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介 | 侯才：《〈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的一种文献学研究》

本书的主要内容和特色是：（1）在确认《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手稿的纸张编码均为恩格斯所标注的基础上，按该纸张编码顺序对“费尔巴哈”章诸文本进行重新编排；（2）运用马克思和恩格斯手稿的高清照片对手稿在判读方面存在歧异的逾百处字迹进行重新辨识、判读和勘定；（3）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定稿以及经过本书作者重新编排和勘定而形成的新德文文本为底本进行译注；（4）对在“费尔巴哈”章文献学研究方面仍存留的某些重要问题进行进一步的考证和辨析。

《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费尔巴哈”（以下简称：“费尔巴哈”章）手稿高清照片的公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一部第五卷（以下简称：MEGA2_1/5）的问世，以及“费尔巴哈”章在线版（以下简称：Online版）的上线，使“费尔巴哈”章手稿的原貌和形成过程得到了较为客观和清晰的呈示，同时，也开启了“费尔巴哈”章研究的新起点。

《德意志意识形态》在线版
（图片来源：http://www.online-dif.com）

鉴于MEGA2_1/5将“费尔巴哈”章视为文集并对其文本编序采取了以写作时间为主、逻辑顺序为辅的编辑原则，在客观上排除和否定了原始手稿所标注的纸张编码的作用和意义，从而也否定了该章固有的文本编序，鉴于既有的“费尔巴哈”章的诸种德文原文版本在对手稿某些语词乃至句子的判读方面仍存在一定的分歧和差异，以及鉴于仍有某些遗留的文献学疑难问题和专业语词的汉译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本书作为一种研究性质的学术版文本主要致力于下述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将“费尔巴哈”章所包含的固有文本视为既相对独立又有机统一的整体，按笔者所曾提出的编辑方案，即确认纸张编码1—5均为恩格斯所标注，以该纸张编码为准则来对“费尔巴哈”章诸文本进行编排，对“费尔巴哈”章诸文本进行重新编序。将未编码的、标记有“无法插入”字样的文本“1. 一般观念体系，尤其是德国哲学”作为“导言”草稿的遗留文字以及视为“费尔巴哈”章的最初开篇方案排在文本“导言”之后。将巴纳所发现的、被马克思编为第1、2、29页的3页手稿视为“大束手稿”的组成部分。同时，将MEGA2_1/5所收入的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这一文本排除在正文之外。

二、运用“费尔巴哈”章手稿高清照片对手稿在判读方面仍存在歧异的逾百处文字进行重新辨识、判读和核准，提出自己独立的判定意见，并据此对既有德文文本进行校勘。

三、鉴于经过重新编排和判读、校勘的德文文本已区别于既有的诸通行德文文本，故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最终修定的文稿以及经过笔者重新编辑和判读、校订所形成的新的德文文本为底本进行必要的汉译和注释。为尽可能忠实原作的风貌，尽量采用直译的方法。充分重视对哲学专业语词的翻译。同时，注意充分吸收既有诸种汉译本各自的优长。对某些重要的或特殊的语词和句子的翻译注出既有诸种汉译本的不同译法，并加以适当的说明。

四、对在“费尔巴哈”章文献学研究方面仍存在的某些重要问题进行进一步的考证和辨析。

《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的原文书名应译为《德意志观念体系》。郭沫若在1938年率先推出该书“费尔巴哈”章汉译本时，借用了日本学者森户辰男和栉田民藏于1926年在日译该书第一章中的德文语词Bewußtseinsform（“意识形式”）时所创制和使用的中文概念“意识形态”，用“意识形态”这一概念来翻译Ideologie（“观念体系”）一词，以及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称谓来作为自己的该书汉译本的封面标题和扉页主标题，由此也在客观上创生了汉语中的“意识形态”这一术语。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郭沫若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称谓来作为自己的该书汉译本的封面标题和扉页主标题，但是，他在该书的扉页主标题下面仍添加了一个说明性的副标题：“原名：德意志观念体系论”，并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将Ideologie一词翻译成“观念体系”而非“意识形态”。鉴于“意识形态”这一术语在中国早已为人们所普遍接受，俨然成为定论，本书的标题仍继续沿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称谓，但是在译文中则将Ideologie一词一律译成“观念体系”。

《德意志意识形态》1938年言行出版社

郭沫若译本扉页

本书在编版即分页、左右分栏、格式、右栏补充文字和批注所在位置等诸方面均尽可能严格依照原始手稿相应页面的样式，并通过不同的印刷字体将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字迹相区别。

编译凡例

上编  文献学问题研究

一、关于第一卷“费尔巴哈”章的主要作者

二、关于含“费尔巴哈”章在内的第一卷的写作动因和“原始论题”

三、关于第一卷“费尔巴哈”章的文本构成

四、关于第一卷“费尔巴哈”章的文本性质

五、关于第一卷“费尔巴哈”章的文本结构和排序

六、关于第一卷“费尔巴哈”章手稿的文字判读和文本汉译

中编  文本重建和文字判读

Deutsche Ideologie, I. Band, Vorrede

Deutsche Ideologie, I. Band, I. Feuerbach

{1}-1 I. Feuerbach

{1}-2 Entwurfsseite: 1. Die Ideologie überhaupt, speziell die deutsche Philosophie

{2} A. Die Ideologie überhaupt, namentlich die deutsche

{3-4}

{5}

[1-2，8-35，40-72]

下编  重建文本译注

《德意志观念体系》第一卷：序言

《德意志观念体系》第一卷第一章：费尔巴哈

{1}-1 （恩格斯纸张编码1；伯恩斯坦编页1—2；IISG档案编页A11，1—2）

{1}-2 底稿页（伯恩斯坦编页41—44；IISG档案编页A11，7—11）

{2} （恩格斯纸张编码2；伯恩斯坦编页3—6；IISG档案编页A11，3—6）

{3-4} （恩格斯纸张编码3—4；伯恩斯坦编页7—10，11—14；IISG档案编页A11，12—15，16—17）

{5} （恩格斯纸张编码5；伯恩斯坦编页45—48；IISG档案编页A11，18—21）

[1-2，8-35，40-72]（恩格斯纸张编码6—11，20—21，84—92；伯恩斯坦编页49—64，69—74，75—82，83—116；IISG档案编页A11，21a—21b，22—45，46—53，54—87）

附录一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1845年稿）

附录二  恩格斯：费尔巴哈

参考文献（附：简称）

译名对照

编注后记

侯才，吉林长春人。哲学博士，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副主任兼学术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曾为联邦德国慕尼黑大学哲学系访问学者和柏林自由大学哲学系高级访问学者。专业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哲学基础理论等。主要代表作有《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发展》（初版，“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1994；修订本，“当代中国学者代表作文库”，2021）、《郭店楚墓竹简〈老子〉校读》（1999）、《竹简〈老子〉——考订与注释》（德文，2008）、《马克思的遗产》（2009）、《郭店竹简〈老子〉》（英文，2017）、《哲学的涅槃——探寻哲学的审美化之路》（2022）、《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演变史（全5卷）》（主编，2013）等。

一般而论，研究者面对的外译文献均为次生形态的文本，即经过了文字识别和判读、必要的整理以及翻译等诸程序和环节，其间难免会发生某种程度的失真和背离。因此，对原生文本的追溯就成为研读外译经典文献的必要前提和重要门径。《德意志意识形态》是一部作者生前未能最终完成和发表的文稿，对其原生形态的追溯就显得更为重要。

本书的编撰可谓出于一种自我强迫的使命感。这可能是基于本人的某些主客观条件。在主观方面，自己最为青睐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著述就是《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也曾长期从事有关该章的研究和教学。特别是，确认该章手稿的纸张编码全部为恩格斯所标记以及应以此作为该章文本编排的根本依据和准则的方案系由本人明确提出，因而也有责任将其付诸实施。另外，本人的第一外语实际上为德语，虽为大学毕业后才修习，明显先天不足，但毕竟也经过专业学习和具有留学经历，尚可勉强用之。在客观方面，出于对“费尔巴哈”章的青睐，本人藏有“费尔巴哈”章的各种中外文版本，其中包括郭沫若的1938年译本，周建人（克士）的1941年译本，广松涉本人亲赠的1974年广松涉版，以及利波尔（Hans-JoachimLieber）等主编的1971年版《马克思著作集》第二卷（《德意志意识形态》卷）等珍本，这无疑为研究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面对这些条件，自己不禁无形中感到一种压力，感觉自己似乎负有一种无法逃脱的责任。正是在这种莫名的使命感的驱动下，历经一年多的不懈努力，大体完成了本书的编撰工作。期间，深感此项工作的浩繁、琐碎和细微。

脱稿之际，正值北京新冠防疫工作进入高潮。这样，此项工作也就成为对这段半封闭宅居生活的一种特殊纪念。

本书的出版得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长赵剑英教授的大力支持以及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的热心资助，责任编辑朱华彬主任及校对、排版人员为顺利付梓付出了辛勤努力，谨在此深致谢意。

2022年6月22日于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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