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介 | 聂锦芳：《清理与超越——重读马克思文本的意旨、基础与方法（修订版）》

本书是在当代新的境遇下对马克思文本研究的学术基础清理和方法论省思。作者利用丰富的文献资料对马克思手稿、笔记、藏书的保存、流传的总体情况进行了梳理，从中选取了50余部最能表征马克思思想特质、内涵以及发展历程的重要著述，对其写作与出版情况进行了考证。此外，还对马克思文本研究史上有重要影响的几种类型，特别是国外“马克思学”代表人物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做了分析。在此基础上，围绕“马克思研究到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研究”这一焦点问题，对文本研究所关涉的历史性与现实性、学术性与思想性、本真性与主体性、公度性与个性化，以及“文本研究”与“比较研究”、“现实研究”的关系，比较的前提、比较的态度与比较的逻辑等进行了反思和阐释，进而形成作者所理解的马克思文本研究的“当代方式”。

本书首版于2005年6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次修订校改了三分之二的内容，增补了15万字的篇幅，于2024年7月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引言  重新研究马克思文本的意旨与界域

一、回到学术层面

二、填补研究空白

三、客观把握思想

四、公正评估价值

五、制约与界域

第一章  马克思文稿的构成及其命运

一、马克思文稿的组成及其保存情况

二、马克思全集有独立价值的五种版本

三、马克思重要文本的刊布、流传和研究史上的重要事件

四、“历史考证版”（MEGA2）收文、出版情况

第二章  马克思的文本世界

——53部重要著述写作与出版情况梳理、考证

一、按题材、专题分类与按时间先后顺序编排

二、少年习作（5部）

三、笔记世界（11部）

四、时事评论（17部）

五、思想创构（8部）

六、写作《资本论》的历程（12部）

第三章  “巴黎手稿”的文献学问题再探究

一、“巴黎时期”马克思的活动和著述

二、“巴黎手稿”与“巴黎笔记”的关系

三、“三个笔记本”与“穆勒评注”的次序

四、“原始顺序版”与“逻辑编排版”的差异

五、“三个笔记本”中笔记本Ⅱ内容探佚

第四章  《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作过程梳理

一、《神圣家族》工作的继续与完成

二、解读《唯一者及其所有物》

三、剖析费尔巴哈与“制定新观点”

四、清算“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

第五章  《德意志意识形态》文稿的保存、流传及版本演变

一、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的刊布情形

二、遗稿的保存、归档情况

三、从零散刊布到全书出版

四、《费尔巴哈》一章的不同版本

五、“揭开”《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庐山面目”

第六章  经典的地位是如何确立的？

——《共产党宣言》创作史、传播史新探

一、《共产党宣言》定稿的结构分析

二、《共产党宣言》是在什么情况下定稿的？

三、《共产党宣言》为什么能成为马克思影响最大的著作？

第七章  《资本论》“版本学”及研究意义

一、《资本论》的创作历程和结构演变

二、《资本论》的主要版本及其目录对照

三、如何评价恩格斯对《资本论》手稿的整理工作？

四、《资本论》的“叙述方法”与“版本学”研究的意义

第八章  马克思文本解读中的五种类型

一、战友和学生的阐释和宣传

二、政治领袖的理解和推动

三、文本研究中的“苏联模式”

四、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嫁接”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发现”

五、“马克思学”的归旨和MEGA版的编纂原则

第九章  五位“马克思学家”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

一、吕贝尔：“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之关系

二、莱文：“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

三、奥伊泽尔曼：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哲学体系建构

四、弗罗洛夫：人学、生态问题研究及对苏联哲学的反思

五、洛克莫尔：“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

第十章  国内马克思文本研究的回顾与省思

一、文本研究的缘起

二、文本研究新进展

三、文本研究存在的问题

四、澄清对文本研究的三重误解

第十一章  文体、文本及其相关问题

一、目前我国哲学研究中的文体问题

二、西方文体学理论在本质上并不排斥哲学文体

三、现代西方哲学涉及的哲学文体因素及其相互关系研究

四、哲学文体问题研究的一般图景

第十二章  马克思文本研究方法省思

一、近年马克思文本研究中的一场争论

二、历史性与现实性

三、学术性与思想性

四、本真性与主体性

五、公度性与个性化

第十三章  确立对学术的敬畏与尊重

——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方式的转变

一、自省与申辩

二、学术态度

三、文本基础

四、比较视野

第十四章  基于文本、历史和现实为马克思思想定位

一、关于马克思哲学地位的两种极端的评论

二、“比较研究”与“文本研究”、“现实研究”的关系

三、马克思是“哲学终结论者”吗？

四、比较的前提、比较的态度与比较的逻辑

参考文献

聂锦芳，男，1966年生，山西寿阳人。现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文献研究中心主任。主要著作有：独著《哲学原论——经典哲学观的现代阐释》《哲学形态的当代探索》《清理与超越——重读马克思文本的意旨、基础与方法》《批判与建构：〈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学研究》《滥觞与勃兴——马克思思想起源探究》《“到马克思的故乡去！”》《爱的超越——文学视野下的马克思》《“理解马克思并不容易！”》《返本再出发——〈资本论〉基本文献考辨及研究方式转换》等；主编《重读马克思：文本及其思想》《马克思的“新哲学”——原型与流变》《〈资本论〉及其手稿再研究：文献、思想及其当代性》《“巴黎手稿”再研究：文献、思想与历史地位》《马克思思想发展进程中的“犹太人问题”》等；发表学术论文260余篇。

一

这本书是我对马克思文本研究的学术基础清理和方法论省思。较之于同类性质的论著，它格外注重资料的收集、细节的考证、过程的甄别、类型的划分以及相关问题的辨析，而尽可能把对马克思思想的重新解读、阐发、概括和评价留待我另外的著述来处理。之所以在这本书中采取这种方式，除了题旨本身的要求，在我也是有意为之。

对于历史，我持一种“温情主义”的态度，特别反对利用“时间上在后”的优势任意臧否前人，或者凭借潮流和时尚全盘否定或颠覆传统。基于这种考量，我觉得，如果把在当代新的境域下对马克思的文本的重新解读看作是一种真正的学术性研究，那么它自然就应当是一个积累和创新的过程；就是说，我们不是在一片“废墟”中起步的，并不需要一切从头开始。相反，应当首先考虑到的是，这种研究已经有了100余年的历史，在这过程中诚然有种种误读、曲解，但毕竟也积累了相当多的成果和经验；对于前者，我们当然要批评，而且必须纠正和超越，而对于后者，一个诚实的研究者必须有足够的了解，应当保持应有的尊重。因此，近年利用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文献研究中心购买图书和积累资料的便利，我就格外用心于已有的学术基础的清理工作，其中特别是关乎马克思的手稿、笔记、藏书的保存、流传、马克思重要文本的首次刊布、马克思全集有独立价值的各种版本、马克思文本研究史上的重要事件、“通行本”研究中的遗漏、经典研究中的空白、马克思文本研究中的几种类型（诸如：战友和学生的阐释和宣传、政治领袖的理解和推动、文本研究中的“苏联模式”、“西马”的“嫁接”和“东欧”的“发现”、“马克思学”的归旨与MEGA版的编纂原则）以及近年西方马克思研究界有关“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的提法所表征的新的研究动向……我都一一做了梳理和分析，更不用说对目前我国马克思文本研究的现状和哲学总体研究中的文体问题的分析了。

《清理与超越——重读马克思文本的意旨、基础与方法》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当然，对于马克思文本研究来说，进行学术基础的清理时必要的，但仅限于此又是不够的，清理的目的是为了超越。我非常清楚，在穿越一个多世纪的风雨征程、已经为数不清的人们所翻译、注释、解析和宣传之后，我们今天仍感到有重新研究这些文本的必要，暗含的一个前提是，过去的文本研究方式及其所取得的成就并不能完全令我们满意，或者说它尚有诸多需要改进、添补、转换、突破之处，需要一种全面而深刻的超越。甚至可以说，今天的研究能达到什么样的水准，取决于我们在过去研究的基础上究竟能超越到怎样的程度。这样，我近年在注重资料收集的同时，自然也十分关注文本的阅读和解释方式。我对西方文体学理论以及西方一些哲学派别所涉及到的哲学文体因素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进行了系统的跟踪，进而勾勒出哲学文体问题研究的一般图景；在围绕“马克思研究到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研究”这一焦点问题，我对文本研究所关涉到的历史性与现实性、学术性与思想性、本真性与主体性、公度性与个性化以及“文本研究”与“比较研究”、“现实研究”的关系、比较的前提、比较的态度与比较的逻辑等进行了反省、思考和分析，进而形成我所理解的马克思文本研究的“当代方式”。

把上述清理和思考累积起来，写成文字，于是就有了这本小书。

此外，还想说明的是，按照我自己的研究计划，这种学术基础清理与方法论省思仍然属于马克思文本研究的前提性工作，此后的研究将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文本的个案解剖或微观透视，二是文本的总体观照和宏观把握。这两项工作我们已经交错展开了。前者我选择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文本进行全面性研究，依据原始手稿、MEGA2编辑的最新进展和研究动态，从文献学的角度、运用解释学的方法，对其产生背景、写作过程、版本渊流、文体结构、内容与思想、研究历史与最新动态以及现实价值与意义等多个方面一一进行详实的梳理、考证、分析和阐发，已经完成了50余万字；后者在本书经过悉心梳理而统计出来的马克思1974部（篇）文稿，按照年代、思想、类型等归为53部（篇）的基础上，我将对这些文本一一进行新的解读，已经完成的包括对马克思中学文献、文学作品、《共产党宣言》创作史、作为《资本论》第四卷的《剩余价值学说史》的新的考证与分析等。

对马克思文本的重新解读耗费了近年我几乎全部的科研精力，而且还将持续下去。

二

在这里我还想表达一下近年从事这项研究所经历、体味到的复杂的感受和心绪。

我发现，把自己所属研究领域、学科放在当代社会变动和哲学研究的总体格局中进行比照、反省和评判，已经成为我一种经常性的思维路向。孟子说：“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此之谓欤？我并没有这样的自觉和自信，只是养成了一种习性。

最近25年来，随着中国社会进入有史以来最为迅速和巨大的发展时期，哲学这门古老的学科、晚近以来地位又非常离奇的社会意识形式一直在进行着艰难而痛苦的转型和变革。而在哲学所属的各个门类和学科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处境又是非常独特甚至可以说是相当尴尬的。用不着我来具体描述，大家心里都清楚那是一种怎样的境地！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些起码现在还不打算离开这一研究领域的新一代的研究者，虽然新的学术环境、系统的学业训练和展宽的知识背景已经使我们已经与前几代学者有了很大的变化，但在其他学科的同代学人看来，我们仍然显得非常“另类”，我们的成果很少得到公允的评判，很多论者单纯根据研究对象来确定研究水准，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被排斥在主流学术之外。这样，在宽容的期待和执著的坚守、理解的渴望与变革的意向之中，我们这一群体所经历的内心的磨难就格外多一些。

按照我的性格，在遭逢困境的情况下，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不足。我感到，我们这一学科的研究之所以呈现出这样一种局面，原因很复杂，但从我们学者自己角度考虑，学术性不强确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最致命的症结。迄今为止，很多人并不是把它当作一种学术对象来进行探究，而主要是将其视为一种诠释时代问题和解决现实矛盾的策略、手段来考虑，很多文章和著作不遵循学术研究的一般原则、路径和规范，选题趋同于流行的政策和见解，有些论者的研究并不是学者的作为。这些都影响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声誉。从这一点上说，虽然受到别的学科的朋友的奚落，内心不大痛快，但我实际上是认同他们对目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状况的判断的。

那么，马克思主义是不是已经没落到已经退出学术舞台、不再具有研究价值或没有资格成为学术对象的地步？我想，决不是！在这点上，我则又对那些单纯根据研究对象来确定研究水准、看到马克思主义就很反感的论者，尤其还是其他学科卓有成就的学者，非常不以为然。不要从很功利的角度说，在人类思想史上恐怕没有一种思想体系像它那样引起如此广泛而持久的社会影响；就是从弄清作为十九世纪中叶对世界社会经济状况及其未来发展趋向的一个深刻思考者的原始思想的角度，马克思研究仍有非常多的工作，甚至诚如本书的梳理所表明的，他的作品的全集尚未完全编就，对他的思想的把握还谈不上客观和准确，怎么能说对他的研究就该结束了呢？孔子的时代距今多少年？朱熹是什么时候辞世的？柏拉图、康德呢？这些人物及其作品、思想的研究一直延续到现在，甚至有复兴之势；为什么马克思辞世才120余年，他的思想参与甚至一度主宰了20世纪世界的变革和发展，而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就不再具有学术价值了呢？目前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水平确实不高，但这不意味着这种状况不可以改变；学者的研究经常是一种个体行为，怎么可以把抱有不同态度、方式和意旨的研究者统统视为“另类”？

马克思与恩格斯

当然，还必须看到，即使从学术角度去研究马克思主义，也会有不同的研究方向。从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现状看，“现实问题研究”和“比较研究”是热点，而“文本研究”就显得相对冷门；即使是“文本研究”，人们对做版本甄别、史实考证的兴趣也不大，很多学者更看重用新的思路、方法、术语“挖掘”、“阐释”和“发挥”马克思的思想，以彰显其当代意义。我已经见到有的论者用讽刺的口吻，指责我的这种研究方式是“拿着显微镜的旁观考证活动”、属于马克思研究中的“文献考古”学，认为其“价值不大”；还有的论者认为马克思的文稿大多数是用德文写成的，因而文献研究工作就应该由德国人来做，“作为中国人，我们无法直接考证马克思的文本的真伪”，只能“通过方法论的自觉来提高理解原著的水平”。

我决不否认马克思主义研究对于我们国家来说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因而同样认为“现实问题研究”和“比较研究”很重要，我自己也进行这些方面的研究；但我觉得，既然前面有“马克思主义研究”这一定语，那么无论是什么类型和方向的研究，都不能没有文本的基础、不能没有原始思想的支撑；而离开对版本、过程、细节的详尽考证和分析，对思想能有一种客观而公正的把握吗？我们过去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忽左忽右、可左可右，经典作家的话语不能说没有引证过，但大多是离开这些话语产生的具体文本环境，或者把不同文本、不同阶段中的论述不加区别的携取出来，直接套用，这样的研究方式还能继续下去吗？而那种按照研究对象所属语种来界定研究范围和研究水准的说法，俯拾就会被思想史上的一系列跨国度、跨语种的卓绝的研究成果和事例所证伪；即使就马克思文本研究史来说，迄今为止，最重要的工作、最重大的成果其实还是前苏联学者用俄文研究论著来体现的。我还想举一个例子，在MEGA2版《德意志意识形态》工作小组成员英·陶伯特的文章中一再提到日本、韩国学者的新看法，而后者的文章也都是用各自的母语发表的；那么，作为同样处于东亚国家、而又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建党立国基础的中国的学者还要继续放弃文本研究中的这一重要方面的工作吗？

老实说，做版本考证的工作确实是吃力不讨好的事，研究者费时甚多而成果却可能并不显著。即如本书从“书志学”方面对马克思一生撰写的著述和书信所进行的统计，耗费了笔者几个月的时间、翻阅了几十种书籍、编制了长长的书目清单，最后将重复者剔除，再进行计算的基础上才得出现在这样的结果，而且我随时准备根据新的材料进行修订和补充；至于对其中53部重要著述的写作与出版情况所进行的考证，更是贯穿了几年不间断的教学和科研历程，是点点滴滴积累而成。在这过程中，我没有想到过放弃，但确有孤独之感。最终给我鼓励的是梁赞诺夫的传记作者提供的一个情节：为了考证马克思一篇文章中一个标点的有无，患着感冒的梁赞诺夫连夜从维也纳到坐上没有暖气的火车前去伦敦查阅原稿，隆冬的车站上留下他提着皮箱，蹒跚上车的身影。那是80余年前的事情了，那时马克思主义还不是“显学”，作为第一代马克思主义文献研究者的梁赞诺夫阐释马克思的思想显得非常慎重，没有文献依据是断然不敢做推论的；而今很多人认为对马克思的思想的阐释则可以凭借一种外在的“方法论自觉”，仅靠灵性、思辨和演绎就可以了：我们是在进步吗？

梁赞诺夫

以上的思考提醒我，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学术的态度、文本的基础、比较的视域是非常重要的；而在文本研究中则一定要注重资料的全面性收集、原著思想的客观、准确性把握以及属于自己独特的阐释和评价。

三

当然，尽管有上述内心的波澜与曲折，应该说，我的研究还是比较顺利的，因为我受到很多老师、朋友的支持和帮助。在我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完成之际，谨表达对他们的感谢之情：

我应当感谢我所在的北京大学哲学系的领导。他们一直公正而热情地支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高瞻远瞩地成立了马克思主义文献研究中心。尽管中心成立不过4年时间，许多工作仍处于起步阶段或尚待展开，图书资料也远谈不上系统和完备，但毕竟我们有了一个平台，也有了一些基础。我自己只是部分地参与了中心的工作；但离开中心，我的上述研究工作大部分却是无法进行的。

北京大学哲学系

我应当感谢我们北京大学哲学系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群体。来北大工作以来，我一直受到各位老师的关心、帮助和提携。虽然我们这个群体的成员并不都是专门以马克思文本为研究对象的，但在各自不同方向的研究中注重文本的基础意义却是一致的。我们并不想以所谓“学派”的大字眼来自我标榜，但在多年来的研究中，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确实有了一些自己的特点，它不以新潮和时髦取胜，而以扎实的文本功底、平实的研究风格、稳妥的研究观点见长，特别是我们中的部分成员几次联袂发表的笔谈（见《北京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学术月刊》2003年第1期、《北京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社会科学报》2003年9月11日）向学界展示了我们的观点和意向。

我还应当感谢“青年哲学论坛”的朋友们。这个由在京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部分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青年学者共同组织的系列学术沙龙活动，2002年9月正式成立以来，除特殊情况外，大致每月要开展一次活动。朋友们视域宽泛，态度认真，善于自我反省，又充满创新意识。无论是在国内是积极参与，还是一年来阅读朋友们通过电子邮件发来新的讨论稿，我都从中收到多方面的教益。

我还应当感谢那些刊登我的论文的杂志、报纸的编辑老师们。本书中的一些内容曾经刊登在《哲学研究》、《哲学动态》、《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北京大学学报》、《国外理论动态》、《学术研究》、《教学与研究》、《天津社会科学》、《求是学刊》以及《光明日报》、《社会科学报》上，老师们的提携使我这些不成熟的肤浅之论有了问世的机会。

本书为我所承担的2002年度国家社科奖金一般项目《马克思文本研究的历史回顾与方法论反思》（批准号：02BZX004）的结项成果，同时得到了教育部重点学科基金以及北京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计划的经费资助，责任编辑胡利国先生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最后，我亦把这本书作为我所承担的韩国高等教育财团（The Korea Foundation for Advanced Studies）国际学术交流项目《哲学文本的解释方法研究》的最终成果。受财团的资助，2003年9月至2004年8月我来到成均馆大学访学。这使我有了一个非常集中的研究和写作的机会。在韩国，我度过了一年平静、充实而愉快的时光。在此，谨让我对韩国高等教育财团的各位成员表示由衷的感谢。我还要特别感谢成均馆大学东ASIA学术院儒教文化研究的各位教授。成均馆大学是韩国儒学研究重镇，但他们宽容地接受了我这个来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者，并且给予我的研究和生活十分周到的关心和帮助，还先后多次安排我做演讲，介绍中国目前哲学研究的总体概况，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史”及其我自己的看法。这里的环境也让我很愉悦，平时不外出时，我早晚都要从我所居住的GINKGO HOUSE出来，沿着校园逶迤而上，直至汉城城墙遗址，有时则会走得更远；而当在研究中思路不畅、笔端滞涩时，我会去文庙古址，在“明伦堂”和“大成殿”之间的空地上徘徊，特别是那棵有500年树龄的银杏，令我遐思无限。

成均馆大学

在这一年时间里，除了进行自己的研究之外，我还与韩国学术界进行了广泛的交流，除成均馆大学外，还应邀在多所大学做过讲演和出席会议。通过与韩国同行的交往，使我对韩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特别是哲学研究的总体情况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在此我要真诚地感谢那些邀请我讲演和出席会议、担任我报告的评议人和翻译的韩国同行们。

在这一年时间里，在财团和韩国教授的安排下，我还多次外出，凭吊历史名胜、皇宫帝陵，游览名山古刹、湖泊滨海，参观战争遗迹、大型企业。这些活动使我体味到这个民族自古所遭受到的多重苦难、在夹缝中生存的尴尬，感受到50年前的那场战争迄今为止挥之不去的阴痛与影响，更赞赏其在自然环境并不优越甚至可以说有点恶劣的条件下经济上能够崛起以及在现代化进程中比较完整地保存着传统的礼仪、秩序的等文明价值，当然，我也深深地感受到在当今全球化浪潮中、在目前复杂的国际关系格局中这个国家所面临的两难处境和艰难选择，联系到在现代化道路上正迅速发展而问题和困难同样层出不穷的我们国家的情形，我对“东亚的价值”这一词汇的意义似乎有了更深切的体悟。

聂锦芳

2004年8月5日于汉城

2000年5月5日，北京大学成立了国内高校中最早的马克思主义文献研究中心，我当时作为中心秘书，参与了中心的酝酿、筹建、创办和后续运行的完整过程，特别是全部文献资料的搜集、购买、整理工作。这项举措旨在传承和发扬北京大学人文学科注重文本、文献和思想史的传统，推动新的时代境遇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水准的提升；无疑，对于我的研究工作也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清理与超越》一书就是我在梳理和考辨相关文献、反省既往研究方式的基础上形成的成果，于2002—2004年写作完成，2005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时光荏苒，如今近20年过去了，仍有研究者提及此书，更有不少学生做论文时会参考、引用书中的材料和观点。由于纸质书在市面上早已经售罄，有人便在网上留言，希望能够再版；出版社顺应读者的呼吁，邀我进行修订。我在寒假期间完成了这一工作，谨将具体情况叙述如下：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国际上发生的“苏东事件”，以及随后不久便爆发的资本动荡和金融危机，使得“重读马克思”成为一个世界范围内的重大事件。而在国内学术界，进入21世纪以来，文本解读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总体格局中的一个重要领域和研究路向，藉此打破了与国外马克思文本编辑和“马克思学”研究的隔离状态。最近20年来，可以说是马克思文献编辑、出版和研究相当活跃的时期，一大批经过新的考证的文献及研究成果问世，特别是2012年MEGA第二部分“《资本论》及其准备材料”全部出齐、2017年MEGA第一部分第5卷《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及2022年新版《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神圣家族》等陆续刊布，构成马克思文献编研史上一块块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里程碑，为马克思思想的重新理解、阐释和评价打开了新的天地。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第Ⅱ部分

（《资本论》及其手稿卷）部分卷次

如此密集的文献材料和大量考证成果使得20年前写作此书时我掌握的相关信息或者显得过时，或者存在遗漏，或者过于简单，还有的有明显的错误，更多的则需要进行完善。为此，我将原书第一章《马克思文稿的构成及其命运》中的第三、四节合并为“马克思重要文本的刊布、流传和研究史上的重要事件”，而将第二章《马克思著述知多少？》中的第四节《MEGA2已经出版的卷次及其收文情形》经过大量补充、校订后挪入，作为第一章的第四节。至于第二章的其他内容我均删除了，基本的考虑是，随着新文稿不断被发现，使得当初我试图以“部”或“篇”为单位、从“书志学”（bibliography）方面对马克思著述的总体数目进行清理，既存在技术上的困难，其准确性更容易随时失效，这样这种统计工作的价值也就不大了。

原书第三章《马克思的文本世界》是篇幅和容量上最大的一章，我从马克思著述中挑选出5个大类、53篇自认为最为重要的文本，对其写作与出版情况进行了梳理与考证。今天回过头来再次审视这些篇目，我感到当初的选择依然是有道理的，比较适当而准确。所以这次修订，除了在“笔记世界”中增加了2019年出版的MEGA第四部分第14卷收入的“危机笔记”外，其他篇目没有做更换。但因原来“写作《资本论》的历程”中《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1867）和法文版（1872—1875）是作为两部文本介绍的，这次我将有关第一卷的6个版本（1867、1872、1872—1875、1883、1887、1890）统合起来作为一部来看待了——这样，增一减一，总数依旧未变。

《资本论》的主要版本及扉页

但是，这只是选目上的简单考量，这次花费最大精力的修订，是对于这些著述所关涉的文献学问题的重新考察、梳理和完善。我分两种情况来处理：其中的49部（篇）我是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的，它们作为原书的第三章、现在作为第二章保留下来，所涉及的文献学信息，过时的替换，遗漏的补充，错误的修正，有的则是重写的；鉴于“巴黎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在马克思文献学研究中无可替代的重要性，与其他著述混在一起同等对待并不合适，所以我根据自己掌握的最新考证成果，单独设了五章，一一进行了详尽的清理，这是本书最大部分的增补，占了全书近40%的内容。

此外，鉴于最近20年来马克思新文献的刊布促进了文本个案研究的进展，我当年所指称的“‘通行本’研究的遗漏”和“经典研究中的空白”的状况都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为此，我删除了原书第四章《马克思文本的研究现状》的内容。原书第八章“目前我国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史论关系”以本书第十章“国内马克思文本研究的回顾与省思”替换。

马克思

从今天的视角重新审视旧作，让我感到欣慰的，除了以上提及当初选目的眼光和判断经受住时间的检验，更有我关于重读马克思文本的意旨和方法的阐述，后者构成了此书三分之二的内容。尽管我知道，不仅在那个时期，就是就目前来说，学界对此也有不同的理解和争论，但经过这么多年的研读和思考、磨练和波折，我依然认为，对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来说，它们是切中肯綮之论，非常重要和关键，在今天并没有过时和落伍。这样，本书对原书涉及这两部分的内容，除了校订注释之外，我没有做修改，包括对一部当时很有影响的著作的评论。不仅如此，为了凸显这种思路和方式的传承和当代性，我增补了《五位“马克思学家”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确立对学术的敬畏与尊重——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方式的转变》两章，将原书第七章《“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一种新的研究动向》有关洛克莫尔的内容并入前者，而将原书第六章《前苏联马克思文本研究的特点》的内容，一部分删除，一部分插入新的第八章《马克思文本解读中的五种类型》（原书第五章）中。借此想表明，现在的我依然执著于20年前形成的关于马克思文本研究“当代方式”的理解，也算是一种“矢志不渝”吧。

但是，当修订完此书，看着桌子上面厚厚的打印稿，我心里并没有满足和轻松之感。严格说来，所谓“意旨”“基础”“方法”云云，还只属于文本研究的前提性思考和“清理”工作，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思想研究水准自然而直接的提升和“超越”。20年来，经过学者们的努力，这一领域涌现出一批成果，取得一些进展，呈现出比较好的发展态势。我自己也和学生通力合作，在马克思诞辰200年之际推出12卷本《重读马克思：文本及其思想》这样篇幅比较大的研究论著。尽管如此，必须承认，奠基于文献、历史和现实之上厚重的成果依然有限。举例说，2012年MEGA第二部分就已出齐，如今整整10年过去了，国内外学界切实根据马克思留存下来的庞杂的原始手稿以及文献专家做出的大量考证成果而对《资本论》复杂思想进行新的阐释，并置于20世纪资本社会发展、资本批判理论变迁和当代全球化严峻局面的宏大背景中检视其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论著依然鲜见。正是基于这种考量，虽然自知学识和能力均很有限，我近年来一直围绕这一课题勉力深研，希冀与国内外同道一起攻关，力求在这一领域有所推进和突破。

《重读马克思：文本及其思想》（十二卷本）书影

关涉马克思的研究视域宏富，议题众多，仔细清理就会发现，《资本论》之外，尚有很多值得重新探究的方面。再随便举一个例子。这次重新修订书中所涉及的53部（篇）著述写作和研究状况时，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即马克思曾经想把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的所有文章综合成一部有关时事问题的著作。应该说，这是他又一个“未完成”的夙愿。但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在长达8年时间里、总共撰写的五百多篇（组）文章大多保留下来了，但可惜的是，现在几乎没有研究者在新的时代氛围和全然变化了的社会境遇下再将其一一认真研读，并在此基础上对他们当时的时政观点、思想状况、与其前后工作的关系以及后续影响做出概括和分析。我们知道，马克思的学说注重现实性和实践性，但错位的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面对现实和实践时，表面上把握得通透和决绝，但实际上却不无困惑和迷茫，那么，马克思当年在特殊的人生境遇和理论探索中撰写的这些文章，不是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个案和范例吗？它们不仅有助于我们掌握他对当时发生的一系列重要的社会事件的态度和看法，更从中体现出一个思考者究竟该以什么样的方式观照、透视、分析和介入现实，怎样才能做到客观、到位、深邃和超越。

如此说来，马克思文本、文献及其思想的研究依然任重而道远！

聂锦芳

2023年3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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