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静 | 马克思价值形式理论阐释范式转换及其在21世纪的意义

由于其历史哲学的视角和辩证法的基本特征，马克思主义从来都不是一个一经发现就被彻底发掘的理论，而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基于其哲学本质的动态性理论。无论是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谢·尼·布尔加柯夫（С.Н.Булкаков）还是鲁宾与帕舒卡尼斯，以至于今天，如柄谷行人、索恩—雷特尔、齐泽克以及“新马克思阅读”“新辩证法”等学派都试图根据自身独特的理论视角对马克思价值形式理论加以关注，使得价值形式理论得以延续和重建。马克思价值形式理论从而不再局限于政治经济学批判，而是成为强调物化现象和异化状态的社会批判理论，成为思考资本逻辑与世界革命的左翼激进批判理论，其理论阐释范式得以不断拓展。

以李嘉图、斯密为代表的经验主义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原始的实物交换”为分析的起点和前提。土地等其他各种资源都属于纯粹的实物交换，交换的依据或交换价值的源泉是体现在被交换物品中的劳动。以原始实物交换为前提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显然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市场条件并不相符，从中引出的劳动价值论必然也就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交换规律相矛盾。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条件下，由于平均利润率规律的存在，商品交换比例或商品价值通常并不是由产品中所包含的劳动量来决定，而是取决于生产商品所需要的资本量。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成为一种趋势和通则。确实，在古典经济学家那里，社会经济已经被认为是受到一定客观规律所制约的，其发展存在着理论上可预测性的现象。而在这一现象中，各范畴相互之间亦存在着一定的内在关联性。然而，由于他们本身的立场，他们仅仅从现象上分析各经济范畴之间量的关系，无法从本质上把握这些经济范畴之间质的关系，更不能指出劳动产品之所以成为价值，正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框架之内产生的。他们更加无法透过物与物的关系，进而揭示在物的遮蔽之下的社会关系的本质。因此，“他们的研究不能揭示资本主义生产运动方式的本质与发展规律，这就取消了他们对于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内部联系研究的灵魂”[1]。

斯密

李嘉图

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从未通过对商品的分析，特别是通过对商品价值的分析来揭示在这一形式之下价值向交换价值的转变。即便是斯密和李嘉图这两位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杰出代表人物也没能认识到这一步的重要性，从而将价值形式作为无关紧要的概念。而这不仅归咎于他们只注重对价值量的分析，更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他们的自然主义立场。他们没有认识到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生产中产品所采取的最抽象形式，也是最为一般的形式。此外，价值形式还作为社会生产特定范畴的标记，从而赋予劳动产品以特殊的历史性质。如果认为在不同社会形态下，生产方式只是以一种自然、永久和既定的模式运行，就必将不仅忽略价值形式的具体差异，也会忽视商品形式以及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的具体差异，从而无法揭示隐藏在商品之下的特定社会关系。

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不同，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开始直至《资本论》，马克思坚持认为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独有的关系表达，价值必然以货币的形式表现出来。他指出，劳动的产品之所以成为价值，是因为它们是在资本关系的框架内产生的，这种价值必然以货币的形式表现出来。相应地，货币也就是价值和资本的最佳表现形式。“价值形式”这一概念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其不同著作的不同段落中屡次出现。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的第三节“价值形式或交换价值”中，马克思通过对价值形式发展三个阶段的分析，从价值理论中引出了货币理论。他抓住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揭示商品的内在矛盾，从而说明货币的起源、分析货币的本质。通过对简单、个别、偶然的以及总的、扩大的价值形式到对一般价值形式直至货币形式的分析，马克思第一次证明了价值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是抽象劳动的凝结。马克思说：“他们本身的社会运动具有物的运动形式，不是他们控制这一运动，而是他们受到这一运动的控制。”[2]92这一似乎是自律与理性的社会运动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具有了物的规定性，解释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的普遍命运。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价值形式的概念中蕴含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切矛盾与不平衡状况，是这种状况最一般、最抽象的存在形式。它揭示了商品经济社会中，货币以物的形式遮蔽了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遮蔽了私人劳动者之间的社会关系，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正是从对这一经济细胞或曰元素形式的分析开始的[2]7。价值形式理论对从简单商品生产到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这一历史演变过程进行了辩证分析，论证了货币的产生及其本质，科学地摧毁了古典经济学“劳动货币”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价值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

《资本论》第1卷，2004年版，92页

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合理内核的把握为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提供了认识论前提。马克思指出，不能仅仅从“内容”即“使用价值”去揭示“商品”的秘密，而是需要对商品的形式予以更为深入的把握，进而揭示“资本不是物，而是一种以物为媒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2]8。马克思通过把劳动过程的具体资本主义特征与劳动产品的相应表现形式结合起来，从而解释资本关系，创立了一种新的理论话语和新的理论范式。他首先通过对价值形式不同抽象层次的分析，将这一已被普遍接受的概念重构为具有其独特理论特征的概念。正是这个澄清—具体化的方法，说明了在马克思那里存在着“抽象”从一种关系性的经验存在转变为内在矛盾性的、历史性的科学方法，即在历史唯物主义高度上之于辩证法的运用。①以历史的观点为科学的抽象提供前提，将一切掩盖着生产关系内在联系的东西抽掉，显示出事物的本质，马克思“不是分析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物质技术层面，而是分析其社会形式，即构成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生产关系总体”[3]2。正是这一方法实现了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克服了以往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抽象性与历史性相互排斥的特征，价值形式理论的科学性也正凸显于此。由此，马克思开启了将价值与剩余价值理解为历史特定社会关系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在这一理论构建中，马克思广泛地涉及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命题，他对价值形式的演化进程及其内在机理的考察和分析、对黑格尔辩证法极其娴熟和成功的运用，都为价值形式理论范式的拓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之后，认识到价值形式重要性的首推希法亭与谢·尼·布尔加柯夫，两者都强调了马克思关于价值形式和货币的分析。19世纪70年代之后资本主义从相对平稳转入动乱，工业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西方资本主义的技术、观念和制度加速向全球扩张，庸俗经济学在边际效应学说提出之后更是成为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的统治思想。在此情境下，以庞巴维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对《资本论》第一卷进行了猛烈攻击，对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加以全盘否定。希法亭对庞氏的观点予以坚决反对，他指出庞氏将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混为一谈，从一种非历史与非社会的视角出发，将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作为一种自然与永恒的范畴。在反对庞巴维克对马克思价值形式理论误读的同时，希法亭明确指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价值理论有着共同的出发点，即作为人类社会基本因素的劳动，这一因素的发展最终决定了社会的整体发展。劳动价值理论体现的正是商品社会基本生产关系的理论公式，这种生产关系寓于平等的商品生产者之间。希法亭的这一观点将价值与剩余价值理解为历史上的特定社会关系，是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一种社会批判理论的首次尝试。希法亭的这一观点对苏联经济学家鲁宾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启发。

希法亭

谢·尼·布尔加柯夫

进入20世纪，在帝国主义战争、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及西欧群众性阶级斗争的背景下，鲁宾以及帕舒卡尼斯等人在资本主义固有矛盾和深刻危机被暴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呈现的过程中对价值形式理论予以维护，并且从“商品经济生产关系的一般理论”和“法的商品交换理论”的视角，以更加激进的立场揭示了价值形式理论所蕴含的“物化”批判思想。鲁宾追溯了从19世纪40年代早期作品直至《资本论》第三卷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著作的主题，他认为马克思对劳动本质的关注特别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形式中的人类创造性活动的关注，贯穿于马克思的理论著作中。在马克思不断地变化术语的同时，其概念也更加激进化。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他往往围绕着“异化”或是“疏离”的概念来阐释他的观点，后来他又使用“物化的”或是“凝结的”劳动进一步凝炼他的观点，商品拜物教理论也为他提供了集中的、统一的分析框架。在马克思的晚期著作中，商品拜物教理论成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生产关系的一般理论”。因此，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只能够在商品拜物教的语境中被理解，“价值理论只能以那种分析商品经济一般结构的拜物教理论为根据”。鲁宾最后还考察了异化概念、商品拜物教理论以及价值理论三者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这是对同一个问题即确定资本主义经济形式中人们创造性活动这一问题的三种诠释。这一考察也表明了马克思对以下三个问题毫无兴趣，即价值标准的自身规定、脱离了历史特定生产模式的价格理论的发展以及资源的有效分配。

马克思的理论是就人们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如何被操控的批判性分析，并不关涉对人与物的工具性管理。鲁宾曾言，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资本论》的副标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而绝不是“效率管理手册”[3]xiii。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特点就在于从生产、流通与分配出发，对社会关系进行历史与辩证的分析。鲁宾指出，马克思的价值形式理论反映出他对黑格尔“内容即具有形式于其自身”这一规定的把握与继承，形式是内容的“内在规定”、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与内容相比，形式在社会历史变迁中更为重要。从黑格尔的哲学总问题出发，鲁宾强调了在马克思的价值概念与其他政治经济学的价值概念之间坚守界限的必要性。这是因为在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中，首先，商品生产者社会生产关系存在的前提正是作为抽象劳动物质表达的价值形式；其次，社会劳动分配从取决于抽象劳动数量的价值量转而取决于劳动生产率水平。由此可见，马克思的“价值形式”理论实际上是对既定劳动形式加以分析的结果，这一理论是马克思价值理论最具有独创性的环节[3]70。对马克思价值形式理论的分析不仅有助于揭示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性与暂时性，也有助于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物化现象与异化状态，揭示马克思商品拜物教之于马克思全部经济体系特别是他价值理论的基础作用。

IIsaak Illich Rubin, Essays on Marx’s Theory of Value

帕舒卡尼斯

帕舒卡尼斯主要通过对商品形式或曰价值形式的映照来说明法律形式之间的关系，揭示了商品形式的资本主义属性，进而探讨商品形式、资产阶级法律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他的理论通常被称为“法的商品交换理论”。他认为，基于商品交换的等值事实是法律关系的显著特征，正是这一点使法律有别于其他所有社会关系。帕舒卡尼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本立场，将马克思分析商品形式或价值形式的基本方法应用于对法律形式的分析，为特定历史形式的法律规制提供历史唯物主义的解读。

19世纪、20世纪之交，马克思主义思想表现为以考茨基等人为代表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和以卢卡奇及柯尔施等人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两条不同的主要阐释路向，而鲁宾、帕舒卡尼斯与两者皆不同。他们另辟蹊径，试图从马克思价值形式理论出发，探索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之于国家理论、法律关系等社会批判的方法论意义，将马克思价值形式理论运用于解释社会财富与政治强制形式，释放了政治经济学批判未被发掘的社会批判潜力。在这一社会批判理论阐释范式中，鲁宾通过对抽象劳动的概念、价值形式的辩证法以及价值形式的抽象结果的一系列分析得出的论断尤为引人注目。他指出，商品拜物教理论是“马克思整个经济体系的基础，特别是其价值理论的基础”，社会关系的物化是“商品—资本主义经济的真正事实”，它所涉及的生产关系之“‘物化’并不仅仅是‘神秘化’或幻灭。这是当代社会经济结构的特征之一……拜物教不仅是社会意识现象，也是社会存在现象”[3]6。正是这一论断为马克思价值形式理论的当代发展提供了理论前提，一方面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发掘出社会批判理论，另一方面为社会批判理论奠定了政治经济学基础。这基本上已经包含了日后左翼激进批判理论对马克思价值形式理论进一步阐释的诸要素。

当代西方一部分左翼学者如广松涉、齐泽克等人，他们都将价值形式理论作为言说他们本身思想的理论工具。与之相反，在1968年学生运动之后的几年里，联邦德国的年轻马克思主义者们试图获得对马克思理论新的整体性理解，更为严肃地对待价值形式理论，这就是德国左翼批判力量“新马克思阅读”（Neue Marx-Lektüre）运动的缘起。他们在阿尔弗雷德·施密特的引导下，以巴克豪斯（Hans-Georg Backhaus）、莱希尔特（Helmut Reichelt）为核心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进行了重新解读。经由20世纪60年代后期巴克豪斯、莱希尔特等人的最初阐发，历经几代人，直至今天以埃尔贝（Ingo Elbe）为代表的年轻一代的总结与阐发，“新马克思阅读”始终体现出一种强烈的以黑格尔为导向的辩证法方法运用与对象性反思，强调马克思“价值形式的辩证法”。受其直接影响，20世纪90年代初在英国以亚瑟（Christopher J. Arthur）和史密斯（Tony Smith）为代表的“新辩证法”（New Dialectics）学派以及以博内菲尔德（Werner Bonefeld）和霍洛威（John Hollway）为代表的“开放马克思主义”（Open Marxism）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的价值形式理论。在这些西方左翼批判理论家那里，马克思价值形式学说作为一种理论基础、理论前提得以发展，他们批判性地继承了希法亭、鲁宾等人对价值形式的社会历史性视角与辩证法视角，在反对经验主义的道路上继续前行。

巴克豪斯

当代价值形式理论的发展滥觞于罗斯多尔斯基（Roman Rosdolsky）在《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一书中对鲁宾的发掘，与对马克思价值形式理论通常意义上所进行的经济学分析与纯粹量化考察相反，罗氏强调一种质性社会理论②的做法，呼吁人们重新关注马克思的价值形式概念，特别是对鲁宾阐发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蕴含的哲学—社会理论内涵加以重新发掘。他指出，鲁宾分析了“《资本论》的结构是怎样贯穿着辩证法，而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借鉴来的方法论在其经济学中又扮演了怎样的决定性角色”[5]。巴克豪斯等人正是受到罗氏的启发，在对《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进行哲学阐释时从鲁宾的分析入手，依托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重新讨论价值形式。

Ingo Elbe, Marx im Westen, Die neue Marx－lektüre in der Bundesrepublik seit 1965

“新马克思阅读”的理论要旨包括实在化与本真性、资本自治主体的构建以及主体价值。巴克豪斯和莱希尔特充分肯定《资本论》德文第一版文本的独特理论价值，这也是重建价值形式理论的关键所在。他们强调马克思的“二重化”（Verdopplung）概念，对传统经济学意义上劳动的二重化概念进行哲学诠释。在“新马克思阅读”那里，资本首先被认为是一种“自治主体”，它以既虚假又真实的形式存在。通过考察马克思如何看待商品价值之于价值形式的获取这一问题，巴克豪斯探讨了价值实体之于形式的二重关系，将价值形式确定在“事物的社会关系”之上，从而进一步确定了在价值形式之上表现出的人的主体活动维度和社会的客观性维度。他指出，社会不仅是主体而且是客体，强调劳动创造价值的社会性。莱希尔特则区分了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体现出的观念的二重化与现实的二重化，从而阐发价值形式内在的辩证运动，而这一辩证运动反映在货币具有逻辑关系的内在规定性上。这些内在规定性包括作为价值尺度的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以及实现了“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相统一的货币。作为价值完成形式的货币范畴掩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冲突，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社会劳动与私人劳动、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之间的矛盾冲突的必然结果。“新马克思阅读”的代表人物们普遍认为，价值形式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在逻辑上必然发展出的外在形式。实现主—客体双重维度的统一，关键就在于以价值形式为前提，探究货币形式的客观性外表之下所掩盖的社会结构的本质。“新马克思阅读”的一些其他代表人物，如约阿希姆·希尔施、罗伯特·库尔茨等在价值批判的前提下，对国家理论与阶级问题的研究都颇有建树。21世纪以来，埃尔贝等人对新马克思阅读的思想传统进行了总结与阐发，并相当激烈地批判了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认同哲学”的理论妥协性[6]。“新马克思阅读”通过对价值形式的理论重建，证明了辩证法不仅是一种思想方法，更是一种事物的特定结构。

博内菲尔德

Werner Bonefeld and Kosmas Psychopedis, 

The Politics of Change: Globalization, Ideology and Critique

无论是“新马克思阅读”还是新辩证法学派，亦或开放的马克思主义，都认为价值形式理论的重要性在以往的理论中并未得到应有的关注与彰显。而在面对新的社会现实时，马克思的价值形式理论尤其是理论方法，能够对经济价值关系的构成、维持和发展予以更高程度的批判，从而对资本主义社会、国家和法的本质进行再思考。这一左翼激进批判理论阐释范式通过发扬价值形式理论其中蕴含的辩证法思想，以一种激进表达的方式重建价值形式理论，重新发掘拜物教、劳动、资本、阶级、国家、危机等范畴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马克思价值形式理论在激进社会批判维度上的展开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在西方世界遭遇危机的背景下仍然得以发展和重建，也是对西方世界老生常谈的“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这一论调的直接而有力的反驳。