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乐强 | 马克思的“机器论片断”：命名由来、历史定位及其理论评析

内容提要：“机器论片断”是当代意大利左翼对《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固定资本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节的独特称谓，是这一片断在意大利语境中的特有命名。当前西方学界对这一片断的定位主要包括四种：意大利自治主义和认知资本主义将其视为马克思思想发展的顶峰，被誉为超越《资本论》的一段“圣经式的文本”；阿根廷学者斯塔罗斯塔将这一片断理解为实现从《资本论》的资本辩证运动向革命主体翻转的必备环节，从而把“机器论片断”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德国学者海因里希则认为这一片断只是马克思的一个“暂时性”的思想实验，其中包含着不可忽视的理论错误，进而实现了对这一片断的思想史“祛魅”；而哈贝马斯认为这一片断没有摆脱黑格尔自我意识辩证法的窠臼，是马克思技术决定论和知识拜物教的集中体现。实际上，这一片断是马克思经济学和工艺学研究的产物，是他回应“李嘉图难题”和“尤尔问题”的延续。在这一片断中，马克思既没有摆脱李嘉图直接劳动价值论的影响，也没有真正克服尤尔的缺陷。此时他关于资本主义崩溃的论证基本上是以直接劳动和直接劳动时间为基础的，把一般智力、科学知识和机器体系对直接劳动的影响混同于对抽象劳动的影响，进而从直接劳动作用的下降中引出了资本主义价值生产机制的崩溃，因而存在不可忽视的理论缺陷。

关键词：机器论片断；李嘉图难题；尤尔；直接劳动；固定资本；崩溃逻辑

所谓“机器论片断”是当代西方左翼对《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国外学界又称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中“固定资本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1]一节的简称。从篇幅来看，这一片断只是《大纲》中非常“微小”的一节，然而，它在当代国外左翼学界散发出来的能量却是巨大的。这一片断不仅是他们重构马克思理论逻辑的文本依据，也是他们透视资本主义发展变化的逻辑支点，更是他们寻求斗争策略和抵抗方式的思想来源，借此实现了社会批判范式和政治逻辑的当代转型。如何理解“机器论片断”在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中的历史地位？如何反思当代西方左翼对这一片断的历史定位和当代重构？澄清这些问题，对于我们进一步深化对《大纲》和“机器论片断”的思想史地位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对于国内学界进一步反思当代西方左翼社会批判范式的理论得失具有正本清源的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目录页

“机器论片断”：命名由来及其不足

1861年6—7月，马克思对自己的笔记本做了一个提要，即“我自己的笔记本的提要”。[2]从马克思标注的页码来看，这一片断从第VI笔记本的最后一页（第43页）开始到第VII笔记本的第6页。此外，为了更精准地把握笔记本的要点，马克思对每一页的内容都做了一个概要式的“提要”，其中也包括这一片断，[3]这为后来编者们编译《大纲》提供了精确指南，同时也为我们准确理解这一片断的核心思想提供了最权威的原典依据。不过，后来编者们对这一“提要”的理解和利用方式存在差异，由此所编辑出来的《大纲》版本也略有不同。就这一片断而言，首先表现为编排和命名的差异。综观各种版本，关于这一片断的处理方式和命名主要分为四种。

第一种是俄文第二版和中文第一版全集的处理方式。编者们将这一片断分为“［（10）固定资本的发展是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标志］”和“［（11）］欧文对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观”两部分内容，在［（10）］的标题下又分了“（a）机器体系是适合资本主义的劳动资料形式”“（b）资本作为生产的统治形式随着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而解体”“（c）生产资料的生产由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而增长。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制度下的自由时间”三个小部分。[4]其中［（11）］的标题是马克思自己的概括，[5]而［（10）］和下面的三个小标题则是编者的概括，在马克思的“提要”中找不到对应的原标题。

第二种是主流全集版的编辑方式，统一将其命名为“固定资本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主要包括MEGA版、德文版、英文版和中文第二版全集。在这些全集中，这一片断的处理方式和命名是一致的：MEGA版和德文版全集为“Fixes Kapital und Entwicklung der Produktivkräfte der Gesellschaft”；[6]英文版全集为“Fixed Capital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oductive Forces of Society”。[7]这种处理方式不再像俄文第二版和中文第一版全集那样分成多个小标题，而是进行了整合和统一命名，保证了这一片断的连贯性。

MEGA2第II/1卷，第569页

第三种是单行本的处理方式，主要包括德文单行本和英文全译本。与其他主要著作相比，《大纲》的出版和传播相对滞后，直到1939—1941年德文版《大纲》才得以出版，并于1953年由东柏林狄茨出版社修订重印。德文单行本编者在正文和目录上分别做了处理：（1）正文部分，编者将马克思标注的笔记本页码和“提要”分别与正文一一做了匹配，并将“提要”的原文嵌入每段文字的开头；（2）目录部分，编者从“提要”中提取了六个小标题“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理论”[8]“劳动资料和机器”“资产阶级生产的基础（价值尺度）和它的发展本身之间的矛盾。机器等”“固定资本”“自由时间和劳动时间之间对立的扬弃”“欧文对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观”，[9]概括了这一片断的相关内容。1973年，尼古拉斯翻译的英文版《大纲》的处理方式最为独特，他完全按照马克思的“提要”重新编辑了《大纲》的目录，[10]如普殊同指出：“在马克思写下这一手稿（指《大纲》——引者注）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将其作为一部手稿的样态来处理是非常正确的，但德文版《大纲》的正确之处在于，马克思写下了一个提纲，是关于这一手稿的一个非常详细的提纲，他给出每一部分的标题，英文译本实际上使用了这些标题。这一部分并不叫‘机器论片断’，我不知道这一标题从何而来。这一部分的标题是‘资产阶级生产的基础（价值尺度）和它的发展本身之间的矛盾’，这一标题上的差别是十分重要的。”[11]

莫伊舍·普殊同

第四种是意大利工人主义对这一片断的命名即“机器论片断”。特隆蒂指出：“1964年，在拉涅罗·潘齐耶里（Raniero Panzieri）的倡导下，雷纳托·索尔米（Renato Solmi）翻译的‘机器论片断’被发表在《红色笔记》（Quaderni Rossi）杂志第四期上。”[12]这构成了“机器论片断”命名的最初由来。不论是主流版全集还是单行本，没有任何一个版本用“机器论片断”命名。就此而言，“机器论片断”可能是意大利工人主义出于自己的理论和实践需要而概括出来的一个专有称谓，是意大利化的特有命名。不过，通过比对尼古拉斯版《大纲》和马克思的“提要”，可以发现，普殊同的描述也存在不准确的地方：（1）“资产阶级生产的基础（价值尺度）和它的发展本身之间的矛盾”这部分只是这一片断的组成部分，而不是这一片断的全部。（2）普殊同认为“机器论片断”这一命名似乎是意大利学者自己发明的，似乎没有任何文献依据。我认为这一判断也是不精确的。回到马克思的“提要”，可以发现，马克思实际上是把“机器”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标注出来的，譬如“固定资本。劳动资料。机器”。[13]即便普殊同自己所指认的那部分的标题也是不完整的，马克思的原文标注是“资产阶级生产的基础（价值尺度）和它的发展本身之间的矛盾。机器等”。[14]如果说尼古拉斯在处理时直接选择了前半段，把“机器等”去掉了，那么，意大利学者则可能直接去掉了前半段，有意选取了“机器”这个关键词来命名这一片断。据此推断，意大利学者将其命名为“机器论片断”，也并不是凭空捏造。

《红色笔记》杂志第4期封面

不过，与其他命名相比，“机器论片断”过分突出了“机器”的意义，完全忽视了固定资本的生产关系维度，没有体现这一片断的真正思路与核心要义。从这个角度而言，普殊同的批评又是正确的：这一片断蕴含的真正思路是要区分价值与财富的问题，从而引出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的内在矛盾，而不是去论证“朝后资本主义的自动转化”问题，因此，用“机器论片断”来命名这一片断本身就偏离了这一片断的核心思路，因而是不准确的，甚至错误的！[15]这一命名背后蕴含的是意大利左翼对这一片断一系列独特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重构，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意大利化的特有逻辑和内在特色。时至今日，“机器论片断”这一命名已经超越了意大利的地域限制，被学界广泛接受，这也充分反映了当代意大利理论在整个西方左翼思潮和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潮中不可忽视的巨大影响力。

当代西方学者对“机器论片断”的

四种定位

如果说《大纲》在西方学界引发了一场持久的学术“风暴”，那么，“机器论片断”更是引发了一场“海啸”。随着当代意大利左翼理论影响力的不断提升，“机器论片断”也获得了日益广泛的关注和讨论。为反思意大利思潮或重构马克思的形象，不同学者开始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反思“机器论片断”，从而形成了几种不同的路径和定位。在这里，我们先从总体上概括这些定位，然后结合马克思自身思想发展历程阐明“机器论片断”的历史地位及其局限性，最后来评述当代西方学者的理论得失。

（一）“圣经式的文本”：“机器论片断”的无上荣誉

这一路径主要以当代意大利左翼思潮为代表。在他们看来，“机器论片断”代表了马克思革命思想发展的最高峰，也是使马克思走向当代的一段“圣经式的文本”。[16]结合福特制和后福特制的时代特征，当代意大利自治主义和认知资本主义流派通过对这一片断的重构，一方面实现了对马克思基本范畴和基本理论——包括一般智力、历史辩证法、物质生产、劳动价值论、实际从属、剥削理论、阶级理论和革命理论等——的重构和修正，另一方面建构了一套具有特色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理论，实现了社会批判范式和政治逻辑的当代转型，在当代西方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Michael Hardt

Radical Thought in Italy: A Potential Politics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为顺应意大利工人主义运动的实践需要，他们以斯宾诺莎、尼采、福柯和德勒兹等为后盾，将《大纲》与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嫁接起来，紧紧抓住马克思关于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作用不断下降的论述，引出了劳动可以脱离价值增殖过程进而成为外在于资本的独立主体的结论，完成了从历史辩证法到主体政治学的逻辑转变，为他们的工人主义策略找到了所谓的“原典”依据。他们紧紧抓住“机器论片断”中的资本主义崩溃逻辑，即一般智力和机器体系所引发的以直接劳动时间为基础的资本主义价值生产与人类财富生产之悖论，提出“零劳动”“零工作”或“拒绝劳动”的斗争策略，力图以工人的自主选择来加速资本主义劳动价值论和价值生产制度的崩溃。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意大利工人主义运动最终以失败告终。与此同时，当代资本主义发生了重大转变，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将其概括为从福特制向后福特制的转变，而认知资本主义将其概括为从工业资本主义到认知资本主义的转向。面对新形势，这些处于后革命时代的左翼理论家们并没有放弃他们的抵抗立场，而是一如既往地坚持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性研究。在这一过程中，“机器论片断”再次成为他们逻辑建构的原点，成为他们灵感的来源。不过，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不同，他们基于后福特制和认知资本主义发展实践，重新发现了“一般智力”范畴。如奈格里所言：“‘机器论片断’为我们提供了能够超越既有论述的资源，也就是马克思所遇见到的主体性的创造。我们超越的路径，正是通过这一创造，即对‘一般智力’这一概念的重新发明。”[17]由此，他们实现了从作为社会总体智力的“一般智力”到作为个体潜能的“智力一般”、从物质生产劳动到非物质劳动和认知劳动、从劳动价值论到非物质劳动和知识价值论、从马克思的实际从属到当代实质吸纳、从工业资本主义到认知资本主义、从无产阶级到大众和认知工人、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到生命权力批判、从解放政治学到生命政治学的转型，建构了一套富有特色的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和激进政治哲学。不过，前后两个时期有一根红线始终没变，即始终基于“机器论片断”中的资本主义崩溃逻辑来寻求斗争策略：如果说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他们力图通过“拒绝劳动”和“工人自治”来瓦解资本主义交换价值生产制度，那么，此时他们则试图通过重新占有一般智力来推动资本逻辑的解体。从这个角度而言，“机器论片断”仍是他们寻找未来出路、建构斗争策略的“圣经式的文本”。

安东尼奥·奈格里

（二）弥补《资本论》的“重要缺环”：“机器论片断”的理论贡献

阿根廷学者吉多·斯塔罗斯塔（Guido Starosta）也认为，只有回到“机器论片断”，才能为工人阶级斗争提供最终依据。但他的论证逻辑与奈格里等人相反：奈格里是因为《资本论》缺乏主体逻辑，进而主张回到“机器论片断”；而斯塔罗斯塔则是因为《资本论》关于资本辩证法的分析存在缺陷，无法为从资本的辩证矛盾运动到革命主体生成的翻转提供依据，进而主张回到这一片断。

与自治主义和认知资本主义流派不同，斯塔罗斯塔是在资本逻辑与革命主体生成的辩证关系中理解《资本论》和《大纲》的关系的。在他看来，革命主体的生成决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客观条件支撑的。因此，斯塔罗斯塔并没有抛开资本的辩证运动来谈阶级斗争，而是力图在资本辩证运动的基础上来引出革命主体生成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他认为，马克思要完成这一任务，需要分两步走：第一步要剖析资本的辩证运动过程，第二步是要在阐明资本辩证运动的基础上揭示革命主体生成的内在逻辑。“资本是否转化为人类生产主体，最终使后者具有超越其异化的社会发展形式的物质力量？从唯物主义立场来看，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即将有意识的革命行动问题理解为资本主义社会内含的具体的客观潜能，才是有意义的。换言之，马克思的观点是需要在由资本的自主运动形式所导致的作为异化潜能的现存方式中发现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规定性，而要把这种潜能变成现实，恰恰必然要通过自我扬弃的无产阶级的有意识的革命行动。”[18]在斯塔罗斯塔看来，《资本论》主要聚焦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消极作用”，即机器体系所导致的异化状况，而关于这种转变即从资本逻辑向革命主体翻转方面的分析是不充分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这种转变的辩证论述在某些方面发生了断裂，进而没有在工人阶级的革命存在中揭示这些物质规定论的丰富意涵。后者只是一种抽象的可能性。因此，在《资本论》关于相对剩余价值的章节中所揭示的‘人类劳动的异化辩证法’，与《资本论》第一卷最后‘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一章的革命结论之间存在一个鸿沟”。[19]在此基础上，斯塔罗斯塔认为，要弥补这一鸿沟，就必须回到“机器论片断”：这一片断包含对大工业下革命主体生成的充分论证，因而有效弥补了《资本论》的缺环；只有从这一片断出发，才能全面揭示从资本逻辑向革命主体翻转的历史必然性。

（三）一个“暂时性”的实验：“机器论片断”的祛魅

针对自治主义和认知资本主义关于“机器论片断”的解读，普殊同、哈维、[20]哈里比、海因里希、托尼·史密斯[21]等都提出了质疑和批判，认为自治主义和认知资本主义过分夸大了这一片断和“一般智力”范畴的历史地位，赋予它们过多的理论意义和政治价值。在这方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德国学者海因里希。他在《“机器论片断”：马克思在〈大纲〉中的一个错误见解及〈资本论〉对其的超越》中详细论证了这一片断的理论缺陷，以最犀利的方式回击了奈格里等人对“机器论片断”的政治化解读。他认为，不能割裂《大纲》与《资本论》之间的思想关系，必须要把《大纲》和“机器论片断”放到马克思后期思想发展历程之中，完整地评估它们的思想史地位，否则，就会像奈格里那样对这一片断的理论缺陷视而不见，更看不到《资本论》对《大纲》和“机器论片断”的内在超越。[22]具体而言，海因里希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了详细分析和论证。

米夏埃尔·海因里希

首先，《大纲》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定位是有问题的。海因里希指出：“在开始写作《大纲》时，马克思坚信危机会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解体，在危机加深的过程中这种生产方式终将‘崩溃’。”[23]海因里希认为，此时马克思不仅把危机视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最佳时机，也把危机视为资本主义交换价值生产制度崩溃的标志，更把它理解为资本主义制度解体的重要依据。由此，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崩溃的讨论即“机器论片断”部分，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这种主观意志的影响，导致他的理论判断与现实趋势之间出现了重大偏差，进而未能实现对资本主义危机的正确认识。在后来的《资本论》中，马克思已经不再把危机视为资本主义灭亡的标志，而是将其理解为资本主义的固有周期，从而超越了《大纲》中的危机理论。其次，“机器论片断”存在一个致命的错误。海因里希指出，此时马克思还没有建立科学的劳动二重性理论，未能区分直接劳动和抽象劳动、物质财富和价值财富的本质差异。这一局限导致他在“机器论片断”中关于资本主义崩溃的整个论证都是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前提之上的，即直接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源泉，直接劳动时间是衡量财富的唯一尺度。[24]海因里希进一步指出，根据马克思后来的理论，可以清楚地知道，直接劳动不仅不是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其中还包括自然界），更不是价值财富的源泉，因为后者的实体是人类无差别的抽象劳动。因此，当马克思从一般智力和机器体系所导致的直接劳动时间不断萎缩中引出资本主义交换价值制度的崩溃时，这整个逻辑都是错误的。再次，“机器论片断”在相对剩余价值理论上也是不完善的。海因里希指出，此时马克思虽然已经意识到了“魁奈之谜”，即资本家一方面尽可能降低产品的价格，另一方面又要增大产品的交换价值，但此时他不仅没有能力解决这一“矛盾”，反而把这一矛盾夸大为资本主义灭亡的根本依据。为什么会这样呢？海因里希给出的答案是：此时马克思还没有从根本上建立完善的相对剩余价值理论。他指出，由于此时马克思把直接劳动时间当作价值的尺度，导致他无法真正理解一般智力的发展与价值生产之间的关系，进而将一般智力和科学知识的发展与直接劳动时间之间的“悖论”——固定资本越发展，就越会压缩直接劳动时间，进而降低产品的交换价值，但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价值生产完全是以直接劳动为基础的，因此它又要坚决守住劳动时间的底线，并尽可能提升商品的交换价值——当成了资本主义灭亡的根本矛盾。这表明，此时马克思还是从直接劳动而非后来的抽象劳动来理解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机制的，进而把以一般智力与直接劳动的分离为核心特征的机器大工业当成了资本主义制度最后的“爆破点”。海因里希指出，一旦马克思不再基于直接劳动而是基于抽象劳动来分析相对剩余价值时，他自然就明白了“魁奈之谜”的秘密：通过提升社会生产力，降低消费品的价格，进而降低工资和必要劳动时间，从而进一步提升剩余劳动时间，增大剩余价值。一旦马克思意识到这一点，“他也明白了，生产过程中智力潜能与工人之间的分离是一种内在于所有资本主义生产的趋势。这个过程在机器生产中达到顶点，但并非一个使得资本主义成为问题的爆破点”。[25]而这些问题恰恰是在后来的《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1861—1863年手稿》）和《资本论》中解决的。

孔智键：《文化研究、政治性解读和社会本体论：新左派与马克思〈大纲〉研究》

基于上述论述，海因里希得出了自己的结论：所谓“机器论片断”只不过是马克思的一个“暂时性”的思想实验，其中包含着非常明显的理论错误，绝不能将其视为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最高峰，否则，就会止步于“机器论片断”，而看不到《资本论》对它的根本超越。

（四）技术决定论：“机器论片断”的主导逻辑

在《认识与兴趣》中，哈贝马斯指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准备材料中，马克思提出了这样一种看法：类的历史是同自然科学和技术自动转化为社会主体（一般智力）控制物质生活过程的自我意识相联系的。按照这种设想，在先验意识的历史中似乎只有技术史。”[26]哈贝马斯认为，人类活动分为工具活动和交往活动两大领域：前者受自然必然性的外在强制，后者受社会关系和制度等的内在限制。“一个社会要想摆脱外界自然力量的统治，需借助于劳动过程，即要借助于技术上能使用的知识的生产（包括把‘自然科学转变为机器’）；成功地从内在自然的强制中解放出来，要通过只受自由交往制约的社会交往的组织替代暴力制度的程度；这不是直接通过生产活动，而要通过斗争的阶级的革命活动（包括反思科学的批判活动）来实现。”[27]而在“机器论片断”中，马克思将这两个不同的层面叠加在一起，并在二者之间建立了一种“必然的”因果关系：一般智力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导致劳动逐步沦为生产过程的次要因素，一旦劳动下降到一定极限，以直接劳动时间为基础的资本主义价值生产制度就将崩溃，全新的社会主体就将诞生。哈贝马斯批判道，科学知识和一般智力向机器体系的转化确实改变了劳动在传统生产过程中的地位，逐渐使劳动脱离自然必然性的外在强制，但这并不必然导致类主体意识的形成，更不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现实历史已经证明，“类的形成过程同科技进步这个主体的产生是不一致的”，[28]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存在，生产过程的机械化和科学化就不可能自动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解体，更不可能自发带来社会生活和类主体的解放，只要马克思仍然局限于劳动领域而不推进到交往层面来探求人类解放，那么马克思的辩证法就永远是徒劳的！基于此，哈贝马斯认为，“机器论片断”关于资本主义崩溃的分析既没有摆脱技术决定论和知识拜物教的窠臼，也没有摆脱黑格尔自我意识辩证法的影响，因而是“一段不足凭信的论述”。[29]

“机器论片断”的出场语境与核心要义

如何看待当代西方学者对“机器论片断”的理解？要解答这一问题，就离不开对这一片断的出场语境和核心要义的内在分析。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工艺学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是一门阐明“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形成史，即每一个特殊社会组织的物质基础的形成史”的学问。[30]因此，工艺学既不是唯物史观也不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本身，但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离不开工艺学这一前提。1845年，马克思第二次系统地研究了经济学，先后写下《布鲁塞尔笔记》（6册）和《曼彻斯特笔记》（9册）。在《布鲁塞尔笔记》中，除了进行较为深入的经济学研究外，马克思还进行了工艺学研究。在第5笔记本中，他分别摘录了奥古斯特·德·加斯帕兰（Auguste de Gasparin）的《论机器》（1835年巴黎第二版）、拜比吉的《论机器和工厂的节约》（1833年法文版）、尤尔的《工厂哲学》（1836年法文版）等著作。[31]这为我们深入理解《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文本中的工艺学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为例，在这一著作中，唯物史观的确立与经济学和工艺学的不足是并存的，像恩格斯后来指出的那样，“这种阐述只是表明当时我们在经济史方面的知识还多么不够”。[32]马克思从物质生产逻辑阐明了历史的“四重原初因素”，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但在“怎样生产”的问题上，马克思还无法阐明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机制以及不同社会形态的生产组织形式，不得不像拜比吉和舒尔茨一样诉诸斯密的分工逻辑：用分工的扩大解释生产力的发展；用分工逻辑诠释社会所有制的演变；用分工逻辑阐释机器大生产的本质。此时马克思尚未克服斯密的缺陷，在工艺学上也没有达到尤尔的高度。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实现了李嘉图和尤尔的“联合”，完成了对蒲鲁东的批判。但实际上，此时马克思在经济学上还没有超越李嘉图，在工艺学上也没有克服尤尔的缺陷。就李嘉图而言，在1859年2月25日致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写道：“我自己在驳斥蒲鲁东的著作中就采用过李嘉图的理论。”[33]在这里马克思使用的是“采用”一词，这也表明，他在“采用”的过程中自然也保留了李嘉图的缺陷，譬如货币数量论、最低限度工资理论、劳动商品理论等。虽然在这一著作中，马克思采取了二元论的劳动价值论：就农产品而言，商品的价值是生产商品的最大劳动量决定的；就工业品而言，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商品的最小时间决定的，[34]但不论哪种情况，决定商品价值的始终是直接劳动量，这一观点并没有真正克服李嘉图直接劳动价值论的缺陷。就尤尔而言，此时马克思虽然有意识地区分了三种不同的“分工”，即社会整体分工、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内部分工以及以机器大生产为代表的自动工厂中的“分工”，但此时他仍试图立足“分工”来描述“现代工厂”或“自动工厂”的运行机制，这也是不准确的。此外，尤尔认为，自动工厂消除着分工带来的职业痴呆和畸形化，有利于工人的自由发展；而此时马克思显然还没有认识到尤尔这一判断的错误之处，如他指出，“自动工厂中分工的特点，是劳动在这里已完全丧失专业的性质……自动工厂消除着专业和职业的痴呆”，[35]这与他后来的判断存在重要差别。

MEGA2第Ⅳ/3卷（《布鲁塞尔笔记》）目录页

在《伦敦笔记》中，马克思又进一步深化了经济学和工艺学研究。在1—7笔记本中，马克思揭示了通货学派和银行学派的谬误之处，进一步厘清了货币问题，[36]并重新摘录了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第三版（1821），全面评析了李嘉图经济学存在的问题。[37]更重要的是，在英国万国工业博览会的触动下，马克思再次钻研工艺学（第二次工艺学研究），除了回顾先前阅读过的拜比吉和尤尔的著作外，马克思又依次摘录了波佩的《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的力学》、《一般工艺学教程》、《物理学、手工艺、工场手工业及其他应用工业专用物理学》、《从科学复兴到十八世纪末的工艺学史》（3卷，1807—1811），尤尔的《技术辞典》德文版（3卷），贝克曼的《发明史论文集》（5卷，1780—1805）。[38]这些摘录共同构成《伦敦笔记》中“工艺学史摘录笔记”的主体部分。同时，博览会结束后，主办方编辑出版了两卷本的《各国的工业》（第1卷出版于1852年，第2卷出版于1855年），此时马克思也认真阅读并详细摘录了第1卷。通过经济学与工艺学的双重互动，马克思意识到以下几个必须着力解决的问题。

《伦敦笔记》笔记I目录页

第一，作为科学知识对象化的产物，机器体系加入生产过程之后对整个社会生产力和生产组织形式产生了何种影响？通过对贝克曼和波佩工艺学的研究，马克思已经意识到从手艺到技艺再到工艺（机器）所推动的生产力形式是不同的，而与之相应的生产形式即手工艺、手工业、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工厂也存在重要差异。[39]因此，要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独特性，就必须研究资本主义的最新生产力形式和资本主义生产工艺的最新形态，而不能像舒尔茨和拜比吉那样从斯密的分工逻辑来阐述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也不能再像《德意志意识形态》那样借助分工逻辑来阐述资本主义的最新生产力形式。相反，必须站在工业革命和尤尔的高度，充分挖掘资本与科学“联合”的意义，深入探讨从传统技艺、传统工艺学到现代机器体系和现代工艺学转变的意义。

第二，资本主义究竟在什么时候才建立自己专属的生产方式？如果说在“原始积累”“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中，马克思阐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起源及其血腥的形成过程，揭示了从西欧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演变逻辑，那么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马克思并没有解决资本主义究竟在何时才真正建立自己特有的生产方式的问题。换言之，与前资本主义社会相比，资本创造了一种什么样的生产力？是不是剩余价值生产一出现（如绝对剩余价值生产），资本主义就形成了自己专属的劳动方式和生产方式？与工场手工业相比，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又蕴含着什么样的新矛盾？马克思必须对这些问题给出解答，否则，就无法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科学依据。

第三，如何回应“李嘉图难题”和“尤尔问题”？李嘉图斩断了斯密的外在劳动价值论，将商品的价值最终归于生产商品所花费的内在劳动时间。不过，李嘉图所说的劳动时间并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而是在最差生产条件下所花费的最大化劳动时间。[40]因此，在李嘉图这里，劳动时间决定价值，主要是指最大化的直接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而劳动价值论在本质上则表现为具体劳动和直接劳动生产、创造并决定商品价值这一核心原理。更为重要的是，李嘉图毕竟生活在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过渡时期，机器大生产已成为英国工业革命的一个普遍趋势，他不可能再回避机器和固定资本加入生产过程之后所引发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因此，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第三版中，他专门增加了一章来专题论述机器的作用，并重新修订了第一章“论价值”。如果说在农业生产、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时期，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原理还是比较稳固的，那么，固定资本和机器加入生产之后，这一原理还适用吗？劳动价值论还能成立吗？这一问题可以被概括为“李嘉图难题”。而他的回答是：这一原理“因使用机器及其他固定耐久资本而有了很大的变更”。[41]显然他没有成功解决这一难题。这一点到了尤尔这里表现得更加明显。尤尔认为，自动工厂是资本与科学“联合”的产物，是资本对劳动的“胜利”。这样，“李嘉图难题”自然就演化为科学知识、自动工厂与劳动价值论的关系问题。因此，如何理解科学知识和一般智力对财富生产和资本主义价值生产的影响，如何理解科学知识与劳动价值论的关系，就成为马克思不得不回答的问题，这也是“机器论片断”集中探讨的核心问题之一。

那么，在“机器论片断”中，马克思是如何解答这些问题的呢？

首先，固定资本与资本主义生产—劳动过程的转型。从物质条件来看，劳动过程表现为各种劳动条件的总合，即劳动材料、劳动资料和活劳动。从形式来看，前两个要素表现为不变价值，而活劳动表现为创造价值的东西，虽然这些不同部分都是以使用价值的形式存在的，但它们本身并没有改变资本的存在形态，相反，这三部分只是表现为资本在量上的不同分割，表现为资本量的关系。而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出现，意味着使用价值上的差别已经不再单纯表现为资本量的分割，而是同时表现为作为资本的资本在形式规定上的差别。马克思认为，“只有当劳动资料不仅在形式上被规定为固定资本，而且抛弃了自己的直接形式，从而，固定资本在生产过程内部作为机器来同劳动相对立的时候，而整个生产过程不是从属于工人的直接技巧，而是表现为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的时候，只有到这个时候，资本才获得了充分的发展，或者说，资本才造成了与自己相适合的生产方式。”[42]因此，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分，标志着资本主义发展到一个全新的阶段。到了这时，劳动与生产过程的关系发生了根本变革。如果说从前资本主义到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物质生产过程主要表现为主体的劳动过程，劳动“作为支配生产过程的统一体”涵盖了整个生产过程，[43]那么，到了机器大生产阶段，“生产过程已不再是这种意义上的劳动过程了”。[44]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过程主要表现为主体通过劳动改造自然或加工材料的过程，在这里，生产范畴与劳动范畴只是一种形式上或名义上的区分。到了工场手工业阶段，虽然从价值增殖的角度看，劳动被吸纳到资本逻辑之下，屈从于资本的增殖过程，但从一般物质过程来看，劳动依然表现为一般生产过程的主导。然而，到了机器大生产阶段，劳动与生产的关系在双重维度上都发生了变革：劳动不仅在社会形式上沦为价值生产的一个环节，而且在一般物质形式上也已经丧失了对整个生产过程的主导性，沦为生产过程的一个次要环节。

其次，固定资本与社会生产力主导尺度的转变。马克思认为，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因素有很多，包括自然条件、劳动条件、社会协作和科学知识等。[45]在机器大生产之前，衡量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主要是劳动工具和劳动自身的生产力，而机器体系产生之后，社会生产力的主导形式和衡量标准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就涉及劳动工具和机器体系的区分问题。如果说劳动工具比如锤子、锯子等是劳动经验和技能的结晶，那么，机器和固定资本则“是人的手创造出来的人脑的器官；是对象化的知识力量”；[46]如果说劳动工具是人的肢体器官的延伸，由主体的劳动赋予其灵魂，那么，机器体系本身就是有灵魂的“能工巧匠”，“工人把工具当作器官，通过自己的技能和活动赋予它以灵魂，因此，掌握工具的能力取决于工人的技艺。相反，机器则代替工人而具有技能和力量，它本身就是能工巧匠，它通过在自身中发生作用的力学规律而具有自己的灵魂”。[47]如果说在协作和工场手工业阶段，生产力的提升主要通过劳动协作和分工，劳动本身是衡量生产力水平的主要标志，那么到了机器大生产阶段，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则越来越多地依靠科学知识和固定资本的运用了。此时，真正标志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不再是工人的劳动，而是固定资本，而后者不过是科学知识对象化的产物，这也就意味着，科学知识已逐渐取代了劳动协作、劳动工具等，成为影响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因素。也是基于此，马克思说，“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48]社会生产力的大力发展最终“归结为脑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4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2009年版，第96页

再次，固定资本与一般智力和科学知识的异化。马克思指出，“知识和技能的积累，社会智力的一般生产力的积累，就同劳动相对立而被吸收在资本当中，从而表现为资本的属性，更明确些说，表现为固定资本的属性”。[50]在固定资本中，自然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实现了融合，资本对科学的吸纳导致科学知识“表现为异己的、敌对的和统治的权力”。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科学知识和机器本身就是有罪的？在这点上，马克思走的是一条不同于韦伯和后来法兰克福学派的道路。马克思强调道：“决不能从机器体系是固定资本的使用价值的最适合的形式这一点得出结论说：从属于资本的社会关系，对于机器体系的应用来说，是最适合的和最好的社会生产关系。”[51]这些都充分表明，科学知识和科学知识的资本化运用、机器体系和机器体系的资本主义应用决不是一回事。科学知识和机器体系之所以成为压制工人的工具，并不是卢卡奇和法兰克福学派所说的那样是科学知识和机器自身所导致的异化产物，而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导致的外化结果。这是马克思对所谓“机器悖论”的科学解答：机器的确是缩短劳动时间最有力的手段，但它的资本主义运用把工人及其家属的全部生活时间都转化为增殖资本价值的可靠手段；机器本身可以减轻人的劳动，但它的资本主义运用迫使工人从事更加野蛮的劳动，使其在身心上都遭受更加残酷的折磨和摧残；机器本身是人利用科学知识对自然力的征服，但机器体系的资本主义运用使主体反过来受自然力的压制；机器体系原本是提高财富生产效率的有利工具，但它的资本主义运用却把工人排斥在生产过程之外，使其成为需要救济的贫民和相对过剩人口，等等。这再次证明，用“机器论片断”来命名这一片断，恰恰忽视了机器背后的生产关系，因而是不准确的。

最后，资本主义的崩溃与新财富尺度即自由时间的生成。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财富生产的“前提现在是而且始终是：直接劳动时间的量，作为财富生产决定因素的已耗费的劳动量”。[52]这意味着，只要生产还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劳动时间就永远是财富的尺度。但是，在机器大生产阶段，劳动却沦为次要的因素，“对象化在机器体系中的价值表现为这样一个前提，同它相比，单个劳动能力创造价值的力量作为无限小的量而趋于消失”。[53]这是一个无法克服的矛盾：直接劳动是资本主义财富生产的源泉，没有劳动就不可能有价值生产；而一般智力和大工业却又把劳动和劳动时间贬低为次要因素。基于此，马克思认为，一般智力的不断发展以及自动工厂的实现必然会冲击整个资本主义价值生产的基础，届时，劳动创造价值这一机制就将失去合法效力，“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于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本身也就摆脱了贫困和对立的形式”。[54]到那时，财富的尺度将会发生重大转变，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转化为“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55]届时，人类将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而科学、艺术和其他公共事业将会获得更加长足的发展空间。

以此来看，这个片断虽然简短，但它包含的内容却是非常丰富的。与《资本论》的冷峻分析相比，这一片断提供了一种关于资本主义崩溃的逻辑论证，读起来令人心潮澎湃，这可能也是众多西方左翼学者喜欢这一片断的原因之一。不过，学术研究毕竟是严谨的，我们必须结合马克思自身的思想发展史客观公正地评价这一片断的历史地位，既不能过分贬低它的意义，也不能过分拔高它的思想地位。

“机器论片断”的历史地位：

对当代西方学者的理论反思

至此，我们再综合反思一下马克思的论点。[56]

首先，此时马克思解决“李嘉图难题”了吗？在李嘉图看来，直接劳动生产物质财富，而最大化的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这样，李嘉图就把财富和价值生产统统归因于直接劳动和直接劳动时间了。针对这一点，马克思在《伦敦笔记》中批判道：“李嘉图只在概念上去分清价值与财富的区别，他消除不了困难。资产阶级的财富和资产阶级全部生产的目的是交换价值，而不是满足需要。”[57]换言之，李嘉图虽然区分了物质财富和价值生产，但他并没有真正理解财富（使用价值）和价值生产的本质区别及其内在关系，进而否定了资本主义危机的可能性。与此不同，马克思则从中看到了财富生产和资本主义价值生产之间的矛盾，“商品生产的增长从来不是资产阶级生产的目的，价值生产的增长才是它的目的。生产力和商品生产的实际增长，是违背资产阶级生产的目的而进行的，价值增长在自己的运动中扬弃自己，转变为产品的增长，这种价值增长所产生的矛盾，是一切危机等等的基础。资产阶级的生产就是经常在这样的矛盾中打转的”。[58]而“机器论片断”恰恰是沿着这一思路继续往前走的，即科学知识和机器体系加入生产过程之后如何激化资本主义价值生产和财富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也是马克思在“提要”中将这部分概括为“资产阶级生产的基础（价值尺度）和它的发展本身之间的矛盾。机器等”[59]的重要原因。在马克思看来，一般智力和科学知识转化为机器体系并加入生产过程，会进一步提升物质财富的生产效率，使财富尺度越来越少地依赖于劳动，这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未来社会的必然逻辑；与之相反，一般智力、科学知识和机器体系对资本主义价值生产的影响却完全不同：既然直接劳动时间是资本主义价值生产的唯一尺度，那么，科学知识和机器体系加入生产之后必然会无限制地压缩直接劳动时间，一旦达到尤尔所说的自动工厂，即实现“零劳动”，那么，劳动创造价值的机制以及以此机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价值生产制度也就寿终正寝了，资本主义制度也就土崩瓦解了！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1982年版，第109页

问题出在哪里呢？在这点上，我认为，海因里希的判断是准确的。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到，从《哲学的贫困》到《伦敦笔记》再到“机器论片断”，马克思还没有克服李嘉图直接劳动价值论的影响，还没有建立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和劳动二重性理论，仍然把直接劳动时间视为衡量财富的唯一尺度，把直接劳动视为资本主义价值生产的唯一源泉，这显然是错误的。直接劳动从来不是物质财富和使用价值的唯一来源，更不是资本主义价值财富的尺度，更不消说唯一尺度了。结果，他把科学知识和一般智力对直接劳动的影响混同于对抽象劳动的影响，从直接劳动的下降中引出了资本主义价值形成机制（抽象劳动）的崩溃，进而在劳动领域的“变革”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之间建立了一种“必然的”因果关系，存在着不可忽视的理论缺陷。在这点上，哈贝马斯的判断存在合理之处。这也再次证明，此时马克思还没有真正解决“李嘉图难题”。

其次，此时马克思彻底克服尤尔的缺陷了吗？在“机器论片断”中，马克思一上来就引用了尤尔关于工厂的论述。此时马克思已清楚地意识到尤尔与斯密所代表的不同生产阶段，看到机器大生产与工场手工业所体现出来的生产力水平以及生产机制上的差别，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不过，尤尔的问题在于他不懂得政治经济学和价值生产，因而只是从生产力和工艺学的角度来界划劳动分工和机器生产的区别，因而无法从生产关系和价值生产的角度来理解二者的内在统一性，进而认为只是到了机器大生产阶段，资本主义才建立起与自己相适应的生产方式，而工场手工业不过是它的前史。[60]显然，此时马克思还无法甄别尤尔这一判断的错误之处，而是像尤尔一样将机器大生产和工场手工业简单对立起来：工场手工业在本质上属于“绝对剩余时间，而不是相对剩时间”[61]占主导的绝对剩余价值生产阶段，而机器大生产才是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形式。这种基于生产力即机械化和机器体系的运用来界划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做法，显然是有问题的。

再次，此时马克思科学解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分期问题了吗？马克思后来指出，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从属是与绝对剩余价值生产阶段相适应的，而实际从属则是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阶段相对应的。从形式从属到实际从属的转变，就是从前资本主义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换言之，只有到了实际从属阶段，资本主义才真正建立自己特有的生产方式。按照这一界定，可以看出，在《大纲》中，工场手工业被理解为形式从属阶段，因此并不属于资本主义特有的生产方式，只有到了机器大生产，资本才真正建立自己专有的劳动方式和生产方式，用马克思的话说，“只有到这个时候……资本才造成了与自己相适合的生产方式”。[62]这一观点不仅与他后来的判断不一致，也不符合历史事实。

要解决这些问题，除了深入的经济学研究外，更需要工艺学的推进。这些问题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尤其是《1861—1863年手稿》中完成的，这也是我们把握从《大纲》到《1861—1863年手稿》思想演进逻辑的重点突破口。在1863年1月28日致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写道：“我正在对论述机器的这一节作些补充。在这一节里有些很有趣的问题，我在第一次整理时忽略了（《伦敦笔记》时期——引者注）。为了把这一切弄清楚，我把我关于工艺学的笔记（摘录）全部重读了一遍，并且去听威利斯教授为工人开设的实习（纯粹是实验）课。”[63]这是马克思的第三次工艺学研究。在此基础上，他解决了《大纲》和“机器论片断”中没有解决的问题，建立了科学的成熟的机器大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理论。这些进展集中体现在《1861—1863年手稿》中。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012年版，第444页

第一，此时马克思详细研究了科学技术和机器本身的发展史，揭示了不同时期人类生产力的发展历程，厘清了工具与机器的差异，阐述了科学知识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作用，建立了现代工艺学理论。第二，此时马克思不再基于机械化和固定资本来划分绝对和相对剩余价值，而是基于资本所创造的生产力形式及其对剩余价值的影响来界划二者。一旦基于这一视角，马克思自然能看到协作、分工和机器都是与相对剩余价值相适应的生产形式。[64]因此，在《1861—1863年手稿》和《资本论》中，“机器论片断”的相关内容被前移到“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的标题之下。这也是我们把握“机器论片断”与《1861—1863年手稿》关系的一个重要突破口。第三，此时马克思建立了科学的形式从属和实际从属理论，形成了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分期理论。在绝对剩余价值生产阶段，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虽然已经形成，但它还没有成为支配整个社会生产的主导关系，更没有建立自己特有的生产方式。为什么这么说呢？在马克思看来，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是指靠延长劳动时间来生产剩余价值的一种形式。那么，是“谁”在延长劳动时间呢？是资本吗？答案是否定的。如果说原始积累是以国家暴力和酷刑为后盾所发起的一场惨绝人寰的剥夺史，进而催生了第一代劳动力，那么同样，在资本产生不久的绝对剩余价值生产阶段，资本依然没有能力完成对劳动力的统治，它还必须继续借助国家的力量来实现对工人的剥削：国家不仅以立法的方式强制性地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而且还以法律的形式强制性地规定工人的工资。以此来看，在形式从属阶段，真正统治工人的并不是资本，而是国家权力。只有到了相对剩余价值生产阶段，即实际从属阶段，资本才真正创造了自己特有的生产组织形式和社会生产力形式，从而真正建立了自己特有的生产方式，协作则是第一个阶段。在协作中，发生了“劳动的社会性质向资本的社会性质的最初变化，社会劳动的生产力向资本的生产力的最初变化；最后，［劳动］在形式上的从属于资本向生产方式本身的实际改变的最初转化”。[65]以此来看，与“机器论片断”相比，此时马克思已经不再把固定资本的形成和机器大生产视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的标志，而是将协作视为其标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这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起源、形成和发展过程就完整地表现为：西欧封建社会（日耳曼式所有制）—原始积累—绝对剩余价值生产阶段—相对剩余价值生产阶段（协作、分工、机器大生产），从而形成一个完整链条。第四，此时马克思已澄清了财富生产与价值生产的本质区别，不再像前面那样基于直接劳动来理解资本主义价值生产，理顺了一般智力、科学知识与物质财富和价值财富之间的不同关联，厘清了机器大生产对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不同影响，建立了完善的相对剩余价值理论，从而超越了“机器论片断”关于资本主义崩溃的逻辑论证，[66]彻底解决了“李嘉图难题”和“尤尔问题”。

结合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自治主义流派直接将这一片断夸大为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最高峰，不仅没有意识到这一片断的局限性，反而赋予它过多的荣誉。这种重构，“就方法论而言，它是后结构主义的；就主体理论而言，它是伦理主义的；就政治立场而言，它是无政府主义；就解放道路而言，它是乌托邦主义的”。[67]而斯塔罗斯塔将“机器论片断”理解为《资本论》的重要补充，将其理解为实现从资本辩证运动向革命主体翻转的必备环节，这种定位恰恰忽视了“机器论片断”自身的缺陷。或者说，这一片断中的崩溃逻辑和主体生成逻辑存在明显不足，而斯塔罗斯塔却把这种“缺陷”翻转为超越《资本论》的成熟形态，本末倒置了。结合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这一片断中，马克思的基本思路是力图基于历史唯物主义来揭示机器大生产的内在矛盾，只不过他还没有能力完成这一预期目标而已，这与“技术决定论”“知识拜物教”存在本质差别。从这个角度而言，哈贝马斯的指控并不符合“机器论片断”的真实情景。在这方面，海因里希的判断是比较符合实际的：这一片断固然重要，但它只不过是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一个过渡环节，在许多问题上还存在明显的历史局限性，决不能将其夸大为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最高点，更不能以此为依据来建构马克思的革命理论，否则，就会遭到历史必然性的无情审判，意大利工人主义运动的失败就是铁的证明。当然，我们并不能由此彻底否定这一片断，那样就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必须看到，在这一片断中，马克思提出了许多对未来社会具有指导性的思想，譬如基于机器大生产的劳动解放理论、一般智力、自由时间和财富尺度等问题，即便在今天看来，依然具有不可忽视的当代价值。在此意义上，意大利自治主义和认知资本主义流派基于“机器论片断”所进行的思想探索和理论建构，又具有不可忽视的当代价值。

作者简介：孙乐强，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文章原载于《江海学刊》2024年第2期，经作者授权在本公众号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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