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洋 | 马克思对“康德问题”的解答与世界秩序的政治哲学阐释

内容提要：马克思对“康德问题”的解答是其思想发展的一条隐含线索。康德将政治哲学的追问从公民与国家的关系领域延展到国家间关系的广度，从而突出了世界秩序问题的重要性。马克思则通过对以康德为代表的自然法学派的批判，完成了政治哲学史上的一次重要转换。马克思不仅第一次将世界秩序的产生和演变过程置于物质生产的历史性维度之中，揭示出“资本逻辑”主导下的现代世界的基本图景；而且将“政治解放”视域中的国际法权问题转换为“人类解放”视域中的自由人的共同体问题，展开了一条通向更高级的世界秩序和文明形态的路径。面对前所未有的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挖掘马克思对“康德问题”的解答中蕴含的深刻思想，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今日世界秩序的本质，加深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理解，也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探寻新型世界秩序的价值基础和现实可能。

关键词：世界秩序；康德问题；历史唯物主义

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前所未有，世界秩序面临深刻调整。需要注意的是，世界秩序不仅是国际政治研究的主要话题，更是一个基础性的政治哲学范畴。在哲学史上，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实现了关于世界秩序理论的重要变革。而在这一思想进程中，康德是马克思反复对话的重要对象。在某种程度上，马克思对世界秩序的解读是对“康德问题”的思考及其解答。阐释清楚这一被忽视的思想线索，既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梳理马克思与康德的理论关系，也有利于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透视现实问题。

一、世界秩序阐释中的“康德问题”

世界秩序的建立是西方政治哲学的重要话题。早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就以“正义”理念（智慧、勇敢与自制）作为哲学和伦理的基础设计城邦国家之间的理想秩序。到了中世纪，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则提供了一个基于共同信仰和相互友爱的理想世界。近代以后，契约论传统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契约论者普遍主张，国家之间的关系同个体之间的关系具有类似性，因而契约不仅是建立国家的方式，也是建立以国家为单位的世界秩序的可能方式。其中，比较乐观的一派指出，正如个人通过订立契约摆脱“自然状态”，国家之间也可以达成理性的“契约”，通过让渡部分权力来实现各国各民族长久的和平。[1]经过政治哲学复杂的理论嬗变，关于世界秩序的问题在康德哲学中得到了一次汇总式呈现。一方面，康德沿着“个人—国家—世界”的契约论逻辑继续推进；另一方面，他又受到古希腊和中世纪对终极动因的理论构想的启发。我们可以将这些思考称作世界秩序阐释中的“康德问题”。这些问题总的意识表述为如下内容：人类的全部才智禀赋将在公民社会中得到最充分的展现，但是建立一种完善的公民宪政取决于一种合法的世界秩序。因为如果国家与国家处在持续的生死斗争中，那么作为“人类意义上的共同体”也将无法存在下去。具体而言，康德的回答又主要集中为三个核心命题。

问题一，世界秩序是否有目的？康德考察世界秩序的首要贡献是，为历史注入了“目的论”的终极原因。所谓目的论，就是认为事物的发展变化总是朝向人性伦理或者神秘的理性之善的目标前进。康德指出，如果世界秩序没有“终极目的”，那么存在的不过是国家之间偶然意志的叠加，自然无法保证和平契约的效力。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以来的历史已经表明，单纯基于契约论的国际体系不过使得各国陷入“达成契约—取消契约—达成契约”的循环往复状态。相反，康德把世界秩序的根基定位在“大自然的一项隐蔽计划”，将现实中的国际关系视为实现大自然这一计划的“手段”。在这个意义上，康德提出了世界秩序理论的第一个命题：“一个被创造物的全部自然禀赋都注定了终究是要充分地并且合目的地发展出来的。”[2]简言之，世界秩序的确立必须有“目的”，因为如果没有这条原则，那么人类历史不过表现为偶然性的过程而已，因而失去其全部意义。

问题二，什么是世界秩序的理想状态？康德的回答是永久和平论。在1784年发表的《关于一种世界公民观点的普遍历史的理念》中，康德指出，正如个体之间的对抗性促使人们结束“自然状态”，用外在强制的法律约束每个人的自由行为；国家之间的战争及其惨烈的后果，在最大程度上促使人们避免相互毁灭，自觉地谋求和平。康德从目的论的解释逻辑出发，将国家间的战争这一人类相互对抗的最高形态视作通向世界秩序的必经阶段。只不过“对抗”和战争都不是目的本身，而只是通向“永久和平”这一终极目标的环节。这样一来，康德就对整个人类历史作了理性主义的解读：人类在经历了漫长的内部争斗和外部战争后，将意识到国家与国家之间达成和平最符合他们的利益、最能确保他们的安全状态。简言之，建构合理的世界秩序则是大自然赋予人类理性的目的所在。正如康德自己说的：“大自然使人类的全部禀赋得以发展所采用的手段就是人类在社会中的对抗性，但仅以这种对抗性终将成为人类合法秩序的原因为限。”[3]

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

问题三，永久和平的秩序如何达成？康德的政治哲学筹划了一个由民主国家到自由的国际联盟最终达至世界公民状态的整体图式。首先，按照康德的理解，公民社会建立的本质是国内法权的确立。个人的任性妄为受到法律的约束，此即民主国家建立阶段。其次，国际联盟建立的本质则是国际法权的出现。每个国家的任性妄为受到国际法的约束。关于永久和平的政治形式，康德还进一步作出了解释，认为它是“各民族的联盟，但却不必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4]。可以看到，康德的立场乃是基于民族国家的视野，他所设想的国家联盟是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自由联盟，而不是去缔造一个世界政府。最后，永久和平的最高阶段是世界公民权的诞生。即无论个体属于哪一国家、民族或种族，都作为人类这一共同体的成员而享有世界公民法权。在《道德形而上学·法权论》中，康德将世界公民法权界定为一切民族拥有的相互交往并受到友好对待的法权。[5]简言之，永久和平状态作为理想，将是一种完全摒弃暴力、由法权规则主导的共同体。这体现了康德贯彻始终的理论构想：目的（和平）与手段（法权）的统一。

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6卷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在世界秩序的政治哲学谱系中，康德是一位集大成者。相较于契约论者，康德更加明确地意识到世界秩序问题在政治哲学中的中心地位。如果说，近代政治哲学的核心命题是追问“在一个国家内部，如何实现公民的自由”，那么，康德问题则进一步把这种追问延展到国家间关系的广度上——如何建立一种合法的世界秩序来保证公民国家自身的存续？康德甚至将后者视为人类面临的最困难的、也是最后才能解决的问题。总的来说，康德的回答包含三个逻辑环节：一是世界秩序的本质是大自然预设的合目的性；二是历史理性（天意）利用人性的自私，促成国家法权和国际法权的双重实现；三是世界各个国家最终形成以世界公民宪法为基础的“民族联盟”。毫无疑问，康德的上述规划成为自然法学派的经典范式，深刻影响了后世政治哲学的研究论域和基本走向。而这正是马克思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哲学阐释范式所必须直面和回应的。

二、马克思对世界秩序的政治哲学重释

纵观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过程，马克思较少使用“世界秩序”这一术语，但是这并不代表世界秩序问题远离马克思的思想视域。比如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6]在这一阶段，马克思对现代分工的考察，从来不是局限于民族、地域的范围内，而是在人类普遍交往的尺度中进行。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开篇，马克思也明确说明：“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顺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7]在这六个研究对象中，后三个直接涉及世界秩序的命题。实际上，无论是青年马克思对法哲学的研究，还是中年马克思所写的大量国际时政评论，抑或晚年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论述，世界秩序都是隐含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命题。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演进逻辑中，康德哲学为马克思的思考提供了重要的参照系。以“康德问题”为对象，我们能够更为清晰地理解马克思在世界秩序问题上对唯心主义的扬弃，进而能更好把握世界秩序阐释的历史唯物主义范式。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2009年版，第588页

首先，马克思以历史唯物主义批判康德的目的论。马克思认为，康德对世界秩序的理解依赖于一种“非历史性”的历史观。这里的“非历史性”是指对历史的解释不是从历史自身出发，而是求助于所谓的“普遍理性”。当然，康德的“普遍理性”不同于上帝的意志，而是“大自然隐蔽计划”的历史理性。与此相对，马克思则从那种神秘的抽象理性进步的历史转向了构成社会历史内容的人的活动本身，确立了一种全新的历史性思想，即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指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8]。由于康德是从历史之外的“应然”状态出发，因而他的理论呈现为一种手足倒置状态。马克思则将这种颠倒归正，即不对事物作抽象的、形而上学的、先验的解释，而是将其置于具体的历史情境中予以把握。更具体地说，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指出的，必须在以生产方式变革和普遍交往扩大为基础的长时段的历史总体之中考察世界秩序的发展变化，并将这种变化的各个方面看作一个有机整体。无论是“世界秩序”的现实形态还是作为思想的“世界秩序”范畴，都是在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过程中，即在从原始封闭的地域性、离散性交往向开放性、联动性交往的转变过程中才真正产生。如果说这种发展确实有“目的”，那么这一目的也不是康德所说的普遍理性的自我实现，而是人类通过有意识的活动来实现自身的自由和解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人既是历史的剧作者又是剧中人。这样就祛除了一切笼罩在历史之上的理性主义哲学的神秘面纱，将人类社会历史的终极目的还给人自身。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把世界秩序的建立视为人类通往自由和解放的社会形态或生产方式演进史，这种看法并不带有康德式的目的论色彩。因为马克思对世界秩序的说明不是一种外在的价值批判，而是来自历史本身的内在批判，即基于历史自身辩证运动的结果。正如埃伦·伍德所言，马克思实际上提供了目的论的反题。[9]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揭示出康德哲学中遮蔽的特定社会历史地基。

埃伦·伍德

其次，马克思以辩证性思想揭示了现代社会的对抗性本质。马克思认为，康德永久和平论的伟大之处在于，将对抗性看作实现历史目的的否定性环节，将世界秩序的建构过程理解为人类社会对抗性与非对抗性、社会性与非社会性的矛盾运动。然而，康德是从永恒的人性出发进行推演的，将“战争—和平”视作实现普遍理性的手段，因而只能为历史找到抽象的逻辑，无法彻底阐明对抗性作为否定性环节何以恰好构成了通向非对抗的条件。马克思则指出，必须从生产方式出发把握世界秩序建立、扩展和内在矛盾的总特征。具体地说，现代世界秩序的对抗性是由资本逻辑所决定的。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10]这意味着对抗性矛盾是内嵌于资本主义生产之中的，因此，需要讨论的不是基于一般人性的对抗性概念，而是资本逻辑所主导的对抗性运动。马克思从物质生产方式角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根本矛盾的角度来理解世界秩序中的对抗性问题，这是政治哲学领域中的一个革命性的转换，它意味着马克思扬弃了理性哲学（无论是契约论还是康德哲学）的基本设定，达到了真正的“历史自身”的视域。一方面，资本永无止境地追求自我增殖、空间扩展和权力扩张，表现为一个对世界秩序的创造性破坏的动态过程。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和时空结构中，资本的增殖逻辑、空间逻辑和权力逻辑周期性重塑世界秩序的动力机制、权力结构和规则体系，持续性导致劳动与资本、资本与资本、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对抗性关系。其中，增殖逻辑的对抗性突出表现为全球范围内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阶级对立；空间逻辑的对抗性突出表现为“农村从属于城市”“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东方从属于西方”的等级性国际结构；权力逻辑的对抗性则突出表现为大国之间周而复始的霸权争夺。另一方面，在现代世界秩序的对抗性中又生长着自我超越从而走向非对抗的可能。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11]在这里，马克思和康德一样，看到了历史前进的辩证特征。但马克思的创见在于把康德的“人类永久和平”转变为“超越资本逻辑”。这意味着真正和平的世界秩序的建立与人类史前社会的结束（世界历史从对抗性走向非对抗性）是同一过程。由于资本逻辑决定了现代社会对抗性的基本维度，因此，超越之道也取决于三重任务的实现，即消灭阶级剥削、实现民族平等、消除大国间的争霸。在马克思看来，这三个任务是紧密相连、互为前提的：“要使各国真正联合起来……就必须消灭现存的所有制关系……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同时就是一切被压迫民族获得解放的信号。”[1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2009年版，第592页

最后，马克思以“自由人的联合体”取代康德的“各民族的联盟”。康德把建立人类意义上的共同体作为其政治哲学的最终归属，这一点对马克思具有深远的启发。然而，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明确指出，工业和交换的历史，“在德国是写不出来的”[13]。概括地说，马克思对“各民族联盟”方案的批判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阐明康德还没有进入真正的历史。因为康德理论中的“国家的联合体”和“世界公民法权”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和抽象法权在国际领域的延伸，丝毫没有触动现代社会对抗性的根源——资本主义私有制。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经典划分，世界秩序的“显性表征”是一套作为上层建筑的国际制度体系，“隐性基础”则是实质性的权力体系。康德企图以抽象法权来克服市民社会原子化的特征和世界秩序的等级性结构，但由于他没有改变资本逻辑这一世界历史的基础，因而他所规定的权力体系难以避免地向着赤裸的权力关系倒退。马克思则更深刻地看到，“真正的共同体”必然是以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前提，即经过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后，废除私有制这一卢梭所说的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在此条件下，国际分工将不再具有剥削属性，国家之间的周期性冲突将失去其全部土壤。二是反思康德建构各民族联盟的基本单位。康德将共和制国家作为民族联盟的基本单位，并且强调政治制度对国家对外行为的决定性影响。这一点相较于近代政治哲学所设定的均质化的、追求私利的国家行为体有其进步意义。不过，马克思进一步将国家对外行为的根源追溯到国家的社会性质和政治属性。在马克思看来，共和制仍是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范畴，而能够彻底消除国际剥削和压迫的只有社会主义制度上的人类解放。就现实性上说，以社会主义国家为主导力量或基本单位，才能真正超越资本所主导的世界秩序，并在尊重各国各民族差异性的历史条件和现实因素的基础上，推动彼此理解和团结协作。简言之，“自由人的联合体”或“真正的共同体”在其历史性的运动中，表现为社会主义与国际正义的相互促进，其价值依据是无产阶级与人类解放。在政治哲学史上，马克思展开了一条通向更高级的世界秩序和文明形态的路径——在社会主义力量的引领下，实现各民族各国家的独立自由和共同发展。

综上所述，马克思对“康德问题”的解答是其思想发展的一条隐含线索。通过对以康德为代表的自然法学派的批判，马克思完成了政治哲学史上的一次重要转换——第一次将世界秩序的产生和演变过程置于物质生产的历史性维度之中加以阐释，并揭示出“资本逻辑”主导下的现代世界的基本图景和超越之道。[14]可以看到，马克思将政治解放视域中的国际法权问题转换为人类解放视域中的自由人的共同体问题。马克思的回答是，人类要摆脱相互对抗的史前状态，就必须建构全新的世界秩序。这一秩序的根本前提是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和不平等的国际分工；主要手段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国家领导的国际合作；伦理主张是平等地尊重各国各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权利；最终目标是实现自由人联合体。

三、马克思解答“康德问题”的当代价值

当今时代，世界秩序正在进入一个深度的调整期，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日益加重，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必须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真理立场和科学方法之上进行分析判断和战略筹划。实际上，马克思对“康德问题”的解答中就蕴含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今日世界秩序的本质，加深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解，探寻新型世界秩序的价值基础和现实可能。

首先，用以物质生产问题为中心的历史唯物主义透视当今世界秩序之“变”。正如上文所述，马克思政治哲学实现的一个根本性突破，就是确立了历史性原则。恩格斯曾这样概括：“在历史上出现的一切社会关系和国家关系……只有理解了每一个与之相应的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且从这些物质条件中被引申出来的时候，才能理解。”[15]所以，要回答今日世界“变”在何处，首先必须对世界秩序的经济基础和动力机制进行系统分析，即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看作世界秩序调整的深层原因。具体而言，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中，我们可以发现生产方式的变革包括国内和国际两个层次。前者主要是指一定社会内部生产力水平的突破和生产关系的调整，后者则主要是指国际生产力分布结构的变化和全球经济格局的重构。就前者来说，早在19世纪中叶，马克思就指出，以轻纺织业、机械制造为代表的第一次科技革命将人类带入工业文明时代，打碎了封建时代的经济政治秩序，建立起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和政治秩序。而进入21世纪以来，以虚拟现实、量子科技、人工智能、新型能源等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进入拓展期，信息科学、生命科学、能源科学、物质科学前所未有地改变了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就其广度和深度而言，今天正在发生的新一轮生产力大爆发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次科技革命，必然要求重塑全球竞争格局，并对传统的社会治理、公共管理、政府组织形态以及权力运行方式产生颠覆性影响。就后者来说，近代以来，世界秩序虽然几经变化，但在整体结构上，这种变动只是资本的不同形态的前后交替以及霸权国家的“轮流坐庄”。而最近40年来，世界经济增长中心和权力重心明显转向发展中国家。时至今日，新兴经济体的总量已追上西方发达国家，并且具有更好的发展势头和增长预期。需要强调的是，这一变化并不是马克思早已批判过的资本—霸主权力交替的翻版，而是“三个从属于”的世界秩序及其价值基础的深刻危机。旧秩序的动摇表明西方国家正在丧失对其他国家的支配力，资本主义主导下的国际分工体系和价值链系统日益发生动摇。[16]马克思曾指出，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来看，生产方式及其全球力量分布的显著变革昭示着世界秩序向着更加公正的方向重建的必然性。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2009年版，第597页

其次，以辩证性思想揭示资本—霸权秩序的对抗性本质。契约论者、康德和马克思都发现了近代世界的对抗性特征。但是，唯有马克思穿透了国家之间“战争与和平”的表层逻辑，而将这种对抗性锁定在资本逻辑所规制的结构之中。实际上，今日世界的种种乱局在本质上是仍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在国际范围内的传导和反映。经过数百年的演变，资本逻辑的弊端愈演愈烈，资本主义文明不断从高位滑落。这些矛盾不仅包括了马克思揭示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还包括了生态马克思主义关注的生态危机，后马克思主义关注的政治极化、社会分裂、制度失灵、种族矛盾、难民问题等一系列深层次的结构问题。在新科技革命的助推下，资本主义开始“加速运动”，并出现海德格尔意义上的“人类自我生产导致自我毁灭”的状态。同样重要的是，作为资本逻辑的存续基础，世界秩序中的对抗性因素也呈现出周期性的激化趋势。马克思天才般地预言：“资产阶级用什么办法来克服这种危机呢？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另一方面夺取新的市场，更加彻底地利用旧的市场。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办法呢？这不过是资产阶级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办法，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越来越少的办法。”[17]二战以后，处在核心地位的资本主义国家虽然不再采取赤裸的殖民扩张，但却采取各种手段保持剩余价值的系统性剥夺。一般情况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垄断高附加值产业和金融工具来收割全球生产剩余，通过制度性手段迫使广大发展中国家处于商业依附、金融依附和技术依附的位置。这就是世界秩序中的根深蒂固的“中心—边缘”结构。而一旦这种由边缘向中心的价值转移发生中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就会采取诸多非正常的手段——保护主义、贸易战甚至是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来攫取不正当利益。总之，西方主导世界秩序的本质仍是以资本为枢轴的综合权力的支配和统治。只要不改变充满剥削的国际分工体系和权力结构，那么世界必然陷入和平与冲突的循环之中。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2009年版，第37页

最后，以真正的共同体理念超越抽象的、虚假的共同体。马克思在反思康德的“国际法权”“各民族联盟”思想的基础上，通过系统掌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提出了构建真正的共同体的目标。真正的共同体指明了人类社会发展总趋势，但它并不是抽象的理论预设，更非超历史的终极目标，而是在世界历史中逐步实现的现实的运动。从理论上说，马克思的真正的共同体指向了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即以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置换充满偶然性和斗争性的市民社会；以现实的人的解放和自由超越一切抽象（无论是“自然状态”“历史目的”还是“绝对精神”）的统治；以各国各民族的平等格局破除“中心—边缘”差序格局；进而实现个体与共同体、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之间的真正统一。

从实践上说，中国所倡导和引领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思想在当今世界的继承和发展。第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提正是马克思预言的人类的普遍交往。进入全球化时代以后，人类交往层面不断扩大，交往程度日益加深，世界已经融为一体，没有任何国家可以游离其外。面对发展问题、安全问题、资源危机、生态危机、人口危机等共同困境，世界各国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这些共同利益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驱动力；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则以主张各国“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18]作为现实回应。第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是超越制度性压迫和霸权主义，不断建构完善的全球治理体系和公平正义的世界新秩序。近代以来，虽然西方主流政治哲学都希望建立和平的世界秩序，但是在国际关系的实践中，大行其道的却是强权政治的安全模式，即将和平建立在一个国家（国家集团）的支配性力量或多个国家的“恐怖平衡”的基础上。人类命运共同体则继承了马克思反对一切压迫和强权（个人对个人、国家对国家、民族对民族）的思想，致力于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推动霸权型世界秩序向协商型世界秩序转型，促使等级性国际结构向平等化国际结构转化。近年来，无论是“一带一路”倡议、亚投行、气候谈判等重大实践成果的持续推进，还是新发展观、新安全观、新型大国关系等一系列重大理念的提出，都表明中国已经成为新型世界秩序建设的中坚力量。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世界之问，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超越资本—霸权逻辑的中国方案，那就是，坚持合作共赢，建设一个开放普惠、共同繁荣的经济共同体；坚持对话协商，建设一个相互尊重、和而不同的政治共同体；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安全共同体；坚持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美美与共的文明共同体；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和谐共生的生态共同体。第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是“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近代以来，西方一直以来遵循的是“以一奴万”“国强必霸”的同一逻辑，其价值系统是独霸的、单一的、排他的。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继承了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对特定时空境遇中人类生存境遇的关注，并将现实的人的发展、自由与解放作为终极价值目标，历史性地破解了零和博弈、你输我赢的霸权主义思维模式。在文明观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打破“同一逻辑”的窠臼，将“和而不同”“求同存异”作为通向文明新形态的价值基础。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力图在文明的多样性中推动建构一个自由发展、合作共赢的新世界。简言之，在马克思的政治哲学视域中，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他所畅想的未来世界秩序是紧密相通的，符合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通往真正的共同体的必经阶段，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大步。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只有各国行天下之大道，和睦相处、合作共赢，繁荣才能持久，安全才有保障。[19]面对世界秩序的大变革大调整，我们必须确立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增强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善于总揽全局，力求变中取胜。各国各民族应当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不断推进多边合作机制，共同朝着“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正确方向前进。这应该是我们需要从马克思对“康德问题”的政治哲学重释中汲取的历史经验和重大启示。

作者简介：兰洋，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文章原载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3年第6期，经作者授权在本公众号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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