可能的”。[46]

更重要的是，这种“太快”“过快”并不是就两条平行轨道上的运动体而言的，相反，艺术生产相对于物质生产的“过快”的情形还包括艺术生产“闯入”物质生产之中的情况（两者在同一轨道上）。马克思指出：“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47]在这个意义上，艺术生产本身就是物质生产的一个环节。

但是，作为物质生产的环节的艺术生产仍然是“过快”的。“阿基里斯能够同火药和铅弹并存吗？”[48]马克思对自己所提出的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是的，但阿基里斯不是比铅弹更快吗？不然的话，“歌谣、传说和诗神缪斯岂不是必然要绝迹？”[49]

因此，为了维持物质生产，关键的问题不是给物质生产“加速”，反倒是给物质生产“减速”，是将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放入两条不同的轨道，马克思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了那个著名的“儿童”比喻：尽管古希腊艺术作为“艺术的发展”其“速度”甚至要超过“现代生产”，“他们的艺术对我们所产生的魅力，同这种艺术在其中生长的那个不发达的社会阶段并不矛盾”，[50]但它也还是“儿童”（虽然它是“正常的儿童”，甚至是“早熟的儿童”），而且马克思认为，作为“儿童”，“不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呢？”[51]这是一种总是“过慢”的“儿童”期。也就是说，为了解决古希腊艺术“过快”的问题，现代人不得不区分出两条轨道：一条命名为“儿童”，它留给古希腊艺术、莎士比亚的戏剧；而另一条命名为“成人”，它被保留给现代人以使得他们能在安全距离内欣赏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的平行关系——相对于古希腊时期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的混同，我们现在所获得的这种能够区分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的物质生产，才是现代的物质生产形式。

下面，我们来梳理一下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的关系：最初，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是同步的，即“艺术生产（A）”与“物质生产（A）”；但艺术生产的发展常常会超过“物质生产（A）”的发展，这种“太快”的艺术生产可以标记为“艺术生产（B）”，而被自我超越的“艺术生产（A）”则标记为“[艺术生产（A）]”。

图4 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的关系图示

但是，“艺术生产（B）”对“物质生产（A）”的领先并不是“两条平行轨道上的竞赛”意义上的领先，“艺术生产（B）”对“物质生产（A）”的领先就发生在“物质生产（A）”自己的轨道中。因此，“物质生产（B）”就被抹除了（“[物质生产（B）]”），进而是一种新的区分的诞生：一方面是在“物质生产（C）”与艺术生产（C）之间的区分；另一方面就是在“艺术生产（B）”与“艺术生产（C）”之间的区分——这是“儿童”与“成人”的区别（见图4）。

对于《导言》第4节来说，“旧经济基础—旧上层建筑的统一体”向“新经济基础—新上层建筑的统一体”的过渡并不是直接的——这是整个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问题，而不仅仅是艺术与经济基础的关系问题[52]——这里存在“旧上层建筑”否定“旧经济基础”从而催生“新经济基础”的中介环节，但是，由于这一中介被掩盖在“旧经济基础—旧上层建筑的统一体”特别是“旧上层建筑”的形式之下，因此，“新经济基础”就仿佛是直接从“旧经济基础”变化而来的。

但不同于詹明信，马克思认为这一“中介”并不会真的“消逝”，而是会被当作“永恒”的“儿童”，作为一种象征，时刻提醒我们历史发展的偶然性，要么“过快”，要么“过慢”——这也就是图4中“艺术生产（A—B—C）”的意义。

最后，让我们回到起点，回到生产。《导言》所要展现的“生产”是“过去—现在—未来”三者的动态结构。这一动态结构的核心是“现在”，但这里的“现在”并不是一个确定性的基础，而是在“过去”与“未来”之间反复流转的矛盾、冲突。呈现为“现在→未来”结构的“生产→消费”毋宁说是上述矛盾、冲突的结果，只是这里的“现在”是确定的，但这一确定化的“现在”始终无法摆脱与上述矛盾、冲突的不确定性关系，无法摆脱呈现为“现在←→过去”结构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历史上的诸生产形式”结构。上述矛盾、冲突始终是变化多端的，艺术生产就是对这种矛盾、冲突的象征。

作者简介：周阳，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文章来源：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2024年第8期，经作者授权在本公众号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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