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所谓《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青年黑格尔派问题”，是有关青年黑格尔派理论在何种程度上可以成为唯物史观形成的中介的问题。与以往消极地对待青年黑格尔派理论价值的做法相反，20世纪后期开始，人们将青年黑格尔派纳入早期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链条之中，更加强调青年黑格尔派对于唯物史观形成的重要作用。其中，新MEGA将《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明确界定为论战性质的文本，强化了青年黑格尔派作为论敌的意义；广松涉的“赫斯压倒说”和兹维·罗森的“鲍威尔与马克思对比研究”等成果则开启了从马克思思想发展史内部探寻青年黑格尔派影响唯物史观形成的新视域；而青年黑格尔派的主体确证视角可以为这一新视域提供重要的思想实证。
关键词：青年黑格尔派；《德意志意识形态》；唯物史观；新MEGA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青年黑格尔派问题”是有关青年黑格尔派理论在何种程度上可以成为马克思恩格斯建构唯物史观的中介的问题。这一问题的提出，不仅可以加深我们对马克思恩格斯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真实意图的认识，而且对于深入理解唯物史观的形成过程也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中期以前，研究者们大多将青年黑格尔派理论视为观念论的残余加以否定；从20世纪中期开始，人们更倾向于回归青年黑格尔派的理论本身，注重编辑和整理文献，至于青年黑格尔派与唯物史观的关系问题，大多只涉及从某一特定概念出发的碎片化研究；从20世纪中后期开始，出现了不再单纯地将青年黑格尔派作为马克思思想的反例，而是试图内在地建构起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之间联系的新视角。沿着这一思路，本文将聚焦《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青年黑格尔派问题”，在对上述研究史梳理的基础上，通过《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对青年黑格尔派的主体确证理论的继承和发展，证明青年黑格尔派思想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唯物史观形成的必要环节。
一、“青年黑格尔派问题”研究的
传统视域
青年黑格尔派是在黑格尔去世后以黑格尔门徒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大卫·施特劳斯、麦克斯·施蒂纳、布鲁诺·鲍威尔、莫泽斯·赫斯等人为代表的激进主义者流派。他们公开反对黑格尔哲学中的保守主义因素，强调宗教批判和自我意识的革命意义。在初登哲学舞台时，青年马克思曾深受他们的观点的影响，并且作为其中的一员与他们并肩战斗过。但是，1843年以后，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分道扬镳，并与恩格斯一道写下《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批判性文本，声称要对自己“从前的哲学信仰”进行“清算”。[1]基于马克思本人这一“进入”和“脱出”的历史，如何定位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恩格斯之间的思想关系就成为一个重要议题。在传统上，对这一议题有三类主要意见：以弗兰茨·梅林（Franz Mehring）为代表的学者认为，青年黑格尔派的观点不足为道，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影响有限；以西奥多·兹洛茨斯基（Theodor Zlocisti）为代表的学者认为，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在对特定概念的使用上存在局部继承关系；以卡尔·洛维特（Karl Löwith）为代表的学者则关注青年黑格尔派所处的时代背景，强调其理论的现代性意涵。
弗兰茨·梅林
西奥多·兹洛茨斯基
卡尔·洛维特
20世纪中叶之前，研究和编辑《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的学者多倾向于将青年黑格尔派视为德国古典哲学殿堂中的无名小辈，认为他们与青年马克思恩格斯虽有交集，但影响有限。1920年代，针对当时以格奥尔格·贝罗（Georg Below）为首的学者质疑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并非原创的流行看法，古斯塔夫·迈尔（Gustav Mayer）和达维德·梁赞诺夫致力于从经济学的角度为马克思辩护。1926年，当《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以德文原文首次发表时，梁赞诺夫就指出，唯物史观的发现并非马克思恩格斯剽窃历史学家或经济学家的成果，他们早在1844年底就认识到，“没有对工业的知识就没有对历史真相的认识，所以他们充分涉猎了他们当时所知道的全部文献”[2]，并通过对费尔巴哈的系统批判创立了唯物史观。显然，梁赞诺夫弱化了青年黑格尔派思想对于唯物史观形成的中介意义。这种意见持续到20世纪中期，直到1965年巴加图利亚在编辑新版《德意志意识形态》时还声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已经标志着马克思恩格斯与从前的一切哲学划清了界线[3]，因此编者为这一版“费尔巴哈”章划定了共计四部分26小节的结构，只有第一部分第1节和第二部分第1节才是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即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关系——的总体论述，其他部分都属于马克思恩格斯自己独创的唯物史观论述，与青年黑格尔派关系不大。
梁赞诺夫主编：《梁赞诺夫版
〈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
巴加图利亚主编：《巴加图利亚版
〈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
不仅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编者，20世纪上半叶之前的相关研究者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态度也是基本否定的。19世纪至20世纪初正是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的关键时期，第二国际成员将关注的重点集中在工人革命和政治经济学的问题上，而青年黑格尔派则被视为不关注现实问题的观念论者。这一观点在格奥尔格·卢卡奇1926年的《莫泽斯·赫斯和唯心主义辩证法中的问题》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卢卡奇认为，赫斯的行动理论没有发展下去的客观原因在于当时德国的现状并未达到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因而他只能在经验层面吸纳英法两国的情况，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简单的唯心辩证法处理，从而使其理论带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最终不得不回到道德主义的老路上去。随着唯物辩证法的确立，赫斯式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失去了它的全部意义。[4]由于青年黑格尔派对黑格尔的历史辩证法和政治经济学的内容缺乏了解和认同，故无法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唯物史观提供富有成效的理论资源。
格奥尔格·卢卡奇
如果说上述从负面评价青年黑格尔派的研究者在学理上认同马克思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故而未能重视其自身的理论资源，进而造成了大量青年黑格尔派一手文献面临失传的危险，那么从20世纪中叶开始，这种情况发生了转变，从正面评价青年黑格尔派理论的声音逐渐增多，而此类研究大多建立在重新整理和出版青年黑格尔派著作的基础上，从而有效地填补了学界了解和认识青年黑格尔派思想的空白。开启这一阶段讨论序章的是兹洛茨斯基的《赫斯：社会主义文集（1841—1847）》（1921年）。到了20世纪中叶，城冢登的《青年马克思的思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1955年）、奥古斯特·科尔纽（Auguste Cornu）的《马克思思想的起源》（1957年）以及他和沃夫冈·门克（Wolfgang Mönke）共同完成的《赫斯：社会主义和哲学著作》（1961年）、洛维特编撰的《黑格尔左派文集》（1960年）、埃德蒙特·西尔伯纳（Edmunt Silberner）的《赫斯传》（1966年）、戴维·麦克莱伦（David McLellen）的《卡尔·马克思传》（1972年）、В.А.马利宁和В.И.申卡鲁克共同撰写的《黑格尔左派批判分析》（1983年）以及劳伦斯·斯特佩列维奇（Lawrence Stepelevich）的英译鲍威尔著作《对无神论者和反基督教者黑格尔最终审判的号角》（1989年）等涉及青年黑格尔派原始文献的作品相继问世。
西奥多·兹洛茨斯基：
《赫斯：社会主义文集（1841—1847）》
不仅如此，这些学者还在收集、整理和编译文献的基础上肯定青年黑格尔派的理论价值，探讨马克思恩格斯与青年黑格尔派思想的继承关系。比如，洛维特强调，应从青年黑格尔派所处的时代环境中理解他们的创新性、时代性和现实关怀。他在《黑格尔左派文集》序言中指出，由于黑格尔最终没能实现其让思想与现实和解的目标，故而青年黑格尔派结合法国大革命和工人运动的现实，将黑格尔的理论向前推进了一步，试图通过让哲学事实上成为一种社会运动并赋予社会主义以哲学基础的方式消除理论与现实的分裂。因此，在洛维特看来，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是“面向未来的哲学”[5]。科尔纽也认为，青年黑格尔派代表了“因商业和工业的迅速发展而增强了的资产阶级在政治和社会方面的意愿”，在工业时代的背景下，“他们抛弃了这一哲学体系中的静止的、保守的成分，只保留了其中的革命的辩证因素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6]科尔纽还指出，赫斯的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在费尔巴哈的基础上赋予了社会主义更明确的内涵，促使马克思反思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缺陷，着手从社会关系的视角构建唯物史观的框架。在科尔纽看来，虽然赫斯主张的行动是“一种脱离社会实践的而只诉诸于宣传和教育的道德上的行动”，但“赫斯为马克思开辟了道路，而马克思从类似的社会经济材料出发，找到了解决实践和社会问题的新方法”。[7]
卡尔·洛维特：《黑格尔左派文集》
进入21世纪后，以青年黑格尔派为主题的研究著作呈上升趋势，其中兰培德出版社（Peter Lang）以丛书的形式出版了20余本相关研究专著，丛书主编拉尔斯·兰布雷希特（Lars Lambrecht）希望通过对青年黑格尔派的历史追溯重新阐释其理论价值。弗朗西斯科·托马索尼（Francesco Tomasoni）则在《现代性与历史的最终目标：从康德到青年黑格尔派关于犹太教的辩论》一书中重新定义了青年黑格尔派的“现代性”概念，认为青年黑格尔派的宗教批判及其直面现实问题的尝试为新文化的产生带来了新视角，“把理性插入社会和文化关系的网络中”[8]，是对当时具体的犹太人问题、宗教问题、政治权利问题的反馈，他们所采取的多元态度是开启现代性研究的前提。
弗朗西斯科·托马索尼：《现代性与历史的最终目标：
从康德到青年黑格尔派关于犹太教的辩论》
总之，上述研究为青年黑格尔派研究补充了大量新资料。不过，令人遗憾的是，这些研究均未突破青年黑格尔派固有的文本和语境，除了少量的研究外，大都将青年黑格尔派与早期马克思思想视为各自独立的理论体系，未能挖掘它们之间的内在关联，没有从思想发展史的角度深入探讨青年黑格尔派思想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唯物史观的产生。
二、“青年黑格尔派问题”研究的
新视角
要突破上述传统研究的弊端，就要在思想史内部审视从青年黑格尔派到唯物史观创立的理论发展过程，尤其要将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的论战视为早期马克思思想发展史的内容本身。在这一问题上，如下三类意见具有代表性：强调应以论战为主线理解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之间的动态交互过程的“新MEGA原则”；日本学者广松涉的“赫斯压倒说”；波兰学者兹维·罗森（Zvi Rosen）的“鲍威尔与马克思对比研究”。
广松涉
自20世纪下半叶新MEGA试刊版出版以来，编者英格·陶伯特（Inge Taubert）就主张以呈现原稿样态的原则来编辑《德意志意识形态》，将其收录的手稿明确定义为“评论性质”[9]的文稿，从而开启了以论战为主线来看待《德意志意识形态》内容的先河。这一做法在2017年正式出版的新MEGA第Ⅰ部分第5卷中被使用。Ⅰ/5卷编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核心思想和概念的起源不能被视为自然形成的理论结果，而应是在与同时代人激烈论战的过程中产生的。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起点不是始于与费尔巴哈的论战，而是在批判鲍威尔和施蒂纳的过程中形成的。”[10]按照这一说法，马克思恩格斯起初并不是按照目前我们看到的两卷著作的方式，而是在与青年黑格尔派论战的过程中构思和阐述唯物史观的。
MEGA第Ⅰ/5卷，第728页
这一论战并非突然发生的。“这些作者虽然都被当作青年黑格尔派而遭到批判，但与他们的论战情况却有显著的差异。”[11]其中，与鲍威尔的论战意图由来已久，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已对鲍威尔的批判进行了再批判。1845年，在看到鲍威尔在《维干德季刊》第3卷上发表的《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一文之后，马克思恩格斯决定在后来被命名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手稿中对鲍威尔进行反驳，这一反驳后来被纳入到《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创作中，成为其第一份手稿H5a。至于施蒂纳，早在其出版《唯一者及其所有物》（1844年10月）时，马克思恩格斯就想予以批判，这一想法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1卷中得以实现：与施蒂纳论战的“圣麦克斯”章篇幅最长，流传下来的手稿多达430页。而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疏远也在1845年春季发表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初见端倪，后来在撰写“圣麦克斯”章的过程中，马克思明确了单独列出“费尔巴哈”章的计划。由此可见，深入研究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对于理解《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唯物史观的内涵至关重要。
布鲁诺·鲍威尔
麦克斯·施蒂纳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
尽管Ⅰ/5卷编者把《德意志意识形态》定位为“论战性”作品有可商榷之处，但就他们把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纳入到与青年黑格尔派论战的思想语境中这一做法来说，在客观上会使青年黑格尔派的理论成为探讨唯物史观生成史的建构性因素，对于纠正过去那种只把青年黑格尔派视为反例予以彻底排斥的做法具有重要意义。可以预见，随着Ⅰ/5卷的普及，对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关系的研究和重新评价，一定会成为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
除了新MEGA编者的文献学研究外，在早期马克思思想研究史上，已有将青年黑格尔派思想作为青年马克思思想走向成熟的内在原因的研究典范。比如，广松涉提出的“赫斯压倒说”和罗森的“鲍威尔与马克思对比研究”。
1967年，广松涉在《早期马克思像的批判的再构成》中主张，影响马克思早期思想发生转向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赫斯，正是赫斯部分地引领了青年马克思从费尔巴哈异化论框架向唯物史观的过渡，尽管这一过渡不能完全归功于赫斯，且在最终的意义上赫斯还不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广松涉提出了三个论据来证明赫斯的重要性。第一，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构想、视角和修辞与同时期赫斯的作品有极大的相似性，马克思本人也曾提出自己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认可和借鉴了赫斯在《二十一印张》中的观点，并且《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生产力、共同活动、商品化等概念都与赫斯的《论货币的本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第二，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多条内容均参考了赫斯的文章，并从赫斯的角度批判了费尔巴哈，在此基础上主张在“现实生活”中用“行动本身”突破黑格尔及其门徒的痼疾[12]，因此，就批判以往的哲学来说，赫斯的行动哲学与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表现出来的实践哲学如出一辙。第三，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过程中最终超越了赫斯，从最初的学习赫斯到趋近赫斯，最终转向了对赫斯的批判，将他视为具有代表性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13]综上所述，广松涉将赫斯置于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的“坐标轴”上，考察马克思对其的追随和超越，开启了一种全新的青年黑格尔派研究视角，对于丰富马克思思想发展历程的完整性和复杂性，内在地展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从黑格尔到青年黑格尔派、再到唯物史观的诞生过程，具有典范意义。
莫泽斯·赫斯
1977年，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以“社会史研究丛书”的形式出版了罗森的《布鲁诺·鲍威尔和卡尔·马克思——鲍威尔对马克思思想的影响》一书，对马克思与鲍威尔的思想进行了比较研究，强调了鲍威尔的理论对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建构性作用。罗森认为，马克思在1842—1843年有一个重要的“鲍威尔阶段”，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马克思对宗教的批判更接近鲍威尔而非费尔巴哈的立场，因为鲍威尔将宗教视为主观意识的错认而主张废除以宗教为代表的一切外在实体性权威对个人意志的束缚，费尔巴哈则将宗教视为人的认识结构的颠倒，即不是宗教中的神创造了人，而是人创造了神，他虽然提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等命题，但并没有要求废除宗教本身；而当时马克思进行宗教批判的目的在于废除宗教对个人的压迫，在思想上更接近鲍威尔的思路。第二，马克思的博士论文是在鲍威尔的影响下完成的，尤其是马克思像鲍威尔一样认为伊壁鸠鲁等人是“自我意识哲学家”，并且马克思对自我意识哲学的吸收为他后来发展实践哲学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第三，马克思受到鲍威尔批判异化理论的启发，提出了自己反对政治异化和宗教异化的思想，尤其是对黑格尔法哲学进行了批判。第四，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是针对鲍威尔提出的。第五，法哲学批判时期的马克思并不是用费尔巴哈的思维框架来对黑格尔哲学进行主客颠倒的，相反，他是在鲍威尔的影响下才完成这一任务的。罗森认为：“鲍威尔已摆脱了黑格尔主义关于主观和客观、思想和经验是统一的这样一种立场，几乎只强调主观的、巨大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14]并且，鲍威尔指出了现实的异化，即人们用自己的情感、想象和思维创造出能够奴役自己的概念，其本质上是“一个向外移植的世界”[15]。
兹维·罗森：《布鲁诺·鲍威尔和卡尔·马克思
——鲍威尔对马克思思想的影响》
近年来，此类关于“青年黑格尔派问题”的研究层出不穷，讨论热度至今未减。无论人们是否赞同广松涉或罗森的观点，都应该承认这种研究范式改变了过去简单地认为马克思在与青年黑格尔派有过短暂接触之后就一下子跳转到其对立面的看法，使我们可以深入到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思想的关系之中，这对于从学理上说明青年黑格尔派对唯物史观的建构究竟发挥了何种作用具有开创性意义。
三、青年黑格尔派的主体确证理论
对唯物史观形成的意义
新MEGA对《德意志意识形态》文稿性质的界定使人们得以聚焦于马克思恩格斯与青年黑格尔派论战的具体历史环境和文本内容；广松涉的“赫斯压倒说”意在指明马克思是通过赫斯对人的社会性定位才开启了唯物史观的视域；罗森的“鲍威尔与马克思对比研究”则让人们认识到马克思对诸多问题的理解与鲍威尔的思想紧密相关。上述观点的共同特征在于，将“青年黑格尔派问题”的研究聚焦于人——即主体——的确证方式。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对主体的确证方式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核心差异，青年黑格尔派对此问题的论述及其与马克思的论战为唯物史观的诞生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
青年黑格尔派并非只关注意识，忽视现实。事实上，他们的理论恰恰建立在对现实反思的基础之上。1840年代前后，个体对自由精神之独立地位的诉求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理念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青年黑格尔派敏锐地捕捉到现实中的这一变化，主张从宗教批判入手对黑格尔、乃至整个德国古典哲学进行批判。因为，当宗教被视为人的虚假意识时，“人”的真正的、现实的本质就在现实中凸显出来。客观地说，这一批判把握到了时代的脉搏，关注到了正在遭遇具体的历史情境的个人，在方法上已经具备了突破观念论对人的本质的思考模式的可能性。在神创论中，人是上帝的创造物，人的理念与精神是对上帝的理念与精神的分有，人需要向对自己具有统治意义的宗教神来确证自身存在和发展的方向，在这一阶段，人认知自身的主体性的方式必须通过人之上的神。而费尔巴哈打破了这一确证方式，认为神是“人”的异化的产物。这里的“人”是作为人类整体精神的人，即所谓大写的“人”（Mensch）。在“人”之外，并无高人一等的非人存在，“人”就是人的“最高本质”。这就将神创论中人与神的关系转变为人与“人”的关系，使“人”与“神”在地位上成为对等的。但是，这意味着人确证自己的方式必须通过“对象化”才能完成。费尔巴哈的“类本质”（Gattungswesen）实际上就是对象化了的自身存在，它并非直接存在于人的自身中。人要确证自己为“人”，即要确证自身的主体性，就需要向这个对象化了的“类本质”发展，直至达成统一。其实，这一解释也可以被视为整个青年黑格尔派的理论框架，他们对宗教的否定无非是要打破人与神的不对等关系，将人提升到“人”的高度，实现人自身与“人”的对等关系，在消灭了“作为人的本质的神”之后，创造出一个“对象化的人”。但问题在于，“对象化的人”本身也是被人为地创造出来的普遍本质、最高存在，这种解释并未在思想框架上真正颠覆神创论。因此，青年黑格尔派在确证主体性的自我认知方式上虽然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但是并没有真正获得历史性突破。
马克思与恩格斯
在1840—1846年期间，像青年黑格尔派一样，马克思恩格斯也关注到主体确证方式的问题。他们虽然同样从宗教批判入手，但与青年黑格尔派不同的是，他们最终并没有建构一个“对象化的人”，而是通过在此岸世界的“现实的人”来解决这一问题。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序言”的开头，他们明确指出：“迄今为止人们总是为自己造出关于自己本身、关于自己是何物或应当成为何物的种种虚假观念。他们按照自己关于神、关于标准人等等观念来建立自己的关系。他们头脑的产物不受他们支配。”[16]人要成为人，不应该仅仅抛弃神，还应连同自己创造出的、头脑中的对象化存在这种二元认知方式一并抛弃。人就是生活在此岸世界中的现实存在，在现实世界之外，根本就不存在高于人的普遍本质。这样一来，马克思恩格斯就打破了对人的本质进行界定的形而上学规定，将人的本质聚焦于人所生活的现实世界，聚焦于人所处的具体历史环境，即当下的资本主义社会。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与黑格尔正好相反：黑格尔看到了在界定人的本质时不能忽视市民社会中的特殊性原理，但却最终选择了让国家中的普遍性原则作为人的本质，将市民社会之上的实体性国家视为人确证自己的最终归宿；而在马克思那里，黑格尔此举意味着要将人自身从自己的特殊性中抽离，这就违背了近代市民社会的现实，因为人的本质是不可能与市民社会的生活相分离的。所以，人对自己主体性的确证必须走出二元的“对象化”框架，真正直面当下市民社会的特殊性和世俗性，从此岸世界的生活实践出发去解释人的本质的生成。路易·阿尔都塞曾经提出马克思的思想存在早期与成熟期两个不同阶段的“断裂说”，认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才进入科学的领域，即“退回到了现实”。这一说法实际上是宣判了“哲学的马克思”死刑。但是，通过对“青年黑格尔派问题”的研究，我们完全可以得出与阿尔都塞不同的理论结论，即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并没有放弃对哲学的追求，他只是以不同于以往意识形态哲学的方式，通过与青年黑格尔派的论战重构了一种新哲学。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2009年版，第509页
总之，《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青年黑格尔派问题”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它体现了唯物史观与德国观念论的本质差别，还在于它能够在哲学上建立起马克思的新世界观与以往传统哲学的内在联系。今天，我们最需要的研究方法就是在思想史内部考察这种联系，以避免只跟随马克思的批判性结论而忽视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的做法，抑或沉溺于青年黑格尔派的文献中，仅就文献本身研究文献。唯此，我们才能从思想史的发展脉络中把握唯物史观的诞生历程，认识马克思与黑格尔的思想传承和差异。
作者简介：崔琳菲，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讲师。
文章来源：文章原载于《国外理论动态》2021年第6期，经作者授权在本公众号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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