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介 | 陈良斌：《马克思哲学视域中的承认理论研究》

承认，作为当代政治哲学和社会批判理论的焦点问题，具有悠久的思想史和社会史传统。本书以文本为基础，系统梳理和解读了马克思对于承认问题的立场观点、内在逻辑以及方法论，力图在马克思的哲学语境中重构承认理论的理解框架，并对当代西方承认理论及其“回到黑格尔”的理论旨趣进行反思和回应。同时，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实践所开启的承认问题的现实生长点，对中国语境下的承认理论方案展开具有建设性的学理想象，进而为丰富和深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及其科学内涵提供有益的尝试。

一、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是承认理论？

承认理论，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上，它是指以承认命题为核心、从主体（间）认知的视角出发来把握人类社会关系的“一种得到完善发展和具有成熟研究范式的哲学理论”。据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保罗·利科（Paul Ricoeur）等人考证，承认理论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就理论的演进逻辑而言，大致可以分为笛卡尔、康德式的认同性承认，洛克、柏格森式的自我承认，以及黑格尔、莫斯式的相互承认这三种典型模式。狭义上，承认理论则是指20世纪晚期西方思想界兴起的一股批判性的社会哲学思潮，其理论源头主要来自费希特和黑格尔，并与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具有直接的亲缘性关联，其代表人物主要有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泰勒（Charles Taylor）、霍耐特（Axel Honneth）、弗雷泽（Nancy Fraser）等人。其基本观点表现为在多样性、复杂性为表征的当代社会中，从主体间性视域出发，辨别与理解社会冲突与政治对抗中的内在逻辑，从而凸显出文化精神维度以及社会心理层面上相互承认的重要性。

在目前国际学界“回到黑格尔”思潮的影响下，承认理论在学界的共识中更多地是作为德国古典哲学意义上来探讨，也即狭义的承认理论。因此其肇端一般都会追溯到费希特那里。费希特在《自然法权基础》中提出承认是个体之间一种特殊的相互关系，包含着交互性，他提出承认不是简单的知识，而是一种自由。同时，承认不仅仅是一种概念，而是一种行为。其后，黑格尔在受到费希特有关承认阐述的影响下，在交互主体性上予以长足地发展，从而将承认理论正式体系化，因此从黑格尔开始，承认理论才开始初具规模。虽然承认问题是黑格尔贯彻一生的理论线索，但是，相关探讨相对集中于早期的《耶拿手稿》、《精神现象学》和成熟期的《法哲学原理》之中。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耶拿手稿》，它是上述著作中最后刊行的以手稿形式发表的著作。黑格尔正是在这里提出了其承认构想的基本框架和基本范畴。这批手稿其实是从1802年起黑格尔在耶拿大学为开设《逻辑与形而上学》、《自然法》、《思辨哲学体系》等课程而准备的演讲提纲，由于是讲义手稿，故多为观点的勾勒，加之部分散佚，行文并不连贯。其中，1802年冬季开始，黑格尔撰写了《伦理体系》（System der Sittlichkeit），1803年起到1806年之间讲授了《思辨哲学体系》、《实在哲学》等课程，荷夫迈斯特（J. Hofmeister）按照时间顺序将这些讲演手稿编入两卷本《耶拿实在哲学》，即分为“1803/4讲演录”和“1805/6讲演录”，内容主要包括自然哲学、精神哲学和实在哲学三个部分，后收录于拉松版《黑格尔全集》当中，而英美学界对于这批手稿的关注则迟至20世纪70年代末才开始，首先由国际著名的黑格尔研究权威哈里斯（H. S. Harris）和诺克斯（T. M. Knox）以拉松版为底本，将《伦理体系》和《精神哲学》一部（也即《耶拿实在哲学》第1卷中的精神哲学部分）合并翻译，最终以《伦理体系与第一精神哲学（思辨哲学体系第三部分）》（System of Ethical Life 1802/3 and First Philosophy of Spirit （Part Ⅲ of the System of Speculative Philosophy 1803/4））为题出版，并附哈里斯长篇评介。而《耶拿实在哲学》第2卷的精神哲学部分则由美国的黑格尔研究专家利奥·劳奇（Leo Rauch）于1983年翻译，译本以《黑格尔与人的精神：精神哲学（1805—1806）的耶拿讲演译疏》（Hegel and the Human Nature: A translation of the Jena 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Spirit（1805—1806）with Commentary）为题刊行，亦附长篇评议。尽管《耶拿手稿》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但公诸于世后始终鲜有问津，当然这批手稿也是“黑格尔所撰写的最晦涩艰深的著作之一”。一直到20世纪中叶，卢卡奇、马尔库塞、卡尔·洛维特（Karl Löwith）等人才将这座思想富矿发掘出来，此后路德维希·希普（Ludwig Siep）、哈贝马斯等人则从手稿中发现了青年黑格尔所浓墨勾勒的承认主题，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霍耐特对黑格尔承认理论的重构更是引起了英美学界的巨大兴趣，从而引发了当前人们对于承认问题的反思。在承认理论的源头上，除了费希特和黑格尔之外，哈贝马斯、霍耐特、克里斯·亚瑟（Chris Arthur）、安德鲁·齐逖（Andrew Chitty）、米歇尔·宽特（Michael Quante）等人也关注到了马克思对于承认的探讨。齐逖就提出在马克思那里，承认的线索也同样存在着被人们遮蔽的问题。在他看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和《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等文献中都散落着马克思对“承认”问题的阐释。而霍耐特则更为关注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及其人类学含义。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如果说承认理论在费希特、黑格尔和马克思那里是理论的酝酿阶段，那么进入20世纪以后，承认理论逐渐崛起，并逐步成长为一种社会理论形态。在这期间，法国的亚历山大·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让·依波利特（Jean Hyppolite）和萨特最具代表性。科耶夫是公认的最杰出的黑格尔研究者之一，他对黑格尔的解读可以说“统治”了法国甚至西方的整整一代人，形成了所谓的“科耶夫式黑格尔”的解释路径。他的承认思想偏重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因此他从“主奴辩证法”出发，重点阐发了黑格尔对承认的理解。此后，与科耶夫同时代的依波利特则将黑格尔的数部巨著，如《精神现象学》翻译成法文，从而随科耶夫一起掀起了一股黑格尔研究热潮。在《自我意识与生活》的文章中，依波利特专门就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和“自我意识”作出评论，其中在对“主奴辩证法”的理解中涉及到了部分对于承认问题的反思。而根据T.斯多姆·黑特（T. Storm Heter）的研究表明，萨特也受到了黑格尔承认思想的影响，认为伦理是一种对他者的义务，因而伦理关系必须建立在主体间承认的基础上，并主张主体必须尊重和承认他者的自由。相应于“主奴辩证法”中主人与奴隶的关系，萨特主要探讨了作家与读者之间的相互的尊重，并诉诸于对方的自由，他在《什么是文学》与《反犹分子》中分别详细涉及了“相互承认”与“相互非承认”，并在后期的“笔记”中比较了作家—读者的相互承认关系与主人—奴隶之间的非承认关系，由此基本上型构起他的承认理论。

相对于法国，德国对于黑格尔的研究显然源远流长，除了对于著名的“主奴辩证法”探讨早已汗牛充栋，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此类研究的重心并不在承认问题上，故在这里不做详细展开，同时当代承认理论对于黑格尔的兴趣更多地是随着《耶拿手稿》的发表而开启。路德维希·希普（Ludwig Siep）是最早关注并自觉发掘黑格尔承认理论的学者，可以说他在承认理论的发展史上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此后的承认研究诸如哈贝马斯、霍耐特等人也多受其启发和影响，但由于其著述较少被译介，在英美世界中影响较为局限。因为从他开始才真正挖掘并澄清了承认对于黑格尔思想的重要性，据丁三东的考证，当前承认研究的文献几乎都源自于他的《作为实践哲学原则的承认》（Anerkennung als Prinzip der praktische Philosophie）一书。同时，希普的观点对当时尚处于统治地位的科耶夫提出了重大挑战。他认为承认在自我意识上，作为主体之间双重意义的行为，通过与他者的联系和中介，来完成各自的自我关系。他主要从两个层面来阐述黑格尔的承认思想，首先分析了个体与个体之间的承认关系，将它区分成爱与斗争这两种类型，其次，分析了个体与制度之间的承认关系，此外他还阐释了黑格尔关于自由的四个向度来呼应黑格尔所提出的“被承认的自由”。因此，如果说承认理论在费希特、黑格尔那里尚处于一种不自觉的状态，那么从希普开始，承认理论才真正开始进入一种理论自觉。而哈贝马斯也对黑格尔的耶拿时期保持高度关注，曾经专门以“劳动与相互作用”为切入点，认为在黑格尔那里，“财产作为法律承认的实体，产生于劳动过程，因此在得到承认的劳动产品中，工具活动和相互作用是相联系的”。同时，哈贝马斯认为，由于“法律上得到承认的自我意识是劳动和为获得承认而斗争这两个过程的结果。因此我们来从直接的自然力量的律令下解放出来的劳动过程，包含在争取承认的斗争中，以至于在这种斗争的结果中，在法律上得到承认的自我意识中，也包含着通过劳动获得解放的要素”，于是，“黑格尔用从外部自然和从内部自然的力量中解放出来的观点，把劳动和相互作用连结起来。”哈贝马斯最后指出，黑格尔在进入《精神现象学》、《哲学全书》所构筑的精神哲学之后，对关于劳动和相互作用的关系、爱和斗争的辩证法以及承认的思想放弃了进一步的探讨。此外，哈贝马斯经过长期主体间关系的反思，将承认的主体间线索贯彻到自己的交往行为理论中，从而在承认理论的发展进程中独树一帜。

黑格尔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承认理论得到长足发展。霍耐特以“为承认而斗争”的倡议，提出一个源自黑格尔的三元承认模型，并力主在道德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政治伦理学，由此引起国外学界极大的兴趣和反响。除了霍耐特之外，泰勒、福山、弗雷泽、罗伯特·皮平（Robert Pippin）、罗伯特·威廉姆斯（Robert Williams）等知名学者都对承认议题进行了传承并各自进行深入的探讨和研究，从而在无形中推动了承认理论的迅猛发展。对于当前承认理论所探讨的内容，我们可以大致划分为两种主题：第一，继续挖掘和阐发承认理论在起源阶段的文本，尤其是对黑格尔的阐释；第二，结合历史与现实，将承认理论纳入经验层面和实践环节的反思、阐释中来，并试图发展出一种全新的理论框架来对现实进行再解释。目前国际学界主要对以下这些话题中承认理论的介入表示出高度的关注：承认的概念界定；承认与政治的基本价值（正义、平等、自由）；承认与社会冲突；承认与多元主义（种族、文化价值与女权）；承认与社群主义；承认与历史发展；承认与伦理及人类理想（自我实现、人类解放、良善的生活）等等。

霍耐特：《为承认而斗争》

二、承认理论的共性特征

虽然目前对承认理论的界定，国内外学界都缺乏明确的共识，其流派成员间也未形成成熟、一致的理论默契，但细加比较，本书以为承认理论的流派成员在观测视角、基本立场、价值原则、内在逻辑以及方法论路径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共性特征。

1.主体间性（或他者）视角

一般而言，承认理论可谓开启了主体间性的视角，在强调主体性的启蒙时代就开始重视他者的价值。从黑格尔开始，承认概念强调的是主体间的相互依赖性，而非某个主体的单方面运动。因此，承认他者也就是承认自身，承认在本质上反映的是一种主体间性。在《精神现象学》中，承认的发生始终具有双重意义，个体只有通过他者这个中项才能真正扬弃自我、认识自我，最终确立自我的自由。相反，单方面的承认则是“片面的和不平衡的承认”，具体表现在“主奴辩证法”中，奴隶对主人的承认就是一种虚假的承认。到了哈贝马斯那里，承认概念就从对他者的依赖性发展成对他者的包容性。所以，承认行为“并非仅仅针对同类，而且也包括他者的人格或他者的他性”，这种包容性既不是拒绝他者，也不是将他者完全囊括进来，而是一种开放的态度。泰勒同样强调他者的价值，但他侧重的是追寻他者承认与社会冲突之间的可能性关联。泰勒认为个人一旦离开了他者的承认，他对自身本质特征的理解，也就是个体的认同就会出现歪曲，这恰恰就是当今世界文化多元主义流行以及各类社会冲突的源头。在此意义上，加拿大魁北克人的反抗本质上与“奴隶”的反抗是一致的，都是未获得他者的承认，于是就会转化为斗争，并上升为“承认的政治”。霍耐特则在泰勒的基础上进一步挖掘他者与歪曲承认的经验基础与产生机制，从而将强暴、剥夺权利和侮辱这三种蔑视形式视为现实冲突的社会病理学来源，揭示了只有尊重他者，发展主体间的双向承认，才能实现人的完整性，达成其所追求的政治伦理共同体。

霍耐特

2.共同体（或团结）立场

承认理论坚持以共同体（或团结）立场来弥合现代社会的主体性裂隙（原子化主体所造成的社会分裂）。在哈贝马斯看来，现代社会的分裂源于系统与生活世界的分离。启蒙理性在现代社会中走向了工具理性，造成了作为系统的政治、经济等领域从原本统一的生活世界中分裂出来。在此过程中，作为系统媒介的权力和金钱反过来成为生活世界的主导，从而造成了系统对生活世界的入侵和现代理性主义的危机。对此，哈贝马斯主张以交往理性实现对现代理性的全面扬弃，同时在民族国家的基础上对生活世界积极建构，尤其是提出一种具有广泛公民基础的“世界共同体”来替代现有的联合国，建立新的世界秩序。泰勒的立场与哈贝马斯的现代性诊断十分相近。作为共同体主义（又译社群主义）的成员，泰勒始终坚持共同体（社群）对于个体的优先性，从原子主义和消极自由两个层面来批判自由主义，并借助黑格尔的国家范畴来重新定位民族国家的认同，尤其是将爱国主义置于承认的框架中探讨，揭示其作为一种“共同善”意义上的强公民认同。霍耐特也力图揭示现代性危机的本质，他与泰勒、哈贝马斯不同的地方在于从经验分析的角度来对现代性危机进行社会病理分析，他挪用黑格尔和米德的理论资源，将强调共同体价值的“团结”作为关键维度纳入其“爱—权利—团结”的承认的三位一体框架。他提出“始于个人完整性主体间条件的努力，最终也必须包罗相关于社会团结的承认模式，而团结只能从集体共同的目标中产生出来”，并且创出一种“后传统共同体”（post-traditional communities）的全新理念来超越自由主义与共同体主义。

3.平等主义原则

承认理论在核心价值的诉求上表现为一种平等主义原则。具体而言，平等诉求在泰勒那里表现为支撑承认政治要求的普遍平等的立场。泰勒借助对公民尊严和普遍承认的阐发，强调了现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之处，就在于等级制下荣誉观念的瓦解，尊严不再为特权阶层所垄断，而是全体公民所共有。因此，他认为，无论是公共领域还是私人领域，“平等承认的政治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按照弗雷泽的观点，平等不仅建构了她的承认政治规划的基本原则，而且还成为她的正义构架的核心概念。她认为，正义最一般的内涵就是“参与平等”（participatory parity），正义要求允许所有人作为平等的主体来参与社会生活安排。所以，“承认诉求只能在参与平等的条件下得以证明，这一条件包括相互的承认。”为了保证参与平等的实现，弗雷泽专门设计了两个条件，即物质分配独立性的客观条件和尊重所有参与者的主体间条件。与泰勒、弗雷泽不同，霍耐特的平等主义立场独具特色。在确切意义上，它表现为一种复合意义的平等主张，即不把平等视为一种独立的价值，但霍耐特并非否定平等的取向，而是强调实现平等所需的自由前提，“因为只有当它作为一种对个人自由价值的解释时，它才能被人们所理解：现代社会的所有成员都有着平等地实现自己自由的权利。所有关于社会平等的要求都只是通过个人自由才具有意义。”

4.差异性（或特殊性）逻辑

承认理论主张差异性（或特殊性）逻辑来对抗现代社会的同一性（普遍性）逻辑。哈贝马斯通过回顾民族国家的产生过程，指出宪法作为人民意志的反映以及程序主义的共识，体现的是民族国家对于个体差异性的三维承认：“每个人作为不可替代的个人、作为一个族裔或文化群体的成员、作为公民（即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成员）都应该能够得到对其完整人格的同等保护和同等尊重”，即对差异性充分尊重和承认。泰勒则明确主张一种“差异政治”来实现伽达默尔意义上的“视界融合”：“差异政治认为应当承认每一个人都有他或她的独特的认同”，从而推进对特殊性的承认。泰勒指出差异政治来源于“普遍尊严的政治”，因为它的理论基础源于普遍的平等主义潜能，但是两者之间却有着根本性的分歧：普遍尊严的政治本质上倡导普遍主义的价值规范，因而反对特殊性、无视个体之间的差别，与此相对，差异政治则“要求以公民彼此之间的差异为基础对他们区别对待”。艾丽斯·杨（Iris Marion Young）则在泰勒的基础上阐发了差异政治的逻辑，尤其是廓清了差异的内涵，她认为，差异政治“通过主张自己身份的积极意义，受压迫群体要去夺取命名差异的权力，推翻将差异视为对规范的偏离的隐秘定义……差异不再意味着他者、排他的对立，而是个殊性、多样性和异质性。”

5.对话（或协商）式路径

承认理论的理念在展开现实的可能性上主要表现为对话或协商的实践方式。泰勒认为，“人类生活的本质特征是其根本性的对话特征。只是因为掌握了人类丰富的语言表达方式，我们才成为人性的主体，才能够理解我们自己，从而建构我们的认同。”因此，无论是哈贝马斯、泰勒，还是霍耐特、弗雷泽，都主张通过对话、协商来解决社会冲突或公共领域的争议问题。在这里，哈贝马斯关于协商民主的主张最具代表性。他力图在一种语用学的交往理性基础上发展出所谓的双轨式商议性政治：“商议性政治是在意见形成和意志形成过程的不同层次上沿着两个轨道进行的——一个是具有宪法建制形式的，一个是不具有正式形式的”。前者是在国家权力层面上的立法、司法和行政协商，后者是在非正式的公共场合的自发磋商，分别对应弗雷泽意义上的“强公共领域”和“弱公共领域”，进而促成协商民主的实现。因此，协商民主在本质上是建立在相互承认前提上的程序主义话语民主。霍耐特同样追求协商民主的路径，但他与哈贝马斯稍有不同，他更为侧重非正式公共领域的协商，他重申“民主公众性机制”的重要性，他认为“不是国家创建公众性，而是公众性创建国家”。而现实的挑战是民众愈发普遍的政治冷漠导致民众与国家之间无法形成良性的机制性互动，因此只能加强非正式公共领域中民众的参与度，重新激发公众性力量，才能促进对话与协商，最终实现霍耐特所追求的“社会自由”与民主伦理。

三、回到马克思的视域与承认理论重构的可能性

当代西方承认理论旗帜鲜明地通过“回到黑格尔”那里，来挖掘、阐释和发展承认命题，藉此复兴黑格尔的实践哲学。因此，要真正地理解和把握当代承认理论必须从黑格尔的承认理论这个源头入手，才能穿越当前多元文化主义、身份政治、差异政治、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抑或后现代主义政治等纷繁复杂的意识形态，直接抓住问题的本质所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书发现一个多世纪以前的马克思在黑格尔哲学的批判过程中无疑已经为我们提供了极具参考价值的方法论视角和分析框架，这就为我们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在吸收和扬弃黑格尔承认理论的合理内核的基础上，重构一种马克思视域下的承认理论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行性。

马克思

但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今天重新回到马克思，并从马克思的思想资源出发来重构西方承认理论，并不是出于思想史考据意义上的特殊兴趣，抑或是为实现所谓理论上的创新而强赋新词，而是为反思和批判当代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发展的最新动向提供有力的理论依据和方法论支撑，并为切实解决我国当前所面临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提供有针对性的理论指导。众所周知，法兰克福学派以来左翼激进政治思潮包括承认理论的积极之处，就在于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批判精神。但是，在正面对抗全球资本主义的战场上，他们不仅在物质世界的社会主义实践上“缴了械”，而且在精神上基本丧失了话语领导权。在一片悲观主义情怀中，他们“曲线迂回”、转战“边缘”，收拾主流以外的“剩余”，把革命运动收缩在书斋里，在改变世界的实践运动中却毫无建树。这恰恰是值得我们警醒的地方。当前，在开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我们必须充分吸取西方左派的教训，积极开辟马克思主义的正面战场，以坚韧的党性和坚定的立场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当然，需要强调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由于革命成功的语境注定了在理解马克思重构承认理论的过程上与西方左翼政治有着本质上的差别。由此，在逆全球化愈演愈烈的现实背景下，通过回到马克思那里，汲取历史唯物主义的养分，重新审视和反思西方承认理论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幻象，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一种马克思视域下的承认理论为我们有力地回应理论与现实的挑战提供“批判的武器”就成为摆在面前的当务之急。

毋庸置疑，承认概念是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达到了空前的形而上高度。但是本书以为，只有到了马克思那里，承认才被历史性地引入到了现实之中，承认的内涵才获得了全面地丰富和拓展。那么，得出上述结论的依据何在？也即以马克思的思想资源来重构承认理论何以可能？如果可能，马克思重构承认理论又是如何发展起来的？

首先，这是由于承认其实是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中内蕴的一个重要理论范畴。在马克思的《穆勒评注》中，所谓承认，也即真正的承认是指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肯定和人之交往关系本质的确证，它同时构成了人类解放的愿景——“自由人联合体”的本质维度。在这里，承认成为联结个体与共同体的中介，为马克思彻底解决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内在张力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在“自由人联合体”中，每个人所面对的联合体是一个个具有充分个性的个体，在交往过程中只有给予对方完全的承认和尊重，才能获得真实的人的交往，而联合起来的共同体是必然以承认每一个体的个性价值为前提。

其次，马克思重构承认理论经历了一个历史生成的过程，具体而言，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承认的人本式构想时期、承认的交互价值论时期以及承认的实践唯物论时期。首先，在青年马克思那里，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承认的批判，以及经由劳动范畴中介获得相互承认的探讨，为我们勾勒了一幅人本主义承认价值观的多彩画卷。其次，马克思经历了一个基于“自由人联合体”理想的交互价值论的思想过渡时期。他通过相互承认来力图克服个体与共同体（集体）之间一直以来的矛盾，最终实现双方有机的和谐统一，尽管这种构想依然是从人学价值的判断推导而来，但它已经超越了黑格尔为代表的古典哲学，成为马克思重构承认理论思想的一大亮点。最后，马克思重构承认理论思想发生了实践唯物论的质的提升。他认为真正的承认不是“思想的活动”，而是“历史的活动”。他通过对资本主义拜物教的批判，指出承认关系的物化根本在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无产阶级才能进入“自由王国”。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将目光集中在改造世界和实现自由王国的过程，并着手将承认的方式改变成无产阶级合法斗争的武器，最终完成了由理论叙事转向革命实践的历史性升华。

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拜物教意识

再次，马克思重构承认理论存在正反两个向度的建构，体现出破立并举的特征。从反向维度来说，承认理论思想蕴涵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在马克思看来，人与人之间的承认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被扭曲为虚假的承认，人的关系异化为物的关系，人的本质的相互承认为拜物教所替代；从正向维度来看，真正的承认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肯定和人之交往关系本质的确证，但承认的实现不是依据某种道德要求和价值准则的人类想象，而是一种面向现实的历史活动，它需要客观的社会条件。因此，马克思将其落实在大工业所代表的生产力上，这就决定了承认的探讨必然离不开物质生产领域。

复次，马克思历史科学的理论框架中内含着重构承认理论的四个基本范畴——劳动、社会关系、资本和联合体。第一，劳动是马克思重构承认理论思想的主要载体，正是通过交互劳动的描绘，马克思才有力地阐释了真正的承认的内涵，并通过劳动与承认的关联建立起整个承认理论思想发展的一条关键线索。第二，社会关系展示了承认理论思想的宏观视界，凸现了马克思区别于一切旧哲学家的立脚点，成为马克思重构承认理论思想的一种观察方式或叙事方法。第三，资本作为马克思承认批判的主题，意味着一种异化的相互承认的物化形式，是对人与人之间相互承认关系的消解，标志着全面的物役。因此，无产阶级解放政治的实现必须要砸碎资本的统治。第四，联合体的提出代表了马克思重构承认理论思想的最终走向和价值依归。联合的方式昭示了马克思心目中建构真正承认的一个重要手段。

最后，从马克思出发来重构承认理论归根到底是为了探寻实现人类解放的现实途径。马克思区分了实现人类解放的两种历史途径，即革命与承认。相对于革命式的暴力斗争，承认具有相互和解的实践意义，它代表了另一种和平改造资本主义的有效途径。在这里，人类解放是目标，而革命与承认只是两种实现目标的途径或手段，因此手段的使用必须建立在具体历史条件的基础上。需要看到，在新的生产方式出现之前，也即资本依然处于上升阶段之际，无产阶级的人类解放议程不能仅仅采取革命理论的手段，而应当根据实际，采取相互和解的承认方式逐步实现对资本所创造的生产力的改造和占有。当然，20世纪以来，革命的彰显和承认的遮蔽也是适应历史条件的一种必然，但遗憾的是，承认被历史所压抑的客观现实，却被以往教条主义极大地误解了。由此看来，从马克思出发来重构承认理论的思想体系，其实受到了20世纪革命史以及启蒙以来主体性哲学的双重遮蔽。

鉴于此，本书拟通过以下八个章节来系统建构马克思哲学视域下承认理论的基本框架：

第一章首先对当前国际学界以“回到黑格尔”为指向的承认思潮进行探讨，以期关注当代“黑格尔的幽灵”是如何复兴黑格尔的实践哲学。本章主要选择科耶夫和福山为分析对象，是缘于科耶夫和福山的观点与主张更具“黑格尔的幽灵”的典型性，更能充分地展现出承认理论以及“回到黑格尔”的理论举措背后所代表的西方政治意识形态的根本立场。通过对福山将历史解释为承认动力论的回顾，并由此前溯至科耶夫意在实现承认的“普遍同质国家”。所谓历史的终结意味着承认获得满足的人都成为了尼采意义上的“末人”，致使历史的终结也是承认的虚无化。鉴于此，本章主张回到马克思那里，对科耶夫—福山式的承认理论予以坚决地批判，并引出马克思“承认”方案的科学性。

科耶夫

第二章旗帜鲜明地回到马克思的立场上，在吸收和扬弃黑格尔承认理论的合理内核的基础上，力图重构起一种马克思视域下的承认理论，来回应当前“回到黑格尔”的思潮。首先指出马克思对承认理论进行重构的基本立场在于破立并举——对黑格尔的解构中展开建构。然后对马克思承认理论框架中的四个基本范畴——劳动、资本、社会关系以及联合体（共同体）进行观点性陈述。最后围绕着马克思视域下的承认理论的内在逻辑和方法进行阐发。具体而言，承认不仅仅是文化心理问题，而是首先关涉政治，但是马克思处理方式的独特性在于将政治问题经济化，从经济领域直击资本主义承认的现实本质，进而提出解决方法，走向自由人联合体。最后揭示出马克思的承认不仅是对黑格尔承认理论的重构，更是对当代西方承认理论的超越，因为它标志着人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多领域的全面解放。

第三章主要探讨马克思重构承认理论的政治向度。首先通过比较承认在亚里士多德时代的古代表达（建立在共同体正义之上的友爱政治）和在自由主义那里的现代表达（建立在个体正义之上的承认政治）中的正义症结，引出黑格尔的承认调和方案，在此基础上，揭示出只有马克思才真正地切中了承认背后的具体正义问题，指出马克思通过借助“自由人联合体”的构想，扬弃了古代承认与现代承认，全面阐明了普遍承认的基本内涵与作为中介的自由劳动的独特价值，并将承认的探讨纳入无产阶级解放的历史使命中，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中凸显正义的现实（阶级）立场。

第四章主要探讨马克思重构承认理论的经济向度。围绕着人的解放及其现实化的目标，在批判黑格尔和国民经济学的同时，马克思主张扬弃私有财产，实现生产交往基础上的真正的承认，同时对市民社会中的异化及其承认现象予以激烈批判。进入《资本论》及其手稿写作之后，马克思逐步扬弃早期人本主义的异化承认逻辑，通过厘清斯密以来的分工逻辑，抓住资本与劳动的“小流通”等关键环节，揭开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中单向度承认的真相，然后从作为承认对象的交换价值来切入承认关系的本质，经过抽象劳动及其劳动二重性理论的论证，阐明价值及其价值量才是商品得以普遍承认的原因，其衡量尺度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藉此，马克思最终将承认问题所代表的“主观公式”落实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客观公式”之中，从而在根本上揭示工人阶级解放及其承认的现实化必须建立在彻底打破资本统治的基础上。

马克思：《资本论》

第五章主要探讨马克思重构承认理论的生态向度。首先指出人与自然的和解在本质上体现了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相互承认关系：一方面，体现在作为“实现了的自然主义”的人，必须承认自然界作为人类生存环境及其内在规律的先在性；另一方面，表现在作为“人化自然”的自然界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一种肯定与确证。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对于自然的蔑视，导致物质变换的断裂和自然的贫困，因此生态危机的激化反映出人与自然的相互承认关系的崩溃。因此，马克思主张必须消灭资本逻辑，实现社会的全面变革，真正把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相结合的共产主义作为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实运动，达成人与自然的相互承认与双重解放。

第六章主要探讨马克思重构承认理论的文化（审美）向度。不同于西方承认理论将承认关系从文化心理视角来理解，马克思从人本身的丰富性出发，通过承认来回归感性，实现全面的审美解放，使每个人都能够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根据马克思的构想，承认事实上对于人的审美需要起到了一种中介作用，因而承认构成了人的审美关系社会化的一个关键环节。而审美意义上的解放标志着共产主义的实现和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这一刻也意味着作为目标意义的相互承认体现在人的解放内涵之中，而作为手段（中介）意义的相互承认则真正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将被彻底超越。

第七章主要针对当代西方语境下承认理论的最新发展进行再审。本章主要以西方承认理论的旗手——霍耐特为例。霍耐特自2013年以来连续推出《自由的权利》、《承认还是歧见》、《社会主义的理念》等大量著述。这些作品反映了他在爱、权利和团结为模型的“承认一元论”的基础上继续对当代承认理论进行推进和发展。具体而言，他主张继续回到黑格尔的实践哲学领域，在黑格尔法哲学的基础上发展出一种宏大的“社会分析的正义论”来弥合实现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或规范分析与社会分析）之间的鸿沟，并继续深入到现代社会的内部，试图以承认为内核的政治伦理学来应对当代理论与现实的挑战。对此，本章通过站在马克思的承认立场上对霍耐特的最新理论举措予以批判性回应。

第八章主要关注当代中国语境下承认理论的可能性建构。本章指出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到“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提出，再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这些党的创新理论本身蕴含着丰富的承认理论意涵，它们不仅在“两个结合”的理论层面与马克思视域下的承认理论形成了高度的共契，而且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基础上，在面对纷繁的全球化挑战下，将承认的理念推进为一种具有中国智慧的探索，并实现了对西方承认理论的扬弃与超越。当然，以承认理论的视角来理解和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绝不是为创新而创新的理论独白，而是为如何从新时代这一关键时期迈向自由人联合体的远景目标提供具体的理论引领和方法论借鉴。

导论

第一章 “回到黑格尔”还是“回到马克思”

第一节 “黑格尔的幽灵”与作为历史动力的承认

第二节 普遍同质国家与承认的虚无化

第三节 历史终结论的破产与回到马克思的承认语境

第二章 承认理论的重构：马克思的立场、观点与方法

第一节 黑格尔的批判与马克思的重构

第二节 承认理论重构的基本观点

第三节 承认理论重构的逻辑与方法

第三章 承认、正义与共同体

第一节 承认的原初表达：友爱政治与共同体正义

第二节 承认的现代表达及其反思：共同体的瓦解与个体正义的批判

第三节 无产阶级的承认旨趣：自由人联合体及其正义的实现

第四章 资本的批判与承认的本质

第一节 承认概念的政治经济学缘起

第二节 异化劳动、生产交往与承认的非现实化

第三节 分工逻辑的澄清与承认真相的揭橥

第四节 交换价值、“小流通”与资本逻辑

第五节 承认本质的解读与“客观公式”的剖析

第五章 承认、自然与解放

第一节 人与自然的和解：相互承认的达成

第二节 物质变换的断裂、自然的贫困与承认关系的异化

第三节 相互承认和人与自然的双重解放

第六章 审美、感性与承认的超越

第一节 感性、承认与人的审美尺度

第二节 异化承认与审美幻象

第三节 审美解放与超越承认

第七章 当代西方语境下承认理论进展的再审视

第一节 解放政治的当代叙事：承认逻辑还是歧见逻辑

第二节 霍耐特社会自由的建构及其批判

第三节 霍耐特理念的重构及其批判

第八章 当代中国语境下承认理论的现实意蕴

第一节 承认理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第二节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承认意蕴

第三节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比较优势

结语

参考文献

陈良斌，男，1981年生，江苏海门人。本硕博毕业于东南大学人文学院，获法学博士学位。现为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芝加哥大学访问学者，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承认理论和空间哲学等研究。入选江苏省高校优秀青年思政课教师“领航·扬帆”计划、江苏高校青蓝工程优秀青年骨干教师、东南大学仲英青年学者等，兼任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城市哲学分会副秘书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理事、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分会理事、马克思恩格斯文本文献研究分会理事、新华日报《思想周刊》特约研究员等。已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省部级社科基金项目3项，出版专著2部，在《哲学研究》《哲学动态》《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等期刊发表论文五十余篇。

Notice

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转载本公众号推送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