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冰菁 | 青年马克思与经济浪漫主义——基于MEGA2《巴黎笔记》的文本学解读

内容提要：政治经济学无疑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主要研究和批判的对象。但在19世纪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中，出现了以人类主体为尺度、批判资本主义与反思政治经济学的经济浪漫主义思潮，其人本主义伦理思想反而成为青年马克思积极借鉴的理论对象。从MEGA2《巴黎笔记》的文献可见，马克思摘录解读了经济浪漫主义者比雷的作品《论英法工人阶级的贫困》，聚焦英法等国工人贫困的现实状况与造成工人贫困的劳动商品化问题。这些内容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提供了事实依据，也启发他超越费尔巴哈的宗教异化理论与赫斯的货币异化理论，在劳动实践中探究资本主义的异化性质，形成全新的异化劳动批判理论。

关键词：马克思；比雷；经济浪漫主义；《巴黎笔记》；异化劳动

一、经济浪漫主义：

政治经济学的另一面

从1843年底到1845年初，马克思在转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后，进一步对社会经济领域展开探索，在巴黎开展了第一轮政治经济学研究，撰写了《巴黎笔记》，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批判资本主义及其政治经济学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此时，政治经济学显然是青年马克思的主要批判对象。但实际上，政治经济学并非齐整如一的学术谱系，其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旨趣相异的不同流派。其中，既有以斯密、李嘉图等为代表的支持并探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传统政治经济学，也有以西斯蒙第、欧仁·比雷等为代表的以人为中心批判和反思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经济浪漫主义。正是这股独特的经济浪漫主义思潮，非但不是马克思在《巴黎笔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主要批判对象，反而积极影响了当时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在19世纪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进程中，涌现出一股独特的富有人本主义伦理色彩和社会主义倾向的经济浪漫主义思潮。它兴起于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时期，当时许多小生产者因无力与机器生产竞争而濒临破产，于是一批政治经济学家便站在陷入危机的小生产者立场上，批判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贫富分化、分配不均等问题，希望以人为中心调整财富的生产和分配以解决社会冲突。经济浪漫主义的奠基人、瑞士著名经济学家西斯蒙第指出，被传统政治经济学视为天然合理的资本主义秩序并非全然合理，它带来了社会贫困、贫富悬殊等问题，“自从这些国家致富以来，他们不是更能养活自己的百姓了吗？在不遗余力地增加物质财富时，只见物不见人，结果不是只制造了一批穷人吗？”[2]据此，西斯蒙第认为，政治经济学不应只关注资本主义生产如何创造财富，更应探究如何增益人类幸福，如通过立法协调劳资所有制关系，推行过去的宗法式农业和行会手工业的小生产私有制，使劳动者能免于资本倾轧而拥有稳定体面的工作。“真正的政治经济学……应当教育指导人的劳动，以达到以下诸点：全体人民都能享受劳动的成果，人人有饭吃，有房住，有衣穿……都能有足够的闲暇时间，以保持身心健康。”[3]由此，西斯蒙第被马克思视为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代表，“用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的尺度去批判资产阶级制度的，是从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替工人说话的。这样就形成了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西斯蒙第......是这类著作家的首领”[4]，其政治经济学研究被视为“一种哲学经济学，一种人本主义的经济伦理学”[5]。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研究》第1卷

对此，列宁冠之以经济浪漫主义的名号：西斯蒙第“只限于从小资产者的观点出发，对资本主义进行感伤主义的批评。这种以感伤主义的申诉和抱怨来代替科学分析的做法，决定了他的见解是非常肤浅的”[6]。之所以称其为经济浪漫主义，在于西斯蒙第虽然是从政治经济学内部揭示资本主义矛盾与危机的，但却落入了小资产阶级对社会发展的浪漫幻想，企图以抽象的人道主义情怀逆转历史进程。可见，经济浪漫主义是政治经济学内部的自我分化和反思，强调政治经济学不应只关注客体向度的财富增长，而应以人为中心调整生产方式与所有制关系以增益主体向度的人类幸福，呈现出人本主义伦理色彩与社会主义倾向。而马克思在《巴黎笔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引用的比雷的观点正属于这股思潮。

比雷作为西斯蒙第的弟子，是19世纪法国社会学家、哲学家、经济学家，他同样重申了政治经济学应增益人类幸福的社会使命，期望解决资本主义劳资矛盾、社会贫困等问题。其代表作《论英法工人阶级的贫困》[7]（1840年）比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5年）更早地研究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的贫困状况及原因，也因此引起了包括蒲鲁东[8]在内的法国社会主义者的关注，马克思在《巴黎笔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摘录的便是此书。

比雷：《论英法工人阶级的贫困》

在《论英法工人阶级的贫困》一书中，比雷同西斯蒙第一样批判政治经济学不应满足于探究社会财富如何增长，更应与社会哲学、公共教育等相结合，履行匡扶社稷的使命。与西斯蒙第不同的是，比雷强调，当务之急是探究解决工业文明下的工人贫困问题，为此他专门考察了英法等国工人的贫困状况，积极探讨消除工人贫困的方法。

具体来说，一方面，比雷基于人的主体视角揭示了资本主义导致工人贫困的事实，彰显了其人本主义的理论立场。比雷认为，虽然资本主义宣称创造了文明与财富，却使工人陷入了物质与精神上的全面贫困。比如，大量工人因机器生产失去工作，在互相竞争中被迫降低报酬从而濒临贫困，“当今工业最大的罪恶是创造了成千上万有缺陷的工人……他们……没有稳定的职业和谋生手段”[9]。同时，工人在劳动分工的机械操作中变得精神麻木，被彻底剥夺了人的尊严和价值，不复手工业时代能工巧匠的辉煌，“在机器大工业中，工人已变得微不足道，在他经常操作却无法理解的精巧机器面前，他的技术和才能变得无足轻重，因此，人们从未将工业繁荣归功于他们”[10]。相反，资本家在占有资本和劳动工具的前提下攫取了任意雇用和奴役工人的权力，导致工人与资本家之间贫富分化的矛盾激增。为此，比雷呼吁必须以人为中心重新调整社会生产与分配，“重要的不是生产更多产品，而是为了全体人民的最大利益而生产”[11]。

19世纪机器大工业生产

另一方面，为了解决社会贫困问题，比雷提出通过立法调和劳资矛盾，保障工人阶级权益，使社会发展惠及全体人民，这显示出其社会主义的理论倾向。在消除劳资对立与贫富分化问题上，比雷肯定了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的贡献，指出其设想的“法伦斯泰尔”生产组织揭示了调和劳动与资本的重要性，“傅立叶主义者希望联合资本、劳动与才能；这很好”[12]。但比雷认为，在实现这一理想组织之前，必须优先解决土地、劳动工具等生产资料的所有制问题，才能从客观上保障劳动者免受资本倾轧而陷入贫困。为此，比雷构想出拯救人民的立法者，设立保障劳动权益与解决劳资对立问题的法律，比如通过立法协调劳资所有权关系，使劳动者占有部分所有权从而消除资本对劳动的奴役，联合劳动者与资本家共同参与生产，“对于国家来说，剩下的唯一的解救方法就是制定相应的经济制度，通过获取劳动工具的所有权（无论这种所有权多么微不足道），使劳动逐步摆脱对资本的绝对依赖”[13]。

可见，比雷的作品兼有人本主义伦理色彩和社会主义倾向，他不仅从人的主体视角出发批判资本主义，还提出了调整所有制关系、保障劳动者权益的社会组织方案。当时正逢马克思在思想上经由费尔巴哈踏入人本主义哲学，在政治立场上站在无产阶级解放道路上，旨在基于人本主义哲学发起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而比雷的作品相对契合当时马克思在理论上和政治上的需要，因此，马克思关注比雷并不令人意外。并且，与同时代的恩格斯、蒲鲁东相比，比雷较早地开展了关于英法工人贫困的实证研究，揭示了资本主义导致工人贫困的事实和缘由，这无疑为马克思批判资本家奴役无产阶级提供了现实依据，呼应了当时马克思的批判旨归。于是，马克思不仅在《巴黎笔记》中摘录了比雷的《论英法工人阶级的贫困》，还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加以引用。

总之，19世纪涌现出的以西斯蒙第、比雷为代表的经济浪漫主义思潮，虽未提出彻底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的革命要求，但从人的主体视角出发，批判传统政治经济学忽视人类幸福的抽象研究，聚焦资本主义私有制对劳动者的奴役，要求推行有利于工人阶级的社会改革。于是，随着马克思在《巴黎笔记》中系统展开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他逐渐发现了闪耀着社会主义和人本主义伦理光辉的比雷的作品。特别是比雷从人的主体视角对工业文明导致的工人贫困和劳动商品化等问题的反思，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批判资本主义提供了思想养分。

二、贫困与劳动商品化：

《巴黎笔记》对经济浪漫主义的解读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笔记本I第1页

在《巴黎笔记》中，马克思从头至尾详细摘录了比雷的《论英法工人阶级的贫困》第一册，同时进行了少量的概括和评论。关于比雷的经济浪漫主义思想，马克思感兴趣的主要有两大主题：一是从人的主体视角批判性记录的英法等国工人的现实贫困状况，二是导致工人贫困的劳动商品化及劳动畸变问题。

马克思在《巴黎笔记》中摘录比雷作品之初便注意到，在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发展和财富增长的过程中普遍出现了工人的贫困问题，贫困是实现工业文明和财富积累的代价。“在展示各国财富的表格旁边，还必须列出体现各国贫困的表格……获取财富的代价是贫困以及其他随之而来的后果。为了实现经济独立，人类不得不经受贫困的考验。”[14]而且，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的贫困问题不单指物质方面的，更是“在道德上感知到的贫困”[15]。这是比雷对贫困的独特定义，极具人本主义伦理色彩，其所强调的是与物质生活的“贫穷”相区别的、工业文明时代独有的“贫困”问题。因为工业文明虽然创造了巨大财富，但工人的生命价值不断被击穿，他们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陷入了悲惨境地，在物质和精神上都饱受苦楚，“与贫穷（pauvreté）——贫穷往往只打击人的身体——不同，贫困（misère）......打击的是整个人，无论是他的灵魂还是身体”[16]。

于是，在摘录比雷的《论英法工人阶级的贫困》第一册时，马克思花费大量篇幅考察了英法等发达工业国家的工人在物质和精神上的贫困状况。比如，马克思用德、法两种语言摘录了如下事实：工业文明的蓬勃发展反而带来了不断增长的贫困人口，“桑德兰是一个拥有四万人口的繁荣的工业城镇。当地有800座大型建筑，它们都属于富裕的工厂主或商人。这座城市分为两个部分，地势一高一低，一边居住着富人，另一边居住着工人……在工人居住区，共有17009名居民，其中14000人是合法的贫困人口”[17]；在发达的工业文明之下，工人并未过上现代化的富足生活，而是蜗居在高楼大厦背后的贫民区、地下室，“在利物浦，有宫殿般的街道，还有世界上最富有的港口，但大部分劳动人口却在阴暗的地下室里生活”[18]。此外，工人不仅要忍受恶劣的生活条件，在劳动中也饱受折磨，因为机器大工业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导致工人身体畸形与精神麻木，“在英格兰，人力踏车和手推磨是我们所听闻的最可怕的苦难现象：一个富裕的国家……迫使罪犯和穷人遭受过去奴隶们曾经受过的古老酷刑”[19]。

MEGA2第IV/2卷，第556页

通过对英法等国工人贫困状况的实证研究，马克思越来越明确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无法掩盖的生产与人性之间的尖锐矛盾：贫困是工业文明的必然现象，资本主义越是文明进步，工人越是陷入非人的现实困境。但更为紧要的问题是，为什么自称文明进步的资本主义反而会使工人陷入贫困呢？这便涉及马克思额外关注的劳动商品化问题。

随着对《论英法工人阶级的贫困》的研读进入第一册的下半部分，马克思探索的主题发生了细微变化。除了继续记录工人的贫困事实外，马克思零散地提及了比雷的劳动商品化理论。有意思的是，虽然《巴黎笔记》中关于比雷劳动商品化理论的摘录篇幅很短、看似并不重要，但随后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却集中引用并阐发了这一理论，甚至很多内容超出了《巴黎笔记》的摘录范围，可见马克思对比雷劳动商品化理论的关注程度。而马克思之所以关注比雷的劳动商品化理论，恰恰在于它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导致工人贫困的客观原因：贫困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劳动被迫商品化的历史结果。

马克思发现，工人陷入贫困并不是因个体懒惰、挥霍等主观因素，而是由劳资对立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社会客观结构所致。“只是临时工的农民，他们除了佃农和地主提供的工作之外，没有其他谋生手段……他们的收入会下降……低到人类所能忍耐承受的程度。与资本完全分离的劳动是一种简单的原始商品，必然遵守所有商品都服从的规律；它的价值将越来越低，直到以最便宜的价格出售为止。”[20]这段摘录极为重要，它实际上揭示了劳动被迫进入商品化的现实过程，也点明了资本主义必然导致工人贫困的客观原因。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资本与劳动处于绝对分离的对立关系，资本家占有生产所需的资本和劳动工具，而工人无法占有谋生所需的工具，为求生存他们只能被迫像商品一样出卖自己。因此，资本与劳动处在不平等的市场关系中，资本可以自由地雇用劳动者，但劳动总是被迫出卖给资本，它并不具有自由出卖或停止出卖自身的权利，被粉饰为平等自由的雇佣劳动，其本质是资本对劳动的不平等掠夺。在劳资对立关系下，工人为求生存只能被迫以低廉的价格出卖劳动力，相反，资本占据劳动力市场的优势地位，它不仅能自由地雇用劳动者，更能大幅压低雇佣价格。结果，作为商品出卖自身的工人只能获取维系生存的微薄收入，势必陷入无法挣脱的贫困状态，工人的劳动也被迫成为维持生存的动物性活动。他们“将工人的需要限制在维持动物生命的水平上，仅仅向他们提供能够延长他们像野蛮人一样的生命的最低生存资料”[21]。

MEGA2第IV/2卷，第571页

更关键的是，马克思隐约意识到，正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劳动被迫商品化的过程中，工人的劳动活动本身发生了畸变——劳动不再是工人自主发挥才能的生命活动，而是维系其肉体生存的强制活动，充满了被资本奴役的痛苦和畸形。为此，在临近摘录结尾时，马克思特意用德文概括了工业发展背后工人的惨状，直指大工业中极端的劳动分工导致工人身体严重畸形，使其在劳动过程中遭受了身体和精神的双重痛苦折磨：“科斯特先生在戴立先生的《建筑评论》中描述了锁匠行业导致的畸形，并询问如何看待工业主义的最终目的（生产）是使人成为畸形的怪物？”[22]实际上，在马克思着手劳动商品化及其现实畸变的研究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劳动便已呼之欲出了。

通过对比雷《论英法工人阶级的贫困》第一册的摘录，马克思探究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下工人陷入贫困的经济事实和社会根源，并注意到资本主义私有制导致的劳动畸变现实。基于此，马克思不断确证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自我悖论：虽然资产阶级宣称工业文明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工人阶级陷入了无法摆脱的全面贫困和强制劳动之中，彻底丧失了人的价值和尊严，这触及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非人本质。总之，这些从人的主体视角出发对工业文明的反思，将有助于马克思走向《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系统批判。

三、走向异化劳动：

从经济浪漫主义到青年马克思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002年版，第266页

首先，马克思在《巴黎笔记》中对比雷的摘录始终以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带来的贫困事实为重点，这些内容直接证伪了被政治经济学视为先验前提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成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揭露资本主义私有制非人道本质的事实根据。比如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不仅像比雷一样揭示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引发的工人苦难：“肮脏，人的这种堕落、腐化，文明的阴沟……成了工人的生活要素”[25]，而且引用比雷关于爱尔兰人贫困生活的描述，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将人的需要贬低为粗鄙野蛮的牲畜需求：“人不仅没有了人的需要，他甚至连动物的需要也不再有了。爱尔兰人只知道有吃的需要，确切地说，只知道吃马铃薯，而且只是感染上斑点病的马铃薯。”[26]可以说，马克思借用比雷关于工人贫困事实的研究，进一步揭开了资本主义私有制背离人性的真实面目，意识到所谓繁荣的工业文明是建立在对工人的非人掠夺之上。而这正符合此时马克思的研究目标，即以人性的尺度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一未被质疑的先验前提。因此，对比雷经济浪漫主义的研究为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提供了现实依据。

更重要的是，《巴黎笔记》开启的关于比雷劳动商品化及其畸变现实的研究，构成了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异化劳动理论的重要前提，有助于启发马克思聚焦劳动活动来揭示资本主义的异化本质。

马克思借助比雷的劳动商品化研究，逐渐从资本主义生产活动中确证，在劳资分离的私有制条件下，劳动仅能以低廉商品的形式存在，且在劳动商品化过程中，人的劳动活动畸变为维系生存的痛苦活动。随后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笔记本I对工资、利润与地租的分析中，马克思再次引用比雷的观点以进一步阐述劳动被迫商品化和畸变的原因与现实，这部分引用内容此前并未在《巴黎笔记》中出现。比如，马克思摘录道：“资本家总是自由雇用劳动，而工人总是被迫出卖劳动……与真正的[商品]不同，劳动既不能积累，也不能储蓄。劳动就是生命，而生命如果不是每天用食物进行新陈代谢，就会衰弱并很快死亡。为了使人的生命成为商品，也就必须容许奴隶制。”[27]正是由于劳动被迫进入为资本雇用的商品化进程，人的劳动活动本身发生了畸变，劳动颠倒为奴役人自身的外在活动。一方面，劳动不再是工人发挥自身才能的生命活动，而是被资本任意支配的强制活动，是工人身体被折磨、精神被践踏的痛苦活动。“于是工人不得不按照人家同意的价格出卖自己的人身和力气。加在他们身上的劳动，时间越长，越使他们痛苦和厌恶，他们所得的报酬也就越少。”[28]另一方面，劳动不再是工人赢得尊严和价值的生命活动，而是资本眼中可任意消耗的廉价生产工具，是维系肉体生存的外在手段。“所以能忍受强加在他们身上的重担，既不是出于忠诚，也不是由于义务；只不过为了逃避那沉重的饥饿命运……在他们眼中，这些部下不是人，仅仅是以尽可能少的花费带来尽可能多的收入的生产工具……可以看到有些工人每天连续紧张劳动十六小时，才勉强买到不致饿死的权利。”[29]

描绘资本与劳动对立的漫画

正是从劳动商品化的分析中，马克思抓住了劳动在私有制下被迫畸变的经济事实，并获得了重要启示：劳动商品化就是劳动异化的特殊表现形式，劳动异化表现为私有制下劳动被迫商品化的历史结果。于是，在对工资、利润和地租进行分析之后，马克思将劳动商品化的具体内容融入了异化劳动的四重规定中。比如，劳动在被迫商品化过程中畸变为使人痛苦的强制活动，对应着异化劳动中人与自身劳动相异化，“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外在的劳动，人在其中使自己外化的劳动，是一种自我牺牲、自我折磨的劳动”[30]；劳动在被迫商品化过程中降为维持肉体生存的手段，则同异化劳动的人与自身类本质相异化的论断相接近，“劳动这种生命活动、这种生产生活本身对人来说不过是满足一种需要即维持肉体生存的需要的一种手段”[31]。不难看出，在劳动商品化理论与异化劳动理论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互文关系，二者都指向了资本主义私有制造成的经济事实，即劳动不再是主体自由自觉的创造活动，而是颠倒为与人相对立的强制活动。对此，弗朗索瓦·瓦汀曾指出：“人们不得不怀疑比雷思想对青年马克思的影响；人们很容易混淆这两位作者，以至于手稿编辑有时会‘忘记’加上引号，把从比雷摘抄而来的段落归于马克思。”[32]

可以说，马克思借助劳动商品化理论，较为清晰地梳理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劳动如何必然成为痛苦强制的外在活动，并获得了一条从劳动入手探讨资本主义异化的理论线索。劳动本是人自主创造的生命活动，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却颠倒为奴役人自身的痛苦活动，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导致的劳动本身的异化。这便使马克思逐步意识到，异化不仅体现在费尔巴哈关注的宗教信仰与赫斯提出的货币崇拜中，更发生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现实劳动中。在马克思之前，费尔巴哈表明异化是在宗教观念领域发生的迷误，赫斯则认为异化是在人们以货币为中介的交往过程中发生的颠倒，而劳动商品化理论推动着马克思跃出宗教观念和交往活动的视域，从更为本源的劳动生产活动中探索资本主义异化的本质。因此，马克思在《巴黎笔记》中开启的关于比雷劳动商品化的研究，无疑成为他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异化劳动理论的重要资源。

不过，虽然马克思从比雷的经济浪漫主义中汲取了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现实依据，也获得了走向异化劳动理论的思想启示，但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绝不是直接继承比雷劳动商品化理论的结果。究其原因，比雷只是在政治经济学视域内关注现实层面的劳动商品化状况，但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则是彰显人学批判维度的哲学范畴，其背后的支撑是马克思基于劳动的人学问题式。因为在黑格尔辩证法与费尔巴哈人本学的影响下，马克思理想化地将人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视为符合人性的劳动本真状态，后者不仅是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动力量的彰显，更是社会存续发展的自然根基和实现共产主义的落脚之处。“共产主义……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33]正是从关于劳动的人学问题式出发，马克思才将资本主义私有制之下的畸变劳动指认为背离本真状态的异化劳动，并赋予异化劳动以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现实的哲学内涵。因此，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绝不是对比雷的劳动商品化理论的简单拼凑，相反，马克思是在独立形成关于劳动的人学问题式的基础上，将劳动商品化内涵融入异化劳动哲学范畴的具体规定性之中。

总的来说，在19世纪西方机器大工业的历史进程中，伴随着发达的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是极端的贫困与分化。面对这一现实，以比雷为代表的经济浪漫主义思潮呼吁以人为中心，重新调整生产分配以实现经济与道德的平衡、弥合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裂痕。而青年马克思通过《巴黎笔记》展开了对比雷经济浪漫主义思想的探索，开启了更为广阔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视域。如果说斯密、李嘉图等传统政治经济学家聚焦的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抽象规律，那么比雷的经济浪漫主义，特别是以人为中心对工人贫困和劳动商品化问题的反思，则揭示了不被传统政治经济学质疑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本身就包含着劳资对立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这成为青年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重要理论资源。只是马克思并没有停留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哲学批判上，他对社会历史领域的进一步探索将推动他走向爆破资本主义的真正的历史科学。

作者简介：刘冰菁，哲学博士，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文章来源：文章原载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3年第5期，经作者授权在本公众号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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