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马克思致库格曼书信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研究领域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价值，对于我们了解和掌握《资本论》创作时期和欧洲工人运动风起云涌时期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和革命斗争策略起到了启示作用。这部书信集源于马克思与库格曼长达13年的交往与通信，在俄国革命时期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获得真正传播。对这些历史的回顾，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马克思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斗士所做出的努力和对“毕生的真正使命”矢志不渝的坚持，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库格曼；书信传播
《马克思致库格曼书信集》主要收录了1862—1874年间马克思写给德国医生、第一国际会员路德维希·库格曼的60封书信。这些书信是研究19世纪60—70年代马克思思想发展、马克思创作出版《资本论》第一卷、创立发展第一国际，以及指导和总结巴黎公社革命运动等问题的重要历史文献。列宁认为，“细心研究”这些书信中“马克思对工人运动和世界政治的各种问题的直接评论材料，是特别富有教益的”。[1]关于这些书信中的经典文本本身所蕴含的理论价值和时代意义，已有很多学者进行反复讨论，在这里毋庸赘述。本文力图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即通过梳理马克思与库格曼通信史，探究《马克思致库格曼书信集》形成的来龙去脉及其在中俄两国的出版传播情况，解读马克思“毕生的真正使命”，以及认识和理解这一使命的重要意义。
一、马克思与库格曼通信史回顾
从时间长度来看，库格曼保存下来的马克思写给他的信是从1862年12月28日开始，至1874年8月10日结束，两人之间的通信长达13年。但是，从每年库格曼收到的马克思书信的数量上看，在这13年中并不十分平均。其中1862年、1864年、1865年这三年里书信的数量很少，分别只有一封；1866年、1867年、1869年、1870年和1871年这五年里，书信的数量比较稳定，1866年和1871年各有六封，1869年和1870年各有七封，1867年有八封；1868年书信的数量最多，达到了14封信；1872年起，书信数量开始减少，这一年和1874年分别是四封和五封；而1863年和1873年，也就是通信的第二年和倒数第二年则没有书信。书信数量在各个年份的不同分布反映了二人关系的发展和变化。那么，他们之间的通信是如何开始的？这就要从德国医生路德维希·库格曼谈起。
马克思于1868年10月12日
致路德维希·库格曼的书信的信封
（一）马克思和库格曼通信缘起
路德维希·库格曼（1828—1902年），是汉诺威的一名妇科医生。马克思在1867年4月24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中，曾对库格曼的医术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库格曼在他的专业即妇科方面是一个杰出的医生。微耳和以及其他的权威（包括柏林有名的迈耶尔），以前还有哥丁根的冯·济博耳德和维也纳的泽姆魏斯（在他神经错乱以前），都同他有通信联系。当这里在妇科方面碰到疑难的病例时，他总是被请去会诊。……库格曼也有很大的技术才能。他在自己的专业方面曾发明了很多新器械。”[2]库格曼的专业水平较高与他从很早的时候起就热爱医学有关，但他的父亲却反对儿子从医，希望他从事农业。库格曼只有在他父亲去世后，才进入哥丁根大学医学系学习。在学生时代，库格曼就对革命书籍感兴趣，阅读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战友们的著作，参加过1848—1849年欧洲革命运动，在杜塞尔多夫担任人民俱乐部管理委员会委员。
路德维希·库格曼
库格曼后来转入波恩大学。在两所大学学习期间，库格曼的身旁一直有一位挚友——阿伯拉罕·雅科比。雅科比也是一名医生，也热心于革命事业。库格曼和雅科比一起，于1850年6月成立了波恩体操联合会。这个联合会在欧洲革命失败后是德国一个较为重要的、公开活动的政治组织，聚集了许多具有革命倾向的学生和工人。它受共产主义者同盟科隆支部的直接领导，雅科比就是同盟盟员兼特使。库格曼虽然没有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但作为体操联合会领导人之一，结识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领导人，如中央委员会书记毕尔格尔斯，中央委员会委员、进步诗人斐·弗莱里格拉特等。在体操联合会中，库格曼从事理论宣传工作。他不仅可以读到《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上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章，而且开始有意识地收藏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可能从那时起，库尔曼就成了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学说的“狂热的崇拜者”。后来，他陆续收集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比马克思恩格斯“两人的加在一起还要完备得多”[3]。1893年，恩格斯在《资本论》第3卷出版后，开始筹备出版马克思的全集和他自己的著作。他知道库格曼多年以来仔细地收藏着这些著作，因此还请库格曼帮助寻找马克思和自己的早期文章。[4]虽然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工作成为恩格斯未竟的事业，但库格曼确实也做出了许多努力。
1851年5月，库格曼受到科隆共产党人案件的牵连，在去杜塞尔多夫的途中被捕，但随即被释放。原因是普鲁士警察局经过对波恩大学及他住过房子的房东调查，认为他的表现不够革命。但是，释放他的条件之一是不允许他同马克思通信。[5]
大学毕业后，库格曼先后到了柏林和汉诺威，并选择在汉诺威定居当医生。虽然在此后的十年中库格曼没有从事革命活动，但他还继续收集和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1862年年底，库格曼决定恢复同马克思的通信联系。可是，由于库格曼担心与马克思之间的通信会被普鲁士警察截获，进而对他进行政治迫害，因此不敢直接给马克思写信。他们之间头几年的书信往来都是通过第三人转交的。一开始，库格曼给住在伦敦的弗莱里格拉特写信，请他转告马克思：马克思在德国的友人和学生十分关心《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一书的续册何时能继续出版，并希望马克思把答复通过一位伦敦商人转寄给他。[6]通过他人转寄是造成马克思与库格曼通信的前四年书信数量很少的原因之一。
（二）马克思与库格曼的交往
从马克思和库格曼的通信中可以看出，库格曼从一开始首先关注的就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当他得知马克思未来经济学著作的结构、出版计划等，就表现出支持马克思这一工作的极大热忱。他多次表示，《资本论》的出版“将构成整整的一代”。“他正确地理解到这部著作的极重要的科学意义和政治意义。在通信中他经常强调，马克思应把这一工作进行到底，这是他的历史使命。库格曼还就《资本论》的出版问题给德国出版者（迈斯纳、敦克尔）写信，并建议马克思到德国来时去找他。”[7]当《资本论》第1卷出版后，库格曼立即认真研读这部著作。他写信给马克思，希望马克思把《资本论》第一篇中价值形式的论述改写得更通俗些，并请教马克思如何阅读《资本论》。马克思不仅接受了这个建议，还指导库格曼及其夫人，在没有接触过经济学的情况下，掌握《资本论》的入门方法。更重要的是，库格曼把自己的主要精力用在了对《资本论》在德国的宣传和传播上。为了破除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界对马克思这部著作的“沉默的阴谋”，1867年10—12月，恩格斯直接与库格曼联系，给库格曼寄去了四篇书评。库格曼夫妇亲自誊抄恩格斯的书评，积极寻找报纸发表。在他的努力下，最终成功刊登了三篇。库格曼自己也写了一篇，并刊登在1867年11月10日汉诺威的《德意志人民报》上。此外，库格曼还自己出钱订购了50份恩格斯的第一篇书评，分送给自己的友人，并请他们多加宣传。马克思高度赞扬库格曼的努力和帮助。他在1868年10月12日写信给库格曼说：“撇开您对我个人的帮助不算，您为我的书所做的事比整个德国加在一起都要多。”[8]
《资本论》第一卷1867年德文版的封面
库格曼在马克思的引导下，重新关注甚至参加工人运动，成为第一国际的会员、国际洛桑代表大会（1867年）和海牙代表大会（1872年）的代表。马克思不仅在第一国际成立之初就立即给库格曼邮寄了几份《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而且还经常在信中把国际工人协会的内部事务告诉库格曼，给他寄去国际在各国出版的刊物，邀请他参加国际代表大会。库格曼同时也成为马克思了解欧洲大陆特别是德国情况的信使之一。他经常把有关德国的政治事件、德国工人运动的活动情况告诉马克思，并就势态的发展、革命的策略等问题向马克思请教。马克思一有时间就进行回答和说明。在这种情况下，库格曼成长得很快。当19世纪60年代末，他们之间的通信开始谈论法国的政治形势以及普法战争时，库格曼对许多重大事件都能够有正确的评价。
库格曼还经常在生活上对马克思及其家人提供帮助，不仅从医生的角度对马克思及其家人的健康提出有益的建议，而且还曾经从经济上支持过马克思一家。1869年9月，马克思再次带着自己的大女儿燕妮到库格曼家中做客。从那里回到伦敦后，两人及两家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马克思和库格曼彼此写信的称呼从“您”改为了“你”[9]，燕妮也经常同库格曼和他的妻子盖尔特鲁黛·库格曼通信。
马克思和大女儿燕妮
在这一时期，马克思对库格曼的评价反映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通信中。马克思经常写信告诉恩格斯关于库格曼的事情，把库格曼有关德国情况的来信转给恩格斯看。此外，库格曼有时也直接给恩格斯写信，交流马克思的情况。因此，恩格斯也十分了解库格曼。
一方面，马克思曾就库格曼的性格特点向恩格斯作过详细评价。1867年4月10—16日，马克思前往汉堡把《资本论》第1卷手稿送到出版商迈斯纳处，并同他商谈出版事宜。随后，马克思于4月17日来到汉诺威库格曼家里审阅校样。他一直住到5月15日，受到了库格曼一家极其热情的接待。在汉诺威期间，马克思接连给恩格斯写过两封信。一封是上文提到的4月24日的信，马克思对库格曼作了一次全面的评价：“库格曼是我们的学说和我们两人的狂热的（在我看来是过于威斯特伐里亚人式的热情洋溢的）崇拜者。有一次他的热忱使我感到厌烦，这种热情是同他当医生的冷静性格相矛盾的。但是他能体贴人，极其正派，不怕吃亏，肯作自我牺牲，而最重要的是，有信念。”[10]另一封是5月7日的信，马克思写道：“库格曼医生和他的夫人对我的招待亲切极了。他们哪怕只是从我的眼神中看出我有什么愿望，也都一一办到。他们真是太好了。他们事实上不让我有时间来窥探‘自我的阴暗道路’。”[11]这两处评价也在一定的程度上说明了库格曼性格上存在的缺点，即过度的热忱和对纯理论的偏执，而这两点在后期更加明显。
另一方面，马克思还经常把自己对库格曼就某一个政治事件的看法或处理方法的评价告诉恩格斯。例如，就在普法战争正式宣战的前一天，即1870年7月18日，库格曼写信给马克思，正确地分析了普法两国开战的可能性。这封信得到了马克思的高度赞扬。他在1870年7月20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中说：“附上库格曼的信，它很能向你说明现时战争的政治秘密。”[12]恩格斯在7月22日复信说：“库格曼真是妙极啦！看来，他的学校教育没有白受。假设完全具有原告的精神，而且把一切都说清楚了。”[13]同年8月7日，当谈到波拿巴政府因普法战争的失败而垮台后的战争新阶段时，库格曼作了错误的评论。他受沙文主义情绪的影响，认为德国应继续对法国人发动进攻，继续把事实上已经改变了性质的战争看作符合德国民族利益的民族战争，而法国人民应对自己未能阻止它的政府发动战争而负有责任。[14]马克思在1870年8月17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尖锐地批评了库格曼的观点：“库格曼把防御性的战争和防御性的军事行动混为一谈。这就是说，如果有一个家伙在街上打我，我只能挡开他的拳头，而不能把他打倒，因为我如果这样做，就会变成一个进攻者！”马克思指出，库格曼的观点“是缺少辩证法的”。[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1973年版，第46页
（三）在马克思与库格曼友谊的背后
19世纪60年代初到70年代中期，马克思紧张地从事《资本论》的创作，写了《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即《资本论》的第二个稿本，随后于1863—1865年又写了第三个稿本。在《资本论》第1卷出版后，他随即着手进行修订，在1872年7月至1873年5月间以分册形式出版了第2版，并亲自校订修改了《资本论》第1卷法文版。与此同时，作为国际工人协会的灵魂，马克思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国际工人协会的紧张工作中，不仅出席总委员会的会议，还就政治和理论问题作报告，负责起草各种会议文件。过度的操劳使马克思原先就患有的严重慢性病时常发作，让他经常处于病痛之中。马克思在1865年3月13日写信对恩格斯说：“但是我最近以来，除了继续长疖子以外，也是累得不可开交；例如昨夜我到清晨四点才上床。除写书以外，国际协会也占去了我的许多时间，因为实际上我是它的首脑。时间的损失多么巨大！”[16]然而，马克思以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毅力克服重重困难，挑起理论研究和革命实践的两副重担。
马克思把许多精力都放在革命实践上的重要意义是不被库格曼所真正理解的。库格曼希望马克思专心致志地从事理论创作，甚至不食人间烟火。这一点从马克思与库格曼恢复通信初期就可见端倪。1863年3月18日，库格曼给马克思寄来他的第一封信。马克思立即于3月24日把这封信转寄给了恩格斯，并抱怨说：“你从附上的库格曼医生的信（请退还我）中可以看出，这些德国的‘党内同志’简直是些糊涂虫。他们说，我的经济学著作‘不及时’，然而我还是应当在第一卷出版以后再继续做整个这项工作，以便在理论上安慰某些好人。”[17]恩格斯读过库格曼的信后，在4月8日给马克思的回信中生气地说：“好样的库格曼，看来对你有非常高尚的意图。天才人物也必须饮食起居，以至为此付钱，这对我们老实的德意志人说来是一种毫无诗意的想法，所以他们根本不会产生这种念头，而且认为这种想法是有损尊严的。”[18]这也导致了马克思迟迟没有给库格曼回信。因为如果对库格曼作直接而冷淡的或指责性的答复，就会损害当时马克思同德国党的朋友本来就很少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在拉萨尔开始鼓动的时期对马克思来说是很重要的。为了摆脱这种困境，马克思让他的夫人燕妮在1863年10月12日给住在富耳达附近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拥护者贝尔塔·马克海姆去信，请她向库格曼作解释。[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1972年版，第334页
随着马克思和库格曼通信次数的增加以及两家人的交往日深，库格曼了解到马克思所做的一切工作，但他始终不理解也不赞同马克思为从事大量的革命实践活动而不停地延迟经济学研究和《资本论》的创作工作，以及为了完成好这两项工作而损害自己的健康的行为。
事实上，库格曼只是对社会主义理论感兴趣，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实践的真实态度就如同叶公好龙。燕妮在上述信中提到的“迎接将在荷兰召开的代表大会上彻底进行的一场伟大战斗”，就是指1872年9月2—7日在荷兰海牙召开的国际工人协会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由马克思提出召开，为的是与一直在国际工人协会内部搞分裂活动的巴枯宁分子进行决定性的殊死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从6月起就开始紧张地进行大会的各项筹备工作。在此期间，马克思一共写给库格曼四封书信，除7月9日的书信因涉及《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2版和法文第1版即将出版以及马克思对出版商的看法而共有约400字，其他三封书信都很短，只有约120—150字，主要内容是阐明海牙代表大会的意义，并邀请库格曼及德国党的同志参加。马克思在7月29日的信中指出：“这次国际代表大会（9月2日在海牙开幕）将关系到国际的存亡，在我退出以前，我至少要使国际不被腐败分子所占据。”[20]库格曼参加了这次代表大会，“在代表大会上，库格曼并没有积极进行活动”[21]。
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海牙代表大会
（四）马克思与库格曼的决裂
库格曼自始至终也不理解马克思为工人阶级创立的科学世界观，以及他亲身投入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推翻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伟大斗争。目标不同必然导致马克思与库格曼分道扬镳。
1874年5月，长期繁重的工作使原本身体就很差的马克思病得很重。医生建议马克思到卡尔斯巴德进行疗养。尽管他非常不愿意遵医嘱，但严重的肝病已影响了他的工作。因库格曼曾在卡尔斯巴德休养过，于是马克思不得不请他为自己和小女儿爱琳娜在那里安排一个住处。8月19日至9月21日，马克思和爱琳娜与库格曼一家及其内弟麦克斯·奥本海姆住在卡尔斯巴德的城堡山街日耳曼尼亚旅馆里。按照库格曼女儿的回忆，最初马克思和库格曼两人的关系还算好，马克思度过了一些“丰富多彩、愉快兴奋的日子”。“就在那些日子快结束的时候，马克思和我父亲作了一次时间比较长的散步，他们之间突然产生了裂痕，而且以后再也没有恢复过去的关系。”[22]
实际上，马克思对库格曼性格上的缺点及其与自己在道路上南辕北辙的不满早在8月底、9月初就形成了。马克思在9月1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中说道：“不管在什么条件下——虽然库格曼还不知道这点——在返回时，我决不取道汉诺威，而宁可象我来时一样走南路。这个人的挑剔或粗野使我感到讨厌，这使他毫无理由地把自己和家庭生活弄得很不愉快。”[23]马克思和库格曼的争吵发生在9月6日前后。[24]马克思在9月18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中提到了这场争吵。他指出：“很长时期来库格曼使我难以忍受。出于好意，他把我的房间安排在他和杜西之间，这样，不仅当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而且当我单独一人的时候，我都感到有他在场。我对他那种用热情的声调郑重其事地发表的滔滔不绝的无稽之谈还能忍受，而对那帮纠缠不休的汉堡—不来梅—汉诺威的庸俗男女，已经有些不耐烦了。”[25]最重要的是，马克思终于看清了库格曼脱离实际、空谈理论的狭隘本质，再加上库格曼对待妻儿的傲慢态度，马克思再也忍不住了：“当他因闹家庭纠纷使我过于厌烦时，我就再也忍受不住了。这个学究气十足的资产阶级浅薄之徒认为，他的妻子似乎不懂得、不理解他那专注于最高宇宙问题的浮士德式的禀性，因而以极其恶劣的方式来折磨这个在各方面都比他强的女人。因此，我们之间终于发生了一场争吵。”[26]然后，马克思搬到了上一层楼，完全摆脱了库格曼，直至启程离开卡尔斯巴德前，他们两人才“重新和好”。但从此开始，马克思不再理睬库格曼。1875年12月16日，库格曼还曾试图恢复关系，写了两行信给马克思，但由于得不到马克思的回答，他们之间的通信中断了。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1973年版，第123页
对于马克思与自己决裂的原因，库格曼的看法是：“他企图劝说马克思放弃一切政治宣传，集中精力来从事《资本论》第三卷的著述。”因为马克思从事政治宣传，“那不光是白浪费了宝贵的时间，而且马克思也没有组织才能”。对此，库格曼的女儿仅出于表面的理解，认为“也许父亲当时表现了过分的热心，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凶恶的温采尔’，马克思不能忍受比他年轻得多的朋友的这种干预，他认为这是侵犯了他的自由”。[27]同时，库格曼的女儿指出，库格曼后来“再也不尝试与马克思重新和好，因为他不能抛弃自己的信念”[28]。那么，库格曼的信念到底是什么呢？事实上，“虽然自称马克思主义者，库格曼却从来没有真正了解马克思主义，或充分把握到马克思学说的革命实质。他钦佩甚至崇拜马克思这个思想家、这个科学和天才的人，但不能使自己和革命者的马克思、革命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袖和组织者一致。虽然是社会主义终必胜利的诚实信仰者，他却拒绝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企图以纯粹改良主义的方法来实现他的理想”[29]。在马克思同库格曼决裂后，恩格斯虽然没有中断与库格曼的书信往来，但他同马克思一样，也看清了库格曼的本质，并在多年后，在1892年9月26日给奥·倍倍尔的信中一语道破：“马克思逝世以后，他经常给我写信，但我竭力保持冷淡，因为我还不能确信他是可以信赖的。无论如何，他并不是仅仅和一个阵营有联系。”[30]马克思同库格曼决裂后，库格曼仍继续同马克思的家人和恩格斯通信，并在信里问候马克思，同时继续关注《资本论》第1卷的后续出版，收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述。
二、《马克思致库格曼书信集》
的出版及其传播
库格曼谨慎地保存着马克思给他的书信，把它们看作他一生中最宝贵的东西。1899年，库格曼结识了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考茨基，将这些信拿出来给考茨基看，并答应可以把它们赠送给考茨基任主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刊物《新时代》杂志编辑部，但要求必须在他死后才能发表。1902年初，库格曼去世。同年3月初，考茨基即在《新时代》上发表了马克思于1871年4月12日和4月17日致库格曼的两封信，也就是马克思评价巴黎公社伟大意义的信。随后，4—9月，《新时代》又陆续发表了马克思致库格曼的其他书信。这是历史上首次大规模地公布马克思的信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引起了各国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广泛关注。同年，这些书信就被翻译成法文，出版了法译本。
《新时代》1883年创刊号封面
马克思致库格曼的书信刚刚在《新时代》上刊登，立即引起了列宁的特别注意。他希望马克思的这些重要书信能被俄国社会党人知晓，以其思想指导俄国的革命运动。但由于沙皇政府对社会主义革命主题的书刊，特别是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严厉查禁，在1902年还不能在俄国国内翻译出版俄译本。1905—1907年第一次俄国革命爆发，在革命浪潮的激荡下，沙皇政府被迫放松了审查和管制，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第一次可以在俄国国内公开出版发行。在这种形势下，列宁积极推动将发表在《新时代》上的马克思致库格曼的书信全部汇集成册，翻译成俄文出版。1907年，这本由玛·伊里娜译，经列宁校订的《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在圣彼得堡新思想出版社出版。这是马克思致库格曼书信在俄国出版的第一个“完整”译本。列宁亲自为这个书信集撰写序言，其中开宗明义地指出：“现在我们把德国社会民主党《新时代》周刊上发表的马克思给库格曼的信，全部汇集成册出版，目的是想使俄国读者更好地了解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31]在序言中，列宁把马克思的论述同当时的俄国革命联系起来，指出这些论述对于无产阶级政党在1905—1907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策略具有重要意义。“俄国现在正处于‘大变革’的时代。马克思在相当动荡的19世纪60年代所采取的政策，在很多情况下是社会民主党人在目前俄国革命中采取的政策的直接榜样。”[32]与此同时，孟什维克派的亚·哥伊赫巴尔格也翻译出版了这部书信集。[33]第一次俄国革命失败后，俄国反动政府开始大量取缔在革命年代中出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附有作者和译者的导言和序言的版本首先被取缔。列宁校订并作序的《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也在被取缔之列，但孟什维克出版的这些书信却保存下来了。
1907年出版的列宁校订并作序的《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具有极高的价值，但同时带有天生的缺陷，即不完整。不仅个别书信有删节，而且还有书信完全没有发表。但这并不是因为俄国革命者在翻译出版时没有收集齐全《新时代》上发表的书信，而是由于考茨基的个人原因。考茨基在1902年发表这些书信的时候，隐藏了马克思尖锐地批评机会主义的信，即1865年2月23日的信。在这封信中，马克思批评了拉萨尔和他在全德工人联合会中的继承人施韦泽。有关威·李卜克内西的错误的信也经过删节才发表，这些删节带有明显的倾向性。此外，关于巴黎公社的两封信也省略了几段马克思讲述家庭私事的内容。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考茨基才把他藏匿的信件和有删节的信件全部发表出来。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俄国在莫斯科成立了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以国家之力收集、整理和编译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遗产，其中就重新整理出版了《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俄文版，补齐了被隐匿和删节的书信，并增加了注释、索引和附录等，使马克思致库格曼的书信完整地呈现在世人的面前。
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
（1920年代末—1930年代初）
在中国，对马克思恩格斯书信的摘译或翻译初见于1920年。这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在上海出版，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始从对观点、著作片断或章节的摘译向翻译完整的著作的形式发展。从此时开始，除了经典著作，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具有重要理论价值的书信也开始被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摘译和介绍。到了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专题性质的系列书信也开始见诸报刊，其中首先被翻译的就是马克思致库格曼的信。1930年7月出版的《动力》杂志第1卷第1期，就专门刊登了一组由寒光翻译的《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的信》，共收录书信10封。此外，在一些经典著作的译本中也附有相关主题的马克思恩格斯书信，特别是马克思致库格曼的信。例如，1930年10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辩证法经典》一书，其中收录了程始仁编译的《马克思1868年7月11日致库格曼的信》中的一段。在吴黎平、刘云翻译的《法兰西内战》（解放社1838年11月版）和郭和翻译的《法兰西内战》（上海海潮社1939年4月版）中，均收录了两封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的经典书信。[34]郭大力翻译的《〈资本论〉通信集》（读书出版社1939年4月版），收录了三封马克思致库格曼的信。
《动力》杂志第1卷第1期封面及目录页
第一部《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书信集》中译本是由郑超麟于1939年根据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编译的法译本翻译，1947年5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书名译为《马克思致顾格尔曼的信》。全书收录书信共58封。受译者革命观念和社会身份的限制，这个中译本删去了列宁的序言以及苏共马列主义研究院编写的前言、注释、索引和附录，加之译者以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所作的注解，使得这部译本缺少了那种马克思首先作为一个革命家所坚持的真正使命的本意。不久，另一个由中国共产党人翻译的译本出现在中国。这个译本由王名衡根据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编译的英译本翻译，最初于1948年4月由牡丹江东北书店出版，书名译为《致顾格曼博士书信集》，译者署名天蓝。全书收录67封信，其中60封是马克思给库格曼的信。书前译有马列主义研究院的前言及列宁的俄译本序言，书内附有注释。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出版社于1957年4月重新出版了天蓝译本，书名改为《马克思致库格曼书信集》。这个新版本收录马克思致库格曼的书信59封[35]，附信8封，并根据狄茨出版社1952年的德文原本作了校订，补译了1867年11月30日书信和1871年6月18日书信的附信。除原有的前言和序言外，书后还附人名索引及译后记。书内有译者注、原编者注，个别德文版注。
《致顾格曼博士书信集》
牡丹江东北书店1948年版
《马克思致库格曼书信集》
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三、结语
马克思与库格曼通信的13年，是马克思为发展壮大工人运动、促进各国工人阶级团结、支持一切有助于工人阶级解放的斗争而作出卓越贡献的13年，也是他作为国际工人协会的灵魂和实际领袖与党内的各种错误思潮作坚决斗争、进一步广泛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培养无产阶级政党骨干力量的13年。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正是他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可以说，“创立伟大的国际工人协会”以及在其中所做的一切工作是马克思一生“全部活动的顶峰”。[36]《马克思致库格曼书信集》正是恩格斯对马克思“毕生的真正使命”评价的例证之一，也是马克思一生“全部活动的顶峰”的见证之一。从这部书信集中能够看到，马克思一直在努力地向库格曼灌输革命的精神，传达科学的真理，阐释斗争的策略，争取他参加工人阶级的斗争，发展他为国际工人协会的成员，引导他支持巴黎公社的伟大创举。但是，作为与马克思通信的主角，库格曼自始至终不能正确地理解马克思的真正使命，意识不到斗争是马克思的“生命要素”，也认识不到科学研究在马克思看来“远不是主要的”，而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37]因此，当库格曼不停地通过多种方式催促马克思完成《资本论》第2、3卷的时候，特别是当他不赞成马克思从事革命活动，认为这不仅占用了马克思大量的科学研究时间，而且还损害了马克思的身体健康的时候，马克思一定会与他渐行渐远，最终分道扬镳。
19世纪60年代的马克思
《马克思致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翻译出版于第一次俄国革命风起云涌之际。列宁独具慧眼，把这些书信视为俄国社会党人必须认真学习，用以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掌握革命斗争策略的重要教科书。列宁在《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中借用《新时代》杂志编辑部的话来教育全党：“‘认识那些在大变革时代形成其思想和意志的人物的面貌，就能提高我们自己。’在1907年，俄国社会党人更是加倍需要有这种认识，因为他们从这种认识中间可以得到许多极宝贵的指示，从而了解他们在本国所经历的一切革命中的直接任务。”[38]列宁结合俄国革命的斗争实践，进一步阐述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批判了党内的错误思潮，并号召俄国社会党学习马克思坚定的革命信念、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以及动员和组织工人阶级坚持革命斗争的本领。书信集俄译本的出版以及列宁的序言无疑有助于俄国革命者在革命实践中进一步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和把握，也有助于这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集在俄国的传播。
同俄译本的出现和传播一样，《马克思致库格曼书信集》在中国被译介和出版，首先是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发展的历史必然，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发展的历史必然。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已经成功地探索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道路，形成并发展了以毛泽东思想为主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而且采取各种灵活方式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版发行各类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进步书刊，开展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论战，有力地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巩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阵地。郑超麟在译者序中写道：“凡是稍微知道一点革命理论发展的人，即使未曾读过这几封信，也一定晓得这几封信在几次马克思主义大论争中所占的地位。”[39]可见，此时的中国革命知识分子已或多或少地了解甚至熟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及其理论了。因此，在中国革命需要进一步受到实践性更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滋养的情况下，这部简短而生动的马克思书信集的翻译与传播是十分自然的。
《马克思致顾格尔曼的信》，亚东图书馆1947年版
作者简介：姚颖，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五研究部研究员。
文章来源：文章原载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1年第3期，经作者授权在本公众号推送。
Notice
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转载本公众号推送请注明出处。
图文编辑：魏博雅
审核人：赵玉兰
本公众号致力于推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研究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并长期接受相关领域已发表文章的投稿。欢迎大家关注！欢迎大家投稿！
投稿邮箱：megastudies@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